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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家长羡慕美式教育，似乎在那种教育中学生的个性就能得到充分的解放，充满创造性，培养出来的都是乔布斯那样的人物。也有更了解情况的人指出，美国的基础教育水平其实很差，比如美国学生的数学能力就是个笑话，还是中国式的严格要求比较好。这两种印象都是盲人摸象。我只问一个问题：你说的是美国哪个阶层的教育？美国教育是分阶层的美国是个有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各社区按房价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上的种族和贫富隔离。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要由所在学区的房产税而来，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请更好的老师、用更好的设备、有更高的教学水平；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层的人一起上学。如果你考察美国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那的确比中国上海市学生的差很多。但美国这个平均成绩其实是被贫困社区中的黑人和墨西哥移民拖了后腿。如果你考察美国富裕白人社区学生的数学成绩，可并不比上海学生的差。但成绩还不是主要问题。中国一个城市内好学区和差学区的区别仅仅是考试成绩高一点儿或者低一点儿、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多一些或者少一些，都是“量”的差距，而美国不同学区的教育却是“质”的差异。如果你上greatschools.com之类的网站查一个美国中小学校的综合评分，网站首先告诉你的是这个学校学生的种族构成，如有多少白人、多少墨西哥裔、多少亚裔等；然后是贫困学生比例，如有多少学生使用了政府资助的免费午餐；最后才是学习成绩。阶层比分数重要，因为各阶层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完全不同。教育研究者Jean Anyon，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全程跟班考察了不同阶层的几个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教学情况，然后在1980年发表了一篇至今看来都毫不过时的经典论文《社会阶层与隐含教案》。 Anyon这项研究所揭示的美国教育体制，也许会让你感到深深的失望。 Anyon说，哪怕是在四、五年级这个距离起跑线没多远的地方，不同阶层的学生事实上就已经在为他们将来要从事的一一不同阶层的——工作做准备了。正所谓“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普通工人阶层的教育普通工人阶层的学校强调遵守规章流程。整个教学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几乎没有做选择和做决定的机会。老师教任何东西，哪怕是解数学题，都是用向学生灌输规则的方法。这些规则通常包括若干个步骤，而学生必须熟记每一个步骤，老师常常不看你的最终结果对不对，而是看你是否背熟了步骤！比如老师教两位数除法，就会直接告诉学生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既不解释为什么非得选择这个做法，也不告诉学生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学生提出更好的办法，很可能会被否决，须按老师的方法来。这个阶层的学校里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也都是死记硬背的方法。学生们并不被鼓励阅读什么课外书，也很少会把所学内容跟真实世界联系起来，基至连课本都不怎么用——教法是让学生直接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笔记！这些笔记就是考试内容。纪律是严格的，学生没有什么自由，教室里任何东西都“属于”老师，绝对不能随便碰。老师对学生说话非常不客气，经常有”闭嘴”之类的命令，时不时地制止学生乱动。不过老师自己并不遵守什么纪律、经常拖堂，根本不在乎下课铃。社会科学课上老师会给一些阅读材料，并配以问题，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其根本目的在于考察你是否真正学习了那些材料。学校教学很强调课本的权威性，你绝对不能对课本结论提出质疑。如果你喜欢批判式思维、对有争议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老师则认为你是危险的。中产阶层的教育美国一般中产阶层的学校也是这样，一切为找工作和上大学服务。老师仍然控制学生，但这种学校的老师人品都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少不会拖堂。专业人士阶层的学校强调创造性和独立性。美国的所谓”专业人士”，是指医生和律师这种需要长期学习和训练才能入职的人物，他们拥有专门的技能，他们只有考取一个资格认证才能工作，而且还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这些人是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收入不菲，对生活和职业都有很好的规划。这种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神话般的美式教育。虽然还是小学生，学校已经要求学生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课堂作业常常是写文章和做演讲，你必须能够自己找到素材、选择方法、组织语言、描述想法。这基本上是我当初的大学所在的层次，而这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已经开始搞独立调研了！比如，一个任务是每人回家统计自己家有多少台电视、冰箱及多少辆汽车等物件，在课堂上每人负责统计其中一项物件的数字、计算全班平均值。机械化的计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师给你提供计算器——但是你必须把调研部分搞好，会有另一个学生检查你的工作。统计完成之后，有的学生甚至还提出建议，跟别的班比较一下数字。历史课上学到某古代文明，作业是学生们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为题拍个电影！有人负责写剧本，有人负责演，有人负责拍摄——当时还没有数字设备，所以家长得帮着剪辑8毫米胶片。学生们要时不时在班级里播报一下新闻时事，老师偶尔还引导他们发现事件之间的联系。写作强调创意，科学强调第一手的实验感觉。答案对错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师不再直接控制学生，而是通过与学生交流来引导班级去做什么。任何学生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拿本书，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签个名，哪怕上课中途也可以不经允许离开教室。哪些内容要多讲点，哪些内容要少讲点，老师都能听从学生的意见。但这还不是美国最牛的小学。统治阶层的学校教育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资本家阶层，学生家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拥有者，他们当然没必要训练怎么遵守别人的章程，他们不用关心怎么用漂亮的简历取悦雇主。这个阶层的学生学的不是怎么遵守规则，而是怎么制定规则。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决策和选择。哪怕在数学课上学除法，老师问学生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怎么算，而是“如果你面对这么一个例子，你的第一个决定是什么？” 你会提出解决问题自己打算从哪儿着手。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决定不错，然后引导你进一步说出自己的计划。然后让全班一起看看你这个决定和计划的结果如何。老师不主动提供任何解题方法，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是规则。老师不问对和错，而是问“你是否同意这个说法？”如果全班都发现你错了，老师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同意你……当然，你对老师讲的东西，也可以随时不同意”。这种统治阶层的教育，已经不是追求什么表达能力、艺术效果、漂亮的PPT之类了，而是追求分析问题。这种小学同样学到古希腊历史的时候，不是让学生会表演个什么历史人物的电影，而是问学生“你认为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犯了什么错误”、“雅典公民又犯了什么错误”这种问题！这些注定成为未来领袖的小学生从四、五年级起就已经开始在课堂上对当前问题发表看法。工人为什么罢工？他们这么做对吗？我们怎么阻止通货膨胀？老师说，你不知道答案没关系，我提问题只是让你学会怎么想。这些学生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如果学习了一种复杂语法，单单在考试中答对还不行，必须在此后的写作中用到这种语法，否则老师就不干。写作课也不是追求什么创意、感情描写，而是强调故事结构和逻辑，并且直接用于社会课和科学实验报告的写作中。学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当一次老师。然后老师和其他学生对他进行全方位的评判。纪律上没有什么要求，任何人部可以随便离开教室，可以不经允许使用学校的任何东西，集体行动也不用排队。学生学到的是选择和责任。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优先目标、你自己决定干什么，你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自己管自己。老师说：“你是你这辆汽车唯一的司机，只有你能决定它的速度。” 这些是我出国以后读研究生时才享受到的待遇。中国家庭的教育目标再来联系一下中国教育。现阶段的中国教育，跟美国还有很大区别。中国暂时还没有这么强烈的阶层区分。人们对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及整个的内心叙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东西”，以期得到别人的欣赏。这个叙事显然与现代人常常遇到的考试制度有关，对早熟的中国人来说则与科举制度有关：好生活、好工作并非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谁看我好，赐予我的。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思维本质上是被动的——外界喜欢什么，我就变成什么。永远是我去适应别人，而不敢让别人来适应我。一定要进名校、一定要进好公司、一定要得到好岗位。人与人之间攀比的，也都是这些外部光环的“加持”。如果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了事业，则多数人不会对他表示羡慕、与他攀比，而是把他当成跟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并寻求借他的光，比如为他打工。日常文化和正统教育中，很少有“怎么主动选择、怎么审美，怎么根据自己的意图改变世界”这样的讨论，“主人翁”精神只不过是句漂亮的空话。比如买个房子，本来房子是自己的，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修、布置，但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么装修看起来更有“面子”。人们取悦世界已成习惯。青年导师最爱说一句话，“做最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干什么？梳妆打扮等着别人来挑选吗？人们对“怎么适应别人”研究得很多，对“怎么自己做主”研究得很少。我们看看网上一些所谓的“职场经验”，对工作、对上级、对同事的各种小心翼翼的算计，动辄得咎的脆弱心态，让人感觉真是非常可怜。这一代中国人的技术很强、性格也随和，愿意与人合作，但是整体心态普遍像小孩一样，有主人翁意识的人物实在太少。然而阶层不是一切，人总有自由意志我们大概可以说，现代教育可以简单地分三个层次，对应三个阶层：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以找工作为目的。中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以提升个人价值为目的。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以欣赏、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层；想要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争取去精英大学；而第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小。这么说来，如果生错了阶层，尤其在美国，上学岂不成了无比憋屈的一件事情？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家庭环境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的阶层。但人之所以不是机器，就是因为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基因加环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人总有自由意志。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每人都可以不必如此！是的，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世界就太没意思了。

张泽群，1982年—1985年四次参加高考，终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原标题：央视主持人张泽群：四次高考才考上，被邻居调侃“大”学生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头几年，在周围一片“不上大学就没有出路”的气氛中，张泽群在机关大院大礼堂里看电影，去学校排练文艺节目，做一个少年内心想做的事儿。当高考降临在他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失败，就得去社会上晃荡;成功，则意味着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为了那一点儿“可能”，张泽群从1982年到1985年连续四次参加高考，终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他说，四次高考让他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不凭借任何运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201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新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张泽群坦言最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他还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在他看来，天道酬勤、公平正义，是恢复高考之后在几代人心中确立的价值理念，在如今这个时代，更加不能变。谈少年时光 “感谢父母没逼我去学习” 剥洋葱：1977年恢复高考时，你对当时的情景有什么记忆? 张泽群：那一年我12岁，上中学的头一年。我生活在河南郑州的一个机关大院里，高考恢复的消息传到院里，立马就炸开了锅，那时候积累了很多“待业青年”，包括一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大都无所事事。听到消息后，他们都打算去参加高考。有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天院里来了一辆大卡车卖辅导资料，大伙儿都围着卡车买书。我父亲也买了一套，是“文革”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全是临时复印的，一共17册，捆成一扎。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我翻开一看，全都看不懂，我那时数学才刚学到因式分解。剥洋葱：你父亲为什么也买了一套? 张泽群：主要还是一种氛围。当时在院子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高考。在高考中断期间，“大学”基本是淡出人们视野的词汇，但我不止一次听到过。1976年，我小学五年级，当地有个豫剧团演一场戏，把我拉过去当临时小演员，演完后，剧团想把我留下来当学员。那时候被剧团看上，相当于一下子解决了工作。周围人都说，孩子这么小就能出来挣工资了，多好的事儿。但我妈一口就回绝了，说“我们家孩子以后还要上大学呢”。一年之后，就恢复了高考。剥洋葱：所以你从小就生活在“要上大学”的氛围中? 张泽群：其实并不是，我父母只是模模糊糊给我指引了一个大方向，但基本上没怎么干涉过我，没给我下达过“一定要上某某大学”的指令，没让我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中学开始，大院里礼堂每周放三次电影，一晚上放两部，我经常泡在里头。别人都在看书、学习时，我看了各种各样的老电影。高考恢复后，社会上已经开始有“不考大学没有出路”的观念，但父母亲从没逼我去学习，有时我父母还会主动去帮我拿电影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过得非常愉快，成了老电影的“骨灰粉”，为此我特别感谢我父母。剥洋葱：除了看电影，中小学时还有什么经历? 张泽群：我从小就喜欢文艺，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从我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宣传队，很多孩子小学时还参加，上中学后就陆续退出了，但我还愿意参加。有天晚上我和我父亲说在学校复习功课，其实是偷偷跑去排练节目了，我父亲知道后也不骂我，只是说：“你要是喜欢排练就去，又不是干什么坏事儿，不用撒谎。” 初中时，有些孩子就立志要考大学，开始看更高年级的课本。我仍旧没觉得有什么压力，后来才慢慢感受到。剥洋葱：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 张泽群：1981年高一要结束时。那时候高中只读两年，高二就要面临分班、高考了，我才发现自己的成绩真的落下了，已经跟不上其他同学。我开始准备复习，到了高二最后一个学期，我17岁，知道自己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了，才开始想：将来怎么办? 周围有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只能进入街道或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社，等待分配工作，说白了就是瞎晃悠。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儿，没有一份固定工作。等到我也可能面临这种状况时，才有点慌了。我就是不想在社会上瞎晃悠。张泽群曾4次参加高考。谈四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失败后差点放弃” 剥洋葱：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报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我知道文化成绩不行，就开始想着“走捷径”，或者能上个大专也知足了。我尝试过“招飞”，结果第一次体检就不合格，原因是没见过色谱被判色弱。回家后我哭了一场，一扇门被堵上了。后来，班主任拿着广播学院播音系的招生通知找到我，觉得适合我，一是艺术类考试对文化成绩要求不高，二是我平时就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喜欢朗诵，作文也写得好，他觉得在那里能圆我的大学梦。当时我没听过这个大学，也不知道播音系是干嘛的。老师说，你听那些电台，就是念报纸播音的。我想，念报纸也能上大学啊?别的艺术特长我没有，念稿子的能力我倒是有，于是就报考了。没想到，一考就是四年。剥洋葱：一共参加了四次高考? 张泽群：1982年我17岁，头一回考北京广播学院，首先是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面试，那时候真不知道播音是什么，以为越大声越好，对着准备好的新闻稿喊了一遍。主考老师说，这孩子还小，还在变嗓儿呢。就没下文了。但是那个面试环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安静的屋子，桌上铺着绿色的金丝绒，上面一个台灯，台灯旁边一个话筒，很庄重、很神圣。我想，以后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真不赖。回去后准备普考，1982年7月31号，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出来，395分，我考了295分，整整差了100分。我和我父亲说要复读，觉得自己不是笨，只是没用功。1983年第二次高考又失败了，因为之前一直学理科，文科知识准备不足;1984年，觉得复习得也不错，信心满满去参加专业面试，没想到，感冒了。面试老师一听我声音，就没通过，还说我不合适学播音。我当时就觉得五雷轰顶，我该怎么办? 1985年，我还是咬牙去考了，终于考上了。我那些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有的都快大学毕业了。剥洋葱：考了四次，期间有没想过放弃? 张泽群：第三次高考失败后，我几乎已经决定放弃考大学了。院里的老头老太太见着我，都会开玩笑说：“呀，‘大’学生回来了!”他们不喊“大学生”，故意把“大”字音拖得老长，嘲笑我年纪这么大了还当学生。也有人议论：老张家的孩子，怎么天天在家吃白食?我整天在家给父母做饭，也不敢出门，心理压力很大。 1985年的春天，我去找了一份工作，在平顶山市广播电台做播音员。虽然每天播的都是天气预报之类的小稿子，但终于听到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来，也算有些慰藉。当时就想着上个电大，这样也能实现理想。工作了两个月后，我去了一趟洛阳，正好洛阳广播电台办了个培训，请来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知道我已经考过三次，就问我：“你要不再考一次?”我犹豫了挺久，因为我当时已经有工作了，但最终还是遵从内心，偷偷跑到北京报名。这一次考上了。张泽群年前时的照片。剥洋葱：为什么一定要考北京广播学院? 张泽群：第一次高考时我心里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参加艺术类招生，对成绩不好的我而言相对容易些。到第二年高考时，我才真真切切地确定了这个目标。那是1983年5月，我去北京广播学院参加面试。十八岁，第一次去北京，我父亲买了一张火车卧铺票和一张硬座票，他把我放到卧铺车厢，自己去了硬座车厢。次日早上到了北京，经过长安街，看到那么宽的马路，我当时就被震撼了，这座城市真好。更让我震撼的是人们的劲头。在北京，我看到早上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的人们，在等红灯时，腿始终都跨在车上，看到绿灯一亮，“蹭蹭蹭”全飞过去了。这和郑州不一样，在郑州，等红灯时人们都下了车，慢悠悠地等。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给十八岁的我极大的冲击。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北京，我看到了人们“跟太阳一块儿升起”的劲头，我就下决定，一定要来北京上大学。北广自然是最适合我的选择，文化成绩不好，只能选择艺术类考试，而我音乐不好、美术不会、跳舞也没学过，只有这个“念报纸”会。所以说，与其说是我爱上了北广，不如说我是先爱上了北京。剥洋葱：还记得第四次高考的分数吗? 张泽群：408分。考了四年，这是分数最高的一次。之前参加北广的专业面试，已经通过了，高考分数出来后，我知道文化线也过了，就信心满满地等待录取通知书。后来我才知道，在报考北广播音系的河南考生当中，我的文化成绩是第一名。剥洋葱：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是什么心情? 张泽群：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得很晚。高考出分后我一直等，等得发慌。一直等到九月初，我跟父亲说，如果录取了，通知书最晚这两天也得到了，你多去你单位看看有没有我的信，如果是特别厚的信封，你就多买几个菜，我去把之前请教过的电台老师给请来。因为我知道装录取通知书的信封都比较厚，里头有通知书、注意事项、学校介绍等很多资料。那天中午，我爸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在家门口我就远远地看到车筐里装着挺多菜。我顿时心里就踏实了，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张泽群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证书。谈高考影响 “四次高考确定了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 剥洋葱：四次高考的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张泽群：不仅是让我考上大学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四次高考确定了我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恢复高考，也恢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让人敢于拿青春去赌明天。高考让我相信天道酬勤，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可以完全通过自己努力、不凭借任何运作，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时候北广播音系每年在河南就一个招生指标，我如果不相信这些，觉得努力没有用，指不定谁走后门、谁花钱就进去了，我还会坚持参加四次高考吗? 剥洋葱：进大学后有什么感觉? 张泽群：一进校门，看到那些学生们都把校徽佩戴在胸前，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那时候，大学生确实都是“天之骄子”。现在的大学生，还有几个人会戴着校徽到处溜?那种对时代认同感、对自己作为大学生的使命感，真的是一种氛围。我去学校报到后，到了宿舍，一推门进去我就傻了，我看到一同学盘腿坐在桌上，讲播音专业的很多知识，他讲的那些东西，我几乎都听不懂。都是刚进校，怎么他比我懂那么多?其他的同学，也都有模有样，我感觉自己和他们不在一条起跑线上。剥洋葱：那你怎么办?会自卑吗? 张泽群：不会自卑，我就觉得自己得用功，暗下决心。到大二的时候，我考试基本都在90分以上，专业学得不比谁差。 1987年夏天，我大二那年暑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到河北涉县调研。在那里，我看到农家子弟在高考独木桥下的悲凉心境，思考是否有职业教育与高考制度相辅助的可能，写了近万字的调查报告《敢问路在何方》。当年暑假，我还在郑州火车站录音采访了因学习不好被父亲打出家门的流浪少年。回到北京后，我把录音采访和调查报告，投稿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有影响的栏目《午间半小时》。半个月内，《午间半小时》相继播发了我采写的两个专题，不仅是在广播学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引起重视，央广的《青年之友》栏目，来邀请我去当特邀节目主持人。这对我是很大的肯定，我知道，凭着自己的努力，我可以提高专业能力并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再一次相信了天道酬勤。张泽群的工作便签。谈社会关切 “不应为了高考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剥洋葱：时至今日，当年的高考经历是否仍在对你施加影响? 张泽群：是的，我现在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和当初仍保持一致。我已经52岁了，几十年来，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不奢望什么，但当机会出现时，也会努力去抓住。比如大学毕业找工作，当时并没有奢望留在北京，但就是因为首届大学生供需见面会，我顺利去了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1993年，制片厂分配给我一间平房，我心中非常感激，那时候想得更多的是做好节目，没有想过要赚多少钱。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一个有太多功利心的人，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好现有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高考后遗症”。剥洋葱：你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和80年代，人们对待高考的态度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张泽群：时代的确在变化。在80年代，真的可以用“单纯而激情飞扬”来形容，人们不会过多地为财物纠结、为房子焦虑、为未来担忧。对那时候的人而言，高考是一个台阶，大学是一个梦想，没有那么多功利的心态。现在有些不同。我听说有的家长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开始记录“距高考还有XXXX天”，告诉孩子得看什么书、学什么知识才对高考“有用”。社会上很多人看待高考的态度是病态的，说白了就是两个字，功利。那么多人都在高考面前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不应该。剥洋葱：前几年你曾为河南考生呼吁“高考公平”。张泽群：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和教育资源欠发达地区，考生必须多考100多分才能上一本。这在高考面前显得有些不公平，所以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就得为河南的孩子说点啥，我们要想办法解决教育不公平。我也知道现在高考存在不少毛病，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不能因此而轻易改变，“信”，这是最重要的，要是不相信了，那就彻底失去意义了。文|新京报记者王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