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自从总理哈珀针对历史上的人头税和排华法，在国会用粤语向华人社区表达道歉之后，华人心头郁积的「历史冤屈」好像被一扫而空，天空变得更加晴朗，加拿大变得更加可爱，担心排华之类的恐惧意识也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就在最近一周内，我听到了两位华裔的精英，在不同的场合，竟然表达了对排华风潮可能会卷土重来的担忧，让我心里震动。一位精英是加拿大名牌大学的讲座教授，在学界倍受尊重。他说在过去的十多年，在加拿大只遭遇过一次口头被辱骂（带有族裔歧视）的经验，但在最近的一年，已经碰到了三、四件类似的事情，有人公然就要求「中国人滚回去」。就他的观察来看，这些人显然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士，因此教授担心，未来加拿大如果发生20世纪20年代末期那样的经济大萧条，华人或许会再度成为不少人的「替罪羔羊」。         另外一位精英是加拿大着名的移民律师，他说，现在媒体都聚焦中国有钱人把房价炒高了，搞得本地人难以买房，但另一方面，华裔投资移民在加拿大交税甚至少过难民和保母，同时又发生了多起华裔谋杀的事情，再加上中国红色通缉令在抓逃往加拿大的贪官们，整个中国有钱人的形象糟透了，负面因素是否会导致新的排华浪潮？这位精通华裔移民史的律师甚至举出当年皇家调查报告的例子，认为现在的移民形象，可以与当年主流社会对华人社区的观感一比。         这样说是否有点危言耸听？我觉得不是。尽管加拿大的宪法和人权宪章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不会让历史重演，但社会的骚动和民间的反移民风潮不会那麽听法律的话，而是碰到偶然的导火线就会爆发，当年的排华运动开始也是非法的，后来就形成了社会民意，结果导致了排华法的出台。更何况，排斥移民的暴动骚乱，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发生过。         既然不是危言耸听，那华人社区应该如何解套？我觉得首先华文媒体不要跟风，轻易加入对华裔富人或者投资移民的「污名化」的造势浪潮中去，而是要全方位报导中国投资移民或者富人的生活形态。其次，华裔社区尤其是富裕阶层要积极参政议政，参与选举投票，并投入社区建设和各类慈善活动，改变社会对华人有钱者「为富不仁」、「钱财来源不清」等既定和刻板的印象。再次，华人投资者企业家要有长远目光，积极投入资源建立有水准的智库，来弥补主流社会不关心华人议题的不足，及时把正面的数据和研究披露出来，让全社会看到华人对加拿大的实际贡献，在改变社会对华人的负面看法之同时，也能影响各级政府的决策。         总而言之，华人即使把豪宅区都买下，把别人都「逼」出去，在加拿大的土地上建立「中国人的飞地」，都不一定能保护社群的安全；相反，华人要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走出华人餐馆，走出大大小小的唐人街，走进主流，融入社区，这样，一、两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就不可能殃及整个社区。        

康复心理健康基金会日前对16至24岁的东亚族裔青少年所面临的心理精神问题及他们如何应对此类问题，展开了历时9个月的「社区需求评估报告」研究，发现影响青少年心理状态的七大因素，语言及文化障碍成社交孤立主因。而部分青少年透过吸毒和饮酒来解决困扰。 这份调查主要对社区内说粤语、国语、韩语及越南语的青少年展开，调查以深度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来了解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青少年的情绪健康状况以及他们对精神健康和精神问题的理解等方面情况。 在对ESL学生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语言及文化障碍使他们在社交时感到孤立无援。当他们无法加入其他人的日常对话、融入校园活动，以及无法理解演讲或讲座时，就会产生被孤立的感觉。这也导致他们无法与其他人交友或融入主流群体，进而产生心理压力。调查发现，韩裔青少年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占39%，说国语的青少年占27%，说粤语的青少年占23%，越裔青少年占19%。 同时，由于 背景，这些青少年因面临身分认同及多元文化的挑战而产生压力。说国语的青少年表示，语言障碍是他们最主要的压力来源之一，这导致他们没有自信、感到焦虑，在校或外出时情绪低落。其中一位青少年表示，因为自己刚移民来加，他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并总感觉自己落在别人之后，需要尽力赶上其他人。另外，作为第一代移民或国际留学生的青少年发现，他们的社交方式、朋友圈以及对自我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把握新生活的方向。 除此之外，调查还发现与父母沟通不畅、缺乏积极处理压力的技巧、学业带来的压力、对精神问题的偏见以及用抽烟或饮酒作为释放压力途径成为影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其他因素。19%的受访青少年在过去12个月曾出现过「如果他们死掉会更好」的想法，而11%的青少年曾认真地想过自杀，超过六成人表示若他们患有精神健康问题，他们会对自己持负面看法。 经调查，该报告认为获得更多有关精神健康的信息将对青少年有益，同时针对不同文化展开的精神谘询服务对青少年及其家庭至关重要，对不同背景及状况的青少年应采取不同的帮助方式。 康福心理健康基金会将于6月13日在万锦市的希尔顿酒店举行「康福之夜」筹款晚宴，筹款目标为20万元，以进一步开展如青少年外展服务、家属支援计画、自助服务计画、预防精神疾病及推广心理健康服务等服务，详情可查询www.hongfook.ca网站。   丰业银行向基金会捐款，为丰业银行多元文化业务中心亚洲业务部总监杨梁玉仪（左起），「康福之夜」筹委会共同主席方柯珞、黄丽苹，基金会主席张培德合影。（记者谢君／摄影）   康福心理健康基金会主席张培德医生（左一）在昨日的记者会上，呼吁社区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记者谢君／摄影）  

　　在哈珀政府取消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之后，反对党一直在传递一个讯息：联邦保守党对中国移民是遏制的。因此，联邦政府当局公布了2004年至2013年这十年期间的移民来源总数，中国人以32万人独占鳌头，紧追其后的是印度裔移民，与中国人相差几千而已。之后的顺序是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美国和伊朗。   　　这个数字显示，从联邦政府接纳移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移民非但没有受到压制，相反还是持续增长。而在投资移民问题上，中国人的人数更是具有绝对多数的地位。不仅如此，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入籍人数，也是十年居于榜首。本来，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投票率低，是因为入籍的中国人太少，手里没有票，因此，虽然「人多势众」，但却票源缺乏。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手里有票，但懒于去票站排队投票，情愿大伙儿一起去吃饭喝酒聊天。或者，另外一种可能，虽然想去投票，就是不知道该投哪个政党、哪位候选人，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移民十年占据加拿大移民来源国首位，但在参政或融入社区议题上，却落在前述罗列的其他族裔后面。仅以印度裔来说，移民人口并没有比中国少多少，但是在民意代表的选举中，投票率远远高于中国人。这难道是文化的问题？国民性的问题？还是民主参与的习惯问题？ 　　中国人移民或者公民很善于抱怨，华文媒体也常常放大这种抱怨，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错，民主国家，不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规律在起作用吗？但是，十年增加32万人，这就差不多是加拿大总人口的1%，不可谓不多。但是，从媒体上看华人形象，好像依然是百年前遭遇歧视和排斥的社群模样，这真有点滑稽。既然华人成为了英法裔主流社群以外最大的少数族裔，那么除了理所当然享受「移民最多」的头衔之外，是否还应该想想如何成为选举投票率最高的族裔，贡献社区最多的族裔？ 　　恐怕这些目前都做不到。同样，名为投资移民，但是大部分华人投资移民并没有在加拿大投资，也被认为没有为加拿大创造就业机会，与最多投资移民和最有钱投资移民的称号不相吻合，以至于移民部取消了这个项目。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说，通过20年观察研究发现，由于很多投资移民并不居住在加拿大，其缴税金额远低于其他类别移民，对加拿大经济几乎没有贡献。 　　总而言之，不管是原来的联邦自由党政府，还是今天的保守党政府，都没有歧视或者排斥过中国人移民，这已由移民部「铁的数据」证实。问题是，华人十万大军，是吃喝玩乐、只顾买豪宅的十万大军，还是拥有大量选票，想要参政、议政及贡献社区的十万大军？前者可能会触发排华风潮，后者则可以为更多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打下扎实基础。  

    “特快入境”新制对申请者英语能力要求门槛极高。资料图片 　　今年1月1日实施的加拿大经济类移民“特快入境”新制（Express Entry），推出初期为不少等候移民申请审批长达8至10年人士带来希望；然而昨天一所移民顾问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文件显示，大部分透过“特快入境”取得移民资格的为居住本国人士，其次是来自印度的申请者，来自中国成功申请者仅13人。   　　截至今年1月22日的审批数字，显示在中国大陆申请者中，只有13人可以进入“特快入境”新制的闸门，最多能“入闸”者是在加国旅居的申请者，共有346人；其次是来自印度的申请者，成功取得“特快入境”的有104人。   　　英语要求极高 　　移民律师龙莹表示，“特快入境”新制虽然为等候多时的经济类移民申请人，带来加快程序希望，然而该制度对申请者英语能力要求门槛极高，要求申请人必须对答流利英语，亦须取得雅思试（IELTS）较高分数，才可有机会获遴选为合资格人士。她称这对母语并非英语，及在原居地较少使用英语沟通的华裔人士，取得合乎联邦政府要求的语言高分数，确具有一定难度。 　　相反，一些经常使用英语沟通的国家申请人，如欧洲、印度及菲律宾等，申请人能说流利英语及懂听英语，在申请“特快入境”措施时有利。 　　经济类移民“特快入境”新制实施至今约5个月，联邦政府为让更多合资格申请人取得“特快入境”，降低分数门槛，问到有否可能在此方面有所变更，令原居地为中国的华裔申请人更容易入闸，龙莹称短时间内看不出联邦移民部，会在此方面作出任何变更，但她指今年10月是联邦大选，该措施会否有所改变，还看选举前后各党政纲承诺等，现时难以评说。  

　　于1990年在加拿大取得难民身分的一个中国籍男子，迟迟未有申请入加籍，反而17度持中国护照返回中国和香港结婚及经商，之后返加曾因刑事罪坐监，最终被取消难民身分。他不服上诉但已被法院驳回。   　　据联邦法院文件显示，案中男子李森（Peter Sum Li，译音)，于1990年获难民身分，两年后成为永久居民。2013年，联邦公共安全部向移民及难民局（IRB）申请，终止李森的难民保护及难民身分。   　　文件显示，联邦公安部指李森在获加国难民身分后，还重新申请中国护照，并17度前往中国结婚经商。此外，李森甚至在2000到2004年长住中国，在无法持枫叶卡返回加国下，还曾接受加国驻香港签证官面谈，最终持旅行文件回加。 　　2004年8月，回到加国的李森又因生产、进口及加工受管制物品，而被判坐监逾2年。IRB据此认为，他赴中国并非经商，而最终取消了他的难民身分。李森不服，还指加驻香港签证官同意发给他旅行文件，移民部后来又发给他枫叶卡，都说明这些问题早就解决，随后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 　　被裁「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 　　联邦法院安省法官奥瑞利(James O'Reilly）在判决书裁定，李森既然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逾20年，但迟迟未申请入籍，除了赴中国香港之外，还曾赴美国、委内瑞拉以及泰国等地旅行，在不断持中国护照赴国外旅行下，显然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而非加国提供的难民保护，最终裁定驳回李森上诉，并同意IRB取消他难民身分的决定。    

　　根据移民汇编杂志Lexbase取自移民部1月22日公布的内部数据显示，加拿大技术移民中国申请者数量在快速通道首轮遴选中直线下跌，得分靠前的775人中仅有29人来自中国。   　　首轮遴选是在1月30日完成。而根据1月22日从移民部获得的数据，快速通道首选遴选中得分靠前的775人中，排名首位的是印度(228人)，其次是菲律宾(122)、巴基斯坦(46)、爱尔兰(34)。向来申请者众多的中国仅有29人。香港有6人、台湾1人。   　　Lexbase的主编、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认为，这只不过是首轮遴选的情况，虽然本次中国获邀请人数急剧下降，并不代表未来情况依然如此。 　　泰瑞移民留学顾问公司的刘宝喜律师认为中国申请者在首轮中比例低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与得到省提名(PNP)或劳动市场影响评估(LMIA)雇主加分的人数 不多有关。首轮遴选获邀者最低分都有886分，基本上都是获得了600分加分的。而印度和菲律宾人的英文能力相对比华人高 ，如此获得的工作机会更多，有利于他们拿到LMIA。另外印度人公司本身很多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温哥华移民律师钱路认为，目前快速通道的一个趋势是申请者中已经找到工作、拿到雇主加分的人会越来越少，因此分数会越来越低，不需要加分就可以拿到邀请的情况会更普遍。而到这个时候，中国因为申请者的学历以及其他在评分标准下的优势，很快又会成为快速通道中的第一来源国。他认为这一趋势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就 实现。  

　　「新移民找工需要比别人更有耐心和坚持，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大陆新移民施先生昨天参加由协助就业的非牟利机构ACCES举办的「导师速配」(Speed Mentoring)活动时这样表示。工夫不负有心人，来加3年以后，终于成功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找到工作。   　　昨日对于施先生来说很特别，上午还在家中为寻找一个职业导师而参加ACCES的「导师速配」活动作准备，下午出门之前就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请。他说，数数看他这几年来发出的简历共有85份，参加面试有十几次，开始的时候由于英语不灵光，对于本地文化不了解，令他吃了不少亏。   　　「英文里『have to』这个说法，华人会觉得很一般的表达，但本地人会觉得用了它就表示最后通牒了，我最初有一次和人家打电话约面试时间，就是不懂得这个表达的意思，结果人家就不理我了。」他对记者说。 　　在中国从事IT行业嵌入系统工作多年，来到多伦多找工作处处碰壁，直到第5、6次面试才找到一点感觉的施先生表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耐心很重要，要把握一切机会，比如在ACCES参加各种培训和人际网络拓展活动，这些虽然不能直接找到一份工作机会，但却是建立个人信心，为日后快速找到更合适工作的基础。 　　他解释自己虽然已经在昨日得到了工作机会，但还是决定来参加这个导师速配活动，除了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口语的机会之外，他还是希望能认识到一两个导师，在日后的工作发展过程中对自己有所帮助。 　　ACCES总干事庞德(Allison Pond)表示，今年活动共有约35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导师及新移民找工者参加，在新移民希望从导师那里获取就业指导之外，还有来自金融、IT、人力资源、销售、工程和供应链等多个领域的代表，参加者亦可以通过这个机会，了解到移民专业人士中的就业潜力，是一个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  

　　正当加拿大卑诗省府就该省华人的历史地点进行公开确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际，一群有心的民间人士正在为重建超逾110年历史的利顿 (Lytton)华人「香火堂」(英文为Joss House)而默默耕耘，并计划将在「香火堂」原地建立一间华人博物馆。这个利顿「香火堂」，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华人宗教建筑之一。   　　参与这场重建历史的热心人士，来自不同族裔;包括历史学家、民间历史爱好者，以及一位隐居山岭的白人禅师。   　　对于保育卑诗省华人的历史底蕴，彰显华人对本省的历史贡献来说，这份来自民间自发的人文关怀，可能与政府的确认同样重要。 　　这是一个白人和尚、一位华人历史学家、与几个历史迷的故事。 　　一切从一个世纪前一则通告说起 时间是「中华民国」六年(1917年)2月13日，这是一个「Canada」的中文译名仍然是「坎拿大」的时代。 　　在西「坎」大埠「云高华」的中文报纸《大汉公报》的刊登的一则告示格外引人注目。告示的刊登者是「温领署」，相等于当今的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通告内文如下∶ 　　「迳启者，据列悟埠(LYTTON B.C.)华侨团体会荣记彽麭冬记彽麭祥和徱羧　　A该埠有华侨礼拜堂一所，其地址系卅五年前经地方政府批准发给。惟历年(颇)久，证据无从检讨。现有意大利人乘机谋占该地址。请代维持等语。查本案须有证据以资办理。本署业经函向该埠地方官及意人之律师。详查一切。该埠各侨民如知该礼拜堂地址之历史或详情，足资追寻证据者。仰亦从速报告本署，无任盼望，此布 　　中华民国六年二月七日 　　温领署布」 　　根据告示，这所产权不明的华人「礼拜堂」的所在地皮「系卅五年前经地方政府批准发给」，也就是1882年左右。当年的「列悟埠」正是今天的利顿(Lytton)。 　　但这次寻找物业产权证明的努力似乎并没有结果。到了1928年，也就是11年之后，《大汉公报》在当年5月10日与15日连续刊登了两篇有关「列悟」「华人公所」遭意大利人「啁秩湾氏」拆毁的报道。当年的中华民国派驻温哥华的保君　领事亲自乘坐火车前往「列悟」为华人出头维权。 　　据报道，保君　领事接触了当地警局，并传讯被指拆毁「公所」的意大利人。《大汉公报》写道∶「该意人言语狡诈，任意横蛮，欺侮华人，保领事申辩冉壸籄并与警官言，无论该意人如何奸狡。但私自拆毁华人公所实有违法律，须赔偿原惯。或另行建筑赔偿华人。方合公道。」 　　究竟这宗拆毁「华人公所　礼拜堂」，要求赔偿的案件其后有何结果，在其后的《大汉公报》中，已经再难找到踪怺。 　　对于利顿(列悟)华人「公所　礼拜堂」被拆一事的关注度，被关乎华夏亡国灭种的抗日战争的新闻所掩盖。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1980年出现转机 　　直至1980年，也就是「公所　礼拜堂」被拆毁半个世纪之后，事件才出现转机。 　　1980年，在利顿经营度假村及漂流探险业务的范德里奇(Fandrich)夫妇伯尼(Bernie Fandrich)及罗娜(Lorna Fandrich)购入这块土地。但与先前业主不同，夫妇俩对这块地皮与华人的历史渊源十分看重。 　　两人都是历史迷，曾经在大专院校任教的伯尼更撰写了《壮丽的卑诗省汤姆逊河》(British Columbia's Majestic Thompson River)一书，对当地掌故及历史有深入研究。两人不懂中文，从来没有看过《大汉公报》的相关报道，但却从英文报章《温哥华每日省报》 (Vancouver Daily Province)1933年5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知道利顿华人「香火堂」(Joss House)的故事。 　　该篇报道的题目为∶「利顿木屋中的神祗们」(Gods in a Lytton Woodshed)。报道的作者为传奇出版人兼政治家默里(George M. Murray)。默里在锦禄市(Kamloops)的田土厅(Land Office)发现几寸厚有关该「香火堂」的文件，对这所宗教建筑被拆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所掌握。 　　综合这些中英文报道，列顿一名意大利人Guiseppe Taverna(也就是《大汉公报》的「啁秩湾氏」)窥觊这块土已经由来已久。原来「啁秩湾」在1901年已经去信田土厅，指出华人对该所「香火堂」并无业权，要求转售。 　　根据默里的报道，1901年也有一批华人及华人商号入@田土厅，要求购买该物业。田土厅最后派人走访利顿居住时间最长久的老居民厄尔(Tom Earl)，根据厄尔的叙述，华人在1881年之前已经拥有该栋建筑，修建「香火堂」的原因，是当地华人大量染病，故此修建该栋「香火堂」求神庇佑。 　　在1918年，意大利人「啁秩湾」的代表律师墨菲(James Murphy)再次去信当局，要求出售「香火堂」。 　　墨菲的信函再一次为该祠堂的修建年期提供线索，墨菲在信中说∶「在40年前，数以百计的华人在菲沙河淘金，当时这栋建筑对他们很重要，但最近以来已经被遗忘。」 　　1918年的40年前就是1878年，假若该资料可靠，则显示在1878年这栋祭祀建筑已经存在，并成为淘金华工的祭拜神灵菩萨之地。 　　假若属实，则利顿的「香火堂」可以名列华人在加拿大修建的第一批宗教祭祀建筑之一，甚至有可能是全加拿大第一家。 　　根据纪录，位于巴克维尔(Barkerville)的致公堂，建于1863年左右，但致公堂并不能算是是纯粹的宗教场所。维多利亚市的「谭公庙」原建筑在1877年由当地的客家团体所购入，其后加以改装成为华人庙宇。 　　根据默里的报道，这栋「香火堂」在1928年被拿出来公开竞投，最后被「啁秩湾」以42元的价钱买走。 　　报道又称，该事引起中国驻温总领事Chenhow H. Pao(《大汉公报》提到的保君　领事)亲自交涉，指出建筑物并非毫无价值，内里装修与家　优良，估价在1000元。这件事甚至惊动了中国政府，但最后仍然是不了了之。 　　默里指出，在这栋木建筑之中祭祀的神祗包括「观音」，以及「神农」。这些「神祗」被「啁秩湾」移到另外一家储物木屋内。而原本这栋祭祀场所其后被「啁秩湾」改作鸡舍。 　　重建「香火堂」为博物馆 罗娜夫妇珍惜华人历史 　　准备将利顿原华人「香火堂」重建为博物馆的罗娜(Lorna Fandrich)说，重建的构想其实已萌生了一些岁月，但由于事忙，一直未能实践。然而，这些年来对「香火堂」以及当地华人历史的兴趣一直未有减退，而自己最近开始对退休生活作出规划，其中最感兴趣还是这个重建项目。 　　她预计，重建计划将在9月初正式启动，目前正在与建筑师绘画图则，其后将呈交利顿村(Lytton Village)议会。 　　构思中，新建筑的大小与结构尽量仿照前貌，包括屋顶的格式以及屋墙的高矮。室内将设有两个房间，一个供博物馆展出之用，一个供宗教祈祷诵经之用。 　　她说自己曾担任过另一家博物馆的会计师，深知「博物馆」并非「赚钱」途径，对自己的旅游生意，也可能有一些衍生利益，但估计十分轻微。她只希望博物馆能够自负盈亏不用蚀本，也希望可以对利顿的经济带来一点提振。 　　华人历史学家蔡小珊对「香火堂」的重建计划十分支持;特别是罗娜夫妇将重建后的「香火堂」不仅仅构筑成一家宗教场所，而是一家博物馆的构想。她指出，夫妇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他们对华人历史的珍惜，也反映出他们对加拿大族裔关系的尊重。 　　她说，在淘金热早期，华商和华矿已出现在利顿及其附近区域，「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他们的过去是我华裔的一页重要历史。」 　　据蔡小珊考证，早在1860年，利顿的官员便报告称，华人矿工一批一批的到达，在各个河岸开展淘金作业。 　　部分淘金无果的华人开始在当地转而经营其他业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的修建，引入更多华人以及华人业务。 　　老华侨见证「香火堂」存废 　　Peter Chong记得当年华人饱受歧视 　　出生于1921年的利顿华人Peter Chong可能是曾经亲眼见过该「香火堂」而仍然在世的唯一华人。 　　Peter Chong不会写自己的中文名字，但根据《大汉公报》现在1950年一则婚礼报道，Peter Chong的华文名字是刘鉴鸣，父亲是刘炳祥。这家刘姓人最后的英文姓变成Chong，也是因为当年取了父亲名字中的「祥」字作姓。 　　《大汉公报》在1928年提到为「华人公所」被侵占拆毁作出抗议的当地商号包括祥和、冬季、荣记，刘鉴鸣都有记忆。而刘家就是「祥和号」。 　　不过，刘鉴鸣说当年的大人们，很少与他讲述当年抗争的情况。 　　刘鉴鸣说当年利顿华人生活艰难，根本难以出价竞投。他甚至怀疑，当局出售「香火堂」时，根本没有通知华人，或许华人根本没有机会保存该「香火堂」。 　　出于迷信以及其他原因，刘鉴鸣父母不让他进入这所「香火堂」，所以他也从没进去过，只从门外向内窥望过，记得里面有一神坛，上面摆放有4至5个12寸至15寸高的木牌，上面写上一些他不认识的中文字，相信是纪念先人的神主牌，从外面看进去，他也没能看见什麽神像。他也不记得家人将这所「Joss House」称作「祠堂」、「香火堂」、「公所」还是「神庙」。 　　他也见过侵夺「香火堂」的Guiseppe Taverna，当时他已经或十分苍老。刘鉴鸣形容这位「啁秩湾氏」「并不友善」，但当年华人普遍受到不友善的对待。 　　他还是小孩的时候，「香火堂」这座建筑物已经非常残旧，华人也没怎麽去打理它，他记忆中也是破破败败的，但每逢过时过节，当地还是会有华人送烧肉、烧鸡去「香火堂」拜祭，而一些游民(华人白人都有)晚上就会直接去拿祭品吃。 　　他认为他成长的时代可能是加国华人遭遇最为差劲的年代，世界经济萧条，欧亚战云密布，种族歧视盛行。 　　他长大的时候，利顿常住的华人不多，真的只有「祥和」、「冬记」及「荣记」。四出在农场务工的单身华汉每逢冬季，总会返回利顿过冬，主要聚集在「荣记」。而「冬记」在河流对面经营杂货。当年过河还是靠独木舟，没有目前的渡轮设施。而他家所经营的「祥和」只有原住民光顾。 　　他说，当年华人非常贫穷，有时只靠一代米一条咸鱼过日子。偶尔都会遇到来求职的华人，但当地根本没有工作机会，他父亲很慷概，会给这些路过的华人吃饭。他说，这些华人其实很不文明，即使获收留赐饭，也会随地吐痰，满口粗言。刘鉴鸣的妈妈是在本地维多利亚出生，对他们的行径很看不过眼，往往一吃完饭就要他们离开。 　　刘鉴鸣说爸爸刘炳祥要向全村借钱缴付人头税才能前来加拿大，打拼了很多年才把债还清。但当年加拿大的移民官员不懂的中国人姓名的次序，将爸爸刘炳祥最后一个字「祥」当作姓，于是出现了Chong这个英文姓。 　　后来靠自己努力，刘鉴鸣终于入读卑诗大学，获得当时即使是白人也难以得到的教育程度。但毕业后与不少华裔一样，不获聘用，只能干一些「洗盆碗」、「企@」的工作。  

美国媒体聚焦科技行业的“玻璃天花板”并得出结论：美国亚裔人口很难打破。若把原因认定为“种族”使然，未免太过简单。语言、文化、沟通、领导力等方面的欠缺，使硅谷华人的职业升迁之路并不平坦。 报告中的“天花板” 美国的亚裔人口经常被认为是美国科技行业“成功的少数人”，但这种成功是有限度的。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在分析谷歌、雅虎和脸书等科技公司的就业统计数据后，发布了题为《硅谷的亚裔领袖》的报告，称白人男性在升迁方面比亚裔男性拥有150%的优势。同样，白人女性也比亚裔女性拥有150%的优势。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字，在谷歌、雅虎和脸书等科技公司，亚裔在员工中基本占到1／3的比例，但是当高管的亚裔却少之又少。 这是在重提“玻璃天花板”问题。“玻璃天花板”现象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主要指欧美主流社会中，外来移民尤其是亚洲人只能担任低层职务，或者做到相对高位后便再难晋升，无法进入核心决策层。 这种情况华裔中间有没有？ 当然有。作为亚裔中的大多数，虽然近几年来华人在美国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然而这块“天花板”却似乎仍然悬在华人的头顶，使他们在职场想要飞却飞不了太高。 美国雅虎公司2014年6月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公司39%的员工为亚裔，但亚裔在管理层中仅占17%，其中华人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 在硅谷工作的许志忻周边就有一个做销售的华裔同事，“把亚洲的业绩从200万美元提升至2000万美元，但还是没能升迁。” “种族”并非唯一原因 那篇报告将差异归结为“种族”原因。在众多的研究报告中，“种族”都是能引发轰动效应的字眼儿。 2005年，美国研究者就用一系列的统计数据表明，亚裔科学家在美国研究机构里大多只是在试验室里担任研究工作，却很少能进入机构的管理层。 从某种程度上，“玻璃天花板”现象确实存在。但若把问题简单归结为“种族”，就会忽视了一些其他因素。 “在硅谷，华人工程师比印度工程师多很多，但从比例上看，印度人比华人做的职位高。”董旭东观察。若说亚裔有职业瓶颈，为什么印度人处理得游刃有余？ “有很多是我们自身的问题。”许志忻说，硅谷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是学数理化出身，“他们认为技术至上，对其他运营、销售等工作看不起。如果持这种态度，升职是不会有希望的。” 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视。美国人喜欢美式足球，“比如人家讲球赛，咱们不感兴趣。开会的时候，人家聊得很投机，你却插不上话，尽管你能听懂每个字。”华人李怀玺对记者分析。 “生活习惯不一样，喜好不一样，能够谈的确实是不一样。美国职场上有很多禁忌，不谈宗教、政治，不带中餐到单位，而是和同事一起吃饭交流。我觉得亚裔做得不是很好。”许志忻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交流问题。”李怀玺说，“中国人比较含蓄，美国人对此不理解，你不表达出来，他就不认为你有想法。” 当然，这其中也有对“美国梦”的理解问题。“许多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后，他们的美国梦就是一幢洋房，两台车子，有稳定的生活，这些实现之后就不求上进了。”董旭东说，这点与印度人很不同，“很多印度人做到一段时间后，就谋求往更高的职位前进，或者干脆自己创业。” 正反两看“玻璃天花板” 华人能不能突破“玻璃天花板”，达到人生事业的高峰？几位受访者并不乐观。 “语言、沟通能力和文化上的差异，我觉得第一代的移民突破不了。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在中国国内的成长环境。”许志忻说。 “第二、三代华裔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李怀玺说。 当然，第一代移民并非没有机会。许志忻认为，美国人喜欢领导能力，“如果你有领导能力并能展现出来，还会有很大的机会”。 当然，也有乐观看法。有华人认为，当今世界是个高速发展的世界，东西方经济发展在速度上处于博弈之中。自我创业也不失为一个突破“玻璃天花板”的策略。 目前，许多在硅谷创业的亚裔科学家，都是因为“玻璃天花板”阻挡，刺激他们向外发展，创出了辉煌的事业。华人的“玻璃天花板”问题，由硅谷而改变。

大量的中国富豪申请美国投资移民，导致该项目名额短缺，申请者的等待期长达两到三年。许多中国人申请昂贵的投资移民是希望能获得美国绿卡，甚至成为美国公民。从美国投资移民的供需可以看出中国新富豪是如何追逐美国绿卡的。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的EB5投资移民项目，让外国投资人借由投资美国，有机会来美国居住和工作。该项目允许投资人不必经由美国亲戚或雇主申请绿卡，那种签证申请通常需要漫长的等待。 投资移民签证要求外国投资人为美国创造或保住10个工作机会。投资人必须投入至少100万美元，或者在部分高失业率的偏远地区投资50万美元。如此一来，投资人就可以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也就是俗称的绿卡。 在该项目开始后的头24年里，申请人数从来没有超过1万的限额。但2014年开始，情况大为改变，出现许多来自中国的申请者。预计2015年中国申请人将占所有申请人的百分之85。 伯纳德·沃夫斯多夫是洛杉矶一家移民法事务所的创办人。. 伯纳德。沃夫斯多夫：“我想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出现如此快速的收入增长，很少人能像中国投资人那样投资50万美元，眼睛眨都不眨。” 2015年中国申请者还在持续涌入，美国政府这个月初宣布，针对中国申请者，他们只会考虑在2013年5月1日之前提出申请的人。其他国家或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申请人则不在此限。 中国申请者暴增的原因包括中国国内不断恶化的污染，紧张的政治情势，以及美国大学的良好教育机会。 金·哈维是香港的一位移民律师，她说许多申请者也是被传统的美国梦所吸引。 哈维说：“我们很惊讶地发现，美国梦的概念仍然具有国际吸引力。我们碰过许多客户，他们的孩子已经在美国，在长春藤校就读，但他们想成为这种美国梦的一部分。” 在许多美国城市，这些有钱的中国人成了地方投资和创造就业的新来源。这项移民签证项目为美国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新投资，支持者说，该项目对振兴美国经济，特别是偏远和低收入地区至关重要。几个大型土地开发项目都有来自EB5项目的投资人。批评者却认为，这个项目是在出售绿卡，对经济没有太大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奥德莉·辛格说，无论如何，许多美国城市都在积极争取这些有钱的中国移民。EB5项目催生了许多新地区中心，将投资人的钱整合起来，注入大型建设项目，以符合EB5签证申请的要求。这些中心由外来公司管理，负责创造签证申请要求的工作机会。 奥德莉·辛格说：“对我们来说，最有趣的是这些区域中心的扩张，这是由EB5投资项目堆积起来的实体。在我开始撰写相关报告时，全美有超过200个类似的区域中心，在那5年前，只有十几个，现在则有超过600个之多。” 现在有意通过EB5项目来美的中国申请人面临两到三年的等待期，该项目一共有来自所有国家的1万3千名申请人。 

        根据移民汇编杂志Lexbase取自移民部1月22日公布的内部数据显示，加拿大技术移民中国申请者数量在快速通道首轮遴选中直线下跌，得分靠前的775人中仅有29人来自中国。         首轮遴选是在1月30日完成。而根据1月22日从移民部获得的数据，快速通道首选遴选中得分靠前的775人中，排名首位的是印度（228人），其次是菲律宾（122）、巴基斯坦（46）、爱尔兰（34）。向来申请者众多的中国仅有29人。香港有6人、台湾1人。         Lexbase的主编、移民律师Richard Kurland认为，这只不过是首轮遴选的情况，虽然本次中国获邀请人数急剧下降，并不代表未来情况依然如此。        也有移民律师认为中国申请者在首轮中比例低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与得到省提名（PNP）或劳动市场影响评估（LMIA）雇主加分的人数不多有关。首轮遴选获邀者最低分都有886分，基本上都是获得了600分加分的。而印度和菲律宾人的英文能力相对比华人高 ，如此获得的工作机会更多，有利于他们拿到LMIA。另外印度人公司本身很多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目前快速通道的一个趋势是申请者中已经找到工作、拿到雇主加分的人会越来越少，因此分数会越来越低，不需要加分就可以拿到邀请的情况会更普遍。而到这个时候，中国因为申请者的学历以及其他在评分标准下的优势，很快又会成为快速通道中的第一来源国。

          作者：加拿大俗人俗话         1．第一次见到撞车时，我刚来加拿大才几个月，处处张着好奇的眼睛。某日街边闲逛，忽听砰的一声，循声望去，只见两辆小车追尾，两个司机从车里出来。我等着看加拿大版的大打出手或大骂洋街。惊奇的是听不见动静，只见两人各自绕自己的车一周，然后好像窃窃私语，说的什么我根本听不见。然后两人各自掏出皮夹，好像在抄抄写写交换信息。然后各自一溜烟走人。看得我一个张口结舌。          有了自己的车后，每月保险费抠得我肝颤。闪回当年看到的西洋景，才明白，有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保险，被撞的无责任的人可以坐享其成，有责任的人也有保险公司出面协调（其实不是出面，是出声，电话联络，能见到人才怪）。吵架打架，可以文明到书面，消失在街头。            2．第一次我的车被撞时，我感觉脖子闪了一下。我们双方下车，绕车一周，记下车牌，留了姓名电话和保险号，然后一溜烟走人。第二天，我脖子生疼，边揉着脖子边上报保险公司，然后就事论事，填几张不带感情色彩的表格（表格上的要求就是，不带感情色彩地描述发生的经过）。保险公司经过调查后，打来金口玉言的电话，对我问寒问暖。由于是百分百对方的责任， 我理所当然地坐享其成了一把，去理疗中心捏脖子，去车铺修车，租新车开两天，一切有冤大头买单。可谓受宠若惊，小题大做。          第二次撞车，是由于我丈夫换线不当，追了别人的车尾。对方立即报警，警察几分钟后就过来了，疏导交通，兼做证人。过了几天，保险公司打来电话，这回就不是问寒问暖，而是兴师问罪了。对证核实，就是你小子的责任，等着涨保险吧。当然，话说得弯弯绕绕弯弯的。         一会是火，一会是冰。让人感觉像打摆子，忽冷忽热的。          第三次，又是撞车，又是丈夫的责任。本来他已进入了左转道，却忽发奇想要向右转，被后面正常驾驶的车“咣当”一声撞了右前门。我坐在副驾驶上，只听两辆车刺耳地停了下来。旋即，后面车的司机迅速朝我这一侧走来。我还以为他要破口大骂，却见他急切地问我：“女士，你还清醒吧？”我慌忙说：“我没觉得哪里疼，我丈夫正在打电话报警呢。”看着我活蹦乱跳，没昏过去，小伙子再不理我们，转头看自己的车况，然后坐在车里打电话。我出了车门一看，副驾驶侧的车门已经撞得惨不忍。毫发未损的我，越想越后怕。         丈夫报警后，走近小伙子的车，心有余悸，但是故作镇定地问对方，空气袋弹出来没有。          没有道歉，没有骂街。真实交换个人信息，然后把话留着说给警察和保险公司。在一个号称有序的社会里，出了事故，有各种降落伞托着。大家好像谁都少了些肝火，多了些伪善。          东窜西窜的这些年，我的车迹遍及北美大陆。见过最野蛮的司机，是一下子“别”到我车前面，然后从车里伸出一根中指。可能是嫌我慢吧。我亦心头怒起，按他一喇叭，关着窗户骂一句“去地狱吧”，然后减速，换线。           3．常在路上跑，小事故经常见。高速公路上的撞车，是最危险也是影响最大的。有时是路况不好，有时是司机瞎开。一堵几百人，接孩子的不能接，有预约的耽误了。插翅难飞，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有一次，高速公路上见到的事故很特别。一辆车正面撞上了隔音壁，事故似乎刚刚发生，车子在冒烟。路堵着，有些人把车停在路肩上，跑向出事的车。我还以为是人民群众看热闹呢，边往前蹭，边想，不用赶时间回家接孩子做饭，真是闲得慌。从后视镜里看，有人在张望着驾驶室，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回到自己车里，拿了个什么工具，又跑回事故车旁边。          越过事故现场，我接着心急如焚地一路飞奔。半个小时后，广播里提到了刚才我经过的事故地点。说接到好几个报警，救护车赶到现场时，已经有过路人为司机实施了简单的伤口止血，但是不幸的是，司机伤及内脏，已回天无力。         我听了真是唏嘘不已，立刻就后悔起了一件事：当年，在高速公路匝道上，见到一辆抛锚的车。 车外，男人拿着连接线，女人抱着孩子。我擦车而过，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其实，两辆车的电池连接起来，只是十分钟的事情，事故车就可以点起火来走人。           4．某天下午，大女儿学完小提琴课，我开车载着仨孩子回家，快到家门的两条大路交口，见一警车横跨。我停下，打上左转灯忽闪着，并摇下车窗，看警察同志有什么说法。警察大声冲我喊：“Move on！”，我理解的是：走你的！于是如常左转，欲转入进自家的小街，又见几辆警车和救护车停在街口，正好堵着我进入。路上站着很多人。我犹犹豫豫不知是否能够，或应该，从警车和救护车之间挤过去，警察大步流星朝我走来，底气十足，怒气也十足地说：“我不是告诉你赶快走开吗？你知不知道你在破坏犯罪现场？！”好家伙，我还以为是一般的交通事故呢，怎么闯到犯罪现场来了。胆小如鼠的我边准备掉头，边颇不满地唠叨：“我家就在这条街上，你们堵住了。” 警察同志又火气十足地嚷嚷：“我才不管你！”得，我哪敢妨碍警务，赶紧仓皇逃窜。警察对纳税人这样不恭，使我耿耿于怀。          我把车停在附近风平浪静的小路边，抱下婴儿老三，吆喝着老大老二，下车嘎哟嘎哟走路回家。 边走，边看见听见头上直升飞机的轰鸣盘旋。         第二天大女儿告诉我，学校里专门开会，她的一个同学的姐姐过马路时让车撞了，而且撞得飞了起来。         学校为此出了一期校长专刊，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来往车辆，注意交通安全。还从教育局请来了心理辅导专家，为每个班级的孩子们疏心解郁。这些在我看来，也太夸张了，也太应该了。         几天后，本地报纸报道了此事，而且以司机的角度说，他正常行驶着，女孩突然从街边冲过来，一下子像个布娃娃似的撞到车上，他一点都反应不过来。事故发生在下午5点45左右。而我们回家时，是六点，正是救护人员和警察刚赶到，着急上火的时候。         很久后，我在我家的小街上见到出事女孩的妹妹，问你姐姐好了吗？她对我说，她就在那边玩呢。我望着远处的街边，那个女孩看着不缺胳膊不少腿，打打闹闹，没心没肺的。唉，安全第一，没事就好。         为救她一个人的小命，几十人，没准上百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更别提出动的直升飞机警车救护车了。什么叫人命关天，她也许知道，也许不知。

根据最新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在海外接受专业培训的新移民在加拿大就业面临重重障碍，其中包括在抵加之前没有获取成功融入加国劳工市场的必要资讯以及未能充分利用实习和安置计划、导师计划等能够协助他们在专业领域找到就业机会的资源。   上述研究报告题为《认识就业障碍和解决方法》(Perceptions of Employment Barriers and Solutions)，是由移民政策智库五月树基金会委托一间谘询机构完成的，安大略省政府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经费拨款。   上述研究报告就新移民在寻找就业机会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探讨，从而更好地了解哪些资源能够鼓励雇主聘请新移民，使后者能够发挥拥有海外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优势。   上述研究报告指出，拥有大学学历的海外移民与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相比，就业率更低。而在最近几年来，抵加不足5年的新移民较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就业率更低、收入更少的情况愈加严重。   就业最大障碍没加国工作经验   上述研究报告分别从海外移民和雇主的角度出发，对新移民在加拿大面临的就业障碍进行分析。从海外移民角度来看，他们面临的最大就业障碍就是缺乏加拿大工作经验，比例高达64%。至于其他的就业障碍还包括：缺乏行业和其他的人际网络，遭遇种族歧视或偏见等。   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多达95%的雇主对于新移民的语言和交流技能太差而感到担忧，这是阻止他们聘用新移民的最大障碍。在雇主看来，语言技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有效地运用语言来与客户和同事交流，其二是在工作场所使用与行业相关的专业术语。   上述研究报告还指出，新移民在就业方面遭遇重重障碍，其中之一就是在抵加之前没有获取成功融入加国劳工市场的必要资讯。   实际上，上述资讯并非是新移民难以获取的，而是他们不知道在何处找到相关资讯，以及哪些资源是可靠的；如何不因大量的资讯而感到招架不住。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未能充分利用实习和安置计划、导师计划等能够协助他们在专业领域找到就业机会的资源。从新移民的反馈情况来看，实习和安置计划、导师计划等资源的利用率非常低，主要原因在于新移民对于拓展人际网络和导师的概念不熟悉，因此，他们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找这些机会。   上述研究报告还向正在寻找就业机会的新移民提供了如下贴士，包括：   第一，在移居安省之前做足功课，可浏览安省公民和移民厅的网站，获取可靠的资讯，包括：在专业领域工作需要达到安省的标准；在何处寻找安省政府提供经费拨款的移民服务机构等。   第二，制订一份全面的安居计划，包括在抵加前和抵加后需要实施的每一步，帮助自己成功地融入加拿大的劳工市场。   第三，与移民服务机构取得联系，获取就业等各方面的可靠资讯。   第四，不要假设自己在海外获取的专业资格和工作经验将足以帮助自己在加国重操旧业，在安大略省从事护士、律师和工程师等职业需要拥有在安大略省工作的执照，新移民应预先获取专业资格的认证。  

于1990年在加拿大取得难民身分的一个中国籍男子，迟迟未有申请入加籍，反而17度持中国护照返回中国和香港结婚及经商，之后返加曾因刑事罪坐监，最终被取消难民身分。他不服上诉但已被法院驳回。   据联邦法院文件显示，案中男子李森（Peter Sum Li，译音)，于1990年获难民身分，两年后成为永久居民。2013年，联邦公共安全部向移民及难民局（IRB）申请，终止李森的难民保护及难民身分。   文件显示，联邦公安部指李森在获加国难民身分后，还重新申请中国护照，并17度前往中国结婚经商。此外，李森甚至在2000到2004年长住中国，在无法持枫叶卡返回加国下，还曾接受加国驻香港签证官面谈，最终持旅行文件回加。   2004年8月，回到加国的李森又因生产、进口及加工受管制物品，而被判坐监逾2年。IRB据此认为，他赴中国并非经商，而最终取消了他的难民身分。李森不服，还指加驻香港签证官同意发给他旅行文件，移民部后来又发给他枫叶卡，都说明这些问题早就解决，随后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覆核。   被裁「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   联邦法院安省法官奥瑞利(James O'Reilly）在判决书裁定，李森既然获加拿大永久居民身分逾20年，但迟迟未申请入籍，除了赴中国香港之外，还曾赴美国、委内瑞拉以及泰国等地旅行，在不断持中国护照赴国外旅行下，显然较需要中国领事保护，而非加国提供的难民保护，最终裁定驳回李森上诉，并同意IRB取消他难民身分的决定。  

华裔女子张尔思（Ersi Zhang，音译）2013年申请加拿大经验移民，但移民官认定其工作经验造假而拒签。她不服提上诉。联邦法庭法官近日判决有关造假的结论暂且搁置，张女的申请案可获重审。 张尔思2013年申请加拿大经验移民，其中一段工作经历是2007年5月30日至2009年3月20日在「北中国餐馆」（North-Chinese Restaurant）担任餐饮服务领班。 但她的移民申请在2013年12月遭移民官拒签，理由是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官员前往「北中国餐馆」实地访查时，其雇主声称不认识张尔思，并质疑张尔思的工作经验造假。 于是移民官给予张尔思60天时间提供更多证据，否则将以「造假」（misrepresentation）处理。 张尔思给移民官发信指出，由于时间间隔的原因，她与在该餐馆的前同事们失去联系因此无法提供人证，由于她和前雇主因休假问题引发激烈争吵，前雇主不愿为她提供证明。在这样情况下，她只能撤回移民申请。 张尔思质疑移民部取证时是否程序公正，她认为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官员在调查前应事先通知她，她的律师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贸然指控申请人「造假」的说法过于严重。 联邦法官认为，该案中张尔思或其雇主中至少有一人说谎，但让案情变得更为复杂的地方在于张尔思寄给移民部的信，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法庭认证文件（CTR），但移民官员在做决定时该文件未被列入。另一份法庭认证文件即张尔思提供的T4税表，是由该餐馆开给另一位与张尔思无关的人。双方都无法解释为何该税表会出现在文件档中。 基于种种复杂情况，法官判决张尔思的申请可获重审，其造假问题先行搁置。申请案应该由另一位移民官裁决。张尔思需要就其工作经验提供更多证据。 张尔思质疑移民部取证时是否程序公正，她认为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官员在调查前应事先通知她，她的律师认为在没有确切证据情况贸然指控申请人「造假」的说法过于严重。 联邦法官认为，该案中张尔思或其雇主中至少有一人说谎，但让案情变得更为复杂的地方在于张尔思寄给移民部的信，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法庭认证文件（CTR），但移民官员在做决定时该文件未被列入。另一份法庭认证文件即张尔思提供的T4税表，是由该餐馆开给另一位与张尔思无关的人。双方都无法解释为何该税表会出现在文件档中。 基于种种复杂情况，法官判决张尔思的申请可获重审，其造假问题先行搁置。申请案应该由另一位移民官裁决。张尔思需要就其工作经验提供更多证据。寄给移民部的信，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法庭认证文件（CTR），但移民官员在做决定时该文件未被列入。另一份法庭认证文件即张尔思提供的T4税表，是由该餐馆开给另一位与张尔思无关的人。双方都无法解释为何该税表会出现在文件档中。 基于种种复杂情况，法官判决张尔思的申请可获重审，其造假问题先行搁置。申请案应该由另一位移民官裁决。张尔思需要就其工作经验提供更多证据。

由多伦多、温哥华、满地可、渥太华的七位华社代表组成加拿大侨界代表团，最近获邀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就中国当前涉侨立法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人大华侨委员会法律室主任毛起雄等与加拿大代表团座谈。毛起雄称，目前全世界有5000万至6000万华人华侨，在国内有3、4000万名归侨侨眷，中国政府和人大对海外华人权益及境内归侨权益的保护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这不仅体现在目前涉及华人华侨的法律法规已有200多项，而且还反映在人大对涉侨法律的执法监督检查。 加拿大代表团成员在会上就海外华人华侨比较集中关心的问题，譬如呼吁中国承认加拿大华人双重国籍、海外华人华侨在国内投资权益的保护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海外人才受聘回国任职期间遇到的问题等，提出了看法。 针对承认双重国籍问题，毛起雄和人大领导明确地表示，由于中国有非常特殊的国情和侨情形势，涉及各侨胞国的国际关系问题，综合当前国际国内的各种情况，目前实现双重国籍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具备，但是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为方便海外华人在国内居住创造条件，包括完善绿卡制度、包括与许多国家签订免签协定、其中包括最近实施的给予加拿大人10年免签证待遇等等，希望使华人华侨在权益方面尽可能地切实得到实际利益最大化。 毛起雄透露，目前国内有关部门正在制定一套包括华人华侨在内的、在国内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整套制度，以满足海外侨胞多年的愿望和要求。 毛起雄还表示，人大会不断继续听取海外华人的意见建议，直接反馈给政府的相关部门，促进和改进侨务工作，切实地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和维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   加国侨界代表团成员与中国人大官员合影。(图：主办单位提供)

　　在温哥华最后一场同茅于轼、信力建两位老师面对七十多位当地华人企业家与商人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习近平上来后推行的改革与反腐对海外华商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毋庸讳言，世界各地都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中国商人与企业家，但很少有像温哥华这样地方，集中了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欧洲不多，澳大利亚自叹不如，唯一可以同温哥华相提并论的就是美国西岸洛杉矶、湾区。这里“商人中的佼佼者”是指不但有钱，而且还赚得比较轻松的那种。中国政府刚刚公布的“红色通缉令”中的一百位在逃贪官，其中有近三十位潜伏在加拿大，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问题。 　　富裕的中国商人多多少少是同官场脱不了干系的，有些更是“官商勾结”的典范，这里并不是贬低他们，而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从这个“事实”推断，加拿大那些华商对习总的反腐有些惴惴不安甚至反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问题是，这个推断并不完全准确，只要稍微同一些华商沟通就不难发现，即便那些靠官场或者“关系”赚到钱的商人，也对那种赚钱的方式方法以及个人前途忧虑重重，不甚满意。移民到无法赚钱的加拿大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大多数华商来说，习总的反腐对他们既是“挑战”——以前赖以发财的官员不可靠了，“关系”可能不管用了;同时也是机遇——这些到了海外，多少接触了市场经济明规则的商人，可能比大陆一些商人更适应逐渐完善起来的明规则，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反腐风暴后他们如果还能完整无损，今后回到大陆，可能有更多的机会与机遇。 　　温哥华蓝天白云、气候适中，我每次去都依依不舍，堪称人间天堂，有钱人无不向往。由于中加法律的不同，使得引渡很难实现，一个赖昌星几乎动用了所有最高领导人才引渡成功，这种境况又使得温哥华成了另外一种“天堂”——一些中国大陆贪官们转移家属和资产，亲自潜逃过来避难的天堂。 　　随着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以及多方沟通，加拿大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为了吸纳一些金钱而对贪官污吏听之任之也许并不一定符合加国的长远利益，尤其有悖加国之核心价值观。就在不久前，加拿大政府明确表态：加拿大不欢迎中国贪官，这里也不是他们避难的天堂。 　　对于海外华商来说，中国大陆如果不反腐，你赖以赚钱的那些关系网，你并不一定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继续生活其中，其中的酸甜苦辣，也不是金钱可以一笔抹消的，否则，也没有那么多富商跑路移民了。可即便如此，一些华商到了海外，不但不能拥抱国际社会都遵循的那些价值理念，甚至怀念、鼓励和传播在大陆盛行的腐败和堕落的那一套规则与习气。长此以往，恐怕会激起国际社会的反感，此风不打住，不排除十年左右，全球会爆发一次反华(人)浪潮。 　　这也是多位华人华侨对我表达的忧虑。中国强大是好事，但如果以为有了钱，就可以任意改变国家社会的游戏规则，甚至原本是逃难似地来到他国，稍微有了安全感一安顿下来就开始像好斗的公鸡一样，处处表现出近似当年法西斯那种极端民族主义，令人堪忧。目前国际社会因为受制于自己的价值理念(自由与包容等)而无法干涉，但当你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而无法自控，对人家的价值观造成威胁时，某种新的反华浪潮，可能会卷土重来并席卷全球，以前只在东南亚，今后不排除扩展到西方主要国家。到那时，首当其冲的正是华人华侨包括华商。这个应该不是杞人忧天。 　　习总的反腐表面上看，让一些华人失去了同大陆做生意的那些“关系”，有些还是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但从长远来说，对已经生活在明规则之下的华商来说，应该是机遇多过挑战。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华商都曾因为回到大陆搞潜规则(如行贿)而被捕。这些华商在所在地澳洲等国家可不敢这样做的。今后，反腐后必然带来的更多明确规则，是有利于华商回到祖国扩展市场、发展经营的。 　　在价值观方面，华商也不要因为担心得罪北京而含煳其辞，更不能为了一些生意的蝇头小利和官方的接待而昧良心说瞎话。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华人华侨包括华商站出来告诉大陆同胞，什么是“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必须是!不能让一些人肆意解释或者曲解“自由、法治、民主”这些人类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否则，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越强大越会陷入孤立，最终弄成没有几个真正朋友的“异议国家”，到那时，移民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到那时，即便移民到海外，恐怕也会越来越不安全。

你来加拿大多久了?你还记得初到加拿大的感觉吗?你还记得你到加拿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约克论坛会员@LYM谎言 发起了一个调查：大家刚来的第一份工都是干吗的呢?我真的很好奇!大家把自己来加拿大后的第一份工作写下来，让我大开眼界一下，谢谢啦!   该帖子勾起了好多会员的回忆，会员纷纷跟帖回复，讲述自己第一份工作的经历。   会员@winccccc123：waiter，还超低人工!(不容易啊)   会员@ andylulu：如果只干一天也算的话，在唐人街干货点店卖干货。(谁把谁炒了?)   会员@edtony：塑胶厂煮料，高温作业，半年体重减25公斤。(胖子的福音啊)     会员@多村云老王：酒店经理助理，后来CEO调到其他酒店，新来的CEO把我们部门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   会员@suri321：刚登陆后一周，跟一起租房的去了机场路那边的一家西人面包厂上夜班，我就记得傍晚五点半走，第二天八九点才回来，赚了121，把我累瘫了，休息一周还没恢复过来。就干了那么一晚流水线，真的太累，一晚上都是站着，我还干最轻松的发包装盒，我看抓面包的手指都起泡，吓得第二天中介再打电话来打死不去。然后休息几个月找到一份工作，电子厂的一些财务工作，电话里我以为是在市中心，结果一查就在家门口，走路就七分钟，所以工资不算特别高，但我还是在那家干了一两年，结婚生子后一直全职在家。   会员@用不着喷：DT的一个肉场，杀猪!(楼主好棒!)   会员@我不是坏人：卖大麻(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   会员@db78398k：做鸡(你现在还好吗?)   会员@fayemandy：学校助教，时薪30多刀，那时候领钱领的超级爽，可惜毕业后再也找不到这样薪水的工作了，唉。。(楼主的第一份工作好幸福啊!)   会员@专门来吐槽：来之前一直觉得电视上都是骗人的，凭我这么聪明油菜花，怎么可能去端盘子!事实证明，真的是去端盘子。(楼主，你是猴子派来的逗比吗?)   会员@3288：经纪 (30年前)(楼主来加拿大这么久了啊)   看了会员们讲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的经历，会员@qiyezhiyou感慨万千：哎!掉毛的凤凰不如鸡啊，回国发展多好，我大天朝环境，制度虽差，可论发展机会那肯定比加国好，况且天朝的问题就在于缺乏人才。   作为普通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打拼，刚开始都是不容易的。小编也想到了自己初到加拿大时的场景，唉，不容易啊!但是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的生活也还可以。所以第一份工作好坏，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我们努力工作，肯定会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小编与大家共勉!!

移民并不代表着于中国隔绝，而于中国联系的纽带是什么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汉字与汉语，令美国华人的苦恼的是，自己的下一代说不好中国话。   一位中文学校校长坦言，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孩子不愿意学中文，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不少华裔新移民孩子英文和中文水平都不太强，对阅读容易失去兴趣。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是没有语言环境，二是学语言要花很大力气，需额外做作业练习。   在美国，华人的下一代要不要学中文呢？这个话题隔一段时间就会被一些华人拿出来争论一番。那么中文对孩子到底有没有用途？对他们的未来有没有帮助？学中文是不是一项对孩子身心有益的积极的？这些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应当说，语言和文字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内容。早期华人华侨都会英语，其中不少人不会说中国话，有的能写少量中国字。从大陆移民的华人，中文英语都会，英语常用社交语和业务领域内的名词术语，均能熟练掌握。而下一代华人英语讲得很流利，拼写能力也不错。但对中文普遍无兴趣，上中文学校只有部分孩子学得较好。具体表现为发音不准，特别是中国南方华人后代，有的能认，不会写，作文更是一大难点。   与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一样，语言文字的使用也是胜利者的专利和产物。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汉语与汉字已经在国际上炙手可热，移民他乡的华人更不应该放松对下一代的汉语教育。   教育专家称，针对在美国成长起来的“ABC”华裔孩子，在中文学习上也要运用“美式”教学方式。让孩子喜欢阅读，产生“兴趣”最关键，对其来讲更难的中文阅读更要以兴趣为基础。因此培养华裔孩子对中文阅读的兴趣，要用特别的一套方法。   对于培养子女的阅读兴趣，专家的经验是“陪着孩子一起读”。此外，英语阅读和中文阅读相辅相成，让孩子对阅读有兴趣，培养读书习惯，喜欢思考是重点。很多美国儿童耳熟能详的故事，在中国都有注拼音的中文版，已读过英文版的孩子发现“同样的故事用中文这么讲”，对读中文书的兴趣也会倍增。

新研究报告说﹐难民与一些移民在新国家定居﹐更易患精神病。   《加拿大医学协会期刊》(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周一刊登上述研究报告﹐比对加拿大移民第一代与普通安省居民的精神病发病率。   报告指出﹐加勒比海移民与东非、东南亚难民患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疾病﹐风险高1.5至2倍。与其他移民比较﹐难民患精神病的风险高25%。   另一方面﹐研究报告指出﹐北欧、南欧与东亚移民有一半精神病风险。   报告说﹐数据模式「显示与移民有关的社会心理及文化因素﹐可能导致精神病」。「有些群体有更高风险﹐其他人不受影响。」   研究报告合撰人?科迪亚克(Paul Kurdyak)指出﹐研究结论与世界各国类似研究一致。他说﹕「移民与精神病风险有关联。」临牀评估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Clinical Evaluative Sciences)与癖瘾及精神健康中心(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研究员费时10年﹐追踪将近400万人﹐得出结论。   科迪亚克指出﹐结论有根据﹐因为加拿大一年接纳约25万名新移民。在安大略省﹐将近30%人口是第一代移民。   他在CTVNews.ca电话访问中说﹕「加拿大与安大略省特别是这项研究的好地方﹐因为移民比例这么高。」 「我们吸引的移民﹐来自更多国家﹐不止欧洲国家。」   科迪亚克说﹐移民在迁居加拿大前期间和以后的一些因素﹐可能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   他说﹕「我认为﹐我们看见一些群体有更高风险精神病﹐大体上归结于高比例的移民前紧张与创伤。」到了加拿大﹐歧视少数族裔﹐入息和住屋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移民的精神健康。   科迪亚克说﹐这份研究报告指出﹐精神病不止是生理问题﹐也有社会因素。他希望这份报告在现实生活引用﹐解决加拿大的精神健康问题。    

在哈珀政府取消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之后，反对党一直在传递一个讯息：联邦保守党对中国移民是遏制的。因此，联邦政府当局公布了2004年至2013年这十年期间的移民来源总数，中国人以32万人独占鳌头，紧追其后的是印度裔移民，与中国人相差几千而已。之后的顺序是菲律宾、巴基斯坦、英国、美国和伊朗。 这个数字显示，从联邦政府接纳移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移民非但没有受到压制，相反还是持续增长。而在投资移民问题上，中国人的人数更是具有绝对多数的地位。不仅如此，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的入籍人数，也是十年居于榜首。本来，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投票率低，是因为入籍的中国人太少，手里没有票，因此，虽然「人多势众」，但却票源缺乏。现在看来不是那麽一回事，而是手里有票，但懒于去票站排队投票，情愿大夥儿一起去吃饭喝酒聊天。或者，另外一种可能，虽然想去投票，就是不知道该投哪个政党、哪位候选人，也就不了了之。 中国移民十年占据加拿大移民来源国首位，但在参政或融入社区议题上，却落在前述罗列的其他族裔后面。仅以印度裔来说，移民人口并没有比中国少多少，但是在民意代表的选举中，投票率远远高于中国人。这难道是文化的问题？国民性的问题？还是民主参与的习惯问题？ 中国人移民或者公民很善于抱怨，华文媒体也常常放大这种抱怨，这本来也没有什麽错，民主国家，不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规律在起作用吗？但是，十年增加32万人，这就差不多是加拿大总人口的1%，不可谓不多。但是，从媒体上看华人形象，好像依然是百年前遭遇歧视和排斥的社群模样，这真有点滑稽。既然华人成为了英法裔主流社群以外最大的少数族裔，那麽除了理所当然享受「移民最多」的头衔之外，是否还应该想想如何成为选举投票率最高的族裔，贡献社区最多的族裔？ 恐怕这些目前都做不到。同样，名为投资移民，但是大部分华人投资移民并没有在加拿大投资，也被认为没有为加拿大创造就业机会，与最多投资移民和最有钱投资移民的称号不相吻合，以至于移民部取消了这个项目。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说，通过20年观察研究发现，由于很多投资移民并不居住在加拿大，其缴税金额远低于其他类别移民，对加拿大经济几乎没有贡献。 总而言之，不管是原来的联邦自由党政府，还是今天的保守党政府，都没有歧视或者排斥过中国人移民，这已由移民部「铁的数据」证实。问题是，华人十万大军，是吃喝玩乐、只顾买豪宅的十万大军，还是拥有大量选票，想要参政、议政及贡献社区的十万大军？前者可能会触发排华风潮，后者则可以为更多中国人移民加拿大打下紮实基础。

　　近日，加拿大驻华使馆签证处发布了最新的加拿大临时居民访问签证申请清单，其中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将探访在加子女这类人群单独划为一类，并大大简化了递交材料的内容，对于广大子女在加拿大的父母来说的确是个福音。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看吧。   　　此次加拿大官方发布的签证申请清单里，新增的一个类别就是个人访问(探访在加子女)。而在以往，探访在加子女是划归到探亲或访友类下面，没有单独分类。此次调整，不仅单独将探访子女分类列出，同时在此类人群的签证申请材料准备上更是大大的简化。以前探访子女需要出具收入、资金、资产等方面的审核资料，而现在父母探访在加子女，只需提供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证明、邀请信、以及证明子女在加一些基础材料信息。是不是感觉特别方便、特别便民?虽然目前签证政策呈现利好，但加拿大的签证政策是否会持续放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访问签证的政策现在越来越好。不过目前学生的留学签证暂时还未有任何变化，对材料的要求依然严谨。

      今日当妈妈绝不容易，除了供书教学，挑战亦不比上一代的妈妈少，是故不少女士选择迟生、少生，甚至不生。但一样米养百样人，有人选择不生，但也有人选择多生，四个、五个、六个……高呼「喜多郎」 万岁！请听两位「多产」妈妈的心声。 从抓紧到放手 四孩妈妈：梁李碧琪       「偷得浮生半日闲」，啜一口咖啡，闲坐在麦当劳二楼，俯览街外春光流动，对拥有三女一子的梁李碧琪(Betty Liang)来说，半年前绝对是在梦里才可能出现的 Happy Hour。       何出此言？因为半年前，Betty 仍是列治文中侨张安德乐福苑(Austin Harris Residence) 屋苑经理，举凡住客服务、厨房膳食、屋苑卫生、人事管理等等，她都不能置身事外；拖着一身疲倦下班回家，还要面对四个孩子的不同需要。       Betty是热爱工作的事业型女性，1998年产下第一个女儿，2000年再诞下第二胎，那时已担忧会否因此失去自己的专业，只能在家当妈妈。于是央母亲帮忙照顾两个小女儿，自己走去护老院当社工。但顾此必失彼，是否这个缘故，所以辞职、专心留守家中当全职妈妈？           「四个孩子（长女17岁，次女15岁，三女 12 岁，幼子 9 岁），都在成长期，各有不同需要，做母亲的需要多些时间在家，这无法假手他人；老爷奶奶年纪亦大，自己的母亲又在此，要顾老又要顾嫩」。2014年年底，Betty 终于选择全退，离开护老院，专心在家为老人煮饭、为儿女解困。   挑战       问到她养儿育女最大的挑战，她一口气说出以下数点：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给儿女。Betty 深知加拿大的某些价值观跟她的信仰有冲突，如何抗衡并教育子女不被这个世界的某些错误价值观所扭曲绝不容易。另外，就是时间分配。这位年轻妈妈知道，因着年龄、性格不同，每个孩子都有她/他的不同需要，尤其是女孩子较情绪化、较敏感，身心灵成长都需要多加照顾，作母亲的最理想是每个孩子都能给予足够的 quality time，但无奈时间实在有限：既要做家务，又要照顾老人……。此外，丈夫独力撑起这个六口之家，工作忙碌不在话下，作妻子兼母亲的Betty 一直努力想方设法，希望让丈夫与孩子多些机会沟通，原来这也是一大挑战！还有就是如何帮助孩子培育手足之情，使他们彼此关系更密切。她记得儿女小时候易妒忌争竞，但年纪渐长，兄弟姐妹间多了些「密偈」交流。作母亲的最希望子女间能学晓互相帮忙体谅。   乐趣       于卑诗大学毕业的 Betty，好不容易才戴上大学毕业四方帽，一身学识，却要卸下屋苑经理职衔，全职照顾四个儿女与丈夫，当中能否找到乐趣？       Betty 坦言初任妈咪时，十分不适应，因觉得家务永远做不完，照顾孩子也不似在职场般能一展所长、有「成绩表」、有满足感；但今日的她，已经能放下更多的「自己」，在妈妈这个「岗位」上找到它的意义及重要性。孩子喜欢吃她煮的食物；孩子有食物会主动请妈咪吃，又愿意帮忙分担一些家务；兄弟姊妹间「有偈倾」，关系良好；姐姐们懂得照顾自己之余也懂照顾弟弟；孩子年龄渐长，但偶尔仍会出奇不意来给妈妈爸爸一个搂抱等等。旁人认为可能不值一哂，但以上这些，才是让碧琪乐进心坎里的点点滴滴。 感激       懂得感恩的人最快乐。Betty主动提出她生命中必须感谢的人：「最感激丈夫身体力行，默默支持与体谅，伴我度过这段日子。他助我成长很多！」其次是「感激母亲，帮助我照顾小朋友。特别在这母亲节，希望母亲可以过开心的退休生活，不用再为儿女孙儿操心。」她又「谢谢老爷奶奶与姑仔，除了给予帮忙，也给空间让我一家自行去处理问题。」最后，她强调：「我的力量源自我所相信的上帝，感谢祂于适当的时候把这四个孩子放到我身边。这四个小朋友给我最大的训练，就是让我学晓由抓紧自我步向放下自我。」   肯定生命价值 五孩妈妈：蔡李佩贤         「生命乃上天的大恩赐、大礼物！既然如此？为何不生？」已经有五个小孩的 Odilia（最大12岁，最小3岁），并未打算「鸣金收兵」，更掷下如此豪言壮语！       笔名「蔡师奶」的《新天地》专栏作家Odilia，2000年结婚，几年后先诞下长女，两年后，再诞次女。饱尝亲朋戚友的祝福，为当妈咪头五年的辛苦困难期添了些甘蜜。但当诞下第三个孩子时，迎来的不再是祝福，而是奇异的眼光。这让年轻的妈咪很不开心，心情低落。向神父求助，神父建议她跳出华人朋友的圈子。 孕妇贵人       但 Odilia的生活周遭一直都是华人，如何跳出？神奇的是，2007年，她在某教堂祷告时，竟遇上一名「大肚婆」。「你是第一胎吗？」Odilia 好奇的问。「不，是第六胎。」对方答。       借着这孕妇，Odilia 认识了更多多孩大家庭，让她「眼界大开」。直到那时，她才得悉自己之前真个是「井底之蛙」。       「井底之蛙」是遇上「孕妇贵人」后才「开窍」，坚决「生养众多」吗？       适逢结婚15周年的 Odilia，回顾自己的婚姻路，笑说：「结婚前有半年婚前辅导，神父问我夫妇俩想生多少名小孩。我二话不说回答：『二男二女』。」Odilia乃家中老大，下有两弟妹。家里一向很热闹，不独她她妺妺催她多生，连她的长女（今年12岁）也鼓励妈咪再「添丁」，好让她继续当「小保母」。           但追根究柢，其实并非因为妹妹或女儿催生，而是Odilia自己从小就认为「生命是独一无二、是有价值的，不关乎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生病……」；中学去老人院、儿童病房等地方做义工，探望长者及患病儿童，更让她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2000年，她的婚礼主题便是：「委身于爱情、生命与希望」。她相信生命乃爱情的结晶品，而生命又会带来希望。       抱着这种信念踏上红地毯的女子，怎能不一生再生？！       但信念归信念，现实也不能忽视，譬如如何照顾教养五个孩子？有限资源如何分配？孩子间冲突如何处理？……记者满脑子疑问。 学习取舍       电机工程出身的妈妈自工作中学习到有系统的去管理家庭，为生命定出优先次序，并且学习取舍。譬如夫妇俩都同意婚姻非常重要、夫妇关系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在 Odilia夫妇的字典中不许有「离婚」两字，不明白就去学、夫妇间出现问题就去解决，不介意寻求朋友甚至父母的帮助。2004年，两人就去参加由父母举办的「夫妇生活营」，学习如何处理当时夫妻的紧张关系，也学习彼此忍让、互相尊重。Odilia 说未当妈妈时，两夫妻喜欢吃喝玩乐，十分奢侈；但有了孩子后，「都没时间去花钱，钱倒省下不少！」加上夫妇都不介意使用二手物品，「很多孩童物资都是朋友送的。」更笑说自己的「大家庭」不独助长了他人的慷慨付出，也直接间接教导孩子学习分享及施与。       Odilia 认为今日孩子活在十分富裕的世代，衣食住行基本不缺，所以多生几个小孩也不会去到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的地步，加上这位妈妈也不会人云亦云，让孩子甚么都去学，只挑认为对孩子重要的才花钱让他们去学，像游泳、滑雪、弹琴等。而多孩的另一好处是让父母更懂得精打细算，努力寻找社区优惠。Odilia 的孩子虽然都读私立学校，但除了长女外，其实之后的孩子入读，竟然都有学费优惠！Odilia 亦刻意去光顾或参加一些向大家庭提供优惠的商店、食肆或社区活动等，虽然大温地区这些优惠并不多。       Odilia 夫妇重视孩子的服从性，但要求并非因为惧怕而服从，而是因为爱（父母）。他们夫妇从小替儿女建立良好习惯，像对人要有礼貌、公众场所不可喧哗等等。当儿女再大些时，就对待他们如朋友般，「希望她们长大碰到问题时，能像对待朋友般跟我们谈论、商量……」       父母在移民路上的牺牲、平日的勤劳、对子女的包容等，都让Odilia这个自认十分反叛的长女，在当了妈妈后，更能体会那份血浓于水的爱。       两代父母，虽然各自成长于不同年代，但永恒不变的是，皆甘心乐意为子女牺牲、作出宽恕。

      作者：信力建       最近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一个国际论坛，顺道做一次短期的旅行。加拿大国土面积998万多平方千米，比中国大，总人口却只有3500多万，只堪比中国的某些省市，像重庆2014年人口已达3370多万。从人潮澎湃车流如织的广州飞到加拿大最初也最深刻的体会便是充分感受地广人稀的自在舒畅，更有天蓝水清，无比怡人的自然风光随处可见，真是美不胜收。会议结束，顺道造访了居住于当地的华人学者、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兄的住所，惊见他一手打造的后花园，亭台小榭，流水潺潺，繁花似锦，布局精细，相当别致，有如进入了世外桃源。       加拿大之宜居世人皆知，这里是著名的移民国家，地大物博经济发达、呈负增长的出生率让这个国家敞开怀抱迎接外来移民，鼓励多元文化，它的美丽富饶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尤其它那比美国更优渥的社会福利，更是赢得了众多青睐。趁此次机会，我也大致了解了一下加拿大令国人无比艳羡的优厚福利。如果因巨大的落差伤害到国人的感情，实非所愿。       加拿大的福利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体系，可以说是从生到死，面面俱到，只要你是他的国民，或者拿到了加拿大的绿卡——枫叶卡。当代中国最困扰普通民众的莫过于新三座大山，即教育、医疗、住房，当这些问题摆在加拿大人面前，天空飘过五个字：这都不是事。       教育方面，加拿大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上，虽然幼儿园不是免费的，但是学前班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即孩子四五岁左右进入学前班就开始享受免费教育，一直到高中毕业，整12年。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在世界首屈一指，有多所大学位列世界大学前百名，在加拿大，学生不用经过高考挤独木桥可直接申请大学，学校会根据其会考成绩、日常表现、特长及综合能力等来考虑是否录取。进入大学后学生可以申请政府提供的助学金和无息助学贷款，如安大略省有学生资助计划，针对该省的全体居民，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贷款读书，不仅减免30%的学费，而且所有贷款都是免息的，还可酌情考虑减免部分贷款偿还。如此优厚的读书福利，使加拿大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加拿大是唯一一个有超过一半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国家，这个比例高于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       可以说一个加拿大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政府的福利关怀是紧紧跟随的。诸如托儿补助金、育儿津贴、儿童教育补助、儿童税务福利等五花八门的补贴比比皆是。比如，加拿大的幼儿园是收费的，而且价格也并不便宜，为此政府设立了托儿补助金来帮补困难家庭。又如儿童税务福利，被美其名曰“牛奶金”，意指金额不高，但够孩子喝牛奶了。这项福利从孩子出生一直到18岁都可以领取。别小看这笔牛奶金，曾有移民专家算过一笔账，平均一个加拿大孩子从出生到18岁领取的牛奶金约为75万元人民币！       再来看看加拿大的医疗。加拿大的医疗福利连美国都望尘莫及。它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健，所有符合资格的人都可以通过公共报销计划享受公共医疗护理。全民医疗保健的费用是联邦政府拨款，每年政府大约拨款48亿加元，各省政府具体实行，全民免费享有、无区域限制。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流浪汉，无论流落到加拿大哪个角落，他都有权享受无所不在的免费医疗服务。通常情况下，加拿大人小病就看自己的家庭医生，大病就找专科医生。除牙科和眼科外，病人看病不需支付诊金、检查费、住院费、手术费，但要支付一定的处方类药费及医疗器械使用费。简言之，在加拿大，普通民众只需花少量的钱就能获得各种医疗保健。       此外，加拿大还设立了患病津贴，以帮助因患病、受伤或因身体原因而不能工作的人士解决经济困难。在中国家庭，一人生病可能拖垮整个家庭，但“大病返贫”的顾虑在加拿大基本是没有的。       住房方面，加拿大有很多选择，经济能力好的尽可以去住高大上的豪宅，中等收入的大多供得起宽敞舒适的别墅，经济水平稍弱些的公寓也是不错的选择，最不济的还有政府提供的政府房。为了保障居者有其屋，加拿大政府每年都会拨款建造大批的政府房，这些房可不是破旧的城中村，也绝非简陋的廉租房，而是修得漂漂亮亮的大楼，宽敞明亮的两居室或三居室。这些政府房是为照顾低收入人群而提供，它的收费方式比较特别，按收入的百分比来收取，如一般按月收入的25%—30%来收取，收入低就交得少，收入高就交得多，那些高收入的人宁愿把租金拿去买房，也不愿来占这等便宜，受惠的大多数是真正的穷人。       不仅“三座大山”压不倒加拿大人，加拿大在养老方面完善也令民众安心又省心。加拿大的养老计划既有公共的也有私立性质的。在加拿大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除魁北克省有自己独立的计划外，其他省都实行公共性质的退休金计划。像我们缴纳社保一样，由雇人单位和参保的个人共同缴纳。参保人在退休后可以享用。退休金的多少与缴纳者的收入水平成正比。此外还有养老金制度，加拿大人不论资产和收入多少均可获得高龄保障退休金，这个是不需要个人缴费的，只需根据在加拿大居留的年限来分配，65岁以上的在18岁以后在加拿大定居至少十年的，就有获取资格，具体金额则根据具体年限来计算。为了保障晚年生活，还有私人养老金计划和养老储蓄项目供民众自愿选择,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予以支持。这种私人养老项目是政府法定养老金的补充，也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来源。这种多层次的养老制度使加拿大老年人在晚年仍能获取大约退休前70%以上的收入，较好地保障了国民的生活质素。       不仅于此，加拿大还有诸多福利体现了“劫富济贫”的情怀，以细致入微的福利来保障普通民众的生活。如：       社会福利金，用于保证加每个加拿大人的基本生活标准。没有收入银行，存款低于1000加元的人可以申请这笔钱，单身人士每月可获得500至700加元，三口之家可获1100至1300加元左右，如果一直没有工作，那就一直领下去。       失业金，这是失业者的福音，如果在一年中连续工作了半年，失业后则可通过政府的就业保险计划领在十个月内领取约等于原薪酬56%左右的失业金。       收入保障津贴，如果低收入或没收入，就可以申请每月的收入保障津贴，收入愈少，得到的津贴就愈多。       怀孕及育儿津贴，加拿大是尽力鼓励多生多养的，当女性怀孕生孩子或领养小孩无法顾及工作时，就可以申请领取怀孕及育儿津贴。怀孕津贴最长可发十五个星期，充儿津贴最长可发十个星期。       当然，像拿着加拿大护照，可以免签去一百多个国家；全职雇员在工作一年后可以获得每年十个工作日的有薪假期；雇员不得因怀孕被解雇等等都可以列入加拿大的福利之中。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摸索前进，离更高一级不知还有着多远的距离，只在臆想中描绘它未来的样子。人均GDP五万多美元的加拿大，经济高度发达又极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加拿大却以资本主义这对立的身姿，提供给我们一个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本。虽然为这庞大的福利体制，人民缴纳了众多的税收，但透明公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要能奉行这样简单的政治哲学，实现中国梦又有何难呢？

　　早前有研究指出，香港移民第二代决定返港择业，多因为在加国难找到相称工作，或是感到本地升职无望。返港者多从事金融业，其中8成是通过亲友介绍才选择返港工作。   　　卑诗大学（UBC）与香港中文大学（CUHK）合作，从2010年到2011年间，访问了18个年轻华裔加人，12个住在加拿大、但子女在香港工作的华裔父母，以及加国的华社领袖等，了解年轻移二代回流原因，发现返港多与年轻人就业有关。参与该项研究的UBC社会工作学院教授殷妙仲（见图），日前向《星岛日报》记者表示，加国工作种类非常有限，很多人难以找到合适工作。他举例说：“连我自己的研究助手、一个在本地土生土长的港人移二代，毕业后也决定回港，她说在本地难找到她想从事的国际贸易工作，而她回港不到两个月，就在一家国际知名大公司找到工作。”   　　殷妙仲指出，在原居地时，很多年轻人找工作是通过家庭、朋友之助，但移民后这一情况不同，“很多人的父母移民后也不懂得如何找工作，有的自己的工作也不太好，难以给子女实际帮助。” 　　“加国背景获雇主青睐” 　　除了工作难找，晋升无望也是另一原因。殷妙仲举例说，一个华裔移民已经在加拿大担任了银行经理多年，但因感觉身为亚裔常因“天花板效应”，难再获晋升，因此返港；他回到香港同一家银行工作，做了4年即连续升职两次。他说：“很多人感觉在加国没有将来，但在香港，他们不会面临种族歧视，反因加国背景拥有流利英语、外国学历以及国际视野因素，受到雇主青睐。”不过，他说香港目前政治不稳定等因素，也可影响这些返港人士未来走向。 　　该研究的受访者中，从事金融业有7人，占多数，另外从事教育及服业务各3人。当中8成受访者称返港是受朋友影响。殷妙仲说：“很多加拿大土生的人可能对香港不大熟悉，但他们通过已经返港的朋友了解到香港现况，而他们又把这一讯息带给其他有相同背景的人，通过这样口口相传，让返港发展渐成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