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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了整整20个月的香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终于在2014年9月28日凌晨正式启动。面对这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发生，中国内地媒体一片沉默，除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以评论的形式大肆批判外，几乎很难找到关于这场运动的任何报道。这也导致许多中国大陆读者对此运动不甚了解，甚至存有诸多误解。香港发生什么事了？你真的知道香港人为什么“占中”吗？香港中文大学通识学部教师梁启智搜集了17个中国大陆读者最常提出的问题，并一一解答。梁启智文章在网上传开后，以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人员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官媒中新社以不署名方式发表了针锋相对的《香港“占中”10问》。本文以《占中27问：香港发生什么事了》为题分别转载如下。类似文章还有《香港人给台湾人的10个快问快答：中国都给香港“普选”了，为什么学生还要罢课》，有兴趣者可以上网查阅。香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行动问题1：香港发生什么事了？答：香港人现在正以和平方式争取一个平等和开放的普选方案。《基本法》规定香港的行政长官最终由普选产生，而人大常委于2007年也决定了香港最早可于2017年实行普选，现在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正是基于这些承诺。现时香港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许多人认为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列明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经由同样是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现在改革的方案不单止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问题2：我不明白。这1,200人的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的一回事？答：这1,200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1,200人的代表性是现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首先，香港现时有超过350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但是可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300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代表不了的。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有81,831人。委员会当中又有60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问题的是这4千多名渔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票人”才有资格。为什么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板可以参与。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种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壳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问题3：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也是应该的？答：选举制度向商界倾斜不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往往会拉阔贫富不均，而过度的贫富不均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需要政府适当的介入来维持。香港过去十多年机的贫富不均已经越来越严重，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一个向商界倾斜的政治制度会订出很多短视的政策，引发社会不稳定，最终其实同样不利营商环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条件就是公平的市场环境，而民主制度是扫除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所谓向商界倾斜很容易会变成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市场也就变得不公平了。其实环顾全球运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和政治制度虽然有所差距，但公平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须的。香港现在已列全球裙带资本主义的首位，这样的制度只会于短时期内有利于一小撮人，对其余所有人也是不利的。问题4：不要和我说外国怎么样。无论香港的选举制度如何改变，也要顾及中国的国情，要按实际的情况，不可以照搬外国的一套啊！答：中国政府答应了香港的政治发展要按国际标准。《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香港适用，该公约列明公民参与政府管治的时候，不应该设有不合理的限制。甚么叫作不合理的限制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公约的进一步解释，公民的参选权是不应基于一些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质的原因而被剥夺，例如参选者的政治联系，个人的政见亦不应成为剥夺任何人参选权的理由。有关按实际情况这一点，香港现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真普选的话政府将会难以运作，对真普选的追求是为了理顺香港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详见问题六）。事实上，没有人要求把美国或英国的选举模式照搬到香港，大家要求的是“确保市民在选举中有真正的选择”这一点能够在选举制度中得以落实，具体的方法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案。至于中国国情这一点，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的社论清晰地说明：“真正的普选制，不仅选举权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选举权也要‘普通’、‘平等’；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相信在承受政治改革这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各方面发展迅速，国情应该不会比解放前还要差。问题5：民主要一步一步来，就算提名的过程有问题都好，但最终投票的人数从1,200人变成350万，这不是也算是走前一步吗？答：如果按现时的方案改革的话，民主进程将会是倒退了而不是进步了。香港有过五次的特首选举（四届特首和一次继任补选），每一次也是由选举委员会过半数支持产生，但成为正式候选人只需要八分之一的委员支持，过去两届也出现过不同政见的参选人，可以以正式候选人的身份在电视直播的竞选论坛上同台辩论。因为选举委员会都是由既得利益所把握（详见问题二），把成为正式候选人的门坎从八分之一上调到二分之一（如每名委员可从众多参选者当中选择两到三名成为正式候选人），那么筛选出来的正式候选人已不能提供真正选择，350万选民所参与的已不是一场真正的选举，而是变相被迫一起当群众演员，为已经内定的候选人当橡皮图章。因此，不少香港人也表示：“宁愿原地踏步，也不要行差踏错”。问题6：你们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香港怎么发展？答：无止境的政治争拗确实令人烦厌！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争拗呢？社会中总有不同利益，争吵的出现本来很正常，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谴责那些争吵的人，而是设计出一种大家都信服的制度来在争吵过后做最终决定。这也是为什么真普选是必要的。有了真普选，当权者大可以说自己是民意代表而坚持推行政策，不服气的也大可以到下次选举时卷土重来，双方都不用无止境的纠缠下去。今天的香港政治乱局，就是没有真普选所做成；而万一继续没有真普选，争拗只会变本加厉。现在争取真普选的并不是要吵闹，而是为解决无日无之的吵闹而争取。有破坏没建设当然不好，而真普选就是纠正这问题的终极方法。在香港的畸形选举和议会制度之下，建制派永远在朝，民主派永远在野，这就是政治人才凋零的罪魁祸首。无论建制派支持任何后来被认定失败的政策，例如地铁和领汇上市，也不用受到惩罚；相反，民主派有什么新的政策主张也不会得到实施的机会。如是者，建制派就没有吸纳政治人才的需要，而政治人才也没有加入民主派的诱因，最终两边变成海军斗水兵，香港的管治水平越来越低。因此，如果为了纠正“只懂反对”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支持真普选。问题7：但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总不能自作主张吧？答：中国政府答应过香港人可以自作主张。以立法会选举为例，《基本法》列明立法会的产生方法如果需要修改，只要向人大常委报备就可以，不需要批准。回到1993年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也表明：“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干涉”，立法会的组成方法“不必要中央政府同意”。回到行政长官选举，香港有许多政党和学者也提出过各种改革方案，当中不少都能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完全没有挑战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权力。举个例，如果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改为立法会议员，只要有若干比例的立法会议员支持便能够正式参选行政长官，这样的安排完全合乎《基本法》的要求，而立法会相对于现时的选举委员会也明显地更能广泛代表民意。这些相对温和的方案很不幸地也被人大常委的决定排除了，才是做成今天民怨的原因。问题8：但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呢？许多外国势力想借作香港来为中国制造混乱，参选不设关卡的话怎么办？答：真普选和国家安全没有矛盾，大多数香港人也接受中央政府在行政长官选举当中的最终决定权。《基本法》规定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于选举后要报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有权不任命，而这一点在之前的咨询当中没有多少争议。如果有什么外国特务要参选行政长官，中央政府可以立即公开相关线报然后表明拒绝任命，事情有根有据也容易操作。相反，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不是什么国际关系的专家，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按国家安全的需要为港人排除外国特务当特首候选人。除非提名委员会只由国际关系专家组成，又或参选提名委员会之前要考一个国际关系基准测试，否则所谓要为国家安全把关只可能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差劲借口。问题9：万一选出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特首怎么办？答：那么我们就要相信制度。美国总统由美国选民选出，纽约市长由纽约市民选出，两个人不用是同一个政党，纽约市长有时候会骂美国总统，也不见得纽约市的发展因而受到影响。曾几何时，英国保守党控制国会，工党则控制伦敦市议会，议长天天在市议会拉横额批评就对岸的西敏寺国会，这些都是成熟政治制度的表现。就算时在华人社会，中华民国的总统和台北市的市长也不一定是同一套政治观念的，一样可以运作如常。如果我们对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有足够的信心，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问题10：其实香港已经很自由了，为什么香港人还不满足，还要诸多要求？答：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就没有压力保持人民的自由。就算有公正的法院，如果法例本身不是按民主程序订立的，法院还是要跟着来判案。过去十多年来，香港人发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正在不断受损，而原因正正在于没有民主的保障。《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香港既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但是没有民主制度的支持，这个承诺又可以由谁来监管呢。问题11：你们要民主是一件事，就算要争取也不该诉诸暴力手段吧？答：没有任何一个争取民主的团体提出要诉诸暴力。示威者现在是透过公众集会向政府提出要求，他们唯一的行为就是在这些地方出现，没有带同任何攻击性的武器。现在唯一使用暴力的人士，是强行把这些示威者赶走的警察。号召示威的团体也多番强调，当警察要清场的时候他们将不会作任何的抵抗。事实上每次警察和示威者冲突，示威者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高举双手，表明自己手无寸铁。在示威集会之前，香港人其实试过很多不同方法，和平地表达意见。例如香港政府就政治改革所作的咨询，市民提供了124,700份的书面意见，然而当中的许多意见却被香港政府所曲解，没有如实反映给中央政府。今天示威者选择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达不满，是因为其他的方式也得不到响应。问题12：学生们不是冲击政府总部了吗？答：学生没有冲击政府总部，学生是爬过围栏进入政府总部外面的广场静坐。这个广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公共空间，也有负责的官员答应开放公众使用，市民过去也是一直使用这个地方进行公众集会，围栏是最近才加上去的。及后的冲突都是因为警察不容许市民在政府总部外面聚集而来的，并不是因为直接冲击政府总部。（本段原称此处规划上为公共空间，唯有报导此说法存疑，现予以修正。）问题13：这些抗争只是政客捞选票的表演吧？根本是教坏学生！答：这次抗争完全由学生主导，政客一直被批评未能跟上时势的发展，实情和所谓的“学生受政客唆使”的说法完全相反。宏观来说，有时候一些人示威看起来很激进，后面的原因却很理性。在今天的香港，就算你获得多数的选票，也只会得到少数的议席，更完全没有机会执政。不正常的议会政治，源于不公平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过去数年以来，特首以及众多问责高官丑闻不断，官商勾结指控不止，却往往连立案调查也困难重重。常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香港官场却是背道而驰，这才为我们的下一代竖立一个极坏的榜样。问题14：我觉得这次抗争一定是外国人指示的吧！答：如果你担心外国势力影响香港选举，你最好去查一查选举委员会那1,200人当中有多少人有外国护照。除非政府把他们驱逐出选举委员会之外，否则外国势力这个说法还是不要提了。问题15：这次抗争只不过是香港人憎恨中国内地，看不起内地人的表现吧！答：这个问题其实倒果为因，应该说是因为没有真普选，香港人的不满无路可诉，加速了香港人对中国认同的抗拒。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多个面向，有些时候香港人会刻意和中国人认同区分开，有时却会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情怀。香港这个地方之所以存在，本来就是因为有很多害怕共产党的人在从1949年起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而他们的选择使他们逃过了中国多次的政治动荡，故此对中国一方面会有情感上的联系，同时又充满怀疑。以九十年代为例，一方面有数以十万计的香港人移民外国，1991年华东水灾却又于短短十天之内向内地捐出4.7亿元赈灾。这些都是香港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那一个面向被反映出来，在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如果香港能有真普选，现时刺热的中港矛盾或能得到舒缓。问题16：为什么从前港英时代的总督不是香港人选举产生的，却又不见香港人争取？答：这问题很常见，但也错得很离谱。首先，港英时代有大量针对港英政府管治的民间抗议活动。远的不说，“争取八八直选”运动就是这问题最好的反证。第二，港英政府其实一直有打算在香港推行更多的民主管治，但是因为中国政府表明反对而没有推行。早于1956年时，周恩来便向英国政府提出不容许港人治港的改革，当时英国政府为免给予借口让中国政府提早收回香港，才没有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近至90年代，港督彭定康提出加快香港民主化，却被中方批为“千古罪人”。因此，如果你认为英国在九七前没有给予香港充分民主的话，请向中国政府而不是香港市民投诉。顺带一题。从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中国如果要拿当年英国人的做法来把自己在香港的做法合理化，逻辑上说不过去，从人民立场上说也未免有失尊严。问题17：既然人大常委已经决定了，你们还吵什么？答：人大常委提出的是香港普选的框架，还要变成具体立案，经过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行政长官许可，再交回人大常委确认或备案。换言之，人大常委提出的并非定局，香港人还可以否决。香港“占中”十问 2014年10月3日来源：中国新闻网一问：香港“占中”怎么回事？答：“占中”指的是正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占领中环”，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或“占中”。“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近年来，“占领”运动在各国都有出现，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这类“占领”活动在社会对抗情绪严重的国家经常会导致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这种通过激烈对抗表达诉求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的，警方都有权依法处置。二问：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问题的决定究竟说了什么？答：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决定明确，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普选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合资格选民均有行政长官选举权，依法从行政长官候选人中选出一名行政长官人选；行政长官人选经普选产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三问：为什么说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而且一直是香港回归以来的最大支持者？答：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长官普选，不仅是香港民主制度的历史性进步，而且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实施，关系到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关系到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9月22日，习近平主席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理解了这“三个坚定不移”，就可以明白中央一以贯之的诚意和决心，就能够认清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对如何解决香港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也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实际上，香港回归17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是香港最大支持者，至少在八个方面有所体现：一是政治上讲信用，比如严格执行回归时确定的“一国两制”方针，将香港作为政治特区。二是财政上不用缴税，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比如香港从来不用向中央政府交一分钱的税。三是在发展上特殊保护，比如中央政府一直保护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传统优势。四在贸易上免税通关，比如香港的产品进入内地绝大部分实行零关税，这就意味着，内地巨大市场对香港基本上是敞开的。五是在旅游上全民支持，比如中央政府一直大力鼓励内地居民到香港去旅游，而去香港旅游的最主要项目就是购物。六是在经济上甘当后盾，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市场的今天，比如香港一直在内地享有投资经营的某些特权，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七是在民生上优先照顾，香港几乎没有农业，比如基本民生需求依赖内地，包括食品、水、电、气的供应。八是在大力支持香港根据基本法和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章程的规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四问：香港“占中”发生的本质原因是什么？答：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给外国势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夺取最高香港治权，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如果接受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就意味着西方多年扶持的反对派势力，将长期无缘问鼎特区行政长官，这将使外国势力费心费力费钱支持扶植香港反对派、试图控制香港治权的多年努力落空。因此，外国势力及其支持的反对派势力十分焦虑与恐慌，于是采取“占中”这种孤注一掷的动员方式，力图通过误导民众参与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迅速削弱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迅速控制话语权，迅速拓展反对派的政治生存空间，甚至企图迅速催熟一种由反对派左右香港治权的政治土壤，这便是香港激进反对派之所以不顾多数港人的反对迫不及待地推动“占中”行动的重要原因。五问：为什么说香港“占中”活动是违法行动？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民主社会中，表达行为必须要符合“法律上的必要限制”，权利必须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行使才能是理性的。“占中”没有法律依据，已经不是在行使正常的表达自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权利和自由行使的正常范围，必然会损害香港的公共利益，破坏香港法治，影响香港社会未来的发展。“占中”公然违反香港法律规定，冲击政府，严重阻塞交通，扰乱社会秩序，是把少数人的政治诉求凌驾于法律之上。少数人为了一己之私劫持香港民意，损害的是香港社会安宁和经济繁荣，动摇的是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精神。更重要的是，它阻碍2017年香港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目标的实现。六问：香港“占中”，谁在捣鬼？答：长期以来，香港“占中”背后的西方势力，如鬼魅般如影随形。为什么这样说，这里有几个例证：一是，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丹•盖瑞特，近期他曾经就讲过，“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扮演先锋角色”。这个丹•盖瑞特不简单，他于2011年在香港修读博士学位，之前曾在美国不同部门从事近30年的情报工作，来港之前的职位是美国国防部部门主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级间谍。二是，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机构叫“香港美国中心”，它垄断了香港8所大学的通识教学教材。这个中心表面上看，是一间非盈利的大学联盟机构，但实质上美国驻港总领馆才是这家机构的真正的靠山。该中心今年3月15日至16日，举行了两天一夜的“工作坊”，就“名正言顺”培训大学生作为“占中”骨干。“工作坊”实际上是由一些政党要人、国际学者及神秘政治人物授课，教学生如何面对大型示威抗议活动中的“谈判策略”，并为香港普选定下所谓的“不可退的底线与立场”等。三是，5月8日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访港时，就曾经单独见过反对派，并公开支持“占中”派。四是，壹传媒老板黎智英5月底就曾密会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前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媒体报道，实际上，在一年多前，黎智英就约见过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黎智英邀请施明德等人到家里开过会，当时有几个香港朋友在座，黎智英还没收在场所有人的手机放在隔壁房间，以防窃听。黎智英向在场人士表达想要执行“占中”活动，但不知如何占领，施明德问黎智英有没有准备坐牢的决心，黎智英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但准备坐牢，还准备死。而这些例证也仅仅是冰山一角，它反映的是西方势力一直在伺机而动，捣鬼的也正是他们。七问：为什么通过“占中”不可能迫使中央改变决定？答：有一点必须明确，香港的政治发展必须以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准绳，这是底线，不容置疑。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关于香港普选问题的决定，是依据基本法的规定，在充分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的，具有不可挑战的法律地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制订行政长官普选本地立法的宪制基础。“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有最高权威，必须得到贯彻执行，决不会因外来压力而改变。任何尊重“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人，都应当尊重和遵守这一决定。也就是说，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制发展问题做出决定后，其他与此不符的方案、建议就不应再坚持，部分人想通过“占中”迫使中央接受他们明显违反基本法的要求，甚至改变人大决定是不可能的事，是天方夜谭。八问：香港主流社会对于“占中”行为是什么态度？答：“占中”行为严重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生计及正常生活，甚至引发暴力及违法行为，搁谁谁都烦。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罢课及“占中”等活动抱反对态度，被访者也认为教育界和家长应当明确反对中学生参与这类活动。比如港大校长马斐森呼吁参与“占中”的师生尽快离开示威现场。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向全体师生发公开信，深切期望师生冷静下来，立即撤离现场。更有不少市民和团体就“占中”影响生活和生意、耽误紧急医疗救治等提出投诉，或公开斥责。香港总商会、民主建港联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占中”，谴责策动暴力和“占中”的幕后黑手，防止暴力事件重演，认为这不但罔顾自身及公众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亦无助推进香港民主政治向前发展。九问：为什么说香港“占中”组织者用心叵测？答：“占中”组织者是以破坏香港的经济稳定与特区政府的正常运转来要挟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任由少数组织者为所欲为，则大多数港人将被“绑架”，最终必将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社会面临的分歧，要用包容、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采取极端的抗争方式。对抗没有出路，和解对话才是唯一的渠道。 “占中”组织者不是不明白这些，“占中”行动给香港社会造成动荡和经济损失，更引发冲突与损伤，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占中”组织者仍然一意孤行，可谓包藏祸心、居心叵测。目前，“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承认”局面失控，并指未来的情况无人可预见。可恨的是，此人早前承诺“占中”一旦出现破坏秩序或人群失控，将会宣布解散，但现在他眼见场面失控，却改变口气称已非自己力量可以叫停，这是典型的点了火头，然后拍拍屁股溜走，是不负责任的小人行为。组织者陈健民称占领行动已经不再属于任何组织，声称除非政府回应市民诉求，否则行动不知何时完结。另一位组织者朱耀明则带头煽动民众高叫“撤回方案、重启政改”等口号，扬言政府一日不满足他们诉求，就永不撤退。此两人暗藏杀机的言论显示其为达目的势不罢休，可能会不负责任地进一步加强冲突烈度，即使出现恶性事件、酿成大祸也在所不惜。此外，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绞尽脑汁散布诸如香港警察开枪、解放军出动等谣言，妄图激化矛盾，煽动市民对抗政府。对于“占中”组织者的种种卑劣行径，香港社会一定要高度警惕啊。十问：为什么西方媒体把香港“占中”看成是香港版的“颜色革命”？答：“占中”，打的是“民主”“自由”旗号，受的是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颜色革命”的外在影响，当然，它与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以及香港内部的社会生态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占中”从表面上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是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搞乱香港进而搞乱中国的图谋。其实，西方媒体已经作了定性，即“占中”实际上就是世界上一些地方曾经多次上演的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香港的翻版。香港“占中”启动以来，一些西方媒体可谓欣喜若狂，它们毫不掩饰地公开宣称香港“占中”是一次“颜色革命”。美联社以“雨伞革命在香港扩散”为题加以报道；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香港“占中”称之为“雨伞革命”登上了杂志封面；英国《独立报》更是将香港“占中”称之为“雨伞革命”；英国《金融时报》更是以《雨伞革命让人质疑一国两制》对香港“占中”进行报道；《华尔街日报》以《香港民主觉醒》为题，称香港人“现在终于明白到只有争取，才有机会得到民主”。到底谁在背后兴风作浪，相信世人都看得明白。

核心提示：实际上，他的生活方式，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特殊的影响所致，有人说他潇洒，有人说他放荡，甚至还有人说他报复社会。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是他的错，而是那个特殊时代改变了他的人生。　　张贤亮，资料图　　谁也没想到，十卷本的《张贤亮作品典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刚刚问世，年仅78岁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却因病去世。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灵与肉》《早安，朋友》……这些作品曾一次次震撼了改革中的中国，只是那时谁也想不到，连文学这么美好的事物，也有夕阳西下的这一天。　　回望来时路，改革是一条艰辛之路，其间有争论、有荆棘、有逆流、有阻力，几乎每个阶段都充斥着怀疑与否定的声音，一个个旧观念看上去曾那么强大，幸运的是，总有人站出来，不惜以个体的牺牲，引导人们去冲破羁绊。　　也许，他们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也许，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时代过去了，他们的声名也将消逝。但，总有一天，孩子们会怀念起他们，因为，勇气、担当、内省……这些词说起来很容易，真正能做到的人却不多，而一旦失去了这些精神维度，人生将失去光彩。　　张贤亮的文学之路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22年。上世纪80年代，张贤亮的小说风靡国内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张贤亮去世之后，本报采访了张贤亮生前好友、著名作家哲夫，哲夫说，“张贤亮是一个独特的作家，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一个名字，没有他，或许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他是搭梯子的那个人　　北京晨报：作家张贤亮去世，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张贤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哲夫：从文学领域中看，开放之初，张贤亮是第一个突破诸多禁区写作的人，他写劳改、写饥饿、写性……而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都是人们碰也不敢碰的。比如说他写劳改，写里面种种残酷、不人道的现象，在当时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劳改极大的关注。现在我们已经废除了劳动改造制度，也可以说，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劳改的废除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再比如他写性，在中国，性从来都是一个禁忌，不论是哪一派当权，都会刻意地忽略、淡漠这个问题，但人本来就是两性动物，是灵性的动物，有灵有性才是完整的人，张贤亮还原了人最为本色的东西，对于诸多禁区的开放，有着不可忽视的开拓之功。　　北京晨报：您最近见他是什么时候？　　哲夫：大概两年前吧，我们还曾经相聚，一起喝酒。张贤亮是个大个子，又很瘦，是怎么都吃不胖的那种人。他性格非常开朗，声音洪亮，喝到高兴处，哈哈大笑。怎么也想不到，忽然就去了，让人不胜唏嘘慨叹。　　他是文学荒芜之地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总是直面这个社会最深处的那些伤疤，却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暴露伤痕，表达忧伤。生活中的张贤亮，同样特立独行，哲夫说，“他是一个真纯、直接而又潇洒的人，他的文字，在一片坚硬的水泥地中，沿着那些细小的裂缝，顽强地破土而出，把文学的荒野变成沃土。他的人生，留着特殊时代留下的伤口，但他却能够潇洒面对它。” 　　他特立独行　　北京晨报：在您的印象中，张贤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哲夫：我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张贤亮的。当时宁夏电视台刚建立起来，我写了一个剧本《山林的女儿》，他们想拍成电视，邀我去宁夏商量。到了宁夏以后，最先认识张贤亮的妹妹，他妹妹告诉他我到宁夏的事情，他因此来看我，从此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各处开会，我们也经常见面，我每次去宁夏，都会去看他。他是一个非常本色的人，真纯，从不遮掩自己，有什么说什么，对于许多当时很多人不太敢谈的话题，都有非常好的见解。　　北京晨报：他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文学？　　哲夫：张贤亮最初下海经商的时候，弄了个西部影视城，当时有个口号叫“出卖荒凉”。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西部影视城还没有建起来，只有他自己弄的两个羊圈，给人拍摄用。当时正在开发西部，他说，其实开发西部，不见得非得搞大工厂，荒凉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它能够让人们知道，我们过去是怎样生活的。因此，尽可能地保留原貌，让后来人也能够看到西部的苍凉之风，如果这些都消失了，后来人又怎么知道我们究竟是怎么从过去走来的呢？　　他毫无遮掩　　北京晨报：张贤亮一直都是一位争议很大的作家，为什么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对他的争议不断呢？　　哲夫：争议来自很多方面，在文学而言，他的开拓性、实验性必然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生活中，他自视甚高，习惯于直言不讳，朋友很多，敌人也很多，而且他非常正直，对许多尖锐的问题都毫不委婉，容易得罪人，诋毁他的人也很多。　　北京晨报：有没有什么您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呢？　　哲夫：比如说他批评户籍制度，说户籍制度其实是把农民绑在那一小块地上，广种薄收，对农民来说，不能自由迁徙，对土地来说，不能休养，结果地越来越薄。再如许多年前不少地方搞电力灌溉都是大水漫灌，他也不太赞同，还给我讲种瓜的例子，他说，过去种瓜，先从河滩里背回来卵石，在地里铺一层，既能保证土地的湿度，也能保证肥土不会流失，种出来的瓜非常好，有谚语说种瓜是“背死爷爷，吃死孙子”，铺石头的时候特别辛苦，但是子孙后代都收益。现在搞大水漫灌，电闸一开，掠夺水源，造成污染，而且让很多好的种植经验都失传了。　　他充满活力　　北京晨报：前两年，张贤亮因为绯闻而一度成为焦点，对于他生活方面的批评特别多，他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哲夫：他的经历非常特殊，这直接影响了他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很容易就能够看到生活经历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于那些时代的反思。生活中也是一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发表《大风歌》，因此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二十多年，那也是他人生最好的阶段。他曾经说，他是一个没有青春期的人，因为二十多年劳改，从来没有接触过女人。后来终于平反，他也曾说过，他一生都是青春期。实际上，他的生活方式，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特殊的影响所致，有人说他潇洒，有人说他放荡，甚至还有人说他报复社会。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不是他的错，而是那个特殊时代改变了他的人生。　　北京晨报：特殊的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人生态度？　　哲夫：劳改二十年，把他人生的青春全部扼杀，后来他的种种，可以说是在弥补曾经失去的岁月，也可以说是重新经历青春时代。而且并没有欺骗等等不合理的行为，因此也是可以接受的。　　他不可或缺　　北京晨报：在当代文学世界，张贤亮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哲夫：总体来说，他是当代文坛不可或缺的一位作家，他是当年最早冲击文学乃至社会禁区的先锋。在中国当代文学最繁荣的时代，张贤亮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也是影响最广的作家之一，不仅仅影响了许许多多当时代的中国人，在国外也有不小的影响力，在上个世纪，他的作品就被许多国家引入，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他关注的领域非常广，对于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见解。比如他对生态非常敏感，虽然不写生态文学作品，但是谈起来，总是有很多想法，2000年左右我走黄河的时候，跟他有过一次很长的访谈，他对于黄河水量忧心忡忡，同时也对许多浪费水源、污染水质的现象非常痛恨。　　北京晨报：在今天看来，当年张贤亮作品中许多争议的东西都已经司空见惯了。　　哲夫：是的。当初张贤亮的作品争议非常大，但在今天，很多原本受争议的东西，其实都变得很正常了，创作者们不再过于忌讳，这种开放和自由，得益于张贤亮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们一次次地冲击禁区，因此，不应该遗忘他，中国的文学史，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是时代英雄　　北京晨报：今天的年轻人，熟悉张贤亮的已经不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为什么会被遗忘？　　哲夫：一方面张贤亮自己可能忙于经营自己的古堡，作品少了。另一方面，当前时代，整个文学的衰落、边缘化也是主要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中，浮躁情绪比较严重，而张贤亮的文字，需要认真耐心地去读，年轻人不适应。张贤亮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但是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张贤亮是谁，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北京晨报：张贤亮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哲夫：今天的网络时代，许许多多的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更加自由、开放，比如说张贤亮写性，和今天的年轻作者写性，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有许多人读张贤亮也没有什么冲击感了。但事实上，没有这些人趟开路，冲开禁区，没有这些人前赴后继，没有他们的直率、血性、刚烈、坚定，不会有今天文学的局面。历史是我们的来路，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张贤亮的时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艰辛的时代，只有了解他们的经历、思想，知道他们走过怎样坎坷的道路，才知道今天的来之不易。对于年轻作者来说，固然已经站在高处，但是不要忘了曾经架梯子的人，不然就是空中楼阁。只有和历史上的文学有了最大的接触，才能接地气，走得更远。　　张贤亮作品　　《绿化树》：　　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作者以“我”为视角，叙写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北地区后的经历。通过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自省，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困境进行了解读，展现出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本书讲述了在劳改队中相识的“我”与“她”在“文革”时期的爱情故事，面对妻子出轨，主人公愤怒的情感突然爆发，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男人，却不再宽容。张贤亮用浪漫与写实手法交织，将刻骨铭心的伤痛转化成为普遍的人性体会。　　《我的菩提树》：　　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心态的长篇小说，张贤亮打破以往传统叙事模式，采用意识流的手法讲述一个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若干年后的内心自省。　　《浪漫的黑炮》：　　通过一个离奇搞笑的故事，讽刺了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和奇异的心态，围绕主人公的遭遇，反映在历史变革时期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同态度和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消极一面，引人深思。　　《河的子孙》　　这本书采取主人公在百里行程中回忆往事的方法，成功地塑造了魏天贵、郝三、贺立德等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尤小舟这个人物写得有点概念化，给人的印象是模糊的)，特别是对魏天贵，作者饱含激情的笔触，多侧面、多层次地刻画了这个饱经风霜，淳朴善良的农村基层千部的复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