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于丽埃特（Juliette Sade），在她的书《人渣革命》（The Residue Revolution）中借用了精神分析学家拉康·雅克（Jacques Lacan）关于描述作为“人”这个主体，剥离了所有外在属性之后，所剩余的“人渣”这个本体概念，来描绘了关于被统一教育制度所奴役的人，应当如何去反抗这样的监牢，以及预言了这座监牢的崩塌：
“那些受大规模教育流水线和标准模式下所铸造出来的人们，当被这些刻板知识，规训与惩罚，质量管理的考试，以及被出厂合格标签所打上烙印之后，去除掉这些灌入大脑的铅毒，他们作为人，还能剩下些什么？剩下的就是人渣。而未来的革命，就是关于人渣的革命。”
在美国恐怖小说大师爱伦·坡的《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和洛夫克拉夫特的《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中都描写了一个拥有数百年基业的家族最后消亡的故事。它们就算堡垒再坚固，无疑都拥有着诅咒或世代遗传的悲剧血脉，最终都倒塌在砖残瓦碎的末日里。而如今一座数百年的，从屋顶到墙根，看似坚固的高墙，却布满弯弯曲曲裂缝，就要崩裂为碎片的堡垒，它的名字叫做“现代教育制度”。
之所以称之为“现代”，只因它的年龄不过数百岁，诞生于普鲁士的黑森林。从它降生的那一刻起，它便是社会主义式的，由国家母体所操控的，关于人的生产工业化。是他们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
早上八点进入课堂，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校服，上课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问题先举手，老师如长官，按铃声统一所有时间段的功能性分配，统一学龄制，统一考试，统一惩戒与奖赏。
19 世纪法国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作息规章制度条款中，就有着类似于普鲁士教育制度的模式，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就举过这座巴黎少管所的例子。所有的时间分割由固定时间的鼓声决定，以规训少年犯们的每日作息，细致到吃饭、睡觉、起床、穿衣、祷告、洗手、劳动、学习等：
“第21条：进餐。犯人在10点钟暂停工作，到食堂就餐。他们必须先在各自院子里洗手，然后分组进餐。午餐后休息到10点40分。第22条：学习。10点40分，随着击鼓声，犯人列队分组到教室。上课时间为2小时，交替学习读写、绘画和算术。第23条：12点40分，犯人以组为单位离开教室，回到各自院内休息。12点55分，随着击鼓声，犯人按劳动小组集合 ......”
事实上，在当今学校中所习以为常的电铃声，替代了曾经昏暗少管所里的手动鼓声，一切变得更加具有自动化和工业化，如每个未成年人的大脑中安上了一根发条橙子，正如库布里克的同名电影中所示：人的行为模式是可以被强制习惯性所操控的。这种强制性，自普鲁士时期到今天，都被称之为“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的最初概念，来自于 16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今德国）时期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来对抗天主教所把控的教育垄断权。这项提议后来受到军政府重视，随后在 17 世纪出现了《魏玛学校章程》和《学校指南》，规定入学年龄为 5 岁，要求：“所有儿童直至学完所应学的全部知识，并经当局审查合格，方得离校”，并形成法规：第一次缺席时，每缺课一节，罚家长 1 便士，依次递增，至每节课罚金 6 便士为最高额。
这项由反垄断初衷建立起来的制度，很快成为了新的教育垄断。推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创建 1800 所学校，制造了“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的帝国。而到了 1794 年，腓特烈大帝掌握了全普鲁士境内所有孩童的教育控制权，在《普鲁士民法典》中宣布：
“凡普通学校与大学，都是国家机构。只有得到国家认可和批准，才能开办学校。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该接受国家的监管，随时接受其考核和检查”。
普鲁士的崛起和战争为整个欧洲带来巨大的震惊和冲击，各国开始纷纷效仿普鲁士教育体系，正如法国在学校里教导孩子不要忘记，那些在地图上用黑色标示的迷失的省份“黑色污点”。
自此，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全面在西方世界全面开花，为德国的共产主义埋下了理论实践的伏笔。该观点认为，社会是可控制且可计划的，在某种“良性”的顶层设计中，社会资源将会得到更有利的调配，从而实现国家层面上的宏大梦想和千年计划。
在这一思潮的驱使下，统一步伐依赖于统一思想，统一思想依赖于统一教育，于是，自由之花便会被扼杀。在最严格贯彻这一要求的普鲁士，便出现了它应该拥有的症状。在德国学者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所撰写的剖析德国民族性格的一书《铁血与音符》（How to Treat the Germans）中，就讲述了其专制教育对国民思想的摧残。
那些在德国历史上曾经重要的思想之智者们，大多不属于普鲁士地区。施瓦本的开普勒、巴伐利亚的丢勒、荷尔拜因、歌德、席勒、巴赫、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舒曼、瓦格纳、约翰·斯特劳斯、布莱尼茨、叔本华、黑格尔、格林兄弟、尼采，全都来自于萨克森或奥地利的南德人。
除此之外，贝多芬和康德是混血，门德尔松、海涅、马克思则是犹太人，而普鲁士则盛产军事强人，如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埃米尔·路德维希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地区间的社会性差异。正如二战后，普鲁士所在的东德地区，习惯性地拥抱了带有超强纪律意识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埃米尔·路德维希看来，德国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黑色纳粹风暴的漩涡中，不是没有历史车轮的悲剧。诗人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说：
“德国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轻人和老人，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首先要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德国人。”
德国知识分子痛恨本土现代教育体制下的集权社会国民的奴性，甚至期望于境外势力对德国的解放，贝多芬为拿破仑写歌，认为德国被拿破仑征服也比本国暗无天日的专制世界更好，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更是宣称：
“日耳曼人简直就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在拿破仑企图解放我们的时候，德国人竟然还作出抵抗行为。”
在被战争所席卷的欧洲，普鲁士教育所带来的强国模式，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借鉴，让每一个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在战争年代，组织化的社会比散漫的社会具有更强的力量，为了追求并纯化这种力量，甚至演变出了社会达尔文式的反人类政策。
如一种病毒，从欧洲蔓延到美洲，再到亚洲，随着各国对本国教育体系的改革，拉通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系统教育模式，主宰了人类自孩童到成年近 20 年的漫长时间，这种现代教育体系便统治了整个地球，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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