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现代文明还有多远？

作者：David Rey 时间：2022-07-02, 08:01 阅读量：3088 评论数：4

哈耶克曾对法律的目的做过精准诠释：法律不是要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近期“红码”“黄码”等海啸级事件，毫无疑问都违背了法律的初衷。

比如，绝大多数人都将“红码事件”的处理方式当成一件“官民不同罪”的执法后遗症；而那场黄码引发的警民冲突之所以更恶劣，恰恰是它仿佛揭示了“少数公权可以根据需要定义法律”的荒诞现实。

当然，有些人一直苦口婆心地强调，这些热点事件的背后不仅是法治问题，还是有特色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但其实，少有人谈到的，却是它们“从头到尾”，更该被视为“司法问题”。

不过，由于大多数人对司法存在“种种误解”，这才过分低估了司法的力量和边界。其实，司法的重要性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几乎所有政治问题，或迟或早，终将转化为司法问题。

一般人理解的司法，往往是“非常专业的立法与执法”。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徐小群教授，在研究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现代性的磨难》一书指出，司法是衡量文明社会的标尺。

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首先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地基”。换句话说，司法第一个层次是确立一套现代司法体系，对国人而言，尤其涉及“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因为很多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其实都不是“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而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法理。

只有将“建设现代司法体系”当成目标，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才算入门。然而，这期间远非一蹴而就，而要经历无数挫折与阻碍。与之对应，《现代性的磨难》一书正是通过大量篇幅横跨晚清、北洋、中华民国三个时代，书写了长达37年间司法改革的种种磨难。

简单说，司法改革的核心磨难是“权力如何分配、运行的问题”。以众多热点事件为例，常规的解决方式往往分两步。先是政府出面“雷霆行动，从严从速”；后是具体部门“适度调整，简单处分”。

然而，从真正的司法角度，我们需要的恰恰不是政府主导的专项行动，而是让权力各司其职的常态治安；不是“官官相护的抱团传统”，而是“权力相互制衡”的司法机制。

即使明确了权力的分属、协调、制约机制，司法改革依然处于“进行时”。因为司法改革的最高层次往往不是司法的成功，而是“宪制的成功”。这种宪制绝非徒有其表的形似，也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口号。事实上，清末时，清政府便已预备颁布宪法，然而，由于没有立法、司法、执法层面的具体分权动作，这种现代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清末的宪制转型运动，最终促使清政府设立了徒有其表的“皇族内阁”

在书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要完成“宪制”改革，至少还需要当政者的决心，匹配的民情、及相应国际环境3大条件，只有克服这重重阻碍，中国才有可能跨越现代性的磨难，从根源上杜绝某些热点事件的反复发生。

最近，接二连三的热点一次又一次刷新着人们的底线。然而，我们不应被“愤怒、绝望”等负面情绪裹挟，因为热点之所以出现，恰恰是履行了司法改革的部分功能——“外围监督”。只是，社会问题不能总靠偶发舆情和热搜去拯救，而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运行机制。而当下中国,建立这套机制当然离不开曾经早已实践过、亦可汲取经验的“司法改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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