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当近350磅（159公斤）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时，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女性开始寻找解决方案，并偶然发现了适合她生活方式的饮食计划。她将快餐换成健康、美味的替代品。她为自己的转变感到惊叹。 38岁的房地产经纪人切尔西?毕晓普（Chelsey Bishop）住在她的家乡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与她20年的伴侣，40岁的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amer）一起从事建筑工作。 毕晓普女士在一个没有“粮食安全”的低收入家庭中长大，是三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这个艰难的开始伴随着她的一生。 “营养从来都不是我父母关心的问题。他们觉得，只要他们能为我们提供食物就已经够好的了。所以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我吃得太多了，”她告诉记者，“我沉迷于食物。食物是我的情感慰藉。”病态肥胖 毕晓普在30岁出头时感到自己非常不健康。她说她觉得自己“濒临早逝”。她每天至少吃三顿高热量餐，摄入大约5,000卡路里的热量。她在上下班的路上吃快餐，在久坐不动的办公室工作休息时又吃快餐。她开始避开亲人，对自己的体型感到尴尬，甚至试图坐到酒吧的高凳上也是“令人羞愧的”。 2016年，父亲的去世对她打击很大。“这并不全是因为他超重，他也是一个吸毒者，”她说，“但他只有60岁。我心里想，‘我也几乎要不行了。’” 当她的医生让她服用高血压药物时，毕晓普女士的恐惧更加严重。她仍然觉得自己像“一个快乐的胖子”。但她父亲的去世，她在社会活动中的限制和她的健康问题开始比体重更加令她烦恼。 最终帮助她踏上转型之旅的机会发生在2017年新年与她的伴侣一起去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环球影城旅行期间。 “我们没有坐飞机，因为我太害怕了，不敢坐飞机。我觉得我太胖了”，她说，“我们从亚利桑那州开车到佛罗里达，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立即感到脚痛，因为我很胖。几乎整个假期我都被脚上的血泡折磨。” 他们排队等待木乃伊之旅。但是，等上车之后，她却发现，她无法锁上安全杆。 “迈克试图把它推到我的身体上，然后服务员试图把它推到我的身体上，整个队伍都在等我一个人。……我自愿下了车，服务员的眼神令人难以置信地痛苦”，她说。 在这次羞耻的经历之后，毕晓普独自坐在外面，沉思着，“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生活质量会因为我吃的东西而走到这一步。”回到家后，她开始研究减肥的方案。 “我开始意识到，我所经历的每一件坏事都是自我诱导的，自我造成的”，她说，“我对食物、运动和减肥完全一无所知，所以我认为我唯一的选择，超重200磅（90公斤），就是手术。” 在参加了“减肥手术演示”后，毕晓普女士意识到手术的目的是让她的胃变小，最终迫使她少吃东西。然后她认为她不必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手术，而是可以通过约束自己达到相同的结果。 毕晓普在浏览Facebook时，偶然发现了一个远方朋友的减肥转变。她的朋友遵循生酮饮食。这是一种基于将身体的燃料从葡萄糖和碳水化合物转换成脂肪的饮食。 2018年2月，体重340磅（154公斤）的32岁的毕晓普女士开始生酮饮食。 她以前最喜欢的早餐是 Dunkin’Donuts的巧克力Long John和大焦糖冰咖啡，加上星巴克的奶油奶酪百吉饼。现在，这些食物被麦当劳的香肠、鸡蛋和奶酪McMuffin所取代，没有松饼，只有加奶的无糖甜味剂咖啡。 以前，午餐是她工作地点附近任何快餐店的汉堡和薯条，现在改成生菜包裹的烤鸡肉三明治，或者没有玉米饼的墨西哥卷饼碗。 晚餐，来自德克萨斯路屋的鸡肉炸牛排和土豆泥，变成了大份的科布沙拉，配上煮熟的鸡蛋、培根和黄瓜，或者配上西兰花的牛排，或配沙拉的猪排，或低碳水化合物薯条上的披萨配料。 在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限制在每天20到30份净碳水化合物后，毕晓普女士开始看到结果。 “在一天的高点和低点中，我的血糖峰值都比较低。从能量的角度来看，我感觉总体上更稳定”，她说，“我也不感觉饿。” 毕晓普很快发现，她基本上不感觉饿，所以她有时“完全没有吃早餐的欲望”。 “当我开始生酮饮食时，我知道我不会采取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想继续我现在的生活，但以生酮的方式进行”，她说，“我们没有孩子，所以一起出去吃饭就是我们的娱乐。……我一直在餐馆吃饭，我保持一日三餐，但我只是做了变化：我吃的所有东西都是生酮饮食。”

1. 自7月底掀起的医疗反腐风暴，让428万中国医生究竟有多少收入成为讨论焦点。国内70%的医生税前临床收入在10万元以下。同时，医生内部有着巨大的收入差距。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部分医生的经济压力，但是大多数医生在不断的医患矛盾、巨大的工作压力以及多方的不理解下长期带病工作。 2. 在美国，医生、药房经理、牙医、药剂师、医师助理、执业护士6个医疗职业的薪资待遇均位于薪酬排行前11名，年基本薪酬中位数在10-20万美元区间。尽管医疗行业的薪酬可能会根据具体职业、从业科室、族裔、所在医院类型等有所区别，但是整体收入均较高。同时，美国医生对于自己的职业普遍非常满意。 3. 在高薪的背后，美国的医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在美国，需要接受至少11年的学习与工作经历，才能成为一名家庭医生（初级保健医生），在此期间，还需背负平均30万美元的贷款来维持学业和生计。而且美国的医生执业资格考试以及医院录用标准很高；另外，超过一半的美国医生都接受过至少一次的渎职指控。 美国排名第二的最佳职业 故事要从physician assistant forum的一段问答开始。这是个专门向医生和医师助理开放的论坛，一个网友问热心群众，她是否应该去位于凤凰城的梅奥诊所分院从事肿瘤科医师助理的工作。所谓医师助理是个介乎于医生和护士之间的工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问诊、制定治疗方案、协助手术等。 医院提供的条件是这样的： 全职，周一到周五，早8点-下午4点半，周末不加班、不值班，每天通常看10个病人。薪金为109500美元，带薪假期为28天，为7天医学进修提供4000美元奖金，此外提供养老金并报销搬家费。 网友们的建议呢？去啊。熟悉梅奥体系的人表示，10.9万美元的薪酬只是医师助理这份工作的起步价，雇员的收入每年都会有提升，而且在这所医院，每个人都以病人的利益优先，因此不存在任何扯皮的事情——总而言之，工作很纯粹，报酬很优厚，休息很充裕。 这大概就是梦想中的工作了吧。 从种种数据上来看，美国医生、医师助理乃至护士、药剂师的收入都处在领先水平，而且绝大多数医疗行业从业人员都有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社会地位极高，这与他们的中国同行构成了明显差距。 美国医生的收入究竟有多高？ 根据美国职场网站Glassdoor的2019年薪金数据分析，在全美25个待遇最好的职业中，有18个属于两大门类：医疗保健和科技。 在美国，收入最高的职业就是医生 ，年基本薪酬中位数为193415美元；第二名为药房经理，基本年薪是144768美元；第三名则是牙医，为142478美元，第四名是药剂师，基本年薪中位数是126438美元；此外，医师助理排在第8（113855美元），执业护士位居第11（109481美元）。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每年则会做一个“最佳”职业排名，综合考量收入、工作-生活平衡和发展潜力等指标，2023年该媒体将冠军颁发给软件工程师，第二名到第四名则分别由执业护士、药房经理和医师助理摘取。 美国专业医疗网站Medscape每年都会统计全美医生的薪水，今年有超过1万名医生接受了该网站的调查。结果发现，医生的平均年收入为35.2万美元，其中专科医生平均收入为38.2万，初级保健医生（也叫家庭医生）的收入是26.5万美元，而且自该网站调查以来，医生的收入每年都有稳步增长。 具体到执业医师这个行当，各科室的医生待遇分别如何？在2023年，收入最高的专科是整形美容，平均收入高达61.9万美元，第二名是骨科，第三名是心血管专科。而收入排名倒数第一-第三的分别为公共卫生/预防医学（24.9万美元）、儿科（25.1万美元）、家庭医学（25.5万美元）。 从族裔来看，白人（高加索）医生的收入最高，为35.8万美元，亚裔也相当不错，以35.1万美元的数字排名第二。相应地，有63%的白人医生和58%的亚裔医生表示目前的薪酬很公平合理，而黑人医生对此的满意度仅为45%。 美国的医院分为非营利机构、营利机构和政府及地方公立医院三种。一般来说，在营利性质的私家医院工作薪水最高，比如著名的纪念斯隆凯特琳就属于这一类别，其肿瘤研究部门主任的收入达到了90万美元。 大学医院和其他公立医院的医生收入相比之下略低，但他们属于政府公务员性质，享受非常好的医保和退休金福利。 不太好的一点是既然是公务员而非私家医院员工，按照《公开信息法案》的要求，他们的一切收入都是公开透明的，可以在本州雇员数据库中搜索到。比如著名的MD安德森肿瘤医院，它就挂靠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体系中，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地查出该院所有职员收入。201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Allison)医生年薪为47.5万美元，免疫科的另一位学术大牛、长江学者孙少聪医生年薪为29.7万。 至于文章中一开始提到的梅奥诊所则是非营利机构的代表，其薪酬结构非常特别，采取年薪制，薪水跟年资、看诊量、手术量都无关，薪金结构也非常扁平，小医生和大主任之间差异不大，也就是所谓的吃大锅饭。美国还有些著名的医疗机构，比如克利夫兰诊所和凯泽永久集团也都采取了类似的授薪制度。由于大家收入都在20-50万这个区间内，而且身处的团队同伴都非常优秀，因此即使是吃大锅饭，医生们也都吃得心满意足，同事之间关系很和谐。 医生们收入不少，工作时间怎样呢？调查显示，医生平均每周看诊、病案和行政工作上要花50个小时的时间。而在谈到工作中最感满足的部分时，30%的医生说是“我在做这份工作/寻找答案、诊断方面非常拿手”，24%的医生表示是“病人的感激（或者与患者的关系）”，还有19%的医生认为在于“我在让这个世界成为更好的地方”。相比之下，选择“赚钱”的仅有10%。 总体来说，美国医生看来对自己的职业普遍非常满意，有73%的医生表示如果一切从头来过，依然会选择医学这行。 在美成为医生前的代价：平均负债30万美元 当然，但凡看过美国医疗剧的观众都会知道，做医生这行压力是免不了的，在Medscape对超过1.5万名医生做的另一项抑郁调查中，显示出光鲜亮丽的医生袍下，不那么令人自在的另一面。这项调查显示，42%的受访医生表示自己“精疲力竭”，3%的医生承认自己处于临床抑郁水平。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十分惊人，根据美国心理卫生研究所的统计，在过去一年中，有6.7%的成年人经历过至少一次重度抑郁发作。医生们将自己的心理状况主要归咎于行政事务过多（56%）和工作时间过长（39%）。35%的医生说，多得到些酬劳减轻经济压力，就能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 为什么美国的医生会经济压力这么大？这跟其收入高有着直接的联系：医生们要学很多年才能出头，而医学院的费用又高得邪乎，谁都是背着一身债终于取得了职场的一席之地，头几年的工作，大家都要忙着还债，如果是更有野心，想要开自己的诊所，那么还需要租场地、招聘人、买器械，那将是又一笔高额债务。 算算看，在美国要想成为医生，需要读4年本科，公立学校每年平均是22826美元，私校还得翻番，如果家里完全不支援，毕业时已经负债10万美元；接着是4年医学院，公立学校一年是32993美元，私立为5万多，这还没计算房租、医保、伙食费等杂费，四年总共负债20万。在进入接下来少则3年（将成为家庭医生）、多则7年（将成为专科医生）的住院医生涯时，小医生已经深陷债务大坑，背负着30万美元的借贷了。一般住院医平均收入是一年5万美元，但每月要花1753美元用于偿还学生贷款。针对这部分负债高、偿还能力强的学生，美国包括富国、花旗、大通在内的主流银行都提供了专门的医学院贷款项目，目前联邦学生贷款的利率现在已经升至5.05%。 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从进大学起要从事11年的学习和工作，才能成为一名家庭医生，如果希望成为专科医生，还需要多花至少2年。等到正式工作时，已经是起码29岁的人了。 此外，医生还是个淘汰率极高的工种，想要通过医生执业资格考试(USMLE)的全部三项考试（机考时每场考试长达8小时）就有着相当的难度，毕竟申请职位时，几乎所有医院都要求第一次通过；申请住院医也不一定能一次成功，2023年有48156人申请美国各医院住院医项目，而开放的职业虽然创历史纪录，达34822个，但这仍然意味着有1万多人落选——很多经过数次面试失败的候选人在极度沮丧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此抛弃了做医生的梦想，转而从事其他行当。 这种高投入、高风险、高标准的行业特征，天然决定了在美国行医，薪水不可能低，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仍然有可能面临经济窘境。Medscape的统计发现，在低于35岁的医生中，有60%还在还学生贷款；在35-49岁期间，继续还学生贷款的比例也有46%；甚至有2%的65岁以上老医生还在兢兢业业地还着读书时欠下的债。这点是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的。 高危职业：55%的医生至少受到过一次渎职指控 美国高校和医学院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如果只是冲着挣钱，教育投资甚至不是一个明智的投资决策。美国人特别爱把医生和水管工的收入相比——两者是白领和蓝领职业的典型代表，结果可能非常让人震惊，水管工更早实现净值达到100万美元的“小目标”，可支配收入也更高。原因很简单，在医生们寒窗苦读的那些年里，水管工的技艺也在不断精进，从学徒工的2.8万元起渐渐升至近6万元，考虑到其不需要还债，税负也明显低于医生，根据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科特里科夫(Laurence Kotlikoff)的计算，水管工每年的可支配收入为33243美元，而医生仅高出423美元，为每年33666美元。 除了债务，还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医生们的头顶，那就是诉讼。在美国，客户对于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律师、金融执业人员和建筑师在工作中的不当行为，可以提起“渎职”指控，由于医学是一门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科学，并非每次医疗行为都能那么精准妥帖，所以有统计发现，在美国有55%的医生都曾受到过至少一次渎职指控，而指控的主要原因主要是误诊/诊断延误（31%）、治疗/手术并发症（27%）和治疗结果不佳/病情进展（24%）。 2015年的数据显示，68%的起诉会被放弃、驳回或撤销，在进入正式举证和检控环节后，88%的案子也会判被告胜诉，但是医生平均还是得拿出3万多的辩护费，而且万一败诉的话，赔偿款中位数更是高达27.4万美元——所以未雨绸缪的医生们还得花钱买另外一种保险：医疗专业责任保险。保费按照专业划分和区域相差很大，如果你从事的是妇产科，身在加州，那么每年的保费低可为16240美元，高可达71082美元。这笔费用99%是由其雇主承担的，但一旦惹上官司，随后的调查、停职、上庭等一连串反应仍然会让医生们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所以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为了避免被告，一些医生会通过“防御性医疗”，也就是多提供检查、治疗和会诊，以使医疗行为更加周密，哪怕部分检查或许并无必要。 当然，这并不是鼓吹新的读书无用论，不管是给病人开刀治病救人，还是给客户清理下水管道，救主妇于水火之间，从业者都能得到幸福和满足，这才是关键。根据Statista最新的调查结果，在美国最受人信任的职业中，护士和医生分列第1和第2名。 中国医生的阳光收入“惨不忍睹“ 不只是美国，其实日本、德国或者任何发达国家，医生都属于高收入人群。然而在中国，医生偶尔露个富可能还会被质疑。 2016年，成都某三甲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生任黎明在网上晒出新买的一件1万多元的羽绒服，引发了许多非议。任黎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大大方方地晒出收入：当医生的年收入是20多万，各种讲课、多点执业收入差不多，此外他还有其他投资，因此年入过百万。任黎明还强调称，“医生挣钱多不会增加医患矛盾，反而能缓解。医生的收入高了，医疗回扣等灰色收入，对他就没有吸引力了。” 中国大陆医生的阳光收入究竟有多少？自2023年7月底掀起的医疗反腐风暴，让428万中国医生究竟有多少收入能摊在阳光下成为讨论焦点。 《财经·大健康》曾做过一个多地公立医院医生收入的调研，发现地域不同、科室不同等导致国内医生收入的差距，如一家北方省会城市三甲医院，一位外科主任医师每月底薪6200元，同一届的校友在心内科任主治医师，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则5000多元。 但一个共同点是，如果只论阳光收入，国内医生薪资并没有外界设想的那么多。即便在医生薪资相对高的京沪地区，大多数医生的收入也很难称得上高薪。 在一位上海外科主任医师所在的三甲医院，除了三大优势学科的主任医师收入能到百万元级别，绝大多数的主任医师的收入还在三四十万元。 医生的工资分三部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基本工资按省里的标准，各项都和职称、岗位挂钩，固定不变，绩效工资也要看医院和科室的平均收入水平。 据《2022年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医生平均临床收入为9.4万元，70%的医生表示税前临床收入在10万元以下。 另据丁香人才发布《2021年度中国医院薪酬调研报告》，上海地区医院薪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8%，年薪为35.1万元，各职称级别医生的年度薪酬都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除了地区间的差异，还有医生级别的差异。在上述东北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主任医师的基本工资可达6200元，而新入职的医生只有基本工资3000元。 上述调研报告显示，只有14%的科室主任、副主任年收入超过20万元。 从收入结构来看，最致命的问题在于定价滞后，各种体现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的服用费用畸低，在北京三甲医院的特级护理服务，每小时收费12块，还不如请护工的收费；一天的床位费是50块，还不如周边最便宜的小旅馆的费用；手术费20多年没变过，医生的基本手术提成才7%，导致一台五六个小时的大手术才能挣100多，其他岗位，比如手术助理和护士的分成就更少；很多医生几乎没有正常休假，但加班拿不到加班费几乎是公立医院的普遍现象，即使有也极低，所以很多医生抱怨说，加一晚上班，连停车费都赚不回来。 部分医生于是从其他地方找补：处在行业中上层的医生可以参加一些有偿的药企讲座；技术好的更可以去外院“走穴”做手术（恐怕病患为了这类俗称“飞刀”而支付的劳务费更能代表医生技术真实的市场价值）；在开药品或器械时获得回扣；以及收取红包。医生灰色收入能达到多少，这无法揣测也根本没办法统计，但按照钟南山院士的说法，大医院的医生收入基本合理，但这个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医生收入的相对合理性与收入来源的不合理性存在尖锐的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医生也有灰色收入，即从企业机构获得的收入，包括讲课费、招待费用、咨询费、股份期权等，这部分收入是合法所得，但政府要求必须公开，比如德国在2016年要求各类灰色收入登入“隐性收入数据库”；而在美国，根据2010年通过的“公开报酬项目”，从2013年起，药企需要将向医生和教学医院支付的所有费用全部填报公布，在网上一览无余。加州圣迭戈大学的学者通过网上公开资源统计后发现，2015年，美国医生从生物医疗公司获得的收入高达24亿美元。在超过93万名美国医生中，有约45万人接受过灰色收入，比例达48%。 加州大学的研究者对灰色收入表达了一定的顾虑：“尽管医生可能认为自己始终遵守道德实践和职业精神，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行业关系对他们决策的潜意识偏见。公司可能会优先向利润丰厚的专科医生(如心脏病专家)推销，因为这些医生会影响非专科医生的处方实践。”所以现在在美国已经有部分医疗中心限制医药代表出入。 可以看到，名医和基层小医生在这方面的差距极大。前头提到了MD安德森的诺贝尔奖得主艾利森医生，他的妻子帕德玛尼·沙尔马(Padmanee Sharma)跟他是免疫科的同事，也是行业权威，她拿到的药企费用就高于全国中位数和肿瘤专科的中位数，达到近3万美元。 我们再随便找一位在普通医院就职的医生看看，他一年所得的馈赠仅为50块出头，每笔仅10块多，应该就是和医药代表吃了个非常朴素的工作午餐，对方帮忙付了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个登记制度真的很严格了。 中国的医生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乡村医生。总共130多万的村医要负责几亿农民的基础保健工作，身处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村医更需要常年背着医疗包翻山越岭出诊。但他们没有编制，没有固定工资，占收入大头的公卫补贴要跟服务人口数挂钩，随着乡村空心化越来越严重，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村医面临着收入低、工作要求高的处境。和城里的医生不同的是，这部分医生通常文化水平偏低，年龄较长，服务的人群主要是村里的老人和留守儿童，连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都没有。 收入低是一方面——至少阳光收入低，很多医生即使拿着不错的灰色收入，也时常战战兢兢；另一方面在于中国的医生压力大，执业环境不佳。虽然医疗纠纷数量和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自2013年以来实现连续5年“双下降”，尤其是暴力伤医案件显著下降，但仍有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50%的医护人员认为工作没有得到社会认可，集中表现在多数医生在工作场合都曾遭受过病人和家属的语言暴力或一定程度的肢体暴力；大多数医生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医疗纠纷；以及医生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获得服务部门和全社会的理解与尊重，很多医生在生理和心理的重压之下，长期带病工作。 当然，生活不仅有数不清的加班和写不完的病案，不过很多医生也在实际工作中获得了病人的认可，有些家属发现医生护士忙到中午吃不上饭，会特意帮忙打包些外卖甚至自己亲手煲好的汤；很多病人在病愈后会每年给医生寄些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自己种的菜养的鸡；还有些老人花了很长时间纳了鞋垫送给喜欢的好医生……这些场景，可能所有医务工作者都曾经历过，它们比红包更有温度，也更能让医护人员再次体会到这份职业特殊的回报。 长期以来，对医生群体一味要求讲奉献，财政给予的拨款也偏低，从医院到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力度不够，导致医生们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客观现实。近期，广东、浙江、北京等地都在讨论提高医疗服务费用、改革医生薪酬结果，一轮轮的医改，能否真的让医生获得更体面、更阳光的待遇？这次医疗反腐风暴，能否成为一个改革契机？拭目以待。

BC省又曝医疗危机：一个卫生当局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仍然开放医院急诊室，还要求家庭医生到急诊室照顾自己的病人，并命令无人监管的护士为遇到医疗困难的患者拨打911。 CTV 新闻获得了一份北方卫生局于上周五发送给史密瑟斯（ Smithers ）的 Bulkley Valley 地区医院医生和管理人员的一份备忘录，标题为“无医生医院急诊室的缓解计划”。其中包括在没有医生值班的情况下致电“所有负责在场患者的家庭医生”的指示，让他们到医院就诊。 备忘录指示急诊科的护士“提供安慰措施和一些急救……或者如果就诊的人遇到紧急医疗困难，可以拨打 911。” 北方卫生局的一名发言人也回应称在没有医生轮班的情况下开放医院的急诊科，因为避免关闭急诊科是他们正在努力的“最后手段”。 北方卫生局称农村社区的招聘和留住医生仍然是一个难题，工作人员的短缺——尤其是那些接受过提供急诊科护理培训的人员——正在影响BC省许多社区。 就在上周，住院医生的短缺导致一些温岛Nanaimo患者收到了工作人员的一封信，通知即使有床位，也只能由护士来照顾他们，因为没有医生可以监督他们的护理。 护士工会感到震惊和担忧 BC省护士联盟也表示已经得知北方卫生局的计划， 表示震惊之余会对事件进行调查。 护士们表示担心，他们可能会成为患者泄愤的目标，患者因等待更长时间而没有看医生而感到沮丧，同时担心在没有负责任的医生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被吊销护士执照。 BC省护士和助产士学院指其成员有权拒绝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工作，并指在人员短缺持续且恶化的情况下，“在审查和调查投诉时，会结束实际情况考查护理标准。 NDP省政府遭批   官方反对派健康评论家建议新民主党NDP政府必须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称这些问题会导致人们对医疗保健系统失去信心，特别是在北部和农村社区。 建议当局提供短期和中期解决方案，包括加快外国医生和护士的资格认证、像加拿大大多数省份那样允许医生助理，以及让所有医生更容易在医院提供帮助。健康专家称目前的医疗危机绝对和金钱无关，NDP政府已经提供了荒谬的金额来支付轮班工资，但仍然有数百个急诊室关闭和住院病人短缺。虽然城市中心的急诊科没有关闭，但像素里纪念医院这样的低陆平原医院也长期面临着一些医护人员重大不足的问题。 士气低落和北方卫生部门特有的其他问题可能导致史密瑟（ Smithers ）医护人员配备异常糟糕。目前没有员工公开发表言论，担心职业报复是主要担忧。

根据联邦数据，加拿大COVID-19病例数比一年前大幅下降。住院率高于疫情的前两个夏季，但徘徊在2021年12月以来的低点附近。目前，全国每周报告的COVID-19死亡人数不到30人。 但是由于检测有限，COVID-19死亡人数未被发现或尚未报告，COVID-19继续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尚不清楚。 图源：加拿大卫生部 用另一种方法：超额死亡率来衡量，加拿大的死亡人数比预期的要多，原因尚不清楚。 传染病研究员、草根组织COVID-19 Resources Canada的联合创始人Tara Moriarty表示，202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超额死亡数字比2020年和2021年高出约15%至20%。 过高的死亡率说明了当前疫情的不确定性，部分原因是加拿大报告死亡人数的系统缓慢而拼凑。但Moriarty说，它不应该被忽视。 “我们绝对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死亡率处于历史高位，”她说。 她的研究小组估计，从疫情开始到今年6月，加拿大有近90500人超额死亡，这大约是加拿大在二战中死亡人数的两倍。这个数字经过了调整，扣除了药物中毒、自杀、大规模谋杀和卑诗省的热浪造成的死亡。 然而，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的数据，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记录的COVID-19死亡总数为53216人。 Moriarty说，在英国和法国等拥有及时死亡报告系统的其他国家，几乎所有的超额死亡率都可以用COVID-19死亡来解释。这两个数字相当接近。 但在加拿大，各省在向官方的加拿大生命统计数据库(Canadian Vital Statistics Database)报告滞后，该数据库收集全国所有死亡的信息，包括死亡原因。 Dr. Moriarty说，大流行第一年的报告尚未完成。但向数据库报告的2020年COVID-19死亡人数中，大多数表明，当年约90%的超额死亡可能归因于COVID-19。 她补充说，除了尚未报告的死亡病例外，可能还有许多由COVID-19导致的死亡病例未被发现或未被正式归因于该疾病。例如，如果某人因感染而出现严重健康状况，并在检测呈阳性后超过28天死亡，那么在某些省份，他们的死亡可能不被视为COVID-19死亡。 UBC大学卫生服务和政策研究中心的教授Kim McGrail说，她认为过高的死亡率“表明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值得调查”，但这并没有表明实际发生了什么和应该如何应对。 同样，加拿大统计局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不寻常的超额死亡并不一定说明COVID-19对加拿大的影响。相反，这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统计局解释说，它使用统计的模型根据2015-19年的死亡率趋势估计每周预期死亡人数，同时考虑到年龄、性别和总人口的变化。 McGrail说，部分问题在于，现在有许多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与疫情爆发前不同，包括有毒药物危机和其他公共卫生危机。 除了COVID-19直接造成的死亡外，人们还可能死于感染的间接或长期影响，或死于大流行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或死于其他疾病的医疗或手术延误。 但是，即便死亡率过高不是由COVID-19造成的，加国仍然需要解决COVID-19问题，因为它没有任何消失的迹象，并将继续限制人们的寿命，给医疗系统带来压力，可能对人口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包括长期COVID，并损害经济生产力。 McGrail补充说，加拿大还需要改进其死亡报告系统，以便更快地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危机，无论是未来的流行病还是气候变化的影响。 此外，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死亡率过高是国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加拿大人要注意，早期数据显示，新冠有可能在今年秋冬再次卷土重来。加拿大公共卫生署（PHAC）的新数据显示，加拿大的COVID-19感染可能正在开始缓慢上升。 图源：CTV PHAC在线流行病学周二表示：“有迹象表明，在病例长期逐渐下降之后，一些COVID-19活动指标出现波动。” “这可能是病例开始增加的早期迹象。” 最新消息称，各省和地区的COVID-19活动仍然处于低至中等水平。 多伦多Mount Sinai Hospital的传染病专家Allison McGeer说，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COVID-19病例正在上升。 她说：“我认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新冠正在（加拿大）卷土重来。”但“至少在未来几周内”，可能暂时不会看到明显增加。 公共卫生专家正在利用全国各地的废水监测和COVID-19检测阳性率来确定COVID-19的活动水平。 McGeer说，尽管公众中的COVID PCR检测基本上已经停止，但如果人们住院或有COVID症状，并且是Paxlovid治疗的潜在候选者，他们仍然会接受检测。 她说，随着疫苗失效，免疫力下降，新的变种出现，以及人们将从秋天开始多数时间待在室内，都是导致病例上升的因素。 PHAC表示，在7月16日那一周进行的基因测序中，Omicron变体的XBB亚变体占COVID-19病例的99%。 安大略省汉密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的免疫学家Dawn Bowdish说，xbb - 1家族的“下一代”EG.5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Bowdish说，eg5病毒似乎比其他变种具有更多的免疫逃避特性，因此可能更具传染性。 但她说，没有迹象表明它会在其他健康人群中引起更严重的疾病。 McGeer和Bowdish都说，COVID-19病例的增加将对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将造成最严重的伤害。 McGeer说：“今年秋天的疫苗接种将保护老年人的生命和健康。” Bowdish说，由于预计今年秋季针对COVID-19的最新疫苗是针对XBB亚变体变种开发的，因此它们可能“在预防严重感染方面非常有效，至少可以暂时降低有症状疾病的风险”。 除了在疫苗可用时接种疫苗外，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机构继续建议在生病时呆在家里，作为防止COVID-19传播的保护措施。 加拿大各地的口罩要求已基本取消，但在许多医院的病人护理区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