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归根，父亲终于又回到了这片离别了快六十年的故土。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成都平原上的院落，四周是青青的竹林，竹林边是几分绿绿的自留地。地里种着大蒜、莴笋、萝卜、豌豆苗和红油菜。雨后的清晨，空气里还夹着丝丝的寒意，蒜苗、莴笋、萝卜缨和豌豆苗却挺立得直直的，它们是在欢迎父亲的归来。
红油菜开着星星点点的的小花，就像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挂在红色的枝头上。那一定是母亲迎接父亲归来的热泪。春节了，父亲和母亲又团聚在这片故土上。
啊，这么年轻！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父亲就成为故土的第一任区长。母亲，也不示弱，当上了这个县的第一任妇联主任。男才女貌，女才男貌，从此走上了恩爱的一生。
那匆匆的岁月，带走了青春的年华，却留下了如山的父爱。
记得，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会为我们兄妹几个带回一些各自喜欢的礼物。我喜欢读书，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我带回一本新书或一支笔，会让我欢喜好一阵子。
父亲不仅鼓励我们读书，还鼓励我们动手实践。
常听父亲讲爷爷种田的故事，于是喜欢上了“农活”。
一次，在小院子里动手用废砖为我喂的小鸭子砌一个小房子。父亲站在旁边指导，告诉我，房子不仅要有门，还要有排便的沟槽和一扇窗户，这样小鸭子才会喜欢住在里面。真是这样，小房子修好后，小鸭子们天一擦黑就会摇摆着小尾巴，欢欢喜喜的回到牠们的小屋。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时，看了《自然》课本上花生的特性，就问父亲：“花生开花后，真的会把花藏到泥土里吗？” 父亲鼓励着对我说：“那你试试。”
于是在后院里平整出一小块地，再去河边背回来一小背兜的细沙，掺在土里。花生喜欢干燥疏松的沙质土壤。因为父亲说，花生主要是从空气里吸收氮，再自己合成氮肥。
把地整理好后，再选出饱满的花生粒，剥出来后在水里浸泡半天，再一粒粒的种在土里。
过了大约两个月，在翘首等待之中，绿油油的花生苗开出了一朵朵的金黄色小花，煞是好看。按父亲的教导，我用一把小铁锹把花生苗间的土刨得松松的，因为花生开花后，花会慢慢的往土里钻。所以把土刨松，就是让它们容易钻进土里。花钻进土里后就会慢慢长成花生，因此花开得愈多，钻进土里的愈多，花生就会结得愈多。
记得那时花开了一片，一小块地就如一张金色的地毯。等到秋天，地里长满了花生，挖出来一称，足足有二、三十斤。这时，抬头看看站在一旁的父亲，他眼里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父亲出生农民家庭。爷爷是中农，没有多少文化，在田里辛辛苦苦劳作，毕生的愿望就是送几个孩子去城里读书。父亲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弟弟。
父亲的哥哥，我的大伯，是黄埔军校第八期学员，后来成为国民党第四十五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四十五军是抗日战争中滕县保卫战的一线部队。滕县保卫战中，有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电视剧「正者无敌」正是描写第四十五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的故事。
父亲的两个姐姐，我的姑妈是师范学校毕业，后来都是老师。二姑妈（排行老四，按老家风俗叫四孃）是成都七中中文老师，因为我爱读书，她对我的影响很深。
父亲的弟弟，我的五叔留在了农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的大饥荒，五叔未能挺过来，与其他几千万的同胞一样饿死在农村。
根据维基百科全书：三年困难时期，或称三年大饥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由于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导致1958年—1962年期间发生的全国大饥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8年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肯定了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时任中共中央监委调查组组长的李坚在安徽做了实地调查，他与安徽各县的负责人逐一核对了饿死人的数字，最后安徽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300万。那次调查，在李坚的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
四川的情况更严重。粮食年年大幅度减产，一九六一年的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231亿斤，比一九五八年的449亿斤下降了218亿斤，甚至比一九四九年还少收30亿斤。可是，当时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仍继续执行极“左”路线，对上浮夸虚报，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继续大量往省外调粮超过157亿斤。一九六二年六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胡耀邦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杨尚昆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一九六零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摘自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廖伯康在《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中的回忆）。
父亲为了不给我们负面影响，一直告诉我们五叔死于脑膜炎。五叔的死，是父亲心中的痛。他曾经很多次提到五叔，每一次都面带悲伤。
父亲学的是工科，严谨、实干、自律、不善言谈。
父亲学生时代，功课极好，每个学期都是拿全额奖学金。他大学用过的课本都保存很好。到我上中学时，他把那一本本的微积分，高等代数和高等物理课本都给了我。于是，我上中学时有机会读到民国时期出版的微积分课本。
父亲青年时期参加共产党，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和后来新中国的建设中。即便经历多次运动的冲击，在我们面前从未说过一句消极和负面的话。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还很小，为什么发生？谁对谁错？都没有概念。但是，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有一天，我被街上的热闹吸引住。街两旁站满了人群，一会儿，人群涌动起来，我看见几个人抬着一根铁轨在路中央吃力地走着，头上都戴着高帽子，那是一种大约七十厘米长纸糊的锥体（下大上尖）的帽子，前后左右是押解的红卫兵，稍走慢了，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我一下认出第三个是我父亲。我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画面对我心灵的冲击。父亲的高帽子上写着走资派xxx，就像电影里看见的红军时期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情景。父亲抬着铁轨，脸上冒着汗珠，吃力的走着，慢慢地消失在我充满眼泪和惊恐的眼中。那种印象，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后来听说还开了父亲的批斗会。长大后才明白批斗会是把被批斗人妖魔化为异类鬼蜮，不当人看待，是对被批斗人进行人格惩罚性羞辱的一种方式。用画花脸、站高板凳、喷气式（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等等手段对被批斗人进行折磨。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彻底打垮被批斗人的尊严，将其斗垮、斗倒、斗臭。虽不叫酷刑，但是一种摧残被害者身心的刑具，其毁灭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有人就因为不堪其辱而以自杀维护尊严。中国自古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格言信念。如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跳楼自杀致残；著名戏剧作家老舍自杀；杂文家邓拓自杀；北京市副市长和历史学家吴晗自杀，吴晗死前头发被全部拔光；人民日报名记者范长江自杀；著名翻译家傅雷自杀；北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有三子一女，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长子是著名的昆虫学教授，次子是科学院学部委员。三个儿子都选择了自杀。只有女儿尚在人世，现为中科院院士。著名散文作家杨朔自杀，杨朔是小学课文选《荔枝蜜》的作者。《荔枝蜜》很多孩子都能背下来，下面是《荔枝蜜》的结语：“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酿造着未来…”。如此热爱生命和生活的人最后选择了自杀，可以想见，杨朔当时受到了多么非人的羞辱和折磨。这份名单太长太长，它是中国历史的耻辱，是世界文明史的耻辱。
批斗后父亲被关进了牛棚，直到一年后才放出来。出来后，父亲只字未提他受到的羞辱和折磨。我们长大后，他也没再提起那些往事。
通过这件事，我慢慢明白了什么是父爱如山。那就是，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由自己承受，像一座大山挡在那里，不让负面的情绪传染给儿女。长大后，我对父亲更加敬佩：父亲在那样的环境里，让他的儿女对人生依然充满了正面积极的态度。
只是我，因为亲眼目睹父亲被游街的情景，后来在国内读书和工作中，几次婉拒了让我写入党申请书的要求。
在那个年代，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大学中学小学教学秩序混乱，且以政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大家比较典型的想法是，既然大学毕业也留不了城市。既然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读书还有啥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而且无论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担着一分心──因为“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都与被认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挂着钩。这种思潮当时被概括为“读书无用论”。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父亲仍然谆谆教导我们：“多读一点书”。
那个时候，书店里除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和马列主义的著作外，根本就没有其他书卖。在哪去找书读？！
那时，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造纸厂。有一次路过造纸厂，发现造纸厂新盖了一个大棚，里面堆满了书，堆成如一座小山。
“呵，原来书都跑这里来了。” 我心里像找到了答案。
造纸厂用围墙围着，厂门有人把守。我问守门人：“能不能进去看书？”。守门人说：“那哪行，那些都是封资修的东西！”。
那个时候，传播知识的书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瘟疫的东西。
造纸厂的围墙不高，可一个小孩却爬不上去。过了几天，我发现造纸厂后面有一段围墙靠着一个土坡，土坡离围墙很近，只要爬上土坡，一跳就到围墙上了。围墙里边正好是那个堆起来的“书山”。“书山”比围墙还高，再从围墙上轻轻一跳，就到了“书山”里。
“哇，这么多好书。它们都是从书店和知识分子家里抄家来的。” 当我第一次跳起去，躺在书堆里，那种幸福感是非常强烈的。
从此，我每天放学后，都会跳进去看书。时间长了，就被发现了。
一天，正在里面看得入迷，一个造纸厂的工人发现了我。他一把将我抓住，说我偷书。我说，我只是看看，没有偷书。他们哪容我分辨，扇了我几个耳光，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要让我父母来领。
我没告诉他们父母是谁。但他们从我上学的学校打听到我父母的姓名，通知了我父母。
母亲来了，他们训斥了我母亲一顿，也不知道赔了多少钱。然后让我母亲把我领了回去。这样，父亲又多了一条罪状：“教育出一个小反革命的偷书贼”。因此父亲又多了一个被批斗的理由。
只是，一贯对我们严厉的父亲，这次却没有责备我半句。反而对我母亲说：“你群众关系好，认识的人多，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收废旧物品的阿姨，替这孩子买些书。”
母亲真找到了一个在废旧仓库收废品的阿姨。于是，每次有人卖书，阿姨就会悄悄通知我母亲。母亲就带我去选书。旧书按重量算钱，一分钱一斤。
一九七七年，经受了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又一次看到了一线希望。
高考恢复，父亲要求我们考上大学。父亲说：“我把烟戒了，供你们读书。” 父亲几十年养成的习惯，烟瘾很大，每天抽两包烟。
当时并不理解戒烟的难处。在我工作中后，遇到一个同事，他每天抽半包烟。他说他在戒烟。结果断断续续，戒了一年也没有戒掉。回过头来，回想父亲当时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戒烟戒得那么彻底，需要多大的毅力。除非如山的父爱，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父亲的一生，与许多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为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父亲的一生，追求真理，嫉恶如仇，任何情况下坚持做人的原则，那种无形的榜样力量，早已深深扎根在了我的心中。
寂寞的晨，凌乱的文字。此刻，仿佛就倚在父亲的臂弯，风吹来的时候，空气中，夹杂着淡淡红油菜的花香。可我不知道，草丛中，哪一朵是你？ 我仿佛听到父亲轻轻的叹息。让我就倚在你的臂弯，在竹林旁缓缓流淌的小溪中，打捞一个个唯美的旧事。虽然，我再无法抓住你的手。但你在这片故土的绿色竹林里，一定还是那样认真聆听着我们的心语。
— 海潮写于2019年清明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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