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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娱春秋6月25日，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去世。不料，蔡澜身后，掀起波澜。这位84岁老人的后半生，更常以美食家的身份，活跃于内地。人们几乎忘记了，他曾是电影人的事实。而他所引发的波澜，亦因电影而起。生性风流，或是蔡澜的另一个标签，他生前也不回避“我本色鬼”这个特质，自认有60余位女友。而与这个标签相呼应、鲜为人知的是，香港曾风靡一时的风月片，即由他开创——香港本土第一部三级片，就是他在1990年投资出品并监制的《聊斋艳谭》。 1992年，《聊斋艳谭》的续篇《灯草和尚》上映，女主角陈宝莲，于电影上映10年后跳楼自杀。此番蔡澜的争议，即与她有关—— 有人痛陈，蔡澜曾“逼迫”陈宝莲拍摄《灯草和尚》，才酿成了女方悲剧而短暂的一生。在某种叙事逻辑上，可以这样精炼概括此次争议：无情的资本家，和坠入深渊的少女。不过，事实的确如此吗？陈宝莲，1973年5月23日出生，17岁时，参选亚洲小姐，落选后，被经纪公司签为艺人。在那个港片的黄金年代，演艺圈是无数年轻人梦想的淘金地，但也竞争激烈，许多人难耐无名之苦，想要找一个捷径。入行第二年，陈宝莲的面前，出现了一条捷径——她接到了《灯草和尚》的试镜邀请。这是蔡澜出品的第三部风月片。 1991年4月15日，香港老牌媒体《华侨日报》报道，陈宝莲已经签约《灯草和尚》，那时，她离18岁还有一个多月。因为未成年，所以，合约需要家人同意方能生效。报道中引述陈宝莲的说法，称她的“家人很开通的” 。一周后，4月23日《华侨日报》进一步披露了她的心态，报道承认陈宝莲在面对三级片拍摄时，确实有过“心理顾虑” 。接着，报道详述了蔡澜如何“开导和鼓励她”，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整理了《灯草和尚》摄影师黄仲标（Peter Pau）的其他影片给她看，令她对黄的拍摄技术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信心。从这个报道可以看出，蔡澜与《灯草和尚》及陈宝莲关联极大。蔡澜逝世后，6月30日，其助理杨翱发布辟谣文指出“《灯草和尚》的工作人员名单上，根本没有先生的名字，为何会牵扯到先生身上”，这其实是“谎言”——因为，《灯草和尚》这部片子里，在片名后出现的第一个署名者，正是“出品人蔡澜”，接着，则是“陈宝莲领衔主演”的署名。 “出品人”怎么不会是一部电影的“工作人员”呢？应该还是最重要的，没有投资方，一部电影也就无从拍起。杨翱又说“先生的确监制过三级片，但却跟《灯草和尚》无关”，这个意思是，作为“监制”，需要跟进制作环节，如果不挂这个title，就不会参与制作。尽管蔡澜没有在《灯草和尚》署名“监制”，但“监制”和“出品人”谁的话语权更大，放在任何时空环境下，都毫无争议——资方才是“真·爸爸”。蔡澜没有在《灯草和尚》挂名“监制”，只能说明他没有参与制作细节，但作为出品人不代表他对于演员的选择没有影响力。否则，“带资进组”这种说法，就不存在了。因而，杨翱辟谣声明里说蔡澜与《灯草和尚》“无关”，其实是有误的。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并不能认定蔡澜就“逼迫”了陈宝莲拍摄，按当时的报道看，他只是“开导和鼓励”了她。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三十多年前陈宝莲身上，当她在1991年4月（或更早之前）与制作方签约后，《灯草和尚》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呢？当年4月23日《华侨日报》报道里说“如今，《灯草和尚》已经开镜了”，开镜，就是开机的意思。到了5月20日，《华侨日报》又刊发报道：陈宝莲签嘉禾部头合约，专心向三级片方面发展，但她的暴露程度只限上两点，无上装上镜是可以接受的……她主演蔡澜监制的《灯草和尚》亦将于日内完成…… “亦将于日内完成”的意思是——正在拍摄，未来某一日内，将会拍完。此时，陈宝莲距离18岁生日还有3天。根据报道来看，蔡澜在《灯草和尚》的角色，除了出品人，仍有“监制”一职，只不过后来为何没有署上这一头衔就不得而知了。基于上述报道，可以确认，《灯草和尚》是在陈宝莲未满18岁就开机拍摄了，但不清楚当时尚未成年的陈宝莲所拍片段是否有露点戏份，因为其中也有不少身着古装戏服的桥段（可以在其正式成年前拍这部分，18岁生日后拍暴露戏码）；但如果陈宝莲在18岁生日前拍摄了成人内容，那么，按现在的标准，属于让未成年涉足大尺度成人领域。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港片分级制度初立（1988年11月）、港片纷纷以追求刺激来获取票房的情况下，“风月片”的拍摄，并不违法。但蔡澜作为出品人，不免要背负让未成年女孩（或刚成年）拍摄成人片的道德压力。尽管“道德”上有亏，但，这和蔡澜是否“逼迫”陈宝莲，仍然是两码事。当记者问及是否愿意为《花花公子》杂志拍照时，陈宝莲表示该杂志确有接洽，但她认为“时机不成熟”，因而推掉了。这足以证明，当时的她虽然未满十八岁，但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以及自由的选择权。一系列报道，勾勒出的陈宝莲，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憧憬、对行业规则有一定认知，并在家人支持下做出职业选择的年轻艺人形象。陈宝莲有顾虑，更有对成功的渴望。正如她在一则报道的结尾，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期待： “盼望《灯草和尚》能够打出一条新路，改变我的一生。” 在陈宝莲签约拍摄《灯草和尚》的1991年，蔡澜已是香港乃至亚洲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邵氏兄弟和嘉禾两大电影帝国都担任过高层，监制了包括成龙在内的不少成功商业电影。 1980年代末期，他成立了自己的大路电影制作公司，也就是《聊斋艳谭》的投资方之一。当然，他的身份不止电影人，还是作家、美食家、旅游家，一个涉猎广泛、品味不凡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对于电影，蔡澜更多是以“玩”的心态投入其中。在蔡澜的着作《吾爱梦工场》和《蔡澜谈电影》中，他毫不掩饰自己是电影“玩家”。在书中，他开宗明义：“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玩具。许多人当它是一生的使命，那太沉重了。”他认为，“拍戏的过程才是最大的享受，它带了我周游列国，洞悉人生。” 这种心态，也体现在他对电影商业性的坦然接受上。他直言：“我们尊敬艺术电影，爱艺术电影。但‘商业’这两个字并不肮脏，我从来不因此而感到羞耻。”他剖析了香港电影的生存环境：“比起日本，我们的市场非常窄小……为了生存，尽量拍迎合观众的娱乐电影，只希望片子能卖钱就满足。”在他看来，香港电影必须“打烂战”，因为它“只求生存，要活下去” 。精通世故，商业务实，将电影票房大卖视为第一要务，凌驾于艺术水准之上，这就是1991年，未成年少女陈宝莲面对的那个男人。要理解《灯草和尚》的诞生，必须将其放回1990年前后香港电影的特定历史语境中——那是一个香港电影工业空前繁荣，同时也是极度内卷和残酷的时代。这种极度市场化的运作，导致了类型片的泛滥，制片方会迅速复制任何被证明能够卖座的元素。 1988年11月10日，香港关于电影分级制度的法例《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草案》正式生效， “三级制”成为港片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三级片，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产物。它以最低的成本、最直接的感官刺激，精准地抓住了部分观众的需求。对于制片方而言，它是一种高风险但可能高回报的赌博；对于许多新人女演员而言，它则是一条充满荆棘却看似快捷的成名之路。陈宝莲进入的，正是这样一个“主流影片是三级片”的时代，这“逼得很多人都要去拍这种类型的电影” 。作为制片人，蔡澜对竞争环境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在比较香港与日本电影时指出，日本导演总梦想赢得“《KINEMA旬报》奖”，而香港电影“仍旧是娱乐、娱乐、娱乐” 。因为在一个缺乏社会保障的香港，“还须要以《楢山节考》来提醒我们的将来吗？”《楢山节考》是日本1983年今村昌平导演的电影，曾获得第3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蔡澜的这种生存焦虑，是理解当时香港电影人选择的钥匙。他们不是在象牙塔里创作艺术，而是在残酷的商业战场上求生。香港电影第一部正式过审的三级港片，正是蔡澜主导的《聊斋艳谭》（1990年上映，由蓝乃才导演，单立文、叶子楣主演），本片由蔡澜的大路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和嘉禾影业联合出品。《聊斋艳谭》之后，蔡澜又乘势拍摄了《聊斋艳谭续集：五通神》，而陈宝莲主演的《灯草和尚》（根据《画壁》故事改编），是《聊斋》系列的第三部。最终，《灯草和尚》大卖接近千万票房，而成本不到百万，其中，陈宝莲的片酬，约10万港元。自此以降，香港风月片泛滥成灾。涌现了《满清十大酷刑》《玉蒲团》系列等电影，其中一个重要的入局者，则是王晶。就在前阵子，王晶于短视频平台上评论陈可辛的《酱园弄·悬案》时，说陈可辛想要艺术和商业兼顾，导致顾此失彼，而自己只拍赚钱的片子，什么赚钱拍什么。他们，是一类人。所以，蔡澜究竟有没有逼迫陈宝莲拍摄《灯草和尚》？如前所述，1991年4月的报道已经明确了，陈宝莲签约时获得了母亲的同意，且本人并不抗拒“半裸”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她存在“心理顾虑” ——这是一个关键的细节。一个即将踏入未知领域的年轻女孩，对要在镜头前裸露身体感到不安和犹豫，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问题的核心在于，蔡澜是如何应对这种顾虑的——网络传言倾向于将其描绘成一种利用权力的压迫和强逼。然而，根据《华侨日报》的记载，蔡澜采取的是一种“开导和鼓励”的策略。他没有简单粗暴地要求服从，而是“搜集了很多黄仲标的影片给她看” 。黄仲标是何许人也？他是香港最顶尖的摄影师之一。他曾在1981年凭借《鬼马智多星》获得第十八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1984年《花城》获第二十一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第三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摄影奖；1987年凭借影片《胭脂扣》获第二十四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1989年凭借《人在纽约》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奖。在摄影领域，黄仲标奖项拿到手软。而《灯草和尚》的摄影师，也正是这位大咖。蔡澜此举的意图非常明确：他试图将这次拍摄从纯粹的“脱衣服”提升到“艺术创作”的层面。他让陈宝莲看到，掌镜的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艺术家，她的身体将被用一种具有美感的方式来呈现。这是一种说服技巧，旨在降低新人的不安全感，让她相信自己参与的是一部“艺术品”，而非粗制滥造的剥削品。从结果来看，这种方法似乎是奏效的，报道中，陈宝莲紧接着就表达了“一炮而红”的愿望。《灯草和尚》的拍摄工作，是在1991年5月陈宝莲未满18岁就开机，拍摄结束，大概在当年六七月。如果陈宝莲在拍摄过程中感到了强烈的被逼迫和羞辱，那么在电影完成后，她的言谈中应该会有所流露。然而，纵观1991年7月之后的报道，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内容。 1991年8月9日，《华侨日报》报道，在《灯草和尚》拍完后，陈宝莲接着拍摄了另一部需要裸露上身的电影《花街狂奔》。在这篇报道中，她表达出了自己的强烈不满——指责一家杂志社违反合约，将她的剧照二次出版。她认为这是“电影公司和出版商不尊重她”，并保留了追究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愤怒指向的是肖像权商业纠纷，而非拍摄本身。两天后，8月11日出版的《华侨日报》里，记者直接问她关于《灯草和尚》的暴露程度，她的回答是：“一般啦，我预咗咯”（一般吧，我早就预料到了）。这句广东话，传达出一种“意料之中、习以为常”的态度。报道再次强调，她愿意在拍摄中裸露上身。这些拍摄后期的报道，并未提供任何关于“被逼迫”的直接或间接证据。相反，它们呈现出一个对自己工作性质有清晰认知，并懂得维护自身商业权益（如肖像权）的艺人形象。蔡澜的着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处理演员不愿意拍摄某类戏份的处理模式。在《吾爱梦工场》里，他详细描述了如何让一位怕蛇的女演员与蛇“亲热”演戏。他的方法，自诩为一种“心理战术”。他先是利用竞争者的存在制造压力，然后又通过“为了要达到目的，毒蛇也能为伍”的外国谚语进行心理建设，最终让女演员自己克服了恐惧，成功完成了拍摄。 83岁蔡澜离世 "香港四大才子"时代落幕悼念"香港四大才子"之一遭痛斥究竟是怎么回事? 四大才子走了经典戏院也宣告撤出在另一则故事里，蔡澜谈到一位导演要他去说服老板，他回忆：“我通常不要求导演剪一两个镜头，而是把整场戏拿掉。只要接得有理，导演到最后还是会折服的。” 这些例子展示了蔡澜作为制片人的典型工作方式：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他擅长找到问题的根源（演员的恐惧、导演的固执），然后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艺术价值、逻辑道理）去解决它，最终目的是让“产品”——也就是电影——能够顺利完成。将这种方法论套用在陈宝莲的案例上，当年报纸上“开导与鼓励”的说法，似乎比网络上“威逼与胁迫”的传言，更贴近蔡澜一贯的行事风格。 -5- 1999年10月18日，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的一则报道里，刊出了陈宝莲母亲的专访，其中，详细谈及了陈宝莲为什么会拍摄《灯草和尚》——那篇报道的标题是《陈宝莲搞成这样陈母后悔莫及》。当时，陈宝莲问题不断—— 先是在1998年9月，经大师指点，改名赵瑄汶，并皈依佛门，法号明慧；1999年3月，疑以死要胁干爹（黄任中）不遂，服过量药物自杀；1999年10月携带安眠药在身，被日本海关拒入境，又因没有台湾地区签证被拒入境，最后被遣送返港，在台北机场大吵大闹；1999年11月在台湾买珠宝不给钱兼打人，被送到警局又大吵大闹；1999年12月在伦敦与人打架被判监十日…… 甚至于在2002年跳楼身故之前，都一直有状况发生—— 2000年3月在住所称见鬼，点火焚烧枕头照明，引起火警；2000年5月，又再次服食药物被送入院；2000年7月，因打人被捕，最后罪成，罚款四千元；2001年4月，在桃园机场因神志不清再次被拒登机，更情绪失控坐在地上，手臂及大腿则布满瘀痕…… 由此可见，陈宝莲在生前最后三年里，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女星”。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她的星途不顺，或者也有情路坎坷的原因，导致她情绪濒临失控边缘。不过，陈宝莲母亲在1999年《联合早报》的专访里，将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女儿拍摄《灯草和尚》所引发，而背后的“主导者”，正是她自己。在报道里，陈母称，她当初并没有反对陈宝莲进入演艺圈，因为陈家在以前也是演艺世家：“我的父亲是穆虹（注：其实是穆宏），是上海60年代的电影演员、编剧；母亲汪漪也是很有名的演员。所以，Pauline（陈宝莲）当模特儿、选亚姐，进演艺圈我没有道理反对。” 陈母透露，陈宝莲于17岁拍第一部三级片《灯草和尚》的合同，“是我帮她签的。当时我为了这事情还特别去请教过很多人，他们跟我建议，拍一部红了就不要拍了！而我心想蔡澜监制的片子应该不会太差。我希望Pauline的事业有好的发展所以才帮她签约。片酬很低，我图的不过就是Pauline有机会。可是签了约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拍戏现场陪Pauline-起去的朋友回来跟我说，Pauline很委屈，边拍边哭！我听了很难过，可是合约已经签了不能不拍。” 特朗普回应被北约秘书长叫爸,身后的鲁比奥笑疯了 83岁蔡澜离世 "香港四大才子"时代落幕《琅琊榜》景睿至死不知,梅长苏虽然辜负他,但他同样伤害过对方在这篇“忏悔文”里，陈母唯一提到蔡澜的地方是——“蔡澜监制的片子应该不会太差”。报道中强调，为了拍摄《灯草和尚》这件事，陈宝莲一直怪母亲代为签约的行为。“我真的很后悔，当初不该让她拍三级片，本以为只此一次，哪里知道Pauline压力太大，自暴自弃，干脆一再拍下去。进演艺圈之后，身边坏的朋友又比好的朋友多，Pauline就这样慢慢地变了。” 从联合早报这篇报道来看，陈宝莲演出《灯草和尚》是陈母做决定并签字的，而且用心是“希望女儿事业有好的发展”；虽然只希望拍一部“红了就不再拍”，但不料陈宝莲“自暴自弃一再拍下去”。然而，无论是否蔡澜“逼迫”，或是其引导，再或是陈母帮女儿做决定，都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在陈宝莲内心里，是极为后悔拍过《灯草和尚》的。 -6- 《灯草和尚》之后，陈宝莲的人生轨迹急转直下，最终以悲剧告终。她的精神状况、混乱的私生活以及最终的自杀，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正是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为后人重新解读她早年经历提供了巨大的情感空间。

我有一个朋友王冰冰，坐标北京，年龄30岁，家庭A9，想体面生个娃做个月子，于是咨询北京的几家「圣贝拉月子中心」：28天的悦己套餐18.88万起、经典套餐22.88万起、别致套餐、女王套餐28.88万、38.88万起。部分门店的最高定价高达116.88万。最终，冰冰选了个28.88万档位的，她说自己还是有点穷……一天撒币一两万，被无数理性消费者称为“生娃智商税”天价月子中心，到底有何独到之处，吸引亿万富婆们竞「折腰」，又为何难以盈利？月子界爱马仕打开圣贝拉的官网，品牌自称“高奢月子护理品牌”，高在哪里呢？总结一下：1.创始人高级。创始人向华的形象风格在一众高管中很清奇，有人称他最帅董事长（图在评论区）。作为牛津学霸，向华有7年投行工作经验，参与了国内大部分私立医院上市IPO、门诊并购。据《时代周报》报道，向华离职时年仅30岁，但已坐到了健康组董事之位，年薪数百万元。2024年8月，向华与月之暗面Kimi的创始人杨植麟、米哈游联合创始人刘伟、旺旺集团总经理蔡旺庭一同入选《财富》2024年度“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联合创始人林宛颐，自幼学习艺术，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取得了大众传媒及公共关系双硕士学位，曾是多个时尚集团的公关总监，还曾是线上婚庆平台婚礼纪的联合创始人。2.客户高级。作为“月子界爱马仕”，圣贝拉官网精心展示着戚薇、吉娜、唐艺昕、李艾等明星客户的艺术照，「明星之选」，有身份的入住者都很乐意和普通人画条三八线，为自己打上阶层与圈子的烙印。3.环境高级。2017年，第一家圣贝拉月子中心在杭州开张，坐标柏悦，一家五星级酒店。从首店可以看出，圣贝拉走的是轻资产模式：“高奢酒店+月子中心”直营。啃下与五星酒店合作这块硬骨头，也是圣贝拉深受富婆喜爱的原因之一。4.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服务周到。向华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打造一个品牌集团的概念，想做护理界的LVMH。”于是，圣贝拉1.0版本就开创了「24小时护士1对1照护模式」，为每对母婴配备2名护士代替月嫂，还有护理长、管家等人提供日常服务。不过据说护士本身的工资在月嫂中并不高，招聘显示月入8000左右。2.0版本，进行环境迭代，仅合作「全球顶级酒店集团的Top Level」，官网显示目前圣贝拉母婴护理中心入驻的酒店包括北京的半岛酒店、上海的苏宁宝丽嘉、外滩华尔道夫，广州的瑰丽酒店、文华东方等，还有独栋别墅系列新加坡嘉佩乐店。3.0版本，据其介绍，是做产品属性的赋能，渗透服务场景。为提升客户体验，圣贝拉服务运营设了9大考评维度，包括NPS口碑推荐值、CSAT客户馆内满意度、GRR客户服务故障解决率等。所以在服务态度上都是超标准的，有入住者反馈，“在馆内能明显感受到那种讨好感”。在月子膳食方面，主打健康与营养，官网介绍：“酒店五星主厨烹饪”“一日六餐，三餐三点，低油、低盐、无味素无化学调味品”，且每日餐食的热量控制在2300—2500大卡之间。艺术疗养是圣贝拉的特色，冰冰回忆说，她每天都能在酒店听音乐、看电影做精神疗愈，晚上有艺史赏析和夜读诗选环节，还有不定时的艺术活动，整个人都升华了，根本不会产后抑郁。这样一个月住下来，钟文的体验是，“太舒服了，家里3万一个月请的月嫂根本没法比，除了溢价高没毛病。”贵却不赚钱？作为一家刚刚上市的中国最大高端产后护理及修复集团，在公开招股阶段，一度获得超193倍认购。圣贝拉一定很赚钱？其实不然。开开招股书可以看到，圣贝拉的业务涵盖月子中心、家庭护理服务、食品三大业务线。成立7年间，圣贝拉共开出近80家门店，版图涉及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和美国洛杉矶地区。门店扩张助推营收实现快速增长，具体为，2022年至2024年，圣贝拉分别实现营收4.7亿元、5.6亿元和8亿元。月子中心为收入大头，2024年收入为6.78亿元，占总营收的85%。家庭护理服务和食品销售收入的占比则分别为8.6%和6.4%。但即使是在轻资产的运行方式下，圣贝拉仍旧未能实现盈利。报告期内，圣贝拉2022年至2024年的净利润分别为-4.1亿元、-2.4亿元和-5.4亿元，3年累计亏损12亿元。经调整后在2023年扭亏为盈，分别为-4462.8万元、2077.2万元和4225.6万元。2024年平均客单价高达23.9万，为何圣贝拉还不赚钱？原因主要出在高昂的酒店租赁成本和人力成本上，也就是都被中间商赚了差价。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圣贝拉租赁及相关成本分别为1.23亿元、1.26亿元及1.94亿元。单租赁成本就占去了对应收入的四分之一。人力成本是第二座大山。同期，圣贝拉的人力成本支出为1.1亿元、1.2亿元及1.7亿元，与租赁成本大致相当，其中大量人员是依靠外包。租金+人力，蚕食了圣贝拉近半的营收。而月子餐的成本约为3850万元、4234万元、6411万元，非自营，也是外包给第三方。从场地、人力到餐饮，多项核心项目严重依赖外部，导致定位超高端的圣贝拉，2024年月子中心业务的毛利率仅为31.8%。这也意味着圣贝拉模式的护城河不深，缺乏高壁垒，易被复制。圣贝拉能提供的服务或环境，其他品牌同样可以实现。招股书中，圣贝拉在竞争者问题方面也承认这些风险。表示对手可能不断投资创新，在一些方面胜过圣贝拉。此外，招股书还透露，2023年，圣贝拉2820名首次产后护理服务客户中，约36%是由现有客户推荐或通过圣贝拉自有的线上渠道（网站和小程序）获取的。无论是明星名媛同款，还是网红探店、社媒平台刷脸，打造奢华形象都需要巨额烧钱的营销。为此，圣贝拉每年花费数千万元用于广告开支。2022年-2024年，圣贝拉的广告开支增长迅猛，分别为3201.5万元、5381.4万元和6117.8万元，占销售及分销开支的54.5%、66%和64.5%。且随着门店扩张，相关费用有攀升的趋势。本原还注意到，圣贝拉的账面亏损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这意味着，圣贝拉经历了较高估值的融资，股权融资结构复杂。事实上圣贝拉确实吸引了不少明星资本押注，圣贝拉上市前已获得了7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腾讯、中国人寿、C Capital、高榕创投等，怕是这7轮融资堆积起虚胖的身躯，让圣贝拉陷入“越亏越值钱”的荒诞逻辑”。03虚假繁荣圣贝拉的困境这也暴露出了月子中心这门生意的隐忧：获客难、规模化难。过去，月子中心确实接住了无数家庭“理想化育儿的焦虑”，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新生儿数量正处在下降趋势，从2018年的1523万下降到了2024年的950万人，下降40.8%。虽有生育刺激稳定政策，但参照日韩的趋势，圣贝拉重仓的东亚范围内人口难有提升。业内笑称，此时上市，有趁高光时刻卖个好价的嫌疑。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也表示“由于高端月子中心强调定制化，特色化，因此对于通过简单的兼并重组的扩张模式并不适用。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来运营高端月子中心的难度较大，因此兼并后如何整合原有企业是这个行业比较难的事情。”生育是一锤子买卖，有「客单价高但低频」的消费属性，体验过一次的冰冰就明确说，“一胎选圣贝拉，二胎不会再去了，试试别家。”为了讲好宏大的愿景，吸引更多高端客户，圣贝拉的美好故事中多少掺了些“假”。圣贝拉曾在公开宣传中称，早期团队研发出了五百多页的培训教材，2017年该教材取得了美国认证协会（ACI）的认证。还表示，“ACI已得到162个WTO成员国政府、教育部门及大型公司的广泛认可，极具国际权威性”，结果惨遭央视打脸。2019年央视报道称，ACI在美国仅是一家普通培训公司，未得到权威机构的承认。2021年，圣贝拉在收购南京某月子中心后，宣称“收购南京巍阁茉贝”并“品牌升级”。后来法院查明，实际收购的仅为资产，与品牌方巍阁公司无关，属于抬高自身、贬低竞争对手的“虚假宣传”。2022年4月，杭州市场监管部门处罚文书显示：其宣传的“唯一与麻省理工合作月子研究”“国内第一家艺术疗养母婴护理中心”等无法提供相关证据，因虚假广告被罚款1.05万元。圣贝拉还深陷与巍阁的“不正当竞争”中，因提到是对手“因经营不善被收购”，被法院认定构成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损害商业信誉，判令其公开道歉并赔偿50万元。除虚假宣传处罚外，2021年9月和2022年6月，圣贝拉旗下北京贝康泽恩因从事“无证行医”而受到主管部门的两项行政处罚，分别罚款3000元及15.01万元。多元化破局国内护理行业鱼龙混杂，中国月子中心渗透率仅有6.0%，却分散且竞争惨烈，圣贝拉虽说拥有国内最大的高端月子中心网络，市场份额也仅占1.2%。号称“开启智慧月子生活”的茉莉智慧母婴护理中心，已和圣贝拉打起了擂台；爱帝宫近年来也开始推行类似的轻资产模式，来势汹汹。圣贝拉的高端故事被资本放大推至上市，不仅要「去伪存真」，还要面临港股市场新一轮的考验。考虑到港股市场的流动性，如果没有了高速增长，恐将危险。喜之家、喜喜母婴等企业在新三板上市后仍无法盈利，黯然退市就是前车之鉴。圣贝拉所在公司贝恩坐拥旗舰超高端品牌圣贝拉、心理健康方向的艾屿BellaIsla、面向年轻中产家庭的小贝拉三大品牌。此外，作为产后修复服务的一部分，圣贝拉在2021年10月收购了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女性健康食品领军企业：广禾堂。2022年5月，收购了功能性内衣产品品牌S-bra，突破纯月子中心服务，从上游到下游，横跨整个家庭护理服务产业。期间圣贝拉还并购了多家月子中心。不过，其中一家名为“悦阁”的月子中心在交易完成后，传出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的消息，被证实是一笔踩雷的投资。狂奔的圣贝拉，正在加速通过资本手段扩充护理服务的生态圈子。多元化之余也要面对赤裸裸现实：生育率逐年下降，中高产家庭的消费观越来越谨慎。在成本与盈利，调性与规模间取舍，如何高端叙事讲给更多的高奢人群，它的路注定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