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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听到怨恨上海的话语。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上海的本意。这是一座宽容接纳的城市，有无数的人到这里来寻找机会。 ▼ 撰文 | 连清川这几个星期，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已经不再敢正儿八经地讲课。作为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年人，在两个月的封城岁月中，依旧心浮气躁，郁结丛生，他们被关在学校中，在几个人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的日子要如何打发？我于是就在课上放和课程相关的电影、纪录片，然后和他们说，第一，学习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学习；第二，保持好心情；第三，如果可以，找一点自己平时感兴趣，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这样日子容易打发。我知道这样做于事无补，或许也并不是老师最负责任的做法。但是我只是想，在这个时候，不增加他们的内心负担，也许是我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地方。听说，上海的学校陆续安排学生离开，我想，这也许是好事情吧。可是，我收集到了一些离开的故事，却又让自己难过起来。 01 复工复产的新闻，以及上海人间烟火气的图形，正在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媒体中铺展开来。尽管我依然困在小区里，正在准备连续第八天 " 应检尽检 " 的核酸检测，可是毕竟还是看见，虹桥火车站已经有列车驶出，机场已经有飞机起降。这原本只是这个现代社会中最寻常的事情，却已经演化成为人们眼红耳热的非凡成就。只不过这个用短短几个字就说完的美好图景之外，在仔细的勘察之下，却流布了那么多人心酸和艰辛。各个小区都已经逐渐开放让人离开了。当然，我自己的经历也很清楚地告诉我：所有的人在离开之前，都要签署一份充满着决绝的保证书：在上海疫情结束之前，不再返回小区。我不知道这个保证书得以普遍施行的法律文件或者政策是什么。无论这个小区只是暂时寄居的地方，还是属于自己的资产，是什么法令可以如此歧视一个离开的人？他或她是有犯罪前科，还是反社会分子？但大家都顾不上这个，因为逃离的决心几乎是同样决绝的。决心于是幻化成了苦痛。因为从决定离开，踏出小区的第一步，就意味着必须面对过于现实的问题：如何到达车站或者机场。 ▲准备离开上海的人群（图 / 网络）关于步行或者骑共享单车去机场的视频、图文和图片汗牛充栋。3 个小时、7 个小时、10 个小时，我看到最长久的，是花了两天一夜，从浦东步行到虹桥。尽管魔幻这个词现在已经完全不魔幻了，但我依旧觉得魔幻：我们从来不知道上海原来真的这么大。在阅读传统时代的交通记载中，我们总是惊叹于一个消息从边疆送到朝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的事实，但是如今看起来，物理区隔是真的存在，并且当我们恢复成为原始交通状态的时候，它原来可以如此极端。有一个人在浦东机场感叹说，给他一万块钱再骑一次车去的话，他也不愿意。因为太痛了。当然也有人不是这样去的。有的是打车，我看到的，价格从 700 到 2000 不等。这是一场活生生的市场经济课：卖方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尊重市场。不过我疑惑的是：既然已经同意了让人离开，为什么不能提供相应的服务？在上海，我们拥有最庞大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市场。要求司机像外卖小哥那样做核酸检测，我猜大部分司机都愿意。但这当然只是小事。因为几十万人损失了一点脚力或者经历了一些艰辛，损失了一点金钱，在上海而今的大局之下，根本不足为道。有个东北人，在浦东隔离两个月之后，花 8500 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车，长驱数千公里回老家。这如同疫情时代的鲁滨孙漂流记。在 21 世纪，听起来像神话一样。 02 但是离沪的道路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买得到票吗？所有的人都命悬于运气。黄牛适时出现了。前几天的新闻中抓住了 6 个黄牛，火车票加价一张从 600 到 3500。在这个时间我无法责备黄牛，尽管这么说不道德，他们毕竟发了苦难财。但是有那么大的群体在抢票，难道他们不是为这些艰难返乡的人提供了一线希望吗？这又是市场经济的一场教育：在管制经济中，黑市必然会大量涌现。就好像在上海的所有地方，高价香烟、高价蔬菜、高价肉还依然大量存在。付出代价买到票的人还是有福的。在很多的帖子和视频中，我们看见在虹桥火车站中睡在马路上，睡在草坪上，睡在桥墩下的人成批成片。在我曾经多次开车经过的进入车库前的那片草坪上，人都已经睡不下了。这里面睡的人有打工仔，有大学生，有博士，还有老板。 ▲睡在上海虹桥站附近草坪中的人群（图 / 微博）人贱如草。大概是这个意思。一位被困在浦东机场的女士在她的帖子里说，一对父母带着孩子经过的时候，孩子少不更事大声叫道：这里好多流浪汉啊。大概我们都要哑然失笑。浦东机场，国际航班，流浪汉？这是一幅怎样的形象？我们在以前很多丧尸围城的电影里看见过这类情形。上海春天的气候是多变的。有时阳光明媚，有时春雨如晦，有时阴冷入骨。这些平凡而困顿的人啊，你们可好？风来吹，雨来淋，警察随时会来到。我们这么多年，通过血与泪所挣来的尊严，就这么轻易地可以抛弃。 03 上海的一个外卖小哥在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里说，他一共拉了十几个人去虹桥火车站，都不肯收钱。他说自己没读过书，没什么文化，只是想帮帮人。他看到那些步行和骑共享单车的人，艰难跋涉去火车站，心里很难受。有一个叫晏秋秋的记者，拉了 300 盒方便面去火车站，因为很多人困在火车站，吃不上温暖的饭。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帮他们做志愿者很长时间。她不好意思，让他自己也吃了。小伙子深深喝了一口汤，说这是八天来喝到的第一口带有温度的食物。我的文字能力太贫乏。只有饿过的人，才知道饥饿的滋味；只有苦难过的人，才知道苦难的艰难。晏秋秋的文章名字叫《谢谢你曾经来过上海》。这的确很让人感动，因为我所知道的上海人就是这样的。他们不会赌咒发誓痛骂这些逃离的人，也不会酸溜溜地说滚回你们的老家。他们给你一杯温暖的水，然后说谢谢。因为在这样的苦难时刻，没有人愿意承受无妄之灾。 04 现在，虹桥站每天开放的班次，能够容纳一万人。每天都是满的。每天一万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上海。他们为什么如此决绝？ 60 岁的黄建才在 5 月 6 日失去了癌症中的妻子。4 月份他陪着妻子来看病。来的时候是恩爱的两个人，现在只有孤苦的自己，和一盒默然不语的骨灰。他带着骨灰，走了七个小时，在火车站住了两天，终于上了去常州的火车。因为他只想尽快让他所爱的殷桃香能够入土为安。买二手车的东北小伙子，是 3 月份带着导游证到上海来，希望大展宏图的。但是在浦东两个月之后，他已经无力负担起高昂的住宿费用，和高价的日常生活。他不仅仅来不及赚到一分钱，还赔了几万块钱进去。所以他无论如何要逃离。来自广州从化的一个小伙子，技校毕业，没有什么技能，只想到上海来找机会。在闵行的一个快捷酒店里住了一个月，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然后他还是身无分文了。然后他睡了好几天大马路，又被赶走，接着被送去了一个临时安置点。不能洗澡，很闷热。他没有别的选择。我很少听到怨恨上海的话语。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上海的本意。这是一座宽容接纳的城市，有无数的人到这里来寻找机会。他们离开的原因，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我撑不下去了。 05 我很想祝福我的学生们，如果我可以建议他们的话，就是如果能够离开的话，就尽快离开。长久的隔离，多人一间的宿舍，无休无止的核酸，短暂的放风时间，不明就里的政策。他们还没有应对这一切的心理建设和人生经验。但是《江苏在沪学子给家乡的一封信》让我不敢张开嘴。 " 不能洗澡，流出褐色的水、爬满虫子和老鼠屎的床垫，连卫生状况都堪忧，更遑论达到防疫隔离标准。我们已经在上海封闭管理了 80 天，不是吃不了苦，但起码希望家乡能保障正常的生活需求。" 180 一晚的方舱，200 一晚的床板，300 一晚的员工宿舍，400 一晚的高级酒店。我们的尊严按酒店的价格分高低贵贱，我们的乡愁是别人眼里的无病呻吟。还有上海大学生的返晋困境，以及浙江永嘉的、宁波的，江西上饶的、四川的 …… 核酸、隔离、中转 …… 每个环节都困难重重。图 / 视频截图今天，有个视频号上说，武汉政府宣布，所有从上海去返乡的，都可以享受免费隔离。消息好到我不敢相信。尽管我内心中充满了难过与无可名状的悲愤：因为我们所有在上海的人，都经过了无数次的核酸，无数次的抗原，但这并不能减少和降低所有地方的人，对于上海来人的恐惧与隔离。这个病毒已经杀死了太多的东西。人的尊严，相互的信任，家乡的温情，未来的期望，向上的激情，美好的相遇，旅行的愉悦，陌生的友好。 06 按照每天一万人的计算，已经有几十万人已经逃离了上海。很多人都说，再也不会回到上海了。我猜想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不是对上海的怨怼，而只是一种希望的破灭。因为她曾经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机会、繁华、冒险、闯荡、文明、现代、知识、医疗、时尚。以前也有无数人在上海心碎，但那是人生必经的偶然性的命数。世界毕竟是无常的，而经历不如意，本身就是我们让我们生命更加完整的道路。但是这次逃离上海，却分明披挂着困惑、愤怒与不甘。逃离是我们对于自己懦弱的妥协，是对于无法抗拒的必然的逃避。因为根本无从改变，无从努力，无从奋起。如同溺水的人最后的放弃。不是不依恋生命的宝贵，而只是眼看着最后一线光亮的黯淡，你什么也做不了。我想祝福那些逃离的人，原因就在于这里。因为如果冲出这条边界，如果你能够重新发现希望的话，那么所有美好的语言都应该奉献给你。但是最终还是哽住了喉咙。因为我知道也许在你的家乡，等待你的是另外一重苦痛，就如同我的家乡给我造成的苦痛。我们竟然，无处逃离。 07 至于我，我想要，也只能与这个城市共始终了。她不是我的故乡，但我也回不去的故乡。她是我最接近于故乡的东西。她也许不再是我所认识的那颗明珠，但是我想看见她的苏醒。没有一个白马王子能够来吻醒她，她只能自己在满身伤痕中艰难爬起。但是这场梦魇，也许会让她更加坚毅，更加文明，更加世界。毕竟，她的名字叫上海。

收到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offer时，文星泉却不怎么高兴。她在澳门读的本科，是一个小语种专业。随后，在英国利兹大学拿到了研究生学历。这所学校，在不同的大学排行榜上，位置差别比较大。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榜单上，排名都在一百以外。倒是QS的全球大学排名，进入了前一百。很自然地，她选择了QS这个数据。 2020年5月20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拍摄毕业照片。（@视觉中国图）然而，那个一百名以内的排名，没有帮她给国内HR们留下太多印象。很快，接连被拒淹没了她的信心，很长一段时间里，文星泉感觉自己就像落在河里那样，需要一份像样的工作把自己的心情连同信心打捞起来。直到2021年5月，上海这家咨询公司，给了她一个月薪七千元的职位。无论薪资还是工作内容，以及这家公司的规模，都不符合文星泉的预期。但文星泉觉得自己没得选了，春招即将过去，她应届生的身份也会随之过去。过了这两个月，她就要以往届生的身份与有工作经验的应聘者竞争了。她接受了这份工作。 “我没有终于得救上岸的感觉，”文星泉说，“只能说好不容易看到一块浮板，那我就先抱住它飘一会儿。” 这似乎是这两年来海归回国求职的常态。在求职市场上，在企业的HR眼里，好大学的范围正在收窄。曾经，很多中国留学生，对着各种大学排行榜，选择排名靠前的学校。他们以为，这样等回国时，即便用人单位不知道这所外国大学的详情，只听到其排名，也可以确定自己来自一所好学校。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那些处于顶部的著名大学，依然光环闪耀，而那些在国内不知名但排名靠前的大学，却不再受HR青睐。相比而言，他们更愿意录用国内名校的学生。 1. “罕见的人才回流潮” 文星泉是在2020年末回国的。因为一直在上网课，再加上疫情困扰，她迟迟没进入找工作的状态，直到第二年的1月，她才开始准备求职。那时候，QS2021年的大学排名还未公布，她只能采用2020的数据——几个月后，利兹大学的排名，又前进了2位。整体来看，她觉得自己简历也还不错，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也很好。唯一的不足是她缺乏实习经历。文星泉开始投递简历。她的思路很清晰，求职方向是两个，一是游戏类公司，因为她有外语优势，适合在游戏公司做海外市场。方向之二就是互联网大厂，当时大部分年轻人尤其是文科专业年轻人认为的最好去处。现实和她想象的不一样，接下来的求职之路非常不顺。她投递的游戏公司，没有一家能进入最终面试。因为在这些公司看来，文星泉本人对游戏算不上热衷。至于互联网大厂，文星泉被拦在了实习经历这一关。过了简历可能在笔试关失败，过了笔试关也会止步在第一轮面试。留学背景让她没什么机会能在求学期间在国内大厂实习。而且，还有太多人在与她竞争。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909万人，国内专注于海归求职的人才网站lockin发布的《2021中国海外人才职业发展分析报告》表明，2021年海外高校毕业生超过82万人，两个数据都是历史新高。而更加剧求职之路竞争的是留学生们都更倾向于回国工作。教育部在2020年底公开了一组数据，2016年至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的251.8万人中近八成（79.9%）选择回国。疫情更是激化了海归潮。这被权威媒体称作“一个民族历史上罕见的人才回流潮”。她与比往年多得多的竞争对手狭路相逢，不仅是大量海归，还有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们。需求端也不那么乐观，BOSS直聘研究院《2022年春季就业市场趋势观察》显示，互联网行业的招聘规模虽保持增长，但同比13%的增速处于2019年以来的低点。教育培训和房地产行业的人才需求增速也放缓了。绝大部分行业中，唯有核心技术和产品类岗位仍然保持着较为密集的人才需求。《2022年春季就业市场趋势观察》（图源：BOSS直聘）陈雨是一家外资工业企业资深HR，早年间，他们公司有专门针对留学生的管培招募计划。但这两年，由于需求变化，这项计划已经结束。留学生没有了进入公司的专门渠道，需要走普通的社会招聘。陈雨说，疫情之下，公司也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该招的岗位仍然开放，但对质量的要求更高了。原本，外资公司通常会给新入职的员工成长时间。现在，企业也“等不了了”。“以前两个人的初级岗位，现在就会变成一个资深岗位。我们希望这个人快来，来了以后快速出成绩。做任何事情都加速了。” 领英中国产品运营总监与校园品牌负责人陈怡静会与平台上的留学生会员交流，一位留学生告诉她，自己临时决定回国找工作，带着对校招流程和行业情况的满头问号，加入了校招的浩荡大军。“无奈之下我只能盲目地海投，一遍遍地做着各大企业的笔试题，真的太难了。留学难，求职难，但更难的是认清前行的方向。” 2. 留学生的优势不再？留学生们的理想去处也变得更加集中。陈怡静解释，通过分析领英平台上留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她发现，从QS全球大学排名前100高校毕业生的企业雇主偏好可以看出，国际金融服务及网络与科技公司对留学生具有最强大吸引力。企业雇主前十位中，有属于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跨国网络与科技巨头。仅次于亚马逊的就是华为。外资企业和本土大厂是留学生们的首选。受国内对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和吸引留学生回国就业政策影响，国企、央企也是留学生们的竞争目标。文星泉应聘华为时，见识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架势。通过初步筛选后，她被拉进一个微信群，里面满满五百个人。这个群还只是其中一个应聘群。文星泉发现，这个群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有留学背景，剩下也都毕业于国内211/985院校。这其中，又是计算机或者是金融专业学生占了大多数。而针对所有人开放的岗位，只有一个。大家学历相差并不大。文星泉说，国内外最顶尖几所大学学生并不会来跟她们争这一个可怜名额。这些学生大多已经与行业里最顶尖的公司互相选择成功了。求职的这段时间对文星泉来说实在是煎熬，通常都是被动的等待。就连拒绝邮件也往往隔上一周才会发来。手机跳出提示，文星泉只瞄到前四个字，就知道没戏了——“非常感谢”。大概有二三十家公司发来了这样的话。对留学生来说，自己区别于国内大学生的最佳优势就是语言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因此，外资和其他有跨国业务的公司是他们相对更有机会的选择。供职于一家合资公司的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张鑫不久前刚参与了一次集团公司总部的线上招聘会，HR反复强调，需要应聘者英语好一些。 2011年7月7日，哈佛大学校园。（@视觉中国图）但张鑫也发现，留学生和国内大学生之间，语言能力的差距在变小。应聘者中有一些优秀的学生虽然没有留学背景，但英语同样不错，和国外同事能完全无障碍交流。甚至一些留学生因为留学期间也始终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玩儿，语言能力还更普通一些。张鑫说，如果语言能力没有了壁垒，那么就完全要看应聘者的专业能力了。 3.“我们不太想要留学生” 澄子本科毕业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她定位这所学校时，没有选择QS的榜单——它把这所大学排到了四十开外。《泰晤士报》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榜单相对靠前一些。这是一所世界排名35名左右的大学，相当于加拿大的北大清华。本科毕业后，她又在香港念了研究生，并在回国后成功获得了字节跳动的实习机会。带着这份很有竞争力的简历，澄子在疫情之初加入了求职大潮。澄子的需求很明确，她并不需要一份多么高薪的工作。她也并不把留学付出的高昂金钱成本作为一种压力，逼着自己通过几年工作挣回来。相反，她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让她在一线城市落户。澄子先去了北京，战绩不佳，又来到了上海，这里的落户条件相比北京简单一些。好几次，她都快要拿到合适的offer了。最接近的一次，澄子应聘一家满足落户要求的国企，前三轮面试非常顺利，在一天里就完成了。第四次由公司大领导面试，走进大老板办公室前，她已经信心满满。按HR的嘱咐，她只需要和老板谈谈薪水问题，就可以顺利入职这家国企。然而，“我们不太想要留学生。”这位中年男性领导很直接地说。澄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她询问原因，对方告诉她，公司更希望要本科在国内985学校念的毕业生，因为这样的学生更“了解国内人情世故，也更了解国内的行业和市场”。澄子忍不住委屈，她反驳道，全球信息这么发达，在国外也能了解中国，人情世故更是她成长中必须学会的东西。然而她并没有说服这位领导。 2021年8月19日，大批留学生与家长在浦东机场航站楼内有序排队，等待办理登机手续。（@视觉中国图）古怪的学历“鄙视链”出现了。这是澄子习以为常的东西，她在两家互联网大厂做过HR的实习工作，大家几乎都在这条“鄙视链”的指导下工作着。 “国内比较看重第一学历，如果你本科是一个三本，那研究生哪怕读了清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澄子说。就像某种出生论，只要你本科学历不过关，简历就直接会被刷掉，连往后比较一下是国外大学研究生还是国内毕业的机会也没有。澄子解释，实习中她发现，在大厂，类似专升本或者二本、三本这样的学历，“很多情况是看也不会看的。”即便是一个二本大学生，花了很大力气去国外念了中等偏上的研究生，在很多HR眼里，仍然只是一个二本水平。“国外读了多好的研究生，大家都不太看重。” 尽管在一些场合受挫，但在快消品行业，尤其是外企和四大，留学生依然具有稳定的优势，那就是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流的经验。 4. 在同一个层面竞争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张鑫在2018年也出国留学了。此时他已经三十出头，并且在国内有了长时间的工作经验，这次留学，改变了他对留学生的印象。在他的印象里，在他踏进社会时选择出国留学的老同学们，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那一批。而几年前他在国外遇上的二十多岁的同学，要显得平凡一些。与他们当年不一样，近年来留学变得不那么难，供选择的国外学校多了，中产以上的家庭也能够负担得起。 “中国留学生比例很高，会造成他的跨文化交流变得相对弱。”张鑫说，回国后，他继续从事人力资源相关的工作，也几乎没遇上过仅仅因为留学背景就能力格外突出的应聘者。他们甚至不再默认国外学校的教育水平更高。张鑫提到，以前招聘时，招国内学生会特别重视他的成绩单，尤其是技术岗位，面试官会格外考察专业知识。而针对留学生，成绩单不那么重要。但现在，“国外毕业也没那么难，所以还是得看成绩单。”留学生和国内毕业生越来越在同一个层面竞争。澄子自己也发现，国内清华北大这样顶级学校的毕业生，似乎的确比自己更强。她在几次群面中遇到这样的竞争者，对方的思维能力更胜自己一筹。甚至在“内卷”这一点上，澄子也发现，自己“卷”不过一些竞争者。在字节实习时，她做的是HR工作，每天要筛选一百份简历，每天九点以后才可以下班。但另一位毕业于山东大学的实习生姑娘，每天半夜12点才会下班，别人看一百份，而她会去找两百份简历。 “我面试的互联网、国企偏多一些，感觉他们偏向国内985、211的学生，如果你是985、211的话比我们留学生更吃香。”澄子回忆自己的实习和求职经历时说。而且，这些985、211院校的学生还有留学生不具备的学长人脉资源。阿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留学生，纽约大学专业机械工程本科毕业，帝国理工电子电气工程的硕士。两所学校，在各种排行榜上，都能进入前五十，甚至前二十。但找工作的一年多里，她大概进行了一百来场面试，都惨淡收场。在应聘这些技术岗位时，她遇上非常多来自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这些科技公司里也有很多来自北邮的学长们，相同背景的人更容易互相吸引。而且，国内的竞争者也有自己没有的优势——丰富的实习经验，有竞争者甚至在大一就开始实习。在一家跨国手机企业最后第五轮加试里，她就因为一道不算难的技术问题败下阵来。“那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问题，但是没有经验的人就是很难做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最终，阿萱通过社会招聘，找到一份高科技领域的五百强外企工作。并在两个月后又换了一份更心仪的工作。比起和不计其数的应届生竞争，社会招聘对她来说，简单不少。此时，教育背景不再是最核心的较量，能力强弱被摆到了最前面。澄子不愿意继续过劳碌拼命的生活，最终，她在上海找到一份外企的项目管理工作。即便面临求职的困难，澄子依然从没后悔过自己海外求学的经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留学生，也很少有人因为求职受挫而表现出悔意。文星泉也说，她并不把留学当成一次纯粹的金钱上的投资，也知道很难用日后的薪水实现留学投资的回报。她留学的初衷就是“体验生活、感受世界”。毕竟，对一个人的人生而言，求职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拿到offer的澄子，带着两箱行李独自奔赴上海，她已经准备好开启新一段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