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剪影
那是2007年百花盛开的春天，我在位于新西敏市区的杜府第一次见到了杜维运先生。杜师母是我们的瑜伽老师，我们因杜师母而结识了杜先生。那时的杜先生已进入耋耄之年，但身体健硕，慈眉善目，斯文儒雅，让人顿生亲近之感。杜先生和蔼可亲，我和朋友们与杜先生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无拘束感，大家与杜先生谈天说地，相见恨晚。我们发现杜先生酒量甚好，大家始与先生浅酌，后来发展到痛饮，杜先生果然是山东人本色不改，年纪虽长，依然豪气万千。我酒量尚可，从此与杜先生结下酒缘。每每请杜先生小酌，大家无不尽兴而归。
当时不知杜先生在史学界的名头，后来网上一查，方知杜先生学富五车，在史学方面颇有造诣，我们这票对史学没有多少见地的小辈，杜先生并不见怪。记得2010年在UBC大学的课室里，杜先生给我们上了两堂文化普及课，我们有机会聆听杜先生讲述四书五经的历史作用，对我们提出的各路山高水低，参差不齐的种种问题，杜先生均一一耐心解答，让我们也领略了一把史学家的风范。望着杜先生长长的寿眉，我常常走神，想起杜先生的老同乡——孔夫子老先生，都是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却依然治学教人不已。
不过，杜先生的运气可比孔先生好，年少时奔波于战乱之中，但后来却能在和平年代著述立说，还锦上添花地娶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杜师母，给我们树立了才子佳人的写实样板。杜师母爆料，当年的杜先生清贫而孤身一人，没有丰厚的家资和过硬的靠山。用杜先生的话说；那时“股票无一张，当票一大把。”可杜先生有才情，字好，情书写的好，一封接一封，坚持不懈，风雨无阻，终于打动了佳人芳心，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其后，儿女双全，父慈子孝。我们上杜先生家玩，看见桌上摆放着儿子给老爸画的漫画，并写上警示语：妈妈几十年如一日，老爸有麻烦啦！小杜先生没忘给老杜先生提个醒。其实杜先生没有麻烦，只有心甘情愿做陪伴的“劳烦”，在明媚皓齿的杜师母旁边，杜先生怎么着也得是衣冠楚楚，精神矍铄的样子呀。我们请杜先生喝酒，杜师母拦不住，便请女儿做监酒，女公子陪座，老杜先生果然浅浅斟之，徐徐饮之，一改快碰杯，猛饮酒的做法，收效奇佳。
杜先生生于中国大陆，但成长和成名却是在台湾。杜先生在台大执教多年，弟子三千？估计只多不少。还有若干学生进入仕途，成了台湾政界的高官。我问杜先生是否也有做官老爷的机会。杜先生告诉我，当年确实给某高官当过助理，拎过两天公文包，可总感到不自在，最终还是退回书斋，还书生本色，逐成为著名的史学教授。在中国特色的环境中，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只有在学术界，还能相对获得和保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在政界，顶着红帽子，蓝帽子（国民党）和绿帽子（民进党），留恋着顶戴花翎，还能保持文人的风骨和气节？我为杜先生感到由衷地高兴，官场少了某官吏的废话不算什么，但史学界少了一大家之言却是重大损失。
（杜先生的部分著作）
当年的台湾保留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我们所在的大陆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文化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革”了命。但是古人早就说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学子也在努力地学习和恢复已经陌生的文化遗产。杜先生为了文化的传承，不管年纪，只论“史学”，不谈政党，只叙历史。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等院校讲学，与大陆学者进行交流，在国内出书，为播撒文化的种子作种种努力。杜先生送了我一本他所著的自传《翰墨生涯》，我方知杜先生的至亲亡于大陆新政府初期的土改运动。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杜先生放下了心中的仇恨，将人民和政府区分开来，将文化和政治剥离开来，不将自己囚禁在个人的怨恨之中，而承担起更大的文化使者的责任？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个史学家的胸襟吧。
我敬佩杜先生的为人，却没有机会成为他的弟子。我和杜先生常常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是你的学生的话，您会给个高分吗？杜先生笑着与我碰着杯中酒，说；“一定会的！”杜先生，虽然您已登仙境，我会记得您的话，在史学方面，我得高分的可能性很小，但在做人方面，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获得人生中的高分。
今生著书育人无愧翰墨生涯
来世且看后辈仍尊史学大家
杜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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