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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加拿大 就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日子
2010年,我患上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威尔逊症，从患病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是我生命中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因为我曾和死神擦肩而过。然而，我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很多的朋友都在那段时间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鼓励，使我终生难忘。而这段经历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历的，它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使我在这段经历中得到了很多人生感悟。现在，我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我的这段经历。
加拿大的小日子刚开始就给我迎头一棒
那要从2010年的6月份说起，那时候，我刚刚从国内回来，并且买了现在的房子。因为老婆，孩子还在国内，所以就请了个朋友帮我搬家。搬家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浑身没劲，联想起在国内的那段时间，手指和脚趾的关节经常有疼痛的感觉，就觉得自己可能身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于是搬完家后，我联系了我家庭医生。第一次检查以后，医生认为我可能是痛风引起的，建议我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
因为我以前的一位同事曾经有过痛风的毛病，所以我不敢轻视。大概在7月中旬，老婆和孩子们从中国回到了多伦多，由于我的身体原因，一个朋友帮我把她和孩子们接回了我们的新家。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经常感觉到没有食欲，浑身发懒，有时候，吃过东西后，就会呕吐。于是，我又一次去看家庭医生。
这一次，因为在B超检查中发现我有腹水，医生怀疑我得了癌症，于是又让我做了很多检查，比如，肠镜检查，CT检查等等，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到了2010年10月，我的腿部开始浮肿，而且腹水也开始越来越多。我变得越来越焦虑了。11月，鉴于我当时的情况，我的家庭医生让我去家附近的北约克综合医院抽腹水。
我记得那天是我教会中的一个朋友，现在在一家新的教会中做牧师，大家都叫他大立的人把我送到医院的。在医院的急诊室，我又做了一些检查，在等候医生的时候，教会中的姚牧师和师母来接替大立在医院中照看我。又过了一会，医生拿着我的检测报告来了，后来我知道这位医生姓梁(音)，她在对我进行了简单的询问后，最终把我留在了医院。
这个病房有2张病床，当我初次来到我的病房，我感觉有一些莫名的兴奋，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住进加拿大的医院，而且我觉得似乎我的病可以得到治疗了。
医生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
我的医生不是那位留我住院的梁医生，他叫Mollanji，与梁医生在同一科室。在医院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并不能确认我得的是什么病，所以他邀请了很多其它科室的医生来讨论我的病情，同时也给我做了很多他们认为必要的检查。当大夫查房的时候，我总是询问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然而，总是没有答案。我想这也许就是这里的一个规矩，在检测报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时，任何医生也不敢对病人说出他们的揣测，更不敢随便给病人用药，因为，那样做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们可能会因此失去医生执照。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身体越来越差，随之，我的脾气也越来越坏，我经常会向我爱人和医生发一些脾气。有时候，在病床上躺着，回忆起以前曾经吃过的东西，就非常想吃，然而，当我爱人给我拿到病房时，我却吃不下去。记得有一次，我告诉我爱人，我想吃以前吃过的肉龙，于是，她回家后一直做到凌晨1点，可是，当第二天，她送到我病房的时候，我却没有胃口。
还有一次，医生对我说：“我需要你明天做一次CT检查，护士会帮你约好时间，并带你去做检查，你需要从现在开始禁食一直到检查结束。另外，在做检查之前，你要喝下大量的显影剂。”“我不想再做检查了，”我用英语回答他，“到现在也没有查到什么，你应该先帮我的腿消肿。”我有些生气。医生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告诉护士做好准备。我感觉很悲伤。
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西方人对它的重视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12月开始，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厚，在这种气氛中，我越来越想念我的家人。于是，我对医生说，我想回去和家人过圣诞。他不同意，但是我坚持要回去，最后他还是答应了。可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每天我都要问护士，医生有没有向她交代让我圣诞节前回去，护士都回答我不知道这事。
24日，我依然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于是，我有些着急了，我让护士呼他，告诉他我的要求，最后，他没有办法，同意我回去2天。我感觉有些高兴，签完字以后，我和我爱人回到了家里。这时，我已经在医院呆了将近两个月。然而，2天的时间非常短暂，当我再一次回到医院的病房时，又一次感觉到了莫名的悲伤。
黑人女护士以为我装病
2011年年初，我的身体更加的虚弱了，脸色发黄。因为浑身没有力气，我爬楼和长时间站立都很困难。记得有一次，我把护士叫来，这是一个黑人妇女， “请扶我去卫生间。”我对她说到。“你可以自己去，你是个年轻人。”她回答我。“不行，我不能自己去，我是病人，而且我很虚弱。”我很生气的回答她。她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说什么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手里拿了一个尿壶和一个便盆椅。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种东西，我感觉很害羞，而当我躺在床上小便的时候也极度不适应。2年以后，当我完成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在病房里又一次遇到这这位护士，她对我说：“对不起，我确实不知道你的病那么严重，而且当时那么虚弱。”“没什么，都已经过去了，而且我要感谢你的帮助。”我如此回答。
在我住院的期间，我爱人每天都来看我，有一天，她问我：“你觉得可不可以把孩子送回国内，让我的父母帮我们带一下?”“不，”我回答道，“孩子还小，对他们来讲，能和父母在一起是最幸福的事。如果送回去，在孩子的心里面会认为，当父母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最先被父母抛弃。既然我们是一家人，那我们就应该一起面对困难，克服困难。不过，你倒是可以考虑，帮你的父母办探亲，他们倒是可以过来帮助我们。”
帮了我们一个忙
最终，我们达成一致。她逐渐感觉到一个人照顾我和孩子很艰难，于是，她求助于多伦多的一家知名的华人网站，当这家网站将我们遇到的困难报道在他们的网站上后，引起一家电视台的注意，他们主动找到我们，对我们的遭遇进行了报道。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情况以后，或打来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捐助一些钱款来帮助我们，我爱人婉转的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其中，有一位做移民顾问工作的黄女士发来电子邮件，表示愿意免费帮助我们给父母办理探亲。这可是雪中送炭啊，于是，我们欣然接受。
由于医生始终无法找到我的病因，所以他也不能给我任何的药物治疗。除了各种检查以外，我就说躺在床上听评书和看书。我依然有时会在饭后呕吐，我变得比以前更瘦了，不过我的腹水却越来越多，所以大夫又一次安排我抽了腹水。而在那段时间，我的小儿子需要在多伦多的病童医院做一个小的手术，但是，由于当时我正在住院而不能陪同她们，于是我的爱人就请求一个朋友陪同她去医院为这孩子做了手术。另外，我爱人的身体也开始变得糟糕，她的腰部会经常感觉疼痛。
我开始担心我的家人了，那时，我经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他们还好么?孩子们怎么样了?她是否可以一个人照顾孩子们?会不会有朋友给她帮助?”这些问题经常困扰着我。我的情绪又一次变坏，我决定出院。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医生时，他完全不能接受。他和我爱人谈话：“如果他出院，他可能随时会在家里死去，而医院有相应的抢救设备。”他想说服我爱人劝我留下来。
甚至，帮我们做翻译的牧师也被大夫叫去谈话。大家都劝我安心留下来。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死，我宁愿死在家里!”我对他们讲。“是的，如果必须要死，我更愿意和家里人多呆些时候。”我暗想，“尽管我爱人每天会来看我，但是时间似乎永远不够，我爱他们，我要多一些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最终，我离开了医院。
看中医遭遇奇葩医生
回到家以后，我爱人建议我去看一看中医，“也许会有些帮助。”她说。我接受了她的意见，也希望中医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抱着很大的希望找到了多伦多的一家中医诊所，在加拿大，中医不属于国家的医疗范畴，所以，如果看中医要自己付钱。这家中医诊所就一个医生，据他自己说是祖传的医术，他的诊所中也确实有很多的病人在等候治疗。“望闻问切”之后，他对我们说，我的毛病在肾上，我之所以吐是因为胃出了问题。
基于他的理论，要治疗肾要先把胃养好，否则吃的药都会被吐出去，起不到效果，而养胃除了吃药以外，还可以吃些生的花生帮助养胃。于是我们买了一些生花生回家吃。后来我才知道，我得的这个病坚决不能吃花生这类坚果，因为它们含铜量很高，会加重我的病情。大概我出院10天左右，我的三叔从芝加哥来看我，他在我这里住了一晚，他的到来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治疗，渐渐地，我发现：这些所谓的中医即使不知道你的病情，也敢给你下药。他们把我当作了试验品，治好了可以进行宣传，治不好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于是，我决定不再去看中医，“他们如果看不好，再把我看死了，怎么办?即使告赢了他们，他们能赔给我家里人什么?就算赔上他的房子，也不够他们下半辈子生活的啊!白白做了牺牲品。”我暗想。那段时间，我整天躺在床上看电视打发时间，很少出门。一天傍晚，我爱人的腰部有一次疼了起来，她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不能动，我在卧室听到她的呻吟声和召唤之后，拖着浮肿的双腿来看发生了什么情况。看到她痛苦的样子，我问她是否要去医院，考虑到还需要照顾孩子们，她拒绝了，于是我扶着她在床上躺下来。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于是我拖着沉重的双腿简单的煮了点儿面条作为晚饭。
3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我爱人带着孩子们去那个中医诊所去看腰痛的毛病，当然，检查的结果还是肾虚。我的一个朋友在下班以后到家里来陪我，他顺路买了一些包子作为我们的晚饭。吃饭时，他劝慰了我很久，并且在我妻子回来以前，他把厨房的碗都帮我们刷干净了。他走以后，我喝了一碗参汤就上床睡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单独睡在一个小屋。清晨5、6点钟，我睁开双眼，感觉到胃中有些灼痛，于是，我起床，拿了一听可乐喝了几口，走回到床边再一次躺下。之后，我失去了意识，陷入了昏迷。
再次进了医院
当我再一次睁开双眼的时候，我发现我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好朋友，Linda正在我的床边看着我。我有些茫然，暗自寻思：“这是哪?她怎么在这?什么时候来的?”于是，我问她：“你怎么在这，我老婆呢?”过了一会儿，Linda告诉我，我现在在北约克综合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意识到我又一次被送回了医院。
几天以后，我爱人向我讲述了那天我昏迷以后的事情。原来，当我又一次躺下，并昏迷2个小时以后，可能是8：30吧。我爱人醒了，她问我的感觉怎么样，没有人回答她。她大声又问了一遍，依旧没有人回答她。她感觉有点儿不安，于是，起来到床边看我。她轻轻推我，并说道：“嘿，醒醒，别吓我啊。”我依然没有反应。这时，她发现我吐了一床，于是她慌了，赶紧拨打了911。
基于我的情况，不到2分钟，救火车最先到达了现场，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放下电话。消防人员带着担架和一些急救药来到我的房间，又过了不长的时间，救护车和警车相继赶到。做了必要的急救措施以后，救护车把我送到了北约克医院。由于，我爱人需要清理我的呕吐物和照看孩子们，所以，她打电话请Linda先去医院照看我，而她会随后就到。头天晚上来的那个朋友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开车赶到我家里帮她清理房间。
几天后，我从重症监护室被转到8层的普通病房，这是一个有着6张床位的病房，梁医生成为了我的专科医生。这一次，因为我意识到了我这个病的严重性，我没有再要求出院。梁医生邀请了很多她的同事们对我进行会诊。每天，除了各种检查以外，我就是躺在病床上读书和听小说。考虑到我已经不能够通过食物获取营养，而且我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医生决定给我进行营养液注射，依靠营养液来维持我的生命，就这样，一根输液管从我的胳膊插入了主静脉。
在那段时间里，每天除了抽血检测和打营养液以外，我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这期间，有很多朋友来看我，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基督徒。他们每次都会给带来我很多的安慰，而这些基督徒朋友在来看我的时候，则经常为我在床边读圣经鼓励我，并在离开前为我祈祷，祈祷上帝可以赐给大夫智慧，使他们尽快确诊我的病因，使我可以得到治疗。
记得有一对年老的基督徒夫妇，每次祈祷都跪在我的床前，握住我的双手为我祷告。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中都温暖而安静。就是现在想起来，我心中依然充满着感激，也为在我的人生中可以拥有这些真诚的朋友而感到骄傲。
身体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越来越消瘦，现在我的体重已经不到70斤了，而在我得病以前，我的体重基本上在140斤左右。人已经严重脱了相，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还在喘气的骷髅，其实就是个活死人。后来，我爱人数次对我讲，那时每次当我用那双看起来已经不成比例的眼睛看她的时候，她都会感觉非常恐惧。
有时候，我觉得我很像照片中看到的二战时期在集中营中遭受德军迫害的犹太人。我得了很严重的贫血，血中的红细胞已经非常低了，医生决定为我输血，两袋鲜红的血浆挂在我的床边，流入了我的身体。后来，我爱人和我开玩笑，说我已经是个混血儿了，如果我再有个小孩儿，不知道他会是个黑人，还是个白人?
总之，从那一刻起，加拿大人民的鲜血流入了我的血管中，也流进了这个国家无私的爱。对不起，请允许我这样说，尽管我是个中国人，但是当我经常听到在国内医院中，如果输血需要病人家属提供血液，否则就没办法输血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他们那里，我认识到了生命的意义。
由于我的脸色看起来非常黄，所以，医院中的很多人都怀疑我是肝硬化，或者肝癌。比如，在我昏迷期间，重症监护室的一位男护士曾经对我爱人讲：“他是肝硬化晚期，我想他最多也就再活3个月。”后来，直到医生对我的病确认以后，她才敢告诉我这些。在病房里的大部分时间，我都非常孤独，没有人和我说话聊天，而病房中的窗帘一天到晚都是拉着的。睡觉是我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而当我醒过来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其他病人痛苦的表情。
我分不清是白天或是黑夜，以及日期和时间。我的情绪又一次变糟，整个人也变得沉默了。直到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灰色的感觉依然是那个时期的主色调，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啊。我爱人开始担心我的状态，不久，一个心理医生过来看我，经过她的诊断，我换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然而，我拒绝她给我开的药物，我不相信药物可以医治心理的疾病，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心病还要心药医，是吧。’
抑郁症跟着来了
最后，为了可以减轻我的抑郁症，医生建议我看看电视，或者给她和朋友们打打电话。但是，在医院中看电视或者打电话是要付费的，而自从得病以后，我们的存款已经不多了。考虑到我们的现状，医院决定免除我的电视费和电话费。后来，我们还得到了很多其它的福利和照顾，甚至有时候让我都联想起来文革时期的那句话，‘越穷越有理。’在这里，没有过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却让我暗自思量康复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为这个国家尽一些微薄之力。
不过，在当时我还是很担心我们的经济状况的，虽然我在医院中不需要任何花费，毕竟家里的其他成员还要依靠仅有的存款生活，而存款也越来越少了。
一天，当妻子来看我的时候，我就问她：“你们最近怎么样?”“孩子们很好，Leo已经上学了，Neo也上幼儿园了，老大下学以后可以继续上 AfterSchool，政府的相关部门会为我们支付AfterSchool和幼儿园的费用。”她答道。“那我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我又问她。“还可以。”她回答我。我说：“其实，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是不能工作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一定有相关的政策和部门可以帮助我们。”她同意我的观点，并表示回去后到网上搜索一下，再或者问一问朋友们相关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答案。
关键时刻得到了帮助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家里面的事情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首先，在移民顾问黄女士的帮助下，父母探亲的申请已经被送交到驻北京的加拿大大使馆;同时，另外一个好朋友帮助我们联系了多伦多本地的一些议员，说明情况并请他们帮助给加拿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件;教会的姚牧师也同时向签证官证明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而医院的医生也为我们出具了相关的证明信。
这些资料被送交到签证处以后，很快使馆那边就有了回信，并以加急的方式给她的父母办理了签证。签证下来以后，她的父母就开始着手准备行李，因为马上就是中国的春节了，所以他们决定春节后立即出发，并开买好了春节后的机票。再有就是，我爱人了解到，这里有一个叫做 ODSP(OntarioDisablilitySupportProgram)的政府部门，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安大略省残疾人帮助项目，这个部门可以向我们提供帮助。
在医院社工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这个组织。他们了解到我们的情况以后，表示可以给我们相应的帮助，但是我们需要向他们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在社工的帮助下，我的主治医生为我们出具了相应的证明，在证明中她不但向该组织说明我符合相应的条件，还建议给我提供5年期的残疾人支持计划。
很快，我们得到了这个组织的帮助，并开始每月领取政府提供的生活费。生活费是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每个成员的收入来计算的。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在这个计划的帮助下安心调养身体，而不必为家中的生计犯愁。写到这里，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出院一天就又不得不回到病房
2011年2月份中旬，国内春节刚过，我的岳父母来到了多伦多我的家中。而这时的我依然在医院中继续等候医生的诊断。不过，因为医生看到我身体非常虚弱，而已经将我从6人间的病房转到一个2人间的病房。我的岳父母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就来到医院看我，事后我岳父和我爱人讲我当时的样子都让他不敢想象，再以后，每当他们来到医院，他都在门外照看孩子们，由我爱人和岳母在病房中陪我。
又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不知是什么原因，医生居然主动同意我可以出院。我有些惊奇，难道我已经好了?可以回家调养了?但既然医生同意，我巴不得赶紧回家。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就在家人的搀扶下回到了家中。家里人已经为我准备出一间房间供我休息调养。我躺在自己家的床上，闭目休息。
晚上，岳父母为我做了病号饭，并端到了我的床前。说实话，我没有食欲，勉强吃了一点，就又倒在了床上。忽然，我感到胃中翻涌，“坏了，又要吐。”我想努力忍住，可是不行，“给我拿个盆来。”我大声说道。在他们把盆放到床前的一瞬间，我吐了出来。先是晚上吃的那点东西，接着就是绿色的液体，吐了整整一盆。我难受异常，我爱人叫了急救车，于是，我又被送回到医院。我仅仅出院一天不到，就又回到了病房。
这是6个床位的病房，躺在病房的我知道自己前途未卜。“难道自己就这么完了?”我躺在病床上胡思乱想，“不会自己到死都不知道是被什么疾病夺去了生命吧?要真是那样，我死后，他们会不会解剖我的尸体来寻找病因啊?我可不想被拉到手术台去做解剖。可是，那样，我的死因就会是个谜。将来我的孩子们长大了，我爱人怎么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他们父亲的死因?”想到解剖的瞬间，一只实验室中小白鼠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中。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影响了我一会儿，索性不去想了。
开始胡思乱想
又开始回忆起过去的时光，从我幼儿园开始，一直想到我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的那些时光。所有我印象深刻并且快乐的回忆不断的浮现在我的脑中。想到深处，情不自禁的面露微笑。可是，很奇怪，这些回忆中竟然没有一件事是有关刻苦学习的事情。
在我这个年纪，正常的人可能还会不断的憧憬未来，想象着通过自己的拼搏可以在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而对于我，一个躺在病床上不知生死的人，留给我的就仅仅剩下回忆了，我不敢奢望未来。后来，当我出院以后，在与朋友闲聊的时候，我多次对朋友讲应该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将来值得回忆的童年，这对孩子们很重要，我希望可以留给他们值得回忆的东西。
我第三次在医院抽了腹水，因为我腹胀的很厉害，整个人就像一个大枣核，两头尖而中间鼓。在医院的护工推我去抽腹水的路上，躺在车上的我被那地板间的缝隙颠簸的十分难受。这一次，医生从我的腹中抽出了19斤左右的腹水，淡黄色的腹水整整装满了十几个瓶子。抽完腹水以后，我又减轻了19斤。可是这一次，在我抽完腹水以后，我总是感觉我的腹部时不时的有疼痛的感觉。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开始有些担心，于是我告诉了医生，医生决定第二天为我做一次CT检查。在抽完腹水的当天晚上，医生又为我输了些血清。晚上，我平躺在医院的床上，我想翻个身，可是这个时候的我已经连翻身的能力都没有了。我按了呼叫器，黑暗中，一名男护士进来看我，帮我翻了身并用枕头顶住我的后背。
我终于明白，自理能力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一个可以劳动的人又是多么的幸福。“即使是一个亿万富翁在这个时候的最大愿望恐怕也就是希望自己依然可以拥有自理能力了。”我想，“可以劳动对一个人来说，那会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3年以后的一个夏天，当我又可以为自己的房子刷墙漆并铺木地板的时候，那种幸福无法用语言形容，心中只是不断的感激老天对我的怜悯和关爱。
致命的手术
第二天，由于医生准备给我做一次CT检查，于是，我又开始为这次CT检查做准备，禁食加喝显影剂。下午，我爱人来医院看我，当我正和她说着些什么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呼吸困难，于是我开始大口的喘气。看到这种情况，我爱人立即叫来了护士。护士的检查后，与医生及时进行了联系。很快，梁医生和另外一位手术医生Jain来到我的病床前。“你需要立即做手术。”他们对我讲。“那CT呢?”我问。“
没有时间做CT了，我们需要立即打开你的腹腔进行抢救，你的肠子很有可能已经破裂了，不及时手术会有生命危险。”他们解释到。这时我的爱人已经泪流满面，她意识到这次很有可能是和我的永别。“请问，如果手术他存活的几率是多少?”她怯怯的问道。心中似乎有种不祥的预感，但同时又希望大夫会给出一个她所希望的答案。而我也同时紧张的等待着医生的宣判。短暂的沉默，而在这短暂的沉默里，我仿佛可以把所有可能的答案都想一遍。“50%”医生回答。“
没说一样，就是一半机会是生，一半机会是死呗，”我暗想，“早知道是这个答案就不问了。”到后来，大概出院1年以后，我才从我爱人那里得知，后来医生曾经告诉她，其实只有30%的生还机会。我向我爱人点头表示同意，“都说这个世界上有灵魂存在，也不知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曾经在书上看到说人在刚刚死去的时候，可以从天上看到医生们在手术台前抢救自己的情景。这次也许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生死由命吧，反正不做肯定会死。”我又想到。在我们表示同意以后，医生们出去做手术前的准备了。而这时，我的爱人已经在病房中痛哭失声了。对面病床的一位病人家属，一个慈祥的白人老太太走到她的身边安慰她，而她则趴在她的肩上哭泣不已。我认为如果有一天，在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个人(父母和自己的孩子除外啊)为我的不幸而哭泣，那么，我这一辈子就算没白活。
手术室外面，护士我为我讲述了相关的条款，当然这么重要的条款是一个会说普通话的护士念给我听的。念完以后，护士把这些印着相关条款的纸放到我的面前，等候我的签字确认。在这里，只要病人具有清醒的意识，那么就必须要经过病人本人的同意并签字，与国内略有不同，可能是体现人权的一种表现吧。签字以后，我被推入了手术室。麻醉师和护士们已经准备就绪，麻醉师把一端连接了一个管子装置放到我的口鼻前，我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概3、4个小时吧，我逐渐恢复了意识。刚刚恢复意识的我，听力出奇的好，似乎可以听到很远的声音，只不过声音很嘈杂。我昏昏沉沉的想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死了，于是我想睁开双眼看看。“如果看到的是医生和护士们的脸，那我应该就是还活着;如果是从高处的某个地方看到医生和护士的背影，再或者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的人躺在手术台上，那我就是灵魂出窍了。”
我想。我用尽全力的想睁开双眼，可是不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光亮，却是什么也看不到，既不是从下往上看，也不是从上往下看。“我这是怎么了?”我十分焦急的想，“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可我肯定不会瞎啊，因为我可以感觉到白色的光。”只一瞬间，一个想法在我脑中浮现，“我应该是活着的，可是如果我不能睁开自己的双眼，他们会不会以为我死了呢，如果那样可坏了，要是再把我推到太平间的冰柜里冻起来，那可受罪了。回头手术没事，活活搁在冰箱里给冻死了，可是够冤的。
手术后把家人吓晕了
我必须尽一切努力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由于我感觉嘴部似乎被塞入了什么东西，于是我拼命摇动我的头部。“他醒了。”我听到护士和什么人说道。说来也奇怪，当时的护士肯定是在说英语，可我感觉好像没有在听英语的感觉，她的意思是那么的清晰和明白。一会儿，一块毛巾将我眼睛上黏糊糊的东西擦干净以后，我睁开了双眼，顿时眼前清晰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在我被全麻以后，为了保护我的视力，护士们在我眼睛上擦了保护药膏。
我被护士从手术室直接推到重症监护室(ICU)，ICU门外，我爱人和她的小姨已经等在那里。
看到我全身像章鱼一样被插满了管子，嘴里还塞着一个呼吸机，她的小姨立刻口吐白沫，晕了过去。于是，她也就顺理成章的被送到另一间屋里进行抢救。我嘴里堵了个东西，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又咽不下去，嘴也闭不上，感觉极度的难受，努力想从床上下来，几个护士用力按住我，其中一个护士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我昏睡了过去。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双眼，屋子里面开着灯，一个男人(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他医生还是护士)正坐在我的床前，握住我的胳膊，像个修鞋匠一样的敲击着我手腕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大声叫起来，长时间的叫声引来一个护士在我的病房外看了看，然后又离开了，之后，再没有人理会我的呻吟。过了好一会儿，他似乎完成了他的工作，关了灯，离开了。我又睡了过去。
手术后的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腹部多了一个口袋。我爱人来看我，她告诉我，我的肠子被腹水压断了，医生为我做了截肠手术，由于，肠子中的污物污染了我的腹腔，医生还同时为我清洗了腹腔。另外，由于我的胆囊中充满了石头(这件事我是知道的)，我的胆也被摘除了。
不用问，我知道那个袋子一定就是用来容纳我肠子中污物的。我低头一看，果然在袋子中有一节红色的小肠子。我爱人正在和我说话的当口，两个护士走进我的房间，她们告诉我爱人，由于我刚刚做完截肠手术，为了防止我的肠子粘连在一起，医生要我每天都要坐在椅子上，而且至少要坐1个小时，当然这段时间也是不能进食的。
不由分说，我被她们强行从床上扶到了床边的椅子中坐好，我爱人则被她们叫出了房间，并关上了门。只坐了不到5分钟，我就受不了了，我叫护士，没有人理我，我的叫声和呻吟声越来越大，依旧没有人理我，我看到我爱人似乎想进来，却又被护士阻止了。
我顿时一股怒火油然而生，我决定骂人，不过还算略有理智，我只用我熟悉的母语骂人，到最后，该骂的都骂了，也想不出再骂什么了。看看时间，也坐了不短的时间了。终于，护士们又把我扶回了床上，躺下以后，我异常幸福。
后来，我爱人告诉我，当时护士曾经告诫她，如果我不坐满一定的时间，刚做完截肠手术的我很有可能会肠粘连，那时候就会有生命危险，并建议她，如果不忍听我的呻吟就去外面喝一杯咖啡。而我一位同学的公公，那时在国内就因为做完这个手术后，护士没有告知病人家属需要注意的这件事，而引起肠粘连，最后在二次手术时不幸去世。知道这件事以后，我对当时的行为深感歉意，并从内心表示感谢。
梦幻般的音乐
那段时间，我被禁食。每天除了要坐一段时间以外，基本上都是睡了醒，醒了再睡。醒的时候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知道外面是晴天还是雪天。因为身体虚弱，所以总是昏昏沉沉的，一个梦接着一个梦，而梦中的我，依旧还是那个青春年少，朝气蓬勃的翩翩少年。而在黑暗中睁开双眼的我，依旧沉浸在梦中，而不愿醒来。
而有一天，当我从睡梦中再次醒来的时候，一首熟悉的乐曲通过医院的广播传入了我的耳中，我不敢相信，以为我听错了，于是我支起双耳，聚精会神地聆听，那是真的，正是那首我非常熟悉的乐曲，以至于那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而当时的我则深深的陶醉在这首乐曲之中，那就是我国那首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在西方被称之为《蝴蝶恋曲》。
在ICU的日子里，我爱人有时候在我身边，而有的时候，我睁开双眼，黑漆漆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嘴中的呼吸机在几天以后就被取出来了，但是，由于我在手术时被插入了导尿管，因此，我的下身在几天后开始疼痛起来，刚开始，我试图不去想它，希望可以减轻一些疼痛感，然而，疼痛感没有丝毫的减轻。我告诉护士我的不适，她联系医生以后给我用了吗啡，还给了我一些安眠药。
为了防止我腿部的肌肉萎缩，我的腿部有一个空气按摩装置，它会在固定的时间为我进行腿部肌肉按摩。而我的手腕部分有一个类似于‘水龙头’似的东西，每天护士到ICU病房，打开那个‘水龙头’，红色的血液像水一样流到各种试管中，然后关掉水龙头，我那几管儿鲜血就被送去检查了，过后不久，又会有两袋鲜红的血浆被挂到我的床边。输血以后，第二天，又被‘水龙头’放掉。“还不如你直接从那些血浆袋中取一些送去检查算了。”每次护士来取血样的时候我都不自觉的暗想。
那个时候的我是如此的脆弱，其实不可否认且实事求是地说，每个人如果不是猝死，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当时的痛苦，就是我想自杀都没有这个能力。比如想吃安眠药自杀，医生不会给你那么多量的药;如果想到马路上让车把自己撞死，我连下床的能力都没有;用刀或者摸电门就更没可能了。”我曾经和朋友们这样描述那时的我。“其实，你知道，就是你真的选择了自杀，在这个国家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一个律师朋友听后对我说，“他们会先抢救你，然后把你告上法庭。”我不知真假，但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
在医生和护士们的照顾下，我身上的管子也逐渐的减少了，后来就只有胃管和插入主静脉用于营养液输入的管子了。不过，在手术以后，我发现左手不能够活动了，必须要在右手的帮助下才可以略微动起来。我有些紧张，把这事告诉了我爱人和医生。我的手术医生与一位神经科的医生一起对我的手臂进行了诊断。他们认为，我这种情况是由于手臂在手术中扭伤所造成的，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自己恢复。可我还是有些忐忑。
护士每天除了按时帮我清理导尿袋以及截肠手术后用于接纳污物的袋子外，还会定时帮我清理身体，基本不用我爱人做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在这里的医院，即使没有家人的陪伴，病人也会得到很好的护理。
开始好转了
不久以后，我可以开始进食了，同时也被转入到了普通病房。其实，在我住院的期间，除了妇产科的病房以外，我几乎住遍了这个医院各个科室的病房。刚刚转到普通病房不久，2位康复师来帮我做康复训练。这是我第一次在普通病房做康复训练。她们要求我除了要坐1个小时以外，还要在坐下之前尽量活动一下，也就是要走一走。在了解到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下床行走的情况下，她们同意帮我先在床边站一站。
于是，一个可以架在我腋下的架子被放到我的床前，然后她们扶我站了起来。初次站立，我感觉有些头晕，我可以说是趴在架子上面。可能也就5分钟左右，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又被扶到椅子上坐好。通过在ICU时期的端坐训练，我现在基本上可以坐一些时候了，但坐一个小时还是会感觉吃力。多年后，当我回想起那段从坚持不到5分钟的站立到现在可以每天在跑步机上跑2英里锻炼的时光，不禁感慨生命的顽强。大约2天以后，我基本上可以从床边走到病房的门口，然后再走回来。这时的我就像完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一样欣喜不已。
由于大夫还是不能对我确诊，于是她为我安排了一次肝穿刺检查。“这次检查需要去市区的多伦多综合医院去做，我们联系了那里著名的肝科专家。”她对我们说，“医院已经准备好了救护车和一名会说中文的护士陪同。”另外，她问我爱人是否愿意陪我一起去。我爱人点头同意。其实，自从我岳父母来以后，确实为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像这一次，就可以把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他们照顾。
第二天，一辆救护车把我们带到了多伦多综合医院。在我印象里，好像多伦多市区的一些医院在地下是相连的，可以很快到达。因为我当时头脑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印象模糊并不确认，只是感觉进入市区后好像在地下开了一段的时间就到了。这里已经做好了准备，我被直接送入手术室进行肝穿刺手术。我以为要先用麻药，然后在我身体上肝的位置开个口或者打个洞。我就躺在床上等着打麻药。
可是，他们在我得脖子上开始操作。我等了很久，也不见给我麻药，我始终清醒。我很奇怪，“怎么还不开始?要等多久啊?”我想。一个小时左右，我的脖子被贴了个创可贴就被推出来了。“做完了。”随行的护士对我讲。“啊?什么时候?怎么没有在肝的位置上打洞啊?”我问她。她告诉我是通过脖子上的血管，用一根管子伸到肝脏的位置，并取出一些细胞就可以了。结果要过几天出来，我们又回到北约克医院。
终于确诊了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我爱人和我朋友一家正在床前和我说话。医生面露喜色的来到我的床前。这次，她是来对我们宣布确诊结果的��肝穿刺结果指出我所得的病叫做‘Wilson’s
Disease’，即‘威尔逊症’。在中国，这种病也被医生们称为‘肝豆状核变性’。“检查结果显示，他身体中的铜含量是正常人的20倍。”医生说到。我从没有听说过这种病，“这是绝症么?”我十分担心的问大夫，心情复杂。但同时，我从我爱人的神情中看出来她似乎知道这病。“你知道这病?”我又问她。“一会儿告诉你。”她回答我。
医生告诉我们依靠药物可以帮助我排出身体里面的铜，并向我们解释了一些这种病的常识��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大多为隐性遗传，患者会从父母身上各遗传到一条带有缺陷基因的染色体，导致无法正常代谢体内的铜元素，进而堆积在肝脏和其他器官，产生毒性。医生离开以前告诉我们，她已经帮我约了多伦多综合医院的肝科专家，他需要对我的肝功能进行评估，根据评测结果来看我是否需要换肝。
医生走后，我爱人又对我讲了一些关于这种病的情况。原来，因为大部分人看到我发黄的脸色都怀疑我的肝出了问题，所以我爱人经常会在网上查一些有关肝部的疾病。就在和朋友来看我的前一个晚上，她刚刚在网络上查到这种疾病，还在路上和朋友一起讨论关于这种病的情况，没想到结果竟然如此。
在去多伦多综合医院的路上，一位会说普通话的护士陪同我们一起去见这位肝科专家。到医生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我躺在床上等着医生给出检查结果。我爱人则和护士在一边闲聊。护士拿出了她在家里做的寿司给我们品尝。品尝的结果就是我吃光了这位护士带来的所有寿司，我爱人只好去外面再给她买一些午餐。午饭以后，医生回到办公室并宣布我的肝功能是正常的。我松了一口气，这就是说我可以不用换肝了。自从查出病因以后，医生就开始给我用药。在用药后的头几天里，大量的铜就通过尿液被排出体外。
几天以后，我被医生转到一个单人间的病房。我的身体依旧虚弱，但是我已经可以在楼道里面稍微的走一走了，只不过时间不长，也就10来分钟吧。每次走完以后，就是躺在床上看电视，看累了就睡一会儿，因为找到了病因，所以心情也轻松了不少。我的左臂依旧不能活动，走起路来左臂垂在一侧，让我不禁想起来我父亲在得脑血栓以后走路的样子。“医生说它自己会慢慢恢复是不是真的?如果我的这条胳膊就此不能活动了，可不可以算作医疗事故来索赔呢?”我又胡思乱想起来……
想念母亲
每天的中午和晚上，我爱人会到医院给我送饭，说真的，这里的医院什么都管，一日三餐也都包括在内，而且非常有营养，牛奶，水果，肉类，冰淇淋等等都可以向护士要，只不过我吃惯了中国北方口味的饭，实在是吃不惯这里做的。有时候，我在晚饭以后会给国内的母亲打个电话。一天，我母亲告诉我，我大姨的孩子要来多伦多几天，于是我就让我母亲给我买了些北京小吃托他带来。想到可以和那边的亲人见上一面，心里有些激动并幻想了一些见面时候的情节。我略显激动地告诉了我爱人这件事，并请她在那天去机场接他。
自从得病住院，我基本上已经在医院里呆了半年多的时间了。去机场接他那天，我不知道他看到我的样子会是什么感觉，回到北京会怎么对我母亲描述，心中有些忐忑。当我爱人一个人回到我的病房的时候，我有些奇怪。“他人呢?没接到?”我问。“他推脱有事，好像说是有个什么欢迎宴会要去，不肯来，只是把东西交给了我。”
她回答道，“我答应他只要来这里看你，我就可以直接送他去那个地方赴宴，他不同意。”“我给你妈和你姨准备了些东西，在机场的时候交给他带回去了。”我爱人又说道。我听后，无语。也好，省着看到我的样子后，回去告诉我妈了，想到这儿，我笑了。
每天早晨，医院里面的营养师会为我测量体重，并告诉我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当然，医生不让我吃的东西我是要不到的。大概在下午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康复师会来帮我做康复训练。这位康复师是个混血儿，她的父亲是日本人，而母亲是加拿大人。其实这些都是在和她聊天的时候知道的。
记得有一天，她来帮我做康复训练，我给她一块从中国带来的大白兔奶糖(我给过她，知道她喜欢这个糖)，正和她聊天时候，我的医生进来看我。听到我跟她聊，于是就对我说：“哎，你可以用英语交流啊，和你说话不用翻译啊?”(因为每次她来要和我说事情的时候，都给我找一个翻译。)
我笑了，“我这不是病了么，身体虚弱，脑袋又不清楚，再加上有些医疗用语我确实不懂，就懒得过脑子了。”我很坦白的说到。医生听完以后，笑了，并同意以后继续给我找翻译。
其实，通过这次得病的经历，我真是发现人的欲望会根据各种情况而产生变化。举个例子来说吧，就说我这次得病，病的很严重的时候，真就不敢奢望未来，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过一天，赚一天。
病好一点儿后，就幻想自己可以干点什么事了，开始也就是想能自理就好了，再以后呢是希望自己可以给家里人做点饭啊等等的，再以后就又不一样了……;再比如，自己身体很差的时候，在医院里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士，真就觉得可以用红粉骷髅来形容一下，病好出院以后，再见到时也会经常想扭头多看一眼。我想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只是有些人敢于承认，而有些人隐藏起来而已。
在那次接机的事情发生后不久，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了我的情况以后来医院看我，他以前在国内和我是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现在，他住在一个距离多伦多大概要1到2个小时车程的城市。中午时分，当他提着一兜子水果来到我的病房时，我十分惊喜，也不知道他看到我的样子后会有何感想。
但我相信如果那个时候在马路上他看到了我，一定不会相信那就是曾经白胖胖的我。躺在病床上的我有些不好意思，聊了一会儿，我让我爱人和他一起去1楼吃些东西。自己则独自躺在病床上回忆着当初一起工作时的情节，想到深处也是感慨一番。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梁医生告诉我，她的一位同事，Abdalian医生以后将接手她的工作，主要负责我的治疗，当然，她也不会完全不管我。
吃了一段排铜的药物后，体重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医生有些奇怪，为我做了一次尿检。检查中发现我的尿蛋白含量太高。于是，他们请来一位肾科的专家 Albert来看我。这位肾科医生看过我以后，想安排我做一次肾穿刺检查。“怎么又做检查啊?”经过多次的检查，我对检查有些反感了。“我不想做这个检查了。”医生走后我对来通知我的护士说。
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救了我
几天以后，我爱人劝我去做一下这个检查。她告诉我Albert医生知道我不愿意做这个检查以后，十分焦急，特意来医院找到她，请她务必劝劝我，因为这个检查对我很重要。我有些感动，算一算，我这个病要是在国内治，从检查到治疗，这半年多的光景，上千万都得扔进去，国内仅有的房子卖了，都不够这些钱，还不算家里人日常生活所需的费用;而在这里，我刚买的房子没有任何损失，家里人也不会为生计发愁。
换句话说，我的病不会使我的家庭陷入窘境，财产也不会受到损失，这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啊。“为了我能够恢复健康，这里所有的医生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想在这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是病人，医生们都会尽一切努力、医院都会不惜成本的去挽救病人的生命。”想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我们的毛主席评价白求恩的一段话：‘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肾穿刺的结果出来以后，Albert医生告诉我狼疮肾是造成我体重没有增加的原因。就这样，我日常服用的药物中，又增加了一种治疗狼疮肾的药物。
我的春天又回来了
一天下午，当那个康复师再一次来病房为我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我突然惊喜的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那条被扭伤的胳膊居然可以活动了。顿时一股喜悦涌上心头，和医疗事故的赔偿相比，我宁愿要我这条胳膊。
加拿大的春天已经来了，蓝蓝的天和绿绿的草让我这个逐渐恢复健康的人心情愉悦。有的时候，我的爱人也陪我到医院的楼下一起走一走，不过我需要推个轮椅，一方面可以起到扶手的作用，另一方面，走累了也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一下。吃过晚饭，我也会给国内的朋友们打打电话。
记得有一次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刚接通电话，他就十分焦急地问我在异国他乡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是不是需要帮助?一连串的提问让我有些蒙，当然，我在电话中向他讲述了我的遭遇，在他得知我已经开始逐渐恢复了，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他因为长时间在网上看不到我而十分担心，于是，联系我在国内的岳父母，想知道关于我的情况，而那时候，他们已经来到多伦多了，所以直到我给他打电话，这位朋友一家都在一直惦记着我。这件事，直到现在我想起来，心里面还是暖暖的，我为我能够有这样的朋友而骄傲，甚至有时候我觉得都可以用来炫耀一下。说实话，我朋友不多，但能拥有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我人生中巨大的财富。
就这样，我在医院中调养了一段时间，每天除了打营养液和吃医生规定的药物以外，就是康复训练了。抽血已经不是每天都要做的例行检查了，但是我的血色素依然不高，所以这期间又输过几次血。
不知道是多伦多的夏天已经开始了，还是因为我的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了，那段时间的记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爱人来看我的时候，喜滋滋地对我讲我可以出院了。“真的?”我惊喜地问，然后，迫不及待地到写有医院通知的白板前查看。是真的，我这次是真的可以出院了。2011年7月6日，写在白板上的这个日子也同时写在了我的心中。
出院那天，我爱人和我岳母一起来医院接我，岳父则在家中为我们准备午餐。在我们拿到医嘱以后，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和医生护士们告别，这段经历让我永生难忘，我即看到了人的渺小也同时看到了人的伟大。
写到这里，我这段难忘的经历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3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恢复和调养自己的身体，当然也有一些难忘的事情，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与大家分享。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也希望可以不断学会去珍惜、宽恕和爱。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9年前
温哥华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