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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遭黑客攻击！至少5500人账户被盗

据CTV报道，加拿大税局（CRA）最近两次遭到黑客攻击，加拿大纳税人至少5,500个各类帐户被盗用，纳税人电子邮件地址和直接存款信息也被暴露。 CRA证实，截至本周五（14日），CRA的网络系统分别有两次遭到攻击，受影响的帐户约有5,500个，包括My Account、My Business Account，以及Represent a Client等，违规行为也涉及到欺诈性的CERB付款。 CRA发言人杜迪（Christopher Doody）在一封电邮中发布声明说：“CRA迅速识别了受攻击及影响的帐户，并停止这些帐户的存取信息，以确保纳税人的信息安全。CRA正分析这两宗事件，并已要求皇家骑警协助，就此展开调查。” （CRA）声明中说，“在此事件中，欺诈者再次使用了以前数据泄露事件中从第三方所获取的用户名和密码。” 发言人提醒加拿大纳税人，“为帮助降低受此类网络攻击影响的风险，强烈建议用户避免在不同系统和应用程序中重复使用相同的密码。” 杜迪表示，该机构正在向那些帐户被盗的用户发送信件：“CRA将优先安排接听受欺诈影响和身份盗窃受害者的电话，并尽快答复用户的问题。” 该机构还建议，“My Account”用户最好启用电子邮件通知，CRA认为这样做，可以“对加拿大人帐户中的潜在欺诈活动发出预警。” CRA强调，尽管税局网络系统的功能受到影响，但有关违规行为现已停止，CRA的网络系统目前运作正常。（参考链接：https://winnipeg.ctvnews.ca/cra-hit-by-two-cyberattacks-affecting-thousands-of-accounts-1.5066070）

6年前
加拿大人最爱的两大零售店也难度过疫情危机？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下，全球经济都受到重创，加拿大的实体零售商也陷入一波巨大的关店大潮。继星巴克、维密、GAP、ALDO、Davids Tea等众人所熟知的品牌陆续宣布大规模在加拿大各地关店后，零售业专家Doug Stephens在近日预测，下一个遇到危机的零售商将是加拿大人都很爱的Canadian Tire和Hundson's Bay（HBC）。图片来源：CTVNews Stephens指出，这两家公司在疫情危机开始之前都未能很好地迎合消费者不断变化的购物习惯，HBC的在线业务发展速度缓慢，何况在疫情爆发后，实体店被迫在春季关闭，外加消费者的支出急剧下降，所以很可能像其他大品牌一样，不得不关闭一部门营收较差的门店。 Stephens感到十分担忧，HBC在过去5年中缺乏数字销售领域的战略，而这次的疫情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适应网购模式，HBC必须迅速地追赶消费者的脚步才行。图片来源：CTVNews 除了HBC的前景令人担忧外，Canadian Tire公司最近报告了第二季度的亏损，低于分析师的预期。虽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Greg Hicks将亏损归咎于疫情，但是Stephens却颇为担心Canadian Tire的未来，“在如今的时代，他们仍然有些产品无法在网上订购，也不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简直太荒谬了。” 图片来源：CTVNews 另外，Stephens还认为加拿大的商业地产也面临史无前例的危机，中端的购物中心将最难在疫情中存活。高端购物中心的财力、实力以及入驻的品牌过硬，选址也都是黄金地段，人流不会太差，例如Yorkdale。即使大品牌选择关闭营收差的门店，大概率不会是高端商场内的那一间，而且消费者对服饰类商品有试穿方面的需求，仍然会去商场逛街。所以，高端商场较容易度过危机。图片来源：yorkdale.com 而主打低折扣的购物中心也有自己的优势，例如Toronto Premium Outlet。加拿大人在就业前景和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被高性价比和折扣力度大的产品吸引。图片来源：DailyHive 然而，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大部分的购物中心都是中端的，这将直接影响到商业地产。 HBC、Canadian Tire回应根据CTVNews的消息，对于来自零售行业专家的担忧，HBC的一位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回应，该公司一直在努力应对大流行带来的财务影响，并相信公司将在这场危机中“强势崛起”。该发言人还称，HBC公司已经成功建立了强大的电子商务业务，在过去5年中每个季度都实现了数字增长，疫情期间的在线销售额增长了三倍。而且thebay.com网站的访问量在全加拿大排名前十。最近，HBC还为其网站引进了行业领先的技术，全面重新优化了客户体验，包括与客服和店内工作人员进行实时聊天。此外，HBC的手机app从2019年7月启用至今，已获得近40万次下载，并收获较高的评分。 Canadian Tire也对Stephens的评论提出了异议，并表示“我们的大部分商品都可以送货到家、路边或店内取货，使我们的客户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购物方式。” Canadian Tire公司还补充：“实际上，在截至6月的最近一个季度，我们的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了500％以上，该季度的电子商务收入超过了2019年一整年的线上销售额。此外，我们的零售部门在过去一个季度的销售额增长了20％，称得上是史上最好的销售季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 图片来源：CTVNews 从目前看来，两家公司都对自己都充满了信心，期待他们经历过此次疫情的冲击，在未来变得越来越好。

6年前
NDP国会议员提议：把CERB变永久性基本收入

曼尼托巴省NDP国会议员Leah Gazan最近提出动议，推动将加拿大紧急救助福利金( CERB)转为永久性基本收入，这意味着加拿大人不用工作每人每月可以领到2000元，实在是天大好事。不过，加拿大纳税人联盟认为这是一个虚幻的太美好的愿景，因为加拿大纳税人根本负担不起。图源：globalnews 据globalnews报道，代表曼尼托巴省Winnipeg中选区的NDP国会议员Leah Gazan提交的《46号法案》（Motion-46），目标是要填补加拿大人收入和不平等之间的差距，她说这个差距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而进一步恶化。 NDP国会议员Leah Gazan Leah Gazan认为，应对新冠疫情加拿大政府发放CERB，证明加拿大确实是拥有资源的。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加拿大人都能生活得有尊严，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投入资金以确保所有人的基本人权。 Leah Gazan说，基本收入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通常被视为政府为公民提供的无附加条件的收入，而不是各种有针对性的社会福利。图源：NDP国会议员Leah Gazan网站截图为了推动该项动议，Leah Gazan一直与“加拿大基本收入网络”（Basic Income Canada Network）以及“曼省基本收入网络”（Basic Income Manitoba）进行合作。加拿大基本收入网络主席Sheila Regehr说，现在是加拿大实施基本收入制度最合适的时机。政府发放CERB的金额正好是我们所建议的基本收入的金额，这是合理的，并且对人们有效。她认为加拿大政府可以负担得起像CERB这样的计划。加拿大纳税人联盟负责人Todd MacKay则认为，虽然基本收入计划听起来不错，但加拿大人负担不起这项额外的开支。 Todd MacKay（图左）图源：meadowlakenow Todd MacKay说，CERB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计划。新冠病毒大流行刚爆发时，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但这并不是永久性的。原因之一是它每周需要纳税人支付数十亿元。老实说，我们是在借钱支付这笔巨额开支。如果CERB转为永久性基本收入，我们就是在给子孙后代留下数以百亿计的巨额债务。 Todd MacKay说，在疫情初期加拿大政府及时退出CERB是行之有效的，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就好比一个人失业了，这时需要信用卡透支帮助支付账单，但你不能一直透支信用卡，你需要尽快找到下一份工作，那才是正确解决之道。据悉CERB和另一项高达450亿的工资补贴计划将在10月到期。国会预算官员上月表示，如果从今年秋天开始的六个月内为几乎所有加拿大人提供基本收入，可能需要花费纳税人大约980亿元。

6年前
ICBC说要退我们钱... 还有这种好事啊

加西网报道：不断巨额亏损的ICBC是很多BC省居民的噩梦，保费不断增加，已经成为了BC省居民的一个沉重负担。但最近BC省总检察长大卫·埃比（David Eby）表示，由于疫情大流行，撞车事故减少，因此在ICBC的财务年度结束后，买了汽车保险的省民可能能够获得退款。（来源：BC省政府）埃比没有详细讲述撞车事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疫情导致路上的车少了？还是因为保险制度改了，导致开车的人更小心了？不过他表示，目前ICBC的情况看起来很好。他表示车险制度做了些改变、开车的人减少了、事故少了，总体趋势是不错的。至于会退多少，埃比并没有给出数额，而是表示一旦ICBC有盈余，省政府将通过一项新法律来将盈余直接返还给司机。至于返还的方式要看情况，可能是给予司机保费折扣，也可能是降低保费，或者两者想结合。但小伙伴们也别高兴得太早，这个退款是否存在还是个未知数，一则ICBC本财务年度要在2021年4月30日才结束，离现在还有大半年之久。此外，ICBC的财务情况以往并不乐观，是否到时候能有盈余也很难说。 // 要知道，NDP政府上台前，ICBC一个财年的巨额赤字可是高达13亿加元。埃比表示影响ICBC财务的主要因素包括：撞车次数及由此产生的汽车维修和理赔费用、公司的投资以及民众保费缴纳情况。他表示由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驾车习惯，有些人可能很少出门，因此改为购买较为便宜的汽车保险，而夏天到了有些人可能为RV车购买更贵的保险。不过，深陷泥潭的ICBC总算是传来了一些好消息，目前ICBC正在转向增强型保险模式，埃比表示这将使平均保费降低20%左右。

6年前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与财长因为CERB闹掰！要换人

据《环球邮报》周二报道，由于与总理杜鲁多在如何让经济渡过新冠疫情问题上存在分歧，联邦财政部长莫尔诺（Bill Morneau）可能被解除职务。该报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杜鲁多不确定莫尔诺是否是处理经济复苏的正确人选。莫尔诺原是多伦多的富商，自从杜鲁多的自由党于2015年底上台以来，一直担任财政部长。目前，杜鲁多已决定在国会秋季开会之前进行内阁重组。不过，财长办公室表示，莫尔诺没有计划退出政坛，会参与经济复苏。图源：BLAIR GABLE/ REUTERS 据称，取代莫尔诺的潜在候选人包括副总理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外交部长商鹏飞(Francois-Philippe Champagne)和马克·卡尼（Mark Carney）。卡尼曾任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格兰央行行长。在COVID-19封锁期，总理向卡尔听取非正式的政策建议。目前向他咨询经济复苏的计划。消息来源没有否认，如果卡尼有意，他可能会替代莫尔诺的财长职位。不过，他需要首先赢得国会议席。今年6月，卡尼宣布正在写书，列出后疫情时代振新经济的全面和长远意见。《邮报》称，莫尔诺与杜鲁多因为联邦政府应急福利金（CERB）计划转入新的失业金计划（EI）而存在分歧。总理办公室要求将EI保费冻结2年，而莫尔诺坚持只能冻结1年以便节省开支。莫尔诺上月宣布了加拿大本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将达到3432亿加元（约合2581亿美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赤字。在总额数百亿元的解救计划中，杜鲁多也多次更改了莫尔诺的重要措施，包括财长最初提供10%的工资补贴（CEWS），但杜鲁多稍后宣布补贴为75%。财政部曾提出法案，要求将税收和开支的权限延长到2021年底，但杜鲁多指示莫尔诺撤销该法案。除了政策分歧，莫尔诺被曝隐瞒政府内部所有人没有及时偿还慈善机构支付的旅行费用。尽管莫尔诺作出道歉，但是反对党议员表示他必须辞职。上月，莫尔诺披露他和家人于2017年前往肯尼亚和厄瓜多尔的部分开支由WE Charity支付，此行是考察WE在当地的人道主义工作，并称他于近期偿还了$41,000元旅行费。此事让总理办公室措手不及。联邦道德专员目前正在就WE的一项政府合约调查莫尔诺与杜鲁多。杜鲁多目前正在Gatineau Hills的Harrington Lake度假，并检讨新的刺激和福利措施。消息人士表示，杜鲁多知道，经济从疫情中复苏可能要好几年的时间。原文链接：https://torontosun.com/news/national/canadian-finance-minister-could-lose-job-amid-dispute-over-virus-response/wcm/79e737b8-d353-4eb3-8710-ad69ab858b09/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politics/article-finance-minister-bill-morneau-could-be-replaced-over-clashes-with/

6年前

险资举牌杠杆并购在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并不少见。扑克投资家注意到，有消息称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11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至11月28日期间大量购入格力电器股票，持股比例由2016年三季度末的0.99%上升至4.13%，持股排名由公司第六大股东上升至第三大股东。当然，恒大买了更多万科A的股份，或许涉及宝能从万科出来。这种景象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也非常火热。“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事实上，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个别激进保险公司及控股集团突然冒起，一些实业家如董明珠在公司治理上的被围攻，和80年代的美国多么类似！或许，我们应该对资本更清醒一点。 8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杠杆并购里根、撒切尔80年代早中期的改革，的确是立足于振兴供给侧的。但是却没有达到效果。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发展停滞，金融行业开始在“存量发掘”上做文章。这是美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萌动。里根、撒切尔的败笔，在英国是片面私有化，在美国，则是让摘桃子的人（Value Taker）凌驾于价值创造者（Value Makers）之上。这里面，钻监管空子而未被制止是一大原因，毕竟摘苹果比种苹果容易的多。这些现象，集中体现在传统工业等领域。同期，信息技术产业开始起飞，西方信息技术产业（很快加上通信技术产业）和其他大型产业（能源、交通、电力、钢铁、建材等等）之间走势的差别就此出现。在80年代，美国也并非全然没有出现产业强人，挽救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李·艾柯卡就是典型的美国英雄。但是，由于左翼社会运动的崛起，大公司的发展被压制，沉闷的局面仍未改变——其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1988年问世的“人类导致全球变暖”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撒切尔夫人做了次带有投机味道的事，她为了压制自己的长期对手——英国国有煤矿而推动核电，成为该理论站台的第一个国际重要政治人物（需要指出的是，里根和老布什并没有大力支持这一运动，尤其是里根从未支持过，精心把它扶上台的是此时还很年轻的政客——戈尔），结果在后来反噬了自己——该社会运动一旦扩散，核电由于“安全因素”也被干扰，在西方几十年没有新的建设，对此，撒切尔在21世纪的回忆中后悔不已。这一运动在克林顿时代发扬光大，这是后话。 80年代美国产业英雄李·艾柯卡，在日本汽车长驱直入美国市场时奋起直追在50-70年代技术推动的新市场需求突然消失后，大量西方大型制造产业成了停滞行业，这时候金融新兴势力来了，而且逐渐蚕食并长期统治西方这一产业领域。这就是KKR为代表的私募股权（PE）公司。他们启用连环高杠杆（通常是养老基金成为基金LP，保险公司提供过桥贷款，银团贷款，垃圾债券，形成四级杠杆）现金收购上市公司，退市后折腾一番再上市。这种行为连带激发了股市突击手（corporate raider）等寄生行为（并购通常使标的公司股价上涨，如提前得到消息可提前布局）。“积极股东主义”盛行于世，大量制造业上市公司被并购和转卖。而私募股权公司接手后，由于操盘手并非专业出身，实质上玩的是靠削减研发投入等短期手法粉饰报表再上市套利的路数。具体的方法是：在法律上将为并购建立的工具性法律实体和并购对象合为一体，这样工具性法律实体为收购借的大量债务就变成并购对象的债务。并购对象通过大量削减成本——包括日常开支、员工及研发开支来还债。在这一过程中，起先利润会很低（因为还债有利息），但避免了税收（利息在交税前扣除，记住，原来公司被并购前没有高负债也就没有这笔利息，那利润是要交税的）。随着利息逐渐偿还，净利润就重新增长，这样形成一个很好的两-四年的记录，再拿去上市。而美国资本市场由于摆脱了高通胀，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是有个持续的牛市的，市盈率本来就比原来高，而做出增长的上市前利润记录能搞个好估值，如此卖出，并购型PE就赚钱了。当然，在经济上衡量，利润很高，所以后来有些经济学家拿着这资本进出的利润说PE如何如何“提升了经济效率”，如果真的靠提升效率赚的钱，那应该不受时间限制，但其实并购型PE都是集中在某一时段爆发，到今天也就三次热潮。 Merchants of Debt，已经翻译为中文《门口的野蛮人2:KKR与资本暴利崛起》，写于1992年，详细记录了KKR在80年代的几个案例请注意这种并购和普通并购的不同。并购是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种常见行为，本身是中性的（但并购后的整合从来都是很艰巨的任务），有价值的并购是互有所需，比如一些本身太小但有独到技术的公司通过被并购整合到具有系统能力的大中型企业里面发挥价值，这在科技领域是常见的。但上述并购是纯财务公司并购实体经济企业，而且大规模动用杠杆（而非自身现金或换股并购）。很显然，这在本质上没有对企业的长期研发尤其是长期战略路径进行什么考虑，这样一种短期操作，对企业少有改进，甚至摧毁了企业的长期研发体系。李·艾科卡本人就非常厌恶这种行为。但在欧美，PE成为传统行业公司的股东的现象持续了20多年，在80年代中后期、2005-2007年及最近有三轮热潮，拿在手上的更多——现在中国公司海外并购会发现大量企业的卖主都是PE。平庸是这些产业近30年的主要特点。这也是规律：从产业史看，凡是进入金融性资本来全面主导局面的行业，往往是技术进步已经停滞的行业（新技术不出现，才比谁的钱更雄厚）。人类的进步，就是要避免停滞。那么为何那时“积极股东主义”能得到相当的公众赞同，主要是因为美国当时的管理结构正好处于一轮青黄不接的状态——大部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创立的大中型企业创立者及其家族多已退居二线，经过60年代的管理层接管，大部分企业的经营很波澜不惊。另外，80年代初沃尔克治理通胀时的高利率也让一些企业经营困难，80年代中期大量制造领域的美国企业全面受日本冲击，非常窝囊。这时有一批像《华尔街》电影的盖柯这样的人振臂一呼，“贪婪就是好”，舆论就会一片倒，再加上小股东天生墙头草，有人出高价收购股票当然愿意卖。结果，门口的野蛮人并没有振兴美国企业打败日本人——当90年代初这场泡沫破灭时，他们就一窝蜂跑去相对保守的房地产（REITS）市场了。美国80年代中后期并购方面的教训给今日中国的警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设计者在海外留学时，正好赶上了这一浪潮，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那时这些活动的不利后果还没有真正表现出来，这一情节导致了设计能带来“中国版的野蛮人之争”的制度（如高收益债）一直是一些群体的情怀。但事实上，美国8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我们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个别激进保险公司及控股集团突然冒起，一些实业家如董明珠在公司治理上的被围攻，和80年代的美国多么类似！差别仅在于：美国并购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是银团贷款和垃圾债券，可以以工具性法人实体借债，中国不允许，所以中国财务举牌/并购的主体成了保险公司——靠发售等同理财产品性质的万能险的保险公司，再和背后出资人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融资结合在一起，瞄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股权分散的一些大中型企业（这类企业通常不是典型国企，而是有强人执掌的民营）进行举牌。而且这种举牌不像美国那样要全盘并购，只需要成为最大股东（对那些股权分散的公司，通常20%以上即可）就可以介入公司的经营。 2015年年底以来，在宝万之争中，华生（80年代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设计者之一）出来反对“谁钱多谁说了算”，这是有道理的。只是万科是过去20多年本身搭顺风车的房地产企业，还不是特别典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对格力电器、特变电工这样的由能人一手领导带大，具有重要科技产业制高点意义，同时因为出身集体所有制而股权分散的公司的举牌——其中格力电器在2016年底的股价异动说明它已经成为目标。为什么不能放任靠发行金融产品的金融机构无节制的举牌企业并查收企业经营？因为只有一手带大企业的能人能最准确的评估企业下一步战略应该怎么走——这种为企业奋斗几十年乃至企业的实际创立者，一般都视企业为自己的生命。而企业的每一次决策尤其是重大新产品研发，有必需的投入时间——在中国最近很多案例中是2-5年（指物质领域或真正高技术领域的新产品，不包括媒体性的互联网“产品”），一般3年较常见（越是从无到有的越难，越是没有国外先例的越难；比如康得新搞增光膜、欧菲光搞新型触摸屏、摄像头模组，2-3年；比亚迪从无到有搞“云轨”，5年；京东方搞扩产走出困境，3年；特变电工搞超高压、特高压产品，3年左右；华为从提出“云、管、端”搞高清图像传播，研发了三四年了），而后这个重要产品能给企业带来3-4年的回报期，同时又用于维持新一批“下一代产品”的研发。这个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多代产品迭代式研发，多领域同时研发等情况，但每个产品研发消耗的时间是硬要求，很难改变。由此可见，企业本身的产品研发-收获/下一代研发-收获是一个连续流，正是这种不断滚动的企业决策推动了人类技术的进步和生活边疆的开拓。简单的把企业看作现金奶牛，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对于大部分企业，现金奶牛（如他能达到的话）只是一个假象：如果它不投入研发，那种稳定的利润-分红撑不过5年——那么即便按照每年分红率占市值6%计算，也不过能分出市值的30%，一旦5年后企业败落，持股者企业价值的损失更惨（不要提巴菲特，巴菲特分红型企业的典型是喜诗糖果，这种非科技民生行业不多且美国不是靠糖果立国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俄国很多被私人寡头控制的前苏联大型系统性企业逐渐落后的原因——俄国大亨大多不做再投资，有了利润就汇到国外，俄国现在已经陷入国内技术相比国外落伍，寡头性企业把持国内物品高价人为维持利润的局面（更惨的是败落，比如乌克兰，前苏最高尖端的技术因为私人大亨没有兴趣参与——太难榨取现金，扎波罗热的电力传输技术就由特变电工系统性吸收）。明白企业运转的基本原理，我们再比较一下“举牌”相关的两个群体所做的事情：一个是辛辛苦苦做了20年乃至30年的企业，一心为企业长期发展着想（比如格力电器董明珠，比如南玻的曾南），一个是对外发理财产品，短时间内囤积几十亿、几百亿的现金，被堆着的现金推着“不得不”到处搜寻大规模投资对象，“不得不”举牌眼中的“类债股”。谁会为企业长期命运着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举牌型金融资本的钱本来就不是自己的钱，而是通过调动小投资者心理倒腾过来的钱，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小投资者的心态——即便万能险可以滚动。举牌型金融资本可能在敲门时会允诺不干预企业一把手战略决策——但一到企业要有重大战略动作的时刻，他们经常会犹疑，因为这会减少当年的分红，这在南玻的案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根本上看，举牌型金融资本不愿意对企业进行长期投入，因此对举牌行为必须在法律上有所约束。事实上，这关系到一个经济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真正有活力的经济体的强盛秘诀是鼓励并保护它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现代企业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统帅——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总是要带起一群团队，再在其中历练出下一代企业家，如此代代传承，不断裂变。金融资本在企业发展上应处于辅助性角色，当二股东、中小股东、不话事股东，提供资金，分享企业逐渐壮大带来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