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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精英的滤镜，正在褪去。一个周五晚上，叶佳邀了几个朋友，聚在客厅里。桌上，是几道简单的餐食，花销不超40元。这样平实的生活，契合上海浦东老社区的气质。这里的房屋建于上世纪90年代，6层楼高，没有电梯。好在租金实惠，7千块能住上三室一厅，三人平摊下来，也不算高——要是换在东方明珠周边，这钱只够一居室。这里的日与夜，一半是生活，一半是谋生活。叶佳租住的小区图源：受访者晚上通常是生活气息最浓的时刻：“叶佳们”围炉夜话，爷叔阿姨安然入梦。到了白天，爷叔阿姨还在畅聊昨日，“叶佳们”已是行色匆匆，藏在人潮里，赶往地铁站。叶佳即将抵达的是陆家嘴站。车厢门一开，告别平实的社区生活，接受摩天大楼的迎接。这是一般人看见浦东的A面，一片集齐“最高”“最快”“最大”“最前沿”等各种“之最”的土地上，这些密集的摩天大楼撑起了经济高速增长。但叶佳见到更多的是B面。在监管层的三令五申下，证券公司薪酬下调成为趋势。摩天大楼里的机构陆续采取了精简人手、“砍”预算等措施。据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和各家上市券商年报统计，截至今年6月30日，券商从业人员总数为340100人，较年初减少了10371人，降幅达到3.39%。叶佳聚会时的饭菜图源：受访者明星投研的天价薪酬时代过去，反映到“叶佳们”的直接体现就是，他们开始接受“平替”，日常用的香水，从爱马仕变成性价比更高的国产品牌；手里的那杯咖啡不再是星巴克、Manner，而是9块9的平价连锁；午餐从人均五六十的Wagas变成了不过30元的外卖，晚餐从简。在叶佳眼里，金融精英的滤镜正在褪去。 “过紧日子” 叶佳和多数金融精英一样，有着令人羡慕的履历。她是浙江人，本科读的是重点高校的金融专业，此后远赴法国读研。2018年毕业回国，成为国内某证券公司的研究员。她就职的企业在上海金融核心区——陆家嘴金融城，那里集聚了8000多家金融机构。一般而言，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于这几个渠道：经纪业务、资产管理业务、投行业务，以及自营业务。2019年之前，经纪业务曾是证券行业的第一大收入来源。叶佳说，市场红火的时候，在公司下设的营业部，入行四五年的销售，工资加奖金达到30-50万/年，基本是常态，百万年薪的不在少数。她负责的是资产管理，每月底薪3万。行情好的时候，她的季度奖金10—15万不等。拥挤的地铁图源：受访者与之对应的生活是：叶佳出门从不坐地铁，吃的是人均200元往上的西餐。连她室友都说，聚餐专挑贵的吃，“能报销”。她说，圈子里的人普遍过的都是相当体面的生活，比如：住的房子，基本都是月租七千起，一年花销十几万；一年买几样奢侈品，开销至少是十万；偶尔的境内境外游，消费两三万。 “那都是以前了。” 现在，叶佳的熨烫机晾在客厅——跟客户见面少，商务装穿得少，平时也就不用那么精致了。她说，以前一周能见上三四次的客户，去年年中就发现很难约。再进一步沟通，客户才告知，因为业务收紧，暂时不考虑扩张性投资。即便是运气好约上了客户，她递出去的研究报告和投资建议与市场后续反响不太一致，让客户难以信服，后续的态度也会变得冷淡。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叶佳的工作从忙碌到平淡。公司亦如是，她说，领导的说法是，公司业绩下滑，都得勒紧裤腰带，“连报销都被卡住了”。过紧日子的不止是叶佳的公司。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43家A股上市券商的上半年业绩均已披露完毕，合计实现营业收入为2350.23亿元，同比下降12.69%；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为639.61亿元，同比下降21.92%。半年报情况进一步传递证券业经营承压的现状。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采访时曾表示，受到资本市场下行波动影响，券商行业整体业绩承压，这直接影响券商员工的绩效收入。同时，为防止过度激励和风险积累，监管部门加强了管理券商薪酬事宜，带来政策导向性的薪酬压缩。 2024年已过大半，叶佳的工资明显下降，去年的奖金都没拿到。与圈内很多人一样，她的生活开始转向“性价比”，譬如出门的交通工具从打车到地铁，吃的不再是西餐，而是熟食店里买来的下酒小菜。就连办公用的笔，都从进口换成了国产。身边不少同行都没有以前卷了，“每天开盘等着收盘，点点鼠标，时不时敲几个字，写一些不咋样的报告”。叶佳说，再这样下去，也许不出一年，在这行业待不下去了。直到有同行从高楼一跃而下，喧嚣再起：有的道出各种小道消息，有的表达对生命消逝的惋惜。不过，话里夹杂着高频的关键词，比如高薪、高学历，千万房产。 “好像没有人在意这个（金融行业）的变化。”叶佳叹气道。热闹、风险与压力叶佳怀念四年前的生活。那是2020年，在公司经过两年磨练后，叶佳站稳脚跟，有自己专门负责的业务板块。 “热闹”，可以说是叶佳当时工作环境的最佳形容。股市，热闹——2020年，两市全年成交额206.83万亿元，同比增长62.3%。有媒体报道，那一年，1.76亿股民，人均赚超11万元。公司，热闹——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通过信息、邮件，涌进叶佳的手机、电脑。客户、同事的即时反馈，让她不得不加快工作速度：更新市场信息后，以行业或公司进行分类、汇总，再通过分析，形成研究报告。一直忙到下午，叶佳还得做相对应的服务工作，那就是向机构客户，传递投资建议。这只是她的基本工作。因为金融属性决定了工作的趋利性，尤其是金钱的敏感度，哪里钱多就得往哪追。叶佳的研究生导师说过，金融从业者本身不创造实体价值，但他们得利用知识来帮助企业、政府，乃至国家来进行建设。 “有限的钱就像一块蛋糕，从业者研判该把蛋糕切完之后，拿到哪里？中间掉落下来的蛋糕渣，相当于是自留的利润。当这些蛋糕渣积少成多，也就成就了从业者的‘高薪’。” 圈子里的人都在为“蛋糕渣”努力。回到家里的叶佳根本闲不下来，她得翻开电脑，紧跟国内外的各类信息，小至某个公司发了什么新品，大至国际关系、地区冲突等，她都得一一了解。否则，只要有一个信息节点没有跟上，预测就会产生较大误差。一忙，基本就到了凌晨。不过，高薪的另一面，必然是与风险、压力并行。图源：图虫创意她说，机构客户不同于散户，“散户几十万、上百万往股市里投，可机构客户一下手就是千万、上亿的资金，一旦出现大的亏损，与我脱不了关系”。毕竟，机构客户的利益与叶佳紧紧相连：机构投资有回报，叶佳的公司获得收益，她也能从中分得红利。但如果叶佳的报告出现较大误差，也就意味着巨大的亏损，公司及其个人也会受到影响。至于研判结果，全靠经验。叶佳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2021年1月初，她向客户提交了对某家企业发展的研判预测。彼时，海外医疗配套产品缺失，依赖于中国产品出口。当月2日凌晨，还在电脑前搜集资料的叶佳看到了苏黎世运河公布的收入数据——比往年上涨不少。这意味着，产品出口物流畅通，海外需求在当下有增无减。对于医疗制造的下游企业，叶佳认为可以重金投资。根据她的报告，客户分批次买入，在股市中重仓。意外接踵而至。先是6日，美国政局不稳，美股下跌，后续反应至国内，企业股票同样受到影响。当时，被重仓企业的股价约在80—90元之间，而她的预期价格是120元。一旦失误，客户一天损失的资金，约等于一套价值上亿的豪宅。直至月底，企业的股价达到叶佳的预期，甚至超过——相较于月初，将近翻了一番。这一次，叶佳赚足了口碑。就连与客户负责人见面时，对方都变得非常客气，认真听她说的每一句话。那年的年会穿插诸多奖励环节，在场的大多数人都分到千元现金红包，现场还有几十台苹果手机、电脑作为奖励，优秀员工的奖金从3-10万不等。会后，是彻夜的狂欢。当晚，叶佳和几个同事醉倒在愚园路的酒吧门口。她以为这是行业本来的样子：无所不在的高压，风险共存的高薪、疯狂释放的消费。那两年，叶佳保持着忙碌且充实的工作节奏，薪资稳步提高。拉上室友、朋友聚餐是她释放工作压力的方式，日料、西餐、海鲜，一顿饱餐过后，开销过千是常态。那时，她和许多身处行业的人一样，几乎不用为钱发愁。每隔三个月，一笔奖金就会到她的账上，数额足够支付老家的购房首付。被审视的高薪这样的生活，只持续到2022年中旬。当年5月至7月，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和《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财政部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三份文件指向的是，隶属于金融行业的不少机构需要优化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科学设计薪酬体系。同时，还对高管的薪酬和总额制定相关要求。券商薪酬下滑，另一个背景是随着注册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券商的投行业务板块狂飙突进，在外资投资总额（FDI）下滑的情况下，满地的热钱使得收益逆势增长。针对行业高薪是否合理的疑问被进一步放大和审视。图源：图虫创意叶佳一开始并不解。“能在金融圈里，站稳脚，是极其艰难的过程。” 在金融圈，相比从业者众多的银行、保险，券商投行是金字塔尖的代表，这里通常聚集着最顶尖学府的人才。即便是履历令人折服的“清北复交生”们，都得为了项目熬到深夜；时刻握着手机，因为不敢耽误一条信息；为了贴近客户，组饭局、谈人生，在酒桌上觥筹交错，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也是常有的事。叶佳算过自己的工作时长：除了吃饭睡觉，她至少有12个小时是在做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包括周末。若是把自己的收入以小时来掰开计算，不过70块钱。 “但舍弃了很多东西，”她说，为了在圈子里站稳脚跟，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没有自己的朋友，这让很多圈外人不能理解。“当然，外人可能不在乎。” 事实确实如此。金融圈出现在网络上，多数与“高薪”“多金”有关。即便是行业整体薪酬缩水之后，叶佳这样的研究员比起很多人来说，依旧属于“高薪阶层”。据Choice数据及半年报梳理，今年上半年，43家上市券商薪酬总额约745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逾百亿，同比下降约12%。另据Wind及公司中报，有可比数据的41家上市券商中，八成（33家）上半年人均薪酬下滑，9家降幅在两成以上。 “如果说2023年是奖金少了，今年就是收入断崖下降。” 叶佳说，她们所仰仗的奖金是多以团队为单位分发，首席（高管）有分配权。但按照相关要求，不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首席）部分奖金被砍了，我们自然也就无法幸免”。习惯了高消费的圈内人，有点不太适应。叶佳说，行业里的人一方面离钱很近，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赚钱来得快，自然习惯了高消费。比如花钱买名牌，只为了装备一身行头；再比如在房价高位、房贷高位的时候置业，只为了留在这座大城市。金钱的反噬，落在行业的每一个人身上。有的人选择卖房离场，有的人选择退出行业，有的人选择以极端方式逃避一切。叶佳庆幸自己不算是高消费人群——除了吃喝，顶多就是拿到第一笔奖金时买过一次名牌包，她每月都有固定的储蓄计划，为的是日后安稳。但几重重压下，她正在挣扎，不知道该离场还是该坚持。 “曾经爱过这份工作” 叶佳不太愿意谈未来。她是家中独生女，靠着努力一路从县城走到欧洲，再到上海，见过“牛市”，尝过高薪的甜头，也体会到落差：付出同样的努力，收入还不到原本的一半。但她有点懵，“就像条风雨中飘摇的小船，什么都是不确定的”。她说自己不是矫情的人，但为了这份工作，自己付出了很多，“生活就是吃饭、睡觉、工作这三件事，就连社交话题也是为了工作，更别提恋爱了。” 一个周末，她正趴在电脑前工作，室友忍不住发问，“为什么连周末都要维持这么高的工作热情？” 叶佳早就没有什么周末的概念了。至于原因，她说不清楚，可能是工作带来的麻木，或者是正向反馈，尤其是拿到奖金那一刻的快乐。“但快乐一下就没了，你得不停地运作，才能让自己不要陷入快乐后的空虚。” 如此往复，她沉浸在工作里，“我是爱这份工作的，至少曾经是的”，叶佳说。而今，邮箱里的未读邮件少了，她的生活被工作填满的时间也变少了。行业内的人也少了。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截至9月5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为34.11万人，较去年末减少11026人，降幅为3.13%。叶佳有朋友准备离开上海回老家，说自己在外漂了5、6年，多少存了点钱，回家找个相对安稳的工作。还有朋友辞职去了海外，说做美元理财提成最高能达到20%，一年赚一两百万不费劲。也有人劝叶佳辞职，利用休息的时间沉淀自己，静候机会。叶佳租住的小区门口，开花的栾树图源：受访者叶佳依然在观望。与圈内的消息，总是容易引起喧嚣：“上市券商上半年减员超7000名，分析师与投顾两大条线反逆势增员”“从业人数锐减近万人！多家头部券商降薪近两成，部分证券逆势加薪”。但叶佳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那个周五晚上，她和室友的对话是，“想谈一次恋爱”。说这话的时候，叶佳的室友告诉她，“你的脸上，有了笑容”。

暑假带孩子回国一个多月，感觉和去年很不一样。当然，我主要待在广州，也去了江苏几天，看到的只是一角，但相信不是局部问题。去年3月，我回广州待了半个月，也见了很多朋友。当时也许刚从一种封闭状态走出来，大家有强烈倾诉欲望，对未来期待很多，因此在每一个饭桌上，都能感受到满满的能量。时隔一年半，再见这些旧友新朋，恍若隔世。对于现状，多不满意；关于未来，有信心的少之又少。很多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神采，没了劲头，从内至外散发着疲惫和厌倦。这跟我在朋友圈之外见到的情况差不多。刚回来那天，在地铁站，见到迎面走来的每个人，都表情木然。坐网约车，司机都是一句话不说，有时不停叹气，车厢内气氛非常压抑。新闻中则更离奇，什么跌破底线的事都出来了。在广州，让我很吃了一惊的是，广州这浓眉大眼崇尚搞钱的地方居然也开始流行起掼蛋了。这种游戏，早在20年前就风靡于江苏安徽地区。但是这么多年来，广东一直没流行起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广东人的信仰是搞钱，大家时间都很宝贵，有这时间，琢磨点赚钱的事多香啊。如今，掼蛋开始在广州深圳流行，连排头兵都偷摸着躺平，这很说明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亮点，比如电动车行业的红火，比如社会质感的迭代提升。现在全世界日子都不好过，欧美也是一片哀嚎，从通货膨胀到移民难民问题，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只要不讳疾忌医，问题不藏着掖着，让全社会能参与讨论，总归能解决问题。这么多天下来，让人很是感慨。我琢磨着，把这些见闻整理出来，是很有意义的。交通广州的交通，比之前更乱了。在很多红绿灯路口，都乱得像一锅粥，两轮电动车、行人和汽车混在一起，让人无所适从。开汽车的，有时更像是一个弱势者。尤其在中山一立交下面，交通状况简直如同噩梦。这么乱的交通，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期，也不见有人来指挥疏导交通。找一些志愿者不难吧？按理说，这些交通管理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技术活，各地都做了几十年，积累了无数经验，没理由搞不好。自从电动自行车走上街头之后，广州的交通就没好转过。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解决起来非常复杂，但我始终认为，政府部门应该负起主要责任来，不能放任不管。之前给电动车搞过上牌，但是上了牌之后如何管理，似乎依然没有头绪，交通依然混乱。管理是一门科学，既不能是一刀切，也不能是听之任之。从市民的角度说，电动车方便实用还环保，弃之不用，既不经济，也不符合人性。人的行为，都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这无可厚非。搞乱交通这个帽子，肯定不能扣到市民头上。要打屁股的话，有关部门肯定跑不了。很简单的做法是，在路上画条线装个栏杆，专门让电动车跑，路面交通就不至于那么乱。很多城市都是这么干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只要不躺平，很多事根本就不是个事。好消息是，《广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拟于2024年9月进行第三次审议并交付表决。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规定，比如违法三次以上就可能被扣车。这些规定如果真能被有效实施，广州交通状况可望有改变。餐饮食在广州。在吃这一块，广州就从来没让人担心过。随便去一家馆子，都很好吃。一些熟悉的馆子，都在硬件方面进行了升级，就餐环境非常赞。看菜牌，价格基本维持不变，人均100元左右，就能吃得相当不错。几乎所有餐馆都可以扫码自助点餐和结账，虽然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再回来体验这种点餐方式，还是想竖大拇指。好吃不贵，服务态度好，还不用给小费，除了有点科技狠活和煤油的担忧，其他堪称完美。一个有着中国胃的人，回到自己国家，别提多爽了。不过现在餐饮确实不好做，最明显的迹象是排队的人少多了。几年前，每到饭点前，很多餐馆门口都坐满了等着叫号的人。这次回来，吃了二十多顿饭，只在一家餐馆遇到有排队。那是一家在某高档商场里做高档餐饮的新店。有经常做商务接待的朋友说，以前2000元的商务餐，现在1000出头就能搞定，但菜式不变、服务不变。餐饮业是受消费降级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行业。近日，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餐饮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8.8%。这个降幅，非常恐怖。北京如此，广州或其他地方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消费降级的影响，外卖平台抽成高，也是影响餐饮行业利润的重要因素。电车我在广州街头粗略数过，在驶过去的20辆车里，绿牌车差不多占了六七成。换不同路段不同时段，这个占比基本不变。在网约车和出租车里，绿牌车的占比更是接近100%。不少人都把油车换成了电车，还有朋友卖了特斯拉，换成国产电车。这个朋友，是国内头部汽车自媒体的创始人。我坐过他的华为问界M9，智能驾驶和乘坐体验让人难忘，外观设计也好看。一路上，他一直跟我夸这部车。电动车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亮点。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能力和供应链体系，从电池到整车的生产都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大规模生产使得电动车的价格不断下降，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普及。几万块钱就能买到一辆不错的电动车，这在其他国家确实很难想象。电动车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但是这是属于发展中必然存在的问题。随着产业的日渐成熟，相信这些问题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不得不说，中国的各种基础设施，做得太出色了。比如充电桩的普及程度，比如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别的国家也想发展电动车行业，但是这种政府引导和市场相结合，并依托于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基础的全产业链布局，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都难以复制的。如果多几个像电动车这样的产业，中国经济会有更多的活力。青年年龄最大的00后，现在已经24岁了。00后们，正在接替前面几代人，慢慢成为社会的骨干。在本世纪出生长大的这批年轻人，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物质最丰富的年代。他们一出生，就有了电脑、手机，坐上了汽车，出国旅行也很寻常。他们的视野和知识结构，都是历代中国人里面最棒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因素，造就了高素质的这一代中国人。在各行各业，都能遇到这些素质良好的年轻人。他们的专业素养、服务态度和整体气质，都是中国人里面的翘楚。和他们打交道，让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假以时日，等这些年轻人全面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一定会有不同的面貌。但是这代年轻人，也是悲催的。他们生长在前代人创造的红利里，习惯了物质的丰裕和各种便利。但在未来，他们能不能创造更多属于自己的时代辉煌，是存疑的。这和努力无关。年轻人再努力，能改变蛋糕的分配方式吗？年轻人再努力，能改变超级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吗？年轻人再努力，能改变全球化退潮的趋势吗？今天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很不友好。所以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要么丧失了奋斗的精神，躺平在家啃老或打游戏；要么只能去做一些低技术门槛的工作，比如跑外卖做保安；不再过度追求高薪和高职位的工作，不愿996，不愿过度加班；不买房只租房，推迟结婚生子，甚至不婚不育。如果再不迅速把整体资源向年轻人倾斜，未来买单的或会是整个集体。让年轻人看到希望，整个社会才有希望。年轻人不想再跟你玩，这是最惨的事。回来这段时间，年轻人遇到的诸多问题，是最让我痛心难过的。这些中国最宝贵的财富，应该被加倍珍惜，他们配得上更好的明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广大青年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击中了亿万青年的心。后人这样评价这封来信：“它曾让当年千百万青年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激动为它争辩为它深思，也让千百万今天的中年频频回首没齿不忘。”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中国用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完美回应了广大青年的呼声，让他们有了奔头和去处，造就了一个空前的盛世。信心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温总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信心比黄金更重要。那一次，虽然也很难，但是当时全国人民对未来都有很强的信心，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更是激发了全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所以最后我们挺了过来，还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和火车头。那时一旦发生负面事件，媒体迅速跟进，官方迅速处置，最终作恶者受到惩处，公众得到安慰，社会能以公平公正的姿态继续前行。 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后，无数媒体跟进，最后导致当时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引咎辞职。事件之后，再没人敢在奶粉中造假。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不可能没有负面事件发生，关键是事情发生了之后如何处置，有没有因此吸取教训，让制度变得更完善，让社会变得更健康。这次在各种场合见了几十位师友，有体制内的，有媒体圈的，有学者圈的，有做生意的，也有小县城的普通职员。除了几位做跨境电商、外贸和出海的朋友做得不错，绝大多数人对这几年的生活都不满意。大面积的信心垮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经济下行让很多人收入锐减，肩上的负担越发沉重。除了经济原因，尤其对企业家群体打击巨大的是不断变化的政策，以及法治不断受到人为干扰的客观现实。从教培到游戏再到房地产，政策在两三年内一再变脸，让一亿多从业人员无所适从。市场经济的基石是法治。法治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和法律保障，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法治通过保护知识产权、财产权和合同权利，可以激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还有媒体的静默也是很可怕的。一件大事出来之后，所谓的主流媒体多半只能刊载通报。责任人如何被惩处，受害者如何被补偿，社会危害如何消除，通通无人知晓。一件件大事，都是这么烂尾的。这些社会信心的基石，一旦一块块被抽离，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移民在当下国内的环境中，移民不是一个很适合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这些天，确实有很多人向我询问国外的情况，以及如何移民。我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国外不是天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中国有问题，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新加坡泰国欧洲，同样也有自身的问题。我之所以背井离乡，主要是因为不想让孩子那么卷。如果不考虑孩子因素，说心里话，我更愿意生活在国内。在出国之前，我从没想过会离开广州，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城市，各方面都很合我意。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在广州终老。但当时代的潮水袭来时，个人的命运就像浮萍一样。每次回广州，都有强烈的遗憾和不舍。和冬天漫长寒冷的加拿大相比，生活在广州太惬意了，生活的丰富性和便利性，从美食到气候到交通，要甩加拿大几条街。但是孩子喜欢加拿大，喜欢那里的教育和生活，作为父母，只能委屈自己。大部分“移一代”，都是牺牲的一代，不仅仅指物质上，更多是精神上的。你始终不可能成为一个地道的本地人，但同时你也被故乡人打上了一个标签；你的心里始终都有母国的位置，万里之外发生的事情依然牵动你的心绪，但同时你也会越来越关注身边人和事。你的余生都会活得有点挣扎。以我的观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移民，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不适合移民，尤其是那些守着自己的舒适圈、患得患失的人。人到中年，在国内有自己的专业和领域，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资源，移居海外，没有挑战是假的。有三类人比较适合移民，一是特别有钱的人，这些人不缺钱，大部分需求都可以用钱解决，所以去到哪里都很滋润；第二类人是窘迫的人，在国内已经困顿不堪，出来了也不会差到哪里，除了社会保障可以兜底，蓝领工作收入不错，说不定可以实现人生逆转；第三类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专才，比如加拿大农业领域就长期缺人。不论是什么原因选择移居海外，我都支持人们用脚投票。有时搬到其他国家生活，只是想换个活法，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一个人，首先要把自己及家人照顾好，然后才能谈得上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能照顾好家庭，已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国民。鼓励每个人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勇敢活出自我，让每个国民都能沐浴在爱的阳光里，让公平和正义普照，这才是一个国家最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国家不用担心国民会外流，因为每个国民都会像珍宝一样守护着这个国家。我特别喜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最后一章中的结尾，崇祯煤山自尽，清军挥军入关，无数大事发生时，而徐霞客却坐在黄山顶，听了一夜大雪融化声。人生海海，不过尔尔。“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受命，只是穿着布衣，拿着拐杖，穿着草鞋，凭借自己，游历天下，故虽死，无憾。”当年明月极欣赏徐霞客的这个回答，认为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因此他将徐霞客的话总结为“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并将它作为《明朝那写事儿》完美的结束语。希望喜欢码头的所有朋友，以及所有世人，都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