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人 （下）
黄老师成为中大的青年教师后，勤勤恳恳地学习着，工作着，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恩师那样的人物，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何其快乐也！谁知风云突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高等学府乱作一团，学校成了打斗的场所，反动的学术权威自然要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
根红苗正的黄老师不愿踏出这只脚，成了逍遥派，他时常去的地方不再是图书馆，而是广外的校园。这又是为何？我们广外余秀梅老师与黄老师是同班同学，虽说毕业分配去了位于北京灯市口的妇联机关大院，六五年广外成立时，她调回广州，成为创办广外的第一批老师。他们在六四年结为伉俪，但分别在中大和广外教书，交通不便，双方又全心投入自己的教学工作，在同一都市里成为分居两地的牛郎织女，文革乱象反而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团聚。终于到了一九七零年，中大外语系和其他几间大学的外语系与我们广外合并，黄建华老师从此成为我们广外的老师，重新开始执教生涯。
当时的法语班学生人数依然很少，而老师却因为各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外显得富富有余。此时文革风渐渐平息，各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始运作。不久在广州的东方宾馆召开了全国辞书规划工作的会议，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资深编辑陈原（后来被称为中国社会语言学之父）得知广外开办的外语语种多样，到广外组织简明法汉，简明英汉，简明日汉，简明德汉，简明泰汉等词典的编纂，黄建华老师被任命为负责人和联络人。这一机遇，让黄老师与词典学有了不解之缘，开始在茫茫辞海中泛舟，直至今天。
一九七一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大量的联合国文件被分至各大学外语系，外语学院更是责无旁贷，黄老师和我们广外的老师都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同时也接触和了解到外面世界的信息。一九七七年，通过两次考核，黄建华老师成为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P4级别的高级审译，一直在巴黎教科文组织工作到一九八一年。
（这就是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所在地）
联合国的高级审译待遇都很高，大家都以为黄老师一步登天了，从不富裕的老师行列跨入万元户级别了吧，这是做梦！当年的出国到国外机构工作的人员顶着名义工资的头衔，大部分都上缴国家，兜里只有区区些许散碎银子过日子，连请同事喝杯咖啡都不够。即使这样，黄老师的小宇宙依然大爆发，与人合作翻译了《自然法典》《公有法典》《塞瓦兰的历史》等著作。同时还给国内刊物撰写文章。
一九七九年五月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人束纫秋，尚丁等人创办《辞书研究》（现在该刊物由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共同办刊），因为黄老师编纂《简明法汉词典》的工作圆满成功，出版社聘请他为特约专业撰稿人。从此黄老师定期给该刊物投稿，在巴黎工作期间也未曾间断。黄老师得知著名的法国词典大家罗贝尔（Paul Robert）居住在巴黎，希望能与大师一晤，可那时没有如今的网络便利，黄老师按图索骥，通过电话黄页簿的姓氏查找，同名同姓者甚多，黄老师不厌其烦地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寻找罗大师，功夫不负有心人，某月某天某时，黄老师一通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罗贝尔本人！
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和交谈，罗爷爷同意与黄老师在巴黎著名的乔治五世大酒店见面。黄老师如约而至，罗爷爷年事已高，警惕性也高，不但在大酒店里租用了华丽的套间，身后还站着一膀大腰圆的保镖，这是把黄老师当成李小龙了？没想到来的是一位儒雅的中国学者，罗爷这才放下心来，与黄老师相谈甚欢，临别时还赠送黄老师他所编纂的书籍一套。
（法国著名词典学家罗贝尔）
当时的黄老师可能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他几乎走上了和罗爷爷同样的路。罗贝尔并非语言学家，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是研究柑橘，阴差阳错地成了词典学家，他耗费近二十年的时光，编纂了著名的大小罗贝尔词典。而黄建华老师在广外校长任职期满之后，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了《汉法大词典》的编纂工作，没日没夜，没有周末节假日，耗时一十六年，终于2014年完成并出版了七百二十万字的《汉法大词典》。
我问黄老师是否可以按个暂停键，休息一下了，黄老师说世界变化快，新的词汇不断涌现，词典约4-5年就需要增订，目前他和余秀梅老师，外加一位助手，还在工作着，不断完善着汉法大词典的内容。
这让多少人情何以堪，我们自愧不如，汗！大汗！黄老师不但年事已高，还患有肺癌，他却争分夺秒，依旧勤奋工作。回顾历史，黄老师编纂了《汉法大词典》和翻译了许多书籍，在广外创立了辞书研究中心，以及多年的教学工作，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黄老师告诉我，此生对自己，对广外，对国家都有了圆满的交代。
韩愈名联上半阙是：书山有路勤为径，下半阙为：学海无涯苦作舟。黄建华老校长是位勤奋努力在书山上不言退的攀登者，是位孜孜不倦在学海里荡桨的泛舟人。我们都希望在他的学无止境和严谨治学的精神引领下，广外会出现更多的登山者，更多的泛舟人，让勤奋好学的精神在广外代代传承！
（老校长黄建华和他全身心投入编纂的汉法大辞典）
图片来自网络
June
版权归Vansky所有，转载请标注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