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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受害人白兰(化名)父亲的家中，28年来，白兰当年在白银公司表演舞蹈获得的一束塑料花，一直摆在柜子上。 8月31日，曾经的白银市供电局宿舍。1994年和1998年，两起案件相隔分别发生在两栋大楼里。 8月29日，白银市人民路。2002年，一名四川籍女子在陶乐春宾馆遇害。之后，宾馆大楼被拆除重建，陶乐春宾馆扩大重新开张后也经历了更名。如今，大楼一侧还残留着“陶乐春”三个字。 8月28日，甘肃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嫌疑人高承勇老家的房屋，院门紧锁。村民介绍，高承勇已经多年没在这里居住了。 8月26号这天，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被抓前，52岁的高承勇曾试图逃跑，但最终被押进警车。警察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 他说，我知道。因为我杀人了。被抓的那晚，高承勇试图自杀。头重重地磕在审讯椅的凸起处，缝了三针。自杀无望，他迅速平静下来，坦承命案的所有细节。11起杀人案，他记得每一起案子的年月日，甚至几点几分。审讯室内，人们看到，说起再惨烈的命案现场，他脸上都是一种麻木般的平静。有人问他，对那么多死者和家属，你就没有任何歉意吗。他面无表情，摇头。唯一流露感情的瞬间，是他提起两个儿子，“我这事儿，孩子不会受影响吧?” 高承勇不知道的是，这座城市被杀人案的阴影笼罩了28年。时间久到足够一代厂矿工人老去，另一代人长大。杀人往事，几乎与这座厂矿城市的衰落同步，成了人们记忆中最不愿触摸的部分。收到疑凶被抓的新闻推送时，一些白银人正在出门买菜的路上。立在夏末秋初独有的、干燥明亮的街道上，他们兴奋地交谈起来。鞭炮声随后响起。布满槐树的公路尽头，天蓝得不知所终，一段赤金的晚霞，有人拿手机去拍它。厂矿子弟之死每天清晨七点五十分，白银西北部的火车站，绿皮车的汽笛声准时响起。这条运送工人的通勤铁路长25公里，已经运行59年。它虚弱地行进在群山褶皱之中，渺小地奔驰着。遥遥连接了公司站、六公里、三冶炼、东长沟，直达山里的深部铜矿。大西北总是这样，有了矿，便有了路。四野空空茫茫，只有一片荒山，点缀着戈壁特有的芨芨草、红柳和铃铛刺。白冶(化名)在铁路沿线的第三冶炼厂上班，这路线他走了快30年。最初是和妹妹白兰(化名)同路，但没多久，路上只剩他自己了。 1988年5月的一个下午，23岁的白兰在家中被杀。白家在永丰街133号。那是一溜平房，黄扑扑的土砖，连着住好几家人。她颈部被切开，锐器伤有26处，失血性休克而死。她的周围，房间里乱成了一片。白冶是第一目击者，从家里到附近派出所的那条土路上，回荡着他边跑边颤抖的声音，“杀人了，我妹妹被杀了”。之后这些年，白家人的生活几乎是静止的，他们从原先的平房里搬出，也不再过春节。白兰，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电工。因为长相漂亮又喜欢穿白球鞋，被工友们称为“小白鞋”。她是典型的厂矿子弟。白银产铜，北侧有矿山。建国后，苏联在此援建大型有色金属工业基地，有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简称白银公司。又因厂立市，1956年建了白银市。这座城市太小，从南往北四公里，从东到西也不过十公里。白兰的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受国家开发大西北的感召，在灰扑扑的荒山之间，开掘矿山，建设城市。他们有句口号叫“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白兰就是第二代。七十年代末，是白银公司的好光景。人们说起那个最大的露天铜矿，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它创下过铜产量和产值利税连续18年位居全国第一的辉煌业绩。当时的白银公司职工看不上政府公务员，认为他们工资低。如果不出意外，时髦漂亮的小白鞋，将会与当时同在白银公司铅锌厂的男朋友成婚。 “小白鞋”倒在床边，衣衫不整。案发现场惨烈，作案后还从容打扫，让警方认为凶手应有过踩点时间，该是熟人。他们推测，漂亮的“小白鞋”，不知招惹了谁，因情被杀。没人想过这是随机杀人。侦查方向离真相越来越远。 1988年，白银的资源开始枯竭。当地虽经历了严打——偷工厂螺丝钉就判刑三年，但惩罚并未阻止治安变坏，偷矿的人多了起来。他们把矿石放在包里，或扛着越过荒山。这一年，也是一河之隔的兰州市青城镇农民高承勇之子出生的年份。高承勇事后对警方供述，他本是为了盗窃，被撞破后杀人。由于作案手法残忍，附近居民记了很长时间。但白银公司太大。公司职工回忆，作为个案，“小白鞋”的死也仅在邻居和铅锌厂内流传。熟人社会的命案隐伤白银市供电局，厂矿城市白银的心脏。它坐落在城市正中心，正对面是汽车站;它的供电线路遍及三县两区，北到内蒙古，辐射两万八千平方公里，是无数轰鸣机器的命脉。这里工作安稳、福利优渥，是一个挤破头才能进得去的好单位。也就在这里，接连发生两起命案。 1994年，食堂女工石晓静(化名)死在供电局宿舍里。她19岁，刚上班半年。室友叶文霞发现时，她躺在床上，颈部被薄刃切开，上身、后背有锐器伤43处。血呈喷射状布满整面墙，警察张端(化名)分析，这说明是迎面捅的。单身宿舍的公共洗衣房里，留下一摊血水，凶手曾在此清洗身体。离开前，他还在宿舍门拉手上留下一个血指纹。这让张端觉得权威受到挑战——凶手根本不做任何掩饰，指纹都懒得擦。当时的员工宿舍如今还在使用。老式小楼刷成红色，粉笔那样淡淡的、潮湿的红。街道宽阔而安静。天空深蓝，院子里缠绕着青翠的草木叶子。丝毫没有命案存在过的痕迹。供电局是个熟人社会，人人都沾亲带故一般。消息藏不住，一个人家里有什么事儿，很快全栋楼就知道了。同楼层住的都是单身或刚成家的年轻人，有东北的，也有南方的。每到饭点，人们就端着饭来来去去串门儿，东北酸菜和南方水饺的味道在楼道间流动。下了班，从楼梯口走到家，能走半个小时，逢人都要掰扯几句。在家时，大家不爱关门，从没觉得不安全。何况，楼下还有保卫科日夜守着。警察张端跟这个案子20多年，他脸庞黑红，眼神尖锐而明亮。但此次交手中，被凶手一招溃败。这种失败感比莲芯还苦。那时，人们还曾怀疑，凶手是与石晓静在保卫科做干事的哥哥结了仇，泄愤杀人。但四年后，8岁女童姚某同样在供电局宿舍被杀。案发地离石晓静宿舍的直线距离不到50米。同伴的回忆里，姚某眉目如画，笑起来大眼弯弯。她是靖远县人，刚随父母从靖远来到白银。没房子，一家三口窝在单身宿舍里。那天她父母下班，找不到孩子，报了警，最后在家中的柜子里找到她。衣服没了，身上没有伤口，阴部撕裂，被皮带勒住窒息而死。高承勇事后回忆，杀完人他口渴了，自己还沏了一杯茶，加了点儿姚家的茶叶。喝茶的玻璃杯被他遗落在桌上，还留下了指纹。张端因此一度觉得，是同单位的熟人作案，茶是小姑娘沏的。如果说第一起命案是泄愤，那第二起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无差别杀人了。人们内心被恐惧笼罩。一种反应是迅速搬走，没搬走的，下了班都会闭门锁户。以前那样家家房门大开的日子，不再有了。石晓静楼上的住户李静(化名)搬走了。案发前，李静家中保姆曾提醒，水房边有陌生男人在张望。命案后她心下一惊，逃也似的带着刚出生的孩子离开，再也没住回来。职工们的另一种典型反应，就是对供电局保卫科和刑警们无能的愤怒。因为门禁森严，警方两度把嫌疑人划定在供电局内部，一位民警至今还保留着两厚本嫌疑人的资料，记录了每个人的爱好、外号、跟谁走得近。但要么没有作案时间，要么条件不符，所有嫌疑人一一排除了。最初，警队的临时指挥部进驻供电局，吃住都在大院，但调查长久没有进展。职工们骂得不行，每次张端去食堂吃饭，总有人打趣，“到点了，又来吃饭啦?” 第二起案子后，张端不在大院吃住了。不在那里久留，看完现场，灰溜溜地离开。他回忆，案子破不了，他心里像过了火一样。从寂寞城市的舞厅查起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时代变迁。比起工厂破产、工人下岗的浪潮，不管是“小白鞋”之死，还是供电局两起命案，都只在单位内部引起震动，未触发大范围的关注。 90年代，建市时为解决男职工婚配问题设立的棉纺厂最先减产。氟化盐厂等较边缘的企业，或买断工龄，或清退员工。铁板一块的国营体制出现松动。卢克诚在这段时间里任白银副市长，他说，效益不好导致公司内退、提前退休的情况并不少见，闲散人员增多。人心思变的季节到了。白银小城里，除了壮丽的天空、粗粝打在人身上的沙子、光秃秃的荒山与槐树环绕的街道，一切都不一样了。但白银偏安一隅，少有人想着出门，长途汽车站一天都卖不出去几张票。闲赋的人们无处可去，常在大街上游荡。 1998年1月，凶案又起。杨洋(化名)在家中被杀。她独居在胜利街，丈夫是皋兰县粮库的工人，两人聚少离多。和此前凶案手法相同，她颈部被切开，有锐器伤6处。杨洋在死前曾剧烈抵抗，尸体肌肉僵硬，床上有明显的抓痕。她是舞厅的常客，接触的人相对复杂，刑警们推测是熟人作案，排查方向调转，指向了舞厅、坏怂和前科人员。 90年代末，舞厅、咖厅、洗头房传入，在白银一夜间成为风潮。冬天的白银那么冷，一二月间，动辄零下十度。戈壁的风在空中怒飞，声响巨大，仿佛窗外有个海洋。路上积雪及膝厚，白茫茫的原野一望无际。但人们还是要出门跳舞。工厂萧条，人心涣散，上班的人，早上去单位签个到，就奔舞厅而去。舞厅是命案的高发地。年轻的荷尔蒙无处发泄，你踩了我的脚，我请了你心仪的姑娘跳舞，都成了打架的理由。每个舞厅的标配，是门口两个维持秩序的彪形大汉。各个工厂的俱乐部都改装成了舞厅，挂一个霓虹灯球，热闹得很。七八个人组个乐队，翻来滚去弹那几首曲子，声震四野。搬着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铁椅，堆满了舞厅的墙角。那段时间，“白银强奸杀人案”的嫌犯高承勇也爱上了跳舞。交谊舞，在邻村的舞厅，两块钱一个人，能跳上一整天。他曾因拥抱别人女朋友而被刺伤，目击者称，“血流得呼呼的”。焦灼的年头，人们的情绪被放大了。世道乱起来。相继出现卖瓜小贩被杀、抢劫杀人、帮派火拼杀人等案件，捅死了不少人。嫌疑人一个个排查过去，看着像，证据又都不够，张端心里像是汽车打火打不着，又兴奋又痛苦。破案遥遥无期，但排查没有停止。警察在黄河这岸的市区，逐户摸排。而高承勇在黄河那岸，继续生活。恐慌1998 被抓后，高承勇告诉警察，1998年，他到了一种不杀人就心里不舒服的状态。他便骑着自行车从青城镇到白银城，在街巷间四处游荡，寻找独行的年轻女人。尾随，然后进屋、一刀抹颈。这一年，他罕见地制造了四起命案。春节前后，三天他连杀两人杨某和邓某;7月份，8岁女孩姚某被勒死。11月份，氟化盐厂女工崔某倒在客厅一片血泊中。往往张端还在开上一个命案的会议，下一个命案的报警电话又打来了。十几个刑警刷地站起来往外跑。警笛响彻空荡的街巷，车里，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相比以前，这些作案手法也愈发暴力。杀人后，高承勇取走了杨某整个头顶的皮肉，和邓某背部近30厘米皮肉。女工崔某除了颈部被切开，上身有22处刀伤，其下身赤裸，乳房、手、耳朵都没有了。刑警王洋(化名)说，进现场时，碰到担架抬死者出来，一只手吊在担架外，他想把它放回去，顺着胳膊，摸不到底，“怎么是个棍”，他吓得差点摔倒了。供述时高承勇说，他把割下的这些器官都扔进了黄河，然后回到青城镇的家。在张端眼里，白银人不存在这么极端的杀人方式。他们耿直，彪悍，不打嘴仗，上来就爱动手，刀也动，骨折、脑震荡是常事。杀个人也简单。人们听说谁把谁杀了，“哦”一声就过去了。而这次看到现场，杀得那么惨烈，“啊?”才引起大家关注。没过多久，城里传言四起：白银出了个“杀人狂”，偏爱红衣、长发、高跟鞋的年轻女子。还有传言称，凶手的前女友喜欢穿红色衣服，后来两人闹掰，所以他怀恨在心。在灰扑扑的厂区，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着装要求，人们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的确良工装，单调而沉闷。一位当年的纺织女工回忆，正因如此，年轻姑娘们下班后格外爱穿红色，它那样明亮，让人快乐。但连环凶案将这种美好“变异”了。白银市图书馆管理员李春(化名)除了本命年时，买一件红衣穿两天，其他时候再也不穿红衣服了。她甚至有些讨厌红色。那几年，街上看不到红裙子，甚至看不到披肩长发，女孩们都把长发挽起。人们还总结出杀人狂的作案习惯，在大街上疯传：是外地人，冬天来作案，夏天不来。有几个千万不要去的地方：银水巷，传言那里捡到过一条人腿;冶炼厂家属院以及新开发的人少、幽暗的地方。恐慌情绪还影响到了学校。学校开始提前两个小时下晚自习。门口接孩子的家长多了起来。十多年过去，提早的晚自习时间，沿用到了现在。一位中学教师的家在一个幽暗的巷子里，她总让家人留着灯，上完晚自习回去，她会踹几脚墙，弄出点声响壮胆，还让丈夫出来接她，“现在想想，有些后怕”。刑警王洋的记忆里，那时警方接到的报案剧增，常有人怀疑自己被尾随而报警，当时白银公司保卫处的一位侦查员，听到一点消息，“刷地就扑过去”。老百姓和警察都已经草木皆兵，“快要神经了”。他说。凶杀案的恐慌就像瘟疫一样在城市蔓延。而资源枯竭的危机、经济的极速下滑在这一年同样显现。曾经效益好、包分配、收入比市里职工高出三分之一的白银公司，开始发不出工资，白银公司职工羡慕起白银市职工。这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迷茫与恐惧的氛围里生活。疑犯消失的十四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受害者家属跑到警局打听，张端潜意识里都希望躲得离他们远远的。有DNA，对比不了;有指纹，只能肉眼识别;有画像，没有天网系统。明明证据都有了，但悬案十多年没破，这让他发窘。 2000年冬天，再次案发。棉纺厂家属院里，29岁的罗某被杀死。与此前命案类似，她颈部被切开，双手被取走。警察们最悔恨的是，2001年，他们曾与疑犯擦肩而过，丧失了抓住他的机会。这一年5月22日，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那头的张某已不太能说话，她呼噜了几声，说自己在水川路的家中被害，民警没听清地名，便没有出警。就此错过。张家人打了120。医生赶到后发现，张某被割了喉，便再次通知警方。水川路与白银分局刑警支队一街之隔，但为时已晚，死者只留下了两个关键信息，“长发”、“本地”。后来张端分析作案时间，要是接警后能及时赶到，警察应该会与凶手迎面撞上。因为逃离现场的路只有一个出口。而机会一旦失去，就不再有了。2002年，凶手在陶乐春宾馆三楼再次作案，将25岁的朱某颈部切开。从此停手，消失。被抓后，高承勇解释停手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年纪渐长，杀人逐渐吃力起来;二是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用钱的时候，他便去了内蒙古做建筑工。 2004年，侦查白银连环杀人案的专案组成立。报纸开始悬赏20万缉拿凶手;嫌疑人的画像出现在白银大街小巷以及电线杆上;白银公司电视台循环播报着征集凶手线索的简讯;白银启动针对全市男性的“打指纹”行动。如今的年轻人们在当初还是孩子。他们都记得，警察曾深夜造访，拿出两张有塑封的纸，每一张上面有五格，分别对应大拇指到小拇指，他们的父亲用每根手指在墨盒里滚一下，再用同样的动作将手指滚在纸上。这些是一代白银人的集体记忆。但大规模的指纹录入并没能抓住凶手。作案后这些年，高承勇一度在外游荡，不在一处定居或长期工作，试图消失在人海，成为某个建筑工地里沉默寡言的中年民工。每次全市录指纹，皆声势浩荡。没有录到高承勇指纹的原因，王洋猜测，可能基层民警并未面面俱到，也可能每到此时，他便躲了出去。此后这些年，小城白银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9起命案现场，只有氟化盐厂家属楼和供电局家属楼还在，第一个现场的永丰街平房早已拆除，棉纺厂变身商业小区，水川路的老房子如今是个在建的工地。 2004年，白银公司宣布破产。第二年便有20多万人离开白银，年轻人们外出谋生，老人们则留守在此。 2008年，白银被国务院正式确定为全国第一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驾着车往白银城北开，大工业时期繁盛的工厂，已经有大部分停产。厂房还在，但早已破败，门窗尽去，当年的设备都堆放在地上，尽化为土。黄灰满天的公路上，还有些大卡车拉着矿石穿梭其中，车陷在泥灰里走走停停。一位矿工说，深部铜矿探明的矿，最多还能支撑四五年。案件悬而未决的这些年里，除了必要的场合，张端再也没主动穿过警服。他见过那九具死者的尸体，闻过命案现场浓稠的血腥味，“你要是真见过他们的样子，就不可能不想把这人给抓住。” 直到今年，高承勇一位远房堂叔的DNA，因行贿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将它与当年命案现场留下的生物痕迹进行了比对，由此锁定凶手。张端终于把绣着“POLICE”字母的黑色汗衫和警用皮带都翻了出来。它们被他冷落在衣柜里十几年。微信头像，也让闺女帮忙，换成了自己穿警察制服的照片。走在街上，每逢有人问起案子，他总是笑眯眯对他们说，“这下没问题了吧!” 张端穿着警察制服坐上白银的公交车。车窗外，淡金色的风吹动衣襟，光线里仿佛有细细的金沙。正是这个边陲小城最好的季节。

背负67条人命，杨新海被媒体称为“连环杀手”。 8年前，我到正阳县回访杨家，本来想挖掘杨新海何以成为中国当代第一连环杀人狂，但采访两天下来，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无解。媒体不能、也没有能力为一些问题寻找闭合性答案。以杀人狂的长成史为例，有内因和外因，有家庭和社会的因素，有必然和偶发，甚至大脑结构和某些激素的异常，都会成为绕不开却含混杂糅的要素。而媒体，只能报道我们确信又可确证的内容。 8年前，杨俊官的身体状况非常之差，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他和妻子这辈子都没享过什么福，又什么罪都受过，这一生可以称得上一场噩梦，同样没地方叫屈。命运最可怕处可能不在于无常，而在于通晓一切大道理后的无助。倘若杨家当年家境能好那么一点，无师自通绘画的杨新海能考个美术生啥的，正阳县就会多一位聪慧的美术老师，少一个嗜血的死刑犯。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杨新海父母在自家两间小房的住所。本报记者秦斌摄据警方的调查，杨新海于1999年至2003年间，流窜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作案20余起，杀死67人，强奸23人。2004年2月14日，杨新海被执行死刑。杨俊官杨新海之父，74岁，河南省正阳县汝南埠镇杨陶庄村民。从杨俊官家到镇上的路不长，五六里地，非常难走。没修几年的村村通公路上，坑坑洼洼。摩托车在路上一直乱蹦跶。杨俊官死死抱着前座上的二儿子。他几乎不出村，出村就为看病。他攥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X光片。医生看了片子，有说是肺结核的，也有的说是肺气肿。杨俊官相信自己两种病都有。他的身体，比X光显示的更糟，除了肺病，还有气管炎、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每到夜晚，这位74岁的河南老农就在病痛中挣扎，直到天亮。而对过去日子和人的回忆，就像胸腔里爆裂般的疼痛一样，一旦发作，再难赶走。杨俊官最痛心的，是被枪毙的三儿子———杨新海。十五岁，父亲被枪毙在杨家，杨新海并不是第一个被政府枪毙的人。第一个被枪毙的，是杨新海的爷爷，也就是杨俊官的父亲。杨俊官拒绝说出那个让他想来发抖的名字。他只知道，父亲在“八路军来以前”，为乡里做保长。他说的“八路军来了”指的是解放。1949年，正阳县解放后，杨俊官的父亲很快被抓了起来。在一个民怨沸腾的早上，和乡里的地主恶霸一起，在离杨陶庄不远的汝南埠街上被公审公判后处决。当时，15岁的杨俊官和母亲、姐姐躲在家里，大气不敢出。不到一个月，他的母亲也在惊惧中逝去。杨俊官说父亲没做过什么坏事。乡邻并不这么认为。同庄一位陶姓老者回忆，杨父一直帮国民党抓壮丁，很多人有去无回，“这是断子绝孙的买卖”。父母双亡后，杨俊官跟姐姐相依为命，饥饿、贫困和白眼贯穿了他的少年时代。他说一辈子没跟人拌过嘴、打过架，“我这样子，能活一天就算一天，跟别人斗气，不沾弦呀……” 他从不买日历，他记忆里也少有时间的概念。甚至，哪一年结婚的，也忘了，只记得20岁左右。跟他这个四类分子后代结婚的，是邻村的姑娘张小云。小云是乳名，她没大名，跟了杨俊官后，就叫杨张氏。老了的张小云谈起身世，开始哭，说命苦呀，哭到最后，瘦小的身子蜷缩在花生垛上睡着了。她的父亲是个会赶大牛车的好掌鞭，那可是个技术活儿，做长工的话，可以比别人多吃一个荷包蛋。一次赶车到半路，他双腿被车齐刷刷撞断，哭叫中死去。一直靠向亲戚邻居乞食的张小云以为，嫁给老实巴交的杨俊官，可以过上好一点的日子。而好日子还没怎么感觉到，她和杨俊官已老了。 “一辈子没吃过青菜” 10月16日，二儿子杨新河骑着摩托车，带着杨俊官到县城看了病。下午带着X光片的纸袋回来，袋里还装着237元的医疗费票据。杨俊官很心疼，“不是老二非要带我，我才不去呢。”他的理由很简单：肺结核既然不能治好，就没必要再治，费钱。他浑身尘土，上身是一件20年前买的中山装，裤子是儿子淘汰的，穿在他的细腿上，空空荡荡。旧布鞋鞋帮低，没遮住布满灰痂的双脚，即使在寒冬，他也很少舍得买袜子。即使是跟儿子说话，他也习惯性地低着头，声音细而缓慢，大部分发话都以“咱不中”、“不沾弦”、“你说咋办？”等收尾。他不能清楚地分辨哪些日子最苦。他还记得1959年，大饥荒，饿得锄头都扛不动。那时庄里常死人，活人也没力气埋人，尸体直接丢在红薯窖里。他全身浮肿，一按一个窝，估摸着自己快要死了。这时，一群大雁飞过头顶，落在村边一块荒地里。能吃的野菜和野草都被人挖光了，大雁在干啥呢？杨俊官挣扎着过去，大雁受惊飞走，地上留着一摊摊粪便。他扒开来，看到了尚未消化的粮食和草籽。他吃了，浮肿消了不少。张小云说起身世，趴在花生垛上哭泣。本报记者秦斌摄 49年后，他眯眼看着秋高气爽的天空，“你说，现在咋不见有大雁了呢？” 他觉得人能吃上白馒头就是天大的幸运。他说他从小不吃青菜，也少有机会吃肉。儿子杨新河说他想省钱，他不承认，“我就是不想吃”。 “大跃进”后，因不吃青菜的特点，他被村干部选去照料菜园。“别人去看，队长都不放心，我去看，谁都不说闲话。” 张小云在节俭上丝毫不亚于杨俊官。儿女们形容张小云的可怜，就一句话，“吃了一辈子剩饭”。当第一顿饭剩下后，张小云保存到下一顿吃，下一顿饭往往又剩，周而复始，她就一直在吃剩饭。吃窝头，吃剩饭，这对夫妻还是生下四男两女。在那时的河南农村，这并不鲜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家八口住在两间小土坯坷垃建成的房子里。六个孩子的命运，只能像村外的庄稼，听天由命。曾经最爱三儿新海六个孩子中，张小云最喜欢生于1969年的新海，他在儿女中最聪明，儿时又“柔弱得跟个女娃儿似的”。在村民零散斑驳的记忆中，杨新海小时乖巧听话，腼腆。他放学放假回村，见到老人，会站到路边问候几句。乡亲们也喜欢找他玩耍。他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还画得一手好画。村人判断画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像不像”。村民王嫂还记得，那时，一到岁末，杨新海家总挤满求画的人。杨新海善画虎，上山虎、下山虎的体态分别，他说来头头是道，让众人颇为叹服。对于杨俊官来说，儿子受人崇拜，他感到了莫大的满足。在杨家，从来没人如此为别人所需要。甚至，杨新海落网后，杨俊官向来访记者提到最多的，还是“他画啥像啥”。能在粗糙的白纸上画几只好看的老虎，并没有改变杨新海的命运。杨家不是不注重教育，解放前，杨俊官的小富农父亲还不忘一年耗好几斗粮食，送他去附近大户人家办的国民小学读书。至今，古稀之年的杨俊官提起毛笔，还能很流利地写自己的名字，笔画遒劲。当有了儿女后，农民杨俊官最大的理想，是将他们拉扯大。而对子女的教育，杨俊官采取了自生自灭的方式，6个孩子只有杨新海读到高中。他从小读书认字，上小学报名，老师看他识很多字，让他直接从二年级读。这让杨俊官引以为豪。但生活仍是窘迫。被抓后的杨新海曾告诉媒体，他很感谢管教给他买了两身新衣服，从来没人这样对他———事实上，也包括他的父母。杨俊官说，新海小时几乎没穿过新衣服，衣服都是哥哥淘汰给他。在十四五岁时，杨新海升入十八里外的油坊店乡高中。学校的伙食他吃不起。在一个堂姐家过道里，杨俊官给他支了个小煤炉，每月送粮送咸菜，让他自己做饭吃。杨俊官知道儿子很憋屈，但他表示无能为力。在杨新海两年半的高中生活中，家里很少给他钱。他的学杂费和书本，大部分来自老师资助，他的成绩也大不如前。这一切，都是杨俊官没重视，或无暇重视的。他难以理解儿子有饭吃，还会觉得“没脸在学校呆”。杨俊官承认，他曾因为钱的问题，跟上学的儿子吵过嘴。回忆起来，他一再说，“日子苦呀，家里也是没办法……” 他几乎没有教过孩子们“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他的眼中，命运就像是一只鼻子特灵的狗，你无论钻到哪儿，它都能找到你，咬上你几口，“不认命？那你说咋办？” 杨新海选择了“认命”。1985年春天，高三下学期开学不到两个月，他捎信给父亲，说粮食没了。当杨俊官用架子车拉着几袋粮食到学校后，却发现儿子已于一周前出走，去向不明。 “这是谁的骨灰？” 一个多月后，杨俊官得知，老三原来跑到了老二打工的地方，河南焦作。老二在煤矿一天挖8个小时煤，收入7毛钱，这在老三看来是笔不小的收入。杨新海试着在煤矿上帮工，在杨新河看来，“那可能是老三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每到收工时，工友们总是吆喝杨新海来两句，他就在人群中放声高歌。但几个月后，杨新海又离开了哥哥。一年后，他写信说到了太原。杨俊官奔波数天，在一个简陋的工地找到了儿子，叮嘱他“好好干”。 “他使劲点头。”杨俊官说，“走的时候，爷俩哭得可厉害。” 那是杨新海最后一次跟家人交心。之后，他南下北上，干过不少工作，被拘留、劳教和判刑，家人也只稍微听他说过片言只语。据媒体报道，杨新海第一次被劳教，是1988年在西安，期限两年；放出来刚一年，他又因扒窃在石家庄被劳教一年；1996年，他又因强奸未遂，在河南被判5年徒刑。杨新河到新郑的监狱去，叮嘱他好好改造，“他也应承下来，不过情绪有点冷”。这是哥俩最后一次见面。杨新海被押上法庭。图片来源网络之前，杨新海曾回乡几次，短暂居留。他曾买来卡拉OK系统，在家里唱歌，被杨俊官批评“聒噪的厉害，还死费电”。每当外人不在场时，杨俊官和几个儿女，都想跟杨新海叙叙旧，说说心里话。但杨新海已不是那个女娃一样腼腆的老三了。 “我们不敢问他的事情，问急了，他就发火，凶得很。”新河说，他只隐约听村民说，杨新海曾抱怨在外“没人抬举”他，处处受白眼，劳改场里受了很多罪，“刺激太大”。杨俊官和杨新河都没细问。为了妻儿，新河一如既往在外打工。杨俊官则继续在豫东平原上扒坷垃，“指望老天爷收成”。直到进入2003年，当地开始流传杀人狂的消息。正阳县警方曾一度公告市民夜晚不要外出。跨省专案组拉网排查，多年流荡在外的杨新海成为重点怀疑对象。几名警察上门，抽检杨俊官的血。他吓得几夜没睡着，隐约意识到“老三可能出事了”。 2003年11月中旬，在河北与天津交汇处一工地干活的杨新河，看到三弟连续几天成为《燕赵都市报》的头版人物，慌忙赶回了老家。此刻的正阳县，已是风声一片。各地记者，接踵而至。杨俊官想看看杨新海，被告知“当事人不想见家人”。当杨新海被押回河南漯河后，杨俊官找过去，还是没见到。关于儿子杀人的一切，杨俊官都是从记者那里打听到的。 2004年2月，杨俊官给杨新海准备了两套新衣服，送到了漯河。不到三天衣服退了回来，还有一纸通知，说已执行死刑，让去漯河收尸。漯河市政府大院内，有人递给杨俊官一个骨灰盒。一辈子对干部唯唯诺诺的杨俊官突然强硬，“为啥不让俺见尸首，咋知道这是谁的骨灰？” 他扭头便走。骨灰至今未领。隔绝的邻里回到杨陶庄后，杨俊官发现，邻居们说话好像在躲着自己。这样也好，他一辈子几乎不串门，对乡间的交际本就不重视。那些议论，像田野里的风一样吹来刮去，却没有进过杨俊官的家门。 “没人会跟我们提老三。”杨新河说，“除了记者”。杨新河发现父亲变得更“低调”，走路说话头埋得更低了，“像个罪人一样”。 “我本来就是罪人呀，生个那样的儿子。”杨俊官老泪纵横。在汝南埠镇，问“杨俊官”，很少有人认识，但如果问“那个杀人犯的父亲”，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会指向杨陶庄方向。杨俊官的家，在村里最大的一个死水坑的边上，他在砖瓦厂外捡了两年碎砖块，砌了这两间小屋。屋里蛛网密集，他搬来一张落满尘灰的椅子，一屁股坐上，望着门前树叶发呆。旁人不说话，他就那样一直坐着。夜里，病痛让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他说胸腔内阵阵剧痛袭来，“跟扯住肝肺一样”。辗转中，他想起往事，想起他爹和三儿，他就哭，哭的主题跟妻子一样，“命苦”。张小云也常哭，儿子被枪毙后，她连哭几个月，视力急剧下降。她并没找医生看。“一大把年纪了，眼看好也没啥用了。” 她和丈夫都没有梦见杨新海。其实她想再见见他，跟他说几句话，问问他为啥走到那一步。捡垃圾和看病这个被外界称为诞生了“杀人狂魔”的家庭，五年来活在自责和痛苦中，谨言慎行。虽自认“有罪”，杨俊官还没到羞于见人的地步。这两年，他开始在附近村庄捡废品。往往，村民们会把垃圾倒入粪坑。很少有人相信，杨俊官能在粪坑里捡来值钱东西。他还是一有空就捡。干不了农活，不捡，拿什么看病？靠儿子？儿子也有儿女呀。杨俊官说，一月下来能捡上百八十块，攒两三个月，能到县医院看一次病。不过，他通常舍不得去看。他一辈子信奉“老老实实干活，不偷不拿”的道理，对意外之财，最强烈的感觉是恐惧。曾有一个记者见他可怜，给他三百元，他追到村外，不还给人家誓不罢休。他不是不需要钱，他说，“我不知道他为啥给我钱，我怕呀！” 这是河南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正阳县的GDP在河南倒数前十。杨陶庄人均耕地1亩，年收入800元左右。青壮年大都打工去了，老弱病残幼，守着这片土地。病中的杨俊官并不怕死。他甚至会想到，“下辈子命会好点吧”。而杨新河对弟弟的事一直心存怀疑，“瘦得跟猴一样，咋能杀那么多人。”他请记者上网，把杨新海犯案的地点打印。“我哪天闲了，顺着这些地方走一趟，去看看具体咋回事。” 他的话马上招致杨俊官的不满，“那么大的案子，还会冤枉他了？”“人都枪毙几年了，你还是省点力气，省点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