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便是社区的代价”已成为社交媒体上重新发现归属感和社区所需的一种口号。
多年来，很多人都认为可以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建立联系、没有承诺的社区以及没有差异摩擦的关系。但是，归属感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人类的相互依赖从来就不缺少摩擦。
它要求我们在想待在家里时出门、在宁愿离开的对话中坚持下去，并依赖那些能让我们心存关怀的人。
这种不便是支撑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我的最新研究表明，当五种核心的“生产性摩擦”从这种基础设施中被去除时，我们剥夺了让社区强大、高效和团结的力量。
现在有三种交织的流行病需要我们关注，每一种都显示出社区基础设施的崩溃。
第一种是孤独。世卫组织在6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六分之一的人受到孤独影响，而最近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数据则显示自2024年起，孤独感有所上升。
孤独每小时与大约100次死亡相关——每年约871,000人——其死亡风险与吸烟不相上下。
家庭疏离的广泛上升也加剧了这个问题。多达1.3亿北美人和近亲疏远，其中35%涉及直系亲属。家庭常常会疏远那些“麻烦”的成员：即与众不同或挑战家庭反复出现的创伤性功能失调的人。
美国的亲子疏离率约是欧洲的两倍，这一模式被研究人员与对个人自主权的文化重视和家庭义务的轻视相关联。
第二种流行病是工作场所的毒性。今年，80%的美国工人形容他们的工作环境为毒性，较2024年的67%有明显上升，并称之为导致心理健康下降的主要原因。盖洛普的全球数据还显示，员工参与度停滞造成全球经济损失了4380亿美元的生产力。
尽管雇主在健康应用程序、参与计划和其他策略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这一现象依然存在。许多组织将资金用于个人应对工具，却系统性地去除了社区所需的基础设施。
第三种流行病是公民与雇主信任的前所未有下降。这些问题并非孤立存在，它们通过一个根本原因相互联系：构建凝聚力和归属感的社会基础设施正在被拆解。
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来自166个国家的28,000名成人的情商得分，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全球情商在2019到2024年间下降了近6%。
研究人员称之为“情感衰退”，因为我们共同的情感资源正在以类似经济衰退的模式缩减。内在动机、乐观情绪和目标感这三项能力的下降幅度最大，而这三者正是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保持希望并愿意投入关系的关键。
许多人将责任归咎于“便利文化”。便利文化将舒适性和效率置于集体责任之上，往往将人际互动简化为最简单的选择，而非最有意义的交流。
数字平台承诺在没有承诺的情况下提供连接，在没有考虑他人感受的情况下提供舒适，并在没有相互问责的情况下带来归属感。算法通过策划与人们信仰一致的信息流来减少与差异的接触，让人们可以逃避成长所需的痛苦。
值得信赖和相互依赖的 messy、耗时的互动——就像同事之间在冲突中面对面交流的紧张时刻，而不是选择同意或回避——正逐渐消失。我们优化掉了创造相互依赖的那些不便，却又奇怪地问为什么人们感到孤独、情感脆弱且无法处理差异。
因此，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被忽略了：归属感与融入并不相同。融入是被动的；它迎合符合要求的事物，提供最少的接触，同时只要遵守就允许你停留。融入是有条件的、交易性的。
而归属感则是主动和互惠的。它要求你和接纳你的社区有所付出。双方都必须调整、适应并在关系中改变。这种相互义务正是便利文化所无法容忍的，而这恰恰是构建信任、尊重、承诺和我们正失去的情感韧性的基础。
我对工作场所归属感的研究识别出了五种“生产性不便”，使真正的社区成为可能。以下是如何将它们应用到你的生活中的方式：
1. 成本高的承诺：真正的社区是双向的。愿意将集体的需求放在比自己最简单选择更高的位置，但务必确保这种负担不总是落在同一人身上。当只有部分人需要投资时，融入社区就失去了意义。
2. 协调的时间：强大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形成。当日程满满当当时，尽量努力地亲自见面。短信和电子邮件有帮助，但无法替代真实的陪伴。
3. 涉及差异：尽量与那些对世界看法与自己不同的人保持关系，而不是在观点受挑战时选择退缩。学会倾听、尊重地表达不同意见以及在冲突时保持好奇，这将扩展你的视野并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4. 冲突修复：健康的关系意味着要承担责任，努力解决冲突，而不是简单地忽视或退出。与其取消关注或走开，不如进行艰难的对话，以助于关系的存续与发展。
5. 相互需要：归属感要求相互依赖。当需要帮助时要勇于开口，同时也要乐意被需要。独自完成一切是另一种形式的孤立。相互依赖才会将一群人转变为真正的社区。
家长、职场主管或社区领导者必须学会区分诸如歧视、排斥和官僚主义浪费等有害障碍与那些构建社区归属感的必要不便。
这项“情感衰退”研究强调了这一点：具有较高情商的人更可能拥有强大的关系，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并体验到良好的生活幸福感。
数据表明，投资于提升情感能力和发展生产性不便的策略，会为个人和组织带来可测量的收益。
社区不仅仅是通过连接建立的，而是通过相互依赖构建的，而相互依赖是一种故意带来不便的人类基础设施。
每一次我们在便利与人际关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就在为社区投资。在我们的家庭、工作场所和民主制度中，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安德里亚·卡特（Andrea Carter）是阿德勒大学的客座教授，Andrea Carter Consulting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归属优先方法论”（Belonging First Methodology™）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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