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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麦尔 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来到中国，目前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非虚构写作。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1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但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40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113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最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2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最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一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传言说，红旗路也要像铁路一样翻修升级了。当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过时了。甚至还有人说，村子的名字也要改。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迈克尔·麦尔镜头下的大荒地村过去，来这里扎根的“新人”，不叫这里满洲或是东北，也不叫关东，甚至不照地图上标示的那样，叫东北三省。他们只是按照所见所闻，用眼前的情形来称呼这里：北大荒。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有一位法国神父曾旅经东北，下笔成文，“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丽而独特，当得起这个引起无限回忆与共鸣的名字。北风从雪野之上呼啸而过，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层衣服。我神游天外，这阵狂风，应该有两个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叫戈壁霜雪，一个叫西伯利亚冻土。我的邻居们管这种感觉叫刺骨，不管你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这风还是能吹到你骨头里去。 3 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区域的丰富多彩不输美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有一首曾经全国传唱的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用半戏谑的口气，描述了东北人民乐于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所谓“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作为明尼苏达人的我自然被这历史和民风吸引。东北人鲜明独特的个性更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老邻居。另外，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都有非常独特和难懂的方言，比如藏语、维吾尔语或者粤语。而今天的东北则使用标准普通话和非常接近的方言，如此一来，我的听说和阅读都不成问题。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这片土地的历史。我所在高中的学生们，每每上历史课，都会用庄重而洪亮的声音，读着“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不过，在他们的历史课本上，东北在这上下五千年中所占篇幅少得可怜。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为三峡工程修建而被拆迁的尼姑庵，我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的。还问我能不能把她写进某个故事里，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哈尔滨每年都会举行著名的冰灯节，这是一场持续大约一个月的冬日嘉年华。人们从封冻的松花江上采来大量冰块，将著名的建筑以一比一的比例还原。现场流光溢彩，人头攒动。然而除此之外，东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仍然是长城以北的边疆，广阔遥远，只能望而兴叹。今天，长城也许不是屏障，冬季的天气是却步的主要理由。除了滑雪爱好者和被虐狂以外，谁愿意去零下的天气里度假啊。这里的夏日倒是温和晴朗，但就连我这个“老外”也总觉得这个中国右上角的地方只属于我一个：火车站售票处没有挨挨挤挤的人群，不需要提前预订酒店，也完全不用避让旅行团。我以荒地为起点去各地旅行，大概在这块土地上畅游了4万多公里。东北真正的划分线是所谓的“天下第一关”，长城就在这里与茫茫渤海汇合。这里的长城翻修过，大概延伸了不到五百米，就在一个水泥砖砌成的屏障那里戛然而止。这个建筑把什么风景都挡住了。走到这里的旅行者面对的只是一道灰色的水泥墙。不过中间有一扇正常大小的门，就是公寓里那种房间门。使劲推开门，眼前就能看到一段野长城，残垣碎石满地，高高野草丛生，老榆树肆意地长满了山头。穿过这道门，仿佛就跨入了东北之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4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就根本没法辨认了。帽子的边缘结了一层黑色的冰，帽耳还在风中有节奏地上下翻飞。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响亮清越，仿佛都能听得到拖拉机的电池消耗了多少能量。司机按得更起劲了。——在中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律，周围越安静，人们发出的噪声就越大。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干哈么呢你？” “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不过我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我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盖卷就暖和又舒服了。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你穿得太少啦”“多吃点”“抽根烟”“喝点茶”“冬天了，外面冷，多穿点”“喝点酒”“你看起来好冷啊”“吃吃吃，多吃点”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就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化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aunt），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一个人的表亲，也要分各种各样，可能是二表弟（妈妈妹妹的二儿子）。三舅，就是妈妈那边排行老三的叔叔。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66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身体反而越来越硬朗了，就像红旗路两旁的水曲柳。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你们那边儿该过圣诞节了，是不？” “还有两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一般来说，农民家里唯一的杯子都是用来喝茶的）。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他没给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5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荒地村。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是为《国家地理》采写东北历史的。我从省会长春出发，坐一辆满是脚臭味的大巴往东行进了两小时。司机停在两车道的路边，看着挡风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问我：“你真在这儿下，确定？” 大巴开走以后，我独自站在零下的天气里，后悔自己莽撞冲动的决定。没有出租车能让我逃离，也没有饺子馆或店铺什么的好进去等。甚至连一星半盏的路灯都没有。只有一块大概牛犊子那么高的花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汉字标明，我进入了荒地村的地界。我冻得上牙齿和下牙齿直打架，在满天繁星的陪伴下沿着红旗路北上。白雪覆盖的田野上，北斗七星仿佛触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烧稻草秸秆的味道从不知谁家的烟囱里飘出来。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区，和好几个中国家庭分享一个四合院。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北京正在拆迁旧城中心传统的老胡同，在胡同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进去实地体验一番，不想像游客、外国学生和记者（不过，我倒是依次都拥有过这些身份）一样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过了。两年来，我在胡同里的小学教英语，还带了一些老年学生，这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干，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认可。胡同里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么美好和浪漫，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我在胡同里见证的很多东西，都和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系在家养鸽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头顶的天空忧伤地回旋；比如名字里带有“旗”字的胡同，是满洲的军队划分单位；比如裁缝店里手缝的旗袍；再比如我一个老邻居的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那些年，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备用居住地。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光是看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我眼前就出现大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毅然决然甩掉手里的镰刀，跳上一辆路过的大巴，绝尘而去，再不回头。我想象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电视开着，闪着微弱的光；门口走过的奶牛哞哞直叫，听起来那么悲伤，她们的乳房里胀满了奶水，挤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荒地村离吉林市32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6 到2011年，中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年头，远超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时间。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这里最大的公司叫做东福米业，始于2000年，村里的两个合伙人和邻居一样，种了短粒黏粳米。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中国人则用来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规的邻居们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做了很多试验，试种了不同的种子，种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机作物。到第三次收成的时候，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这种大荒地牌稻米。 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视察了荒地村和东福米业的总部。一张他在检视产品的巨幅照片挂在公司新开的温泉度假村入口。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稳定的客流量。城里人纷纷来此一日游，沿着红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温泉度假村的门票是120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周的收入。一开始，公司宣布，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大家购买大米，并雇他们来操作日本进口的抛光机和包装机，我的邻居们都很高兴。公司获益，相当于整个村子都获益了。过去七年来，和东福米业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农民数量翻了番。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并保证每家收成之后至少能付给他们15500元——这个数字是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两倍。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过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公寓楼工程的广告部用激光喷绘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上面有一条名为奉士河的潺潺流水，这个封建时代的名字跟集体所有的农牧社区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广告牌的边缘全是美丽的荷花和挺拔的柳树，上面的公寓楼有自来水和集中供暖系统。在这幅未来的美好画卷中，人们带着妻儿老小，或坐在长凳上，或漫步凉棚下。女人们穿着好看的连衣裙或短裙，男人和小孩穿着T恤和牛仔裤。他们的外貌与言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荒地人。至少不像现在的村民。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炕上太暖和了，热得我脱了好几件衣服。圆桌下塑料板条箱里拿出来的几瓶雪花啤酒一下肚，三舅的双颊也变得绯红。我有点怕跑到天寒地冻的门外去上茅房。三舅先去了。我注意到斗柜上有一本书：《农民学法用法300问》。里面收录了300个农民关心的法律问题，并做出了回答。比如，村委会能从私人拥有的农田上获利吗？——不能；村委会必须将账目公开给民众吗？——是的；打老婆和孩子是家务事，跟村里没关系，是吗？——不是；农民有权向国家政府请愿吗？——有。我觉得再读下去应该能遇到“冬天是不是气温变化很大”这样的问题。不过三舅回来了，说，“这书也没啥用，那些事儿我都知道。” 他打开电视，刚好7点，《新闻联播》开始了。我们肩并肩坐在炕上。一位主播正在详细介绍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各项措施。每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一提起钱的问题，三舅就会问我在美国汽油什么价。 “猪肉呢，猪肉多少钱？一瓶玉米油多少钱？”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细数了大蒜和小葱的价格，学校的学费，以及房租。真是啥都涨价了，这是三舅的结论。 “米价也涨了，”我说，“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种子也涨了，燃料也涨了，水也涨了，电也涨了。只有税降了，挺好笑的哈。” 2006年，中国政府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固定电话响了。三舅拿起听筒。我听到的话如下：　（电话铃）啊！啊？啊啊啊啊。啊。（挂电话）在东北，“啊”这个词能代表很多意思，你好，再见，知道了，我同意，再来点儿，麻烦你和这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三舅的注意力又回到《新闻联播》。他跟我说，有人要来和咱们一块儿喝酒。三舅说的这个亲戚的辈分我不太明白，他放慢了语速，就跟我在黑板上向中学生解释复杂句子似的。 “他是——我弟弟——的儿子。明白了？就是你——丈母娘——的儿子。你——媳妇儿——的妈——的儿子。清楚了吗？” “啊。” 对了，我来东北，并且在这么多村庄里选了荒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我承认，一开始并不是因为什么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才让我好奇的。最根本的原因要简单得多：一个妹子。

凤凰新闻客户端自去年九月从美国访学归来，就一直想动笔写这样一篇文章，却因为各种原因搁置了。直到近日，有一位7岁随父母移民美国、毕业于常春藤大学的华裔二代“ArmorUSA”在美国最大的论坛文学城上发帖称，很多中国父母总是说，移民美国是为了孩子，但实际上他们对美国的了解非常片面，一厢情愿的移民梦却往往断送了孩子的未来。该帖引发了不少美国华人移民的共鸣以及国内外网络的持续热议。很多同为美国年轻华裔的网友留言表示：“这全都是我想对我父母说的，只可惜他们依然无法接受。” 在文章中ArmorUSA表示，父母总是执拗地认为中国存在各种问题，让孩子成为“美国人”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这些往往只是父母的一厢情愿，他们对于美国的了解往往来源于电视、网络以及道听途说的片面信息，对于美国华裔在生活中遭受的歧视、苦难和不公却总是选择性地失明。更有甚者，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成为一个更“纯正”的美国人，会在孩子要求学习中文时横加阻拦。然而这也就导致了很多美国年轻华裔地位上的尴尬，他们既无法真正地融入美国白人的圈子，也无法融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群体；而当他们表达对此的困惑和愤懑时，父母又往往表达极度的不理解，这使得一些二代移民的受到了尊严和归属感的极大挫伤。我突然惊奇地意识到，原来即便在美国华人不同代移民内部，也早已产生了这种立场和思想的矛盾。很好，这说明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记得去年我在凤凰网开设专栏的首篇文章《独在异乡：美式的温情与伪善》同样被转载到了文学城、倍可亲等几大北美华人论坛上，我也曾登上去浏览了一下评论，下面的留言可谓污言秽语肮脏不堪，却没有一个人有理有据地指出，我到底有哪一点说的与事实有偏差。说实话，我只是平和地叙述出在美国的所见所感，即便是美国人自己看了也不会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为什么反倒是在美的华人如此激动？《星球大战》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恐惧导致愤怒，愤怒导致仇恨，仇恨导致苦难。” 所以很简单，我触到了他们的痛点，但他们又害怕承认这一点。这些人往往是一代移民，他们极力地抗拒了解国内近几年来的变化，固执而坚定地告诉自己国内还是像当年一样贫穷、落后、与美国相差悬殊，试图以此来安慰自己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同时他们极力地在网络上大肆渲染美国从价值观到教育、医疗、基础建设等各方面对中国的全面碾压，企图招揽更多的人加入他们的移民大军，从而彰显自己的绝对正确。殊不知，他们所帮忙无偿宣传的这些所谓“优势”，连美国人自己都还在叫苦连天。曾有人在网络上发表这样的困惑： “翻墙看Youtube上美国之音的视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里面的美国人虽然也站在美国立场上说话，但大多还比较客观和理性。但里面的华人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却一句句发狠话，说得和某轮一样恶狠狠巴不得中国明天就亡。” 在我看来这很正常，因为这些华人始终在努力跟华人圈脱开干系，恨不得扒掉自己一身黄皮肤，再全部涂成白色。但这华人圈，又岂是你想逃就能逃得脱的？曾经有一种很风靡的说法：就是留在国内当老板，也不如出国刷盘子碗。其实华人移民在国外，并没有想象中生活得那么体面。我一向是一个平权主义者，我认为女性跟男性从能力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社会也应该给女性提供平等的资源和平台供其发展。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女性比男性对于“幸福感”的要求往往是更高的。她们更渴望家庭的温暖，居住条件的舒适，生活质量的提高。美国八九十年代的华人移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夫妻两人共同到国外读书或者工作，到期回国时，女方坚持要留在美国，男方不想留。最终的结果经常有两种：要么男方妥协，要么离婚。为什么女方希望留在美国？因为她们知道，拥有一定的学历或者技能，在美国奋斗个一段时间走到中产并不困难。基本上一栋房子两辆车，生两个孩子是标配，到时家庭幸福共享天伦之乐，人生至此夫复何求。而男方为什么不想留？因为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华人在美国的发展是有天花板的，到时候中产是中产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奋斗的方向了，很多男人因此而陷入了中年危机。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曾有一位父辈的友人，在八十年代末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被外派到美国锻炼，两年之后回国将另有升擢。而夫人也满心欢喜地随他一同去了美国。两年期满，夫人变卦了，说什么也不回国，而男方拗不过她，就只好妥协了。而今听闻男方的近况是，五十多岁了依旧在做着开黑车修水管一类的零工，毕竟他当初既不是码农也不是医生，要在美国生存下去，也只好从事这些技术工种了。而且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过国了，他当年的同事甚至是下属都已经事业有成独当一面了，自己也实在不好意思回来。何必呢？所以我一方面很理解那位随父母移民多年的华裔年轻人发出的声音，因为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同时我也很能理解他的父母，为什么当孩子表达自己作为二代移民的困惑和无奈时他们的态度会表现得固执而强硬。因为这些父母难免会想：我们当初为了你有更好的生活，费了多大劲留在美国，打过零工做过黑户，受过排挤遭过冷眼。如今给了你这么好的生活，还让你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个美国人，你怎么还不知足？但他们或许没有想过，自己当年经受的那些不公和冷眼，其实并不是一纸国籍就能够改变的；甚至可以说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年轻华裔在美国的处境可能会愈发地尴尬。其实说起来，二代移民在美国能够脱颖而出实属不易。不论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都是实现阶级流动的最好方式。很多一代华人移民当初不论是黑在美国还是名正言顺地留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拼命工作，同时对下一代极其严苛地要求，期望下一代通过教育跻身他们自己没能跻身的阶级，实现他们自己始终期冀着的美国梦。然而对于华裔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真的如想象中的那么公平吗？说起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不公平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阶级固化和政治正确。而且可怕的是，这两点是明码标价的，对于美国人民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质疑和抗衡的社会公理，几乎没有人敢于试图去改变它。去年出国访学的时候跟几位早年随父母移民的朋友深聊了多次，发现华人在美国五等公民的地位还真是名不虚传，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不妨就不完全统计一下，在高等教育面前，华裔究竟身上压着几座大山。一等公民：白人精英——Legacy Student 什么是Legacy Student？美国大学申请时会让你填写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你家里是否有亲属是该校的校友。当然，想要对你的申请有积极意义，仅仅是校友当然没用，最好还是财团老板或是政界要员。美国大学对此的解释是只有在两个申请人其他条件差不多时才考虑Legacy Status，但其实他们把这一点看得比其它条件都更重要。所以我们经常感叹美国某个家族好厉害啊一家人都上了哈佛或者耶鲁，其实这很正常，并不是他们中所有人都具备考取的实力，而是高举红旗旗帜鲜明明目张胆胆大包天的拼爹行为。二等公民：白人平民——体育健将白人中也有平民，拼不了爹那怎么办啊？他们的道路就要稍微苦一些了，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白人相比起其他某些族裔还是有一个明显优势的，那就是身体素质。而作为华人，哪管你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项目，营养十足跟得上，牛高马大虎背熊腰。但是一谈到体育也只好一脸黯然：‘Absolutely no way.' 所以为什么中国出了姚明、刘翔、孙杨等体育明星举国欢庆世界瞩目，并且一再被质疑是不是使用了兴奋剂。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从统计意义上来讲在这些项目上亚洲人根本不具备跟欧美人种抗衡的实力。总有人抨击中国的体特生动辄降个六十分一百分是极大的不公平，这种政策在美国简直不值一哂。像斯坦福、哈佛这些大多体育项目都在一区（通过比赛取得的分级）的大学来说，要体育生的标准简直低到惊人，更不用说那些州立大学了。当然他们的SAT分数要求还是会有个极低的底线，但是达不到底线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先录取你，然后你慢慢考SAT，直到考够了为止。这在国内就好比大学先给你发了通知书，然后你再回去反复考高考，直到够线了为止。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常会有报道说，斯坦福培养出多少多少块奥运金牌，大家感叹你看人家外国的教育就是好，拼综合素质均衡发展；其实国内如清华、上海交大等院校中也产生了无数奥运冠军，但是同样的事情在国内，大家就说凭什么得了奥运金牌就能上好学校，这是教育的悲哀。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三等公民：黑人及某些族裔——种族“优势” 下面就进入政治正确环节了，美国崇尚“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不论是黑人还是拉美族裔，当年搞平权运动都是流过血死过人搞过大新闻的，因此也为自己的种族争取到了极高的社会地位，甚至近些年这种政治正确越来越畸形。我不搞种族歧视，但是从统计意义上来讲，如果拿黑人的SAT分数跟亚洲人比的话，那真是被碾压到无以复加；但是美国各所大学的黑人规定招收比例都在亚洲人的两倍以上，而且你们要想哦，黑人只需要跟黑人比，亚洲可是包含了世界上人数最多和人数第二多的国家哟，而且以印度人为首的亚洲人是全世界公认最会考试的哟。是的，最会考试的还并不是中国人，印度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严格程度，拿到中国来也都属于典型案例。然而又能怎么样呢，谁又敢于侵犯某些族裔通过自己的抗争取得的地位呢？四等公民：LGBT群体——取向“优势” 自从上世纪末“LGBT群体”这个概念出现后，就始终处于社会的风口浪尖，当然也成为了美国政治正确中重要的一环。有多夸张呢？就是不仅关于该群体的话题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甚至整个社会的政策都在向他们倾斜。近两年有的州已经为了跨性别者使用方便，取消了男女厕所的分别。那么当然这种倾斜在高等教育方面当然也不能落后。比如你除了SAT成绩极好之外，曾在全州拿了某音乐比赛的第一名，在高中还是某个体育俱乐部的主力，又参与了很多义工活动，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也未必能有十足的把握；然而你的另一位华人朋友，不论成绩音乐体育还是公益精神都不及你，却顺利接到各所大学的offer。只因为他在申请上注明了：我是同性恋。这可不是个凭空假设的例子，这是真人真事。没办法，政治正确大过天，任何一个学校都不愿背上歧视的罪名。五等公民：包含华裔在内的亚裔群体——毫无优势什么叫公平？你可以因为以上的各种各样原因去优先选拔某些群体的学子，不论是阶级、特长、种族、宗教信仰、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甚至是个人取向，这些是作为大学趋利避害的优化选择，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因为某个群体表现得太突出而刻意地打压他们，就好比说美国的亚裔始终在被指责太会考试，占据了很大一部分高等教育资源，于是各个大学规定的亚裔入学比例被一再压缩。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各种族裔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各个民族。因此华裔即便是黄皮肤黑眼睛，毕竟也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即便不苛求美国对于这些少数族裔都给予优惠的政策，也毕竟应该一视同仁，尽量设立相同的条件。然而并没有，相反地，华裔还一再受到打压，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公平？有人说至少人家公开透明啊，所有东西都白纸黑字地写出来。那我只能说在你们眼里，可能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你们意识不到这种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阶级固化和政治正确其实更可怕且不易改变。就像去年清华、北师等许多高校推出了向寒门学子倾斜的招生政策被人骂得很惨。在政策没有推行之前很多人提出由于地域及家庭经济原因所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寒门再难出贵子；而在政策推行之后几乎是同样一批人又在说凭什么家里穷高考就可以给加分，请还那些努力学习同时家境良好的孩子们一个公道。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你。我还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们有机会在国外看到了那些数不尽的阶级固化和政治正确，会怎样重新地审视教育公平这个命题。况且即便通过了高等教育的选拔，美国华裔的事业上仍旧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天花板。这阶级墙，岂是你想翻就翻得过的？然而，逃不脱这华人圈，翻不过这阶级墙，仍旧有很多人沉醉在这美国梦中。这本无可厚非，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选择，也有根据自身条件、喜好选择合适生活环境的权利，美国的确有千般万种优点，也值得我们一步一步地去追赶和学习；而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只要肯于努力工作，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并不困难。然而我只是想，作为同根同源曾为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可不可以不要无视现实，刻意抹黑曾经生养过你祖祖辈辈的故土；可不可以当其他华人受到屈辱时，不要一言不发还反过来拍手叫好；可不可以当别人因为你是华裔而对你报以不公和冷眼时，不要因为自己是黄皮肤黑眼睛而感到羞耻；可不可以当国内的同胞还在关心着你们的生活冷暖时，不要冷冰冰地大袖一甩，务求与我们割裂一切联系。有朝一日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时你们即便还是逃不脱这华人圈，阶级墙总是有被推倒的一天，你们的美国梦还会远吗？愿你们能够在美国，堂堂正正地做一名来自中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