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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经历生活巨变，汪小菲对人生认知最大的变化是，已经过40岁了，不能再那么情绪化了。过去二十年，汪小菲是国内知名的明星富二代，母亲张兰创办的高端餐饮品牌俏江南名噪一时；过去十年，汪小菲则是国内知名的娱乐话题制造者之一，他和艺人大S的婚姻生活屡屡登上媒体热搜。和前妻大S官宣离婚一年后，汪小菲和大S的“爱恨纠葛”再次冲上微博热搜。11月21日，汪小菲连发十多条微博，怒怼《镜周刊》等媒体造谣及大S母亲阻止其看孩子等相关事宜。事情的起因源自于一则“扣押令”。有消息称，由于汪小菲从3月（今年3月8日韩国歌手具俊晔在社交平台发文官宣与大S已经登记结婚）开始不再支付大S相应的抚养费，后者已经通过法庭向汪小菲追讨欠下500万台币(约125万港币)的生活费，而法院已向汪小菲核发扣押命令。为此，汪小菲在微博晒出“过去一年为了孩子，这个家，所付出的费用”，并放话，除孩子抚养费后外，不想给大S的新家庭付电费等其他费用。过去10年和大S的婚姻已经在汪小菲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和底色，生活发生巨变的他一直想撕去强加在身上的标签，淡出镁光灯。但在孩子的问题上，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化，几次在微博上的情绪发泄都会让其冲上热搜。 “我是巨蟹座的，我发现我认识所有巨蟹座的人都特情绪化，我还算好的呢。巨蟹座很难出知名的企业家，马斯克是个例外。”汪小菲向《深网》表示。孩子问题之外，汪小菲自叙已经回到了“一个比较平缓的状态”。“能平安的过好每一天，孩子能健康的成长，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汪小菲对《深网》说。即将过去的2022年，对汪小菲而言，感觉“挺惊心动魄的。”汪小菲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个人的家庭的巨大转变、生活环境的转变。而重回餐饮赛道创业，商业模式也在转变，几乎每一天都要应对各种挑战。汪小菲现在最大的成就感来自2020年底创办的麻六记。“疫情两年多，麻六记能生存下来，还能不断的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得空的晚上能和三、五好友及麻六记的合伙人一块吃顿，这一刻就很幸福”，汪小菲告诉《深网》。。 2020年12月10日，麻六记一号店在建国门外大街国贸城北区正式开业。国贸是张兰创办俏江南的起点，也是汪小菲新事业的开端。虽然麻六记的管理层来自俏江南的老班底，但在汪小菲的规划里，麻六记不会走俏江南的老路。 “以前一家店什么菜都做，川菜、湖南菜、粤菜，不管吃的怎么样，有包间、能商务宴请就行。现在餐饮行业越来越垂直化、简单化。我们从最传统的川菜切入，用全新的方式把麻六记造成经典且时尚的餐饮品牌。”汪小菲如此阐述麻六记的定位。麻六记所有门店面积控制在300平米以下，平均客单价维持在100元至130元之间，国贸店的翻台率高峰时能达到7次/天。经过2年多的运营，麻六记在北京、成都和上海开了16家分店。“到年底，团队还要新签10家店。管理层在拓店方面比较理性，既要确保每一家店都有利润，又要保证顾客的就餐体验，不以线下店数量取胜”，汪小菲透露。中国餐饮行业长期面临激烈红海竞争和周期变换，汪小菲和他的麻六记短期也很难冲出重围。在他看来，除了保证现金流安全等基本要求之外，餐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在于产品品质和定位的差异化。与俏江南不同，麻六记已经跳出了传统餐饮企业的窠臼。餐饮行业线上化、零售化的趋势下，麻六记在预制菜及速食零售产品等赛道跑出了大单品。在汪小菲的规划里，麻六记不会局限于一家餐饮品牌，而是一家食品零售公司，零售业务也将会成为麻六记营收主力。以下为腾讯新闻《深网》对话汪小菲实录整理（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有所删减）： “重新认识世界” 《深网》：即将过去的2022年对你来讲是什么感觉？汪小菲：挺惊心动魄的。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个人的、家庭的一些转变、生活环境的转变。重回餐饮赛道创业，商业模式也在转变，几乎每一天都是有一些要应对的。《深网》：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汪小菲：就是平静的面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平静的面对每一天要进行的工作。《深网》：你现在成就感主要来自于哪里？汪小菲：我现在没什么成就感，整个人还是要回归到一个比较平缓的状态。我最大的成就感是在现在的行业寒冬下，麻六记还能生存下来，还能不断的去为社会创造价值。在疫情两年，我们不断团队不断壮大，到现在为止麻六记员工将近700位了。得空的晚上能和三、五好友及麻六记的合伙人一块吃顿，这一刻就很休闲、很幸福。《深网》：现在如果定义你为一个餐饮人准确吗？汪小菲：挺好的，我觉得，是创业者加餐饮人。准确的讲，间隔差不多十年重新回到这个领域，从2012年到现在，整整十年。《深网》：你一直强调自己现在心态很平和，但是做事业也得有野心？汪小菲：我觉得做事别太激进了，机会一直存在。我现在的任务是把麻六记的品牌、品控及公司内部治理做好。我现在才41岁，刚走完人生赛道一半，还有一半时间去努力，不着急。《深网》：即将过去的2022年，自己的至暗时刻和高光时刻分别是什么？汪小菲： 2022年的至暗的时刻是我失去了一些朋友，重新的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什么高光的时刻，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麻六记国贸店里开业剪彩的时候。此外，直播跟网友聊天时，看到在线互动的网友有3万+、4万+那时候也挺高兴的。《深网》：这一年有没有一个做更大决定的时刻？汪小菲：最重大决定是2020年12月10号我们开麻六记第一家店的时候。《深网》：给过去的2022年一个关键词？汪小菲： “期待”。2022年给了我很多期待。越是在平稳的时候，对期待对希望不会那么渴望。越是在这样的寒冬下，越期待2023年的到来。《深网》：今年生活巨变，你的人生和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你是如何度过那段痛苦期的？汪小菲：第一我已经过40岁了，不能再那么情绪化了。我是巨蟹座的，我发现我认识所有巨蟹座的人都特情绪化，我还算好的呢。巨蟹座很难出知名的企业家，马斯克是个例外。马斯克是巨蟹座，他也挺情绪化，但做企业很成功，所以我说的也没有那么绝对。《深网》：你对人生、对未来有没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追求？汪小菲：我觉得能平安的过好每一天，孩子能健康的成长，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深网》：2023年，个人生活方面会有新的开始吗？汪小菲：我期待2023年会有更好的开始。很多事情就是让它留在过去吧，也该翻篇了。麻六记现在也步入正轨了，团队也在逐步扩大，明年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年。 “麻六记的一半是新零售” 《深网》：麻六记本身是在一个不确定环境下成长出来的。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时刻做餐饮？汪小菲：这个世界是不断在进步的，创业在任何时间和阶段都有机会。危和机是相辅相成的，危机中总蕴含着机遇。例如我开麻六记时，餐饮行业在一波疫情后开始洗牌，位置更好更便宜的铺位都空出来了。此前，等一些明星铺位都要排队很久。其次，做餐饮的房租、人工也开始回归到了一个较理性的层面。最后比较重要的一点是，疫情造成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堂食和聚餐之外，线上化和零售化成为餐饮行业的机会。因为店里忙不过来，我们5月1日开启了外卖服务，线上的销售额一下子翻了一番，这把静默期禁止堂食的损失都弥补了，所以线上线下融合是相辅相成的商业模式。《深网》：麻六记为何会选择从川菜切入？汪小菲：第一，川菜是一个很大的赛道。第二我们一家人都是做川菜起家的，从90年代的阿兰酒家，到后来的俏江南到现在的麻六记，在人力资源和系统研发方面我们都有积累。俏江南第一家店在国贸，麻六记第一家店也是在国贸，现在我们也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与之前不同，现在的餐饮越来越垂直化、细分化。以前一家店什么菜都做，川菜、湖南菜、粤菜，不管吃的怎么样，有包间、有商务宴请就行。现在餐饮行业越来越垂直，做川菜就是做川菜的，做湘菜就是做湘菜的，做上海菜就是做上海菜的，很少有融合菜了。我们现在把菜单简化、垂直化，做最传统的川菜。麻六记菜单就一页纸，比如鱼香肉丝、麻婆豆腐等这些经典菜。现在我们用全新的方式，例如在就餐环境，就餐位置，全新打造。我一直觉得最传统的东西才是最时尚的，这也得到了市场的验证。《深网》：麻六记如何保持扩张节奏？汪小菲：在麻六记创业这三年，我们开了不到20家店（今年会达到20多家店），我们管理层在控制开店速度方面比较理智。从明年开始，我们会适当加快开店的速度。我们在今年年底开始布局签约新店了。团队在广东、四川、上海都开始选址了，设定目标是到年底最少要签10家店。《深网》：与俏江南相比，在经营管理方面，麻六记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汪小菲：我们团队的时间都花在麻六记和食通达（麻六记控股公司）这个品牌里面。麻六记现在是合伙人制，并不是以前老一辈创业时，以创始人为主导，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我们的厨师长、店长，都要投资，都是麻六记股东。我们团队要不断晋升合伙人，就像律师事务所似的，你做的好你就可以晋升为合伙人，你就有股权。在现在的合伙人体系下，我们厨师长解决菜品问题，安总解决营运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合伙人解决跑执照、施工问题，我负责前期创业的资金的问题，及后期企业系统和财务体系的搭建。《深网》：麻六记的火爆程度是在您的设想之中吗？还是有一些意外呢？汪小菲：预料之中，因为如果不排队的话可能就没有利润。这次我们的客单价在100元至130元之间，现在我们翻台率非常高，这个价位大家吃起来也没有压力。在国贸这么好的位置花100多块钱就能吃一顿非常好的川菜，所以形成了一种正向的翻台的现象。《深网》：翻台率平均是？汪小菲：最好的时候国贸店的翻台率能翻7台，这个月稍微的降下来一些。为了解决国贸店翻台高和老订不上座位的问题，我们在对面银泰又开一了家店。也还不错。国贸的位置很特殊，其他的店不是翻7台了，单店坪效也都不错，但是没有像国贸店这么猛。《深网》：你对麻六记的预期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几年之内达到多少亿规模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汪小菲：在这种多变环境下，我们的任务还是把现有业务做好。我把麻六记定位为一个以川菜为主打的餐饮、食品零售品牌，并不是一个餐厅。仅开餐厅的话就等于走回俏江南的老路了。我这一次要把麻六记的品牌做好，然后深入到食品零售化这块。我们现在酸辣粉也出了很多产品。在渠道商已经布局了整个的711系统，到11月份，麻六记酸辣粉就会进入2000多家便利店的货架。我们也做预制菜。麻六记的主打酸菜鱼、水煮鱼、小面现在都很火。随着速冻技术及冷链的发展，预制菜的还原鲜度非常好的。加上现在物流非常便利，这是让麻六记零售化的好机会。《深网》：零售业务，未来会占到整个公司营收多少？汪小菲：随着零售化的发展及线下门店不断的成熟，最起码要占到60%到70%以上，这是我们的初衷。对于线下店，我们要求每家店都要有利润，并给客人提供一个很好的就餐体验而不是以线下店数量取胜。同时，用户可以去线上买我们预制菜等零售产品。《深网》：线下店的毛利是？汪小菲： 2000年做餐饮的时候毛利能干到70%——80%，食品占20%多，现在我们的毛利不高，但净利反而提升。因为客人消费体验提升后，回头率很高，我们的坪效做起来了。《深网》：平均翻台率达到多少时能实现盈利的状态？汪小菲：这个跟翻台率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在于营收。《深网》：与去年相比，今年租金、食材和成本方面有变化吗？汪小菲：有一些变化。比如食材成本提升了很多。包括咱们常吃的猪肉、油等食材，不过因为我们跟中粮有战略合作，采购量大，成本影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还是物流。因为疫情，经常出现线上下单以后发不了货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全国租了六个云仓了，做麻六记自己的仓储，物流效率提升很多。《深网》：我们单店月营业额有多少？汪小菲：麻六记的店都是控制在300平米以下，餐位、定价基本保持一致，一家店不到100个餐位，定价都是在100元至130元之间，这样就很容易把我们营收算出来了。《深网》：对比之前，麻六记在你整个人生创业经历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汪小菲：未来也有很多都不确定的事情，难以预测的。在能看的到的未来，我会好好把这个品牌做好。《深网》：从兰会所到麻六记，你对创业理解有什么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吗？汪小菲：创办麻六记时，我们就有一定的基础。没有前面那些品牌的沉淀就不可能有麻六记这个品牌。所以麻六记并不是一个速成品，它沉淀了我们团队在餐饮行业的经验和资源。预制菜争议：科技与狠活？《深网》：你觉得预制菜是一个伪命题吗？汪小菲：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伪命题，而是一种趋势，因为预制菜确实很方便。我小时候，预制菜是半成品，现在大家给他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预制菜。现在预制菜的口味、选择更加多元化，因为这个赛道竞争激烈，所以品质也比以前更讲究了。《深网》：客观的讲，你觉得预制菜的水准和我们在线下店里厨师现场做出来的菜差距大吗？汪小菲：首先明确一点，麻六记不会把预制菜卖到店里去的，预制菜和堂食是两个体系。预制菜和店里菜品在口味上肯定有差距，但也分菜系。像川菜它需要的烟火气、锅气更重一点，这样的话它才有那种百菜百味、麻辣鲜香的感觉。但像麻六记佛跳墙这类高品类的预制菜卖的也很好，顾客买回后自己加热也能还原原来的口味。《深网》：用户会认为预制菜、中央厨房等在把餐饮标准化的同时，也消灭了厨师及用户对自己专有口味的追求？汪小菲：我们为什么总要把厨师给当成一个敌人呢？厨师在服务行业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全世界最有名的米其林大厨到哪都会受到很高的礼遇。现在很多米其林餐厅的厨师长本身就是餐厅的老板。所以，餐饮规模化并非要“消灭”厨师，同样预制菜本身也代替不了线下餐饮。《深网》：随着规模扩大麻六记会不会自建中央厨房？汪小菲：麻六记线下店本身不需要中央厨房，我们不会想拿中央厨房的菜卖到店里去。那么麻六记的菜品如何保持口味的一致性呢？川菜对食材的要求不像粤菜、时令海鲜那么高，反而对调味料、炼油、毛血旺的汤底等要求比较高，所以六记的调味料都在四川统一的生产然后再配到各店去。比如说，我们炼的毛血旺的底料，炼的水煮鱼的红油，炼的做口水鸡、夫妻肺片要用的红油底料都在四川生产，用最新鲜的辣椒花椒调好后，再配到店里去，最后经过厨师的加工，非常有锅气的呈现给客人。这样既保证菜品口味一致性，减少了对厨师长的依赖。餐饮尽头是直播带货？《深网》：有句话说宇宙的尽头是带货，您觉得餐饮尽头是带货吗？汪小菲：餐饮的尽头还是产品，最终还是要把产品做好。《深网》：过去一年，麻六记直播带货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尝试，当时麻六记麻辣粉是如何找到董宇辉合作？汪小菲：麻六记不是跟董宇辉老师合作才有了这些产品，做零售是因为我此前就看好餐饮零售化这个趋势。零售的品控、边际成本和开线下店不一样，你开多少家店才能覆盖咱们全中国14、15亿的消费者啊？我在开第一家麻六记的时候，就开始着手零售产品的供应链了。其实，2011年做俏江南时，我们就组建了零售团队，例如，俏江南的辣酱、鱼香肉丝调料、宫保鸡丁调料等。当时俏江南的零售产品已经铺了2000多家超市，零售的营收赶上了俏江南四家店的营收。所以做国贸店时，我们就去了四川，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继续把麻六记的辣酱生产出来。要售卖麻六记的辣酱需要一个新的零售渠道，当时我们正好赶上抖音那一波的带货红利。此外，没做餐饮的时候，我母亲就开始玩抖音，在上面带货衣服、珠宝等商品，做的还不错。所以，我就让我母亲也帮忙带货麻六记的零售产品，结果一带发现线上是一个很好的渠道。辣酱之外，我们还研发了预制菜，比如酸菜鱼、水煮牛肉、馋嘴蛙等。我们要保证预制菜的还原度能达到店里的90%。我们今年11月推出了毛血旺的预制菜，卖的非常好。麻六记的酸辣粉之所以能成为大单品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布局了预制菜了，例如火腿、四川腊肉等礼盒等。今年3、4月份的时候，管理层想在主食方面尝试一下零售品，我们就推出了酸辣粉。麻六记行政总厨对口味要求非常高，在推出酸辣粉前，他几次跟工厂的调味。此外，麻六记酸辣粉的用料主要是蕨根粉和红薯粉，且非油炸，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品质加上渠道红利，麻六记就把酸辣粉这个大单品给打出来了。但酸辣粉属于速食类，不属于预制菜。我们现在速食类食品赛道也在发力，比如正在研发重庆小面及不同口味的酸辣粉。《深网》：我们零售业务会有一个单独的供应链吗？汪小菲：在速食类的酸辣粉、小面等大单品上，我们会跟合作伙伴共建供应链和生产线。在供应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学习，所以我们考虑用合伙人机制，让大家各尽其长。穿越网红店的生命周期《深网》：您觉得麻六记是不是一个网红餐厅？如果是网红餐厅，您怎么定义什么叫网红餐厅？汪小菲：国贸店开业的前两个月确实很火，不少大V、时尚博主都来探店，评价也不错，但不能因此简单的把麻六记定位为网红餐厅。网红餐厅有个特点，营业额前两个月就冲到顶，然后慢慢回落。但麻六记的营收每月基本按照10%的增幅往上走，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品牌，在北京等城市已经开了16家店了。我是把麻六记当企业来经营，而非按照当成网红餐厅来经营。我不认为网红餐厅是贬义词，因为网红餐厅设计确实都很漂亮，也能发明一些比较有创意的菜品来，随着90后、95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一些明星开的餐厅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很受欢迎。把时间跨度拉长，确实不少网红餐厅生命周期比价短，那是因为餐厅不仅要铺渠道，更重要的是在产品研发、供应链构建、成本控制方面下功夫，但这方面都需要时间和经验上的积累。在这方面，因为麻六记核心团队主要来自俏江南，对品质、财务、成本的控制本身很敏感。《深网》：您如何看待近一年餐饮创始人亲自下场做直播、做营销、做个人IP，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汪小菲：很多餐厅董事长都是厨师长，他分享的内容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会讲这道菜怎么做，怎么配料，这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用户都会跟着视频学做饭。餐饮创始人亲自下场做直播是企业跟消费者沟通比较直接的路径，总比找外部主播带货好，还要交百分之十几的坑位费。从直播带货ROI越来越低的趋势看，餐饮创始人亲自下场做直播、做个人IP，也是在行业寒冬下降本增效的路径之一。《深网》：有没有担心自己的IP受损？汪小菲：没有。麻六记的直播都是沉浸式直播，讲菜怎么做，不是那种激情澎湃的推销。此外，在自媒体的年代，大家越来越平等。大家都有成为红人的机会。于我来讲说，怎么把麻六记产品推广出去、让更多的消费者接受麻六记才是最主要的。《深网》：你对自己的直播满意吗？你怎么评价那种激情澎湃的直播？汪小菲：我自己直播经验不足，播的也少，一年也播了不了十次，我直播只卖麻六记的产品。直播方式跟个人的性格有关。我母亲是白羊座，火象星座，她直播就属于很有激情澎湃那种，但我是巨蟹的，水象星座，所以直播会偏向平稳。《深网》：在餐饮数字化方面，您对餐饮企业有何意见？汪小菲：不要盲目追求一些数字化或者线上预制菜等风口。先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做好，先好好度过这个寒冬，然后再慢慢发展新业务。我们在线上和数字化方面布局的早，是因为我母亲加入抖音比较早，我们刚推出产品的时候，她就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她前瞻和预见性确实给麻六记帮了不少忙。此外，由于我们的品牌正处在上升阶段，一个大型的MCN机构正在跟我们洽谈数字化合作。但直播跟线下不太一样，线上的人力成本更高，要招聘摄影、选品、品控、云供应维护等团队。麻六记线下团队不到10个人，2个财务机、4位管理层成员、一个人力资源。但线上团队已经三四十人了。所以如果线上不赚钱，就没必要非要往直播这个赛道里挤。先把线下门店开好，控制好成本。在后疫情时代，再把外卖做的精致一点，先把这个寒冬过了，先活下来，机会永远都有。《深网》：您预判餐饮困难期什么时候能结束？汪小菲：有寒冬就有机遇，任何时候机遇都在。现在很多餐厅还是要排队，所以最终还是看自己的产品。换个角度，寒冬过后，租金等成本也会上升，市场看似很繁荣，但企业不一定挣钱。所以这个东西都是相辅相成。我觉得一直都有机会在。现在的寒冬下，华润、中粮、龙湖、中海等都会在租金上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帮我们度过难关。等过了寒冬，免租等政策就不会有了。《深网》：如果给过去这一年餐饮行业几个关键词，你觉得会有哪些？汪小菲：零售化、细分化，IP化、营销碎片化。《深网》：麻六记未来有没有上市的计划？汪小菲：目前没有这个规划，我并不是为了上市而去做这件事。上市不是我们做这个品牌的最终目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从财务上看，麻六记公司治理非常规范，我们财务总监之前就职于四大审计事务所，他对我们财务状况要求非常高。《深网》：我们核心投资人更多是看重你个人的经历还是看中咱们的这个赛道？汪小菲：我们没有引进基金和PE。刚创立麻六记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姐是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她在我一家店都没有的时候就投了一部分钱进来。15年前她曾帮俏江南做上市辅导，对麻六记创始团队了解。她说，我们做餐饮她一定得投。后来我们就没再引进任何投资，现金流全靠公司正常的营运。《深网》：如何保证现金流得稳定、安全？汪小菲：目前公司线上营收比较稳定，每个月都能测算线上线下现金流的状态。此外，今年我们没有激进的拓店，在其他省市拓店，麻六记不做加盟，而是采用合伙人机制，合伙人需要投资，麻六记有一部分的管理上的溢价。采用合伙人机制既可以让合伙人发挥优势，例如本地化采购，也可以减轻公司在拓店方面的压力

马玲清楚地记得2010年遭受网暴的感受，“好像站在一个小小的孤岛上，黑色的浪头从四面八方不停向我涌来。” 彼时，马玲是国内知名杂志的文化主笔，受邀参与了某档著名的综艺节目。因为马玲在节目中质疑主持人，天涯论坛上盖起了高楼，网民指摘马玲在综艺中的“小丑”表现，马玲的同事也在帖子里留言，编造她的工作细节和私生活。这段经历给马玲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余波，她在同一时期辞职和离婚，随后在医院确诊了抑郁焦虑状态。直到2013年马玲重新参加工作，生了一个孩子，避免把自己始终放在一个自闭的环境里，她才逐渐走了出来。十多年里，越来越多和马玲类似的人被网络暴力吞噬，这个怪兽也显现出越来越多新的特征。网暴事件发酵的时间开始变短，呈现出的形式变得多元化，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而网暴发起者挖掘他人隐私和“黑料”变得更加容易，启动一场网暴的成本不断降低。相应地，规制网暴的法律法规也在变多。不过，网络暴力的内核仍没有改变，而那些被网暴伤害的人，仍在艰难地重建生活。大数据“加持” 2010年，互联网BBS论坛是言论的主要汇集地，新浪微博才上线一年，刚刚开始流行。马玲参与那一期节目的收视率冲上了同时段第一，而那档综艺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他们在天涯论坛里投入“战斗”，反复咀嚼马玲与主持人的互动。同事随后的“爆料”让网民对马玲的攻击拥有了更多现实生活的支撑，让话题越炒越热。马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初她想用笔捍卫自己，她在博客上发表了长文章，从自己的角度复盘了录制节目的前前后后，讲述她的话语被曲解的部分，但这篇文章中的个别表达被摘取出来，继续被曲解和指摘，成为她被攻击的新素材。她在微博写下参加这个节目的感受“就像是被人强暴了之后又甩了一耳光”，但有人转发的时候，却成了“要让网友被强暴之后再甩一耳光”。不过，这起12年前的网暴事件没有蔓延到更广大的网络空间，网民对于马玲的攻击许多都停留在天涯论坛内。马玲回忆，后来她联系过天涯论坛，那条“黑贴”就没再出现在主页上。“其实就跟现在在微博买热搜一样，只要平台不推，就不会再引流，事情就沉下去了。”她总结道。如今，网暴事件几乎不可能只停留在一个平台，而是会在多个平台扩散。“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是近几年一个典型的网暴案例。2020年7月，杭州吴女士在楼下取快递时，被便利店主偷拍照片和视频，偷拍者在微信群聊里编造了“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聊天内容，这些内容很快被转发到了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抖音等平台，引发多个平台的网民发表侮辱性评论。过去十多年里，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数量迅速增加。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互联网用户数量为4.57亿人，人们主要通过宽带上网。截至2022年6月，随着智能手机所携带的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10.51亿人。海量的平台为超过10亿互联网用户提供着各种细分方向的内容，从文字、图片到短视频、长视频，再到直播。互联网平台的迅速发展，也为网暴信息的跨平台传播提供了基础。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王四新教授团队在2022年7月发布的《网络暴力现象治理报告》指出，网络暴力容易在不同平台间相互跳转，网络暴力信息在不同平台之间的跳转，已经成为网暴事件演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北京师范大学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认为，如果谩骂侮辱的信息只是在一个群组里传播，危害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如果这种有害信息是跨平台传播，“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就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 平台用以吸引用户的技术手段，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网络暴力的发生。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在技术支持下，平台得以计算每个人的喜好，再据此分发推荐内容，这种“投其所好”的内容可以增加用户黏性，但也造就了“信息茧房”——用户不断接受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内容，难以被其他观点唤醒。其后遗症是固化偏见，加剧对立。而大数据加持的精准推送真正在实践中大规模应用，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的推送逻辑是“给你我想给你的”，而不是“给你你想要的”。两者在网暴上带来的不同是，相比以前，当下的网暴相关信息，更容易推给那些容易实施网暴的人，而以前推给的那些人，很可能对网暴无动于衷，这会造成网暴烈度的巨大差异。紫茄在2019年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网暴。那一年，曾被确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他因为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心里那根绷得特别紧的弦断掉了。”那年2月的某个下午，紫茄吞下了300多粒安眠药，躺在床上等待的过程中，紫茄拿起手机，发了条微博，只有两个字“再见”，发完微博后，他就失去了意识。紫茄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微博，报警之后，还转发了紫茄的微博，微博被转了几千次，上了热搜。紫茄很快被送到了医院。一个星期后，紫茄办理出院，再度登录微博，却发现微博充满了谩骂的留言。甚至有人给紫茄打电话，“电话里那个人告诉我，如果要死，就不要占用公共资源，真正想死的人都是沉默地离开，我这样子明显就是作秀。” 紫茄说，那段时间网络上有许多新闻反转事件，如果在网上直播自杀的人被挽救，关于作秀的质疑也会层出不穷。紫茄认为，别人可能也对他做了这样的判断。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紫茄开始做一些理性的总结。他如今供职于互联网企业，了解推荐算法背后的逻辑，“有的时候，和流量比起来，价值观不那么重要。”紫茄说，网民很容易被第一眼看到的信息带着走，形成主观偏见，而有的平台喜欢推荐耸动的内容吸引用户，当用户带着偏见去搜索时，系统又会给他推荐更多相似的内容，加深偏见。“最后用户在同种类型的信息里走不出来了，这就叫信息‘茧房’。” 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和平台技术的不断更新，让网暴事件得以更快地发酵，传播得更广。不过，无论是十年前还是现在，互联网平台作为网络暴力产生的温床，有些特性始终是不变的。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侯玉波在《中国网民网络暴力的动机与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写道，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导致网络发言者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其次，由于网络发言的门槛低、信息鱼龙混杂且真假难辨等因素，加之网民素质良莠不齐，鲜有网民理性地对网络事件的真伪进行调查，或进行批判性地思考，造成网民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同时，网络群功能又会导致负面情绪在同质性群体中的大肆蔓延，受到情绪感染的人们又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强化，产生心理学上的广场效应，并进一步导致网络暴力的产生。网暴的成本越来越低自2000年初出现的人肉搜索，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网络暴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人肉搜索意味着通过对被搜索人信息的披露，实现对被搜索人的惩罚。而相比十年前，获取个人信息的难度已经显著降低了。 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大数据元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个人信息不断地被收集、挖掘、分析、传输，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随之增加，而人们实际上无法左右别人收集和使用自己信息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在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智能穿戴设备的广泛适用，特别是全网用户实名制的推行，个人信息的搜集更加频繁和密集，“实名制导致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许多国家机关、商业机构和网络平台都掌握着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而这些机构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事件，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危害后果都是非常巨大的。” 在大数据时代，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或加剧的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2020年12月，成都公布了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赵女士的活动轨迹很快引起了网民的注意——近14天内，她前往过多个酒吧，也去过公园、美甲店、麻辣烫店。有关赵女士活动轨迹的微博评论区，充满“转场皇后”“一人之力，干翻整个成都”等嘲讽性回复，赵女士的身份证号、居住地、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很快也被扒了出来，网民对她的私生活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个人信息泄露对于网络暴力的助长，还体现在一些不易被察觉的联系上。李怀胜长期研究网络犯罪，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网络黑灰产业的源头实际上就是个人信息泄露，不法分子可以利用个人信息做很多事情，例如水军公司就会大量收购个人信息，用个人信息批量注册账号，这些账号外表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它们都是网络水军，一旦得到指令，就能有组织地左右话题的方向，煽动大众情绪。实际上，十多年前的网暴事件就已经有水军推波助澜的痕迹，但由于缺少大数据的加持，水军产业链不完善，水军所能造成的影响相比当下要小得多，也很容易灭火。马玲记得，2010年经历网暴时，最初她认为事情是网民自发推动的，但后来就觉得不对劲了。她说，当时有组织的水军与“散兵游勇”不同，后者基本只是单纯的谩骂，而有组织的网络水军是有导向的，既有歪曲抹黑的话术，也有层出不穷的攻击点，看起来很有章法。后来，马玲找了一位在电影圈经常组织水军的“大牛”，请对方交涉，果然令天涯的盖楼速度缓和了下来。不过，无论网暴发起者挖掘他人隐私的方式和引导话题走向的工具发生了什么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网络暴民借以攻击他人的话术。马玲说，在被网暴时，她发现网友的谩骂中浮现了许多谣言，她的同事披着“马甲”出现在网上，披露她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并进行攻击。“说我在单位里人缘不好，还造谣我工作上收受贿赂，编的数字足够让我蹲进去了。” 马玲认为，网络空间对男性的攻击多从政治、金钱和性丑闻出发，但是由于社会对女性的行为规范比男性多，所以当女性遭遇恶意的评点时，会被攻击的方面更多。” 从2010年的马玲，再到2020年的成都赵女士和杭州吴女士，网暴者攻击她们的话术几乎一脉相承——羞辱外貌、贬低能力、人品辱没，统一使用的手段是“造黄谣”。这些话术和手段总是能够奏效，引发暴力的狂欢，让她们遭遇“社会性死亡”。 2020年7月7日，浙江杭州的吴女士（中）在取快递时被便利店老板郎某某偷拍，后郎某某与朋友何某某虚构“视频中已婚少妇”与“拍摄视频的快递小哥”的对话并发到网络上，经转发造成大量传播。网称“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例。 2020年12月14日，吴女士诉郎某某、何某某诽谤案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立案。当日，吴女士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视频表示，不接受道歉和赔偿，并会追责到底。十多年来，不变的话术源自于网暴施暴者始终不变的道德判断。在《道德心理的舆论张力: 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教授刘绩宏通过调查研究指出，网民在依据网络谣言进行道德判断时，调用的道德标准水平越高，越可能实施网络暴力。刘绩宏还发现，网民在消极舆论中有明显的道德审判和道德伪善倾向，而道德判断和道德推脱在网络谣言向网络暴力的演化过程中，也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立法不断完善，但维权仍然困难 2010年的网暴风波过后，马玲曾想过起诉，但先前打官司的经历，让她认为令网暴者承担法律责任十分困难，加上考虑到起诉要消耗时间和精力，她最终放弃了通过司法手段维权。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是“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她代理了许多与网络暴力相关的案件。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网络暴力只是对侵权行为的现象描述，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在法律层面，会根据网络暴力表现形式的不同将其认定为诽谤或是名誉侵权等。中国立法对于网络暴力的规制力度在不断增强，其中，2013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这份“两高”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清网”专项行动，抓捕了“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推手。这些网络推手都有“大V”身份，是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但有时利用其影响力传播谣言。随着立法的完善，越来越多网暴受害者开始寻求司法的救济。2018年，在被网络放大的辱骂声中，四川德阳的安医生自杀了，肇事者因侮辱罪获刑。2020年的“女子取快递被造谣案”，在检察院介入下，诽谤的刑事自诉转为公诉，造谣者承受了刑罚。郑晶晶说，在刑事罪名中，侮辱罪和诽谤罪是自诉案件，即需要受害人向法院直接提起诉讼，之所以立法如此设置，是因为对于侮辱和诽谤行为，需由受害人自己评估伤害究竟有多大，“每个人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这是作为第三方的公安机关没法判断的。另外，许多侮辱诽谤的行为发生在熟人之间，甚至是亲朋好友，也需要被害人自己决定要不要提起诉讼。但如今，在针对个体的“网络暴力”中，通过刑事自诉维权获得立案的仍是少数，大多数是通过民事诉讼起诉对方侵害名誉权。郑晶晶说，如今网民加强了通过法律维权的意识，也令一些侮辱诽谤行为有了新的变化。“改变了表达方式。”她说，由于谩骂者意识到语言过激会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谩骂时开始使用“黑话”，这是某些小圈子内部才知道的表达，或是使用反讽和嘲讽的表达方式，“这种时候就比较难认定，或者说认定了，侵权责任非常轻微。” 2021年，正是看到“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的报道之后，陈军找到郑晶晶，委托她代为维权。陈军是地产公司高管，2020年5月，他的下属张女士的丈夫史先生在微博发布举报信，实名举报陈军与张女士“不正当男女关系以及经济违纪”，并附上了一段录音。据陈军说，张女士在2019年底入职公司，2020年1月调入他分管的部门，至事发时张属于下属部门的运营专员，“差好几个层级，没什么交集”。最初看到网上的指控，陈军并没有放在心上，但很快事态发酵，上了热搜，公司启动调查。后来，张女士在微博上回应，称自己是为了和史先生离婚，编造了许多事实。2021年7月，事隔一年后，张女士又出具了手写的《情况说明》，标明“与上司陈军仅工作关系，未有过任何不正当关系”。但在舆论的压力下，公司人事找他，要他承认此事，并解除劳动关系。“我是迫于压力签字，我背锅了。” 2022年1月，陈军将材料递交给上海普陀区法院，要求追究史先生诽谤罪的刑事责任。不过，即便相关立法不断完善，网暴发起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越来越多，现在，网暴受害人利用法律武器维权的难度仍然不低。陈军的维权已经遇到了瓶颈。由于法院联系不到史先生，立案陷入停滞。“也不出裁定，也不予回复。”郑晶晶认为，法院联系不上史先生，就认定他“下落不明”，这可能令受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她得知，史先生和张女士的离婚诉讼案件近期开庭，虽然是双方律师出庭，但这意味着两人并非下落不明。“我觉得要重新审视下，是下落不明还是恶意逃避？如果不接听法院电话，就可以逃脱刑事自诉的制裁，那么刑事自诉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了。” 郑晶晶说，公诉案件可以通缉，民事案件还可以缺席判决，但自诉案件联系不到被告人，看起来就毫无办法，这样刑事自诉制度成为了没有牙齿的纸老虎，有违立法初衷。但积极的信号也在出现，“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 就作为诽谤的刑事自诉转为公诉的案件。郑晶晶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当自诉案件损害国家利益或者损害社会公共秩序时，是可以转为公诉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