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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招标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2004年7月27日开标前夜，各方没有达成协议，深夜，时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亲自出面改变了什么？为什么说“德国人从中国的旋转门又转出去了”？为什么不到八年时间，中国的高铁制造企业就可以与日本高铁企业在全球角逐订单，上演了徒弟与师傅的高铁争夺战？ …… 中国高铁招标的幕后，日法德，三国杀，步步惊心。近日，习近平出访英国，高铁项目成了热议的焦点，而随着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的推销，“高铁外交”席卷全球。首部介绍高铁历史的书《高铁风云录》即将上市，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部分。这是一个被写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2004年6月17日，铁道部委托中技国际招标公司为铁路第六次大提速进行时速200公里动车组招标，并在《人民铁道》以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同时发布了名为《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的公告。这次招标，对投标企业条件的限定，让铁道部处于绝对主动的位置。公告明确投标企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这段话比较绕，通俗解释一下，就是两个意思：第一，投标企业必须是中国企业，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以及日本高铁制造企业本来想直接参与投标，这一条件将它们挡在了门外；第二，中国的企业也不能随便投，必须有拥有成熟技术的国外企业的支持，这一下又把“中华之星”、“蓝箭”等国产动车组挡在了门外，因为铁道部的真正目标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次招标了还明确规定了三个原则，第一关键技术必须转让，第二价格必须最低，第三必须使用中国品牌。决定这次技术引进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铁道部只指定了两家企业能够技术引进，一家是南车集团的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是北车的长春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这被称为“战略买家”。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日本高铁制造企业都明白，这次招标虽然只有140列动车组订单（140列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天量，要知道阿尔斯通因为十几列动车组就与西门子对簿公堂），只是针对第六次大提速，但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描绘的“四纵四横”客运专线网络可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铁大市场，这个市场大到没有任何一个高铁企业可以忽略。而这次招标就是未来市场竞争的一次预演，谁都不敢轻易放弃这次机会，谁都不敢掉以轻心。 1.怎样才能竞标？他们要进入中国高铁市场就只能找合作伙伴，对象只有俩，一个南车四方，一个北车长客，二对四，中国的这两家企业占据了绝对的战略优势。铁道部还要求，投标前国外厂商必须与中国国内机车车辆企业签订完善的技术转让合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取消投标资格。更狠的是，铁道部还设置了一个考核环节，叫作“技术转让实施评价”，考察对象是中国投标企业，裁判是铁道部成立的动车组联合办公室，简称“动联办”。虽然你中标了，但铁道部先不付钱，然后国外企业作为老师要向国内企业传授技艺，动联办不考核国外企业教得怎么样，它只考察国内企业学得怎么样，只要是国内企业没有学好，他就不付钱。实话说这个规定有点太霸道了，国外企业不但要全心教，还怕遇到笨学生，因为即便他全心教，碰到笨学生学不好，他的钱一样打水漂。没办法，这些国外企业只好把压箱底的活儿拿了出来！前几年有些负能量满满的媒体一直质疑中国企业是否从这次技术引进中获得了核心技术。其实与一些技术外行，就一些过于技术的问题进行争论没有太大意义，看看中国高铁今天取得的成就，看看已经通过美国律师事务所以及知识产权局评估的CRH380A型动车组，看看中国高铁已经开始在全球四面出击的今天，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 2004年6月17日游戏规则正式发布，到7月28日投标截止，中间共有41天时间。四家公司开始对中国的两家公司展开了围猎。当然在正式招标前，大家都已经从各种渠道得到了风声，相关地下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早在5月份，日本六家企业就成立了大联合准备与南车四方谈判角逐中国高铁市场。长客首选的是西门子，四方首选的是日本大联合，庞巴迪因为早在1990年代就与南车四方成立了合资公司，所以它并不为投标资格而担心。唯一发愁的就是阿尔斯通，他们脚踏两只船，一边与四方谈，一边又与长客谈。具体情况下面我们来一家一家地介绍。先说南车四方与日本大联合。据媒体报道，对于日本新干线技术，铁道部最初倾向于拥有新干线700系及800系技术的日本车辆制造公司（日车）和日立制作所，但日车及日立均表明拒绝向中国转让新干线技术。此后，中方改向与四方有过多年合作的川崎重工招手，当时川崎重工正处于经营困难的时期，于是开始与南车四方进行谈判，准备参与中国这次史无前例的高铁大招标。南车四方也倾向与川崎重工进行合作，毕竟双方早在1985年就已经结成了友好工厂，双方知根知底，比较熟悉。 2.谈判有多艰苦？尽管如此，谈判也艰苦异常。最初JR东日本公司、日立制作所、日车公司都坚决反对川崎重工向中国转让新干线技术，但是川崎重工经过谈判后，与三菱商事、三菱电机、日立制作所、伊藤忠商事、丸红五家企业组成“日本企业联合体”，在其他日本企业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情况下，与中方展开了谈判。至于谈判有多艰苦，在采访中，当时南车四方具体负责谈判工作的某君（因此君不愿透露姓名，故在此隐去）讲了三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当时此君30多岁，而日方参与者都是五六十岁之人，某次具体的谈判颇不顺利，某日本企业代表表示无法接受其中某条件，威胁要退出谈判，起身欲离开。此君竟然起身，将茶杯摔在了地上，告诉此日本代表如果他今天从这个门走出去，就永远不要回来。此日本代表竟然就没有敢踏出此门，而是回到桌子上继续谈判。第二个细节，据此君介绍，在最艰苦的谈判阶段，有一次他竟然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而且日方竟然也陪着他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他们正谈着，突然发现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发现翻译趴在那里睡着了。他们累的时候，也坐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就能睡着，休息一下后接着谈。第三个细节，为了做好这次投标工作，他在酒店办公的房间准备了四台打印机和复印机，就怕万一出点什么问题，但是就在此前一天，已经连续多日无休止工作的四台机器竟然全部烧毁了，搞得他们非常被动，又找来其他机器来打印投标文件。再说阿尔斯通，他们脚踏两只船，一面跟四方谈，一面跟长客谈。但是四方的首选谈判对象是川崎重工，他们跟阿尔斯通谈，主要是为了给日本企业施压；长客的首选谈判对象是西门子，给西门子施压也是他们跟阿尔斯通接触谈判的重要目的之一。谁知道，西门子竟然认为自己胜券在握，坚持不让步，所以在离投标截止日期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时，长客与阿尔斯通的谈判突然加速，并最终在投标截止日期前完成了全部谈判工作。最后说说西门子。西门子通过此前的情报收集工作，判断他们以ICE3为基础研发的Velaro平台，才是当时铁道部最中意的目标，所以在原型车价格以及技术转让价格方面都漫天要价。当时西门子的开价是原型车3.5亿元人民币一列，技术转让费共计3.9亿欧元。此外，他们还在技术转让方面设置了诸多障碍。对于这次谈判的细节，蒋巍先生在他的报告文学《闪着泪光的事业——和谐号：“中国创造”的加速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3.开标前夜，张曙光出马改变了什么？所有谈判进程当然都在铁道部的密切关注之中。开标前夜，即2004年7月27日，双方依然没有达成协议。深夜，张曙光（编者注：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2011年2月28日，被停职审查。2014年10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4718万元判处张曙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亲自出面斡旋，话说得语重心长和直截了当：“作为同行，我对德国技术是非常欣赏和尊重的，很希望西门子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但你们的出价实在不像是伙伴，倒有点半夜劫道、趁火打劫的意思。我可以负责任地表明中方的态度：你们每列车价格必须降到2.5亿元人民币以下，技术转让费必须降到1.5亿欧元以下，否则免谈。”德方首席代表靠在沙发椅上，不屑地摇摇头：“不可能。” 张曙光坚定地说：“中国人一向是与人为善的，我不希望看到贵公司就此出局。何去何从，给你们五分钟，出去商量吧。”“方脑袋”确实像个撬不开的钱匣子，商量回来，脑袋仍然很“方”，没有一点儿圆通的余地。张曙光把刚刚点燃的一根香烟按灭在烟缸里，微笑着扔下一句话：“各位可以订回程机票了。”然后拂袖而去。第二天早晨7时，距铁道部开标仅有两个小时，长客宣布，他们决定选择法国阿尔斯通作为合作伙伴，“双方在富有诚意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达成协议”。大梦初醒的德国人呆若木鸡。早餐桌上，得意洋洋的法国人品着香甜的咖啡，还不忘幽了德国哥们儿一默：“回想当年的‘滑铁卢之战’，今天可以说我们扯平了。” “德国人从中国的旋转门又转出去了”，消息传开，世界各大股市的西门子股票随之狂泻，放弃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的中国高铁市场，显然是战略性的错误。西门子有关主管执行官递交了辞职报告，谈判团队被集体炒了鱿鱼。这次招标共分为7个包，每个包20列动车组，根据招标书的规定，每个包里包括1列原装进口的原型车，2列散件进口，在国内完成组装，剩余17列为国产化列车，国产化水平按步骤逐渐提高，到最后一列时国产化率要达到70%。南车四方具体负责技术引进落地实施的某君在采访中（同上应本人要求隐去其姓名）形象地说，第一类叫他们干我们看，第二类叫我们干他们看（随时指导），第三类就是我们自己干，有不明白的地方再向他们咨询。他们把这个过程总结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僵化”，就是严格按照外方提供的图纸去做不求创新只求复制；第二个阶段叫“固化”，就是把学到的一些东西在流程上原汁原味的“固化”下来，做到不走样，制造水准向外方看齐；第三阶段叫“优化”，对工作完全掌握并熟悉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优化的建议。当然所谓这三个阶段都是针对首批60列车而言，再到后来他们翅膀硬了，都开始自主开发新的车型了，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7月28日，投标的最后截止日期，南车四方与日本大联合六家公司结成了联合体，投出了自己的标书；长客与阿尔斯通结成了联合体，也顺利投出了自己的标书；庞巴迪以自己与南车四方成立的合资公司为主体也投出了自己的标书；西门子因为在最后时刻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只能黯然出局。 2004年8月27日正式开标，南车四方联合体中标3包60列，他们拿出的是东北新干线家族的“疾风号”E2-1000系的缩水版。为什么说是缩水版呢？因为E2-1000是6动2拖结构，最高运营时速275公里，但是日本大联合卖给中国的4动4拖结构，最高时速250公里，引入中国后被称为CRH2A型动车组。长客联合体也中标了3包60列。阿尔斯通擅长的是动力集中型动车组，而铁道部这次招标要求必须是动力分散型动车组，阿尔斯通研制的动力分散型动车组只有一款就是AGV，但技术上采用了阿尔斯通情有独钟的铰接式转向架，而铰接式转向架技术恰恰是铁道部极其排斥的。阿尔斯通最终以“潘多利诺”宽体摆式列车为基础，取消摆式功能，车体以芬兰铁路的SM3动车组为原型，研制了一款动车组，引入中国后被命名为CRH5A型动车组。庞巴迪拿出的则是为瑞典国家铁路提供的Regina C2008型动车组，引入中国后被命名为CRH1A型动车组。 2004年10月20日，四方签约活动在北京正式举行，由铁路局、中技国际、南车四方与川崎重工四方签约；铁路局、中技国际、长客与阿尔斯通四方签约；铁路局、中技国际与南车庞巴迪三方签约。 4.西门子出局怎么又中标了？当然后面的故事还一样精彩。铁道部当时只是想教训教训西门子，对西门子的技术还是很欣赏的。为什么呢？因为铁道部铆足了劲要发展时速350公里级别的高速铁路，所以需要引进设计时速300公里及以上的动力分散型动车组。而拥有这项技术的只有日本高铁设备生产企业和德国西门子公司（阿尔斯通的AGV号称时速360公里，但是铰接式转向架技术为铁道部所排斥）。日本企业已经公开声明不会转让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所以西门子是不二选择。 2005年6月份，铁道部又启动了时速300公里动车组采购项目。这次铁道部没有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而是采取了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进行采购。据原中国南车董事长赵小刚先生回忆，当时准备跟西门子合作竞标的企业有好多家，包括北车的长客公司、唐山厂，南车的株机公司。铁道部当时有意撮合西门子跟长客，谁知道阿尔斯通跑到中国政府那里告了一状，说铁道部准备一女二嫁。于是长客与西门子合作的机会就黄了。因为南车四方已经决定在CRH2A的基础上自主开发时速300公里级别的动车组，考虑到竞争平衡问题，株机公司也出局了，最后唐山厂与西门子公司联合拿下了60列时速300公里动车组订单，此时西门子已经学乖了，每列原型车的费用已经降到2.5亿人民币，技术转让费降到了8,000万欧元；南车四方也拿下了60列时速300公里动车组订单，此次招标已经完全以南车四方为主，由铁路局与南车四方直接签合同，川崎重工不再作为联合体的一部分，而只是提供一些技术支持；庞巴迪也四处攻关，它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四方庞巴迪也顺利拿到了40列动车组订单。整个中国高铁技术引进的过程，正如曾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棋牌游戏《三国杀》一样，出招接招、见招拆招，到此算是告一段落。 5.中国从竞标中得到了什么？通过两次招标，中国企业在铁道部的统筹下，捏成了一个拳头，成功获得了日本、法国、德国的高铁技术。 ●西门子拿出来的是基于ICE3开发的Velaro CN平台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动力分散型动车组的最高水平； ●阿尔斯通擅长动力集中技术，他拿出来的仅仅是以“潘多利诺”摆式列车和SM3型动车组的结合体，技术并不先进，所以CRH5投入运营的初期，故障率一直居高不下； ●日本大联合没有拿出自己最好的动车组技术，只是拿出了缩水版的“疾风号”E2-1000，但是通过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中国企业不但获得了一个向上开发的动车组平台，而且也在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中学到精益制造技术，这让中方企业在此后的发展中受益匪浅。 2004年，中国在引进高速列车技术时，日本川崎重工总裁大桥忠晴曾这样耐心劝告中方技术人员：不要操之过急，先用八年时间掌握时速200公里的技术，再用八年时间掌握时速350公里的技术。在大桥看来这已经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做到的了，但是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的速度却远远超过了大桥忠晴的预测，因为在还不到一个八年的时间，中国的高铁制造企业已经开始与日本高铁企业在全球角逐订单了，上演了徒弟与师傅的高铁争夺战。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毛主席早在1930年5月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习近平同志27年前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创造了“四下基层”工作法。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详细资料是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作风，他向来有跑遍所在工作区域内基层的工作习惯，从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直到中央，他始终保持着高频次的调研风格。从调研中发现问题，从调研中总结国情，从调研中寻求规律;在调研中蕴育新思想，在调研中产生新理论，在调研中形成新措施，在调研中谋划新战略。习近平同志就任总书记之后就开始思考“十三五”规划，为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规划，他的足迹国内遍布大江南北，国外覆盖世界五大洲。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重温习主席谋划“十三五”规划的足迹。　　国内：三年三十五次调研　　据“学习中国”大数据平台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共调研考察了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河北、河南、广东、甘肃、海南、四川、湖北、辽宁、湖南、山东、福建、吉林、贵州、浙江、陕西、云南、江苏17个省，内蒙古、新疆两个自治区、一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总计用81天进行了35次调研考察，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市，达9次之多，河北、河南、福建、江苏四省都去过两次。如果从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算起，他调研的足迹，已经遍及全国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　　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在酝酿“十三五”规划的关键期习近平主席进行了十分密集的调研活动。2015年3月的两会期间，他就和代表说：“我正在集中思考‘十三五’规划。”从今年5月至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曾与18个省份“一把手”座谈。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　　每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是习主席铁定的调研时间，并一定步入寻常百姓家促膝而谈。2013年元旦前夕，去河北阜平，春节前夕，去了甘肃。2014年元旦前，视察了北京热电厂和敬老院，春节前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2015年元旦前，参加澳门回归纪念活动;元旦后，就去了云南鲁甸，春节前夕，又到了陕西。　　百姓节假日也是习主席的“调研假日”。如2014年，五四青年节，去北京大学参加师生纪念活动;六一儿童节前夕，去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师生;八一建军节前夕，到福建去慰问部队官兵和双拥模范代表;教师节前夕，走访北师大;澳门回归十五周年活动，在澳门进行一系列考察活动。　　习近平到各地调研的时间长短不定，最短的一天，最长的5天，如2012年12月7-11日在广东的考察调研，2013年11月24-28日在山东考察调研。　　习近平的调研活动行程紧凑，内容丰富，调研方式不拘一格。比如，2015年5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到浙江考察调研，就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进行指导。考察期间，先后到舟山城市展示馆，了解舟山群岛新区概况;到岙山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基地，详细了解基地运行和发展建设情况;到长宏国际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考察30万吨船坞作业码头;到定海区干(览加石旁)镇新建社区，了解城乡统筹发展和社区文化建设情况;到杭州城市规划展览馆，看沙盘，观视频，听介绍，了解近年来杭州城市发展特别是新城区建设情况;到浙江省军区机关，接见驻浙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官;到钱江新城城市阳台，观看钱江两岸的新城风貌;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察看产品展示和研发中心;听取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　　2015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强调：“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切实解决改革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关键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势而谋，深入研究管用的措施和办法。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路总是有的，路就在脚下，关键是要通过变革打通道路，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调研，在实践中深化规律性认识，努力在调研中吃透情况、把准脉搏，在调研中指导工作、解决问题。” 　　习近平为期三天的贵州之行，目标之一就是“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在调研时强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调查研究，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破解瓶颈，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他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十三五”规划的最大任务是全面小康，因此，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十三五”规划的最艰巨任务。所以扶贫是习近平谋划“十三五”的关键问题之一，他反复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他在国内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贫困地区，他到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察真情、看真贫。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和运行态势总体是好的。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新的增长点正在加快孕育并不断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并不断蓄积力量。经济发展前景仍然广阔，对此一定要有信心。”“目前东北地区发展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这其中有全国‘三期叠加’等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体制机制等个性方面的原因。有矛盾有风险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有化解矛盾和排除风险的决心和办法，不能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要深入研究在注重质量和效益前提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举措和办法，多从内因着眼、着手、着力，找准症结就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2012年12月，习近平到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开发工作。他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对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有计划、有资金、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大家一起来努力，让乡亲们都能快点脱贫致富奔小康。”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前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了解村里围绕扶贫开发发展特色产业的情况。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湘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域，党委和政府要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发挥自身优势，制定好目标，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对口帮扶等措施加快发展。”2015年1月，习近平在云南昭通市考察时强调：“扶贫开发是我们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是最艰巨的任务。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六年时间了，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期间，习近平专门主持召开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提出“四个切实”的具体要求，强调“切实做到精准扶贫”。他强调：“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十三五”是消灭贫困、拔出穷根的规划，是青山绿水、记住乡愁的规划，是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是发展自己、带动世界的规划，是拥抱小康、奔向复兴的规划。　　国外：三年三十四个国家　　为了给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谋划“十三五”的世界布局，习近平主席的足迹3年内达五洲涉四海。据“学习中国”大数据平台统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共踏出国门17次，访问了俄罗斯(2访问3次活动)、哈萨克斯坦(2次)、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2次)、吉尔吉斯斯坦、白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美国(2次，一次非正式、一次正式)、坦桑尼亚、南非、刚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对荷兰、法国、德国、比利时、韩国、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蒙古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巴基斯坦、英国共34个国家，两访问联合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11次，足迹覆盖五大洲。3年内到过次数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有5次之多;一次只独立访问一个国家的“点穴式外交”有四次，分别访问了俄罗斯、蒙古国、韩国和英国。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5次对外直接提及“十三五”规划。2015年3月16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时指出：“中国全国两会刚刚结束，对2015年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我们还将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相信在新的规划中我们会找到中欧合作的契合点和新机遇。”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指出：“中国正在制定‘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我们将着力实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他同时还指出：“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也是我们‘十三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方向。” 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出席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外方主要代表时指出：“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中国将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区域合作。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实现共同发展。”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英国白金汉宫会见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时强调：“经贸合作是中英关系的‘推进器’和‘压舱石’，面临广阔前景。中国正在制订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相信中国发展将为中英互利合作提供更多机遇。”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英国伦敦金融城举行的中英工商峰会致辞时指出：“中方欢迎来自英国的资金、技术、人才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十三五’规划、‘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愿继续向英国企业提供相关政策信息和良好投资环境。” 　　世界经济已经高度融合，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过去两年，全球经济增长约30%来自中国”。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球经济就感冒，现在还应该加上中国一打喷嚏，全球经济也感冒。“十三五”蓝图关乎世界经济的走向，“将左右世界经济能否复苏向前”。因此，“十三五”规划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世界各国来说，中国“十三五”规划，是世界经济中一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高速列车，欢迎各国人们搭乘。所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也是习近平主席在国外讲话的四大关键词。　　在韩国习近平指出：“中韩关系正处在大发展的新起点上。双方应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全面深化合作，使两国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 　　在蒙古国习近平指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在美国习近平指出：“历史给我们一个重要启迪就是，和平发展是人间正道，一切通过武力侵略谋取强权和霸权的企图都是逆历史潮流的，都是要失败的。中国人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真理。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我愿在此重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他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我们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 　　在英国习近平指出：“作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神圣责任。中英关系不断发展，利在两国、惠及世界。今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开局之年，双方应该牢牢把握机遇、携手前行，共同开辟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他强调：“新时代需要新思维。‘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广阔‘朋友圈’，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添加进入‘朋友圈’。 ‘一带一路’是多元的，涵盖各个合作领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一带一路’是共赢的，各国共同参与，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携手推动亚太共同发展。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推动形成亚太地区政策协调、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发展格局。” 　　在联合国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强调：“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来实现共同发展。”他还强调：“我们应该以此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为了谋划“十三五”规划，习近平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千山万水、跨越世界五洲四海，五中全会正在审议这部他为之呕心沥血的规划，一部将中国人民送进小康社会、欢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宏伟蓝图即将问世，我们欢庆“十二五”的胜利收官、期待“十三五”的美丽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