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风格的阶级差异，还表现在父母和子女的语言交流中。有学者详尽跟踪研究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日常语言交流，统计显示那些取得了高等专业学位的高知父母，每年向孩子说出166000次鼓励的句子，而让孩子泄气的否定表达只有26000句。相比之下，工人阶级父母表达这两种类型话语的年度次数分别为62000和36000，而那些以社保为生的家长则更少鼓励、更多批评，同比数据分别是26000和57000。
为人父母的方式出现了上述基于阶级的分化，在此不妨称之为“到底是给个拥抱，还是赏个巴掌”的问题。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种阶级分化是如此两极对立，同时又无所不在？
此前的学者倾向于将这种阶级差异归结为一种难以准确定义的“工人阶级文化”，但脑科学的最近研究现已证明，父母越是贫困，教育程度越低，在社会上越孤立无援，则他们就越可能是棍棒教育的信徒，对孩子更严格，更苛刻，动辄体罚。
用大棒严厉管束孩子，甚至动辄诉诸体罚，这并不是“工人阶级文化”特有的选项，同时也不只是父母在生活中承受压力所导致的结果。上层阶级的家庭和下层阶级的家庭生活在迥然相异的世界中，很多时候，父母教育模式的差异只是对阶级区隔的一种合乎情理的反应而已。
富爸爸自然可以采取“推进式”策略：在舒适的环境中开发着子女的天赋。这种家境可以提供充裕的机会，同时又能规避大多数风险。而穷爸爸却只能采用“防备式”的策略，在贫民区里养孩子，当务之急就是能保护子女的安全：“在这么个适者生存的地方，你要狠起来！”
大量的证据一再显示，如果观察富裕、高知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其关键词就是培养、慈爱、温暖、主动关怀，最终是讲道理的规训——总之是拥抱多于巴掌——而上层阶级父母的家教之道可以更好地培养子女的情商和交往能力。
不同阶级的父母存在着教育风格的差异，如今已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其后果显然也是影响深重。我们已经看到，在贫穷与儿童的智商情商发展之间存在着普遍相关性。但究竟如何解释这种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就源自贫穷父母和有钱家长之间教育风格的差异，既包括认知能力的激发（比如为孩子读书的频度），也包括参与社会的能力训练（比如鼓励子女去参加那些课外活动）。
家长教育方式的阶级差异近年来是否越拉越大？对此，我们目前很难找到言之凿凿的证据，首先的难题是能否找到众口一致的可量化指标，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是要求在多年时间内可重复的、高度一致的观测结果。
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家庭晚餐。育儿专家瓦尔德福格尔通过研究证明，在控制了其他种种变量因素后，家庭晚餐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很大程度上可以预判出孩子在长大成人过程中的人生轨迹。“那些每周和父母共进晚餐至少五次的青少年，”瓦尔德福格尔教授指出，“在很多方面都有更佳的表现：吸烟、酗酒、抽大麻的比例更少，打架斗殴、婚前性行为也很少发生......不太可能被学校休学，平均绩点和上大学的概率都更高。”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家庭晚餐在全美社会各阶层都变得越来越少，原因在于父母双方都要外出工作，协调全家人的时间变得尤其困难。但大约到了90年代中期，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中，这种家庭对话机会持续衰减的趋势就戛然而止了，但在仅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家庭中，衰减的趋势仍在继续，未见中止或反弹。单亲家庭当然很难做到全家人共进晚餐，但这并不是造成这一不断扩张之阶级鸿沟的主要因素，因为主导这种变化的事实上仍以双亲家庭为主。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这本书中不断遇见的剪刀差图表——揭示着在富家子和穷孩子之间的童年经历已经渐行渐远。
家庭晚餐并非万能，因此切勿将孩子的成长问题全然归结为聚餐的有无。但是，家庭晚餐确实是一个指标，从中可以看出父母在子女身上是否倾注了那种无形但意义重大的投资。
现如今的美国父母，相较于上一代为人父母者，他们在抚养孩子时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无论身处哪个社会阶级，这一趋势是普遍的。
新一代父母所增加的投入，主要集中在那些促进认知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上，尤其侧重于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关爱。但是，对比穷爸爸，富爸爸更为迅速地增加他们在金钱和时间上的教育投资——家庭晚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增加对子女培养的投资，往往也就意味着要克扣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私人护理、家政清洁或其他商品消费。所有阶级的父母都在缩减其他方面的开销，将资源集中在孩子身上，但不要忘记，那些经济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不仅拥有更多的金钱，还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夫妻双方可以分担抚养孩子的任务），理所当然，他们也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加大对孩子的投资。
相比之下，那些经常只是单亲妈妈的贫穷家长就无能为力。长此以往，对下一代教育投资方面的阶级差距就越拉越大，成为一道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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