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国新闻

作者：Dimitri Soudas，加拿大广播公司政治评论员，曾任哈珀政府通讯主任及高级顾问，后来担任加拿大保守党执行主任。 由国家缔造者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Sir John A. Macdonald）的建国精神、约翰·迪芬贝克（John Diefenbaker）的道德信念、布赖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的雄心壮志，以及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的自律与稳健共同塑造的保守党，远远超越任何一个人的个人意志。 注： John A. Macdonald：加拿大首位总理，共担任了长达十九年的总理。 John Diefenbaker：加拿大第13任总理，于1957年至1963年在任 Brian Mulroney：加拿大第18任总理，于1984年至1993年在任 Stephen Harper：加拿大第22任总理，于2006年至2015年在任   这是一个根植于历史、原则与使命的政党——一个为国家而建、而非为领袖个人自我服务的政党。无论是谁，无论多么高声或受欢迎，都没有权力去改写这份传承，或将它歪曲成原本不该成为的样子。   如今，保守党党领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正在瓦解哈珀辛苦建立、曾经具备原则性、严肃性与可信度的保守党——那个拥有实质、成熟度与诚信的政党。 作为哈珀总理的高级幕僚，我有幸亲眼目睹他的领导风格：认真、有原则、稳重且对国家的长远利益深切投入。他是加拿大人理应期待的那种国家领导人的典范——以纪律、能力与对国家制度的深厚尊重来治理国家。 哈珀赋予保守运动以可信度，不是靠作秀，而是靠深思熟虑的政策制定、财政审慎与战略眼光。他从不被短期新闻或舆论浪潮左右，而是专注于结果：平衡预算、扩大贸易、强化国家安全，以及务实的联邦主义。 哈珀讲话不多，但每次开口都分量十足。他建立了一个团结的政党，涵盖广泛的保守派价值，从财政责任到国家统一——而这一切从未以牺牲严肃性或诚信为代价。 在一个民粹主义与政治喧嚣上升的时代，哈珀依然提醒着人们真正的领导力是什么样子：深思熟虑、专注、有原则、坚定不移地为国家服务。 哈珀能够团结财政保守派、社会保守派、进步保守派、自由意志保守派、“红色托利派”和“蓝色托利派”——组成一个以纪律、务实与国家利益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的严肃联盟。 然而，如今，这一遗产正被博励治以“表演与分裂”的政治方式所瓦解。 本周，博励治指控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犯下他所谓的“政府首脑能犯下的最严重罪行”——违反《刑法》却逃脱法律制裁。 他声称，特鲁多接受阿迦汗（Aga Khan）提供的免费度假是一起“明摆着的刑事违法”，并指控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故意不予起诉。 博励治进一步宣称，特鲁多应该被刑事起诉并入狱。他甚至指责皇家骑警高层“卑劣”，称他们在“积极保护自由党政府免于被起诉”。 在一个法治民主国家，任何反对党领袖都不应呼吁让总理或政治对手入狱。 那样的言论破坏了公众对司法体系、联邦警察乃至王权本身的信任。那不是力量的表现，而是鲁莽——显示出一种根植于怨怼而非治国的领导方式。 在输掉联邦大选数月后，博励治似乎仍未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尽管口号激烈、视频火爆，但加拿大人看穿了那场表演。 他们想要看到一个“未来的总理”，却只看到了一个沉迷于反对、困于党派斗争、无法转型、也不愿超越自我局限的人。 选民期待的是成熟、安定与远见。而他给出的，却是愤怒。他竞选时的形象更像是“愤怒的质询时段斗士”，而非一位七国集团（G7）国家的稳健领袖。结果？摇摆选民等待的成长从未出现。 他的信息被简化成讽刺口号。 “碳税卡尼”（Carbon Tax Carney）和“狡猾的马克·卡尼”（Sneaky Mark Carney）或许在社交媒体上赚到了掌声，但却侮辱了选民的智商——那些渴望真正对话、关注住房、通胀、犯罪、移民、气候与生活负担问题的选民。 当卡尼提出一套详尽（尽管值得辩论）的政策愿景时，博励治只给出了口号与讥讽。 加拿大人理所当然地问：如果他在反对党时期就是这样，那上台执政又会怎样？ 更糟的是，博励治未能建立团队。 一个充满人才的政党，却从未被展示出来——没有外交事务领袖、没有突出的财政声音、没有可信的贸易、移民或国防计划。这是一场“一人秀”，而当帷幕升起时，舞台上只有他自己在聚光灯下。 最令人费解的是：特鲁多的执政纪录破绽百出，加拿大人早已准备好听取有说服力的批评。但博励治没能提出任何实质内容。 他本有机会清晰揭露自由党十年来的失败，却选择夸张、煽动与重复的口号。对比从未被拉开，方案从未出现，他什么都没交出来。 他最近的言论再次表明，他仍未从批评者跨越为领导者。 加拿大人已经厌倦了愤怒、嘲讽与噪音。他们需要的是冷静、自信与答案。然而，尽管顾问、民调与“常识”一再提醒，他仍在继续攻击、指责与发泄。 在上次选举中，加拿大人并非拒绝保守主义理念——他们拒绝的是博励治本人。 数月过去，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他有所反思、调整或成长。相反，他似乎比以往更加执着于那种让他在关键选民中失去信誉的做法。

2025年，多伦多和汉密尔顿地区（GTHA），出现了一个似乎令人困惑的悖论现象：开发商取消了超过4,000个新公寓单元的建设计划。与此同时，超过10万个家庭，正在等待公共住房，大多数合作住宅也已经关闭了申请通道。而根据MLS数据，一套一居室的平均租金已经高达每月2,295加元。 图源：51记者拍摄 要在不超过收入30%的情况下负担这笔租金，一个人必须每小时赚44加元。但目前只有大约10%到15%的工人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也就是说，85%到90%的工人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租金。 那么，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需要住房的情况下，公寓项目却被取消了？这个矛盾揭示了加拿大住房系统的深层问题：住房的建造和目标人群之间严重不匹配。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重点 —- 为社会提供可负担住房，是政府的责任，不是私人开发商的责任。 加拿大的大部分住房，是由私人开发商建造的。他们的目标是赚钱，而不是提供可负担住房。他们只建造能赚钱的公寓，卖给出得起钱的人或投资者（2021和2022年公寓高峰期，75%左右的购房是投资者或称投机者，而非自住）。私人开发商的住房，永远都是很多人在合理价格内买不起的。如果市场变差（投资人/投机者不足时），项目就会因为利润不够而被取消。 非盈利性住房，比如合作住房、公租房或社区土地信托，是为了让人们能稳定、负担得起地居住。但这些项目，利润微博，私人开发商不会做，必须依靠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来做，靠公共住房政策和公共资金的支持，而政府的支持，近年来不断减少。这就是为什么非盈利住房等待名单越来越长，合作住房也不再接受新申请。 结果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人们急需住房，但市场上建造的却不是他们能住得起的房子。开发商嘴里的“住房市场好或不好”，与大多数普通自住购房者无关，反正普通自住购房者都买不起。 开发商常说“因为没有需求，所以项目卖不出去“。但这其实是在误导公众。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确实需要住房，但ta们现在既买不起也租不起。 我们来看看租房数据：●一居室平均租金是2,295加元/月；●要在不超过收入30%的情况下负担这笔租金，一个人需要每小时赚44加元；●但85%到90%的工人收入低于这个水平。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根本负担不起这些房子。市场上建造的住房是为高收入者或投资者准备的，而不是为普通工薪族修建。 即使有新楼盘建成，也很少包含真正的“可负担住房”。政府要求开发商配建低价单位的政策执行不力，租金管控有限，工资跟不上物价上涨。（福特早取消了对2018年后建成公寓的租房控制） 结果就是：市场上有很多昂贵的房子，但真正能让普通人住得起的房子却很少。即使有人买房自住，很多购房者把超过60%的收入，用于还房贷，成为房奴，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财务状况极端脆弱。 住房危机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和生活成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加拿大邦议会财务办公室2021年出了一个报告，使用2019年之前的数据，发现加拿大最富裕的1%家庭，拥有近26%的财富。2000年的新冠疫情，让社会财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不仅是住房，很多加拿大人连食物、衣服、交通、教育甚至医疗都越来越难负担。虽然加拿大仍有公共医疗系统，但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大力推动医疗私有化。如果医疗也变成“按钱买”，那将是另一个让人无法承受的基本生活支出。（题外话，看看美国的奥巴马医疗保险，是美国最便宜的保险计划，一个40岁的壮年人，一年缴纳保费高达7452美元，超过1万加元） 当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工资停滞不前，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在后面。家庭被迫住在拥挤的房子里，年轻人无法独立生活，老年人面临住房不安全，无家可归的人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市场上却有大量空置的公寓。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当人们无法在工作所在地安居，当他们被迫离开熟悉的社区，当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要解决住房危机，我们需要政府决断的行动。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方向： ●加大对非盈利性住房的投资：政府应大力支持合作住房建设、非盈利公租房和社区土地信托，包括土地、建设和运营资金，提供低息贷款。●规范私人开发市场：立法要求新楼盘配建可负担住房，对空置房征税，加强租金管控。●提高工资和收入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扩大收入补贴，并根据当地生活成本调整住房援助。●保护公共服务：确保医疗、交通和教育不被私有化，让所有人都可负担、能得到。●让社区参与规划：让居民参与住房和城市发展决策，确保住房真正服务于人，而不是利润。 公寓项目被取消，而人们却住不起房，这不是偶然现象，这是长期存在的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当前的住房系统，只关注投资回报，而不是人的基本需求。这是各级政府的失职，这不仅是市场的问题，更是我们的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 各级政府通过法律、资金和规划，决定了住房系统的走向。今天的局面，是资本压力和政府政策共同塑造的结果。 我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要政府负起责任来，把住房当作基本人权，而不是让它完全变成资本牟利的工具。让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安全、可负担的, 非豪华的家。（类似新加坡那样，有钱人可以花大钱住豪宅） 最后，有两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自己来回答 —— 我们愿意集体向政府施压做出这个选择吗？ 资本不会轻易让出住房这个巨大的牟利市场，我们该如何抵抗资本的攻击？ 

上个月，加拿大房地产卖家似乎都有同样的聪明主意：在库存暴涨前抢先挂牌。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的数据显示，虽然9月销售量达到多年新高，但整体成交依然乏力——尤其是在新挂牌数量创纪录激增的情况下。市场平衡度现已跌至自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崩盘以来的最低水平，进一步推动房价下滑。 图源：51记者拍摄 截至2025年9月，全国典型住房价格降至68.26万加元，较8月下跌0.6%（约4,200加元），同比下跌3.4%（约24,200加元）。自2022年房价高峰以来，价格累计下跌19.8%（约16.9万加元），抹去了三年多的涨幅。 大部分跌幅集中在安省，而像哈利法克斯这样的高位市场，其公寓价格正在逐渐接近多伦多水平。 9月份，加拿大共录得39,700宗房屋交易，同比上升5.25%，创下近四年来同期新高。然而，这几年房地产市场一直低迷，即便如此，9月的销量仍比2020年同期的纪录高点低35.4%，比十年平均水平低6.5%，甚至仍未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低5.7%）。 9月新挂牌数量暴增至91,969宗，同比上升8%，比过去十年平均水平高出20.1%，创下有史以来9月挂牌纪录。 在销售略有改善的同时，库存的暴涨却令需求的复苏显得不那么乐观。 图源：51记者拍摄 新挂牌的猛增使得销售与新挂牌比率（SNLR）降至43%，为自1995年以来同期最低，意味着这是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超过一代人以来最疲弱的9月需求平衡状况——也是自上次全国性房地产崩盘以来的最低点。

加拿大黄金产量全球第4，但外汇储备却只有美元和外币。有证券公司策略主管指出，加拿大需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在其投资组合中加入一些黄金作为对冲。 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正争相囤积。但加拿大这个每年开采价值数十亿元黄金的国家，其储备中却没有黄金。加拿大是七国集团(G7)中唯一一个金库空空如也的国家。据加拿大财政部说法，没有必要持有黄金。 财政部表示，官方储备的目的是帮助和保护加元的价值，而加拿大在没有这种金属的情况下已能够实现这目标。现时金价超过每盎司4,200美元。   财政部称优质资产够稳定加元   财政部解释，如果政府希望减缓加元贬值，它会利用外汇储备(主要为美元)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加元。但自1998年以来，加拿大就没有干预过货币市场。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认为，持有优质、付息的外币资产，比黄金更适合实现这些目标。” 纪录显示，加拿大在2016年卖光了最后一批黄金，结束了始于1960年代、长达数十年的逐步抛售，当时其储备曾高达1,023吨。 道明证券(TD Securities)大宗商品策略主管马利克(Bart Malek)表示，如果这些黄金保留至今，其价值约为1,800亿美元。他说：“这可能是个错误。” 加拿大官方储备价值1,270亿美元，全部是纸币资产，其中一半以上是美元。马利克表示，加拿大需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并在其投资组合中加入黄金作对冲。 他说：“黄金是一种资产。它不是任何人的负债，没有交易对手风险，并且具有内在价值。” 他补充，黄金可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储备免受通胀、货币贬值和债券市场风险的影响。 他表示，央行行长和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角色，以及其在未来几年能否锚定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的能力。他称这是全球金融领域的“结构性转变”。    

加拿大运输署（CTA）决定，在经过数月调查后，不会对加航（Air Canada）采取任何执法行动。此前有一宗事件引发争议——一名18个月大的婴儿被单独分配到一个座位，与最近的父母相隔五排之远。 一户加拿大四口之家以及航空乘客权益倡导人士表示，这项决定显示加拿大运输署对维护航空乘客权益或追究加拿大航空公司的责任毫无兴趣。 1月3日，格雷格（Greg）和林赛·麦克拉克伦（Lindsay McLachlan）一家正准备搭乘加航红色航空（Air Canada Rouge）从佛罗里达州坦帕湾飞回多伦多。他们带着三岁半的儿子彼得（Peter）和18个月大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昵称莫莉 Molly）。 图源：McLachlan一家 航班延误了五个小时后，他们正准备登机，却被告知莫莉被列为候补乘客，这意味着她没有被保证有座位。 格雷格在接受CTV新闻采访时表示震惊：“我问，‘你什么意思？她没有座位？她在候补名单上？怎么可能？’” 格雷格是一名常旅客，他提前支付费用为孩子们预订了与他坐在一起的座位，还出于体贴，利用自己的加航会员身份为妻子在机舱前排预订了一个更舒适的座位。 在值机时，一名加航红色航空的工作人员设法纠正了错误，为莫莉打印了登机牌。但仔细查看后，麦克拉克伦一家发现，莫莉被分配到了第15排，而她的父亲和哥哥则被安排在第21排，相隔六排。 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必须在登机后自行解决这一问题。于是，麦克拉克伦一家走上延误已久的飞机，找到一名站在舱门口的乘务员。 图源：McLachlan一家 据他们所述，该名乘务员告诉他们，机组人员“依法不能要求其他乘客换座位”。于是，格雷格一手抱着女儿，一手牵着儿子，走在过道上，不得不亲自与多名乘客交涉，请求他们互换座位，才让莫莉能坐在家人旁边。 “加航的任何人都没有提供帮助，”格雷格说。他对此深感不解：“加航是一家大型公司，负责运营飞机。如果飞机上有孩子，就应该清楚这一点，并确保他们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根据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Air Passenger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PPR），航空公司必须无额外收费地将14岁以下儿童安排在父母或监护人附近的座位上，且根据年龄要求不同距离——5岁以下儿童必须安排在相邻座位。 飞行结束后，加航最初仅提出退还他们为莫莉预留座位的预付款。麦克拉克伦一家对此不满意，遂联系加拿大运输署的执法部门，正式提出投诉。 经过数月调查，上周，这家人接到运输署的电话，被告知“调查已经结束，目前不会采取任何执法行动”。 格雷格对CTV新闻表示，他对这一结果并不意外：“这正是我预料到的结果——他们什么也不会做。这太可惜了。我不知道他们的作用是什么。纳税人为这个机构买单，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保护谁。” 航空旅客权益组织“Air Passenger Rights”主席加博尔·卢卡奇（Gabor Lukacs）也表示：“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CTA根本没有真正意愿去执行乘客权益保护。” 根据《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如果加航未将年幼儿童安排在父母或照护者身旁，最高可被罚款25,000加元。 图源：McLachlan一家 CTA在发给CTV新闻的邮件中表示：“调查期间收集的证据显示，1月3日AC1659航班登机后，婴儿确实与家人坐在一起，因此未发现违反条例的情况。” 这一回应让麦克拉克伦一家非常愤怒。他们坚称，莫莉能最终坐在父母身边，完全是靠家人和其他乘客自行协调，与加航无关，航空公司从未介入解决问题。 格雷格说：“另一种选择就是让我的18个月大女儿独自坐在一个座位上。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情况。” 卢卡奇补充道：“如果你闯红灯撞车并逃逸，后来有人帮助了受伤者，你仍然要负责任、仍然会被起诉。在这个案例中，加航明显违反了APPR，理应受到处罚。” 他还指出，CTA不对加航罚款只是更大系统性问题的缩影——这个联邦机构长期以来都不愿意真正执行《航空旅客保护条例》：“这再次证明我八年来一直在说的——加拿大根本没有真正的执法机制。我们有的不是‘看门狗’，而是‘宠物狗’（We have a lapdog instead of a watchdog）。” 加航在发给CTV新闻的邮件中回应称，他们“尊重CTA的决定，并感谢CTA认可我们确实有确保父母与幼儿坐在一起的政策”。该公司补充说，已“通过改进座位分配技术和加强员工培训，来确保未来能更一致地执行相关政策”。 加航后来确实向这家人提供了未来旅行代金券，但麦克拉克伦一家拒绝接受。 格雷格总结说：“我不是想要钱，也不是想要免费机票，这不是我的目的。你（加航）犯了错误，就该承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