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经历加拿大第三世界：我为穷人当老师 千禧年移民加拿大，我重拾教鞭之心不泯。在加拿大中小学任教必持教师证，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去念一年师范，二是将学历等资料寄到教师规管机构通过资格认证。历时2年折腾我终于获得认证，手持一纸教师证，却发现较好的教师工作依旧难寻，好不容易找到象样的教师工作，地点却在埃布尔尼堡(Fort Albany)原住民保留地。  对原住民的了解，仅限于〖与狼共舞〗等好莱坞影片的描写，但教职来之不易，再说去原住民聚居地也是一个了解风土人情的机会，于是我成了当地第一个华裔教师。 既无空姐亦无卫生间的迷你班机 埃布尔尼堡在何方?说起来，埃布尔尼堡就在我所在的安大略省。原以为不太远，一查竟在数千里之外!  埃布尔尼堡位于安大略省最东北角詹姆士湾沿岸，北接神奇的世界第二大海湾哈得逊湾，东邻魁北克省。   我离别熙熙攘攘的多伦多国际机场，乘小客机一路向北，几小时后降落在安河东北部最大的城市蒂明斯(Timmins)。一下飞机，只见小小机场仅有几条跑道，鲜有飞机起降，四周全是荒郊野外，候机楼，检票口，行李领取处全挤在一间大房子里，乘客寥寥，完全没有机场的气派，倒像苍凉地带。别说民航班车，连的士都不见踪影，叫出租要在机场打的士公司的专线电话，然后的士才从城里出发来机场接客。常对内子说到加拿大就像到了大农村，见状我告诉守候在多伦多电话旁的她：“这回算是到了天尽头了!” 蒂明斯还不算是天尽头，去原住民保留地还得转搭魁北克航空公司的班机。一看到换乘的飞机，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飞鸟似的飞机之小，登机只有三两级阶梯。进去一看：只有6个乘客座位，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驾驶室跟乘客区没有间隔，没有空服人员，连厕所都阙如。起飞前的飞行指引也省略了，年轻的副驾驶简单介绍一下目的地和飞行时间，年轻的正驾驶一声“走嘞”，咱们就不着地了。 “小飞鸟”越过一片片广袤无垠的树林， 40分钟后终于降落在埃布尔尼堡机场。那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小的机场：一条简陋短小的黄土跑道，一间小平房就是航站楼，外墙上用英文和印第安语写着：埃布尔尼堡，海拔37英尺。平房里只有一个集买票验票安检行李托运于一身的工作人员，那就是酋长夫人。 溜冰的汽车 为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酋长们要求将保留地建在远离白人文化的地方，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便应顺其意，把原住民安置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地方，久而久之，原住民自生自灭，渐渐被人遗忘。据说当初与政府签署领土协议的酋长有的大字不识，有的甚至是盲人，所以协议的公正性合法性也令人质疑。  对原住民来说，当初保留地的设立恐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酋长们为原住民争取到一些福利，如居住在保留地可享有种种优惠和补贴且不用缴纳销售税等，一方面原住民却被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因为一旦走出保留地，这些补助大部分就会丧失。 埃布尔尼堡原住民平时与外界隔绝，只能靠每日一班的小飞机进出。本来有一条土路与外界相通，但因保留地位于詹姆士湾低地，我夏天去试探时发现道路路基潮湿，人行其上一踩一个坑，车辆根本无法行驶，只有冬季路基冻住，在路面洒水成冰，再用平地机刮平整后才有2个月的通车时间。冰路上没有限速，来来往往的车辆驶来驶去，就像在溜冰。 冬天里，原住民在保留地内驾驶皮卡车，后挂一木制车斗，既可运人，也可载物。要去荒郊野外，平时开的四轮越野车不顶事，要靠雪地摩托。 学校一个去支教的白人校长开着雪地摩托沿坡驶下，企图冲过冰封的埃布尔尼河去对岸另一个保留地，岂料冲得太猛，河面冰裂，连人带摩托掉入水中，好容易挣扎出冰面，但已精疲力竭。最后找到校长时，只见他上半身露在冰面上，人已冻僵。 我一位女学生过河去看未婚夫，冰面太薄不堪重负，眼看着雪地摩托渐渐沈入水中，她急忙四肢伸开，好容易爬到安全的地方。没了代步工具，怀孕在身的她只好徒步返回，不料正赶上冬季的冰雪暴，旷野之中周围没有任何参照物，天也早早的黑了下来，该地区也没有手机讯号覆盖。等到大家四处搜寻找到她时，见她用冰雪筑了一个简陋的窝，身上还有余温，临死前还用双手捂着肚子里的小宝宝。看来姑娘是拚命想活下去，至少为了未出世的孩子，其实当时她已经快回到了埃布尔尼堡。 没有医生的医院和罕有毕业生的学校 平心而论，加拿大政府在原住民身上没少撒银子。詹姆士湾沿岸包括埃布尔尼堡在内有三个保留地，几乎每过一两年政府都要花数百万元派飞机撤离原住民，原因出于当初修建保留地基础设施时考虑不周，有时是因为供水系统故障，有时是因为河堤高度不够，冬季封河期和春季开河期冰凌聚集成冰塞或冰坝，造成水位大幅度地抬高，最终漫滩或决堤。 埃布尔尼堡号称700号人，实际上仅有500人左右，然而却建有三个教堂，一个急救所，一规模不小的医院。稀奇的是医院里只有一两位护士，没有医生。医生每半个月乘班机来一次，给大家治病，看急诊则必须打飞的去外边诊治。 在埃布尔尼堡，国家还花重金建起一所十分漂亮宽大的学校。学校多用厚大的木料建成，外形像加拿大鹅，既艺术又与原住民的生活环境吻合。然学校有了，学生却少有。每年秋季开学时学生还算较多，一两个月后就渐渐去了，能全年坚持下来的很少，学校每年都要奖励一部单车给全勤的学生。 至于毕业的高中生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每年最多有一位，学校还要送一千元的大红包，然而重奖之下乃乏勇夫，因为毕业也找不到工作。整个埃布尔尼堡就是一个小村落，没有工作机会，仅有的技术工作都是外来人把持着，从学校教师，医生护士，到救护员无一例外。其它仅有的工作机会也跟一般老百姓无缘：前酋长的妻子是学校食堂唯一的工作人员，他弟弟是现任酋长，弟媳是机场唯一的工作人员，前酋长的另一个弟弟是教育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弟媳是学校唯一的学习咨询员，前酋长的儿子则是埃布尔尼堡唯一的原住民警察署警察。 没有工作，其它原住民完全靠政府福利过活。习惯了依靠政府福利，加之教育水平太低(原住民区整体教育水平落后安河平均标准近30年)，原住民世世代代居住在保留地，离开则难以生存。 吸汽油的原住民 离不开保留地，保留地的生活又极其乏味没有希望，因此原住民吸毒就不足为怪了。除了吸毒外，埃布尔尼堡很多原住民尤其是青少年用塑料袋装汽油吸。汽油是碳氢化合物和化学物的混合体，会伤害骨髓、肝、肾、肾上腺、脊椎和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埃布尔尼堡时有人死于铅中毒和呼吸衰竭。至于酗酒，就更普遍了。我的学生中不乏胎儿酒精综合症患者，那些学生眼小，人中浅，上嘴唇薄，一看就知。 怀孕母亲酗酒对胎儿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永久伤害。酒精阻碍神经细胞及脑部发育，造成畸形，引发一连串的认知及功能障碍，包括记忆力变弱、注意力不足、行为冲动，对行为后果的认知力弱，继而造成心理疾病及毒瘾等。我几位这样的学生都是保留地警察拘留所的常客，谁也无能为力。 公正的说，原住民青少年吸毒吸毒酗酒跟居住环境也有关。埃布尔尼堡保留地原住民都是一家几代蜗居一房，私密性差，生活条件差，而且精神生活极度匮乏。保留地除了一个教室大小的商店，其它什么都没有，连快餐店都不见踪影，遑论娱乐休闲设施。詹姆士湾沿岸最大的原住民保留地倒有个麦当劳，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仅卖最简单的乾酪汉堡和薯条饮料而已，跟我家烤BBQ差不多，而且价格照例比多伦多贵两三倍，堪称世界上最坑爹的快餐店。 原住民一般无钱购置计算器，手机亦无讯号，从电视上只能观看加拿大广播公司等几个有限的免费电视频道，唯一的娱乐就是宾果游戏(BINGO)，每到周末大家聚在学校的室内体育馆赌博，只听学校的唯一原住民助教在台上大声叫号：“B12——F23——……” 为帮助原住民寻找精神寄托，来自邻近魁北克省的几位神职人员含辛茹苦，在保留地建起3座教堂。尽管不久1座教堂毁于一炬，尽管不时遭到醉鬼袭击，神职人员仍坚持在艰难的条件下传教，多少在苦闷寂寞的原住民内心世界洒下些许甘泉，只是杯水车薪难解烧眉之急。 面对外界的强大诱惑，埃布尔尼堡原住民委员会也做出过拯救传统文化语言的努力，例如携手与詹姆士湾沿岸另外两个原住民保留地建立了印第安语广播电台，每年支起原住民圆顶帐篷举办传统文化节。 现酋长的大哥，即前酋长还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专访，并著书抨击白人借传播文明为名强迫原住民入读寄宿学校并性侵学生(其实，寄宿学校的功过各半，性侵学生毕竟是少数天主教教徒所为)。这位前酋长以身作则在埃布尔尼河畔建起一栋不通自来水的古朴圆木小屋。然而，就是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也娶了一位前来保留地的白人女子为妻。我曾邀请他来班上给学生传输原住民传统文化，他私下也承认原住民面临精神文化的缺失以及财政管理混乱的诟病。 在健康卫生方面，原住民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肥胖者及糖尿病患者比例直追白人，因为原住民靠政府有限的福利度日，买不起健康食品，再加上附近基本无猎可打，昔日多动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已无以为继。酋长常问我：“你能想象这是加拿大?”几年后，一位原住民女酋长在首都渥太华绝食，要求政府进一步改善原住民的窘境。站在女酋长身边面对全国媒体的正是埃布尔尼堡酋长。 保留地的青年人一无事可干，二无处娱乐，于是就找地方发泄旺盛的精力。本来，前酋长的儿子用自家小房子开了一家所谓的饭馆，没多久小青年一把火将其烧得精光，另一把火又将好不容易运来建民宅的木料变成黑炭。再一把火将一大片林地剃光了头。2005年暑假结束返校，我发现学校被盗，孩子们从房顶爬进去“大闹天宫”：我的备课笔记撒满一地，眼镜拧成麻花，办公桌上放一把木工课用的榔头，黑板上歪歪斜斜地用修正液写着：“这把榔头就是我们的犯罪工具!” 我有个女学生叫霍普(Hope，意即“希望”)，她倒不干坏事。瘦小的霍普长得有些像华人，她立志和男友念完高中，去外面上小区学院。我的〖当代世界史〗上到最后剩下的就是霍普，她常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霍普告诉我，她常爬上废弃的输电铁塔，遥望远方。  辞别埃布尔尼堡已8载有余，我仍常梦见那些朴素而无助的原住民，尤其是我那些学生，特别是那个登上高塔眺望远方的女孩子霍普，我想她一定不是在欣赏那高挂苍穹飘逸荡漾的北极光，她是在寻找那扑朔迷离的渺茫希望。

微博图 微博图   微博图 【#中国最小诗人#火了：妈妈很贱我爱她】9岁的梁胜杰6岁开始写诗，如今已写成200多首。近日，其系列萌诗得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对于为何开始写作，梁胜杰表示，"开始是妈妈逼的，被逼到了9岁..."，如今，写诗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有一段视频在Facebook上火了。视频中，美国一高中的校警暴力地将一位女同学从椅子上掀翻在地，然后强制将对方拖出教室。据了解，当天是两个学生在教室里搞破坏，老师劝离无果后，请校警前来协助。谁知校警竟用了十分粗鲁的方式对待这名学生。目前，两名闹事的学生一被拘留，一被父母领走，当事校警也被行政休假。   据了解，该视频是当地时间26日在哥伦比亚的春谷高中拍摄的。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个校警暴力地抓住一个学生，将对方从椅子上掀翻在地，然后强制在地上拖行，将对方拖出教室。该视频最初是被上传到Instagram，播放量数以千计。后来被艾莎·托马斯转发到了Facebook上，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春谷高中所在的社区管理者黛比哈姆在一份声明中说，学生的安全是重中之重，“学区不会容忍危及学生安全的任何行为。”因此，该校管理者与治安部门协作调查此事，美国丽晶县警局介入调查。 警察局发言人柯蒂斯·威尔逊称，事件的起因是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在教室里搞破坏，老师和副校长都拿他们没办法，所以只好求助校警。当事校警叫Ben Fields，他脾气火爆，一言不合就将坐在椅子上的女学生掀翻在地，并一路将她拖出了教室。视频最后比较模糊，校警疑似将女孩的双手反剪在身后，避免对方反抗。全程其他学生都沉默地看着女孩被校警拖走。 目前，在课堂闹事的男生被拘留，女生则被父母领走，校警Ben Fields被行政休假。 据悉，Ben Fields2004年加入治安部门，2008年成为学校的校警，被分配到小区的小学和中学工作。他曾两次因工作被起诉。 一次是2007年，当时，他是社区的保安，有居民向他投诉社区有噪音。他在调查的过程中对涉嫌弄出噪音的卡洛斯·马丁一阵拳打脚踢，甚至还朝对方喷了一罐梅西喷雾。马丁的妻子说，她当时用手机拍下了丈夫被打的过程，但Ben Fields让另一名保安没收了她的手机。事后，Ben Fields被起诉。不过，2010年，陪审团作出了对他有利的判决。 另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他已经在春谷高中做校警了，一名学生阿什顿詹姆斯·里斯起诉了他，原因是Ben Fields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断定里斯是涉及斗殴团体的成员。里斯否认自己是该团体的成员，并起诉Ben Fields“不公平对待非洲裔学生，随意指控我加入帮派和犯罪团伙活动”（观察者网注：春谷中学有2000多名学生，其中52％是黑人，30％是白人，里斯是黑人），他要求学校开除Ben Fields，该诉讼定于明年1月开庭。 上一个案子还没开庭呢，又闹了这么一出，看来Ben Fields的日子不好过了。 春谷高中 美国警察在执法时的暴脾气是世界闻名的，轻则摁倒，重则直接拔枪。但校警并不会因为面对的对象是学生就温柔地呵护“美国的花朵”，他们也是十分暴力的…… 2014年11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高中有两位女生打架，一位校警在劝架时，直接把当事学生揍了一拳，事后，该校警没有受到处罚。 <br> 2015年10月11日，在美国圆石高中，两名男学生打架，学校校警前来劝架，一言不合，抓住其中一名学生的脖子就将对方摁倒了地上，事后，该校警被当事学生父亲起诉。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早前报道，研究人员调查了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上千名成年人，受访者中的主流观点是：最容易害得孩子被欺负的原因不是种族、宗教、身体残疾或者性取向，而是体重。   报道称，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美国、加拿大、冰岛和澳洲的2,866名成年人的观点。普尔博士称，这四个国家的儿童和成年人肥胖率相似，赞赏苗条身材和积极运动的文化心态也相似。   在所有这些国家的参与者中，至少有70%认为体重欺侮是个普遍问题，69%认为它达到了「严重」甚至「非常严重」的程度。当被问及在他们看来导致儿童被欺负的最常见原因时，约一半的受访者回答「肥胖」，只有不到21%的受访者认为是种族、民族或国籍，不到15%的受访者回答性取向，不到12%的受访者回答身体残疾，不到6%的受访者回答宗教或学习成绩。   报告在回顾了现有的研究后发现，在医生、教育工作者、家庭成员和同伴之中都存在偏见。   例如，一项涉及400多名医生的研究发现，三分一的医生指出肥胖是令他们对患者持负面态度的疾病之一，仅次于药物成瘾、精神疾病和酗酒。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援引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人们常会刁难超重的家庭成员；近一半的超重女孩称，自己因为体重而被家人戏弄。   报道称，各国参与者中有约四分三表示，学校应该努力提高对体重歧视和欺淩的重视，实施保护超重孩子的政策，并支持建立相关的反欺淩法来解决体重欺侮的问题。   然而，美国人中呼吁政府采取更积极态度的呼声较弱，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觉得政府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只有47%的受访者支持通过联邦立法来防止因体重带来的欺侮。

东方女性受文化影响，一旦被男性“骚扰”往往不敢声张。然而一名美国华裔留学生勇敢挺身而出，带头向美国联邦教育部投诉。 自称赴美留学四年的黄燕莉(Yenli Wong，译音)月前在赫芬顿邮报发表“没被强暴算我走运”(But I was lucky: It wasn’t rape)专文。 黄燕莉写说，她刚从波莫那学院(Pomona College )毕业，四年前她进学校第一天就被一名男同学性侵。她傻傻走进那名男生房间，当她要离开时，那名男生将她强压靠墙不让她走，她在极度害怕又无路可逃下放弃反抗。 黄燕莉说，由于初来乍到，她以为这是美国女大学生必须经历的“正常”事件，而且还庆幸未被强暴。这名狂徒食髓知味，一年多后竟又多次侵犯黄燕莉。直到升上大四，她才搞清楚此人犯了法，可以受到惩罚，决定向校方投诉。然而令她意外的是，学校虽然处分那名男生，但很轻微。还严厉要求她对全部过程保密，如果泄密她也要受处分。 黄燕莉说，早知如此，她有些后悔向学校投诉。她认为，由校方调查根本是利益冲突。因为学校很怕名声被搞坏。因此对不是强暴的性侵案大事化小。因此她决定不再沉默，要让学校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 由于联邦教育法第九章禁止学校性别歧视，黄燕莉联合其他十名学生向联邦教育部民权司投诉，指控波莫那学院处理性暴力事件不力，使学生因性别差异造成敌意环境。 波莫那学院训导副校长费德布鲁姆(Miriam Feldblum)对全校师生发表公开信表示，学校会充分配合调查，该校目标与政府一致。他说，该校2013年起已修订性侵案政策，现有专职第九章协调员、性侵案处理员、训练员与专业调查员，并设立防止性暴力资源中心与网络报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