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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的悲哀：披萨店14名外卖司机11人是硕士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与美国一水之隔的伦敦市，有一家意大利披萨店。十四名送外卖的司机全部是移民，其中十一人持有硕士学位。该车队教育程度之高令人咂舌。虽说该市是加拿大传统保守富裕的地方，但一个送外卖的车队，毕竟无需如此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究其原因，就是找工难，饥不择食。新移民不管在原居地职位多高，也只能屈就，先解决糊口问题，然后才从长计议。这种操牛刀杀鸡的现象，在少数族裔社区非常普遍。在唐人街，教授在酒楼洗盘碗，研究生在杂货铺搬运蔬果，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某中文报招聘记者，应征者众。其中一位上了年纪的长者，原是大陆某大报的副总编，自知自己的英文程度和年龄过不了关，仍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该报老总，委婉地诉说自己的请求：干不了文字工作，到报社打杂也行。倒数回去，曾几何时，加拿大的劳工市场，竟然供不应求。记得几年前，多伦多一家闻名遐迩的大酒店，由于新员工流失量大，特制定一条措施，凡员工介绍亲友到酒店工作，能干满半年者，奖励一百大元。现在呢？上门求职的人川流不息，倘有空缺招聘一两个人，也是千挑百选，什么年纪要轻，英文要好。有幸入围者，还要通过三级面试。政府公布的失业率，虽然只有百分之七左右，但实际远非如此，因为领完失业金后仍然找不到工作的人，已不在入册统计之列；有的长期找不到工作，干脆投闲置散算了。高科技迅猛发展，电脑代替人脑，经济频频滑坡，公司不断裁员，使劳工市场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找工难，不单浪费了可贵的人力资源，对治安、族裔关系等也带来负面的影响。不少本地白人不是公开埋怨黄皮肤、黑皮肤的新移民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吗？！ “硕士车队”虽然令人莞尔，但有些找不到工作的“士”字辈，恐怕还望尘莫及呢！

9年前
明目张胆欺负华人回加拿大飞机上遇到扎心事

　　刚从美国回来，很累很困，明早很早还有事，可还是睡不着。今天美国回温哥华飞机上遇到的事依然扎着心... 　　飞机上，我和3岁的儿子坐在一起，儿子起飞后吐了一次，有些哭闹，哄了哄，才开心了。我正觉得轻松了一点，突然听到正后方的座位传来一声“I Fuck Chinese People"，声音比较大，我想，周围的两三排都应该能听的清清楚楚。气愤中，当时就要回头理论，无奈儿子还是在缠着人，就暂时没回声，但心里觉得很气!大约20分钟后，儿子终于缓过劲儿来了，开始呵呵笑了，刚好也有中国老人起来在过道舒展一下腿脚，这时后排又传来学我儿子的声音，然后伴随着嘲笑和小声的议论中国人的话语…… 　　本来就在想着要质问他之前说的话呢，听他和他的同伴又在议论，我马上站起来回过身去问他刚才说什么了?我儿子3岁，有些不舒服，我在努力调整他、也尽量小声不影响别人，如果是我儿子影响了他，我道歉，但是他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说侮辱中国人的话语!对方是一个约莫40岁左右的西人，马上说他不记得说过侮辱的话。　　我说，你记性真差，你不是说I ? Chinese People吗?他立刻说他没说，如果说了让我不舒服的话，他道歉，但是他确实不喜欢中国人，他在表达他的想法，他希望中国人都回中国去!我说，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中国人是你的自由，但在公众场合说侮辱的话就不对了。说到这里时，我才发现乘务人员已经来了，她会说普通话，告诉我她听见对话了，建议我不要再理对方、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换个座位，她会把情况汇报，这是种族歧视，等飞机到达后，会有机场警务人员介入。　　在我前排的一个西人女人也回过头来说，乘务人员是她按铃叫来的，她听到了前前后后所有的话语，她可以作证那人说了歧视和侮辱的语言。　　事情到这里就暂时完结了，像我记得流水账一样没有什么惊涛骇浪。但是，真的心里难过的还有一个原因，在后排西人的后面两排都是华人，有两个老人恐怕不懂英语，可是听到过中年妇女用比我还流利的英语和空乘交流过，而且她家还有一个看起来15、16岁的儿子...... 　　下飞机时，前排的西人女人又一次道歉在加拿大我遇到了这样恶心的事情，她很欢迎中国人，加拿大也是热情的国家，希望不会太影响我的心情...而咱们的同胞自始至终没有抬起过眼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才让人明目张胆的欺负吧？

9年前
在加拿大走过最长的路就是学车时教练的套路

　　不知不觉中，我登陆加拿大已经2个多月了，在过去的两个月的中，我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生活节奏，从一名玩命工作的商业策划，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家庭煮妇，同时也让我过去16年教育背景，5年驰骋沙场的工作经验，付诸东流。简而言之，十指不碰阳春水的我，转战厨房了。(天啊，我脸上的两行清泪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名煮妇，必不可少的是买菜，买菜必不可少的是车。在过去的两个月，我的左右双臂早已成为麒麟臂，每周1至2次步行2公里到最近的华人超市买菜，最害怕的是看到米缸快要到底了，那简直是噩梦啊!因此，我亟需获得驾照来释放真我。(好累啊，说了那么久，终于进入主题) 　　作为一名国内本科生，在经过一个下午学习，G1是不会有问题的，唯一让我头痛的是：试题的中文翻译实在是可爱了，在思维不严谨的前提下，还有各种无棱两可。坐在考场里面，我总感觉在做高考语文试卷中的语病句子，大部分的选项中都难以找到齐全的主谓宾。　　紧接着，我就开始密锣紧鼓地找教练了。由于人生地不熟，我从茫茫的网海中，我相中了我的 G2 教练。由于我在国内拿到驾照之后 3 年之后再也没有碰过车了，完全没有车感可言，我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很足。但是，第一次约练车，教练对于我评价是出奇地高，我信心在慢慢地建立了，殊不知，这才是套路的开始。　　套路一：恶意加时。　　对于没有考试经验的朋友来说，想要通过 G2，我们要到达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呢?我们都不知道，因此所有的信息来源都来自于教练，然而教练就利用学员的信任和恐惧心理，在练车的过程中，故意拖延教学进度，一味地打击学员的信心，来达到加时的目的。现在学习 G2 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的教练有以下情况出现，恭喜你，你已经被套路恶意加时了。　　(1)自信心严重下降。初学伊始，教练态度及教学方法都很好，突然从某一次急转直下，发现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教练谩骂声不断。无论怎么复习和练习都感觉没有好转，自信心急速下降，怀疑自己到一个极点了! 　　(2)缺少针对性的练习。开车无非就是熟能生巧，大多驾驶技巧都是需要时间去练习的，比如说三点掉头/平行泊车，在教练教了 1 次之后，我们需要多次去练习的。如果每次都是轻轻带过，熟练程度有限! 　　(3)考试项目迟迟不愿意教。没有学习完整的考试项目，根本就不敢报名考试，也不可能通过考试，比如说停车场。停车场是非常重要的必考项目，否则我们要么在出发的时候挂了，要么在回来的时候挂了! 　　套路二：区别对待。　　在教练眼中，学员分几种，第一种：零基础从来没有碰过车的;第二种：在国内有驾照，但没有驾驶经验的;第三种：在国内有驾照，而且是老司机的。一般来说，教练都会偏爱第一种傻白甜，以留学生居多。第二种和第三种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在他们眼中，拥有国内驾照的人，就等于拥有一身坏毛病且骄傲自负的野蛮人。有幸见过我的教练如何教育零基础的学员，一个多伦多大学的学生，那温柔的语调如沐春风啊，简直不敢相信跟我的教练是同一个人啊擦!同样的学时，同样的技巧，估计我早就已经被骂成狗了。　　我终于迎来了我第一次的路考，考试之前2小时，我依然被教练喷得狗血淋头，不过我早已免疫，觉得他只是在打击的信心，想让我考试失败后再次任他蹂躏而已。因此，我怀着以后不想再看见他的态度去考试，结果很出乎意料，10分钟的时间，我过了考试。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内心是愤怒多于开心，因为如此简单的考试，竟然多花了我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金钱，还受到了自出娘胎以来最多的谩骂! 　　我详细地计算了一下，16小时的学习课时中，平行泊车大概练习了15次，三点掉头大概练习了10次，路边停车大概有 20次，停车场头进停车大概10次，尾进大概8次，平均练习时间为 30-60秒1次，教练认真教学的情况下1分钟，这里大概只需要 2 小时，在熟悉交规的基础上，主路跑上3-4小时，肯定可以轻松过考试的，我却被活活拖到了16小时!6小时的干货，剩下10小时都是在教练的谩骂中度过，反正都是套路，大家要引以为鉴。　　有人问我，加拿大教练脾气比国内的教练还差吗？　　国内的教练的工资是与通过率挂钩的，因此他们会尽快地，用尽一切办法地让学员去通过考试，至少在目的上与学员是一致的，就算被骂也是同一条船的! 　　加拿大的教练是独立个体，收入与学员的学时成正比(50 加元/小时)，考试通过与否与教练无关，教练反而希望学员多次不通过来赚取考试租车费用(180 加元/次);再者，加拿大教练言语更可怕，因为他们会带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优越感，一句接着一句地折磨你：你以为这里是中国吗?这里是加拿大，你再这么开车，请你回中国，这里不欢迎你!你以为这里是你家吗?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你们中国人开车都这样！　　同样作为中国人的他们，却缺乏对中国正确的辩证思维，潜意识地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不文明国家，因此在中国考的驾照只会让你别人认为你一身坏毛病，却不懂的结合实际国情。人口基数大，一个三四线小城市的人口都会比这里一个省的人数多，路况肯定会比这里复杂得多呢，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啊! 　　本想简单地考个驾照，却悲哀地发现在加拿大，最看不起中国人的人竟然还是中国人。作为一名 90 后，我是深深地觉得中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至少我们是有文明，有素质，有理想，有目标的一代人，大家都为了更好的未来而奋斗着。　　谨以此文告诫各大同胞们，G2 路试并不难，最紧要对自己信心。

9年前
没有中国人就没有加拿大华人做过啥贡献？

没有中国人就没有加拿大！揭秘华人到底为加拿大做过什么贡献！谁都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来自各国的移民都对加拿大一直以来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于来自中国的移民，有人说他们不文明、不懂礼貌让人难以相处，有人说他们炒高了加拿大的房价，让很多人怨声载道，可我们想说，各方面数据和案例都显示，中国移民是对加拿大的贡献已经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甚至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我们中国移民，就没有如此美好的加拿大。群体比例最大，但曾经毫无权利去年的时候，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根据联合国人口中心（UNPC）公布的全球移民人口数据制作了移民流向图，对过去25年中加拿大移民人口巨大变化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990至2015年加拿大移民人口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人口从1990年的17万增至2015年的71万，移民人口比例排第一。而且这还不包含从港澳台地区移民来加拿大的人。不仅新进来的人数是第一，中国移民占加拿大总移民的比例也是第一。前不久，加拿大统计局调查人口语言使用状况的时候就发现，加拿大国内母语是国语的人口有64万，讲粤语的还有60万，也就是说广义上中文语系人口达到了123万。从这里我们就能简单的推断出来，中国移民人口数量稳稳的在加国移民群体中排第一。曾经的加拿大，并没有人把华人当做人看。在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前，华人就已经进入到现在加拿大的范围以内了，最早是从美国和中国广东赶赴过去淘金的。在1871年（同治10年）的时候，卑诗同意加入加拿大联邦但条件是联邦要修一条连接加拿大东西部的铁路。此时，加拿大那边想到了廉价的中国劳工，于是加拿大的铁路公司在中国广东省聘请了5000名中国工人去修路，这是最早一批成规模的中国人登陆加拿大。华工被派去了最艰苦的落基山脉地区，结果最终这批人之中只有1500人活着看到了铁路通车。当年修建铁路的华人劳工修完了路，加拿大这边发现不需要那么多劳工了，而且他们本身对华人就有歧视。当时社会主流观点就是：华人愚昧、无知、懒惰，完全是“低端人口”。那时候的加拿大政府想法也很简单，我们要限制“低端人口”，大力发展“高端人口”。于是，一系列以立法、行政法规形式的歧视行为都出现了。很多行业不允许华人参与，甚至连游泳池商场都不允许华人进入。连生活上都限制多多，更别谈什么投票从政之类的事情了。更夸张的是“人头税”，即每个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都要缴纳“人头税”才行。这个规定只针对华人这一个群体，而且价格从1885年的50加元一路涨到1904年的500加元。后来光收钱还不行，1923直接升级成为：除外交官、商人、留学生以及个别情况外，华人一律不准入境，已经在加国的也要定期向政府报到。不过二战之后，加拿大政府开始逐步废除对华人群体的歧视政策，越来越向文明友善的方向发展。随着华人力量的发展，加拿大政府也一直在检讨自己的“历史错误”，2006年的时候，时任加国总理的哈珀亲自在国会向华人就当年的“人头税”问题表示道歉，政府也象征性对此进行了赔偿。财富贡献大，收入水平高于平均值从前华人在加拿大被当做“低端人口”受到全面限制，现在的华人从经济上看那绝对是“高端人口”。上个月加拿大移民部发布了一份关于2006年至2014年期间，以商业移民身份登陆加拿大的新移民带入资产的情况。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各国商业类移民把钱带到加拿大的情况。2006至2014年之间，加拿大的商业类移民一共带入资产总额高达856亿加元。其中中国移民带进来的钱最多，达到了252亿元。而且，专业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低估金额”，因为只计算了申请人本人带进来的钱，没有算申请人配偶和孩子带进来的钱。带进来的钱多还不能说明什么，更厉害的是华人移民其实比一般加拿大人更会赚钱。房地产专业网站Better Dwelling在今年6月发布了一项关于华人的收入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收入层次的比例上华人很厉害：收入层次比例：年收入8万到10万加币：华人16.5%，加拿大人10.8% 年收入10万到15万加币：华人23.2%，加拿大人16.1% 年收入超过15万加币：华人15.1%，加拿大人13% 也就是说，华人里面年收入达到8万加币以上的中高收入群体比例远远大于加拿大人中的比例。为什么华人群体比其他人会赚钱？因为我们华人真的很会赚钱啊！中国人在国内的时候一周工作40个小时（每周工作五天，每天8小时）算正常稳定还不错的情况，很多人加班到每周50个小时没有加班费也“无怨无悔”。但是加拿大就不一样了，虽然这边通常也是按照每周40小时满量计算，但很多工作一周工作到三十几个小时就算满量了，后面再多工作一小时就要向老板要加班费了。很多人说，加拿大对于普通劳动者更公平，我们最平凡的中国人不正是“普通劳动者”吗？劳动保障确定了勤奋吃苦的人收入不会低，另外我们华人群体价值取向也跟传统加拿大人不一样。我们华人愿意吃苦干自己不喜欢但是赚钱的事情，比如听说开洗衣店赚钱，我们会开洗衣店，听说读商科毕业后收入会高一些就会送孩子读商科。但是传统的加拿大人对更看重爱好，工作一年辞职旅行半年没问题，大学毕业之后不工作安心在家里追求文艺当个艺术家也可以作为人生选择。对于传统华人来说，这些都不是太好的选择。收入越高意味着纳税越多，自然就是为加拿大这个国家贡献越多。那么政府和社会就更加不能忽视这个群体。各领域人才多，已成为加国一部分不仅仅是财富本身影响力大，华人之中的人才也是推动加拿大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虽然国家政务具体由民选总理、内阁部长、联邦议会来负责，但名义上英国女王仍然是加拿大的元首，英国女王依旧会任命一位总督担当自己在加拿大的全权代表，虽然实际权力不大但是地位极其尊贵。加拿大首位华人女总督，伍冰枝 1999年，经时任加拿大总理的克雷蒂安推举，英国女王委任华人女士伍冰枝出任加拿大第26人总督。伍冰枝出生在香港，1952年随家人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是典型的老一辈杰出华人。她上任的时候，加拿大国家邮报曾发表评论说“这表明华人的成就正愈来愈得到加拿大社会的认可；对加拿大而言，则是“很重要的进化”，反映出加拿大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也显示出这个国家已经成熟。” 加拿大各省议会，联邦议会里面的华人议员就不多说了，人数太多实在是不能一一列举。在文化体育领域，加拿大华人更是不断的在努力。2016年加拿大派出的里约奥运会运动员代表团中就有4名华裔选手，包括羽毛球女将李文珊(Michelle Li)、乒乓球男将王臻(Eugene Wang)、乒乓球女将张墨(Mo Zhang)，以及体操女将胡嘉莹(Rose-Kaying Woo，译音)。加拿大羽毛球领域的最好成绩就是华裔选手创造的。即使是在加拿大人一直比较擅长的冰上项目，华人也为加拿大争取到了不少好成绩。1990年出身的华裔花样滑冰选手陈群伟，多次拿下了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冠军。还有很多加拿大华人也积极的在中国发光发热，比如明星吴亦凡。他十岁的时候便随家人一起移民了加拿大，成为了加拿大华人。加拿大华人男明星，吴亦凡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你会发现，加拿大如果失去了中国移民，那么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条铁路，而是经济、政治、文艺的全方面倒退。没有中国移民，就没有美好的加拿大。

9年前
列治文华女接假中领馆电话护照号码被陌生人骗取

　本报日前报道列治文居民何女士上周五接获假冒中领馆的诈骗电话，何对于护照号码被陌生人骗取，仍感到不安，希望申请一本新护照，但由于不懂英文，未能与职员直接沟通，只能请途人帮忙到柜台询问，却被告知其申请理据不充分。本报向加拿大移民部跟进查询，发言人指虽然骗徒取得护照号码，但受害人毋须过分担心；不过如有需要，仍可选择申请一本新护照，但需要缴付全额申请费用。　　今年70岁的何女士上周五接获诈骗电话，对方声称要帮助何女士核实身分，骗取何女士的护照号码。何女士在诈骗电话事件中，虽然未有金钱损失及已报警备案，不过仍担心护照会被不法份子盗用。她说："虽然护照刚换了才两个月，但很担心坏人会用我的护照做非法事，所以想再换一次护照。"何女士向警方报案后，警方将其个案纪录在案，并给她一个档案编号。她随后欲到加拿大护照办事处查询是否能更换护照。何女士说："我不懂英文，所以请在场一位懂中英文的男士帮忙询问，但他转告我说不可以再申请。" 　　对于护照持有人在诈骗事件中向陌生人提供护照资料，并已向警方报案，是否合资格申领新护照，本报向联邦移民部查询。　　联邦移民部发言人费奈隆(Beatrice Fenelon)指，护照持有人如遇此情况，担心护照的安全问题，是可以申请新的护照，不过需要支付全额申请费用。根据加拿大政府官方网站资料，十年期的成人护照申请费用为160元。　　费奈隆补充表示，即使事主原有的护照有效期仍未完结，但在此情况下再申请新护照，亦不能将未用的期限带到新的护照上。　　费奈隆提醒护照持有人要妥善保护个人的护照资料，并将护照及旅游证件存放在安全、干爽的地方。在未能确认他人的身分或组织真伪前，不应向任何人提供护照及个人资料，包括护照影印本，亦不能随便给予其他人。　　不过，她指出，如受害人仍持有实体的护照、加国入籍证明及其他身分证明文件，第三者使用盗取的资料申领护照的风险很低，因为护照办事处是否发出新的护照，并不只是基于申请表及旧护照的资料，另外申请人提交的照片，亦会与之前曾经提交过的进行比对。　　费奈隆建议受诈骗事件影响或怀疑身分被盗的受害人，应向加拿大反诈骗中心举报事件，该中心的热线电话为1-888-495-8501。　　何女士得悉移民部的答覆后，感谢本报提供协助，并表示会考虑是否需要再申请护照，但她指，现时仍然对事件感到担忧，原定与朋友10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现阶段亦不知会否实现，因为诈骗电话的内容，仍令她感到不安。她说："我是香港人，在中国没有朋友，万一到了当地才发现真有其事(骗徒指她的名字涉及犯罪行为)，没有人能救我。"

9年前

台媒称，温哥华的真人秀《公主我最大》揭露被送往海外留学的中国大陆富二代们极致奢华的生活，再度引发话题。台湾东森新闻云3月10日报道，其中名叫卓微的女孩，接受《纽约客》杂志记者的访问。在访谈中她不断提到名牌商品，像是“帮佣的月薪大约等于一双 Roger Vivier高跟鞋，一晚狂欢大概会花掉半个柏金包”，还有“上次生日时，不到一个小时就喝光相当2个Fendi包包的酒”。报道称，“名牌商品对她而言就像一种货币”。对于网友们指责她“炫耀不劳而获的东西”，卓微不在乎地回应：“我不觉得我在炫耀，我只是在生活罢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留学、移民海外的人数不断增长，甚至成为英美等国最大的外籍学生来源。根据胡润百富网《2014海外教育特别报告》，80%的中国大陆富豪都希望让子女到海外留学，比例是全球最高。这些富豪将西方视为他们计划中的目的地，在伦敦、纽约、温哥华等地抢购房产，认为这不仅能安置财产，更是为了将来可以把后代送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和生活。温哥华的真人秀《公主我最大》揭露被送往海外留学的中国大陆富二代们极致奢华的生活。（图片来源网络）《纽约客》访谈原文：提到在北美的“海外党”，很多人的脑海中立刻会浮现两种形象：一种是发奋学习拼命打工的苦逼穷学生，一种是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迷茫富二代。而后者总是特别能带来话题性和关注度。异国、金钱、阶层……无一不在触动国人的神经。贴在他们身上的各种敏感标签，我们平日在国内媒体上看到的各种耸人听闻的报道，让这个团体仿佛自带一层神秘的光环。那么这些在北美生活的中国“富二代”，到底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 11月，温哥华，寒冷的星期日清晨。 Weymi Cho开着她崭新的红色全真皮座椅玛莎拉蒂GranTurismo来到我的酒店门口。昨晚她只睡了两个小时：在她价值四百万的海景公寓楼里新装了一台“卡拉OK”机，和朋友们一边喝着Veuve Clicquot一边唱歌。Weymi今年二十岁，身材苗条，有着及腰的长发和漂亮的大眼睛。身穿一件Dior丝绸女士衬衫的她，似乎有种与生具来的矜持与贵族气息。时近上午十点，我们动身去逛街。（From Instagram） Holt Renfrew, 人称温哥华版的Barneys，是Weymi周末的寻常去处。“这里根本没法和Vegas比，Vegas的东西和服务要比这儿强得多。”她抱怨道。Weymi的英语稍微夹带着一些亚洲口音，当我提出和她用中文交流的时候，她显得更加放松了。 Weymi说起话来三句不离奢侈品牌的名字--奢侈品，在Weymi的字典里是一种货币般的价值衡量尺度。对于她来说，雇一个月保姆要花上“一双Roger Vivier缎面瓢鞋”；而到城里玩一宿要花“半个爱马仕Birkin包”。“去年三月份我过生日的时候，半个小时就喝出去了两个Fendi totes。”--大概相当于4000美金。（YouTube视频截图）在商店里，我和Weymi偶遇到了她之前在温哥华某时装学院的同学，现在正在当导购员。提起来中国来到这儿的顾客，她的同学感慨道，“中国人简直就是把奢侈品店当成菜市场，买件好几万的衣服就跟买颗白菜似的。”另一个导购女孩儿凑过来，“他们这么买东西，不把奢侈品当奢侈品。” Weymi笑道，“可不是嘛，我现在都不忍直视Chanel了。广场舞大妈都人手一只chanel boy。” 在台湾长大的Weymi，十四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到了温哥华，并在这里进入了一家寄宿学校。她的父母都是大陆人，后来到台湾做半导体生意，把Weymi和她的妹妹送到了某国际学校上学，就是为了以后送她们去国外读书。在上大学之前，Weymi姐妹常常在美国和澳洲度假。“我爸爸想让我们练好英语。他们的计划，从始至终就是要把我们送出国。” 出国，是众多中国新贵们的终极计划。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富人们迅速席卷纽约、伦敦、洛杉矶等城市，横扫房地产市场，让本土人民不禁忧心忡忡。为什么温哥华有如此数目庞大的中国人呢？临海城市，气候宜人，简单而平静的生活，吸引着中国的新贵们蜂拥而来。他们不但在这里进行疯狂的消费和投资，还让自己的孩子们去在这里读书、做生意、社交。 “富二代”，在中国指有钱人的子女。几千年积贫积弱、战战兢兢的历史，使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与这个国度向来格格不入。去年，中国某位最富有的富二代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炫富”照片，照片中他的宠物狗每只前脚上戴着一块金质Apple Watch，瞬间引来网民热议。很多人吐槽，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暴殄天物的富二代们，根本不懂得挣钱的辛苦，完全丧失了中国社会所敬奉的勤俭精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在讲话中强调，要让企业家们的下一代年轻人意识到，“挣钱不易，粒粒皆辛苦”。政府还特意招收了国内70名富翁的儿女进行“道德情操教育”，以警戒他们要遵守中华传统美德，勤俭持家，以骄奢淫逸为耻。纵然如此，富二代依旧过着他们锦衣玉食的日子。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电视剧《百万新娘之爱无悔》、《冰与火的青春》，讲述了富二代们纠葛的爱恨情仇和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而Weymi参与拍摄的网络双语节目《公主我最大》，则记录了一群白富美奢靡无度、空虚冶艳、勾心斗角，有如宫斗剧般光怪陆离的富贵生活。这些白富美挤破头皮地互相攀比，同时又对他人张扬和奢侈嗤之以鼻。第一季的结尾，来自台湾的女孩coco因为背了仿制的hermes、穿了非设计师品牌的衣服被别的女孩群起而攻之；第二季则拍摄了两个白富美在洛杉矶看房的经历。对“暴发户”的鄙视和“仇富”心理不是中国特产。然而，这种中国式的仇富却别有韵致。在伟大的中国特色主义精神熏陶下，一切“财富”都是“新财富“。打倒了老地主阶级和富农，也就打倒了旧时的理财经验。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新一代的有钱人们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有些不知所措。我问了几个《公主我最大》的女孩，作为富二代，被人嫉妒并且指责是怎样一种体验。 “我知道有很多人骂我们，说我们炫富，怎样怎样。其实我们也没炫什么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啊。”Weymi耸耸肩，不屑一顾的样子。（YouTube视频截图）逛完了街，我和Weymi一起赶往《公主我最大》第二季最后一集的拍摄地点。这是一家泰式餐厅，为了拍摄，节目组包下了整个饭店。因为我们到得比较早，我就开始和节目导演Kevin K. Li闲聊起来。 Kevin是一位资深新闻工作者，来自加拿大一个华人家庭，今年已经37岁了。Kevin说，他想把这套节目做成一个Lifestyles of the Rich and Famous和Real Housewives的混搭。“我觉得，如果我对这些中国富二代的生活很好奇，那其他的加拿大人、美国人也一样很好奇。” 拍节目并非难事。Kevin在此前拍摄了一个宣传短片。在这个宣传短片中，一位朋友的朋友开着一辆兰博基尼，一边展示着她各种各样的包包collection。“我们的短片被一家当地媒体相中之后，大家迅速关注了节目。”Kevin说。“富二代这个词，当下正是个如火如荼的话题。没有人不对这个群体好奇，也没有人不想说点什么。” 我们聊得正热的时候，节目组的嘉宾姑娘们纷杳而至，俨然如一场时装大秀：Helmut Lang, Alexander McQueen, “玫瑰金”iPhone...第一个走进来的是Diana，来自UBC一名23岁的女生，主修经济学和亚洲研究，曾经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香港居住过。还有她的朋友Chelsea--嘉宾中唯一一位已婚女生。虽然最近刚刚生了小孩，Chelsea的身形依旧修长袅娜。她身穿一袭精致的嫩粉色羽毛娃娃裙，足蹬一双恨天高的Gucci高跟鞋，活似一只行走的粉色鸵鸟。紧接着是Ray以及她的男朋友Pam，同样来自UBC，两个人也都是富二代。Pam今年26岁，显然是嘉宾中最成熟、最有经验的。姑娘们一边等待节目开拍，一边紧张地打量着对方的衣着和饰品，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剑拔弩张的空气里，她们却又勉强维持着假惺惺的友好。（YouTube视频截图） Kevin在这期节目中担任主持。当Kevin提出让大家围坐在圆桌边的时候，姑娘们显然有些不高兴。“要我们都坐到桌子后面，那我们这些衣服不就白穿了？”Chelsea说，“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穿睡衣睡裤来呢。”即使如此，Kevin还是坚持让她们做到桌子后面。“我很理解你们的想法，不过你想想，六双参差不齐的腿，在镜头里会显得特别乱。” 节目开拍，大家先是喝香槟、碰杯，然后Kevin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Diana，你那个‘过一天穷人日子’实验怎么样了？”“不太好。” “在洛杉矶找没找到满意的房子呢？” “房子都不错，可惜位置不行。” “你们感觉，找一个和自己经济实力不匹配的男生date是否很有挑战性呢？” Kevin问姑娘们。姑娘们沉默了一下。Diana整理了一下刘海，从容地说道，“挺难的。以前我这么尝试过，感觉就是.......就是很尴尬，很难堪。” 录制完毕，姑娘们开始闲聊起来。“我最近打算去做一下整容，哎，你们听没听说过，韩国最新发明的一种3D molding整容术？据说是不留伤口那种，只需要带上一些矫正器之类的就行。”Diana说，这种新整容术可以让她变成完美的“瓜子脸”--当今中国女生梦寐以求的“女神”脸型。 “对啊对啊，上次跟我爸妈去韩国的时候，我和我妹妹就想去做这个手术，但是他俩没同意。”Weymi插了一句。 Diana淡淡地说道，“这是高科技，做出来效果特别自然。而且八个月左右就能恢复好了。” “你们这么年轻，就要去遭这个罪，何必呢？”我问她们。 Diana睁大了眼睛，又是困惑，又是同情地看着我，“当然是为了变好看啊。” （YouTube视频截图）最近，中国银行的一项研究调查表明，中国有60%的有钱人们都打算移居国外；他们或是已经开始着手移民投资、购置房产，或是正在酝酿移民计划。（注：这里的“有钱人”定义为资产高于1000万人民币，约等于150万美金，这在中国是相当大数额财产。）据美国国家房地产协会汇报，中国消费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中占据了不可撼动的比例和地位。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的有钱人要移居外国呢？有人是为了躲避空气污染，有人为了让孩子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斯坦福社会学教授周学光先生称，中国的教育体制和环境异常竞争激烈。是否能受到高质量的教育，通常和家里钱多钱少无关--有的时候，即使你花再多的钱，也不一定能把孩子送到清华北大。而除了上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钱留在中国不安全。中国经济发展缓滞，股市风云莫测，加上近年来快刀斩乱麻的反腐、“打老虎”，把国内许多以政府官员为靠山的有钱人吓得心惊胆颤。 John Osburg, 一位专门研究成都商业人士的人类学家表示，想在中国做好生意，很大程度上要靠找对后台。所以，近几年来的反腐搅得富人们草木皆兵：一旦自己在政府的后台“下了马”，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弄不好就被没收财产。“当然，也有人害怕生意对手在背后捅一刀，运用关系把他们拖下水。”有人甚至把登上福布斯财富榜视为诅咒。Osburg说，这个财富榜上的中国人，每过几年都会有那么一两个被政府“下马”的。在温哥华，Weymi也曾和我提到这种紧张氛围。“我们家在上海有些政府里的亲戚。额，当然，都是清官，和我讲过挺多这样的事。现在不一样了，在中国不全是靠关系做生意了。”近几年，北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华人移民大潮。在拍摄节目后的派对上，Ray和她的男朋友指向一个男人，对我说，“这个人，他谁都认识。”这个人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对于Ray来说，阿斯顿马丁并不是什么稀奇东西，因为她和男朋友每人都准备买一辆。而这位的阿斯顿马丁，是世界上唯一一辆、James Bond 007幽灵党同款的阿斯顿马丁。这个五十岁的男人名叫Paul Oei, 一头干净利落的银发。当我和他介绍自己时，他立马掏出手机和我照了一张自拍，然后发到了instagram上面--这是他通常的“见面礼”。他紧接着递给我三张名片：Organic Eco-Centre生态肥料公司的CEO，这家公司也是《公主我最大》的赞助商；“温哥华中国小姐”选美赛的主席；以及加拿大Manu移民及金融咨询公司的主席。据他说，在温哥华移民的富二代们眼里，他就像一个非官方的领事馆大使--想来温哥华，第一个要找的就是Paul Oei。在一家窗外停满了宾利和路虎的中餐馆内，我和Oei悠闲地吃着88刀的烤鸭，喝着小陶罐里香喷喷的蘑菇汤。“这些中国富人一开始来温哥华的时候，都把这里当成临时住所。很多人觉得北美是个无聊的地方。但是过了那么一两年，他们的孩子毕业了都会说，我爱加拿大，我不想回去了，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餐厅的老板娘胡燕是一个举止端庄的四十岁女人。来到美国之前，她在西安曾经开过一家餐馆，生意非常可观，收入丰厚。“当时我老公在温哥华旅游，几个朋友非得拽着他去看什么房子。结果你猜怎么的，第二天我们俩就签了合同，把那房子买下来了。” 虽然房子花了她家一大笔钱，胡燕并不觉得自己是为温哥华经济“做贡献”，反而更像买了保险，把自己的财产从前途未卜的中国挪到了加拿大。而胡燕的儿子让她更加坚定了留在加拿大的决心。她骄傲地对我说，自己的儿子正在洛杉矶参加一个高尔夫锦标赛。她还打算把餐馆开到洛杉矶、拉斯维加斯、最后开到纽约。“你知道，美国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等以后搬到纽约，我儿子就可以离这些大学更近一些。” Yan毕业于UCLA，目前在著名建筑家Bing Thom的公司任职。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Yan发现，温哥华有70%的房子是被中国人买下的。而奇怪的是，这些平均价值$305万的房子的房主们，大多数人都自称是家庭主妇或者学生。事实上，真正的幕后购买者是这些“家庭主妇”远在中国赚钱的丈夫们--由于中国市场巨大，钱来得快且容易，而加拿大金融稳定、安全，富人们选择在中国吸金，然后把财产存进加拿大这个“储钱罐”里。在中国人疯狂购买的冲击下，温哥华的房价在过去的六年里涨了足足75%，导致很多本地居民买不起房。市长Gregor Robertson不得不用调高税收的方法控制这种冲击与不平衡。很多人都认为，富二代们长大之后通常都理所应当得继承父辈的家业。但实际上，一个女孩告诉我，她的父亲并不想让她接手自己辛苦经营的公司。“我爸的意思是，不想让公司葬送在我手里。他说，你要是没有管事的能耐，还不如让别人来，然后你自己每个月拿点钱得了。”有些父母会给孩子一段“实习期”，以此测试一下他们的商业能力。 Weymi’s的爸妈则给了她五十万美金，用这个钱创办一个中英双语的奢侈品时尚杂志，卖到各大奢侈品店。“我倒是不指望用这个杂志赚大钱，”Weymi说，“不过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个project太适合我了。”同样，Ray的男朋友打算用父母给他的资金，在温哥华开一家旋转寿司店。“我想，每桌上都有个iPad，客人可以在iPad上点餐，还可以玩游戏。”他说。（YouTube视频截图）参加这场真人秀的姑娘们中，唯有Pam是有工作的。“如果我留在中国，肯定还活在父母的翅膀下，不知道外面的大风大浪。在国外独自生活的经历，让我更能体会到父母为我的付出。他们为我牺牲了很多。有一次我让他们给我转一万多刀到我的账户里，等了好久也没转过来。我就打电话问我妈妈，她说是银行processing这边出了点问题。后来我才从一个亲戚那里知道，我妈妈的生意快要破产了。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体会到，他们为了不让我担心，承受了多少压力，而我又是多么不成熟不懂事。” Pam慢慢地跟我说道，“其实我也根本不适合在中国工作了。我没有父母那种老成，至少是在国内经商的经验。西方人都是直来直去的，但是中国人不一样，要学会周旋、学会言外之意、说话要绕弯子。我在中国简直就像个外星人。” Pam和她的朋友们一样，很早来到海外，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生存。她们的父母希望她们可以继承中国的血统和文化，但是在加拿大生活了数年的她们，再回到故土，已然是“相见不相识”了。一天晚上，我和Weymi在“小四川”约了晚餐。这一次，她终于穿得随意了些：素颜，齐膝羊毛大衣，舒服的平底鞋。小四川在Richmond，是一家加拿大华裔开的餐馆。和Flushing、Queens很像，小四川仿佛是加拿大华裔们的人间天堂。我问开着车的Weymi，“比起亚洲来，你是不是更喜欢温哥华呢？”她先是没开口，用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这样说，比如我想拐个弯，我直接打上转向灯，然后旁边的都会给我让路。这是正常人的思路吧。在中国呢，我打转向之后，旁边没有一个减速的，全都抢进来，我根本都拐不出去。真是气死人了。后来我也不打转向了，干脆就直接拐。别人都这么干，你想守规矩都没法守。” “小四川”一点也不小。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中国人。Weymi朝一桌吵吵嚷嚷的男生招了招手，回头悄悄对我说，“在温哥华这地方，抬头就能撞见熟人。”点菜过后，Weymi拿出手机，“想不想看我和Justin Trudeau的自拍？”没等我回答，她就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了照片。“当时他还不是加拿大总理呢，我就和他照了一张。我挺喜欢Justin的。说实话，加拿大这些政客们我都挺喜欢。只不过西方的政客都太过liberal了，比如在大麻和死刑这些问题上面。”（中国是每年执行死刑数最多的国家）我们吃着饭，不知不觉就说到了中国和加拿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你去过West Hastings吗？”Weymi问我。 West Hastings，是温哥华最为奢靡昂贵的住宅区，毗邻诸多极受欢迎的夜店、酒吧和天价楼盘。 “在这儿，你看到的是最上层的生活。每个人都过得非常好，至少比在中国好。”她回忆起小时候在上海，曾经看见过农民工们风雨飘摇的铁皮屋，还有她妈妈的老家，云南某个破落寒酸的小山村。“小时候我妈总是给我讲，这些人有多穷多困难，听得我毛骨悚然。我的姥姥就是洗衣工出身。但是我妈妈不想像村里的人一样，成天七嘴八舌地讨论谁家买了只鸡，谁家死了只猪。” 字里行间，我似乎能体会到Weymi内心的恐惧：对贫穷恐惧。“如果我妈妈没走出那个村子，也许我现在就是个井底之蛙的农村小姑娘......你想象得了么？” 说到这里，Weymi倒吸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