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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些从方舱医院出院的人，被阻拦在小区门前。他们被要求，入小区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摄 5月3日凌晨，高强经历了人生中几乎最难熬的夜。凌晨4点的上海气温降到了15℃，穿着单衣的他坐在浦东新区仁怡苑小区门口的水泥地上，身旁是黄白相间的警戒带和一排绿色的共享单车。陪伴他的，还有20多名同事。他们就职于浦东新区康桥镇的一家科技公司，考虑到上班方便，他们大多租住在公司附近。 3月下旬，康桥镇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公司要求他们“闭环管理”，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公司陆续有员工被感染。高强也被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于4月22日进入浦东新区大家后援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4月26日和27日，他们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5月2日，他们获准出院，拿到了《解除隔离医学证明》，当天下午被转运回所在小区进行为期7天的居家健康监测。根据通报，上海市这一天有3981例本土确诊病例出院，27121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令高强意外的是，在终于可以回家时，他被小区工作人员拦在了门口。居委会提出，他们需要出示48小时以内的核酸阴性证明。小区居民零零散散地下楼，人越来越多，面对门外的 “不速之客”，他们高声叫喊，希望阻止康复的人进入小区。高强和同事们的核酸报告已经超过48小时。在连续检测阴性后，他们进入出院流程，没有再做过核酸检测。他不理解。在4月26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曾强调，《解除医学隔离证明》是出院人员核酸阴性报告和健康码绿码的等效凭证，对于已治愈的出院患者和解除医学观察人员，各区村委、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他们返回居住地。居委会负责人解释，48小时核酸阴性的要求是为了安抚小区里的部分高龄老人，他们认为从方舱出院的人是不安全的，因此不想让高强等人进去。不止高强和他的同事们，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日接到多起求助，一些从方舱医院出院的患者难以进入小区，甚至只能住在街边的帐篷里。他们有的正与房东发生纠纷，有的以群租房、房屋违建等问题被社区拒之门外。他们感受到的是一些小区居民的不理解和对转阴的阳性感染者隐隐的歧视。 1 66岁的老人张新容已经在帐篷里住了22天了。4个钢架支撑起蓝色帐篷，蒙着青色的编织袋做门帘，“床垫”则是地上一层一层铺起来的纸箱壳子。这是黄浦区小东门街道附近的一个临时救助点，藏在附近拆迁楼房的小巷中。从方舱医院出院后，张新容被小区拒之门外，民警将她带到这里，“看哪个棚子空，你住到里面”。 4月26日，上海市黄浦区，:一名66岁的老人从方舱出院后，暂住在小东门街道一处拆迁区的巷子里。这里有临时搭设的帐篷，附近，还居住着流浪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摄张新容一看心凉了，“没有床、没有电，又没水，洗个脸都洗不成，日子太不好熬了。人家还不错，给我盆子。”她的邻居有“流浪汉”，也有因“封控”回不了家的人。这里每天定时有人送来盒饭，也有警察送来抗原检测试剂。天渐渐热了起来，她只有冬天的衣服，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就像蒸锅。晚上阴冷潮湿，没有被子，她就盖着纸板子睡觉，冻得直哆嗦，第二天再把纸壳子挂起来晒一晒。有时地上的蜈蚣会爬上她的手和腿，她吓得不得不坐起来等到天亮。原本她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区楼梯间里，每月交租金800元。3月底，因核酸结果呈“阳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通知她去方舱，“让我把防护服穿着自己走出来，带点日用品，我也不知道啥叫日用品。”张新容慌忙中就抓了一条毛巾，担心冷，她又抓了一件衣服。连手机充电器都没拿，就被带到了上海世博展馆方舱医院。唯一的儿子在外地，她在上海举目无亲。平时在街上卖些杂货，每天赚上三十几元。在方舱医院里，张新容吃上了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饭菜，但她仍忍不住焦虑，“房租还要交，要想怎么找钱。”她想要尽快出院，“一天也不知道干个啥，只能在这空等着，时间过得快得很。” 4月11日，她“开心得不得了”，两次核酸结果阴性，她捱到了出院，被转运回小区。“小区进不去了，说再发现阳性又要14天了。”她多次要说法，得到的回复是，她租的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清退，所以她不属于小区居民。 “借（租）的时候没有说是违章。”张新容不理解，她的心血都放在这间房里。当天晚上11点，她又去求门口的保安，说不进去住，拿个换洗衣物、充电器、牙刷牙膏就出来。但未能如愿。 “这个人不属于这里的租户。” 5月2日，小东门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她住在楼里三层半的位置，是自己搭的房子，她有儿子，但儿子不管她。平时在外面卖些小百货。就这样，从4月12日开始，张新容住进这个帐篷。她数着自己过了“国家规定的7天（居家隔离）”时间，去问，还是不让她进。即便到了第14天，同样不行。 2 4月30日，55岁的曹明和老伴儿也住进了帐篷。 5月2日，上海市闵行区，一家三口从方舱出院后，原房东不愿再将房子租给他们，他们无法回到租住小区，被临时安置在小区附近的救灾帐篷里。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摄夫妇俩和儿子租住在闵行区梅陇镇行南村一个小区。4月18日前后，他们相继被检测出核酸阳性，曹明的老伴儿被送入定点医院治疗，另两人进入方舱医院隔离治疗。 5月1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接到曹明女儿的求助称，曹明夫妇分别于4月27日和29日出院，因为与房东的租赁纠纷，被小区以“你不是我们的居民”为由拒绝进入。29日晚上，夫妇俩先是在停在小区外的车里待了一晚，第二天，车子发动不了，民警给了他们一顶“救灾帐篷”暂时安顿，没有食物没有水，只能吃定点医院带出来的面包。 5月2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曹明与房东的纠纷源于涨房租。在3月底房租即将到期时，房东提出将1350元的房租提高到1700元，加上平时水电收费不低，他无法接受。这位安徽大爷尽管身体里有7个心脏支架，却性格固执，嘴里不饶人，对房东出言不逊。双方还未达成一致，曹明一家就进了方舱。解除隔离后，房东不愿续签，希望小区不要放他们一家进入。曹明的儿子曾在微信中向房东提出，疫情封控期间找不到房子租住，愿意支付租金，希望能暂时让母亲回家修养。房东表示，“我说也没用啊，帮你问问吧。” 下沉到这个小区的一位干部向记者介绍，一方面，房东表示受过曹明多次辱骂，不愿意再将房子租给曹家人。另一方面，小区居民都表示不希望他回来。 “曹明曾不戴口罩在我们小区瞎晃悠，辱骂推搡小区的志愿者，经统计有23名，辱骂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小时，被辱骂的原因是比如请他戴好口罩，或者不要在河边烧火，他完全无法沟通。”这位下沉干部介绍，“他在小区的活动轨迹，跟小区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分布高度重合。很多小区居民都愿意大家凑点钱，给他提供些路费，请他回乡。” 他表示，该小区其他从方舱医院康复出院、从隔离酒店返回的200多人，都顺利地回到了小区。目前有关部门已为曹明一家启动了临时救助程序，7天内提供帐篷和三餐。至于房间内的物品，他们可以在小区解封后运走。如果着急，也可以在民警等第三方的监督下，由小区志愿者打包送出。 3 被认为“不是小区居民”的还有租住在黄浦区半淞园街道丽南公寓的吴苗。去年，这个安徽姑娘毕业以后来到上海工作，师姐给她介绍了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两个卧室被二房东放进了9张上下铺，加上住客厅的房东一共15个人。“不做饭750元一个月，做饭800元。” 想到自己刚入职，收入还不稳定，而周边一个单间的房租3000多元，吴苗选择了这里。直到本轮上海疫情中，一位室友下楼参加核酸检测回来，“有些咳嗽，也没怎么吃饭，睡了两天”，起初吴苗也没太在意，“以为是感冒了”。4月14日，这位室友的新冠抗原试剂检测“两道杠”，吴苗感到害怕，要求房东赶紧上报请人来复核。 “她怕别人知道这里面住着十几个人，一开始就只上报了9个人。”吴苗回忆，第二天室友们渐渐有了一些症状，她没有发烧，不过“嗓子哑了，浑身难受”。室友们检测出了三个抗原阳性，二房东眼见瞒不住了，才上报了上去。在居委会的协调下，疾控中心上门做了核酸检测。4月17日，吴苗和室友们就被转运至新国博方舱医院。在那里的第一天，她得知可以做志愿者，“当时只是鼻塞、嗓子不舒服，其他没什么感觉”，就主动报了名，希望能帮助分担一点。在方舱期间，她帮助医务人员分发一日三餐和生活用品，帮新来的患者填写入院登记，还要帮一些年纪大的患者操作手机。出院时，她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出具的志愿者证书。 4月26日上午11点多，她和室友们获准出院，被方舱的转运车辆送到小区。在门口他们被保安拦下，说要“请示领导”。随后被告知，小区只承认“登记过的”8个人，吴苗和另外4名室友被以“群租房违法，你们不是小区居民”为由拒绝进入小区。吴苗说，二房东也和他们“撇清关系”，要把房租退给她们，而进小区的人房租要涨到1000元。房东还转来小区业主间的微信聊天截图，有业主表示“外来群居的人很狡猾，说原来是住在哪里，出舱就回到哪里。我们要同意有暂住证的回来，其他一概不能进。”“送回来，势必会形成群体冲突。” “我也知道我们这边是群租的房子，但是即使要整治，也要等疫情封控结束，这期间要给我们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吴苗说，自己当时很无助很无奈。几个人当晚在辖区派出所门口坐了一夜。 4月27日一早，她们再次到小区门口交涉，吴苗得知，前一天小区组织核酸检测，获准进入的8个室友中，有4人被检出阳性。“我们也有点担心，怕疫情再扩散了，就给居委会打电话，看能不能安排我们也做核酸，如果是阳性把我们一起送回方舱。”但这一请求未获许可。吴苗感觉，小区居民看自己的眼神都变了，她和室友都听到开口骂“外地人滚出去”，双方从口角升级肢体冲突。吴苗被推搡在地，事后医院诊断为右臂软组织挫伤，进行了石膏固定。当天下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现场，小区所在的居委会书记告诉记者：“这次她们出去隔离，我们才知道里面住了十几个人，吓了一跳。”根据规定，这套房子最多只能住8个人，他也请示过街道，“住这么多人肯定不行，不安全的。” 一位小区居民情绪激动，表达着他的不满：“她们说出院就是健康的，她一起回来的人，其中昨天回来4‘只’是‘羊（阳）’。我们居民都怕死了，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家都是老头、老太太。小区封控以来，物业瘫痪，都靠业主自救、自立自强，把他们放进去，再有阳性，又是14天，我们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散了，功亏一篑，所以我们一定要守住这扇门。” 这也是一些居民不愿小区接受治愈出院出舱的阳性感染者的顾虑。他们在网上反映，小区有邻居从方舱返回后“复阳”，楼内人员没有跟他们有任何接触，“复阳”后封控14天的时间又被重新计算。对此，在5月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介绍，实践研究证明，在恢复期的新冠肺炎患者，核酸检测Ct值≥35的时候，样本中是分离不出活病毒的，这意味着这样一些患者已经不具有传染性了。他强调，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符合标准出院（舱）后，不列入社区筛查对象，居家健康监测6天内无需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第7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由属地安排专车将其转至公立医疗机构检测，或由医务人员上门采样送公立医疗机构检测。如果核酸检测Ct值小于35，按照规定应当立即转运至定点医院或方舱医院进行隔离管理，该人员的检测结果不影响所在楼栋、小区的“三区”划分。 4 在小区门前对峙了近8个小时，筋疲力尽的高强选择了妥协。5月3日0点，他徒步前往5公里外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那里已经是最近的24小时开放核酸检测点了。行走在空旷的路上，高强感受到阵阵凉意。“根据规定，明明《解除医学隔离证明》就等效于核酸阴性的证明和绿码，但他们（居委会）说要保障小区居民的安全，就要我们提供核酸阴性证明，却没有任何的安排。” “无论是协调人来采样，或者是派一些车辆送我们去检测，不论行动快慢，如果能有这些准备，我们不至于这样。”高强说。凌晨4点，他走回了小区，12小时后他终于回到家。等待核酸报告时，他听到小区保安的嘲讽，“就剩你们俩的结果了”。“事情没有落到你身上”，他没好气地回。“是，碰上你们就是倒霉，你们阳性的活该”，他没忍住心中的火气，和对方争吵起来。成为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后，高强没少看到“小阳人”“羊”之类的称呼，但他一般会当作玩笑一笑了之。这次他忽然觉得深受歧视。随着上海市治愈出院出舱的阳性感染者日益增多，有的小区微信群里“欢迎回家”的字样盖起了楼。从方舱出院前，高强曾在微信群里咨询过邻居，大多数人表示，按照规定足不出户，做好自我管理，他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也有邻居直言，“你们讲话太轻松了，我还不能害怕吗？” 4月27日，上海市黄浦区，5位住在群租房里的外来务工者待在小区外。由于她们没有暂住证，也担心她们“复阳”，影响小区内其他人，小区不允许他们入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强/摄张新荣就不敢告诉她的流浪汉“邻居”，自己曾感染过新冠病毒。“让他们知道了，就该离我远远的，不会和我说话了。我没有充电器，有时候要求他们充电，他要是知道我是这样的人，恐怕恨不得离我八丈远。” 她感受过那种歧视，“都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话，没脸面跟谁讲话，犯了多大的罪行一样的。很难过。”平日里一位“阿姨、阿姨”叫着的熟人，如今在大街上偶遇，都不愿意停下来和她讲个话，边走边跑。张新荣试着喊住他，对方摆摆手说没空。 5月3日，张新容离开方舱医院，入住街边帐篷的第22天，小东门街道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街道已将张新容安置到收留点。“我们现在把她安置到西钩玉弄的一个收治点，那里就餐、休息、洗浴都配备的，而且还有专人的管理。” 4月18日，上海本土确诊病例出院1211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2075例，出院出舱人数共计23286例，首次超过当日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从那天起，截至发稿，上海市共通报出院出舱393208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顺利回家。经过协调，4月28日，吴苗和室友们被送入附近酒店隔离安置，每人每天只需缴纳40元，有好心人给他们送来锅和米面。吴苗去验了伤，希望能追究将她推伤的人的法律责任。她的室友则劝她不要闹了：“本来得病就不敢让人知道，这也不是啥好事，形象一丁点都没有了，真不好看。”

送89岁的奶奶一幅梵高 “独居是要付出代价的，耳聋，牙少，眼一只坏” 涂妍，31岁，窗外不远处是杨浦大桥我住在上海内环，是个很老的小区，大大小小的楼有50栋，人口密集，光我们楼就大约350人，老人很多。我做了一个月志愿者，印象最深的是10楼的漪安奶奶。她89岁了，个子小小的，一只眼睛不好，戴着助听器，走路慢慢的。上门做核酸的时候，她显然已经被多次打扰过了，情绪非常激动，甚至推搡大白，让门口的人滚。“我都快90了，不做核酸又怎么样，让我死了算了”，又骂女儿已经两周没来看她了，“养女儿没用”。我去安抚她，得知奶奶一个人住，家政阿姨被封在外面，她这几天都没什么东西吃，看起来也没向任何人求助过。她给我看了假牙，很多东西吃不了，“就吃了点花生酱”，说着就开始抹眼泪。我打开冰箱，看见吃到一半的花生酱，也开始哭。奶奶说想吃软软的蛋糕，我答应帮她买，买不到的话，就自己烤一个给她。漪安奶奶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她说最近吃不好，痔疮犯了，很怕弄脏裤子和床，难以清洗，所以情绪很崩溃，骂了人。大白给她做核酸时，她又跟人家道歉。回到家我疯狂刷外卖平台，抢到了蛋糕。第二天给漪安奶奶送去时，她为了准确地介绍自己，在一张纸上写下：中学美术老师，教到68岁。后来走动愈发频繁，看到她家床窄窄的，像个行军床，却有很多橱柜用来存放电影碟片、书籍、画册。她说，“我这个人爱好比较奇怪，还想喝点咖啡，速溶的就可以了。”我就在楼里众筹了一大袋子咖啡，又给奶奶送了痔疮膏和卫生巾。想到奶奶家里有梵高的画，我送给她一幅自己画的《星月夜》，没想到她说“你没学过画画吧”，近景要明确，远景要模糊。 ●我的《星月夜》和奶奶回赠的梵高英文画册。讲述者供图不过她很开心，拉着我从门口昏暗的客厅进到里屋，那是她写字画画的角落。欧洲旅行带回来的威尼斯面具、拖着降落伞的巫婆，在家里挂了十几年，看上去很旧了。她还打开日记本，有一页纸上画了丁真，她说喜欢线条优美的人体、大卫、裸女这些，很少有人能理解她。日记本里还有时事新闻，比如最近坠毁的东航客机。清明节封在家里，她画了一个衣袂飘飘的捧花少女，站在青草间的墓前，配文“死非永诀，遗忘才是”，少女是画的她自己。最新的几页写着“新冠肺疫，上海正在封闭”，还有一身落花的女孩向樱花伸出手去——奶奶想看花了，配文“樱花走了，桃花又开，春天呀！春天”。 ●奶奶的日记。讲述者供图最近有天早上，漪安奶奶来敲门，怕打扰我上班，放下一本梵高原版画册就要走。她说看不懂英文，所以把侄女从美国寄来的画册送给我，请我收下不要有负担。我邀请她一起吃早餐，她连连说“不打扰”，放下就走了。打开画册，里面夹着一封手写信——“独居是要付出代价的，耳聋，牙少，眼一只坏”。我逐字看了好几遍，站在客厅里哭。漪安奶奶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一定很孤独吧，拉着我倾诉了许多话。但我自己的事情太多了，很多时候都没能考虑到她，可能也没办法抵达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奶奶的手写信。讲述者供图邻里“被迫”走动了起来 “没事的啦，告诉居委会了，他们会帮忙解决的” 季瑶，28岁，永康路附近我之前做代购，待在上海图个交通方便，疫情后基本是待业状态。现在住徐汇“网红街”永康路附近一座“老公房”里，对门住着一对老人。以前只知道，爷爷88岁，奶奶87，还养了一只猫。偶尔会看见爷爷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后座载着奶奶。他的白色眉毛很长，腿脚不太方便，拄着一根拐杖出门，但都穿得整整齐齐。有次看见他下楼做核酸，穿了白衬衣和西装马甲，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顶上有个“小揪揪”。虽然觉得爷爷很酷，但我不爱跟邻居多说话、打听别人的事。有时候爷爷买了菜，爬5层楼梯很慢，碰到了我会帮他拎菜上楼，这是我们以前仅有的交集。上海封控前，跟我合租的姐姐担心老人买不到东西，送过一些蔬菜，他们回赠了豆腐皮，一泡水就变得很薄、很软。平时做核酸，遇到爷爷我都会问他缺不缺东西，他每次都说东西够的，不用担心。直到听另一个邻居说，两位老人有基础病，药快吃完了。再遇到爷爷时，我问起买药的事，他说没事的啦，告诉居委会了，他们会帮忙解决的。一个星期后，爷爷来敲我家门，原来居委会没给买到药。他递来一张已经有不少折痕的信纸，上面写着8种药名，用于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爷爷有点不好意思，说要是太麻烦的话，只买前面4种就好，那些是奶奶的药。 ●爷爷列着药物清单的信纸。讲述者供图爷爷有一个文件袋，里面整齐地放着医保卡、病历本、药品的纸盒。我试过掌上药店，里面链接和定位查询功能是坏的，又尝试预约医院挂号，但不知怎么买药。有邻居叫过跑腿小哥，也找药困难。幸好打听到附近药店老板的微信，帮忙问了下，爷爷的药大部分都有。药店大约离这2公里，我决定趁着做核酸、小区大门打开的那几个小时，偷偷溜出去。万一遭遇盘查，打算扮演出门买药的小区志愿者，怎么反应、什么说辞我都想好了。好像也不算骗人，要是有正常渠道买药，也就不用冒险违反规定了。我跟爷爷说了计划，他挺激动的，当即决定骑电动三轮带我一起去。好久没出“远门”了，没想到是以这种魔幻的方式。我坐在后座给爷爷导航，他是“老上海”，比我熟悉路，还纠正了我说错的方向。爷爷骑车比想象中快得多，叫我“不用怕”。一路畅通无阻，街上很空旷，只有零星的几辆车，也没人拦我们。封城的时候，街上的树还光秃秃的，17天之后，树变绿了，花也开了。到了药店，人不多，爷爷有些耳背，我怕他说不清楚，替他去排队。他坐在三轮车上晒太阳，还跟另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聊起了天。爷爷的药很顺利就买到了，只缺两种不太急的，但是后面一个老人就没这么幸运了。现在每次做核酸，爷爷都会敲门提醒我，领物资时我也帮他们拎上楼，关系比之前亲近了不少。听别的邻居说，爷爷有次逮到他一顿夸我。不过说心里话，我宁愿大家都是“点头之交”。只有秩序混乱、个体无法靠自己解决问题时，邻里才“被迫”走动了起来，这是一种倒退。我喜欢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如果偏爱人情社会的话，我呆在熟悉的小圈子里就好了，何必选择上海呢？对房东，从投诉到不舍 “我们没有对方微信，直到4月8号” Emma，30岁，复兴中路街边我们小区是上海复兴中路街边一组矮房子，最高五层。住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不讲究穿着，没事会坐在外面大声聊天。我一般尽量回避他们目光，但他们似乎很喜欢掌握邻居的信息，比如我下楼取快递，就会有人探出头来看，有时候还会问。房东Lina就是这样，我每次拎箱子经过她门口，总会突然被问要干嘛去。朋友来找我，她也会问，然后热心指一下路。我觉得蛮烦的，关你什么事情。我是北京人，毕业来上海工作，在这个弄堂住了将近两年。我那栋三层，每层两户，我和另外一对小夫妻租户住在顶层，是改造过的法式屋子。Lina和她爸爸一人一间住在二楼，他们的屋子很暗，没有阳台，挂着老式厚重的刺绣窗帘，木头家具是砖红色。一楼右手边是她厨房，她很会烧菜，香味会顺着楼道飘上来。 ●从阳台看见的邻居家一角。讲述者供图 Lina40多岁，是老上海人，黑色齐肩卷发，虽然打扮朴素但收拾得很干净。她基本不关门，平时也不怎么出去，每隔两天和邻居在家打麻将，常到夜里一点，打完之后站在楼道里聊天，声音都能清晰地传到楼上。有次把我吵醒了，我还去跟中介投诉。我们没有对方微信，直到4月8号中午，她通过中介加了我。那会儿我听到楼外很吵，心想是不是要测核酸还是有物资要发。因为已经过了原定解封日期，居委会还没有发东西过来，所有的网购平台也订不到，早上我是饿醒的。走到阳台上，我听见楼下传来Lina响亮的声音，周围邻居也都跟她说上海话，我不能完全听懂，大概知道是想把大家拉进物资团购群。我刚进去看只有30多个人，不够团购的数量。我一直觉得我们小区搞不起来团购，因为人少又年龄大，没想到房东这种古朴的沟通方式奏效，几分钟又涌进来十来个人。几天后Lina突然敲门，给我和对门送来一锅咖喱鸡。她很热情地说，以后要是买来的食材不会烧，可以找她帮忙。咖喱特别好吃，我在微信上感谢了她。下楼丢垃圾碰到她爸爸，又说起这事，他跟我介绍了独特而复杂的工序。现在那个群里已经有大概150个人了，除了团必需品，还能买到咖啡，甚至肯德基。现在话题多了些家常，我的回复也从“好的”变成“来咯”。后来政府发的大米我直接给楼下送过去了，我不怎么吃米饭。之后他们只要一做饭就会叫我。路过二楼，我会很自然停下来跟他们聊两句。居委会在楼下发东西，Lina也直接帮我领回来。我爱喝咖啡，她给了我一袋越南产的，告诉我速溶不好，“你管我要就好了，我对咖啡很讲究很挑剔的，我不是一个随便喝咖啡的人”。我们会站在楼道里聊会儿天，我原本打算四月初搬家，没想到被滞留下来，现在反倒舍不得走了。给医生的孩子做蛋糕 “脸上是护目镜留下的印子，眼圈很红” 尚文姬，90后，闵行新小区我是黑龙江来的沪漂，传媒行业，住1504，搬来2年多了。这是个十几年的新小区，我租了间十平米的小卧室，除了合租室友，在小区谁都不认识，也没有了解这里的想法。 4月8号，群里有人说想吃好吃的，我发了张之前做的蛋糕照片。901@我，说孩子Molly要在13号过5岁生日，她和爱人都是医生，在抗疫一线，问我能不能帮忙做蛋糕，一直道谢。我挺有压力的，要送给别人，怕搞砸了不好意思，本来想着谁会做，我辅助就行，但大家都默认是我做了。材料来自十几户人家，很多东西都买不到。整栋楼只有一罐奶油了，就改做慕斯的。但做着吉利丁不够了，又临时向群里求助。没人主动提供水果，后来Molly的家人送来一袋之前囤的芒果。我很久没吃水果了，之前几乎每天吃，家里只剩最后一个凤梨，我切成小块放着，闻着味儿，实在忍不住了才吃一口。条件太有限了，只做了个6寸的，最后揪了室友的绿植，也不知道是什么植物，挑了最嫩的两片叶子。 13号中午，我就把蛋糕装好盒子，将气球打好气，字母串好，连同邻居送的礼物一起挂到Molly家门口。 ●蛋糕成品。讲述者供图当晚，在邻居的帮助下，女孩的姥爷学会了群直播，我第一次认真看见Molly的样子，有点像贾乃亮的女儿甜馨。她一点也不怯场，嘴唇上沾着蛋糕屑，一边吃一边说谢谢楼里的人。我也挺开心的。我们楼一共32层，128户，群里200多人，观看的人数最多时过半了。Molly的妈妈在群里说蛋糕太好吃了，还收到好多礼物。姥爷一条一条@送礼物的邻居，说谢谢。之后小区有次团购水果，可能箱子破了，我们的没有了，有人知道后就送了两个苹果过来，说不能让热心的人吃亏。做蛋糕后，感觉和群里的邻居更熟了，刚发了新菜，都互相问今天谁家要做好吃的，还有人问能不能跟我订蛋糕。以前有人看我的头像是韩剧里的老奶奶，会叫我阿姨，现在知道我很年轻，改叫我“可爱的文姬女士”。 “105”的东北老乡 “每天都很期待嫂子做的饭” 张珍怡，25岁，松江某公寓原来105号那家住着一对夫妻，跟我一样也是辽宁人。现在，我叫他们“哥哥”、“嫂子”。我们这层楼一共四户，我住在102号，搬来这里三个多月了，对邻居们几乎一无所知。也曾想过是不是要认识一下邻居，又觉得尴尬，很难鼓起勇气。去年10月毕业后，我就在上海工作，4月开始独自在家隔离，没什么吃的了，只好在群里求助。103的男生买了牛排，给我们这一层的分了下，还拉了一个小群。一开始很陌生，后来一人一句的，105的嫂子知道了我们都不会做饭。当时跟她还不是很熟，只知道是老乡。结果第二天，她在外面敲门，我打开看到嫂子端着意面、炒饭还有牛奶，让我吃早饭，我特别开心，吃得光光的。嫂子看我愿意接受她的善意，也很开心，说最开始给隔壁的男生送东西，他还老不要。后来嫂子做好饭，就会在群里叫我们。每天都很期待嫂子做的饭，就像拆盲盒一样——炸丸子、饺子、包子、炸鸡、东北菜，只有想不到，没有嫂子做不出来。我每一顿都盛得特别满，吃完再拍一个光盘发给他们。哥哥嫂子今年都30多岁，去年从老家到上海来打拼，做房地产销售，恨不得把所有好东西塞给你那种。嫂子做我们好几个人的饭，早上9点就在厨房，一直忙到下午5点。后来团的一些水果蔬菜我们也会送过去，但是他们总不让，跟我们说别花钱。我们住在一楼，房子会带一个小院子，后来可以在小区内活动了，同层的四家人会在105的小院里一起吃饭。嫂子做了炸鸡、薯条，我们打游戏，漫无目的地聊天，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嫂子做的炸物。讲述者供图年轻人单独拉了小群 “我们只是意外进入人情社会的‘游客’” 魏苇，29岁，静安区老弄堂我住在静安区一个老弄堂里，只有两栋楼，住户大多是上海中老年人。到了4月6日，毫无解封的迹象，有独居老人敲门，说最后一粒米已经吃完，我把半包米倒进了他手里的锅。要封控那天，我11点去超市，发现货架上就剩一点苹果和菜叶子，街上所有的店突然都在卖菜。我一个人住，怕囤多了食物会坏，也没抢太多。后来我一天只敢吃一顿饭了。接着，小区拉了一个换物团购群，一共才50个人进群，很多东西要150份起送。楼上的女生小艾加了我好友。她问：你头像是不是《我的天才女友》？我俩就聊了起来，原来她已经没什么东西吃了，想拿咖啡换点食物，看我头像是可能要咖啡的人。第二天我拿鸡蛋换了她的咖啡。小艾是个很直爽的姑娘，带点东北口音，跟我是老乡，也是做广告的。我们比较聊得来，一起交流缺物资的焦虑，还有小区的“魔幻新闻”。哪儿有黑市、几点手速快能抢到菜，新鲜事全靠“口口相传”。也互相提醒做核酸，万一错过一次，就有可能变成群里挨骂的主角。我和小艾都不喜欢群里的氛围，比如传闻有阳性的孩子来这个全阴小区投奔爸爸，其实没证实是阳性，隔壁楼的就很紧张，到处举报，要求把孩子转运到方舱。还有人在群里谴责一个“没测核酸的人”，一群人跟着附和，说要把这人揪出来，实行“经济制裁”，不带他团购了。虽然最后也不知道存不存在这样一个人，这个氛围让我很害怕，好像为了预防自己的生活变困难，不惜先把别人的生活变得特别困难。我们大约跟15个年轻人拉了小群，团了一些饺子、方便面、水果、甜食等等。有个男生送了我一点电子烟，放到信箱上面让我自取。还有个女生家囤了很多零食，我透过她家小橱窗的栅栏，买到了一些话梅、面包，混成“黑市VIP”，她送了我一包特别稀缺的垃圾袋。之前钱能买到大部分服务，每个人都相对独立，现在这种环境下，感觉必须要有“同盟”。小艾和她室友在我家搭伙做饭，谁先工作完就谁先做，每人做一点非常节省时间，还能吃到4个菜，虽然都是素的，吃完饭一起看电影、聊天。因为是全阴小区，饭后还能一起去院子里遛弯，看看天气怎么样，梨花开了没。我们只有一根跳绳，就轮换着跳。我们都是年近30的独居女性，“被疫情偷走了三个春天”，身在上海疫情中，有太多需要排解，愈加依赖邻居提供的“情绪价值”。一次，小艾在群里声讨群管理员“搞特权”，贿赂保安溜出小区。之后，支持她的年轻人全部被移出群聊。小艾说，“要正式考虑搬家了，我就是要一个平等”，还很生气我和她室友不去帮架。我觉得没有必要正面冲突，我们只是意外进入人情社会的“游客”。邻里关系和上海一样，应该都会回归原来的样子吧。前两天小艾跟我借了3个鸡蛋、跟室友借了2瓶牛奶，加上早早团到的面粉，给自己做了一个生日蛋糕。她一直着急想团个蜡烛，但我们都没找到办法。在原本的计划中，她打算去个有海的地方，约一群朋友开个大party。但是那天小艾还加了班，然后我们3个“饭搭子”邻居一起，庆祝了她“没吃没喝没朋友”的30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