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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9日，4名老挝籍男性从老挝偷渡到越南老街省，这里有3名越南人在等待着，接送他们偷渡往中国打工，因为中国工资高。只是很不幸，他们被板楼乡边防哨所工作组抓捕了，并于8月14日决定进行起诉。这已经不是2020年第一次有外国人偷渡来中国了。 4个月前，13名外国人通过爬山，从广西百色非法入境中国，被群众举报查获时，他们正躲藏在一处山洞中。为了严防偷渡，黑龙江、厦门、云南、海南等地纷纷宣布悬赏数千甚至上万元，举报他人非法入境中国。当然，也有中国人往越南偷渡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当听说有人偷渡到越南时，已经要被嘲笑了。人们还要吐槽上两句，八成是去干赌博的勾当，毕竟越南的工厂，工资哪有中国高。当这一切真切发生在眼前，回想起20年前，恍如隔世。 20年前，人们在中国的福建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村子都变成了“女人村”，因为村里的男人都走了，十几二十年不回家，每年只往家里寄钱。他们是偷渡出国的，很多人举债数万甚至数十万，经历九死一生，奔赴美国淘金，这些钱都给了人口走私集团。走私集团的头被称为“蛇头”，这些偷渡的人又被称为“人蛇”。因为偷渡的人像蛇一样，屈着身体藏在甲板里乘船偷渡，见不得阳光。 “人蛇”是最见不得光的人群，“蛇头”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暴利的违法职业，甚至比走私毒品更赚钱。上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的偷渡产业规模已经高达30多亿美元。其中，最著名的蛇头叫郑翠萍，她被称为“偷渡皇后”、“蛇头之母”。而和她有关的最著名的偷渡事件是“金色冒险号”。偷渡，第一次以如此震惊的方式进入全世界人的目光。 01 1993年6月6日凌晨，美国纽约皇后区罗克韦尔海滩的海岸边，286人从一艘叫“金色冒险号”的船上跳下，奋力向岸边游去。只是，他们有人过高的估计了到岸边的距离和自己已经饥饿多天仅剩无几的体力，有人根本就不会游泳。尽管移民局在接到消息后很快赶到，还是有10人没有等到救援，当场溺亡。除个别人逃跑外，其余人全部被抓。这些人已经在海上漂了127天，他们大多是福建的农民。这件事震惊了全美，各大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官方表示：一定要抓住这件事的主谋者。正在纽约家里看电视的郑翠萍敏锐地意识到：出事了。她让前来找她的温玉辉出去躲一躲，自己也火速收拾东西，逃回了福建盛美村老家。船上的人是她和温玉辉等其他蛇头共有的。 3个月前，他们运送三百多名偷渡者的货船行到肯尼亚时，因意外搁浅了。她和温玉辉去找到黑帮老大郭良琪，让他帮忙重新买条船运送搁浅的偷渡者们。作为交换，他来负责快艇接应的工作，且可以拿到很高的酬劳。郭良琪答应了。他找到另一个台湾蛇头，让他帮忙从新加坡购买货船。很快船到了，只不过偷渡者们看到的是一艘锈迹斑斑又破又小的船。没错，这船原本就要废弃了。但此刻，它以30万美元的身价成为了这些偷渡者们新的交通工具。他们，没有退路。蛇头重新粉刷了船只，被给了这艘船一个新的名字——金色冒险号。很快，他们出发了。但当他们行到纽约皇后区的公海上时，原本约定好用小船接应的人，却迟迟未来。他们不知道的是，最开始负责接应的人不干了，于是郭良琪安排他两个弟弟前去接应，两个弟弟却双双被其他黑帮仇杀。于是，近300人就这么被晾在了大海上，和接应的人失去了联系。温玉辉去找郑翠萍，就是商量这个事儿。只不过，船上的人不知道，也早已等不及了。 4个多月的航行，近300人挤在狭小的货船甲板里，食物和水也几乎耗尽了，同样退无可退。有蛇头招呼，让船长全速前进靠岸，让人蛇们从甲板上跳入大海，游到岸边。不跳，一定会死；跳，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就有了震惊世界的那一幕：近300人从6米高的甲板上，奋不顾身地跳入大海，尽管他们有人并不会游泳。闻讯逃走的人叫郑翠萍，很少有人知道她真名，因为人们都叫她“萍姐”。在曾经的唐人街，数十万福建人聚集的地区，提到这个名字，很少有不知道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人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决定抛弃家乡的一切，举债数万美元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单单是经她手送到美国的偷渡者，至少有3000人。而她靠着走私人口，获利至少4000万美元。这是上个世纪的4000万美元。于是，她有了一些名副其实的称谓：偷渡皇后，蛇头之母。 02 偷渡背后，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毕竟，这样九死一生的事情，没有梦想支撑，一般人是不敢这样破釜沉舟拿生命去冒险的。而郑翠萍的传说，以及她建在家乡盛美村那栋四层住宅，就是许多人梦想的开端。 1949年，郑翠萍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亭江镇盛美村，这里多山靠海，许多人家靠捕鱼为生。郑翠萍的爸爸在香港远洋货轮做海员，常常跟着船到全世界。她15岁那年，爸爸实施了那个筹谋已久的计划：当船停靠在纽约港口时，他趁着码头工人们卸载货物的混乱，偷偷跳下了船，滞留在美国。此后，他总能给家里寄来不少钱。从那时开始，郑翠萍的心里就留下了一个印象：在美国挣钱很容易。同样受到父亲的影响，24岁时，她全家便搬到了香港居住。靠着天生的机警和对数字的敏感，她在香港开了一家杂货店，并经营得有声有色。一段时间后，她又在深圳开了一家服装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日子过得都不错。但父亲在她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不断地在心中生根发芽，此刻已经悄悄长大：她想和全家一起去美国。先是丈夫张亦德顺着父亲当年的路线，乘船偷渡美国。2年后，被拘捕遣返。郑翠萍不甘心。 1981年6月，一对美国夫妇到香港旅游，恰巧到郑翠萍的杂货店购物，郑翠萍说了她想去美国的梦想。最终，这对夫妇同意让她以保姆的身份，申请签证前往美国。签证官问她：“你为什么愿意放弃在香港的一切去美国做一个保姆？” 郑翠萍答：“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知道美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在美国，人很容易生存，而且我会是一个优秀的保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我的孩子接到美国。” 她的英文很蹩脚，但签证官听懂了。就这样，郑翠萍来到了唐人街。尽管后来美国官方表示，她是通过偷渡来到美国的。但无论如何，郑翠萍来了，她还通过偷渡的方式，把老公孩子也接来了。她迅速融入了当地的华人中，并再次捡起自己的经商头脑，在纽约百老汇开了一家店铺。慢慢地，不断有郑翠萍的亲戚朋友找她帮忙，他们也想像她一样，偷渡到美国。郑翠萍意识到，比起做生意那点蝇头小利，帮人偷渡尽管风险大，但要赚钱多了。每人付18000美元佣金，并找到一个为自己担保的人，郑翠萍便会帮他们偷渡。一开始还不太高调，每次不超过10个人，前后接应的都是郑翠萍的家人。温玉辉便是早期偷渡的人之一，他从福州前往香港，郑翠萍的姐姐带他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随后带他前往一个公寓，这里住着其他偷渡者，郑翠萍的弟弟会接待他们。直到这时，郑翠萍才会出现，她不会和他们寒暄，一切听她指示就好。下一站，他们会在墨西哥见面，再然后是洛杉矶，接着郑翠萍会给他们每人一张机票，让他们自行前往纽约。到纽约后，郑翠萍会把他们统一安置在一个公寓里。然后挨个给家人打电话收取佣金，收到钱以后才能离开，没有钱就要到郑翠萍安排的地方做苦工，打工还债。温玉辉为了来美国，早已拆东墙补西墙，负债累累。郑翠萍介绍他到自己叔叔的餐厅打工。温玉辉为了还债，日夜不停地工作。但温玉辉只是其中之一，一传十十传百，偷渡拥有一种强烈的传染效应。郑翠萍的名头越来越响，找她偷渡的人也越来越多，靠她这样家庭作坊式的经营已经忙不过来了。于是，郑翠萍找到了曾经威胁过她的华人黑帮福青帮，福青帮原本靠打劫华人，以及贩卖毒品为生，日子过得也颇为艰难。郑翠萍答应和他们一笑泯恩仇，共同做偷渡生意。郑翠萍负责靠着自己的名头找客源，他们负责运送并接应，可以得到高额报酬。运送的人数也开始越来越多，几十上百都有。偷渡费用也开始水涨船高，从1.8万美元，一点点涨到了3.5万美元。慢慢地，郑翠萍发现，在这里打工的人都有把钱寄回家的需求，但是他们没有门路。抓住商机的她，豪掷300万美元，在百老汇大街中国银行纽约的一个分行对面，开了家旅馆。郑翠萍开的酒楼名为旅馆，实则是人蛇的中转站，以及地下洗钱机构。在美国打工的人把钱给郑翠萍，留下亲属姓名和联系方式，几天后，钱就会送到亲属手上。只不过，每一个经由她汇钱的人，都要付3%的手续费。这么一来，郑翠萍又赚上了一笔。她提供的服务还不止这些，数万美元的偷渡费，这些农民和渔民根本不可能付得起，很多人举债也付不起。郑翠萍决定借给他们，让他们打工来偿还。这些钱利息高达30%，其实就是高利贷。就这样，郑翠萍的地下钱庄规模越来越大，赚的钱也越来越多。直到1993年，金色冒险号事件发生，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 03 10人溺水死亡，个别逃走，其余200多人全部被捕。但逃回福州的郑翠萍，并没有金盆洗手。她在偷渡界的声誉，也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下跌。那些出去的人寄回家乡的钱，在村里盖的大房子，都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巨额举债奔赴美国。郑翠萍还在村里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教英语。下至不到10岁的小孩，上到四五十岁的成年人，都会来这里学习。此后，不管会不会说英语，他们都会踏上那趟危险的旅程。死亡和意外时有发生，继“金色冒险号”事件之后，1998年，郑翠萍操纵的一艘偷渡船在危地马拉海岸附近倾覆，14人溺亡，再次引起了美国警方的注意。数年来，警方全球通缉郑翠萍，但郑翠萍用假证件前往美国数次，警方却苦无门路。直到2000年，一位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整理一叠遗失的绿卡时，看到了郑翠萍儿子的名字。他马上联系了香港警方，警方觉得既然郑翠萍的儿子在香港，她便很可能会与他见面。尽管并不知道郑翠萍是否在香港，但他们还是以机场的名义通知了郑翠萍的儿子，让他去机场办理绿卡丢失手续。 2000年4月9日，上午11点，一个矮胖的中国女人出现在香港机场，似乎是在等人。她长得实在是太普通了，即使是在人堆里，你都不会看她第二眼，更别说是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背后操纵者。尽管郑翠萍并不承认，但警方已经追踪许久，并严密布防。他们从她身上搜出了一本假护照，一叠偷渡客的护照照片，还有报纸包着的3.1万美元。郑翠萍被抓捕归案。她拒绝承认一切罪行，不断上诉，3年后宣告失败，郑翠萍被引渡到美国。据说，她曾通过律师要求用100万美元保释，被法官拒绝了。 2005年，案件正式开庭审理。这几年，警方已经搜集了大量的证据。郑翠萍曾经的合作伙伴们纷纷出来做了污点证人：黑帮头目郭良琪、她帮忙偷渡到美国后来成为蛇头的温玉辉、个别偷渡者......一个个出来指证她的罪行。尽管郑翠萍请了最贵的律师为自己做辩护，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人口走私、非法洗钱、绑架数罪并罚，郑翠萍被判了35年监禁。等出来时，郑翠萍就91岁了。当然，郑翠萍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她在监狱中得了胰腺癌。 2014年4月24日，郑翠萍因癌症在狱中死亡。那一天，她的儿女租了上百辆林肯为她送行。让人们惊讶的是，竟有数百名华人前去现场吊唁。其实，早在郑翠萍被判35年监禁时，就有许多曾经的偷渡者站出来替郑翠萍说情。消息传回福建老家，有人甚至说，愿意每人一年，轮流去替郑翠萍坐牢。在他们眼里，郑翠萍是帮他们实现梦想的恩人，是活菩萨。尽管，郑翠萍收取了高额的报酬，尽管他们很多人在美国过得并不好。他们的工作基本可以用“三把刀”概括：厨刀（餐饮）、剪刀（裁缝）、剃头刀（理发），其中从事餐饮业的最多。这些工作都是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但没有身份没有技能语言不通的他们，大多只能做这些，整日卑微而提心吊胆。一位叫陈婉莹的记者，采访了100多位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这些人的境况让她不忍卒读：他们有人在走海路时翻了船淹死在水里，有人走陆路穿越热带雨林时，被毒虫叮咬丧了命；有人历尽艰辛到了美国，却在送外卖时被歹徒劫杀；或者太过劳累倒在餐馆的炉灶边长眠不醒；有人来了美国与家人长期分离最后落得妻离子散；当然，也有人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忍受了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艰辛，成功在美国安家。一个叫陈继华的人，1992年幸运地安全抵达美国，在中餐馆找了份工作。他用了3年的时间，还清了27000美元偷渡费；用了10年的时间，买了家餐馆自己干；足足20年后，他终于给自己挣了一套房子。但这整整20年里，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一天都没有休息过。而且，在前16年里，他在美国过得提心吊胆，因为没有身份，连国都不敢回。直到2008年，他才终于拿到了美国绿卡，把女儿从福州老家接了过去。他走的时候，女儿才1岁，而今女儿已经17岁了，整整16年未见。这样的故事，在偷渡到美国的华人中并不少见。他们对郑翠萍感激涕零，觉得她是大善人。因为在他们眼里，是郑翠萍帮他们实现了梦想。其实倒不如说，是郑翠萍利用了他们渴望美好生活的梦想，以违法犯罪的方式，为自己攫取了巨额的财富。只不过，交不上赎金就威胁家人、被扣留下7*12做苦工、强奸偷渡的女性......这其中的很多脏活，是她的合作伙伴黑帮、其他蛇头们干了。而这一切，郑翠萍都参与其中。尾声他们九死一生前往美国，成为了名义上的美国公民。但人人都知道，在美国，以白人的地位最高，接着是少数族裔，接着是华裔，而华裔又以偷渡过去的身份最为低微。他们看似成了那个国家的一份子，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成为那个国家的一份子。更加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用尽一切力量在美国苦苦求生的那些年，大洋彼岸他们的祖国正在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创造着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其实，以他们在美国的努力程度，在那个遍地是机会的年代，生活在沿海的他们大概率可以过上不亚于在美国的生活。的确，当年留下来的许多人的生活，过得并不比他们差。你问他们后悔吗？他们只有一句话，这都是命。他们不太善于表达，只不过他们会把在美国挣的钱，捐回家乡修桥修路；中国人在国际赛事上夺冠时，他们会在朋友圈刷起五星红旗；有人在退休后，每年还会回到福建住上半年时间。当年郑翠萍就读的中学叫亭江中学，郑翠萍有位老师叫郑光大，他在郑翠萍的帮助下偷渡到了美国，并主导建立了美国校友会。这个校友会的会员人数达到了15000人，超越了很多名牌大学的校友会。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有初中文化。后来，这位老师因为肺癌去世了。只不过，在诊断出肺癌后，对他的学生们嘱咐了这样一段话： “万一我哪天不在了，你们要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念念不忘祖国富强，念念不忘中美友谊，念念不忘同学互助。” 往后余生，午夜梦回时，那抹乡愁也许会时时进入他们的梦中，挥之不去。

比利时换妻俱乐部Acanthus宣布，由于上周五重新开业后的巨大成功，它将不得不再次关门。。。　　这家比利时乃至荷比卢地区最大的换妻俱乐部距法国边境21公里的Harelbeke，之前由于疫情的原因而关闭了5个月，上周五，该俱乐部开始欢迎情侣和单身人士的重新光顾，并声明，在性活动期间，顾客不会被强制要求保持距离或佩戴口。　　　　该俱乐部内部图像　　遵照安全措施，访客必须预订并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跳舞是不被允许的，而且该俱乐部的餐厅在疫情期间的运作方式和其他比利时餐厅也相同。　　“由于新冠措施，我们只能接待125名顾客，”经理Gino Seynhaeve说。“正常情况下，400人可以进入俱乐部。我们会在周五和周六处理订单，但很多人并不清楚情况。” 　　　　网上给出的价目表　　“数百人被禁止进入，我们不得不在停车场拦住他们并让他们回家。一些游客从法国和荷兰一路驾车远道而来，我们却不能让他们进来，这实在太糟糕了。” 　　　　据Seynhaeve称，大量的拒绝正在损害俱乐部的声誉。现在，他决定再次关闭Acanthus，直到游客人数限制被取消。　　周六，病毒学家Marc Van Ranst在推特上回应记者向其询问该俱乐部开张的看法：他说：“Dear journalists, the experts can’t explain this, probably due to a lack of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亲爱的记者，可能是因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病毒专家”无法对这件事作出评价。”（原标题：荷比卢最大的“换妻俱乐部”开张仅三天就关门，啥原因？）　　推荐阅读：　　荒唐的“换妻”俱乐部：“虽然和别人上床，但是我依然爱你......” 　　在PH上，无论你输入什么关键词，它永远都不会给你一个“无搜索结果”的返回页面。　　“只要你敢搜，我就敢给你。” 　　年少不知事，知事不少年。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也忘记是被谁，就带进了PH的坑，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无意中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结果一发而不可收。　　　　　　娱乐圈的才女徐静蕾曾做客过凤凰的一档节目叫《锵锵三人行》，目的是宣传当时在国外拍摄的新片。　　可与主持人聊着聊着却说起了 “换妻俱乐部” 的话题，结果刚聊了一半，就被旁边的编导紧急叫停，提醒他们注意“尺度”。　　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网友热议，该消息被各大媒体疯狂转载！　　换妻是一个敏感话题，涉及伦理道德，在国内绝对的洪水猛兽，李银河曾因此话题广受关注。顾名思义，换妻就是多对情侣/夫妻，互相交换彼此的伴侣，然后进行X行为的行为。大规模有组织的换妻局，就被称之为俱换妻乐部。　　徐静蕾不仅清楚的知道巴黎有很多换妻俱乐部，而且了解在一个银行的街上（实际上就是换妻的人聚集地），换妻的人就在那条街上交换情侣，有的还就地发生关系。　　老徐还说，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这种，中国人也一样，并煞有介事地解释道你可以去那种地方不做任何事，言外之意，你可以去现场看看！　　并对男主持陈述的一个又一个年轻人跟老太太交欢、老头拉着手抚摸老太太银发的老夫妻换性伴儿场景“听起来感人”.....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关系学博士Terri Conley在调查中发现，5%的美国人正处于一段“开放式关系”中，有16%的女性和31%的男性表示愿意尝试。这个数字，还在缓慢爬升。　　　　　　男男女女在“夫妻”的名义下，各自寻找新的性伴侣甚至参与“换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当道德边界逐渐模糊，当人性欲望占了上风，所谓“换妻”，究竟是“开放”还是“沉沦”？卷入其中形形色色的个体，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约定，要告诉对方所有细节......”31岁的美国主妇Kate，已参与“换妻”活动6年。如今，Kate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夫妻关系：“十分和谐。” 　　在Kate心中，保持“开放式关系”并非上不了台面的丑事，她和丈夫多次光顾换妻俱乐部，结束后并未影响双方感情，反而带来了新意。　　Kate说，她和丈夫制定了一张详细“清单”，规定了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各自寻找性伴侣，以及完事后如何处理。这样做也是为了保证夫妻俩与他人的关系仅限于肉体。　　“我们还彼此约定，要与对方分享上床时的细节，这会让枯燥的夫妻生活增添许多乐趣。” 　　如今在美国，有多少对伴侣正处于这种“开放式关系”中，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数据。只是从零碎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迎合这个群体需要的“俱乐部”，正发展得如火如荼：　　全美有超过500个“换妻俱乐部”；　　有些大型的换妻俱乐部甚至会包下一整座大饭店，让多达4000人举行换妻派对。　　而这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　　在日本，如今特别流行一个叫做「已婚者联谊」的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换妻。　　人们婚后某一方在生理或精神上无法得到满足，这样一群人，就聚在一起，搞起了“联谊会”。　　　　通过联谊会，你可以选择喜欢的对象，他们称之为“第二伴侣”。　　在联谊会上，你可以和喜欢的对象进行拥抱、接吻的亲密动作，但是不能更进一步。　　因为，在日本的离婚诉讼中，亲吻是不会被判定为不忠贞行为的。万一跟家里那位闹到要离婚的地步，可以避免婚外恋的嫌疑。　　但是特么问题来了，亲都亲上了，这车能说刹就刹？　　注意了，人家规定是联谊会上不能更进一步，又没说结束后不能。接下来的画面，大家自行脑补吧。　　　　不想离婚，但又无法在配偶那里得到婚姻该有的幸福，这些人就创造了一种婚外的补充方式--已婚者联谊。　　其实，不伦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日本的文化中。　　　　你以为只有日本这样奇葩？　　当然不是，人天生就是喜新厌旧的，人性这种东西，无国界之分。只不过有些人懂得克制，而有些人克制不住。　　在我国古时候就有 “易内” 现象，就是交换妻子的意思。　　清代乐钧的《耳食录》记载，有甲乙两人，原是好友。　　某日乙从外头回来，将甲与妻子抓奸在床，甲自知理亏，便当场表示若乙不深究，他愿意让乙睡自己的老婆。　　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是及为不伦的。是没办法打开门说的。　　所以古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也只是相知在两对夫妻之间，你知我知罢了。　　但是发展到现代，规模竟然大了起来，有了换妻俱乐部，那就不再是仅限两对夫妻之间的闺房之乐了。　　　　在日本的已婚者联谊会上，参与者可能是背着自己的另一半出来偷吃的，而我国的换妻有点不一样，都是双方自愿，并一起参与。　　在网上随手一搜，就可以找到“换妻”事件及其俱乐部被爆料的踪影。　　　　　　说到把“换妻”发展成一种俱乐部活动，就不得不提到2009年发生的的“马尧海换妻案”。　　当时马尧海组团换妻的案子曾曾轰动一时，引发网友热议。　　而戏谑讽刺的是，这位马尧海是南京某高校的副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你很难想象白天教书育人的教授，夜晚竟是“换妻俱乐部”里呼风唤雨的那个人。　　　　2009年南京换妻案当事人马尧海　　据悉马尧海从2002年二次离婚后就一直单身，但身边却从不缺女性知己。在深受海外盛行的“换妻”风潮影响后，就通过自己组建QQ群的方式，四处联络到有意“换妻”的伴侣。　　2009年8月17日，南京市秦淮公安分局在一快捷酒店的房间内抓获了5名正在参与换妻活动的男男女女，随后又陆续牵扯出17人。　　　　在这二十多人里，不乏有年轻的家庭主妇，还有像马尧海这样的大学老教授。最终法院对马尧海被从重处罚，获刑3年6个月。　　对于这样的判罚结果，马尧海感到很气愤。他表示：“夫妻保持开放式关系是一种个人自由，每个人都有权选择生活方式，不能因为别人看不惯，就定义它为犯罪。” 　　　　而且在他看来：把“换妻”比喻成美酒，参与换妻活动要比夫妻双方出轨或偷偷摸摸搞外遇要高尚的多。　　从他的字里行间中，发现似乎这种“换妻活动”是建立在夫妻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所追求的一种开放自由。　　许多人觉得，此人为人师表，却干出这种道德败坏之事，实在是罪有应得。但也有少数人为他鸣不平，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李银河。　　李银河认为，换偶活动是极少数人喜爱的性活动，它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没伤害任何人。而且她提出，在夫妻双方知情并认同的情况下，保持这种开放式的关系是合情合理的；只有其中一方被刻意隐瞒，这种做法才是有错。　　　　著名性学家李银河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李银河就是中国当代学者、作家王小波的夫人，一个性观念非常前卫的女人。　　李银河将性行为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犯罪的，比如强奸；　　第二种，犯错的，比如红杏出墙；　　第三种，合理的，例如夫妻生活。　　在李银河看来，换偶行为如果伴侣不知情，那就是犯错，但如果伴侣之间彼此接受，一起参与，那就是合理。　　在马尧海的案子公开宣判之前，她就提议取消聚众淫乱罪。她指出，聚众淫乱罪已严重过时。　　它没有伤害任何人。换偶活动是公民中极少数人喜爱的性活动方式。　　后来凤凰网做了一次网上调查，显示36.6%的网友表示绝对不能接受换偶行为。　　也就是说，有63.4%的网友表示接受或不表态。　　很明显，到了今天这个自由的时代，人们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了。　　也许，你身边就有类似玩“换妻”的老司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在马尧海事件之前，还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　　2006年爆出过“换妻女警”苏静的事件，女警苏静与丈夫共同建立了一个“换妻”网站，事件一出，便被网友们炮轰，最终苏静被辞退。　　苏静最后主动接受采访，并表示自己与丈夫的做法没错，只是换妻作为一种较为先进开放的性观念，“始终无法被中国人接受”。　　　　女警苏静　　之后，有爆出北大的副教授余万里也发表过换妻的言论。　　当时教授余万里和一名来自新加坡的女学生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后经女学生爆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和余万里交往在了一起，并被余万里邀请去换妻俱乐部，而似乎余万里还是那里的常客。　　　　　　前一段时间，福州福清的男子林某，终日在家无所事事为了寻求快感刺激，短短四个月内在不良网站发帖招募“换妻”，在一家温泉酒店的客房内上演了 “ 换妻游戏 ”。　　2018年2月24日，林某与其妻子王某在网上召集网友到福建一家酒店客房内进行多人淫乱活动。期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竟用手机拍摄照片作留念。　　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几个月后，网友何某通过网站留下的联系方式添加了林某微信，几人又相约在某大酒店实施换妻X交活动。　　直到去年9月份，以林某为首的网友们被公安抓获，他们的“换妻游戏”被判决为聚众淫乱罪至此才告一段落。　　　　在中国，“换妻”这种开放式关系似乎也正以隐秘的姿态渗透进生活。但由于极易触到“聚众淫乱罪”的边界，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它尚未发展得那么“高调”，亦未被广泛接受。　　无论是较为开放的美国，还是相对保守的中国，每当有“换妻”事件爆出，我们总是不难发现——参与其中的大多都是中产阶级夫妇。　　“换妻”，少见于挣扎于温饱线的底层民众，顶层富豪混迹其中的故事亦不多见，反而是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稳定收入、家庭看似美满和谐的中产阶级，最常在换妻的新闻中出现。　　当这些人频频献身于“换妻”活动中，将这种关系作为日常的情感宣泄，到底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还是一种沉沦？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我尊重别人的选择，但自己无法接受。” 　　但只要是国家一天没有废除“聚众淫乱”，那这些“换妻”的人们就都是在法律的边缘试探。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有些阴暗面一旦开闸，很可能覆水难收，走向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因为人性无比脆弱，也最不容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