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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是否继续加息，就像走钢丝一样要在两边取平衡，避免连续加息使加元大幅升值。 保持加元不大幅升值一方面是避免G20其他国家担忧，另一方面加元升值过快也不利于加拿大经济的复苏和进一步发展。 今年加元兑美元已经上升了九个百分点。在9月6日加息之后，加元又上升了2.5%。央行称，加元升值反映了加拿大的经济实力。 市场普遍把央行的这种表态解读为，政策制定者对加元升值并不担忧，尽管升值已经影响到原本就很萎靡的出口行业。 央行副行长Tim Lane 周一表态，试图淡化大众的这种解读，说央行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加元走势，将在决策的时候把其作为一种重要考量因素。 Lane的话立竿见影，加元马上跌回最近一次加息之前的水平。 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波洛兹周三的讲话上，市场普遍预计他会控制加元，同时又避免其他国家指控他操纵汇率。 Western Union Business Solutions的企业风险管理者Michael Goshko说，“2.5%的升值不是每个央行都能接受的，他们甚至不想因此让市场方寸大乱。市场期待波洛兹作为央行行长能够明确表态，扫清疑虑。” 连续加息提升了市场的预期，猜测会否在10月份再次加息。央行并不想继续加息，而且波洛兹有能力打破加息的预期。 ForexLive的货币分析家Adam Button认为，央行连续加息之紧急传达出的信息是，央行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反映比较迟钝。 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八月份通货膨胀抬头，央行还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 控制加元升值对央行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加元升至会导致加拿大的出口产品变贵，出口减少会影响加拿大的经济增长。 Desjardins的高级经济学家Hendrix Vachon认为，与实际价值相比，央行更在意货币升值的速度。 加拿大在G20国家中承诺不操纵货币获得竞争优势，这个问题在目前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议定的背景下再次被拿出来说事。因此即便分析家认为有更大回旋空间，可以在政策声明之外解决这个问题，波洛兹和他的同事也不得不小心措辞。

虽然中国政府和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早就表示要积极谈判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但前加拿大移民部长、现任驻中国大使麦克拉伦John McCallum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承认，一些加拿大民众可能不会支持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目前支持和反对中加自由贸易的人士和组织都很理直气壮。 麦克拉伦指出，支持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一方的主要论点是，加拿大以贸易立国、自由贸易是加拿大从骨子里就支持的事情，加拿大已经与欧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想让亚太自由贸易圈成为现实;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要想发展加拿大的经济、扩展就业，就必须加强与中国的贸易。 但反对与中国自由贸易的一方声调也很高，加拿大一些工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一些公司企业认为中国缺乏公平有效的劳工法规、工作安全法规和环境保护法规，这让加拿大公司企业无法在中国进行公平的竞争。 不过麦克拉伦拒绝明确他是相信反对中加自由贸易的一方更有道理、还是支持中加自由贸易的一方更有道理。 内阁决策 麦克拉伦强调，应该由联邦政府内阁来讨论决定是否开始与中国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这个决策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 麦克拉伦说他已经不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内阁成员、所以不会参与决策过程，但他推测联邦政府内阁会议的决策结果不外三种可能，一是与中国正式开始自由贸易谈判，二是再进行若干次事务级前期会谈，三是决定不启动与中国的正式自由贸易会谈。 麦克拉伦指出，加拿大和中国方面今年以来已经就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何时开始和应该如何谈判的话题进行过几次事务级别的探索性会谈，到目前为止双方的会谈气氛良好、进展顺利。 麦克拉伦认为，中加双边自由贸易前期探索性谈判在多方面取得进展，加拿大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但加拿大并不是盲目的乐观，加拿大清楚的看到中加自由贸易谈判进程中存在的困难。 中国不想节外生枝 比如，这个星期在纽约，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总理杜鲁多再次表示在谈判自由贸易的过程中要重视劳动者选择工作的自由和男女平等的问题;但这些并不是中国政府想要讨论的问题，中国政府只想达成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协议。 此外，加拿大广播公司今年夏天获得的文件显示，加拿大政府在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贸易管理和仲裁缺乏透明度问题、人权和公民权等问题上面临国内一些组织的强大压力。 加拿大前任驻华大使David Mulroney认为，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在对华贸易方面只讲金钱、不讲原则，缺乏战略眼光，只是嘴上说说会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权问题。 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存在的另一个会影响自由贸易谈判的是网络安全问题。今年6月份加拿大和中国同意各自的政府不参与、不支持针对对方国家贸易机密和商业信息的网络黑客入侵行动。 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克拉伦说，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中国既想得到别国的知识产权、自己也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中国也开始站在知识产权拥有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与过去相比可以说是在与时俱进。

　　加拿大独立智库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发布研究报告，由于联邦政府的各项改革，超过80%的加拿大中产家庭正在缴纳更多联邦收入税。这一事实，与政府之前为中产减税的说法完全相反。 　　研究称，中产家庭今年平均每户多缴联邦收入税$840元。 　　学会财政研究主任Charles Lammam说，联邦政府一再声称，他们为中产家庭降低了税收负担，但是计入政府最大的税收改革，实际上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缴的税款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 　　这份报告题为“衡量联邦个人收入税改革对中产家庭的影响”，Lammam是报告的联合作者。 　　研究发现，联邦政府的收入税改革，导致81%的中产家庭要交更多的收入税。这类家庭的年收入在$77,089至$107,624之间。 　　年收入$63,580元以下家庭：收入税多缴了$233元。 　　年收入$63,581-$90,743的家庭：收入税多缴了$638元。 　　年收入$90,733-$120,653的家庭：收入税多缴了$919元。 　　年收入$120,654-$160,001的家庭：收入税多缴了$961元。 　　年收入$160,002以上的家庭：收入税多缴了$3,946元。 　　报告称，政府虽然调低了第二低税阶的税率，从22%降到20.5%，但同时也取消了配偶收入分摊（income-splitting）和其他税收减免项目，这些被取消的减免税项，超过了税率下调，最终导致多数中产家庭的税负增加。 　　其他被取消的减税项目有儿童健体费用抵税、教育开支抵税、课本费抵税和公交费用抵税。 　　Lammam说，杜鲁多政府一再声称为绝大多数加拿大中产家庭减少收入税负担，都是假的。 　　他说，“政府一边高调宣传众多收入税改革，一边低调取消减免税项目，使得加拿大人不能真正了解税改的全面影响，以致于绝大多数中产家庭面对更高的税收账单。”

下周（9月25日—9月29日）财经领域最大的看点，是特朗普即将公布的减税计划。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主要有以下看点： 第一，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35%下降到20%～23%。此前许诺的15%，已经不可能实现。 第二，取消遗产税。 第三，针对中产阶层，将有个人所得税上的减免。 由此可见，特朗普税改的“主要红包”给了企业主阶层（第一、第二项），“次要红包”给了中产阶层。 或者说，特朗普的税改鼓励创业，而不是打工。当然， 他取消遗产税有吸引全球富人移民美国的意思。 降低企业所得税、取消遗产税，将对全球税制产生重大影响，逼迫主要经济体跟进。否则，你的国家就将面临资本外逃的风险。 尤其是美国取消遗产税，很有可能把这一税种送入历史的“回收箱”。 据考证，遗产税早在4000年前就在古埃及出现了。为了筹集军费，埃及法老胡夫开征了遗产税。 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继荷兰之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美国于1916年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 资料显示：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就开征过遗产税；国民党政府也从1940年7月1日开始征收遗产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于1950年通过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要开征的14个税种里，就包括遗产税。 但新中国的遗产税，至今尚未开征。 开征遗产税的最大目的，是增加政府税收；最大的合理性，是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所以，如果投票决定是否开征遗产税，肯定支持率很高。 但问题是，当全球成为一个市场，有没有遗产税就成为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富豪们会小心避开“遗产税国家”，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无遗产税国家”。最终，希望通过遗产税来“均贫富”的国家，很可能落得“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富人跑了，剩下穷人“均贫富”。 所以最近几十年，取消遗产税成为一种风气。下面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取消遗产税的时间表： 加拿大1972年 澳大利亚1978年 以色列1981年 印度1985年 新西兰1992年 埃及1996年 塞浦路斯2000年 意大利2001年 瑞典2005年 中国香港2006年 俄罗斯2006年 奥地利2008年 新加坡2008年 现在轮到美国了。如果美国真的取消了遗产税，那么影响将非常巨大。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中国的遗产税很有可能“胎死腹中”。 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取消遗产税是有社会基础的，这就是越来越盛行的富豪捐出财富的风气。 或许是基于宗教的影响，或许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结果，美国的超级富豪越来越愿意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捐献出去，回报社会。比如最新的报道说： 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将在未来18个月内出售3500万至7500万股Facebook股票，根据目前每股170美元的价格，这些股票价值将在60亿至128亿美元之间。这笔钱将用来做慈善。 扎克伯格还表示，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为此他将捐出所持Facebook股票的99%（目前价值约为700亿美元），和其他人一起，为下一代改变这个世界。 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捐赠个人财富最多的富豪是巴菲特，自2000年已捐出了466亿美元。影响巴菲特的，是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比尔•盖茨从2000年至今捐出了180亿美元，并成立了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巴菲特的钱，主要就是捐给了这个基金会。 比尔•盖茨、巴菲特还是“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活动的发起人，这个活动旨在号召亿万富翁生前或去世后至少用自己一半的财富来做慈善。 迄今为止，参加“捐赠誓言”的168名慈善家年龄从31岁到93岁不等，来自全球21个国家，其中包括社交网站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Bloomberg 创始人布隆伯格、Airbnb 创始人切斯基、Tesla 创始人马斯克和甲骨文创始人埃利森等。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等中国企业家，也已经公开表示参加“捐赠誓言”活动。 白手起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通过合法手段成为亿万富翁，并在去世或者生前把大部分财富捐赠出来，回报社会。这被很多企业家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过程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证明了自己的善心。 企业家捐赠、做公益的风气正在中国兴起，这其中有很多人是出自真心，也有不少是“心机婊”，通过捐赠来套取政府、社会和银行的信任，避免债务危机爆发。但整体而言，中国企业家的公益时代是值得期待的。 从政府和公众舆论的角度，企业家做公益一定是自愿的，而不能是被“逼捐”的。如果是“逼捐”，那么跟开征遗产税差不多，最终只能让资本流失，企业家出走海外。

　　在本周举行的年度Michel Camdessus Lecture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Christine Lagarde表示，在金融危机发生近10年后，现在已经实现了很多重要的目标，危机已经过去，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中。但是新一轮金融危机发生概率为100%，问题就在于发生的时间和方式，但是其相信时间并不会太久... 　　确实是如此，但是我们能从中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可能对有些人来说，银行体系已经变得很安全了，至少西方国家的经济是这样的。然而，尽管确切重演上一次危机的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你觉得我们已经可以预测金融危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所有的金融危机确实有一些共同点，但是每一次危机与之前的危机都是不尽相同的，就像流动的水一样。 　　今天，我们对2008-09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有了较好的理解;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固原来的系统，以防事件重演。但很有可能，我们已经开始重蹈Maginot Line错误的覆辙。我们已经建立了防御工事来防止历史事件重演，但是，下一次，金融危机可能会发生于完全不同的方面。 　　Deutsche Bank市场研究小组的一项新分析发现，在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方面，我们的情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自1973年Bretton Woods固定汇率制度崩溃以来，金融危机就变得比以前频繁得多。 　　这是自1973年以来发生的比较重大的金融危机：1975年英国次级银行业危机(the UK secondary banking crisis);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价格冲击;1976年英国财政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大量新兴市场倒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储蓄和贷款部门的大规模倒闭;20世纪80年代末，各种北欧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爆发;1992年各种新兴市场震荡/贬值;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Mexican tequila crisis);1997年亚洲危机;1998年俄罗斯和LTCM危机;2000年dot.com破产。截至今天为止，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也还没有完全结束，紧随其后的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和银行业危机。 　　这种情况就像现在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是很自然的状态一样，目前明显的平静状态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畸变。Deutsche银行的分析采用了一种非常过时的观点，认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的不稳定。 　　分析认为，自从20世纪70年的金本位制被世界货币代替以来，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不断膨胀的债务、无限制的信贷创造、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放松、全球失衡的积累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增加。其认为，巧合现象是不可能忽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既然基础货币体系没有做任何改变，我们只能期待更多类似的东西。 　　这个说法可能有一些道理，但也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体系的不规范，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是这并不简单意味着跨境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像避雷针一样，能够迅速蔓延至其他的经济体;相反地，其意味着更广泛、不具有通胀效应的影响。国际贸易和移民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后果，使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脱离贫困，但也对发达经济体的工资和物价造成下行压力，推动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信贷增长已成为工资增长的懒惰替代品。 　　此外，每一次连续的金融危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刺激，但多余的部分却没有得到适当的清除。Deutsche调查显示，“通过不断利用刺激措施来应对危机，不让创造性破坏得以接管，随后的危机更有可能将问题转移到全球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而且通常来说，规模更大。” 　　自金融危机以来，央行持续不断的印钞已使资产价格膨胀到危险的高水平，从而几乎可以肯定，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种子。如此沉迷于刺激物已经成为惯用解决措施，但这仅仅是阻止危机，更不用说解除危机。如果将货币环境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能会引发恐慌。 　　目前不可能知道英国下一场金融危机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会于何时发生，但这里有一个设想。 　　英国央行行长Car Carney本周提到了退欧(Brexit)作为“脱全球化”的例子，他承认，许多Brexit的支持者并不这么认为，而将其作为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的一个机会。然而，在这些所谓的福利生效之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肯定会有所减少。如果全球化因为全球竞争的影响而导致通货膨胀，那么Brexit至少暂时来看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脱离欧盟将会减少一些反通胀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变得更加封闭。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说服英国央行决策者，现在有必要加息了。 　　就Brexit其本身而言，这种由退欧引发的去全球化，不太可能引发一场金融危机。但是将其与Jeremy Corbyn’s Labour左派政策混在一起，全球对英国经济丧失信心的所有因素都将到位。Brexit和Corbyn结合在一起，将会是一种特别的有毒组合。完全的收支平衡和财政危机，需要经济衰退引起的利率上升，将不会太久。 　　所有的工党政府最终都被财政和金融危机所摧毁。对Corbyn来说，新一次金融危机至少很快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