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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波茨·康德的名字或许会被烙在科学史上。不过，是以最羞耻的方式。 2013年，因为盗刷学校公务信用卡购物并伪造收据，康德涉嫌贪污2.5万美元被捕。杜克大学当即开除了她。与此同时，校方也开始围绕康德的“学术诚信”进行调查。结果明显不能再糟：她的大量实验数据无法被验证，以至于过半学术著作都被学术期刊“表示关切”甚至直接撤稿。 “幸运”的是，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杜克大学称康德女士的离职是因为正常人事变动，全然未提堪称巨大的学术污点。在此之后的两年多里，这位造假了大量数据的杜克大学福斯特肺部医学实验室的科学家一直安享着晚年。直到去年11月，她又一次接到联邦法院的传票。上面白纸黑字地写道：波茨·康德伪造的数据或帮助福斯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机构骗取联邦政府补贴总计2亿美元，已涉嫌违反《虚假申报法案》。按照这项法案，她的老东家可能需要返还给联邦最高3倍的补偿款，即40亿人民币。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学术造假案，但并不少见在被查出拿公家信用卡在沃尔玛和亚马逊疯狂消费之前，波茨·康德一直是颇被看好的学术之星。自2005年起的9年时间里，她在福斯特实验室累计出版了38篇著作，其中不乏刊登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权威论著”。 “学术之星”居然贪污公款？杜克大学的调查结果更是让人有点羞愧：康德的著作中有15篇需要被通篇撤稿，4篇被部分撤稿，还有3篇亟须修正。后来的起诉书记录了实验室人员对她工作状态的描述：康德几乎在参与的所有实验和项目中篡改数据。有时不给小鼠合适的实验条件；有时根本就不做实验，根据需要伪造数据；还经常根据假设所需篡改出炉的数据，使其具备统计意义。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回头来看极为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却畅销当时的顶尖学术市场。即使是发表时间最短的一篇撤稿文章，也被足足引用了257次。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自2006年以来，康德凭着这些胡扯的数据，帮助杜克大学拿到了至少49个项目的8280万美元联邦资助，还间接帮其他研究机构申请到了15项额外经费，共计1.209亿美元。到此为止，康德事件会成为一起格外引人注目的学术丑闻吗？事实上，没有。即使在被看作“学术黑名单”的撤稿观察排行榜中，波茨·康德也仅仅勉强能排进前30。要知道，就连她所在实验室的总负责人福斯特名下，也都有12篇撤稿。只看杜克大学，2006年，癌症研究专家安尼·波蒂就因虚假报告称能利用基因预测病人对化疗的反应而遭到质疑。整整8年后，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才为这一事件作出定论：波蒂在至少9篇研究论文中使用了虚假的研究数据。另外，他还更改病人不良反应的数据，使指标看上去更加精确。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诸多参与波蒂试验的临床病患起诉了杜克大学，更要命的是，因为波蒂的研究在生物标记指导癌症治疗领域是基础性的，丑闻直接导致大量相关项目遭到了影响。学术造假成了全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2009年，一项调查称，20％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捏造过数据，还有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承认自己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比如隐瞒或剔除对结论不利的数据，或者为了得出更好看的结论修改实验细节、使用不适宜的研究方法，甚至直接修改研究结果。至于撤稿，仅仅是学术不端被发现后的必然结果。2011年，《医学伦理》杂志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称本世纪头10年，仅医学杂志数据库pubmed上能查到的撤稿就达到了742篇，这尚且是一门学科的一个细分数据库。来自助手的指控，将“平常”的事件变成了惊天大案趋之若鹜的“学术蛀虫”会被关进监狱吗？美国麻省州立犯罪实验室的化学家安妮·杜汗是少数“够得上”牢狱之灾的代表。经她手化验的刑事案件多达4万例，据调查，其中一半以上压根儿没做检测，杜汗随便编个数字就被当作呈堂证据用了。经其数据被错误定罪或被无罪释放的人不下数千。如今，她检测的案子由州政府一件件重新审查。3年过去，花了数百万美元，审查进程还不到十分之一。即使如此，她也仅仅被判处了5年监禁。而在更多没有造成“直接”危害的情况下，“学术蛀虫”面临的最残酷惩罚，无非就是辞退。 2011年，欧洲新版《心脏病指南》推荐大多数手术病人在术前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没人敢想，这个指南是基于一组数据造假的临床研究做出的。研究带头人、荷兰著名心血管专家珀德曼宣称手术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能大幅度降低死亡率。然而，其他研究者的超大样本分析却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β受体阻滞剂不但毫无作用，反而会提高27％的手术死亡率。更可怕的是，造成差错的主要原因，竟是珀德曼主动修改了实验数据。鉴于这份指南几乎是欧洲医学界的“金标准”，可以说，该地区每年手术后死亡的76万余名病患中，可能足足有16万是因使用了珀德曼故意编造的方法而去世，以至于揭露这一丑闻的医生愤怒地说，“独裁者的屠杀都比不上这种恶行！” 可最终，珀德曼仅仅被解雇，甚至重新找到了一份临床的工作。被辞退，重新找工作，然后安享晚年，如果不是曾经的助手约瑟夫·托马斯的一纸诉状，波茨·康德很可能也会过上类似的生活。可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那个2012年才进实验室的毛头小子，以令人心惊胆寒的美国联邦《虚假申报法案》起诉了她和杜克大学。这项令众多骗取联邦公款者胆战心惊的法案始于1863年，旨在鼓励普通民众举报骗取联邦政府资金的行为。根据规定，任何民众发现此类行为，都可以向司法部举报。一旦举报成功，违法一方需要向联邦支付最高三倍的罚金，举报者则可从中分得30％的奖励。近些年，美国政府平均每年都能靠这项法案收缴35亿美金的罚金，单在2015年，举报者就凭借近700起此类案件获得了5.97亿美元的奖金。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虚假申报法案》在美国已经不算个新鲜事，可处罚的主要领域还是在保险、医疗、军工生产以及银行房贷。如果杜克大学这次的罪名成立，它将成为该法案迄今为止针对学术不端行为涉及数额最大的指控。为什么学术造假的案例如此之多，却很少得到《虚假申报法案》的惩罚呢？这跟法案要求的“主观恶意”有关。在以处理虚假申报案见长的托里·杨律师看来，如果是撒谎骗取医疗保险这类案件，很容易就能证明违法者“故意”。可在学术领域，问题则复杂得多。首先，个别学术人员行为不端很可能是私人行为，无法判定研究机构是否知情；其次，人们也很难判定数据造假对获得经费是否至关重要。有可能结果被歪曲，但问题本身确实是值得被研究的。 “说到底，只有证明大学管理层在意识到学术欺诈后依旧纵容，并借助这些虚构的结果牟利，才可能得到赔偿。” 这也恰恰是杜克大学竭力辩明的。在案件被公布后不久，杜克大学发言人迈克尔·舍恩菲尔德就声明，校方也是在2013年康德盗刷信用卡事件曝光后才发现了她学术不端的问题，并立即通知多个联邦机构，还按照联邦法律要求，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杜克大学针对这一案件为政府提供了大量信息，我们配合相关部门调查的决心毫无保留。”舍恩菲尔德在一次官方发布会上严肃地宣称，杜克大学并不应该受到《虚假申报法案》的追责。杜克大学的案子恐怕会让全美国的科研机构都内心一紧杜克大学是否真的在此前对康德的学术造假毫不知情，并在之后尽力配合调查？这两个问题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案件走向的关键。 “这起案件给造假者敲响了警钟，也为举报者们打开了大门”。举报者约瑟夫·托马斯恰恰声称，自己掌握了足够多杜克大学对康德纵容的猛料。他在起诉书中表示，早在康德被辞退前，实验室的相关负责人就曾接到过对她的学术造假情况的举报。其中一项证据是，2011年10月，美国卫生部发布了一份公告，称怀疑福斯特实验室某位核心调查员旗下的某位博士后（即波茨·康德）可能为获取资助而伪造数据。诉讼声称，该核心调查员曾在2010年和2011年先后提醒总负责人福斯特和另一位同样怀疑康德捏造数据的副教授这一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被福斯特压了下来，最终不了了之。另一位证人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者。他也表示，自己曾怀疑康德的学术成果涉嫌伪造，并出于好意提醒过福斯特教授。然而，后者并没有给过他任何有价值的反馈。事实上，按照托马斯的说法，即使在2013年康德贪污案东窗事发，大量学术成果已被证明伪造的情况下，杜克大学也绝对没有“毫无保留地配合调查”，反倒竭力遮掩她犯下的丑闻。用托马斯的话说，“杜克大学对康德可是‘相当仁慈’，哪怕是一些完全胡扯的文章，他们也尽力保证其只需要被纠正，而不要完全撤稿。” 这些手段似乎并不是康德的老同事们自发献爱心的行为。一条可查询的记录显示，2013年5月7日，杜克大学科研管理办公室曾明确告知福斯特肺部医学实验室，希望有关课题的出版物尽可能地不要被删减或修改，“办公室不希望这件事像滚雪球一样没完没了。” 而在福斯特实验室内部，据托马斯所说，当时的项目处长莫妮卡·卡夫特等人也采用了多种方法销毁这一丑闻的证据，包括要求实验室人员在谈论这一事件时不能留下任何“把柄”。由于以上的证据，杜克大学的案子显得格外扑朔迷离。甚至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已经对最终结果持有乐观的态度。一直关注此案件的律师苏珊娜·布鲁姆就认为，“《虚假申报法案》正被越来越多地用来起诉研究机构中的欺诈行为。这起判例有希望将法案的监管范围延伸到大学。” 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一共只有4起追查大学的虚假申报案件，其中仅有两起针对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的案例获得了胜诉。而且，这几起案件基本都是奖助学金、慈善基金类的问题，不涉及“棘手”的学术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约瑟夫·托马斯举报康德和杜克大学这一案件还是走到了关键的一步。近日，美国联邦司法部将决定是否受理托马斯的举报——虽然即使司法部不立案，托马斯也可以凭个人身份替联邦政府起诉杜克，但在历史上，一旦司法部立案侦查，被举报者被证明违法的概率将高达80％以上。 “杜克大学的案子恐怕会让全美国的科研机构都内心一紧。”另一位专门负责虚报费用案的律师乔·安多尼认为，这起案子会被载入史册。在某种程度上，“它为无耻的造假者们敲响了警钟，也为举报者们打开了大门。” 至少，对于一心息事宁人的康德和杜克大学实验室来说，希望已然落空。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了。

山东科技防卫学院门口。从2016年2月26日被“设套”抓进学校，16岁的黑龙江女孩陈欣然便开始了梦魇般的生活，这个名为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地方成了她人生中“恐怖、自私、失格的牢笼”。四个月后，她离开了这所标榜为“问题少年纠偏”的学校。9月16日，她的母亲被绑至死，她成为警方悬赏的在逃嫌犯。次日，她向警方投案自首。记者发现，在她离校后写的日志中，清晰记录了她被抓入校及之后的过程，包括学校教官动辄体罚打骂学生，甚至还要对着便池吃饭。 9月20日，记者前往这所位于济南郭店的学校，离机场十几分钟车程，从老远就能看到学校房顶超大号字体标出的校名。校门前横着的马路光秃秃的，时而有集装箱卡车和水泥搅拌车呼啸而过，尘土可见。在主要以济钢等工业企业发展起来的郭店镇，记者多次寻问，发现鲜有人知道这所学校的存在——学校铁网重重，围墙上是铁丝网，从四楼开始，每层都有铁栅栏门。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官网介绍称：“1996年诚信办学，科学施教，已成功帮助7000多名青少年走出成长困扰。济南市教育局唯一登记注册的一家专业戒网瘾学校，目前在校生580多人。” 而在充满铁栅栏的校舍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疑点：学校接受记者采访时，矢口否认目前学校有治疗网瘾和规制叛逆期青少年的业务；两名当招牌的“心理咨询专家”履历复杂，有一名查不到发表心理学论文及专著；中国“网戒第一人”陶宏开指责该校校长闫文满利用二人合影做宣传敛财…… 当记者询问门口负责入学登记的学生，学校有没有体罚？他颇为警惕地回答：“我们是素质教育。” 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校内。暴力抓进学校 2月26日，陈欣然在仅工作一天的夜店里，被父亲和一群亲戚指认，两个陌生的健壮男子上前摁住了她。反抗成为徒劳。在她离校后写的日志中记录当时的情况，她被塞进一辆“鲁A”牌照的黑车。那两个男人夹着她的腿和手，把她摁在了车底。一个年轻女性搜了她的身，把她身上的烟、手机、钱都拿走了。陈欣然一个转身，咬住了那个女人的脸，旁边一个高个男人快速拽住了她的头发，用力往下拽。 “啊！”那个女的叫了起来。她的脸被咬掉了一块肉，血流不止。高个男人拽着陈欣然的头发，快速地把她塞进了车座和他膝盖之间的缝隙，用他的膝盖用力顶她的肩膀。另一个男人则迅速启动了车辆，那个女人抱住了陈欣然的腿。日志显示，中途，她两次想在路上逃跑，都失败了。而遭遇圈套般的“诱捕”，不止陈欣然一人，并且抓人时一般均有家长在场。今年17岁的罗生已离开这所学校半年多，“2014年9月那天早上，我死了都能记得。” 母亲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被两个男人以“警察”的名义戴上手铐，“他们没有出示证件，就说我打架斗殴，要带我去派出所录口供。”到家楼下，等着他的不是警车，而是辆黑色的五座小轿车，“上车搜身完就开车了，上路后也没有走高速去市里，而是走了偏僻的山路。” 他有些纳闷起来：“我犯了什么事？” “你犯的事儿大了。” 罗生企图打开车门跳车，试了几次，发现车门被上了安全锁，他无法打开。两小时后，车到了一个像少管所的地方，他打量了眼前的大楼，天灰沉沉的。他被带着去了厕所，尽管背着身，但他能感觉到后面一直有人逼视着他，“那滋味又羞又耻，感觉没有了自由。” 他很快被带去公寓楼的五楼大队部，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谈话和一顿暴打，教官告诉他：“家里要送你来的，你在这好好待着。” 罗生随即怒吼了一声：“不可能！”一眨眼，五六个教官上来将他摁倒，一顿猛踹，罗生开始还反抗，但他架不住人多势众，没了力气。此时，教官们的队长出现了，拿来了电棍。“拿出来我就怂了，被电一下不好受，然后就一个教官抓着我头发拉到一个班级里，他直接把我那撮头发薅下来了。一进班级是跪着的，左勾拳右勾拳一拳一拳打。打完了你要爬起来，他就绊你脚把你撂地上。” 据罗生回忆，当时班级里还有另外五个学生，目睹了这场殴打，还安静地打扫完了卫生，由班长领着出去上了厕所，“他们要是拦的话他们也得挨打，也都是这样挨了打的。” 那时，罗生心里只有两个念头，不再留长头发了，也要当班长，起码不会有人盯着上厕所。 19岁的周成杰向记者回忆这所学校的抓人“套路”——每次“抓人”前，校方先跟家长沟通好“设个套”。通常，家长知道孩子经常去哪个地方玩，就一直在那边等着他。“等他什么时候玩完了，回家了，要么强行弄上车，要么就骗你让你上车。” 他是在自家楼下被抓走的，那天晚上8点左右，他在家里吃完晚饭，刚走下楼，几个人出现在他面前。为什么被父母送到这所学校？“因为不听话。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 在车上的时候，周成杰一度以为自己活不成了。车上的人吓唬他，说要割了他的两个肾卖了换钱. 在父母默认的情况下，这些表面叛逆的孩子很快归顺了强势的“抓捕”。在周成杰的印象中，学校每年从2月到3月、6月到9月期间抓人的次数最多，正好包括寒假、暑假在内，“教官几乎就是天天出去抓人。” 周成杰说，只要一有家长来学校参观，他和同学就会被教官叫起来，到后面的操场军训。每次有家长进来，周成杰心里暗想：又一个孩子要被送进来了。男生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能遭到惩罚。教官有时不让睡觉，站军姿，一直到凌晨一两点。女生住在四楼，还经常能听到楼上男生传来嗷嗷的惨叫声。招生办大厅走廊尽头的字幅：叛逆网瘾坏孩子是可以教好的。 “青少年的牢房” “里面的人大都是不情愿被抓进去的，上课也没人听啊，就在那睡觉。”周成杰记得，在那所学校里面，有八九岁的小孩，也有三四十岁的大人，有网瘾的、厌学的、叛逆的、同性恋的、精神病的……甚至有丈夫把妻子送入学校的。罗生说，只要进入这个封闭式准军事化的学校，就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不准逃跑、不准自杀、不准打仗、不准顶撞教官、队长。这几个原则性问题是学员都能熟背出来的，一旦触犯，就是一顿猛揍。据他介绍，2014年9月学校曾“暴动”过一次，教官和学生大打了一架。一个月后，教官不再无缘无故打人，或者说不太亲自动手。入校不到三个月，罗生偷了教官藏在枕头底下的两支烟，他把一支烟给了一个入校比较久的学生，自己抽了一根。事发后那位学生替他背了“黑锅”，但很快有人揭发他，他还是被教官当众教训了一顿，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他也替教官打过其他人，问他什么心情，他说，“那些学生确实犯了错，但我打人不打脸，就对着他们胸狠狠捶一拳。”因为做“打手”获得教官信任，他很快拥有了可以独自上厕所的“特权”。他说起此事有些得意，“不会再有人前前后后打量了。” 尽管教官在无故打人方面有所收敛，学校的体罚却仍然存在。 2015年3月19日，张爱由父母陪着入学，今年2月3日离开。她每一天都是掰手指头过的，“去了发现不是人待的地方。传说中的警校、好中专，父母每年交着三万，我们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带她的教官李桂芳“每天呲着大黄牙顶着一脸黄褐斑，在那里骂着学生，什么脏话都说”，“我被她打过好多次，最狠一次踹了我不知道多少脚，还有二三十个嘴巴子”，“冬天冻得要死开窗开风扇让我们做俯卧撑，一做就是半个点不让带手套，手被冻肿裂口子。发烧难受得迷糊了，不带着去打针，教官就让多喝水。” 学员如果不犯错误、表现良好，可以提拔为教官的勤务兵、班长、教官。教官上头则是队长和校领导。周成杰直截了当，要用零食和忠心收买老生和教官。张爱觉得，这种晋升机制反而催生了更多嫌隙和出卖。 “学校里学生互相玩心眼儿，有的老生欺负新生，新生有什么好吃的不给她们，她们就开始装甩脸子，打过很多架教官都不知道。”张爱说。逃跑和自杀是禁忌。“谁制定一个逃跑计划，有人一打小报告可能第二天就找你，先了解情况，得到确切的证据就收拾你，之后更多的就是做心理工作。”罗生描述道，所谓的心理辅导，一次花费几百元，感觉只是教师在一个小时内“刺探”学生的想法。罗生说到的确切证据是指，“比如你拿个钉子，要扎自己动脉，你拿玻璃碴子割自己脉搏，找到玻璃和钉子（就算证据）。” “当时和我一块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刚来就写了遗书，从六楼跳楼梯，想着会撞在一层一层的棱角上摔死，顶楼是一个小平台，跳的时候被拦住了。”罗生说。最后，他看着救下来的朋友被教官“把牙都打下去”，心里不是滋味。周成杰知道有两个学生曾经试图从学校逃出来，“能逃出去的很少。”其中有一个男孩儿逃出去以后，父母再没找到过他。逃跑的学生被抓回来以后，先被揍一顿，再被关起来，“让你吃饱喝饱，死不了就行了。”“在里面，如果你有零食，就能处好关系。里面零食就是天，零食就是钱，最大的钱。” 如果想逃走的想法被教官知道了，就会受到惩罚。大家都知道以后，这个学生通常也会成为学生们针对的对象。周成杰谋划着在一个晚上逃跑，结果被同学告发，被抓回来后挨了一顿揍，拳头密集地落在他身上 “那里就是青少年的牢房。”周成杰说着，愤愤然。时间久了，周成杰从新生变成了老生。但他因为曾经动过逃走的念头，没法被选为班长。“只有没犯过错误的人才会有权利选择。” 9月21日下午，济南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学生在公寓楼下站队打饭，四处都是铁栅栏和铁丝网。三个月内不准探视一般新生入校三个月后，才能见一次家长。 9月20日是陈立把儿子送进这所学校的第二天，他被告知不能探视孩子了。他前一天从外地驱车来济南送孩子，本来计划当天来回，但心里说不出哪里不安，于是他又在济南多逗留了一晚。得知陈欣然的事情之后，他心情更复杂了，一方面，他之前已经把儿子安排在德州的一所学校，但报名入学几天后，孩子就逃学了，他不知道该如何管教孩子；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孩子在学校里会被体罚。他已经付了一年三万六千多的学费，如果这时把孩子接回，学费也打了水漂。陈立从网上打听到这所学校，六月份的一大早他就来到济南踩点，但是招生办主任告知他下午参观，他没耐心等，也不舍得把孩子独自送进满是铁栅栏的学校，只能驱车离开。之后的两三个月，孩子叛逆、逃学，他一狠心又折了回来。把孩子送进学校的当天，妻子一直在身旁以泪洗面，陈立也不好受，虽然再三跟教官和教师确认过不会有体罚，他还是想知道学校用什么方式管住学生。学校教官吕海龙曾在吉林服兵役，当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他学校的管教方式时，他表示，学校的方式主要是不让孩子接触到手机、网络、现金，强制孩子对这些东西脱离依赖性。在把母亲捆绑起来的半个月前，陈欣然在日志中详述了她被抓来这所学校的经历，其中提到一位抓他的教官“海龙”。吕海龙证实，“海龙”正是他。 9月21日，记者在吕海龙家所在的吕家村巷口再见到他时，他指着记者大声喊：“你到底是谁？今天我让你走不出吕家村！”同时，他身旁的一位该校女教官拽着拳头向记者冲过来。随后，记者表明身份并说明来意，他仍然情绪激动，瞪着记者喊，“我让你走不出吕家村！”警察赶到后，才将记者安全带离现场。张爱描述她在学校里的作息：“早上五六点起床叠被子收拾卫生，七点多打饭，然后八点多集合，上午女生训练擒敌拳，男生学习文化课，十一点左右站队打饭，午休到两点，下午两点半集合换女生上课，男生训练。五点半吃晚饭，六七点去活动室看电影，男生二楼，女生一楼。九点左右开班务会和排务会，开完就寝。女生排住四楼，男生排住五六楼。一天伙食费24块9毛，新生前三个月没有午休和看电影。” 除了日常训练、学习，还要叠豆腐块（被子）、做俯卧撑，空闲的时间大都用重复劳动来充塞。女生排不规矩的学生还常常被安排在大便池旁边吃饭。一天结束后，学生们拖着疲惫的躯壳睡去。 “做过最好的梦是逃出去了，其他都是关于这个学校的噩梦。”罗生说。周成杰不敢在探视中和父母讲述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使说了，父母也不相信他。“他们觉得这个学校能把我改变好。” 进去这所学校三个月后，周成杰犯了病，他被送往医院住院，在医院住了八天，动了手术。第八天的时候，他母亲又把他送回了学校。一两个月过后，周成杰又犯了同样的病，这次出来以后，他没再被送回去。他很担心，说不定哪天突然一个电话，那的人就把他抓回去了。恐惧一直伴随着他，“只能一步一步地忍。” “只要家长愿意这样把你接出来就接，家长不愿意你就一辈子待那里都行。” 7月底8月初，在周成杰离开学校之前，他见到了一个刚被教官抓过来的学生，这名学生不服管，教官跟队长两人一起揍他，把他打出血了。最后那个孩子还是不服，不服教官又继续揍他，这个新生依旧不服，最后，教官和队长把他关到一个禁闭室里，让两个学生去里面盯着他。然而挣扎并没有结束。刚来的学生直接用头撞到了墙上，流血不止。当天晚上就被送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这名学生甚至咬舌自尽，闹腾了三天三夜后，学校通知家长把他给接走了。出来以后，周成杰心里暗暗埋怨父母，他害怕再被送回去那所学校。在记者采访的这所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中，学生大多与家长关系微妙，处于不信任和期待获救之间，还留下怨恨。罗生说他的一个朋友，因父母离异，谁都不愿照顾，把叛逆的他送进这所学校，自那以后，这个朋友收到父母寄来的东西，或送人，或扔掉，从未自己使用过。位于济南市郭店镇虞山大道中段上的山东科技防卫学院。学校有好几个名字这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官网介绍称：“1996年诚信办学，科学施教，已成功帮助7000多名青少年走出成长困扰。济南市教育局唯一登记注册的一家专业戒网瘾学校，目前在校生580多人。” 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成教处了解到，“这个学校有好几个名字，有一个中专，还有一个非学历的民办高校、非学历的培训学校（治疗网瘾的），但无法确保能注册上学籍。” 该成教处相关人士对记者称，这个学校绝不是济南唯一一家教育局登记注册的网戒学校，“槐荫区还有一家。” 吊诡之处在于，9月20日，校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矢口否认目前学校有治疗网瘾和规制叛逆期青少年的业务。但该校招生办公室前的走廊尽头就挂着一幅字，写有“叛逆网瘾坏孩子是可以教好的”，当记者问询不开展“网戒”，为什么还挂着这样的字，李姓副校长称，“这是过去了。” 然而，招生办和校领导似乎各行其是。学校招生办主任马小艳在此前一天的电话中称：“我们就是专门治网瘾的学校……我们可以去接，家长能找个理由骗过来更好。我们去接按往返公里付，每公里两块钱。” 而学校此前对外宣传显示，招生对象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比如孩子存在心理问题、网瘾、早恋、厌学、叛逆、离家出走、逃学、不听话、自控力差等叛逆问题，年龄没有具体限制，初中阶段高中阶段的学生都可以，青少年素质教育学校。“我们不会有体罚，”前述李姓副校长告诉记者，“我们目前只招收初中毕业的学生，进行中专学历教育。” 该校在官网上也标榜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我校在青少年优质教育独具特色，拥有以周铁军、张大生教授等全国知名的心理治疗专家组成的心理咨询师团队。” 蹊跷的是，两名当招牌的“心理咨询专家”履历复杂，记者甚至在知网等数据库里查不到署名为“周铁军”的学者发表过的心理学论文及专著。而张大生在博客上自称是礼仪培训师，著有《黄帝内经研究》、《时尚美容形象设计》、《话说中国文明史》等，未见与心理相关的论著。在截稿前，记者尚未能联系上二人予以核实。该校校长闫文满频频在学校官网和宣传手册上露面，以与政府领导、专家合影居多，如山东省原某省级官员、中国“网戒第一人”陶宏开等。当记者致电陶宏开问询闫文满其人，他说：“一点印象也没有。大多数网瘾学校的校长跟我坦诚，在网戒学校是戒不了网瘾的。” 记者指出该校官网上有二人合影，陶宏开直呼，“太无耻了！是利用我敛财……如果每天要去追查和我合影的人，我得忙死。” 21日下午，记者在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采访时，试图用手机拍照，遭到校内一名年轻执勤人员追赶，要抢夺记者手机。 9月20日深夜，家长陈立打算设法把孩子接出来。之后的生活，他还没想好要把孩子安置在何处。（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