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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9日，4名老挝籍男性从老挝偷渡到越南老街省，这里有3名越南人在等待着，接送他们偷渡往中国打工，因为中国工资高。只是很不幸，他们被板楼乡边防哨所工作组抓捕了，并于8月14日决定进行起诉。这已经不是2020年第一次有外国人偷渡来中国了。 4个月前，13名外国人通过爬山，从广西百色非法入境中国，被群众举报查获时，他们正躲藏在一处山洞中。为了严防偷渡，黑龙江、厦门、云南、海南等地纷纷宣布悬赏数千甚至上万元，举报他人非法入境中国。当然，也有中国人往越南偷渡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当听说有人偷渡到越南时，已经要被嘲笑了。人们还要吐槽上两句，八成是去干赌博的勾当，毕竟越南的工厂，工资哪有中国高。当这一切真切发生在眼前，回想起20年前，恍如隔世。 20年前，人们在中国的福建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村子都变成了“女人村”，因为村里的男人都走了，十几二十年不回家，每年只往家里寄钱。他们是偷渡出国的，很多人举债数万甚至数十万，经历九死一生，奔赴美国淘金，这些钱都给了人口走私集团。走私集团的头被称为“蛇头”，这些偷渡的人又被称为“人蛇”。因为偷渡的人像蛇一样，屈着身体藏在甲板里乘船偷渡，见不得阳光。AD “人蛇”是最见不得光的人群，“蛇头”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暴利的违法职业，甚至比走私毒品更赚钱。上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的偷渡产业规模已经高达30多亿美元。其中，最著名的蛇头叫郑翠萍，她被称为“偷渡皇后”、“蛇头之母”。而和她有关的最著名的偷渡事件是“金色冒险号”。偷渡，第一次以如此震惊的方式进入全世界人的目光。 01 1993年6月6日凌晨，美国纽约皇后区罗克韦尔海滩的海岸边，286人从一艘叫“金色冒险号”的船上跳下，奋力向岸边游去。只是，他们有人过高的估计了到岸边的距离和自己已经饥饿多天仅剩无几的体力，有人根本就不会游泳。尽管移民局在接到消息后很快赶到，还是有10人没有等到救援，当场溺亡。除个别人逃跑外，其余人全部被抓。 AD 这些人已经在海上漂了127天，他们大多是福建的农民。这件事震惊了全美，各大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官方表示：一定要抓住这件事的主谋者。正在纽约家里看电视的郑翠萍敏锐地意识到：出事了。她让前来找她的温玉辉出去躲一躲，自己也火速收拾东西，逃回了福建盛美村老家。船上的人是她和温玉辉等其他蛇头共有的。 3个月前，他们运送三百多名偷渡者的货船行到肯尼亚时，因意外搁浅了。她和温玉辉去找到黑帮老大郭良琪，让他帮忙重新买条船运送搁浅的偷渡者们。作为交换，他来负责快艇接应的工作，且可以拿到很高的酬劳。郭良琪答应了。他找到另一个台湾蛇头，让他帮忙从新加坡购买货船。很快船到了，只不过偷渡者们看到的是一艘锈迹斑斑又破又小的船。没错，这船原本就要废弃了。但此刻，它以30万美元的身价成为了这些偷渡者们新的交通工具。他们，没有退路。蛇头重新粉刷了船只，被给了这艘船一个新的名字——金色冒险号。很快，他们出发了。但当他们行到纽约皇后区的公海上时，原本约定好用小船接应的人，却迟迟未来。他们不知道的是，最开始负责接应的人不干了，于是郭良琪安排他两个弟弟前去接应，两个弟弟却双双被其他黑帮仇杀。于是，近300人就这么被晾在了大海上，和接应的人失去了联系。温玉辉去找郑翠萍，就是商量这个事儿。只不过，船上的人不知道，也早已等不及了。 4个多月的航行，近300人挤在狭小的货船甲板里，食物和水也几乎耗尽了，同样退无可退。该图仅供参考有蛇头招呼，让船长全速前进靠岸，让人蛇们从甲板上跳入大海，游到岸边。不跳，一定会死；跳，还有一线生机。于是，就有了震惊世界的那一幕：近300人从6米高的甲板上，奋不顾身地跳入大海，尽管他们有人并不会游泳。闻讯逃走的人叫郑翠萍，很少有人知道她真名，因为人们都叫她“萍姐”。在曾经的唐人街，数十万福建人聚集的地区，提到这个名字，很少有不知道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很多人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决定抛弃家乡的一切，举债数万美元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单单是经她手送到美国的偷渡者，至少有3000人。而她靠着走私人口，获利至少4000万美元。这是上个世纪的4000万美元。于是，她有了一些名副其实的称谓：偷渡皇后，蛇头之母。 02 偷渡背后，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毕竟，这样九死一生的事情，没有梦想支撑，一般人是不敢这样破釜沉舟拿生命去冒险的。而郑翠萍的传说，以及她建在家乡盛美村那栋四层住宅，就是许多人梦想的开端。 1949年，郑翠萍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亭江镇盛美村，这里多山靠海，许多人家靠捕鱼为生。郑翠萍的爸爸在香港远洋货轮做海员，常常跟着船到全世界。她15岁那年，爸爸实施了那个筹谋已久的计划：当船停靠在纽约港口时，他趁着码头工人们卸载货物的混乱，偷偷跳下了船，滞留在美国。此后，他总能给家里寄来不少钱。从那时开始，郑翠萍的心里就留下了一个印象：在美国挣钱很容易。同样受到父亲的影响，24岁时，她全家便搬到了香港居住。靠着天生的机警和对数字的敏感，她在香港开了一家杂货店，并经营得有声有色。一段时间后，她又在深圳开了一家服装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日子过得都不错。但父亲在她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不断地在心中生根发芽，此刻已经悄悄长大：她想和全家一起去美国。先是丈夫张亦德顺着父亲当年的路线，乘船偷渡美国。2年后，被拘捕遣返。郑翠萍不甘心。 1981年6月，一对美国夫妇到香港旅游，恰巧到郑翠萍的杂货店购物，郑翠萍说了她想去美国的梦想。最终，这对夫妇同意让她以保姆的身份，申请签证前往美国。签证官问她：“你为什么愿意放弃在香港的一切去美国做一个保姆？” 郑翠萍答：“当我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知道美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在美国，人很容易生存，而且我会是一个优秀的保姆......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我的孩子接到美国。” 她的英文很蹩脚，但签证官听懂了。就这样，郑翠萍来到了唐人街。尽管后来美国官方表示，她是通过偷渡来到美国的。但无论如何，郑翠萍来了，她还通过偷渡的方式，把老公孩子也接来了。她迅速融入了当地的华人中，并再次捡起自己的经商头脑，在纽约百老汇开了一家店铺。慢慢地，不断有郑翠萍的亲戚朋友找她帮忙，他们也想像她一样，偷渡到美国。郑翠萍意识到，比起做生意那点蝇头小利，帮人偷渡尽管风险大，但要赚钱多了。每人付18000美元佣金，并找到一个为自己担保的人，郑翠萍便会帮他们偷渡。一开始还不太高调，每次不超过10个人，前后接应的都是郑翠萍的家人。温玉辉便是早期偷渡的人之一，他从福州前往香港，郑翠萍的姐姐带他买衣服和生活用品，随后带他前往一个公寓，这里住着其他偷渡者，郑翠萍的弟弟会接待他们。直到这时，郑翠萍才会出现，她不会和他们寒暄，一切听她指示就好。下一站，他们会在墨西哥见面，再然后是洛杉矶，接着郑翠萍会给他们每人一张机票，让他们自行前往纽约。到纽约后，郑翠萍会把他们统一安置在一个公寓里。然后挨个给家人打电话收取佣金，收到钱以后才能离开，没有钱就要到郑翠萍安排的地方做苦工，打工还债。温玉辉为了来美国，早已拆东墙补西墙，负债累累。郑翠萍介绍他到自己叔叔的餐厅打工。温玉辉为了还债，日夜不停地工作。但温玉辉只是其中之一，一传十十传百，偷渡拥有一种强烈的传染效应。郑翠萍的名头越来越响，找她偷渡的人也越来越多，靠她这样家庭作坊式的经营已经忙不过来了。于是，郑翠萍找到了曾经威胁过她的华人黑帮福青帮，福青帮原本靠打劫华人，以及贩卖毒品为生，日子过得也颇为艰难。郑翠萍答应和他们一笑泯恩仇，共同做偷渡生意。郑翠萍负责靠着自己的名头找客源，他们负责运送并接应，可以得到高额报酬。运送的人数也开始越来越多，几十上百都有。偷渡费用也开始水涨船高，从1.8万美元，一点点涨到了3.5万美元。慢慢地，郑翠萍发现，在这里打工的人都有把钱寄回家的需求，但是他们没有门路。抓住商机的她，豪掷300万美元，在百老汇大街中国银行纽约的一个分行对面，开了家旅馆。郑翠萍开的酒楼名为旅馆，实则是人蛇的中转站，以及地下洗钱机构。在美国打工的人把钱给郑翠萍，留下亲属姓名和联系方式，几天后，钱就会送到亲属手上。只不过，每一个经由她汇钱的人，都要付3%的手续费。这么一来，郑翠萍又赚上了一笔。她提供的服务还不止这些，数万美元的偷渡费，这些农民和渔民根本不可能付得起，很多人举债也付不起。郑翠萍决定借给他们，让他们打工来偿还。这些钱利息高达30%，其实就是高利贷。就这样，郑翠萍的地下钱庄规模越来越大，赚的钱也越来越多。直到1993年，金色冒险号事件发生，一切平静都被打破了。 03 10人溺水死亡，个别逃走，其余200多人全部被捕。但逃回福州的郑翠萍，并没有金盆洗手。她在偷渡界的声誉，也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下跌。那些出去的人寄回家乡的钱，在村里盖的大房子，都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让他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巨额举债奔赴美国。郑翠萍还在村里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教英语。下至不到10岁的小孩，上到四五十岁的成年人，都会来这里学习。此后，不管会不会说英语，他们都会踏上那趟危险的旅程。死亡和意外时有发生，继“金色冒险号”事件之后，1998年，郑翠萍操纵的一艘偷渡船在危地马拉海岸附近倾覆，14人溺亡，再次引起了美国警方的注意。数年来，警方全球通缉郑翠萍，但郑翠萍用假证件前往美国数次，警方却苦无门路。直到2000年，一位驻香港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整理一叠遗失的绿卡时，看到了郑翠萍儿子的名字。他马上联系了香港警方，警方觉得既然郑翠萍的儿子在香港，她便很可能会与他见面。尽管并不知道郑翠萍是否在香港，但他们还是以机场的名义通知了郑翠萍的儿子，让他去机场办理绿卡丢失手续。 2000年4月9日，上午11点，一个矮胖的中国女人出现在香港机场，似乎是在等人。她长得实在是太普通了，即使是在人堆里，你都不会看她第二眼，更别说是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背后操纵者。尽管郑翠萍并不承认，但警方已经追踪许久，并严密布防。他们从她身上搜出了一本假护照，一叠偷渡客的护照照片，还有报纸包着的3.1万美元。郑翠萍被抓捕归案。她拒绝承认一切罪行，不断上诉，3年后宣告失败，郑翠萍被引渡到美国。据说，她曾通过律师要求用100万美元保释，被法官拒绝了。 2005年，案件正式开庭审理。这几年，警方已经搜集了大量的证据。郑翠萍曾经的合作伙伴们纷纷出来做了污点证人：黑帮头目郭良琪、她帮忙偷渡到美国后来成为蛇头的温玉辉、个别偷渡者......一个个出来指证她的罪行。尽管郑翠萍请了最贵的律师为自己做辩护，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人口走私、非法洗钱、绑架数罪并罚，郑翠萍被判了35年监禁。等出来时，郑翠萍就91岁了。当然，郑翠萍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她在监狱中得了胰腺癌。 2014年4月24日，郑翠萍因癌症在狱中死亡。那一天，她的儿女租了上百辆林肯为她送行。让人们惊讶的是，竟有数百名华人前去现场吊唁。其实，早在郑翠萍被判35年监禁时，就有许多曾经的偷渡者站出来替郑翠萍说情。消息传回福建老家，有人甚至说，愿意每人一年，轮流去替郑翠萍坐牢。在他们眼里，郑翠萍是帮他们实现梦想的恩人，是活菩萨。尽管，郑翠萍收取了高额的报酬，尽管他们很多人在美国过得并不好。他们的工作基本可以用“三把刀”概括：厨刀（餐饮）、剪刀（裁缝）、剃头刀（理发），其中从事餐饮业的最多。这些工作都是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工作，但没有身份没有技能语言不通的他们，大多只能做这些，整日卑微而提心吊胆。一位叫陈婉莹的记者，采访了100多位偷渡到美国的福建人，这些人的境况让她不忍卒读：他们有人在走海路时翻了船淹死在水里，有人走陆路穿越热带雨林时，被毒虫叮咬丧了命；有人历尽艰辛到了美国，却在送外卖时被歹徒劫杀；或者太过劳累倒在餐馆的炉灶边长眠不醒；有人来了美国与家人长期分离最后落得妻离子散；当然，也有人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忍受了人们所无法想象的艰辛，成功在美国安家（电视剧）。一个叫陈继华的人，1992年幸运地安全抵达美国，在中餐馆找了份工作。他用了3年的时间，还清了27000美元偷渡费；用了10年的时间，买了家餐馆自己干；足足20年后，他终于给自己挣了一套房子。但这整整20年里，他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一天都没有休息过。而且，在前16年里，他在美国过得提心吊胆，因为没有身份，连国都不敢回。直到2008年，他才终于拿到了美国绿卡，把女儿从福州老家接了过去。他走的时候，女儿才1岁，而今女儿已经17岁了，整整16年未见。这样的故事，在偷渡到美国的华人中并不少见。他们对郑翠萍感激涕零，觉得她是大善人。因为在他们眼里，是郑翠萍帮他们实现了梦想。其实倒不如说，是郑翠萍利用了他们渴望美好生活的梦想，以违法犯罪的方式，为自己攫取了巨额的财富。只不过，交不上赎金就威胁家人、被扣留下7*12做苦工、强奸偷渡的女性......这其中的很多脏活，是她的合作伙伴黑帮、其他蛇头们干了。而这一切，郑翠萍都参与其中。尾声他们九死一生前往美国，成为了名义上的美国公民。但人人都知道，在美国，以白人的地位最高，接着是少数族裔，接着是华裔，而华裔又以偷渡过去的身份最为低微。他们看似成了那个国家的一份子，但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成为那个国家的一份子。更加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用尽一切力量在美国苦苦求生的那些年，大洋彼岸他们的祖国正在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创造着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其实，以他们在美国的努力程度，在那个遍地是机会的年代，生活在沿海的他们大概率可以过上不亚于在美国的生活。的确，当年留下来的许多人的生活，过得并不比他们差。你问他们后悔吗？他们只有一句话，这都是命。他们不太善于表达，只不过他们会把在美国挣的钱，捐回家乡修桥修路；中国人在国际赛事上夺冠时，他们会在朋友圈刷起五星红旗；有人在退休后，每年还会回到福建住上半年时间。当年郑翠萍就读的中学叫亭江中学，郑翠萍有位老师叫郑光大，他在郑翠萍的帮助下偷渡到了美国，并主导建立了美国校友会。这个校友会的会员人数达到了15000人，超越了很多名牌大学的校友会。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有初中文化。后来，这位老师因为肺癌去世了。只不过，在诊断出肺癌后，对他的学生们嘱咐了这样一段话： “万一我哪天不在了，你们要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念念不忘祖国富强，念念不忘中美友谊，念念不忘同学互助。” 往后余生，午夜梦回时，那抹乡愁也许会时时进入他们的梦中，挥之不去。

色拉在墨尔本生活的几年，急诊来过四次，分别是因为小和大人肠胃炎吐血（吐太厉害消化道少量出血），色拉给小和大人掏耳朵出血（耳屎太干沾了块皮下来），小和大人肠胃炎半夜吐一床自己要求去急诊，以及小和妹妹出幼儿急疹高烧不退。经历过在急诊等了5个小时被嘱咐回家多喝水之后，色拉发誓，除非立马要断气再也不来墨尔本的急诊了。可万万没想到，色拉居然在新冠封城期间，为了自己进了一趟急诊。首先声明，色拉并没有感染任何疾病，而是神奇的将脚趾头踢折了。整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以至于色拉自己都有些恍惚，只是记得脚趾头以并不是很快的速度和不是很大的力度撞到床脚，然后有一种不同以往撞到脚趾头的特殊的感觉（开始并不是很疼），让色拉闪回小时候摔断胳膊的瞬间。色拉的第一判断，可能是挫伤了，于是一转头朝和大人喊道“我的脚趾头断了！” 和大人近距离端详了色拉的脚趾头两分钟后，宣布被撞脚趾头有一点歪，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抓着色拉的脚趾头一扯。睡觉前，色拉和和大人一致认为，被撞的脚趾头虽然有点肿，但是已经很直了。凌晨，色拉在小和妹妹的哼唧声和远处的疼痛的双重折磨下醒了过来，凭感觉摸了摸很直的大脚趾，感觉摸到和大人的脚趾头（比色拉自己的粗一倍）。惊醒的色拉马上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机，用百度和Google分别搜索了一下大拇趾骨折和broken big toe。不得不说，中外网医对待断脚趾头的处置非常不同。百度给出的建议基本是马上去医院打石膏或做手术，而谷歌给出的建议基本是自己在家静养不要麻烦医生。作为一个严谨的，凡事做最坏打算的小会计，怎么能够接受在家静养这样的太理想化的处理方式（too good to be true），于是Google被色拉关掉了。根据百度，色拉判断自己可能需要外科手术埋钢钉正骨。正在色拉脑筋飞转的盘算自己大脚趾的手术算不算必要的手术的时候（目前封城的墨尔本，所有不必要的手术都将延期），躺在一旁的和大人不和适宜的打了巨大声响的一个呼噜。平时，一个飞腿就可以平息的事情，现在对可能要做手术的色拉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于是色拉给了和大人两拳。在吃过和大人经过三番两次确认不含咖啡因的止疼片后（请见《人为什么要结婚》），色拉终于放弃自我诊断昏睡到了天亮。早上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约GP（全科医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等到天亮去GP，而不在凌晨直接去急诊呢？因为根据色拉以往带小和大人去急诊的经验，色拉这种情况（呼吸正常，神志正常，年龄正常）半夜去急诊和在家睡醒了看过GP拍了x光再去急诊，最后看到医生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色拉约了一家区内的华人诊所。为啥选华人诊所，一是可以微信直接约号，二是色拉怕家门口的西人医生诊断时也用Google然后直接让色拉回家静养。感谢疫情期间诊所不忙，色拉顺利约到了号。等和大人和色拉分别回完工作邮件，小和大人上完学校网课，小和妹妹吃饱喝足，色拉一家人浩浩荡荡的上路了。等和大人诊所门口调头停车停车的时候，色拉一个人穿着圣诞节从酒店顺回来的一次性拖鞋，戴着年初国内朋友支援的一次性口罩，自行走进了诊所。医生早早就在诊室门口等着色拉了，但是色拉还是量好了体温才走进了诊室。医生瞥了色拉发青的大脚趾一眼后，就开好了X光的单子和一包强效止疼片的单子。色拉这个人对止疼片有一种莫名的抗拒，尤其是强效的那种，于是和医生讲述了自己剖腹产后都只吃一般止疼片的光辉历史。但是人超好的男医生说“剖腹产怎么能和骨折比”，并毅然决然的把单子塞给了色拉。于是刚刚停好车的和大人又载着一家子人到了几百米以外的检查中心，色拉依旧一个人跳下车，拖着脚挪了进去。检查中心人也不是很多，大概只有4家人。色拉一进门就吸引了所有口罩（有N95，一次性外科口罩，自制布口罩，工地用防尘口罩）上方露出的警惕又好奇的目光，但是当他们扫到色拉穿着拖鞋的脚后，就都兴趣索然的转开了头。在一位头戴防护罩+口罩的小姐姐的招呼下，色拉趿拉着拖鞋挪到立着玻璃罩子，地上画着保持距离的图示的前台。小姐姐对着电脑仔细询问了一遍色拉有没有疑似症状，有没有海外旅行经历（怎么可能），有没有接触过新冠确诊病例等等问题。其实隔着口罩+防护罩+玻璃，色拉并没有完全听清所有的问题，只是眼神真挚的全部回答“NO”。有一瞬间小姐姐停滞了一下，这在色拉忐忑自己回答错误时，小姐姐从玻璃罩子旁边探出手，给色拉量了量体温。在详述了一遍色拉也不是很清楚的弄断脚趾头的经历后，小姐姐示意色拉到旁边的等候区玩手机等候。色拉刚打了半局游戏，就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超乎想象的速度，让色拉误以为自己情况很严重）。色拉曾经有一丝丝幻想有人推着轮椅来接色拉，但是现实是色拉拖着一只脚努力跟上健步如飞的医师小姐姐走到了做x光的房间。在摆了好几个姿势后，色拉的脚终于在胶带纸的帮助下，摆出了让医师满意让色拉酸爽的一个造型。当医师很温和的询问色拉有没有和GP约好下一次看诊，并让色拉等一下自己带一份X光片子走的时候，色拉已经知道脚趾头必断无遗了（大夫越耐烦，病人情况越糟糕）。果真色拉刚进家门，好心的华人GP就打电话来通知色拉马上去急诊就诊。于是色拉一家立刻行动起来，小和大人上网课，和大人热剩饭，色拉陪小和妹妹玩。午饭后，色拉带着自己的X片，一本小说，社保卡，保险卡和手机被和大人载到了华人医生推荐的人少的公立医院。因为医院停车超贵，和大人将色拉卸在急诊门口，就匆匆开走了。结果色拉拖着脚挪近一看，急诊门口上写着“此门不通，请走大门”。色拉拖着脚往医院大门挪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个牌子，顿时有一种想打电话叫和大人回来的冲动——150米得挪多久啊。万幸是医院大门并没有150米（新冠检验中心应该在更远处），而是绕过一小丛树就到了。医院大门内，两张长桌横在当间，一边站一个戴口罩+面罩，举着体温枪的护士。色拉自觉的将脑门探到一个护士面前，再一次眼神真诚的回答了一遍有没有疑似症状，有没有密切接触，有没有海外旅行（我真的好想有啊）等问题，然后被指示要绕一圈走到急诊去（从医院里面走到最初下车的地方）。墨尔本各个医院急诊部的布局都差不多。先到登记处登记姓名，住址，生日，社保（Medicare），紧急联系人之类信息，之后到登记处一旁的护士台进行分诊。护士台护士是对你状况进行最初判断的第一人，会询问具体症状，发生原因，现在感受等等。然后就是在候诊室（waiting room）的漫长等待了。由于医护有限，墨尔本公立医院急诊按照威胁生命状况安排诊治顺序，而排序往往就是由护士台的护士通过对病情的初步询问做出的判断。越是危急的病症被诊治的速度越快，相反就只能等待。色拉在登记处和分诊护士台分别又被盘问了一遍新冠相关问题后，就被打发到成人候诊室等待了。这还是色拉第一次来成人候诊室，电视上放着新闻，墙角没有玩具和绘本，真的有点不太适应。候诊室一共两排座，每隔一个座位被贴上了保持距离的条，已经有两个人在等待了。色拉挑了最靠里的一个座位坐下（因为估计自己会等很久），拿出带的小说开始看（在急诊尽量不要玩手机，一是信号不好二是电池可能不太够）。过了不久，候诊室加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单脚蹦着进来的澳洲小伙子，扫视了一圈后，和色拉相视一笑，在色拉旁边的旁边坐了下来。色拉的小说读了两章，急诊的人来了走了几轮后，终于有人喊色拉的名字了。色拉像个被认养的流浪狗一样，快速挪着脚向那声音靠近。根据以往经验，在真正见到急诊医生前，一般会是另一个护士来做进一步检查。所以色拉以为自己将会见到一个态度温和护士，结果迎接色拉的是一个面无表情医生。色拉努力追上医生的脚步，从登记台一边的小门，进入一间诊室。医生看了酸爽姿势的X光，对照墙上的一张表核对半天后对色拉说，你需要一个靴子（cam boot）。 Excuse me？我都来急诊了，你就给我一个can boot？ “我不用做手术吗？”色拉小心翼翼的问。医生没笑意的看了色拉一眼，色拉把下一个问题“我不用打石膏吗”生生咽了回去。之后医生带着色拉从诊室另外一个门进到了处置区，安排色拉进了一个小隔间。医生冲着外面喊道“拿一个can boot来。”立刻有人回喊到“我觉得那个奇怪的日本鞋更合适她（weird Japanese shoe）”。医生嘟哝了句什么就离开了，留色拉一个人在小隔间里上下打量。一会一个穿着手术服的看上去和色拉妈妈一样年纪的护士阿姨进来了，一手抱着can boot，一手拿着另一个袋子。 “我觉得你穿这个鞋更合适，你知道大脚趾受伤后的重点就是不要让脚趾受力……有很多人抱怨can boot反而让脚趾更受力……你的脚这幺小穿这个肯定正好……”。护士阿姨一边说一边把装“奇怪日本鞋”的袋子撕开了。熟悉墨尔本医院的人知道，在澳洲的护士姐姐们总喜欢和医生“一较高下”；而对于病人来说，听护士姐姐的话有时要比遵医嘱更管用，毕竟护士姐姐才是和你打交道最多的那个人，而医生就是那个下了医嘱就离开了的陌生人。所以色拉毫不掩饰自己，谄媚的说，我就穿这个鞋吧。不出所料，看色拉听从了自己意见之后，护士阿姨心情大好，非常耐心的帮色拉穿好了好像踩着花盆底的老气的凉鞋。并嘱咐色拉回家尽量把脚抬高，过四周差不多就能穿普通的鞋子走路了。之后还好心的把色拉送出了急诊部（她不送，色拉也不知道往哪里走）。色拉的急诊之旅就这样告一段落，整个过程（从早上看GP到从医院到家）一共耗时5小时，花费42刀（买鞋）。色拉离开急诊室的时候，那个高大的澳洲小伙子还在等候区玩手机，希望他的手机电池足够。总体来说，由于疫情，所有场所（GP，检验中心，医院）人都较少。让这次的急诊之旅感觉还不错——色拉居然有时间安静的读了两章书。最后色拉提醒各位，封城也要注意补钙晒太阳，在家最好穿上袜子和鞋，有利身体健康不好说，至少能保护你脆弱的脚趾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