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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郭艺，1954年生人，家住北京鼓楼边儿的大石桥胡同。我打小喜欢音乐，17岁就进入北京电影乐团当了笙乐演员，那时候跟乐团进人民大会堂是常事，可谓风光无限。 28岁那年，年轻气盛的我决意辞职去英国学指挥，为了勤工俭学，我走上街头给老外表演吹笙，没想到很受欢迎。靠这项绝活儿，我不仅挣到了钱，还结识了一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后来我中断学业，和她结婚生子，除了去各地演出，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地铁口度过。如今我66岁了，早已从年轻小伙变成白发老者，回首人生，虽不能说毫无悔意，倒也潇洒快活了一辈子。 60岁之后，我仍会去广场上吹笙，只要有人凑旁边听我就高兴。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北京110中学当英语老师，父亲是中央歌舞团的二胡演奏员。我们家六个孩子，我排老五，上头四个姐姐，下头一个弟弟。作为长子的我自小备受宠爱，吃喝不愁，生活无忧无虑。 1958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茂林玉照相馆拍摄的全家福，此时我的弟弟尚未出生。除了父亲，我的伯伯、伯母也都在中央歌舞团工作，耳濡目染之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一岁多，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我就开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那时我家住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子里有排练厅，不许闲人进去。年龄稍大一点后，我最爱做的事就是趴在窗户上看里面的人排练舞蹈、演奏乐器，一看就是一整天，从不觉得腻。姐姐在1955年写的日记，里面提到了我听着收音机跳舞的事。 1966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有名的北京一中读书。我们这些学生没多久就被安排到工厂参加集体劳动，劳动完又跑去农村种地，忙得不亦乐乎。等再回到学校时，平日里开朗外向的我被选入校文艺宣传队，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决心学习一门乐器。读中学时的我，拿起二胡也能随便拉上几曲。那会儿大家学的最多的还是二胡、古筝这些传统乐器，洋气点儿的学小提琴、钢琴。我家情况有些特殊，父亲早在1964年就离世了，母亲彼时正在乡下接受再教育，几个姐姐都在乡下插队，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也没个大人帮拿主意。于是我便由着性子，选了一门没人学的乐器——笙。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由竹子和金属簧片制成，和成语“滥竽充数”中的竽差不多，吹奏时用手指按着竹管下端的开孔，靠簧片与气柱发生共鸣出声，听起来柔和高雅。虽然笙的历史悠久，但那时候笙已经很少见了，出现最多的场合是在农村的红白喜事上，一般会用来合着唢呐一块儿吹吹，除此之外几乎绝迹。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把笙，时间太久已经朽掉，需要用绳子捆住。由于太过小众，笙不仅没人学，也没人专门教，老师只告诉了我每个音节在哪儿，之后我就自己摸索着学。好在我对音乐还算有天分，整天抱着自己瞎琢磨，竟然还真给琢磨会了。 1971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各个文艺团体在招生，就想去碰碰运气。正式考试时，我自认为演奏得比较一般，但考官又让我唱了两首歌，听后觉得我嗓子不错、耳朵灵、节奏感也好，判定我是个潜力股。就这样，17岁的我幸运地进入了北京电影乐团。北京电影乐团如今已改名为中国电影乐团，自1949年解放后，先后为近两千部电影、电视及纪录片、专题片录制音乐，到过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且不说那个年代，就是放到今天，能进到里头工作也无疑是件体面光耀的事。初到乐团的我，每次正式上台前有同事帮着化妆。进乐团之后，我小日子过得快乐又充实。那时每月基础工资有四十八块五，另有一些洗礼费、车马费、录音费、演出费等，能保证我的生活衣食无虞。我那会儿经常和朋友下饭馆儿，去的还不是一般的饭馆儿，而是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它为“老莫儿”，那是北京七十年代最有名的一个外国餐厅。在事业上，我也步步高升。进乐团没几年就评上了“独奏演员”的职称，可以单独用笙演奏曲子，别的乐器给伴奏。二十多岁的我，就成了团里不可或缺的主演之一。 1978年，中国选了一些音乐有成就的演员录了张叫《云雀》的黑胶唱片，里头就有我吹的独奏曲；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我曾跟随中央慰问团到云南前线给战士们进行慰问演出；1980年，我参加了第三届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的演出，和名噪一时的演员刘晓庆同台合影…… 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都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第三届百花奖，刘晓庆获得最佳女配角，我（右一）和乐团同事与她的合影。当时的我也算年轻有为，可毕竟才二十啷当岁，内心总有些隐隐的骚动。就跟医生都想当主治大夫一样，我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独奏演员，梦想能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一名水平高超的指挥家。为了学指挥，我向团里申请去中国音乐学院学习。但团里对演员求学有明文规定，过了24岁就不再批准。我虽然郁闷，但也能理解，毕竟人家培养了这么多年，正是需要我卖力工作的时候。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定妆照，那时已经是名成熟演员。迷茫之际，三姐给我指了条路，她说团里要是不同意我去音乐学院，就让我来英国学指挥。三姐1979年跟一个法国人结了婚，婚后到英国定居。听了她的提议我十分心动。但我既不懂英文，也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当时还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心里纠结得要死，一遍遍问自己：真的要舍弃现有的一切，奔赴那个陌生国度吗？犹豫了有大半年，我终究还是拗不过那颗躁动的心。1983年，29岁的我决定去英国自费留学。和如今出国一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也是差不多的手续：先拿中国护照，再申请英国签证，申请签证需要经济担保，我的钱不够，最后还是姐姐帮忙搞定的。 1983年，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本护照。当年一张从北京去英国的机票要400多元，由罗马尼亚航空公司承运。这家公司的办事处驻扎在罗马尼亚大使馆里头，我要进去买机票，得先得大使馆同意。大使馆呢，又非得有馆里的工作人员出来接应才放行。没办法，我就在那等啊等啊，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出来倒垃圾的清洁工，最后是她带我进了进去。那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才10元，我拿着一沓钱进去，出来时手里只捏着一张薄薄的飞机票。工作十二年，我一共攒下800元人民币，买了机票后，我又拿着所剩不多的存款去友谊商店挥霍了200多，买了一堆那个年代的稀罕物，譬如香油、花生油、芝麻酱等等，全给我母亲留下了。母亲自1972年得脑血栓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临出国前，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但她对我出国这件事相当支持，不仅是她，当时身边的同事朋友也纷纷羡慕得不得了，毕竟国门刚开放没多久，在大家眼里，能出国的都不是普通人。走之前，团里的同事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嘱咐我学成后回国做贡献，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内心满是即将走出去看世界的激动。出国那天，母亲不顾身体虚弱，说什么也要去机场给我送行。 1983年年底，带着对家人的牵挂与对未来的期许，我拖着满行李箱的臭豆腐、六必居酱菜、花卷馒头，踏上了去英国的旅途。飞机航程共27个小时，中间分别在巴基斯坦、阿联酋、罗马尼亚、比利时停了一次，跟坐公共汽车似的。当飞机抵达最后一站伦敦的上空时，我从舷窗往下望去，满眼无垠的绿，心里情不自禁地慨叹：太美了！然而这股新鲜劲儿没持续多久，难题就来了。下飞机排队等着出关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跟我说英文，我一句也听不懂，整个人直愣愣地杵在那儿。他们又叫了个香港人过来当翻译，可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我也不懂粤语，两个人用手比划，鸡同鸭讲了老半天我才稀里糊涂地过了关。到伦敦的第二天，没来得及倒时差，我就背着书包赶去汉姆史密斯学院报到。离开学校十几年，已经是近30岁的人了，当我重新背起书包去上学，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兴奋劲儿。学校是三姐提前为我联络好的，相当于北京的语言学校。按照规定，我得在这儿待够两年，把英语学通了，才能申请读大学。在语言学校读书时，我与同学切磋乒乓球球艺。我就读的那个语言班有30名学生，有来自法国的、西班牙的、缅甸的、越南的，肤色样貌什么样的都有。教我们英文的萨雷老师五十多岁，面对一群母语各异的学生，课上得那叫一个费劲儿，比如教“lay down”（躺）这个词时，他只能整个人躺在地上，再翻个面儿，脸朝下，就是“lay face down”(趴)。教水果的时候，就得揣着一堆五花八门的水果来教室。最早班里就我一个中国人，有一天萨雷老师突然跟我说，班里要来一个中国小伙，特精神、特帅。果不其然，那小伙儿一来，班里女同学把眼睛都给看直了。这人是谁呢？就是咱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张铁林！当时班里就我俩中国人，自然也走得近。前两年他来英国，我们恢复了联系。虽然都在一个班，但我可不是名人，学习之余必须打工挣钱。好在临出国前，我借同学在餐厅工作之便，磨练了两星期厨艺。也正是有了这手准备，我很快就在唐人街找到一份饭馆里的工作。那饭馆不大，老板是山东人，看到大陆的留学生倍感亲切，加之我人也开朗聪明、肯卖力气，便爽快地留用了我。语言学校只有上午9点到12点的课，12点以后就无事可做了，因此，我几乎每天都会去饭馆干活儿。工资按天结算，每天30英镑，我那时每个月的总花销不会超过200英镑。在饭馆工作卖的就是力气。炒菜、擦桌子、拖地这些活儿有多累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英国饭馆一般都营业到半夜十二点才关门，关门后还得收拾一番。等我回到家里，基本已是凌晨两点了，而我第二天一早还得赶去学校上课。时间久了，总归有些精力交瘁。在饭馆打工时，我与山东老板的合照。大概过了七八个月，有次我和同学闲逛到科文特花园广场时有了意外发现。这个广场不仅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古玩和艺术品交易中心，还集中了来自全世界的街头艺人和街头表演艺术家。在当时的中国，街头表演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但在这里不会，每个人都怡然自得、陶醉其中。我当时就寻思着：何不把自己的笙也抱来，支一个卖艺小摊？没过几天，我就拿着自己的家伙什儿去了广场。心里不觉得丢人，也一点不紧张，就怕外国人不喜欢我这笙乐演奏。我大概是广场上第一个吹笙的，这乐器外国人都没见过，乐器本身就十分扎眼，加之我演奏的中国民乐也让他们感到稀罕，没一会儿就里里外外地围了好几圈人。我这人是个“人来疯”，人越多，我吹得越带劲儿，越沉浸其中，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那一个晚上，我就挣了80英镑，相当于原来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年轻时我在街头吹笙，旁边拿手鼓伴奏的是我后来的英国媳妇儿阿曼达。挣到第一笔钱之后，我就再也不去饭馆打工了，天天到广场上吹笙，不到两年的时间竟攒下了一万英镑。当时觉得自己特厉害，以前从来没想过这辈子能赚这么多。 1985年，我第一次回国，把手里的英镑换成人民币有将近十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这无疑是笔巨款。刚落地北京，我便呼朋唤友地聚餐，统统由我来买单。剩下一书包现金全给了我母亲，颇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 1986年第一次回国，我与朋友一块儿去地坛公园游玩。只是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去街头吹笙这个选择竟冥冥中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它让我遇见了我美丽淑良的妻子，让我在英国一住就是37年，也让我放弃了成为指挥家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一名民间艺人。从北京回到英国后，我继续边上学边在广场上卖艺，按照计划，我该就这样波澜无惊地度过我的留学生活，再回到祖国实现梦想。直到某天，我在广场上正吹着《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这首歌，因为旋律比较忧伤，很多人都红了眼眶。偶然抬眼间，我瞥见了一个金发女孩儿。她站在人群后面，只露了半边脸出来，闭着眼睛沉浸在音乐中。现在不有个词儿吗？叫岁月静好，她给我的就是这感觉。年轻时的妻子，周身散发出一股娴静的气质。我当时心想：您可千万别急着走啊！天遂人愿，女孩非但没走，还在一曲终了时主动来到身前与我说话，她说，“我家这周有一个晚会，你能不能过来表演？给你20磅。” 因为自小习惯了还价，这会儿我竟下意识地脱口而出，“30磅！”话一出口就懊悔不已，其实她不给钱我都巴不得去的。好在她也没跟我计较，最终许诺给我25磅。自那以后，我就与这个叫阿曼达的女孩建立了联系。我那时英文还不太好，俩人交流起来也挺困难，但由于那会儿中国相对闭塞，阿曼达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所以每次见面我都会用蹩脚的英语给她描述我的家乡、我的童年，她听得津津有味。偶尔我也陪她一块儿去看电影，尽管我看不太懂，但只要和她待在一块儿，就觉得十分美好。不到一个月，我们正式确定关系，搬到一块儿同居了。或许是觉得我这人有才又幽默，阿曼达最终决定嫁给我，她父母也都支持。1988年举行婚礼时，我还是个穷小子，车房一概没有，身边只有在英国生活的6个亲朋，甚至婚礼当天，我这个西装革履的新郎官儿还是坐地铁去的婚礼现场。按照英国习俗，婚礼当天我的胸前戴了一朵白花，阿曼达坐在我左手边。阿曼达出生在英国的中产家庭，从小在仆人的服侍下长大，生活相当优渥。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半分怨言地嫁给了我，连结婚戒指也挑了个最便宜的，29英镑，换算成人民币才几百块钱。我一直觉得，娶到阿曼达是我今生莫大的福分。 29英镑的戒指，阿曼达一戴就是33年。在广场上吹笙不仅让我收获了爱情，还让我迎来事业的转折。我的演奏引起了“世界音乐舞蹈艺术公司”老板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注意，在他的盛情邀请下，我加入了国际狂欢节大家庭。每年我们都会去各个国家的艺术节演出，像日本、新加坡、南非、阿联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我都去过。每一次演出，我们乐队都受到热烈欢迎。观众最多的一次是在美国，台下差不多有30万人，欢呼声如潮，灯光晃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那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刻。在巴西演出时，我（后排左一）与乐队成员的合照。西洋乐器比较常见，每次轮到我的独奏节目时，观众们都对笙格外感兴趣，当我说到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时，台上台下的人一阵惊叹，我听了心里倍儿自豪。可人一满足就容易忘记初心，一场场演下来，成为指挥家的梦想逐渐被我抛之脑后。巡演机会越来越多，我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忙着这个事儿，压根没时间再学习语言课程，申请大学更是无从谈起。现在回想，那时候的我已经迷失在了热闹和繁华里，不愿丢下这些，那就只能顺着眼下的局面继续向前。演出期间，我与梅尔·吉普森（左一）的合照，他拍过《敢死队3》和《血战钢锯岭》。收入提高，也是我当时不愿放弃演艺回学校读书的一个原因。小时候，我在北京的胡同里买一罐可乐都有点舍不得，而那时一次演出挣的钱，就能买一千罐可乐。与阿曼达结婚不久，我曾花4万镑买了个小房子。房虽然小，但在诺大的英国，总算有了一个我的地盘，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1999年，凭着巡演攒下的钱，我又在伦敦买了套带花园的三层小楼，19万镑，那儿的地段特好，相当于北京二环内。最中间这幢是我家的房子，从1999年一直住到现在。在演艺公司那十八年，也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十八年。如今，66岁的我再回头追忆，除了怀念那段经历，一些遗憾事也在心底搅动起来。记得刚结婚时，我与阿曼达商量着以后要生四个孩子，想着人多家里热闹。但由于我四处巡演，待在家的时间太少，作为园艺师的阿曼达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以至于我们最终只有一个小孩。他从小就念叨着要兄弟姐妹，我们也一直想着等有时间了再生。等后来不忙了，我们也老了。对母亲我也一直心有愧意。从我1983年出国到她1994年去世的这11年里，我只回国六次。一开始想着反正留学几年就会回去，后来则是因为巡演的工作太忙，实在抽不开身。母亲去世前，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回去看望她，那是她第一次见自己的亲孙子，神志却已经糊涂。我心里特难受，觉得这些年亏欠家人太多。我唯一的儿子头头，他是中英混血，模样很帅气。 50岁那年，我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改变。演艺公司将老演员更新换代，我成了被替换的那一个。离开公司，我可以去其他乐团，也有机会跟别人一起做生意，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自由自在地吹笙，给一个人吹和一万个人吹都一样，只要他喜欢。于是我又重操旧业，抱着笙坐回了广场上。直到今年一月，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我才彻底告别广场演奏生涯。我在北京电影乐团的同事也全退休了，有的早已当上首席，有的成了指挥，无一例外，他们都评上了一级演员。有老朋友对我说：“郭艺啊，你当时要是不出国，如今就是教授级别了。” 2019年回北京，和几十年没见的初中同学一块儿吃饭、唱歌，仿佛回到了少年。老朋友们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儿。好在我这人生性乐观，一转头，又想起了吹笙生涯里遇到的那些打动我的人和事儿，心里多少能好受点。我曾遇到过一个中年男人，每次甭管我表演多久，他都在我身旁站多久，听完总是轻轻地在我琴箱里放下5英镑，让我很是困惑。直到有一天他儿子来感谢我，才道出了背后的故事。原来那位先生自从妻子去世后就得了抑郁症，听完我的音乐后，又开始觉得生活有意义了。还有一次我演奏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面前泪如雨下。她说自己有一个儿子，16岁开始接触毒品，17岁便被毒品组织杀掉了。她悲痛不已，怎么都缓不过劲儿来，每次一听到我的音乐后，心情就会特别平静。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释然。只要有音乐，只要能让我展示出音乐的才华，只要有人能欣赏我的音乐，无论在大剧场里吹，还是在艺术广场吹，我都觉得高兴。尤其是每每看到家里温柔的妻子、孝顺的儿子，我更是无比满足。 2018年，我与阿曼达从英国赶来参加头头在上海的话剧表演。儿子头头自小热爱（电视剧）中国文化，三岁时就把《西游记》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家里墙上全是他画的孙悟空、唐僧。后来他从利兹大学表演系毕业，一门心思地想去中国发展，我就带他回了北京。最近这三四年，他一直在中国，边当英文老师边当模特，疫情暴发后又回到英国陪在我们身边。头头在我家花园里的照片，为了当模特，他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头头的中文水平现在已经很不错，我们爷俩儿经常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总是勾起我对祖国和亲人的回忆。我是个有故事的人，很想被大家伙儿知道，就经常边录视频边聊，发到西瓜视频之后反响竟然还不错，国内很多同胞都乐意听，那我就继续讲下去。如今人到暮年，我越来越思念祖国，就盼着儿子哪天在中国稳定下来了，我和阿曼达也一块儿回国定居。我期待着那一天快点到来。

莫斯科当地时间11月25日，俄罗斯依可亚航空公司从莫斯科至郑州的EO429航班因190余名乘客健康码突然转黄而无法登机被取消，200余名中国乘客被滞留机场。 11月26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说明称，因发现190余名乘客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数值完全相同，检测结果无法确保其真实性。依可亚航空公司及相关检测机构对检测结果数值完全相同均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此，使馆要求依可亚航空公司安排该航班乘客重新进行核酸及血清抗体检测。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广泛关注。红星新闻记者发现，这并非俄罗斯依可亚航空公司EO429航班第一次出现问题。今年9月10日，莫斯科飞郑州EO429航班确诊39例，熔断一个月；10月15日，EO429航班核酸检测阳性旅客7例；10月26日，民航局发出熔断指令，自11月2日起，暂停该航线航班运行1周。这次，又是怎么回事？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到该航班乘客，试图还原其中始末，190余名乘客“一模一样”的检测结果究竟从何而来？【还原现场】航班突然被取消凌晨在机场重做核酸取样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布的最新防疫规定，自11月4日起，从俄罗斯回国的人员须凭48小时内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血清IgM抗体检测阴性证明（双阴性证明），申领带“HS”标识的绿色健康码才可登机回国。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情况说明中指出，EO429航班所有乘客均由俄罗斯依可亚航空公司统一组织，在当地检测机构进行核酸及血清抗体检测。上述航班乘客王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由于乘客必须在领到健康码的24小时内登机，否则无效。因此，该航班所有乘客均于23日统一前往指定机构完成了抽血、鼻咽拭子等检测步骤。“我们全都按照航空公司的要求进行，每个人排上序列号，然后他们的人带着我们一起去机构，做检测。”王某表示。王某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11月24日晚上、25日早上大家都陆续收到结果，然后按使馆要求上传，并收到了登机所需的绿色健康码。然而到了25日中午，大约在航班起飞前的四小时，所有人的健康码全部变成了黄色。此时，有部分乘客已经完成出境手续进入了候机厅。 EO429航班乘客滞留机场图截图莫斯科24台王某回忆称，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只能打电话到使馆和航空公司询问究竟，但迟迟没有一个确切回应。在航班原定起飞时间的前一个半小时，机场大屏幕显示EO429航班被正式取消。随后，王某在内的190余名乘客被告知检测结果无效，检测机构可能存在造假问题。因此，所有人必须重新检测，等出具检测结果后再通知航班起飞时间。 26日凌晨1点半，新指定的检测机构采样车到达谢列梅捷沃机场，开始对该航班乘客进行重新采样，直到当天早上8点，所有人全部检测完成。乘客滞留机场受访者供图根据王某的讲述，尽管使馆要求航空公司妥善安置滞留人员，但在近20个小时里，所有人都在机场煎熬等候后续安排，一直没吃没喝。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身体不好的人都快挺不住了，只能在机场地下躺着休息。而更让大家觉得委屈的是，当消息在网上传开后，有人甚至指责他们故意作假。 “我们并不知情，但很多人好像在说我们‘故意投毒’之类的话。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受害者。”王某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我们觉得挺委屈，不知道为什么航空公司或是检测机构出的问题，责任却由我们来承担。遭罪的是我们，为此买单的也是我们，最后还要承受‘造假’的骂名”。【原来如此】检测数据需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被受外界关注的是，在按规定完成检测的情况下，为何会有190余人的检测数值相同？在王某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第一次检测报告中可以看到，血清IgM抗体结果为0.2，但参考范围却显示为0.00~1.10，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王某提供的首次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报告受访者供图王某表示，据她了解，不少机构的结果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这份报告）只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可能看起来就都一样了，四舍五入大都是0.1、0.2。所以，我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这里。”王某说。与此同时，王某还指出，11月23日那天去做核酸检测的大约有212人，但后来，其中一些人的结果不合格，也有检测为阳性被排除在外的。“不是所有人的结果都一样，排除了那些不合格的结果，最后才剩下了我们这190多人。”王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对此，依可亚航空所属的Pegas Fly公司驻华代表安东·马斯拉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Open Media时也解释道，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并不是确切数值，而是阴性结果允许的一个数值范围。 “具体乘客的数值可能是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数值，但是医生没有具体写明……”马斯拉科夫指出。当地时间11月26日晚，王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有一些人已经拿到了重新检测的结果，这一次存疑数值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显示为零点一几、零点二几。“说白了就是少写了一位数，并不是我们的结果都一样。”王某说。【迷雾重重】核酸结果由阳变阴一瞬间？！红星新闻记者查阅相关文件后发现，检测报告出具机构Семейный Доктор确属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官网列出的四家莫斯科指定检测机构之一，不过，这家机构的核酸检测报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问题了。 10月28日，乘坐依可亚航空EO429航班回国的马某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自己在航班出发当日，先后收到了两份结果相反的核酸检测报告。据马某讲述，自己按照安排于10月26日前往上述机构完成了核酸检测。在出发当日，即10月28日上午，他收到了一份核酸阳性的报告。“我直接就懵逼了，因为我这一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任何新冠疑似症状，”马某表示。随后，马某观察到了一个细节：自己的阳性报告和别人的阴性报告结果俄语字体不同，明显被加粗过。于是，马某将自己的疑问发到了负责票务事宜的微信群里。马某收到的结论相反两份检测结果受访者供图没过多久，马某就在微信群里收到了一份阴性检测报告——“除了阴性和阳性结果变了，姓名、编号和其他信息完全一致。”马某表示，因为当时情绪过于紧张，所以他并没有想着追究问题，只是保留了证据。但在航班落地郑州后，多次核酸检测、血清检测以及肺部CT结果均显示，马某从未被感染过新冠病毒。马某向红星新闻记者透露，据他了解，同一航班还有另外两人与自己遭遇相同的情况。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并未得到充分解释：“其中一个人后面问了检测公司，但公司只说他们弄错了”。【检测乱象】年末跨境人数增加让核酸检测在多国成了生意 EO429航班事件再次敲响了新冠检测报告“造假”的警钟。事实上，这似乎早已有迹可循。尽管目前各国的新冠感染病例仍在上升，但跨境旅行却在悄然恢复之中。随着年末假期季的到来，不少人为了出行方便打起了伪造核酸检测结果的算盘。在全球各国，试图通过伪造检测结果“蒙混过关”的人不在少数。10月25日，俄罗斯Lenta新闻网就曾曝光，最高花费1.5万卢布，就可拿到伪造的阴性证明。一些旅行社甚至还提供类似服务，仅需7500卢布，“阳性”就能变成“阴性”。在法国巴黎，据美联社报道，11月7日，因涉嫌在戴高乐机场以150欧元至300欧元的价格向旅客出售伪造的核酸检测证明，7名法国人被捕。目前，7人被控伪造、使用伪造和串谋诈骗，将面临5年监禁和巨额罚款。英国《每日电讯报》10月26日报道，一名男子为了去巴基斯坦旅行篡改了从朋友那里获得的一份检测证明，方法十分简单粗暴，获得一份阴性检测报告，将姓名、生日和检测日期修改一下，再打印出来即可。当被问到伪造报告的动机时，该男子表示，在英国想要做核酸检测十分不易，不仅要排队等名额，还需要缴纳高达150英镑的检测费用。除了自己动手“伪造”外，不少英国城市的旅行社也向客户提供假的核酸检测证明，业内人士透露，在黑市上，一份假报告的价格低至50英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游客称：“我和一位旅行社代理人谈过，他向我保证即使结果是阳性，只要支付50英镑也能拿到一份阴性结果。” 据印度NDTV新闻11月24日报道，上周六，印度哈里亚纳邦警方接到密报，破获了一家伪造新冠核酸检测报告的病理实验室，并逮捕了两名嫌疑人。警方称，两人伪造了约1000份报告，许多新冠阳性患者利用这些报告出境前往美国及其他国家。在乌干达，有23人因涉嫌用伪造证明登机在恩德培机场被捕。与此同时，在津巴布韦，两家公立医院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被发现以低至20美元的价格提供伪造新冠检测证明服务。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告官网截图事实上，部分海外核酸检测机构的不法行为，已经引起中国驻各国使领馆注意。11月10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正式发布通知，提醒大家“谨慎选择核酸、血清抗体检测机构”。公告中提到，一些中介机构通过微信群、微博等社交媒体发布广告，声称“方便、省钱、省时”，甚至“达标、包过”等，此外也发现一些中小检测机构临时改做新冠核酸、抗体检测，经验不足。驻美大使馆和各总领馆特此提醒近期赴华的中外乘客，不听信不法中介广告，谨慎选择检测机构，如实进行规范检测。 11月17日，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发布通报称，发现两起私自篡改结果伪造检测报告妄图蒙混过关的案例。【管控升级】全球出行急需标准化检测模版《每日电讯报》指出，之所以目前全球核酸检测报告乱象凸显，是因为大多数目的地和航空公司要求乘客提供阴性结果证明，但并没有统一的国际模板，也没有标准化证书。各国各家机构出具的纸质版检测证明不仅格式和语言不同，还可能被轻易篡改。因此，制定统一的全球指导方针和标准化的测试结果，可能是恢复全球旅行急需的第一步。而如今，各国政府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开始利用手机APP等数字化方式来打击上述核算检测结果造假的欺诈行为。例如，《华盛顿邮报》指出，夏威州要求入境者预先在线注册，并上传经认证的测试机构出具的结果，不接受任何纸质文件。上个月，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国泰航空公司开始在一些航班上试点一款名为CommonPass的新程序，乘客登机前，可以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直接上传到该程序进行验证。这款新程序由非营利性组织“公共项目”开发，并得到世界经济论坛的支持。旨在为从新冠检测结果到此后的疫苗接种记录，建立一个国际通用的数据库，并可以用二维码向航空公司、边境管制部门及政府展示乘客的检测结果和健康信息。 “实际上，我们正在构建的是一个信任框架，让人们可以共享信息，让各国政府相互信任，让旅行者相互信任。”CommonPass的首席营销官克兰普敦向《内幕》杂志表示。该程序只接收来自被认证实验室的检测数据，这样既能避免使用纸质文件，也能将欺诈的风险降到最低。《每日电讯报》还指出，如今各国边检也陆续开始使用检查伪造文件的工具，建议那些妄图“抱着侥幸心态”蒙混过关的人，不要去轻易“碰运气”，一旦被发现，将面临严峻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