香港鴉片貿易及封鎖史 

鴉片戰爭後，英方為了和中方培養良好關係，指示第一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爵士禁止運載鴉片的船隻使用香港港口。不過，由於英方擔心有關政策只會令別國插手鴉片貿易，遂於翌年暫延該項禁令。自此之後，香港成為鴉片的貿易樞紐。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爵士認為，香港凡有一定資本的非公務員必然從事鴉片貿易。實際上，香港只有少數大型公司沒有涉及惡名昭彰但有暴利可圖的鴉片貿易。1845至1849年間，有說維多利亞港處理達四分之三的印度鴉片作物，每年存放於香港的鴉片平均達40,000箱，價值1,600萬英鎊。1866至1872年在任的港督麥當奴(Richard MacDonnell)爵士表示，香港平均每年入口80,000箱鴉片，總值約1,100萬英鎊。

1858年《天津條約》使鴉片合法化，外國船隻在支付關稅及釐金後便可於條約港經營鴉片貿易。雖然條約規定鴉片只能以中國的船隻運往內地，但有些在港華人利用帆船經非條約港把鴉片和其他物資運返內地以避稅。因此，中國政府流失大量由鴉片衍生的稅收。自1867年11月起，中方在香港附近設立九所海陸關所，中國關稅船隻亦開始在香港附近水域巡邏，搜查非法偷運鴉片及其他貨物的本地船隻。部分關所設於佛頭洲、長洲、急水門（即汲水門）及荔枝角，事件被形容為中方海關「封鎖香港」。封鎖行動在1867年開始，至1886年結束，本地貿易因而蒙受巨大損失。本地及外國商人皆對此猛烈批評，並向政府施壓以求解決問題。不過，由於本地洋人社羣反對干涉港口運作，故問題並無解決。 

 1885年，中英雙方於倫敦簽署《煙臺條約》（1876年）的附加條款。條約規定每箱一百斤的入口鴉片均須繳付30兩關稅，大清海關亦會就每箱鴉片收取不多於80兩的釐金。關稅和釐金繳清後，鴉片運往內地時便無須另行繳付稅款。附加條款簽訂之後，船政廳長轄下成立了海關監督署，以記錄及控制鴉片在香港出入口的情況，封鎖香港行動亦告結束。

中國自1880年代起種植鴉片，在價格競爭下，鴉片入口數量開始下降。另一方面，在教廷及英國政府施壓下，香港關閉所有煙格，並停止向中國輸出鴉片。鴉片貿易終於在1917年結束。

皇家海軍在佔領香港之初旋即於今日的金鐘建立貨倉，怡和洋行亦於東角購地興建貨倉。怡和洋行的貨倉在該處屹立超過一個世紀，直至1950年代初期才因發展住宅項目被拆。由舊照片可見，約於1845年，灣仔醫院山山腳沿皇后大道東一帶是與碼頭連接的貨倉區。雅賓利倉庫(Albany Godowns)於1844年在現今太原街附近落成，兩排共16座貨倉設有兩英呎厚的牆壁，可儲存30,000包棉花。其後，香港轉口貿易發展迅速，其他公司爭相建立貨倉。自1860年代初開始，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蘭德斯泰洋行(W.R. Landstein & Co.，音譯)及巴路士洋行(Burrows & Sons)於灣仔道醫院山的山腳建立貨倉。1872年，香港碼頭倉庫公司(Hong Kong Pier and Godown Co.)建成設有蒸汽吊臂、引擎及貨車的貨倉，並在1891年把該貨倉售予灣仔倉庫公司(Wan Chai Warehouse and Storage Co.)，後於1896年由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Hong Kong & Kowloon Wharf & Godown Co. Ltd.)承租。當時，鐵行輪船公司亦購入上環海邊大量空地以建造倉庫。怡和洋行於十九世紀末購入這些倉庫，其後轉售予新成立的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

1870年代起人口增加，以致需要更多土地建造住宅容納移民，灣仔的貨倉遂遷移至香港島西部的新建填海地區堅尼地城。自此，堅尼地城海邊滿是存放各類貨物的貨倉。該處自此用作貨倉區域超過一世紀，至1990年代才有新發展。

九龍尖沙咀廣東道一帶是另一主要貨倉區。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於1886年成立，在九龍半島西部佔頗大面積，並興建全港最大和最現代化的碼頭和貨倉。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該貨倉存貨容量達50萬噸，業務於1911年九廣鐵路建成後進一步增長。

從早年的舊照片可見，大部分船隻均停泊於港口最寬闊的部分，即維多利亞港和九龍半島西面海域一帶。貨物借助駁船運到岸上，乘客及船員則乘坐渡輪橫過海港，這種運輸方法沿用至今。其後，貨櫃運輸開始流行，政府於葵湧興建貨櫃碼頭處理貨櫃事宜。

原文：https://www.mardep.gov.hk/theme/port_hk/hk/p1ch3_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