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皮肤明显干燥，手指和头发像接通了电源似的，经常“噼里啪啦”地乱响。太阳一晒，脖子上就起一片小疙瘩，又红又痒。趁着长周末，我到列治文的Aberdeen Center闲逛，想买瓶保湿的面霜和身体乳。
来到护肤彩妆店Aritaum转了一圈，正看着，一位皮肤白皙的年轻姑娘笑盈盈地迎上前来，客气地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请她推荐一款保湿效果好一点的面霜。她拿起几款新品，一边讲解一边在我手背上试用。
忽然，她抬起头朝我诡秘地一笑，问我是不是姓叶。我的第一反应是，也许她在电视里见过我，于是微微点了点头。接着她又笑眯眯地说出了我的全名。
见过我说“面熟”的人不少，但能叫出名字的并不多。记得有一次在超市遇到一个女人，她很肯定地说我们见过面，却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的，还怪我健忘。类似的事情多了，我也只能归咎于自己记忆不好。
这一次，难道遇到一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于是我又点了点头。那姑娘睁大眼睛，兴奋地叫起来：“叶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啊，我叫陈苹果，你还记得我吗？”
我愣了一下，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个长发披肩、时尚前卫的姑娘，却怎么也想不起她是我什么时候、在哪里教过的学生。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也难怪，都快二十年了，叶老师肯定认不出我了。”
我问她是什么时候认出我的。她说刚刚我在别的柜台转的时候，她从侧面就认出来了，只是当时不敢确定。
说话间，我从她的眉宇之间隐约找到了小时候的影子——乖巧、文静，一张胖乎乎的圆脸蛋。幸好她是个女孩，要是个男的，我可能又要被吓一跳了。
多年前在上海，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一次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有个年轻小伙子一直盯着我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正准备走开，他却径直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姓叶。他烫着头，头发染得很黄，嘴里还叼着烟，我心里一紧，以为遇到什么仇人。我小心地反问他是谁，他说：“叶老师，我是您的学生汪杰杰啊。”
听他这么一说，我又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才松了口气。
我把这段经历讲给陈苹果听，她哈哈大笑。
当年我教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才八九岁，读小学二年级。十几年过去，一个小伙子或一个大姑娘站在面前，确实很难一下认出来。我不禁感叹世界真小，在温哥华竟然还能遇到当年的学生。如果不是陈苹果认出我，我是绝对认不出她的。别说在温哥华的大街上，就是在上海，我也未必能认出来。这真是“女大十八变”。
回家的路上，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班级里其他学生的模样。还能记得名字的，只有于海荣和朱慧珍——于海荣聪明倔强、有上进心；朱慧珍漂亮可爱、成绩优异，都是班干部。其他学生的名字和模样，已经模糊不清了。不过那段做老师的短暂经历，依然留有一些清晰的记忆。
我在宜川路第二小学只工作了一年，是二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接手时，教导主任陈惠珍就提醒我，这个班特别调皮、好动，之前已经换过好几位老师，都带不下去。说白了，就是个“乱班”。
但我带班不久，广播操比赛、合唱比赛、语文成绩都有明显提升。我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作业不做，就留下来补；生词不会，多抄多改；课文背不出，就反复读；上课讲话，就请到教室外面去。总之——完成任务才有资格玩游戏。哪个孩子不爱玩？所以这办法还挺有效。
那时学区经常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开公开课，我几乎场场都去听。对我这种没有师范背景的新手来说，是极好的学习机会。与我学生时代相比，这些公开课规范得多：环节清晰、重点突出、设计精细，让我受益匪浅。
不过听多了，我也渐渐发现，公开课某种程度上更像一场表演——一台排练好的四十五分钟独幕剧。与其说是讲给学生听，不如说是演给领导和同行看的。如果每节课都按这个标准来上，老师估计要累垮。
光是备课就已经非常复杂：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流程、反思都要写得极其详细，还要全部记在脑子里。上课前还要准备黑板、小黑板、幻灯片、录音机，甚至自己做教具，板书也要提前设计好。讲课时既不能多一句，也不能少一字；既要亲切，又要有节奏；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最好话音刚落铃声就响。一堂成功的公开课，完全不输一档电视节目，而且还是现场直播，不能重来。
我也上过一次公开课，讲的是《朱德的扁担》。之所以选这篇，是因为听过一位特级教师讲得特别好。我把她的内容认真记录下来，再稍作调整。备课内容我倒不太担心，最担心的是学生回答后的点评——那完全是即兴的。
答得好，好在哪里？答错了，错在哪里？怎么引导？最怕那种答非所问的学生，让人措手不及。为了保险，我只点那些表达清晰、思路明确的学生，尽量减少风险。
为了在黑板上写好范字，我也下了不少功夫。真后悔小时候没好好练钢笔字。办公室里有位同事余缨，字写得特别漂亮，我干脆拜她为师，天天练。几个月后，总算可以在田字格里边写边讲结构，还能用红粉笔标重点，字也勉强过得去。
说实话，我还是挺喜欢当老师的：环境安静，人际简单，还有寒暑假，逢年过节还能收到家长送的小礼物。站在讲台上，像在一个小舞台上，学生仰头看着你，听你讲话，很有成就感。
可短短一个寒假之后，我的人生轨迹却悄悄改变了。
寒假里，在电视台工作的表哥介绍我去剧组拍一部儿童电视剧，在珠海拍摄两周，我担任场记。这机会让我兴奋不已：可以免费去珠海，还能见识拍戏，顺便赚钱。
珠海当时比上海更现代化，高楼、别墅、海景，一切都新鲜而舒适。我还爱上了一道菜——“荷兰豆炒鱿鱼”。一边吃一边纳闷：为什么这里的豆是扁的，上海的是圆的？为什么这里连皮一起吃？后来才知道，上海吃的是豌豆，不是荷兰豆。
拍摄延期，我没能按时回校。开学十天后才赶回去。校长和教导主任找我谈话，我解释原因，也表示愿意接受扣工资，但他们坚持要我写检讨。
一听“检讨”我就反感。从小看父亲写检讨，自己也被逼写过。一次偶发的迟到，已经解释和道歉，还要上升到思想问题？我既不认同，也写不出来。
领导态度很强硬：不写就不能上课。我索性回家。后来又被通知，再不上班就要开除。
与其被开除，不如自己走。
经过一番挣扎，我最终没有交检讨，而是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在那个“铁饭碗”极其珍贵的年代，这算是一个不小的决定。从此，我成了失业者。
顺便说一句，那份辞职报告，至今还躺在我的档案袋里，也是我钢笔字写得最好的一份。教我写字的俞缨老师，如今已是校长，还成了人大代表。
说回陈苹果。
十几年前在列治文的商场里，她在化妆品柜台做销售，一眼认出我。我们简单聊了几句，却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又过了很多年，我再次路过Aritaum。另一位营业员告诉我，陈苹果早就不做了，因为赌博欠了很多钱，几乎向所有同事都借过钱，有的还没还。
我一下愣住了。
当年在学校里，她是那种安静、老实的孩子。
人的变化，有时候，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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