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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套现?中国疫苗大王花235亿离婚,前妻成加拿大第三女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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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胡润女企业家榜》。碧桂园杨惠妍、翰森制药钟慧娟、蓝思科技周群飞等老面孔依然财力稳健,稳站三甲位置。同时,榜单中也不乏新面孔的出现。

 

在“新上榜”榜单中位居第一位的,是康泰生物实控人杜伟民的前妻袁莉萍,其以330亿元人民币身家排在整个榜单的第17位。

 

不同于其他新上榜的女企业家们,袁莉萍的财富值主要来自于与“疫苗大王”杜伟民的“天价离婚费”。而在这起235亿天价离婚案背后,也有投资者怀疑,夫妻俩到底是患难夫妻难同甘,还是存在“假离婚、真套现”的嫌疑。

 

今年57岁的杜伟民出生在江西省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民家庭。1987年,杜伟民从江西省卫生学校检验专业毕业后,被分配至江西卫生防疫站从事环境检验工作。

 

1993年,他放弃铁饭碗,带着辛苦攒下的几百块钱下海,成为一名疫苗营销业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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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伟民所供职的,正是日后臭名昭著的长生生物。在当时,手握甲肝、狂犬病疫苗的长生生物,是印钞机般的存在,无数人趋之若鹜。靠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杜伟民一路做到销售总监。

 

2001年,杜伟民与人合伙创办了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盟源)。当年9月,老东家长生生物将持有的长生实业0.68%的股权以43.79万元的对价,转让给了杜伟民持股的广州盟源,杜伟民就此成为长生生物的股东之一。

 

2002年,曾闻名资本市场的常州药业延申生物技术公司陷入亏损。杜伟民抓住此次机会,入股延申生物,对其进行重组,更名为江苏延申,并于2007年开始冲刺IPO。

 

2001年,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副站长韩刚君。

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各占股50%),并以43.49万的价格获得了长生生物的0.68%的股权,成为公司的小股东。随后,韩刚君又单独出资1932万元,买下长生生物30%的股权,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如今看来,这两笔交易疑点重重。首先是价格低得离谱。2003年,长生生物的净利润高达1888.3万元。其次,韩刚君的钱从哪里来?合作伙伴杜伟民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就在这笔隐晦的交易过后不久,更不可思议的交易来了:2003年,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拿出4000多万(这笔钱的来源也是个谜),要将长生生物私有化。

 

价格同样低得离谱,每股约合2.4元。后遭人举报低价贱卖国有资产,才把价格提高到2.7元每股。交易过后,高俊芳成为长生生物第三大股东。

 

2007年,第二大股东韩刚君也非常配合地把股权低价转让给了高俊芳,帮助后者完成私有化。

 

乍看之下,杜伟民在这场大戏中只是个小配角、路人甲,但就在高俊芳私有化长生生物的当口,2003年,杜伟民举家迁往加拿大,开始了悠哉的游学生活。

 

2007年,杜伟民卖掉加拿大的房产,放弃入籍,举家回国。等待着他的是一笔大买卖。

 

再次起步的杜伟民将目光瞄向了康泰生物。康泰生物成立于1992年,主营的乙肝疫苗市占率达50%。2007年,康泰生物因产品单一、业绩不佳,面临重组。

 

2008年,他通过持股达75.1%的深圳市瑞源达投资有限公司(专用于收购的壳,以下简称瑞源达)购入康泰生物38.7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并担任董事长与总经理。

 

此后几年间,康泰生物在杜伟民手中,逐渐被打造成了全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基地,被外界视为“中国乙肝疫苗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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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生生物、到江苏延申,再到康泰生物,杜伟民的三场造富游戏如出一辙:都是以极低的价格重组老牌疫苗国企,然后通过股权转让、冲击上市等方式牟取暴利。

 

而这三场造富游戏,也无一例外地遇到了一些波折。最著名的是,2018年,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前后15人被抓,长生生物摘牌退市,主角高俊芳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但这一切已经和杜伟民没什么关系了,没有人会找到他的头上。从长生生物获得第一桶金的这场游戏中,杜伟民早在2007年就已全身而退。

 

杜伟民距离危机最近的一次,是在2013年底。当年12月13日,媒体曝光了康泰生物乙肝疫苗涉嫌致2名婴儿死亡。一时间,舆论哗然。

 

两天后,国家药监局勒令康泰生物停产部分批号乙肝疫苗。

 

与此同时,又有多起类似死亡病例出现。在短短十天时间里,共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

 

一时间,有媒体将杜伟民冠以“杀婴者”的名号。康泰生物的声誉也跌入谷底。

 

但2014年1月3日,食药总局和卫计委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并归还了康泰生物的生产证书。

 

可短短8个月后,2014年9月,武冈一男婴在接种康泰生产的乙肝疫苗后,于次日凌晨死亡。医院给出的死亡原因是:因接种乙肝疫苗后合并双肺出血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随后,湖北省专家诊断小组给出调查诊断:受种者接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母)后死亡不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属于偶合症。但不排除乙肝疫苗接种后诱发脑、肺、心等较严重的基础性疾病的可能。

 

孩子母亲为此将康泰生物告上法庭。但最终法院只判定康泰公司承担10%的赔偿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康泰生物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是美国默沙东公司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低价援助中国的。

 

1988年,中国乙肝疫苗研发陷入僵局。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默沙东公司谈判引进重组rDNA乙肝疫苗技术。一开始,默沙东公司希望向中国销售疫苗:每个新生儿需要3支疫苗,价格约为100美元(与美国市场价格相同)。

 

中国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意味着每年要花费20亿美元购买疫苗,大约相当于中国当年税收的十分之一。

 

为了保护新生儿免受病毒侵害,最终,默沙东总裁瓦杰洛斯决定以700万美元的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

 

这几乎相当于无偿援助。这个数字,甚至不足以支付默沙东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员工去中国的费用。

 

因为这个决定,默沙东公司在其后30年减少了约600亿美元的营收。而康泰生物的成立,正是为了承担乙肝疫苗国产化的重任。

 

瓦杰洛斯有句名言:“科学和良心的结合,将解决几乎所有问题。”如果瓦杰洛斯知道,自己人道主义援助的乙肝疫苗中国国产化,会产生杜伟民这样的神迹,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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