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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放榜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新中国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是86岁了，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包括他的母校北大。热闻之下，还有”冰点“。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准的文科状元？被执行“枪决”：行刑时曾想保命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 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革”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道：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生于书香家：以状元分数考进北大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班，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郭罗基回忆，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是《论汉武帝》。整风变右派：私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沈元年轻时清秀的照片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斯大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曾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翻译成中文即《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的报纸版面，《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报道”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1956年2月16、17日，《Daily Worker》全文披露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在意识形态尚存的时代，信息管制到今天也有，只是形式稍有不同。据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学雷光汉回忆，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绝对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但沈元以自己的学识和敏锐度，在图书馆看到了这几张报纸后，将它翻译了出来供人传阅。从这个角度讲，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个学生的视野范畴，也极为冒险。笔者推断，与他同处于一个大学时代的学生比，学历史出身的沈元关注时局，比同龄所有人都走得远。后来反击右派运动中涌现出北大的林昭、张元勋，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当时他们可能什么都还不知道。可以确定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全文阅读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沈元是一个例外，且他还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家齐放）。这一年，是难得的思想宽松的年头。接着1957年春天，毛泽东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鼓励“鸣放”，要求党外提意见。得风气之先的北大学子，用不着等待邀请，自己就鸣放起来。历史系宿舍外的鸣放标语以及墙报《准风月谈》，批评某些党员和党支部压制鸣放，据称就是沈元与四二三号宿舍的同学所写。北大“五一九”以后（5.19这一天，北大自发鸣放开始），沈元虽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谭天荣的一些观点，却不同意他们“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在大饭厅前的辩论台上与他们多次辩论，在老同学眼里沈元是标准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这一年，沈元正读大三，19岁。社科院收留：连发雄文轰动史学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据他同学雷光汉著文回忆，雷同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但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为此雷光汉在北海桥上劝了沈元两小时。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破格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2008年回忆，她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沈元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她回忆，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者黎澍的门下，他差一个助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术部门，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大门。1962年四五月间，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 24岁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华。刘志琴回忆，沈元在1962年第3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急就篇>研究》一文。刘志琴回忆，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救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笔者周一在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防空洞书库，逐一查实了这些资料。 1962年沈元摘帽归来，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学术水品被誉超过王国维来自耿法的撰述称，当时沈元对《急就篇》的考订研究超越了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而从《急就篇》研究汉代社会的性质，更是前无古人，在史学界引起极大轰动。郭沫若读后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另一位史学大家范文澜读后也说：“至少比我写得好。”而刘志琴称，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接着，沈元在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改了标题）。笔者查询获悉，中共建政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刘志琴称沈元得此优遇后，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 196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全文摘选25岁沈元的论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在此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有一个准确说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调查，就这样刘志琴亲自参与了这项工作。刘志琴近年在《炎黄春秋》撰文回忆，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接纳沈元的历史学家黎澍喜滋滋地说:“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 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极大震撼。调查的结果最后认为：社科院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刘志琴称，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她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再度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准备再次加以全文转载。刘志琴回忆，沈元改用笔名发表文章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泽东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此后的几年，想必被剥夺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闷。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为沈元问题不少人遭受折磨。刘志琴回忆，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而接纳沈元的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文革结束后刘志琴调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枪决多年。后来她获悉沈元文革中曾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当时，文革浪潮席卷中国。治学惹祸的沈元，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一天：夫妻两人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曾经接纳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纳他，两个年轻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间，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顾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身高2.36米的鲍喜顺，曾是世界第一自然生长高人，被称作“巨人”。出生于封闭年代，身形巨大的鲍喜顺因贫困营养不良，四肢虚弱无力，一度被视作异类和“怪物”。改革开放后，他又被作为肉身奇观，被邀请到国内外展示，以此获取生存资源。时代潮水来去，大而无力的“巨人”，始终身不由己。直到56岁，鲍喜顺遇到妻子并组建起自己的家庭。如今“巨人”已年过七十。飘零半个多世纪的鲍喜顺在他的晚年，在一个崇尚多元的时代里，终于获得接纳，过上了他始终渴求的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珍贵生活。注视第一次见鲍喜顺，夏淑娟也曾像所有人那样注目过他。夏淑娟身高168厘米，不算矮，但站在2.36米的鲍喜顺身边，她的颅顶只能够到他的肘弯。两个人站得太近时，她要看见他的脸，就得先后退一步。看他的脸时，她会先看见天花板。千禧年刚过，在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晚冬，夏淑娟经由朋友的介绍在餐厅与鲍喜顺相见。她此前谈过两次恋爱，也相过很多亲，都觉得对方不够成熟，不能“踏实过日子”。 1979年出生的夏淑娟是个精干的女人，初中毕业后开过服装店，后来在赤峰市一家购物广场做导购员，勤劳肯干，站稳了脚跟。坚持着自己的择偶标准，夏淑娟一晃眼就到了28岁。在初婚年龄较低的本世纪初，这是一个会被称为“剩女”的年纪。听说这次朋友要给自己介绍鲍喜顺，她第一时间感到不适，“虽然我年龄大了点，可也不能给我介绍一个‘老年怪物’吧？” 在内蒙古赤峰，每个人都知道鲍喜顺不同常人。夏淑娟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他。“他的手大如蒲扇，脚长38cm，做一身衣服要五米布，双腿长1.5米，坐下来也有将近2米高。”主持人介绍完后，拉起鲍喜顺的手，用自己的手作比。屏幕上出现凸显差距的视效，观众席爆发一阵惊呼。两倍的差距，显示出“巨人”之“巨”。图| 人群中的鲍喜顺 2005年，鲍喜顺以高出一位突尼斯人0.0011米的成绩，得到吉尼斯认证，成为“世界健在第一高人”。他的身高是2.3611米。这样的高度，和一般的公交站台候车亭顶棚齐平。出入大多数建筑时，他需要猫腰近60度，才能钻进总是比他低30cm的门中。在一档节目中吃饭，主办方忘记为他准备符合身高的桌子，鲍喜顺用力蜷曲自己的身体，以几乎叩首的方式将头埋在碗上。坐在夏淑娟面前，因为椅子太小，相亲的鲍喜顺缩着肩膀与四肢，显得格外局促。夏淑娟发现，鲍喜顺在她面前会害羞脸红。与电视上不同，这个曾被她认为多半性格孤僻、古怪的“巨人”，实际上内向温和，显得可爱。他几乎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夏淑娟径直打量着他，看见这张长脸，像从上下两端拉长的面饼，硕长的鼻梁左右，撒上两颗葡萄干大小的逃避着她目光的眼睛，一张窄小的嘴吐着不太清晰、带着内蒙口音的词汇。已经56岁的“巨人”长得滑稽，但头发乌黑，显得干净年轻，没有她想象中那么老态。来之前，夏淑娟本来抱着戒心，也带着好奇。她想即便自己不喜欢，看一眼传说中的“巨人”就回去，也不会吃亏。她没想到，餐厅的氛围因为巨人羞涩生出了一些暧昧。俩人都出身农村，在中小学辍学打工，父母都是农民，有共同话题。而且鲍喜顺的想法和她一样，都想找个“普通人”，一起踏实过日子。有几个瞬间，夏淑娟忘记了他的身高与年龄，也忘了“巨人”的身份与隔膜，只把他当做一个常人。两人的眼神因此有了交流。回家后，夏淑娟在网上搜索关于鲍喜顺的一切，看见两个月前的一个场景。鲍喜顺赤裸半身，咬紧牙关，紧闭双眼，将手臂伸进长满尖牙的海豚口中。图| 鲍喜顺救海豚这是2006年12月13日的新闻，鲍喜顺接到求救电话，前往辽宁抚顺极地海洋馆，用自己细长的手臂，掏出海豚误食到胃中的橡胶皮球。鲍喜顺赶到前，医院、海洋馆已想过各种方案，但除了用手，其余器械都会对海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有人想到了鲍喜顺。皮球距海豚口腔有1.05米，“巨人”鲍喜顺的手臂，刚好是1.06米。两小时后，营救成功。四面八方早已守候着的镜头对准鲍喜顺疯狂闪烁，掌声如雷。夏淑娟看见，鲍喜顺的手臂满是尖牙剐蹭的伤痕，海豚的胃液将其灼烧得微微泛红。她忍不住落下泪来。这次见面后的一个月，鲍喜顺与夏淑娟结婚了。夏淑娟搬进鲍喜顺的家共同居住。2008年10月，夏淑娟产下一名男婴，鲍喜顺为他起名为天佑。鲍喜顺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封闭年代，身形巨大却因贫困营养不良，虚弱无力，一度被周遭视作异类和“怪物”。改革开放后，鲍喜顺又被视作一种肉身奇观，被邀请到国内外展示，以此获取生存资源。时代潮水来去，大而无力的鲍喜顺，始终身不由己。直到56岁，遇到妻子并组建起自己的家庭，这位巨人才最终获得了社会性的接纳，拥有了他始终渴求的普通人生。曾经的“世界第一巨人”如今已年过古稀，孩子天佑也长到了16岁。眼下短视频正火热，有机构找到鲍喜顺拍摄“巨人”带货的视频，发布到网上。这些视频，夫妻俩从不在意也从来不看。由于小学主要学的是蒙语，鲍喜顺其实不认识大多数汉字，也看不懂评论。鲍喜顺的视频评论不多。他性格内向，肢体不协调，尤其害怕镜头。共同生活近二十年后，妻子夏淑娟知道鲍喜顺害怕的不是镜头，而是镜头后那道注视着他的目光。从2004年离开草原第一次被媒体报道，到今天为经纪人拍摄短视频或为产品拍带货照片，鲍喜顺都极少看着镜头笑。即便是2005年7月21日——那个被多数媒体视为鲍喜顺人生巅峰的日子，他被认证成为“世界健在第一高人”的日子——穿着黑色西装，用细长手指托着深红木框裱装的吉尼斯纪录证书的鲍喜顺，也没有笑容。他的嘴唇是隶书般的一横。图|鲍喜顺领取吉尼斯证书视频开始拍摄后不久，经纪人就放弃了让鲍喜顺与镜头互动。大多数时候“巨人”只作为背景板，站在离镜头最远的地方擦拭天花板，显示其优越的身高，镜头中央是热舞着的青年男女。鲍喜顺什么也不在意，“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对他而言重要的只有一点：拍这些视频，每个月能为他带来两千多元收入，可以贴补下孩子的补习费。孩子是这个家庭最重要的课题。在社区工作的夏淑娟月薪只有一千多块钱，不足以覆盖家庭的开支，已过古稀之年的鲍喜顺不得不再重新面对镜头。为了孺子，巨人再度出山。有人建议能言善语的夏淑娟带鲍喜顺做吃播带货食品，“跟着巨人吃饭”，定能成为爆款。夏淑娟嗤笑一声，“他没那么好口才，岁数也大了。” 从客厅去往厨房的间隙，这个强势能干的女人，语速飞快地数落起巨人，“他现在耳朵也聋，眼也花。那屏幕上的字，他都不认识。你说他能给你做啥？去做带货主播，那不可能。” 鲍喜顺躺坐在客厅的榻榻米上。站在电视机前的夏淑娟，比他更高。机关枪般的话语落地后，她看了他一眼，目光居高临下。鲍喜顺附和着笑了，绿豆般的眼睛眯着，弯出柔和的弧度。在目光的低处，是鲍喜顺珍视的普通人生。怪物身为“巨人”的前半生，鲍喜顺经历过太多注视。在城市的街头，迎面走来的人会先撞见他的小腹，而后抬头仰视。从身旁过路的，往往走出很远目光还黏在他身上，斜视着反复打量。有人边看边笑，露出歉意，眼神闪躲又抑制不住地好奇。有人眯起眼睛，目光在他身上来回几遭，审视般做个扫描。 “怪物”，这是成名前，伴随这些目光，鲍喜顺听到过最多的称呼。图| 目光中央的鲍喜顺伴随称呼的还有想象。人们总幻想着鲍喜顺拥有某种巨大或神秘的力量。“半夜看见他我会害怕。”“看这双手，打我一巴掌，我就没了。”有他出场的视频下，总有人表达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事实上，鲍喜顺没什么力气，如果没有拐杖，甚至无法长久站立。他出生于1951年一个下雪的冬夜一间漏风的土屋中，成长于一个贫困家庭。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边缘，鲍喜顺的父母和其它村民一样，在广袤苍凉的沙地上种田，在草原放牧牛羊，只能给孩子们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由于物质匮乏，小时候，个高的鲍喜顺相比其它孩子发育更加不良，四肢虚弱无力。成为“巨人”的预兆，是眼前的世界越变越小。15岁左右，鲍喜顺发现自己的头离房顶越来越近。家里的炕放不下自己的腿，只能搬来一个木凳做延长。被子只能盖住一半身体，“盖上面露下面，盖下面露上面”。父母给自己做件衣服，即便只是找些烂布缝在一起，也需要比别人多一倍的布料。需求的增大很快为他带来困扰。家中除了自己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吃饭时，鲍喜顺每顿要吃两碗、一斤多的玉米饭，才能觉得饱腹。发现这件事时，他觉得羞愧，于是再没吃过一顿饱饭。他每天早晨八点过就出门犁地，想尽可能多地利用这具身体。周遭的反馈，也时刻提醒着鲍喜顺自己的异常。“他咋这么高？”“不正常，应该有病。”“怪物似的。”怪物，鲍喜顺认同了这个称呼。在别的孩子都停止生长的时候，“就我一天天长个不停。”还是孩子的鲍喜顺恐惧地想到，自己肯定有病。生长在那个崇尚集体生活和劳动的年代，身型巨大与虚弱的反差撕碎了鲍喜顺的青春。和其他人不一致的身体特征，让他遭遇排斥，成为一个孤僻的异类。劳动，成了鲍喜顺寻求一致性和认同的途径。 17岁时，鲍喜顺远行80公里地去外地盖房子、修路。在工地，他发现自己随手就能将泥抹在房顶上，不用搭梯。铁锨拿在手里，就像个小勺。利用自己的优势，他比别人干了更多苦力。两个月后，他又走八十公里路回家，只走到一半，脚掌就传来一阵钝痛。长期营养不良、过度劳动且被子盖不住双腿，让鲍喜顺在17岁患上了持续终身的风湿病。双足疼痛难忍时，他只为自己洗个热水脚，不告诉家人。直到父母发现，原本少年时可以扛着100多斤麻包跑步的二儿子，近年连空手走路都成了问题。图| 鲍喜顺在家乡土屋的炕上鲍喜顺成了大而无用的“巨人”。无法劳动，他失去了最佳的融入集体的路径。直至1970年，父亲卖掉一匹马，换了600元，带他去沈阳看病，他才看见命运的转机。 70年代的沈阳是东北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拥有更多生活资源的城市人群对新鲜事物也展现出更多的好奇。走在城市的街道上，鲍喜顺引起无数次围观。骑着自行车、穿着蓝绿灰色系工服的人们对他频频侧目。在这个拥有更多自由的城市，围绕着鲍喜顺的目光中，第一次涌现出机遇。沈阳军区的一位教练冷万举在街头看见他后，找人打听消息，找到鲍喜顺，帮他转院到部队医院治病，又邀请他加入沈阳军区篮球队。 1970年冬，在沈阳的服装店里，一位爬上凳子的裁缝，用一把两米的软尺测量两次，为鲍喜顺定制出一套军绿色的正装。这是鲍喜顺第一次穿上量身定制的衣服。晚上，他住在和宾馆标间一样的宿舍，睡一张定制的床，把胳膊和腿舒展开，惊讶地发现，“褥子够长，床也够长”。他看见数不清的饭菜摆在食堂，“大多数都是肉”，可以“随便吃”。然而三年后，鲍喜顺还是主动离开了球队。这段时间，他尝试抓住机遇，却没有力气。他每天清晨五六点起来练习跑步、投篮、运球，但脚掌始终和17岁那年一样僵直，不能翻动，只能垫着足尖，用半个脚掌着地。试过各种办法，他的风湿始终未能痊愈，瘦弱的四肢也再不能恢复力气。鲍喜顺不愿意拖累队友，一再拒绝教练的挽留，回到草原。发现自己怎么努力也无法突围命运后，他不再憧憬一个有价值的未来。回家后，鲍喜顺的身高还在继续增长，最终在一年后的23岁时稳定在2.36米。这是草原上“绝无仅有”的高度。骑马时，他的长腿耷拉下来，“别人骑马是四条腿着地，我是六条腿着地。” 他也没法找到合适的衣物和鞋袜，只能由母亲亲手缝制。母亲会用8根麻绳为他纳一张鞋底。鲍喜顺看见在无数个日子，母亲用旧衣服撕出烂布，五六层叠在一起，剪出鞋底，再用麻绳穿进针眼，在布块上来来回回地扎，针脚密集，从清晨到黑夜。被身体围困的生活像内蒙古的漫长冬夜，母亲制作的鞋，是鲍喜顺在这些日子为数不多能获取的温暖慰藉。这点温度也未能持续太久。80年代，母亲患癌，加紧在病榻上为他赶制鞋袜。最后的日子里，鲍喜顺收到从自家绵羊身上取毛制作的冬袜，还有长度到小腿的蓝色蒙古短靴。而后母亲的针脚停滞在1991年的冬天。不久后，九十多岁的父亲也告别人世。 40岁的鲍喜顺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就此停滞。兄弟姐妹也都陆续成家搬了出去，一家七口曾生活的这间土屋变得不再拥挤。他的人生逐渐只剩下自己。他已被囚禁在这具庞大却无力的身躯里。图| 鲍喜顺家养的羊在草原的这段时间，鲍喜顺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门前的几亩田地和放羊的那片草原，几乎不与人见面。他每天一大早种地，下午放牧，在春天犁地，秋天收割、打场，等玉米从二三十公分的幼苗生长到和自己一样高，再用镰刀砍下。如此过活三十年。从23岁彷徨到53岁的鲍喜顺，放弃了一切关于未来的想象，和这座村庄一样在沙地里风化，与荒原上的衰草一起在时间中沉寂。村里人发现，曾经幽默活泼的鲍家二儿子变得内向、自闭，少了言语。有段时间，鲍喜顺感觉自己的日子被泪水泡得酸胀。流干了泪后，不知是因为辛劳，还是试图削弱与别人的差距，他开始驼背，身体和精神一起向内蜷曲。与此同时，整个中国却正走向开放。在鲍喜顺的母亲去世前一年，1990年12月19日上午，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蒲江饭店举办开业典礼，敲响开市第一锤，半小时内成交额达587万多元。南方谈话的惊雷，划破90年代初沉闷的空气。旺火热浪翻涌在深圳街头的同时，鹅毛大雪也开始在铁西区飘扬。致富的欲望，多变的市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动荡的人心。在草原上，“认命了”的鲍喜顺惶惶度过人生最有活力的前五十年。他不敢想象仅仅十年后，新世界的风潮会选择自己，并带着无力的他走向世界高地。奇观 2004年9月，一个一米六五的中年男人，敲响草原边缘的鲍喜顺所居住的土屋的门。家中的侄子最先对陌生来客的造访感到警惕。“你谁？把他带到哪儿去？你什么目的？”他对来客说道。来人介绍，自己名叫辛幸，是赤峰市区一家冷锅鱼饭店的老板，想请鲍喜顺去店里做宣传，在门口发十天的传单。鲍喜顺下意识地感到抗拒。他想到1970年第一次去沈阳看病时，城里人群的目光。他所到之处，街道总是变得拥挤，“好多人争着看……好像我是一个动物，非人似的。”在这些目光中央，他总是缩短脖颈，蜷缩身体。他试图收敛自己，却又因这具高大的身体而无处躲避。 “上城市又有什么用？无非是被人围观，照照相，当怪物似的那么看。”他想拒绝辛幸。 “我敢说你这一辈子，没挣过一千块钱。”几次尝试说服后，辛幸最终报出了价格。在场的人们都不吱声了。那时在鲍喜顺村里放牧种地的人们，全年收入也只有六七百块钱。 2004年，中国经济到达快速增长期。这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3亿元，成为1985年“七五计划”提出以来增速最快的一年。这年，在内蒙古，几家电力、铝厂、卷烟厂等大企业集团刚完成改革重组。这年，全国的星级饭店数量首次破万，达到10888家，比去年末增加了11.7%。在激烈的竞争和市场的热潮下，饭店老板辛幸在鲍喜顺的身高中看见了商机。彼时，辛幸的饭店中午只有七八桌人，晚上上座率也只有70%。用过演出、打折、送酒等各种促销手段都无效后，辛幸偶然翻开书架上的杂志《赤峰之最》，在第375页看见了鲍喜顺。这个被评为“赤峰最高牧民”的人站在纸张中央，周围聚集起合影的人群。关上杂志后，辛幸立即驱车赶往一百多公里外的牧区。自1970年起时隔34年，鲍喜顺第二次进入现代都市，只感觉比从前更加陌生。在时代与观念的剧变后，街上的人们面貌已变得更加多样。放眼望去，男女老少的衣着已不再局限于一个色系、一个样式，款式多得数不过来。鲍喜顺有了一件比上次还要体面、合身的衣服，由老板辛幸定制，用去10米多布料。正式工作的前天晚上，他穿着这件衣服与店里人合影。天青蓝色的长袍间闪动着银色亮片，朵朵祥云飘扬在紫黄相间的衣襟。包裹其中的鲍喜顺，挺直站在画面中央。图| 鲍喜顺的工作照四个穿着黑色夹克领导模样的工作人员，人手一捧鲜花，将盛装的“巨人”团团围拢。四周的人们带着笑意，他的脸上没有表情。鲍喜顺知道即将到来的命运。自己将被作为奇观观看，但做了决定，就不能回头，“怕也是看，不怕也是看，那就看吧。”他这样告诉自己。第二天中午接近饭点，辛幸让鲍喜顺在冷锅鱼店门口发传单，叮嘱只需要站10分钟。十分钟过去不到一半，饭店门口就挤满了人。马路上开始堵车。人们冲到鲍喜顺跟前，与他说话、合影，问他问题。还有人掀开蒙古袍，摸他的腿，掐一掐，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鲍喜顺让辛幸的饭店赚得盆满钵满。对于这个身形高大、四肢瘦长的“巨人”，辛幸的妻子打一开始就不喜欢。看见他时，她觉得“特别特别惊讶”：“怎么这么高啊？我站在他面前，就像他的拄棍儿似的。” 拄着拐杖的鲍喜顺在她面前站立不稳，来回摇晃。她瞅着他，想象如果“巨人”倒下来，自己定要离他远远的，“倒了就砸着我了。”她看向鲍喜顺的目光相比辛幸，包含更多恐惧与担忧。“咱们这个行业是餐饮业，你请一个病人来，直接影响到卫生问题。”她向辛幸反映自己的担心。与辛幸合伙的同学、朋友也表示附和。在辛幸与媒体的推动下，鲍喜顺在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了两天体检。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鲍喜顺的身高不源于身体的任何异常。甚至，53岁的他在某些指标上还比同龄人更健康，有一颗30岁的心脏。 2005年7月21日，在媒体的帮助下，鲍喜顺以自然生长的身高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成为“世界健在第一高人”。图| 鲍喜顺作为“世界自然生长第一高人”接受采访领完证书回到草原的日子里，鲍喜顺感受到乡人从未有过的一种目光。是羡慕，肯定，还是赞许？他不确定，但无论如何，其中不再有排斥和抗拒。此后鲍喜顺没再听过“怪物”这个称呼。毕竟，“我不是病态，我是自然长的。”他想，最重要的不是“第一高人”，而是“自然生长”四个字。他感觉心中有个地方“变亮了”。 “我跟别人一样，只是长得高，你想长这么高，你还长不了。”面对媒体，他偶尔会说出两句俏皮话。辛幸也发现，得到认证后的鲍喜顺变了一个人。他开始有了面部表情，很多时候都在笑。他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碰杯，话也变多了。在不再将其作为异类排斥的目光中，鲍喜顺逐渐开始舒展身体，接受自己被作为“奇观”的现实，并在其中牟利。他参与各种活动，在赤峰市租下房子，尝试在城市立足。人在“巨人”的躯壳中站立。鲍喜顺开始寻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巨人鲍喜顺记得自己第一次坐飞机，是在53岁那年去呼和浩特体检时。这辆飞机很小，“只能载33人”。机舱的门在他胸口那么高。进飞机后，他必须弯腰七八十度，不能完全站立。他坐的位置太挤，不由得和旁边人换了座，挪到一排两人的座位上去。第二次坐飞机，是飞往英国伦敦，接受吉尼斯“世界健在第一高人”的认证。吉尼斯总部出钱，让鲍喜顺与记者一起坐头等舱。座位放下来后，他发现自己即便平躺，腿也不会掉在地上。 2005年9月20日，周二的晚上，鲍喜顺落地伦敦，下榻在昂贵的Knightsbridge （骑士桥）一带饭店。两天后，身着宝石蓝色蒙古袍的“巨人”，出现在伦敦西敏寺大教堂广场，引发一阵骚动。《每日邮报》以《这样的高度！》为题，用整版篇幅对他进行报道。《太阳报》则用了两个整版，附带鲍喜顺与英国皇宫卫士合影的照片。那天的《太阳报》成了伦敦最抢手的报纸。图| 在国外，对准鲍喜顺的镜头鲍喜顺没有想到，在走出草原一年后，他就走向了世界。这个世纪初，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与机遇四处流动。鲍喜顺也成为了世界的“巨人”。他在半年内出国十几次，频繁参加各种活动，性格也越发开朗。在众人面前，他可以用低沉的嗓音唱内蒙古民歌《嘎达梅林》，与人合影时，倘若对方扭扭捏捏，他也会笑着说：“咳，女子，别不好意思，靠近点！” 通过2004年的火锅店展示，鲍喜顺在城市寻得一席之地。成为世界认证的“巨人”，则彻底将他捧上他未曾想象的高地。2005年，持续报道他的内蒙古北方报社建起一栋“巨人之家”，在夏日一个晴天铺上大红地毯，举办揭匾仪式。戴着礼帽、穿着华服的“巨人”从粉刷着白漆的新房中走出，门框是特地加高过的。镜头给他一个特写：“巨人”不必再弯腰。图| 媒体为鲍喜顺修建“巨人之家” 那两年，鲍喜顺过上明星般的生活。他住酒店会有人帮忙接床，上飞机要占两个位置，出行定坐加长车。2006年，在天津参加活动时，一位被称为“天津帽子王”的老人激动地送来礼物。老人此前听说鲍喜顺没有一顶合适的帽子，特地赶制一顶平檐羊皮礼帽给他，周长64厘米，深12厘米，价值600元，顶得上鲍喜顺家乡村民近一年的收入。在举办活动的天津水上公园，人们争相与他合影。有人打开相机，发现没法拍到“巨人”全貌。他带火了园里的摄影生意。一位有17cm超大广角镜头的摄影师闻讯赶来，两小时就接了113单。连续五天，鲍喜顺需要在演出结束后负责抽奖。他将自己的手伸进纸箱，全场便欢声四起。得奖者拿起话筒，在台下大声说：“感谢巨人给我带来幸运！”节目上，主持人也语调激昂，仰视着他：“你为我们亚洲争光！” 鲍喜顺不理解自己为何“为亚洲争光”。长得高是一种好处吗？至少自己曾不如此认为。他的身高自二十岁出头后从未改变，人们看他的目光却在三十年间，从一个极端飞跃到另一极端。身高剥夺了他的力量，也曾让鲍喜顺觉得自己不被当做“人”看。他从小四肢无力，肢体不调，行动迟缓，在一次摔跤后就再也无法离开拐杖长久站立。 “巨人”更像是时代的道具，而不是他这个主体所拥有的肉身。他感觉自己只是被绑缚在这具身体，随着变化时代里涌动的人心被推来搡去。为了生存，随着人们的目光，他不断蜷缩或扩张身体。在依靠“巨人”之躯获取越来越多生存资源后，有段时间，鲍喜顺试图将身体为他提供的一切运用到极致。在天津的一次活动现场，鲍喜顺看见一位骨科医生拿出钢卷尺，对自己的双手进行测量。结果显示，他的手掌长27厘米，宽13.5厘米，是普通成人手掌的两倍。鲍喜顺在此刻受了启发。他提出，自己可以再申报一个“世界最大手”的吉尼斯纪录。多一个纪录就多一分关注。图| 2007年，鲍喜顺坐在车中展览“巨手” 在辽宁海洋馆救了海豚后，他反复参加节目让自己被尽量多地观看。日本电视台制作了两只假海豚，邀他飞往日本演示全程，导演要求很高，“每个动作都一遍遍重复”，他觉得繁琐，但也认真配合。这两年，鲍喜顺在国内的活动出场费有人给到6万人民币，国外则达到3000欧元一天。他的采访报道不断，成了舆论焦点。在家里和邻居打牌时，发现有人暗中捣鬼，他不会像过去那样乖顺，而是笑着提醒对方：“规矩点啊，再耍赖，明天就在报上登你！”也有人想出高价将他从辛幸身边挖走，一些人提出过分的商务合作要求。有一段时间，鲍喜顺感觉靠近自己的人总是“不太单纯”。他终于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表现出愤怒：“我不是摇钱树！也不是傻子！惹恼我，我会发火的！” 鲍喜顺希望通过人们的目光积聚资源，以建立自己的生活。终于，有一次，他在台上袒露自己的梦想：“想成个家。”“我的梦想就是跟平常人一样，普通地过。” 图| “巨人征婚”成为头条 “巨人征婚”的消息再次成为新闻头条，引发热烈响应。此后来自9个省市区的20多位女士，提出想与他结婚。两年间，鲍喜顺见了许多单身女性，正式相亲4次。找他的人，几乎都离异带着孩子。凭借自己的感受，鲍喜顺都没有选择她们。直到夏淑娟出现，以不同常人的目光看向了他。羞涩表情显现出鲍喜顺的中意。“巨人”内向性格与体型的反差，加之海豚事件的催化，也让夏淑娟定了情意。一段感情终于有了双向奔赴的意味。夏淑娟不顾父母的反对，与鲍喜顺开始密切交往。2007年7月12日，两人在初次见面的一个月后登记结婚，在鄂尔多斯举办了一场传统蒙古婚礼。这场婚礼由20多家企业提供赞助，耗资70万元。一个月后，俩人又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名为“盛世婚礼”的颁奖。在逼仄闭塞的年代，庞大身躯曾使鲍喜顺饱受“怪物”的非议，虚弱的身体又将他突围的愿景击碎。自50年代起，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放弃人生的希冀与渴求，困守在出生地，如草原植物般沉寂。直至千禧年到来，开放流动的社会将他推向花花世界，让他辗转于名利。巨人的身躯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与人心的倒影，只是目光中心的鲍喜顺，却始终难以从中看见自己。直至多元的时代中涌现出一个特别的个体，坚定地对他做出选择。鲍喜顺终于不再只是那个“巨人”，那个“世界上最高的人”。他有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被接纳与选择，成了一个普通女人的爱人。新婚后，鲍喜顺和妻子夏淑娟搬进了赤峰市内一栋居民楼里的两室一厅。家具店为他定制的那张2.8米X2.2米的木床，刚好占满二居室中的一整个房间。鲍喜顺去赤峰市的娱乐城工作，每个月收入1600元左右，夏淑娟则继续在购物中心做导购员。随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常态化，“巨人”的热潮也在逐渐平息。鲍喜顺收到的邀约逐渐减少。在那几年里，他见到了更多的“世界之最”。他在英国坐了“世界最大的摩天轮”，在德国看见了“世界最大的船”；他与“世界上指甲最长”的女士会面，她的指甲有一米多长。只有70公分的“世界上最矮的人”，则和他这位最高的人成了朋友。每次在活动上相见，两人都笑着打招呼。图| 鲍喜顺与“小矮人”握手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身高差最大的朋友，是在意大利。回国后的第二年，鲍喜顺得知“小矮人”因为疾病，离开人世。这也是鲍喜顺最后一次出国。 2009年，患有巨人症的土耳其人苏尔坦·科森以2.47m的身高，取代鲍喜顺此前“世界健在第一高人”的纪录，成为全球新高度。鲍喜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不再是世界上最高的人了。普通要不要生孩子，是鲍喜顺结婚后和妻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鲍喜顺担心孩子会遗传自己的身体问题，身形过高或四肢无力，因而重复自己一生的故事。夫妻俩曾寻求医生的意见。在医院，一位医生劝告他不要生子，因为他的身高不源于任何病变，有一定可能遗传给孩子，为生活带来麻烦。年近三十的妻子夏淑娟也被医生认为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倒是夏淑娟态度坚定：“现在长得高的多了去了，高点又怎样？”经过反复考量，想要拥有他曾梦想的普通人生的心盖过了一切。鲍喜顺最终和妻子决定，不听医生的劝告，冒风险做出选择，即便有问题也一起面对。 2008年10月，夏淑娟在河北的医院顺利产下一名男婴，体重为8斤4两。孩子总体长得像妈妈，一双大耳朵和带些自然卷的头发，则长得像极了鲍喜顺。即将暮年的鲍喜顺当了爸爸。他充满感念地给孩子取名“天佑”，意思是祈求上天保佑。图| 鲍喜顺陪伴刚生产的夏淑娟孩子满月时，鲍喜顺热情地沏茶、准备点心，邀请前来的记者到房间中看望。他发现儿子的确长得很快，刚满月，看上去却像是两个月大的孩子。但鲍喜顺并不为此感到惊慌。“你看看我的儿子多厉害，他长得特别结实。才一个月零一天他的脖子就能立起来了。”对着镜头，他骄傲地说道。有了孩子，鲍喜顺的两室一厅小房子热闹了起来。鲍喜顺每天睡前都看着天佑肉嘟嘟的脸，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孩子大了一点，他用双手作为摇篮，晃悠着唱歌哄孩子入睡。等孩子能走路后，他便平躺在床上，让孩子在自己身上来回遛弯。2.36米的距离，刚好够学步的孩子饭后走个几趟，健身消食。一次天佑踩上鲍喜顺刚吃过饭的肚子，被夏淑娟急忙训斥，“爸爸吃了饭，不可以踩肚子！”夏淑娟担心鲍喜顺的身体，鲍喜顺则满心享受着亲子时光。他咧着嘴赶紧圆场说，“没事！” 怎样都好，一切都行，许多问题，鲍喜顺都习惯用两三个字回答，“没事”，或者“管它呢”。鲍喜顺什么都不在意了。相比过往所经历的一切，现在的家，已为他提供超出想象的满足。夏淑娟不断改造房间，在小小的家里为身躯庞大的鲍喜顺提供更舒适的环境。她在卧室墙壁高处钉上一排挂钩，用来挂鲍喜顺在衣柜里挂不下的外套。她将马桶底部改造垫高，又将客厅沙发上鲍喜顺常躺的榻榻米也垫高一些，“因为他的腰不好，如果太矮，站起来时，腰一使劲，就会痛。” 图| 鲍喜顺与夏淑娟婚后，两个人几乎没有红过脸。只是偶尔，夏淑娟在用力刷鞋时，鲍喜顺会着急地喊上一句，“小心点，别把鞋刷碎了！”从前，鲍喜顺总是没有鞋穿，即便现在已有赞助商承诺资助他一辈子的鞋，他也总害怕失去拥有的东西。夏淑娟理解他的心情，便在他面前假装答应。“知道了！”她放缓速度，让手势显得轻柔，等鲍喜顺一转身，就再快速大力地刷洗起来。现在，鲍喜顺每天清晨六点半醒来，喝一壶茶，看婆婆和媳妇吵架的短剧。晚上七点半，他守候同一频道，看他喜欢的篮球比赛。夏淑娟在社区上班，领着一千多元的工资，每天焦头烂额，操心三餐及孩子的成绩。15岁的天佑上了初三，身高近两米，喜欢打篮球，不喜欢做妈妈买来的数学题。像中国所有普通家庭一样，父母总操心孩子的成绩。“他也不是笨，就是懒，一刷题就觉得累。”夏淑娟担心孩子考不上高中，得去“做电工、修车、修轮胎、炒菜、收旧家电”。鲍喜顺心态好，只是笑笑，“当个好电工，也中。” 客厅的阳光淡去后，鲍喜顺从加高的榻榻米上坐起，准备休息。起风了，刚洗过的几件大号短袖在他家的窗外飘荡，窗户笼罩在恬静的月色里。坐在家里，鲍喜顺看起来和普通老人没什么两样，下垂的眼角拖着眼眶形成自然的弧度。这张长脸看起来好像总是笑眯着眼，露出悦色，看不见困惑、欲望或忧虑。有那么几个时刻，鲍喜顺念叨自己活得“够本了”。他终于拥有了普通的人生。图| 卧室中挂着鲍喜顺与夏淑娟结婚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