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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时，小飞面部朝下，趴在杂草丛里，双臂上举，身体僵直，被刺鼻的农药味包裹。地点在他家屋后不远处的一块荒地，四周树木繁茂。 5天前，今年9月6日，31岁的小飞刚刚“脱单”。距离老家湖北崇阳1300公里外的云南宣威，在贵州、云南两家婚介所的撮合下，和一名认识不到14小时的当地女子办理了结婚证。领着大自己三岁的新媳妇回到老家四天后，对方提出“要走”。面临“人财两空”，9月11日晚饭后，小飞独自消失在屋后的暮色中，手里的黑色塑料袋里装着三瓶农药。 ▲小飞父母家的白色小楼小飞生前不知道的是，和自己结婚前，女方在8月27日刚刚领了离婚证。警方介绍，除了这两段婚姻，对方还曾有过一段非婚同居史，还吸过毒，偷窃过。 2600公里、27.8万元、四份婚恋协议、两份承诺书、1张结婚证、3瓶农药，勾勒出了小飞生命中最后8天的人生轨迹。 -①- 闪婚为了儿子的婚姻大事，小飞父亲特地把两个女儿从外地叫回了家。牵线人是父亲在崇阳县城认识的。2012年左右，读了一年多职高退学后，小飞曾和父亲一起在广州做过保安，工作是读博士的表姐夫介绍的。觉得保安工作“没意思”，小飞很快就进了工厂。此后，小飞辗转各地打工，父亲也在回到老家后，在县城收了七八年废品。今年9月4日凌晨，牵线人开着自己的车载着小飞、小飞父亲和两个姐姐，去贵州“找老婆”。牵线人一年前结的婚，老婆就来自贵州。一行人的目的地是贵州威宁，接应的是牵线人妻子的“小姨”，当地一家婚介所的“股东”。出发前双方已经约定，如果此行成功，要付给牵线人两万块。贵州方传来的消息是要小飞家人准备好30万左右。这是“跨省闪婚”的“普遍行情”。根据小飞家人整理的“出行记录”以及两个姐姐的讲述，接下来五天的贵州、云南之旅行程“密集”。 9月4日中午11点半，经过十个多小时，驱车1100多公里，五人抵达贵州威宁。当天下午和第二天，在婚介所的安排下，小飞看了五六个人的照片。“大部分我弟弟都没看上，有的有残疾，对方也有看不上我弟弟的。”大姐回忆。因为“迟迟”没有合适的，9月5日下午，威宁的婚姻中介通过106公里外云南宣威的一家同行，联系到“一个女的”。下午5点左右，对方赶到威宁，双方见面后，“都很满意”，“我们五个人，两个婚介所的人，还有那个女孩一起吃了饭。” 大姐说，席间，婚介所的工作人员提议，既然双方都同意，小飞要给女方发1314元红包，并让小飞准备彩礼钱28万。“我们家人觉得28万太多，要他们少一点，最后婚介所的人说少2千，给27.8万。” 双方约定，小飞家人要先付给崇阳当地的牵线人10万元，再由其转交给贵州当地婚介。转账记录显示，由于小飞的银行卡有限额，当天晚上9:55左右，小飞通过支付宝转账共5万元给崇阳当地的牵线人。9月6日凌晨00：00过后，在对方的催促下，小飞又通过支付宝转了5万元。这十万元均约定由牵线人转给其“小姨”。 ▲小飞支付宝转账记录（部分） 9月6日，小飞的大姐在贵州当地婚介所工作人员陪同下，通过取款机转了5万元给到婚介所，还取了2万元现金现场给到对方。“因为我的卡限额了，剩下的5万是在农信社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取的现金，交给了女方。”大姐回忆。“当天晚上，我父亲又将随身携带的1万元现金交给女方。” 按照婚介所的要求，9月5日晚上到6日上午10点的12个小时之内，小飞和大姐一共给婚介所和女方转了22.8万元。随后婚介所在上午10点半左右，安排小飞去做了婚前体检。拿到体检报告后，12点左右，贵州婚介所的“小姨”和另外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带着小飞和女方，赶往距离贵州威宁百余公里的云南宣威领结婚证。转账记录显示，9月7日凌晨00:23，小飞的最后一笔转账是通过支付宝将4.8万元给了女方。在付出27.8万元后，小飞完成了此次“跨省闪婚”。 ▲小飞和闪婚妻子的结婚证两人在婚介所和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拍摄的多张合影照以及视频显示，31岁的小飞笑容腼腆，略带羞涩。大她三岁的女方落落大方，笑容甜美。大姐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9月5日晚上，她曾问过弟弟是否喜欢女方。 “弟弟说，喜欢。” -②- 协议在按照贵州当地婚介所的要求完成转账后，临去和女方领证前，在婚介所内，小飞签署了一份“一式四份”的“婚恋协议”。协议四方分别是男女双方和上述两家贵州和云南的婚介所。这份三页A4纸的协议上，一开始即强调双方是经自由恋爱后选择结婚，无其他人包办；并约定了几种情况下彩礼的退还问题。协议约定，男方须一次性付给女方家彩礼钱10万元。 ▲双方的“婚恋协议” 关于协议中约定的10万元彩礼，女方在事发后称自己只拿到了其中的7万元，另外3万元给了云南当地的婚介所。此外，男女双方还签署了承诺书。原本是双方之间的承诺书，却特别另外标注：介绍人所得劳务费属委托方自愿给付，如有纠纷一律不退。全程陪同弟弟此次相亲闪婚的二姐回忆，在弟弟和女方领证前，贵州当地婚介所负责人要求“签了协议，才能领证”，并跟她和家人说，男方花了多少钱不要跟女方说。“给女方多少我们来决定，如果说了，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概不负责。” 二姐说，在贵州的那几天，婚介所工作人员曾多次打听弟弟家里还有多少钱。她说，从离开家开始，来回路上的花销，包括在贵州和云南吃饭、买礼物、包红包等，一共花了31万多，“其中15万还是临时借的。” 据其介绍，领证后，女方要求小飞买结婚戒指。考虑到已经“花了太多钱”，原本只打算买一个2000元左右的戒指，“女方不同意，最后买了一个4000多元的金戒指。” 让小飞和家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女方在领证后，一直不愿意带男方去见自己的家人。在小飞的一再要求下，9月7日凌晨1点多，女方才带他和家人去见了父母，女方要求小飞给父母分别准备2600元的见面礼，最后双方还价，“讲到每人给1800元。” 小飞两个姐姐回忆，当天凌晨和女方父母的见面只有20分钟，女方父亲整个过程中，一直用手遮着脸，没说一句话。“而且女方之前一直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她已经领证结婚了。” 尽管疑窦丛生，觉得“一切都太快了”，但弟弟的终身大事“总算解决了”，在回到老家之前，小飞和家人一直处于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之中。但变化很快发生。“真的没想到，对方前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③- “要走” 事后，二姐坐高铁先行返程，9月8日凌晨，父亲、大姐、小飞和他的“云南新娘”坐着上述牵线人的车再次奔波1300多公里，回到了崇阳老家。随后的四天里，“新媳妇”一直没有出过房间门。小飞妈妈回忆说，“儿媳”一直在房间里，“没有洗漱过，没有换过衣服，没出过房间。” ▲小飞和闪婚妻子生活了四天的房间，现在已是人去屋空。小飞则面临对方不停提出的要求：县城刚交付的房子装修在“十一”之前必须完成；原来在云南商量好的“三金”要变成了“五金”；尽快买车。在小飞解释闪婚已是借钱之后，对方提出要出门去三个月再回来。随后，小飞接到贵州婚介所的“小姨”打来的电话，说还要给7万元钱给女方，不然就叫她回云南。在家人面前，小飞越来越沉默。 “不让我弟弟进去睡觉，不让碰她，还一直找各种理由凶他、吵他。”9月11日上午，家在县城的二姐专程回娘家劝解“弟媳妇”。结果对方跟她说要走，回云南。“等三个月后房子装修完再回来举办婚礼。”二姐解释说，装修房子要时间。对方又说，跟小飞“一点感情都没有”，还提出来一个方案：先离婚，但会保持联系，和弟弟培养感情，培养出感情了再复婚。她说自己被骗了，过来之后发现小飞家里太穷了。二姐说，针对对方提出的要回云南，小飞说可以跟她一起去云南，“她不同意，还说已经结婚了，对她一点信任都没有。” “她就是在这里不停无理取闹，让我们知难而退。”二姐说，现在她才明白，这场“闪婚”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④- 自杀小飞是8月5日从打工地浙江宁波返回的老家，崇阳县肖岭乡。在县城买的房子要交房了，他特意请假回来收房。因为担心收房出问题，小飞特意联系了大他十二岁的表姐。对方博士毕业后，在武汉工作。从小飞19岁步入社会开始，表姐和表姐夫就一直很关照他。“当时我们一家人在外地旅游，就没有答应他，现在想想，如果当时见到了他，也许就没有闪婚的事。”小飞表姐说。房子是去年贷款买的，12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总价53万多元，首付的32万元中，有大姐给的10万元。“每个月还2000多，10年还清，已经还了1年多。” 今年春节，小飞曾到表姐家里拜年。去宁波打工前，在武汉富士康上班的两年多里，他每周都会去表姐家。他给表姐算了自己在宁波的收入，“一天有230块钱，问他一个月休息几天，他说不休息。因为全勤，还可以拿到300块的奖金。” 表姐说，表弟人很老实，性格内向，很听家人的话，也很节俭。在崇阳当地农村，他们家里的条件算差的，“平时，我姨父在县城租房收废品，姨妈在家里养猪，干农活，钱都是他们一家人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小飞没有谈过恋爱。之前家人给他张罗过五六次相亲，都没有成功。在父亲提出去贵州找媳妇时，他开始是不同意的。“他说‘我不去’，但还是没拗过家人。” 表姐“不敢”去参加小飞的葬礼，直到10月3日才去看望了突遭晚年丧子之痛的姨父姨妈。“家里人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我不能理解。” 姨妈告诉她，“新媳妇”到家第二天，小飞曾问妈妈要黑色塑料袋，“出事那天就是用黑色塑料袋装的农药瓶出去的。也许那时候就应该有征兆了。” 9月11日傍晚六点半左右，在屋后半坡上无人的荒地里，喝下一瓶半农药后，小飞给送沙子到县城装修新房的父亲打了电话，“爸，我死了，我喝了两瓶药，我在岭上。” 和爸爸在一起的二姐给在家里的妈妈和在附近镇上的大姐打了电话，“让他们赶紧去找人。”报了警，打了120后，二姐发疯似的往娘家赶。 ▲家人拍下小飞被发现时的身体状态，现场散落着白色的农药瓶。大姐先赶到，质问“弟媳妇”：你把我弟弟怎么了？两人出去寻了一圈，没找到人。警方和邻居也在四处找人。二姐赶到后，发现“弟媳妇”也不见了，最后在二楼楼顶发现对方满身“药味”，赶紧送医后，“发现胃里没有农药，只是衣服上有。” 最终是父亲赶回后找到了儿子，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人不行了。” -⑤- “立不了案” 接到报警后，崇阳县警方当即展开调查。 “我们调查了女方一天一夜，排除了骗婚嫌疑。如果是骗婚，他们之间会有联系，会商议怎么逃跑。”崇阳县公安局内，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我们当时做的就是把这个女的扣在这里，10万块钱彩礼，还剩了七万多，用的两万多，她承诺尽量退回来。” 9月13日，警方调查结束后，“云南新娘”悄悄离开了崇阳，没有和小飞家人道别。肖岭乡政府、司法所、警方组成了专案组随后去往贵州、云南两地。“我们到了当地，和当地的警方就我们掌握的情况进行了沟通，希望当地能够立案侦查，追究法律责任，当地警方审查并和我们探讨后，说‘立不了案’。” 10月11日，专案组成员之一、肖岭乡司法所一位负责人介绍，专案组在当地花了五六天时间，从法律和情理方面进行了沟通说法，最终婚介所退了钱，还另外补贴了一万块。该负责人说，在当地，他们了解到，贵州和云南发生的类似事件“有挺多”，但立案侦查面临很多困境，“毕竟双方领了结婚证，签订的协议也是真实愿意。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报案的很多，但真正能够立案的只有一起。” 专案组没有见到小飞的“闪婚新娘”，“对方不和我们见面。”当地警方告诉他们，在9月6日和他领结婚证之前不到10天，也就是8月27日，女子刚拿了离婚证。这段婚姻之前，对方还曾和人非婚同居过。当地警方向专案组透露，该女子还曾有吸毒和偷窃的经历。专案组协调后，小飞的家人最终拿回了27.8万元中的24.6万元。“还有4万2没有拿回来。打了2万的欠条，给钱后，我们打死亡证明过去，然后解除婚约。”小飞大姐说。收到退款后，小飞家人给当地相关部门送去了三面锦旗。 ▲年过六旬的父母不知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我弟弟人没了，能够挽回一些钱最重要，毕竟父母已经六十多了。以后怎么办呢？” 小飞生前所在的村子里，像他一样没有结婚的还有30多人。“如果我弟弟这次去贵州找媳妇成功了，还算是他们当中比较幸运的。” 小飞出事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传开，崇阳县青山镇的一名镇干部曾在村里做过第一书记，“我当时专门把村里的情况摸了一下底。”他介绍说，在当地农村，大龄适婚的，找不到媳妇的情况“比较普遍”。该镇干部统计，30岁往上的，应结婚而没有结婚的男性，3000人左右的村里有六七十人，占比2%到3%。“大部分的村都是这样的，原因是性格比较内向，还有一部分是低收入人群。肖岭乡36公里外的崇阳县城，小飞生前用来做婚房的新房现在停止了装修，大姐说，后续的房贷，父母肯定负担不起，该怎么办，家里人也不知道。

备受社会关注的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今天（10月11日）上午10时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这也是余华英第二次在这里接受审判。2023年9月18日，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漏罪重审被拐儿童从11名增至17名据记者了解，法院所说的原判漏罪，指的是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 11人增加到17人。记者独家获取了之前一审、二审的庭审画面，庭审中，余华英拐卖儿童的犯罪过程被详细披露。应该很难会想到，余华英贩卖的第一个孩子竟然是她的亲生儿子。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后生下一女。1992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开始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显良。两人同居期间，余华英生下一个男孩。而就是这个她的亲生骨肉，竟成了她和龚显良面对生活拮据时贩卖的第一个孩子。辩护人：抱去邯郸的是哪个小孩？被告人余华英：第一次就是我自己生那个娃娃。辩护人：你自己的儿子也抱去了邯郸。被告人余华英：是的。检察员：这个小孩你后来见到过没有？被告人余华英：没有见过。检察员：知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被告人余华英：不知道，因为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就这样，通过中间人，他们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了五千元报酬，也开启了他们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旅。审判长：你们是怎么商量要找小孩的，由谁去找？被告人余华英：龚显良负责找。审判长：他负责找，你呢？被告人余华英：路上带，小娃娃哭喊我哄。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余华英和龚显良、王加文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往往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社会圈子，物色潜在目标。贵州省都匀市的这座百子桥有着200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祈福求子的地方，可就是在这座象征好运的桥边，余华英和龚显良拐走了当地人陈丙连的儿子。用一根冰棒骗走5岁男孩令其家庭破碎陈丙连：当年小儿子就是在这里，这个亭子里面走丢的。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因无人在家，她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百子桥附近玩耍，这时突然出现了三个陌生人，热情地递给孩子冰棒。陈丙连：买冰棒给他吃，就拐走了。几分钟的时间, 陈丙连的小儿子就被一根冰棒拐走了。陈丙连：到处发寻人启事，车站发得多，火车站、汽车站到处去发。当时我才三十几岁，我儿子丢了三天，我头发全白完了。此后二十余年，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寻找儿子，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他们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只为能有一丁点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信。陈丙连：我在这里看，我们同行的马上把我叫住，他说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你大儿子怎么办？你坚决不能死。二十余年漫漫寻子路男孩父亲抱憾离世一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需要照顾，陈丙连放弃了轻生的想法。从此，夫妻俩一边照顾大儿子，一边寻找小儿子，在漫漫寻亲路上，陈丙连的丈夫遗憾离世。陈丙连：我还有一个儿子找不着，我老头子死的时候都在心里不好受。我说你想不想小儿子，他说想有什么办法，我当然想了。他说你要慢慢地把小儿子叫小俊，把小俊找回来，我说好。有5个家庭是两个孩子一起被拐走一边是被拐走孩子的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另一边余华英和龚显良开始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犯案。在他们拐卖的儿童中，有高达5对是兄弟或者兄妹一起被拐走的。贵州都匀的修鞋匠罗兴珍的一双儿女——华兰和华白就是其中一对。罗兴珍：余华英说的是华白卖了6000元，华兰卖了3000元。公诉人：你有没有从都匀，将两姐弟带到邯郸去卖掉。被告人余华英：有。公诉人：你将他们带到邯郸后，是找谁介绍出来卖的？被告人余华英：在喜娘家，小的在不在我不清楚，姐姐是通过喜娘介绍给她本村的一个亲戚。罗兴珍：27年了，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这儿。我的广告牌都烂了几张了。 27年里，罗兴珍为了等待自己的孩子回家，在都匀市长途客运站门口竖起寻亲的牌子，摆摊修鞋。而如今，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找到了华兰与华白。而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每次实施拐卖儿童活动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拉近与被害人的关系。检察员：余华英作案时还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降低被拐儿童及亲属心理防备，为其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以一起玩为由将被害人拐走，利用年幼的女儿作为犯罪工具足见其险恶用心。当年被拐卖儿童亲手将“恶魔”送上法庭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他们每次作案时，瞄准的大多是父母整日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而这其中就包括杨妞花。杨妞花：余华英，你还认识我吗？余华英：我认识。杨妞花：你叫余华英，我整整记了26年，我一直都记得的。 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杨妞花，家里有父母、姐姐共四口人。在她5岁时，父母为了让她和姐姐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举家搬到了贵阳，却没成想在贵阳遇到了人贩子余华英，毁了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1995年冬天，杨妞花家隔壁搬来了一对母女，阿姨说话很温柔，她的女儿年纪也和杨妞花相仿。这位阿姨经常趁杨妞花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带着女儿找她来玩。而这位看似温柔的阿姨正是余华英。杨妞花：她一直温柔地问我想要什么东西，想不想要吃的用的，问了好多。最后她问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想了一下，我最需要的是织毛衣的签子。随后的十几天时间里，余华英和杨妞花一家迅速熟络起来。一天余华英提出要带杨妞花去买织毛衣的签子。杨妞花没有多想，就跟随余华英一起坐车外出。而等俩人上车之后，曾经温柔的阿姨却忽然换了另外一副面孔。杨妞花：她瞪着我，她的三角眼能把黑眼珠盖上，尤其是她用大的声音恐吓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记住了她的长相。 1995年冬天，余华英以3500元钱的价格，通过中间人把杨妞花卖给了河北邯郸一户姓李的人家。但她一直记得在贵州的父母和姐姐，以及曾经的那些温暖记忆。 22岁时，杨妞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深刻体会到了为人父母对子女深沉的爱，也再次唤起了杨妞花寻找父母的渴望。2012年，她决定寻找家人，联系志愿者、发布寻亲信息、采血入DNA库。 2021年3月，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亲视频，被堂妹和表姐刷到，也终于联系上了自己的亲姐姐。杨妞花：本来我计划了好多，如果我能找到家，我回去是什么样的。我在没有找家的时候，我还跟我老公说了，如果说我家经济不好，我找到家要把父母接到我们这儿住。我还想着，我回去了，我要给我妈妈拉一箱的护肤品，然后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而，正当杨妞花满怀期待准备回家认亲时，姐姐却告诉她，在她被拐走后一年，父亲就积郁成疾去世了，1998年，精神备受打击的母亲也去世了。杨妞花：姐姐说爸爸妈妈去世了，挂完电话我就一直在那，手是抖的。我又听我家人描述，我丢了之后，他们背着棉被住在火车站、汽车站，然后一直在找我，从来没放弃过找我。我爸爸天天就是找不到我，他也不工作了，他回去天天喝酒，又爱喝酒又爱算卦。他只要去算卦，他就问，你帮我看看我们家妞花在哪。妈妈精神不正常了，有的时候吃饭她会多放一双筷子和碗。有一次晚上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妈妈了，等大家找到她的时候，她在山上。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妈妈为什么会跑到山上，然后姐姐就哭了，姐姐说因为妈妈说，她听到你在山上喊她。杨妞花的姐姐小学四年级就辍学被寄养在奶奶家，很小的年纪就外出打工，连她们老家的房子都因为年久失修被风吹塌了。杨妞花发誓，一定要找到当年拐卖她的人，让她受到法律的制裁。 2022年6月，杨妞花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警方随后立案进行侦查。根据杨妞花提供的线索，贵阳警方在邯郸找到了曾经拐卖杨妞花时的中间人王某，王某供述了有关余华英的线索，并交代了余华英拐卖11名儿童的情况。2022年6月29日，贵阳警方对余华英开展网上追逃，同年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当地警方抓获。杨妞花：我清楚地记得余华英打我，她在哪个角落打的，怎么打的我都清楚记得，我永远都不会记错的，我为什么能记住她的长相，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她好像低估了我一个5岁孩子的记忆，我记得她的长相，并且记着她的名字。正义虽迟但到被捕后更多犯罪细节曝光 2022年余华英落网时，她的同伙龚显良已于2002年去世，然而公安机关发现，龚显良的去世并没有让余华英收手。2004年，她在云南再次拐卖儿童作案时被抓，但当时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审判长：你被抓的时候用的张芸的名字，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真实的名字？余华英：自己有点害怕，就用的假名字。审判长：自己怕什么？余华英：我也说不清自己怕什么，反正有点怕那种感觉。 2022年余华英再次被捕，她罪恶的过往也不断被揭开。罗兴珍：你要把孩子拿去赚钱，搞得别人家破人亡，有些气得疯疯癫癫的。杨妞花：我们全村人见证了我们家从一个幸福的家庭到落魄到房屋倒塌家破人亡。检察员：何长洪的父母为了寻找孩子20多年颠沛流离、倾家荡产；胡华北的母亲为等待寻找孩子苦守修鞋摊27年，盼望奇迹出现；杨妞花的父母在孩子被拐后不到三年就相继含恨去世。对被拐儿童来说也是一生的噩梦，他们在幼小的年龄就被迫离开亲人的怀抱，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分离，成为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创伤。 2023年9月18日，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余华英认为量刑过重，当庭表示上诉。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余华英：请法院允许我在此处对受害人做出一个深深的歉意，我可以站起来鞠个躬吗？审判员：可以。余华英：对不起。杨妞花：我不需要余华英的道歉。我1990年出生，1995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拐卖到河北邯郸，我13岁辍学，13岁出去打工，现在60岁的余华英依然可以拿出纸，在上面清楚地念出她自己的诉求。但是因为余华英拐走了我，导致我小学六年级没有毕业，我的姐姐现在她连所有的字都认不全，这都是余华英一手造成的。能不能把我父母的生命还给我？所以我恳求一定要严判余华英，还我和我们台下所有受害家庭一个公道。在司法审判的同时，公安机关始终没有停止对余华英的调查。就在二审的过程中，公安机关又发现了余华英在云南省还涉嫌拐卖其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重审余华英拐卖儿童案 “罪无遗漏”体现司法公正重审是一个怎样的法律程序？会不会对余华英的量刑造成影响？如果不发回重审，而是直接二审中对新发现的犯罪事实进行审判，可以吗？对于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发回重审从名字上大家都能听出来，它是一个重新审判的过程。是又出现了新的事实，比如说她到底是拐卖了17名儿童，还是只拐卖11名儿童？在事实上是有争议的，需要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重新去查明。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案件发回重审的具体情形，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那发回重审后，案件将经历怎样的法律程序呢？和之前的一审是否有区别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重审后案子又回到了一审的过程，一审结束以后被告人还有上诉的权利，检察机关有抗诉的权利。又重新开始了这么一次过程。重新审判，一审法院应该更换合议庭，原来的审判人员都不能参加新的合议庭。有网友提到，新发现的犯罪事实直接在二审中进行审理，是否可以呢？是否不用发回重审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二审法院它要考虑到如果不发回重审，在二审当中可以把这个案子了结了。但是其实对被告人而言的话，对新的事实她实际上没有上诉权了，也就剥夺了她的上诉权，所以发回重审对查明事实和保障被告人她的上诉权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发回重审后，对被告人的量刑是否有影响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取决于法庭的证据的调查和法律的适用，不排除这种最后的定罪量刑的刑期发生变化。但是总体上看这个案子，其实已经用到了最高刑，然后附加刑也是没收个人财产，其实已经是顶格在适用了。另外，还有网友提到，余华英一审已经被判处死刑，这已经是最高刑罚了，还有必要发回重审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种案子都已经顶格适用法定刑了，为什么因为发现了新的事实要重审？其实一次审判不仅是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宣判，也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一种抚慰和补偿。第一次审判的时候，只对11名被害人的权利进行了抚慰和救济。但是又发现了6名被拐卖的儿童，这6名被拐卖的儿童及其家庭，他们因为犯罪遭受的损害也应该进行补偿和救济。所以这次新的审判把他们追加进来，使他们实现公正，所有的被害人及其家庭都应该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能够救济更多的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和权利受到的侵害，然后让更多被害家庭受到的冤屈得到伸张，也更加严格地遵循了我们的法定程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