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安省Oshawa警方日前表示，有两名男子近日连续盗走了公共设施箱内的电池，共价值5万元。这两名男子已被控罪。 警方表示，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警方发现这两名男子在社区中撬开公共设施箱，偷走里面的电池，然后再把电池当废铁卖。被盗的电池通常如汽车电池那么大，其中一个有手提公文包大小，这些电池是停电以后用来做备用电源的。 这两名男子现已落网，他们共偷窃了杜兰区内25个设施箱。两人均被控盗窃罪。

一名31岁男子10日在北约克袭击一名在车上的女子，在胁迫该女子下车后抢车离去。警方正在寻找该男子。 警方表示，10日早上，在Don Mills Road与Graydon Hall Drive附近，这名女子坐在车上，被该男子袭击。后来该男子要求该女子下车，并趁机抢走汽车逃离现场。现场有两名目击者上前帮助该女子，并拨打911点后报警。该女子受轻伤，在现场接受救治。 警方正在寻找这名来自多伦多的男子Donnohue Grant，当时他开着一辆2013年版黑色四门Honda Civic汽车离开现场，车牌号是BFMN047。 该男子身高5呎10吋，体重约210磅，有着黑色头发和棕色眼睛。有线索的民众可致电416-808-3300或416-222-8477报案。

全球流行的手机游戏Pokemon Go再度在加拿大惹上麻烦。近日，来自阿省卡尔加里一位女士以“侵犯隐私”为名，向Pokemon Go游戏创作商、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Niantic Inc公司提出集体诉讼，并已被当地法庭接受。 据本地英文媒体CBC报道，提起诉讼的是来卡尔加里周边一个村子托灵顿(Torrington)的居民谢弗女士(Barbra-Lyn Schaeffer)。该女士表示，她所居住的村子不足200人，本是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可是自今年7月22日Pokemon游戏上线后，小农庄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了，她家的后院不断出现拿着手机四处乱窜的陌生人，弄得大家不得安生。 谢弗女士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她询问了一位闯入者才知道，她家竟然被设成了“精灵道馆”(gym)。 按照Pokemon Go的游戏设定，玩家需要在野外“捕捉”各式各样野生宠物小精灵，训练他们，并在道场比试。 精灵补给站(Pokestops)与道馆是游戏开发商随机设定的，没有征求屋主同意，结果就造成了全球各地不断有玩家擅闯私人领地的事情发生，而谢弗女士正是受害人之一。 谢弗女士一开始试图同玩家沟通，发现根本不起作用，而且他们的行为变本加厉。她说，〝已经有玩家试图翻越我家的栅栏，从我们的窗户可以看到他们。这是我的家，这令人非常不安。〞就在上周，她甚至在后院上空发现了一架无人飞机。 连续的非法闯入，已给谢弗女士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她家的狗刚生下一窝小狗，不断地受到惊吓。狗经常狂吠，噪音违反了城市条例，主人随时可能吃到罚单。 两个星期前，谢弗女士同丈夫向游戏开发商，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Niantic Inc公司发了一封信，希望他们别再将他们家设成道馆了，可是对方根本不理财。 万般无奈之下，谢弗女士才发起了这场集体诉讼。 谢弗女士在诉状中说，游戏开发商Niantic Inc公司制造滋扰﹑鼓励他人私闯物业，谋取不当利益。她相信还有许多业主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并希望他们加入进来。 这桩集体诉讼案，并非追讨赔偿。谢弗女士表示，她没提索赔金额，只想耳根清静，仅此而已。

周四早上，多伦多市中心发生捅人案件，一名20多岁的男子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据悉，案件发生在凌晨2:50左右，地点位于King Street上一家LCBO的前面，受害男子背部被捅伤，被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抢救。 图片来源：CP24 警方目前还未掌握嫌犯的相关信息。

　　夏威夷岛官方发现一具人类遗骨，和一个属于15年前失踪女子的物品。这具人类遗骨上个月出现在Puna地区，而官方也在附近找到属于失踪女子Jessica Urbina的私人物品。 　　Jessica Urbina来自满地可，15年前岛上失踪，当时年龄为21岁，官方正在调查人类遗骨的身份，尽管暂时不清楚死者是否是Urbina，但已经重开她的档案。 　  

　　温哥华市警局昨日公布2015年度报告，显示去年的凶杀案比2014年暴增76.4%，企图谋杀案也上升19%。不过性侵案与卖淫案皆有下降，降幅分别为4%及23.7%。 　　温哥华市警局长帕尔默(Adam Palmer)昨日公布2015年的年度报告，其中暴力罪案与毒品案件数字，皆比2014年分别下降3.9%及13%。不过在财物罪案方面，去年比2014年略为上升1.6%。 　　其中在暴力罪案的类别中，2015年共发生16宗凶杀案，比起2014年的9宗暴增76.4%。企图谋杀的案件，也从2014年的15宗增加至18宗，上升幅度为19%。抢劫罪的方面，也有14%的增长。不过在性侵案件及袭击案件上，分别减少了4%及7%。 　　在财物罪案的类别中，包括入屋爆窃、偷车、汽车盗窃、偷窃、藏有失物、诈骗等罪案，去年全部出现增长，幅度介于1.3% 至6.5%之间。仅有纵火案和行为不检案件，比2014年略为减少。 　　另外温市去年共有20宗卖淫案，比起2014年的26宗，大幅下降23.7%。

　　卑诗公民自由协会（British Columbia Civil Liberties Association，简称BCCLA)称，温哥华警方承认曾经使用一种名为"魔鬼鱼"(Stingray)的收集手机资料仪器。对此，温哥华警方并未有证实或否认曾经使用过该种装备。 　　BCCLA续指，警方于9年前即2007年在调查一宗绑架案时，向皇家骑警借用该种装备，以找出遭绑架事主所使用手机的位置，从而救出事主及拘捕疑人。 　　BCCLA认为，即使警方已遵守相关规定，但是BCCLA仍然感到担心，因为警方没有储存使用该种装备的纪录。该仪器可以在特定范围内，接收所有手提电话的讯号。 　　此外，BCCLA担心，警方会利用该仪器作大规模监视行动，并收集清白人士的资料。 　　在特定范围接收讯号 　　BCCLA指出，该协会获取的纪录显示，该种仪器曾经在30次行动中使用过，向50个目标收集资讯。 　　在去年，枢轴法律协会(Pivot Legal Society)表示，相信温市警方也拥有目前至少在美国20几个州份使用的"魔鬼鱼"监听系统。 　　不过，当时警方称，警方不会证实也不会否认是否拥有"魔鬼鱼"监听仪器，因为警方须拥有一切合法和可用手段，调查严重和暴力犯罪活动。

尼亚加拉警方拘捕6名男女涉及儿童色情案件。（CBC画面） 　　安省尼亚加拉(Niagara)地区一名女子涉嫌用武器性侵犯两名亲生幼女、协助他人性侵犯女儿，还涉嫌制作儿童色情图物，女子面对36项控罪。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CBC News)引述警方报告，指其中一名受害者只有4岁。 　　尼亚加拉警方周三公布多项控罪，那是冰山行动(Project Iceberg)的一环。它调查儿童受虐及网上剥削儿童案件，拯救6名孩童。 　　在该案调查中，尼亚加拉警方控告5名男子。警方没有公开被告的姓名，它要保护受害人的身分。 　　一名38岁尼亚加拉男子在2015年11月受刀伤，探员展开调查，拘捕一名29岁男子，控告他严重袭击。 　　在调查期间，探员揭露更多案情，怀疑多名幼童受性侵犯。 　　受害6名儿童4岁到17岁，已移交儿童保护机构。 　　证据显示，一名33岁的女子牵涉最初的袭击案，她还面对企图谋杀控罪。 　　早前被控严重袭击的29岁男子，警方向他提出更严重的罪名，控告他企图谋杀。 　　警察没揭露什么情况引发刀伤案，只说案件即将审讯，需要保密。警方说，男子交保获释。 　　另外4名男子被控： 　　*27岁男子被控11项罪名，包括用武器性侵犯16岁以下女性、儿童色情图物，男子目前在押； 　　*38岁尼亚加拉男子被控9项罪名，包括性侵犯两名16岁以下女孩。他中刀受伤，已交保外释； 　　*35岁多伦多男子面对12项控罪，包括性侵犯16岁以下女子、儿童色情图片涉及两名受害人，他目前在押； 　　*34岁尼亚加拉男子面对8项控罪，包括性侵犯16岁以下女性、儿童色情图片，他也在押。

《每日邮报》8月8日报道，一位母亲和自己的儿子相爱了，这有违常理的恋情甚至会给他们带来牢狱之灾，但是他们表示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热恋”。 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母子36岁的Monica Mares和19岁的儿子Caleb Peterson如果在今年稍后的判决中被判处乱伦罪，那么他们需要入狱服刑最多18个月。 遗传性性吸引是指在近亲之间的性吸引，一般多发生在成年后第一次相见的兄妹间，甚至父母与子女间也会发生“遗传性性吸引”现象。图为母亲Monica Mares。 图为儿子Caleb Peterson。 Mares是九个孩子母亲，在16岁时生下了Peterson。但是在Peterson出生不久后就被其他人收养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法院发出限制令禁止两人接触之前。Mares说：“他是我生命中的爱人，我不能失去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分开。” 在美国50个大洲中，乱伦都被看做一种犯罪行为，但是每一个州的法律条款和处罚措施都不尽相同。 Mares表示如果要在Peterson和其他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她宁愿放弃去接触其他的小孩，也不愿意和Peterson分开。 在去年，法院发布了限制令要求这对母子恋人在最终判决决定之前不能有任何联系。   Mares在生下Peterson后并没有抚养他，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的圣诞节。当时，Mares在脸书上与Peterson联系后，那年的圣诞节就去了Peterson的养父家接他回家。 Mares说：“我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时候我太开心太兴奋了，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他的时候，我感到焦虑不安。” Mares表示在最开始见面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随后那种“疯狂的”感觉开始蔓延开来。 Mares表示因为自己没有抚养Peterson所以感觉和自己孩子完全不一样。 令人意外的是Peterson对于母亲的表白表示“我也爱上你了，但是我害怕让你知道。” Mares表示遇见Peterson是她过去19里发生最好的一件事，并且希望能和他共度余生。 Mares表示非常清楚自己冒着失去所有孩子并且蹲监狱的风险，但是她并不害怕。现在Mares最小的儿子甚至叫Peterson“爸爸”。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发生一起不同寻常的盗窃案，嫌犯瞄准了一列运送200箱损坏钞票的火车，他们在火车车厢顶上开了一个洞，偷走了5750万卢比（约571万人民币）现金。 印度警方并不确定盗贼究竟是从一开始就藏在车厢里还是在火车运行途中劫车行窃，盗窃事件直到火车到达终点才被发现。 这起火车盗窃案被印度媒体广泛报道，有些媒体将其称为“火车大劫案”。 印度警方认为大概有6到8人组成的一个团伙参与了此次案件，作案时间大约是周一晚到周二清晨之间，火车的行进总里程为350千米。 整列火车共运送了34亿卢比（约3.3亿人民币），有专门的安保人员在邻近的车厢负责守卫，结果还是发生了失窃案件。 这些钞票隶属于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蓄银行，本来是要运送到印度第四大城市金奈进行销毁。 到站后接站的工作人员打开车厢后才发现运钞的箱子被人破坏了，车厢的金属顶也被人划开了豁口。人们把剩下的钱钞搬出了列车。 印度警方称已经与列车安保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沟通，询问是否有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声响，并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民众纷纷对安保如此严密的火车发生劫案表示不解。

今天清晨5时许，随着一声巨响，一名男子从咸宁市咸安区文笔路一酒店楼顶跳下，当场身亡。在此之前，他曾在酒店里纵火烧伤一名保安，酒店多处被烧。 男子和保安什么关系？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事发现场了解情况。 只见酒店一楼被烧黑，一片狼藉，工人们正在进行清理，酒店门口处已被清理干净。工人们告诉记者，在清晨有人纵火所致。 目击者介绍，8日清晨4时，他看到酒店里有浓烟，随后民警消防赶来，将火扑灭。 据民警介绍，跳楼男子今年51岁，是咸安区汀泗桥镇人，其于2013年与妻子离婚后，前妻与该酒店内一保安同居，他不甘心经常来纠缠前妻，前妻只好到外地躲避。 该男子于8日凌晨找不到前妻，就带着一桶汽油和柴油的混合油，来到酒店，看到与前妻相好的保安，向其泼油并点燃。 所幸的是，这名保安值夜班穿着外套，他迅速急脱掉，只受了点皮外伤，但酒店大厅起了火。 报警后，民警、消防赶来灭火。因火势太大，男子无法从一楼离开，就逃向了酒店八楼。 民警将酒店包围，对出口进行调查时，该男子竟走上顶层跳楼身亡。 据目击者称，火扑灭后，大约在5时30分左右，他准备过早时，听到酒店外传出一声闷响，看到一名男子从楼上坠下，在地面弹起一米来高，随后身亡。 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刘大蔚和他的母亲胡国继。 原标题：仿真枪是枪吗？ “请用我买的枪枪毙我！如果我死了我就承认我有罪！”2015年4月30日，刘大蔚在法庭上喊得撕心裂肺。那一天，因为网购24支仿真枪，福建省泉州市中级法院以走私武器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法 官表示，刑法第151条规定，“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或者伪造的货币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走私武器是重罪，刘大蔚更是走私了多达20支枪支。本可判处死刑，法庭考虑到他的年龄才调整为无期徒刑，这个量刑是适当的。 判决书宣读完毕，刘大蔚的母亲胡国继哭喊着儿子的名字冲上前，却被法警拦了下来。 “大蔚是无辜的。”从那一天起，面对不同的媒体，胡国继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网购仿真枪闯大祸 2014年7月，十八岁零三个月、来自福建省泉州市的刘大蔚在晚餐桌上告诉父母，他想从一个台湾卖家手里网购24支仿真枪。父亲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网购，同样的玩具自家的超市和镇上的工厂里都有。 “台湾的质量要更好一些。”刘大蔚，这个从小就喜欢仿真枪的“军迷”回答说。 父亲又问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刘大蔚告诉他卖家低于20支不发货。 最终父亲让了步：“那就这一次。” 于是第二天，刘大蔚在母亲的陪同下向卖家转账枪支货款和代购服务费共计30540元。 为了帮助儿子申诉，刘大蔚的父母从老家四川来到福建打工，住在月租金200元的毛坯房里。图为刘大蔚的母亲胡国继。 中国青年报资料图 然而，快递员没有敲响他的家门，找到他的人是警察。 2014年9月29日，刘大蔚因涉嫌走私武器罪被石狮海关缉私分局逮捕。他被告知在他网购的24支“仿真枪”中，有20支被鉴定为真正的枪支。 有争议的鉴定标准 2008 年3月1日实施的《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第3.2条确立了“未造成人员伤亡的非制式枪支致伤力判据为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的标 准。2010年《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重申该条判据：“对不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按照《枪支致伤力的法庭科学鉴定判据》的规 定，当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枪口比动能”是指弹丸出膛后、在枪口附近位置时具有的动能与弹丸横截 面积的比值，单位为“焦耳/平方厘米”。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1.8焦耳/平方厘米是个模糊的数字，也没有任何权威部门对这个标准的致伤力进行过描述。刘大蔚的律师说：“隔着一张桌子，你坐在我对面，我抓起一把豆子扔到你脸上。这些豆子的能量就差不多是1.8焦耳/平方厘米。” 类似的枪支鉴定标准，在香港是7.077焦耳/平方厘米，在台湾则是20焦耳/平方厘米。律师介绍说，2008年以前，中国的非制式枪支鉴定标准还是16焦耳/平方厘米。2008年，这个标准下降了九倍。 枪 支管理法第46条这样定义“枪支”：本法所称枪支，是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 各种枪支。“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枪支标准，自1996年10月1日至今一直未变，被调整的只是非制式枪支认定标准，调低至原来的约九分之一。 在 2008年实施新标准之前，2001年8月17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三）对于不能发射制式（含军 用、民用）枪支子弹的非制式枪支，按下列标准鉴定：将枪口置于距厚度为25．4mm的干燥松木板1米处射击，弹头穿透该松木板时，即可认为足以致人死亡； 弹头或弹片卡在松木板上的，即可认为足以致人伤害。具有以上两种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枪支。”我国刑事科学专业人员的试验结果显示，当枪口比动能在10 焦耳/平方厘米以下时，较难嵌入干燥松树木板，只能在木板上形成一定深度的弹坑，枪口比动能在16焦耳/平方厘米时弹头具备嵌入干燥松树木板能力的能量界 限。 “大蔚在被逮捕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个标准。”胡国继说。 代表委员的呼吁 刘大蔚被逮捕的那一天，他的父母很早离开家去准备收割机。刘大蔚的父亲曾打电话回家把儿子叫醒让他来帮忙，后来就同他失去了联系，直到他们接到警方的电话。 “我和大蔚一起去银行转账，你可以在监控里看到。”胡国继一直强调这一点。“我们自家的超市也有这种玩具枪。每年过年时家里的孩子都是人手一个。”胡国继从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因为儿子“从小就玩的玩具”而失去他。 一审判决后，刘大蔚提出上诉。胡国继找到了一位曾帮助“仿真枪”小贩脱罪的律师。但在2014年8月25日，福建省高院二审驳回了刘大蔚的上诉，维持原判。胡国继离开福建，独自一人前往北京会见新律师——她需要更好的律师，能救她儿子的律师。 刘大蔚被捕时尚不足19岁。   胡国继找到的这位北京律师一直致力于提高中国的枪支鉴定标准，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枪支鉴定标准起码要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16焦耳/平方厘米。这位律师并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提高枪支鉴定标准的专业人士。 2016 年，在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建议审查修改仿真枪入刑标准。同时，全国人大代表蔡学恩也提交了一份有关修正枪支鉴定标准 的建议。两位代表委员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仿真枪变真枪”的问题，是因为近年来类似的案件频频见诸报端。蔡学恩表示，近年来，仅他所在的湖北地 区，仿真枪涉刑案件就增加了30%以上。朱征夫认为，因“违反科学认知和生活常理”的鉴定标准带来的案件增长必须停止。 “好的法律不应该置人于如此可怕的境地” “我这个案件没有受害者对象，不像其他案件有受害者，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刘大蔚在他手写的23页材料中写道。在这份写于漳州监狱的自述中，刘大蔚回忆了从接触卖家、购买仿真枪、转账到被逮捕的全部细节。他不断地强调，他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他只是“像淘宝正规购物一样，付完钱就等快递了”。 “我在公开网络上不可能买到真正的武器及枪支，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认为只有公安、警察、武装押运等国家机关，才能有武器及枪支！而且‘枪口比动能≥1.8焦耳/平方厘米’这种枪支认定标准普通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这不像杀人放火，普通人都知道是犯罪的。” “好的法律不应该置人于如此可怕的境地。”胡国继在微博上写道。在为儿子申诉奔走的过程中，她创建了自己的微博账号“假枪真罪最惨案”。在这个账号里胡国继记录每一次与刘大蔚的见面，转发每一条和仿真枪有关的微博，到每一个报道此事的媒体账号下留言。 通过网络，胡国继接触到很多因“仿真枪”获罪的人。这其中有卖玩具的小贩，收藏仿真枪的军迷，为儿子买仿真枪的父亲，甚至购买仿真枪的法官。这些人聚到一起，创建了他们的微信群。在胡国继的帮助下，我们能看到其中的一些留言。 “我卖了十把玩具枪，他们说其中三把是真枪。” “有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去玩野战游戏，我梦见我的妻子和孩子也跟我在一起。” “我明年打算出国留学，如果这个案子判下来，我就毁了。” “我明天要开庭了，我希望你们能来看。” “祝我好运，祝我们好运。” 申诉被受理 刘大蔚的希望终于来临了。2016年4月11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受理了刘大蔚的申诉。拿着法官和书记员的信息，胡国继在微博上表示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胡国继还在等待，等待案件审理的最终结果。其他因“仿真枪”获罪的人们还在等待，等待着属于他们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而与此同时，类似的案件也还在不断发生。 2016年7月19日，深圳罗湖海关查获8支仿真枪，经刑事技术鉴定，全部被认定为真枪，一名涉嫌走私枪支的港籍中年妇女被刑事立案。该妇女在过关面对海关查验时说，她包里“只是玩具”。 2016年7月29日，昆明的“军事发烧友”胡某因收藏从外省和国外网购的仿真枪被刑事拘留。胡某称，他收藏的军事用品价值40万元左右。 …… 新案件也带来了新希望。 2016 年1月26日，6年前广州市因出售20支仿真枪而被指控非法买卖、运输枪支的玩具小贩王国其，在经历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一审和二审，改判有期徒刑四年 的再审，以及后来的“法院准许越秀区检察院撤诉”后，终于得到了无罪认定。今年8月，王国其获得国家赔偿43万元。

多伦多警方表示，一名涉嫌持械抢劫和绑架的犯罪男子在假释期间违反假释条例，因此，他们正在寻找这名男子。 据悉，现年28岁的Tyrell Williams因持械抢劫和绑架被判入狱4年零9个月，还在服刑的他假释期间违反了假释条例，因此警方正在寻找该男子的行踪，并在加拿大范围内发布了通缉令。据警方描述，该男子身高6.3英尺，体重245磅，右臂上方有牛形纹身，经常在多伦多和约克区出现。 图片来源：CP24 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拨打报警电话416-808-5900或灭罪热线800-222-TIPS (8477)。

一名男子日前在多伦多Rosedale附近社区，爬上一栋民宅的二楼阳台，朝卧室内的一名女子暴露下体。警方正在寻找这名男子。 警方表示，2日晚7点左右，一名男子来到Yonge Street与Crescent Road十字路口的一处民宅，爬上二楼阳台，与该阳台连着的是一名35岁女子的卧室。 该女子表示，当时她看到这名男子就站在阳台盯着她，并作出不雅的举动。该女子朝该男子大叫，并拨打了911电话报警。 该名白人男子年纪约20岁出头，身高约5呎7吋至5呎8吋左右。案发时，他戴着一顶浅蓝白色相间的棒球帽，身穿深色长袖T恤、画布色彩的裤子和工装靴。 有线索者可致电416-808-5304或416-222-8477报案。

多伦多警方表示，周一他们取得了搜查令，并对市区三家大麻药店进行突击检查，从5月份到现在，他们已经突击检查了50家大麻药店。 据悉，三家大麻药店分别位于988 Pape Ave.、1898 Danforth Ave.以及912 Danforth Ave.，共有6人被警方拘捕，并没收了21.5磅大麻以及其它大麻制品，分别价值$97,871和$15,841.05。此外，其中位于1898 Danforth Ave.的大麻药店曾在5月26日被警方突击检查过一次，随后重开，但此次又被警方抓获。   图片来源：Metronews 多伦多市政人员表示，只有携带医药处方的病人才能到这些街边小药店购买医用大麻，并且这些药店需要经过加拿大卫生部的授权，否则这些药店出售的大麻都是非法的。

　　素里骑警代理局长福迪周一指出，预防及打击犯罪不能仅靠警方，社区及市民应扮演重要角色。目前有36个家庭响应警方呼吁，举报家人、亲友或与帮派及罪案有关，这是令人鼓舞的进展。 　　素里市长赫普纳(Linda Hepner，图)强调，涉及枪械的街头暴力罪犯如被法庭定罪，法官应给予重判。 　　素里增加警力后，今年至今仍发生逾50宗枪击案，但福迪指出，素里今年的治安情况好于去年。他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将暴力犯罪疑人驱赶到其他地区，而是通过深入调查制止及预防犯罪，这都有赖于社区的支持。” 　　福迪指出，警方呼吁帮派疑人的家人向警方举报起到效果，警方认为加入帮派的年轻人也有担忧他们安全的家人，能得到疑人家人的积极帮助，警方办案获益很大。 　　赫普纳感谢素里市民对警方打击犯罪的信任及耐心。她说：“有疑人被关进监狱，这对素里街头安全是重大进展。目前发生在街头的罪案不能被接受，当这些疑人在法庭出庭时，我希望法庭能充分认识到利用枪械在街头犯罪的严重性，对被定罪的罪犯应给予最严厉刑罚。”

　　多伦多市1名27岁男子上周涉嫌在湖滩区袭击他人，已经被多市警方拘控。 　　案件发生于上星期三凌晨1时半，地点在Kingswood路夹Bracken街。   　　警方称，当时受害人拉着一部小车离开他父母家，小车上装了各种物品。这时他遭受袭击，对方指控他爆窃。 　　警方指，受害人严重受伤，警察赶到现场时，受害人还无法完整地向警方陈述事情经过。 　　受害人称，他鼻子上有2处开裂，下巴也有多处裂开。此外，他被打掉牙齿。他的下巴至少需要经受一次收复手术。由于他供法为警方录取口供，他惟有将自己和他指控的打人者的相片上载至脸书（Facebook）上，希望认识施袭者的市民和警方联络。警方其后拘捕了疑犯Christopher Robichaud。

中国寄往卡城可制5千万剂芬太尼一汉被捕   加拿大边境服务处(CBSA)，截获由中国寄去亚省卡加利市的一公斤卡芬太尼（carfentanil），它比芬太尼（fentanyl）毒性强100倍，后来并拘捕一个24岁涉案卡加利男子。   据加通社报道，皇家骑警洋名艾伦的赖姓（Allan Lai）督察周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CBSA是在6月27日，于温哥华国际机场(YVR)国际邮件中心，截获一个由中国寄去亚省卡加利，报称打印机配件的邮包内，发现有一公斤白色粉末。经化验后，证实为可制造5千万剂芬太尼的卡芬太尼。   赖督察说：「这是非常危险和严重的，我们需防止这种毒品偷运入加拿大。」   比芬太尼毒性强100倍   卡芬太尼这种合成止痛药（synthetic opioid）比芬太尼毒性强100倍，用于大象和其他大型动物，但世界各地已出现将卡芬太尼混入海洛英贩售。皇家骑警表示，即使是少量这种毒品渗入加拿大街头，结果很难令人想像。   骑警和卡加利警方随后开始调查。目前24岁男子雷恩（Joshua Wrenn）已被控以非法进口及贩卖受管制物品罪名，将于10月19日在卡加利省级法庭提堂。   芬太尼在加拿大已造成数百人死亡，包括2014年以来，亚省的443人。卑诗省长简蕙芝(Christy Clark) 早前宣布成立专责小组，促请联邦政府加强堵芬太尼毒品流入本省。同时把吸食过量毒品问题，列为紧急公共卫生事故，今年迄今卑诗已有逾371人因吸食过量毒品丧生。      

无论是在狱外还是狱中，雷政富都是要当网红的节奏。 今天有媒体曝出，正在服刑的雷政富委托辩护人发表声明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已经提出申诉。 看到这一申诉，小伙伴都惊呆了。2015年11月11日，雷政富服刑的九龙监狱认为他能认罪悔罪，听管服教，劳动改造较好，有悔改表现，提出减刑一年的建议。 不是已经认真悔罪了么，这个时候又来申诉原判事实不清，这可不是悔罪，是反悔。 记者发现：这并不是雷政富第一次质疑原判。当时法庭判决时，控辩双方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辩论的焦点是：重庆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明某借给肖烨的人民币300万元是企业间借款还是受贿款、重庆市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印某给予雷政富的1万元美金是否属于受贿款、时任重庆某医院骨科主任的范某送雷政富妻子的10万元人民币是否归还、证据是否成立充分等问题。 按照雷政富一方的说法，这些钱都算不上违法所得。一审判决后，雷上诉过一次但被驳回。最终听完宣判时，雷显得情绪激动，站在被告席上要求发言。他的妻子聂玉荣则表示“以后在申诉和上访的路上，多了我们一家人。” 尽管对判决有情绪，但雷政富在九龙监狱“认真悔罪”了，直到李波的出现。 7月31日，四川合江县委原书记李波涉嫌受贿一案在泸州中院开庭审理。在庭审现场，李波举报称，证人罗某曾长期在重庆市从事建筑工程和房地产开发，2013年因涉雷政富案而接受调查，但重庆有关部门向罗某调查时，罗隐瞒了向雷政富行贿几套门面房的事实。李波还向法庭提供了线索，认为雷政富案涉嫌漏罪。公诉人在庭审中称，雷政富是否收受了这几套门面房，有待于下一步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 正是由于李波的举报，雷政富才委托辩护人发出了此次的声明，声明除了申诉原判事实不清外，主要就是回应漏罪举报。雷政富一方表态，他并不认识罗某，也不存在收受罗某财物的事实，且从无任何部门向雷政富调查其“涉嫌收受罗某门面房”的情况，请求有关部门对上述举报进行核查。 漏罪举报，这意味着什么？刑法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实行数罪并罚。 也就是说，如果雷政富的漏罪坐实，他减去的刑期不仅要“补”回去，说不定还要加刑。这事儿，搁到谁身上都不乐意。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否认漏罪，直接回击举报人不就得了。为什么时隔三年又来质疑原判么？ 根据我国《监狱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6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 不过，根据刑法关于“减刑”条件的表述，对原判提出申诉和减刑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判错了怎么办？从著名的陈满案来看，只能是撤销原审裁判，重新宣判。 也就是说，雷政富此次声明并不是仅仅纠结于刑期的长短，而是一直有一颗“还我清白”之心，这与宣判前的他“一脉相承”。 有法律界的小伙伴们指出，雷政富此举，可能来自他对现有事实的联想，比如，他认为此次李波举报的门面房不属于受贿，于是更加坚定地认为此前判决的受贿事实也属于同类情况，由此产生了心理波动既而“突然反悔”。 如果要说雷政富法律意识淡薄，对违法事实认识模糊，那么他的辩护人按说不会跟着闹这么一出。然而，声明发了，申诉也提交了。 雷政富的落马，缘于2012年被曝出的一段不雅视频。事件发酵后，雷在社会上的形象被塑造为“傻大愣粗”的坏官。然而，他真的“傻大愣粗”么？今日之声明，让人大开眼界。

据悉，周一晚上，多伦多Brookhaven附近发生枪案，一名男性身中数枪入院。 警方表示，枪案发生在晚上9:45左右，地点位于Trethewey Drive夹Martha Eaton Way附近，受伤男子年龄在20岁左右，一共中了三枪，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 图片来源：CP24 枪案现场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警方还在现场调查。

福戴（左）宣布警方已拘捕6名疑犯，右为其中4人。（冯�新摄） 　　素里骑警昨日宣布，警方针对近5个月内在素里市发生的连环枪击案，已于周末拘捕了6名疑犯，其中大多为20岁左右的印裔年轻人，还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士。素里市长对此进展表示肯定，但认为司法系统给予黑帮人士的惩罚不够严厉。 　　素里皇家骑警"一哥"福戴(Bill Fordy)昨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警方所拘捕的6人中，有一人未成年，另一人因为检控官尚未批准控罪，因此无法公布姓名。其余4人分别为18岁男子Baltej Singh Gill、18岁男子Himmat Singh Virk、18岁男子Randeep Singh Johal、24岁男子Manpreet Michael Johal，皆被控以多项枪械相关罪名。   　　其中Baltej Singh Gill早前曾被警方拘捕，并被控以4项枪械相关罪名，而未成年的疑犯先前同样也被警方控以4项枪械相关控罪。   　　福戴透露，他并不认为素里市目前正在"黑帮大混战"，因为涉及枪击案的都是低阶层毒贩，火并的原因只是为了抢地盘，并不涉及大型犯罪组织。他称黑帮招揽年轻人并不罕见，警方曾见过年仅15岁的黑帮表少年。 　　素里今年已发生50宗枪击案，自从今年3月以来，警方已拘捕30名相关疑犯，扣下15支枪。 　　福戴指出，目前已有36个家庭与警方联系寻求协助，这是一个进步。他称公众与警方的合作比去年更佳，现在这些黑帮相关人士的家人愿意出面，警方将更有信心防止更多罪案发生。 　　素里市长赫普纳(Linda Hepner)对警方拘捕疑犯表示肯定，认为警方在打击黑帮罪案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她称警方将会持续向黑帮分子施压，相信不久的未来还会公布更多好消息。 　　不过，赫普纳透露，她对目前的司法制度并不满意，称只要有人在市区开枪，就应该列为重大罪行并严惩，可是目前的司法制度并不能有效制止黑帮肆虐。 　　卑诗公民服务厅长维克(Amrik Virk)指出，他本人支持将这些黑帮人士关进监狱，因为这些关乎公众利益。但他称加拿大是法治社会，包括法官在内，皆需要遵守刑法，因此公众也需要尊重法律制度。

多伦多市一名被警方通缉的男子醉酒后，竟误当警车为「的士」，自动登上警车后，警员翻查资料，始得悉他是在逃通缉犯。但警方未有公布他所犯何事而被通缉。 前晚10时25分，一名警员在Liberty Village的Hanna Avenue上一间油站为警车入油时，一名33岁的醉酒的男子竟误以为警车是「的士」，并自动登上警车，结果被警员逮著。

联邦就业保险计划有一套新电脑系统，专门追查可疑诈欺事件、超额领取就业保险，果然找出更多个案。 但新系统抓到的大鱼，没有官员期待的那么多。 部门文件显示，在一般情况下，第二代系统查追出更多轻微超额付款，但查出需要覆检的个案却有大幅增加。 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Employ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得出那些结果，于是修改预估模型。它使用大约100个变数运算机率，计算可能超额领取就业保险金，不论是无意或蓄意诈骗。 加新社依据《资料索取法》(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取得一批文件，得悉上述情况。 政府官员现在期待重新调校的新系统捕捉更多大鱼，亦即大幅超额付款个案，集中部门资源，发挥更大的调查功用。 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发言人拉布里(Evelyne Wildgoose Labrie)说，最新预报模型除了减少付款失误，也能提高效率，查出高风险个案。 自2008年以来，电脑预估模型查出的超额领取就业保险福利个案，大约占半数的可能超付就业保险个案。 部门官员1月份汇报，指调查程序有如海底捞针，焦点锁定针的最可能位置。官员指出，预报系统不止估测何处、何时出错，也指出过去没有检出的个案，让官员构思新方法，遏制诈欺事件新趋势。 电脑系统在2014年显示，查出更多超额付款及款额个案。 官员在今年稍早时说，第二代系统表现不及预期的好。 新系统查出超额付款，在2015年5月到8月期间平均超额付款861元，2014年同期的款额是957元。但是，新系统查出更多个案。 政府官员本来预期，新一代模型可追到超额付款平均1,739元，早前模型是1,047元。

餐馆服务生给客人上错菜居然被逮捕?这在加拿大开了先例。 上星期三 (8月3日)，魁北克省舍尔布鲁克市 (Sherbrooke)的一名餐馆服务生被警方逮捕，受到刑事疏忽罪指控，原因是今年5月底，他给一名对海鲜严重过敏的客人上错了菜，误把客人要的鞑靼生牛肉上成了鞑靼生三文鱼，结果这名客人立即出现不适，但又把过敏急救的 EpiPen 自动注射器忘在了车里，之后客人被送往医院抢救，一度心脏停跳，昏迷了几天，差点丧命，对该服务生提出刑事起诉。 图片来源: Elaine Thompson/Associated Press 服务员被捕的消息一出，一片哗然，人们对到底谁有责任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人怪罪服务员，有人说食客应该自己小心。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 Haydn Watters 采访了几位相关的人士。 餐馆如何对待过敏食客 Hugo Correia/Reuters Terroni 是多伦多的一家餐馆，该餐馆针对食品过敏设有严格的规定：客人在打来电话预订座位时餐馆要问其是否过敏，客人在餐馆点菜时也要问其是否过敏。 如果客人称自己过敏，服务员就必须通报经理，由经理来审核客人点的菜品。 对于过敏的客人，送进厨房的订单打印出来是红色，而不是黑色的，而且，在烹饪的过程中，经理还要再次进行检查。 不过，Terroni 餐馆的老板科西莫·马莫利提 ( Cosimo Mammoliti )说，即使再用心，也会有出现错误的时候。 他说，如果客人有非常严重的过敏……我们会告诉客人，不能作出百分之百的保证，因为在准备食品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食品的交叉污染。 客人的责任 对于魁北克省的例子，马莫利提表示，他对这位22岁服务员被捕的消息感到震惊，他认为客人自己也同样有责任。 他说，如果我有能致命的过敏症，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会看着服务员，非常清楚地解释过敏的严重性，真正引起他/她的注意。 简·麦克唐纳(Jen McDonnell)是一位喜欢外出用餐的妇女，她对豆制品严重过敏，她认为保护自己是自己的责任。 她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我是自己选择要出去吃饭的，我总是随身携带自动注射器，以防出现意外。 麦克唐纳已经有过两次严重的过敏反应，一次是在一个亚洲餐厅，另一次是在多伦多的街头美食节上，当时尽管她都提前声明自己有过敏症，但食品吃下后，她的眼睛开始浮肿，喉咙堵塞，于是立即去了医院。 现在，简·麦克唐纳只去自己熟悉的餐馆。 她说，我对一点非常严格，我喜欢出去吃饭，把这个责任交给餐厅或服务员，不保险。 加拿大食品过敏协会 劳莉·哈拉达 (Laurie Harada )是加拿大食品过敏协会 (Food Allergy Canada)的执行主任，她认为餐馆需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 她说，餐馆必须确保服务员获得适当的培训，知道如何对待有过敏症的顾客，并应把食品过敏列为重要日程，就像确保卫生一样，也确保对食物的妥善处理。 她说，这涉及到餐馆、经理、厨房的员工，涉及到沟通和最后的决定，如果你的餐馆不能保证客人的要求，就不要答应。 针对消费者自己的角色，加拿大食品过敏协会也对过敏者有以下建议： 提前计划 审核餐馆网站上的菜单和有关过敏的规定 给餐馆打电话，向厨师或经理询问食材的细节，餐饮的准备程序 去餐馆避开用餐的高峰时间 在餐馆里： 明确告诉餐馆员工，包括服务生、厨师、经理，自己有过敏症 询问食材、佐料、食品的准备等 做好应急准备 (随身携带自动注射器等)。 Food Allergy Canada 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数据，加拿大有 7% ，即 250万人对不同的食物过敏，而且这个群体还在不断扩大。

两周前，曾被指控策划实施恐怖爆炸的两名BC省居民，被无罪释放。法官和辩护律师指责是皇家骑警导演了这出“恐怖袭击”的闹剧。这幕大戏，堪比一部好莱坞大片，其中的跌宕起伏，令人叹为观止。 弱势男女 成立加拿大基地组织 2013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皇家骑警宣布抓获了两名当天企图在维多利亚省府制造爆炸的恐怖分子。警方指控时年39岁的纳托尔(John Nuttall)和他的同居女友、28岁的卡罗迪(AmandaKarody)在维多利亚议会大厦前的草坪上安放了3个自制的高压锅炸弹。而之前的4月，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恐怖分子引爆了同样的高压锅炸弹，导致包括一名中国女留学生在内的3人死亡。消息一出，震惊了加拿大，BC省民的神经骤然绷紧。 在警方宣布抓获“恐怖分子”纳托尔和卡罗迪后，他们的房东沙曼太太(Shanti Thaman)对蜂拥而至的媒体表示自己相当震惊。这位在素里120th Street 9700路段有一栋独立屋的女士说，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房客竟然是恐怖分子。虽然纳托尔之前有过一系列的犯罪记录，而且还有吸毒的恶习，但是现在已经在利用替代疗法戒毒。 他们靠政府救济金生活，但在沙曼太太的眼中，纳托尔不但很礼貌，有时甚至有些胆小。他们几乎从不欠房租，有时手头紧，曾借过沙曼太太20元，后来也及时还上了。房东说纳托尔的外婆也曾经搬来与他们同住过大约2个月，他们的关系看上去非常融洽。 但是沙曼太太当时也承认，他们最初搬来的时候并不是穆斯林，而是在大约2年前才皈依的。卡罗迪开始穿穆斯林女性的传统服装，他们开始参加附近一所清真寺的活动。一位住在周围的邻居说曾经在晚上看见纳托尔在后院打手机，口里叫嚣着关于“圣战”的字眼，他甚至报过警，并且之后就不再接近他们。 后来在法庭上，BC检察官指控纳托尔和卡罗迪是“自我极端化”(Self-Radicalization)的恐怖分子。他们称自己是加拿大的基地组织，要通过实施恐怖袭击来推进他们的政治计划。(当时，伊斯兰国ISIS还未成气候)。但是，拥有如此宏大计划的恐怖分子，似乎与他们两个人的形象相距甚远。上月刚刚结束的BC高等法院的庭审中，主审法官布鲁斯(Catherine Bruce)却说出了更令人震惊的话。她认为，整个这起恐怖袭击，是由皇家骑警一手策划的。如果要判罪的话，皇家骑警才是整个事情的主脑。 散布极端言论 被情报机关盯上 事情的开端是2012年11月，纳托尔在YouTube上传了一段质疑北约在利比亚军事行动的视频。在视频中，他认为盟军对利比亚的打击是为了阻止当时最高领导人卡扎菲在非洲推行一种基于黄金的货币。与此同时，他还在一些YouTube视频下发表反犹太人和反以色列的言论。在某一段视频下，纳托尔甚至与视频发布者“约架”，要在素里某处地点决斗。 有消息认为正是这些举动引起了加拿大间谍机关——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CSIS)的关注，将其列为调查目标。然而这种说法因为CSIS在后来的庭审中以各种理由和手段拒绝和拖延提供相关证据而无法证实。但是在庭审结束公开的资料显示，早在纳托尔上传视频前，他就已经成为了皇家骑警关注的对象。 2012年11月2日，在皇家骑警高层警官与CSIS官员的一次会面中，素里皇家骑警就提到了纳托尔。不仅因为之前他的邻居曾经报警称他在打电话时叫嚣“圣战”口号，还因为一个叫邵德利(Chaudhry)的人也曾打电话报警，称纳托尔有极端言行。 邵德利在2012年10月17日打电话报警称，纳托尔说他枪击了一个犹太女孩。邵德利表示，纳托尔可能有精神疾病。他还向警方报告称纳托尔在2011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声称要去阿富汗参加圣战。他和纳托尔并不十分熟悉，但是经常在温哥华Granville和Smythe交界的一座清真寺碰到。 接到报警后，素里皇家骑警派警察上门询问纳托尔，他对警察表示自己是跟邵德利开玩笑，而且警察也确实没有收到枪击案的报警。警察之后又一次来到纳托尔的住处，当时他显然是喝醉了，但是他的言语却引发了警官的不安。纳托尔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邵德利要报警，还说真主会惩罚他的。当时上门的警官在记录中表示如果纳托尔不是精神有问题，那么他对圣战的信仰将对社会带来严重的风险。 在几个月之后与警察的一次会面中，邵德利还说纳托尔曾经因为表现出对暴力圣战的兴趣而被Broadway上的一所清真寺和素里的一所穆斯林学校驱逐，但这些说辞都无法得到明确的证实。 关于纳托尔的信息似乎受到了CSIS的关注，他们于2012年12月20日正式要求皇家骑警向他们提交有关纳托尔的部分材料。2013年1月24日，CSIS告诉皇家骑警，他们正在调查纳托尔。CSIS认为纳托尔是一个潜在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倾向于被恐怖组织招募，而且有实施暴力活动的能力。 CSIS的情报显然对皇家骑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013年1月31日，针对纳托尔的监视行动正式开始了。第二天，皇家骑警又收到了CSIS的情报，指出纳托尔最近购买了可疑物品，而且或许正在招募其他恐怖分子，对他进行监视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线索。然而，皇家骑警通过监视得到的结果却大大出乎意料。 多重监视 收获寥寥 对纳托尔的调查被称为“纪念品行动”(Project Souvenir)，法庭文件显示CSIS的情报是调查开始的重要原因。 对纳托尔的监视最初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这种监视后来扩展到他的同居女友卡罗迪身上。CSIS的情报指出纳托尔几乎没有朋友，异常封闭，但是监视的结果却与之有所出入。警察发现纳托尔与自己居住的社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和女友都不开车，步行到家附近的加油站买烟和咖啡，也经常买日常用品、酒和药。他们的活动范围一般都在4个街区之内。通过调查犯罪记录，警方发现纳托尔原来有药物滥用的问题，曾经吸毒成瘾，也流浪过。他的女友卡罗迪却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两人都穿着穆斯林的传统服装。 在监视刚开始的那个周末，纳托尔所居住的社区正好有人因为家庭纠纷而报警，皇家骑警利用这个借口敲开了他的家门，对他的住所进行了一番调查。除了有大麻的味道、几个空酒瓶和墙上挂着的带阿拉伯语的挂毯外，并没有其他的收获。 在纳托尔外婆史密斯夫人(Lorraine Smith)与他们同住时，纳托尔还会去药店为她买处方药。警察还扮做路人与外婆搭讪，了解到纳托尔和卡罗迪“几乎整天在家里玩电脑游戏”。警察也曾经故意拨错电话，跟纳托尔通话。一名警官在证词中表示纳托尔在接电话时非常友善。 经过近一个月的监视，警方对纳托尔和卡罗迪的行踪已经了如执掌，但是找不到任何显示他们有可能是恐怖分子或是正在密谋实施恐怖袭击的迹象。与此同时，对纳托尔购买危险品的调查也没有进展。 CSIS曾经告诉皇家骑警，纳托尔在1月31日在某药店购买了可以用于制造爆炸物的硝酸钾(potassium nitrate)。警方在调取了这家Pharmasave的监控录像后，并没有发现能证明纳托尔购买了硝酸钾的证据。后来一名警官在作证时承认，纳托尔购买原料制造爆炸物这件事，除了CSIS的情报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2月19日，警方又开始对纳托尔的电话记录进行监视。在一个月的时间中，两人与外界总共通话34次，与本案有关的电话几乎没有。3月19日，纳托尔外婆开通的固定电话因为其搬走而停止，而卡罗迪的手机也因为付不起费用而遭到停机。电话监控也无果而终。 卧底警察出动 恐怖袭击上路 在一个月的监控后，警方未发现任何纳托尔参与恐怖活动的证据，调查或许应该自此结束。然而，不死心的皇家骑警在3月1日又开始了更激进的另一轮行动，而这一轮行动也导致最后“恐怖袭击”的发生。 警方选派了一名警员扮做一名阿拉伯富商，开始直接接触纳托尔，试图通过这种“卧底”行动来掌握他的“犯罪证据”。这名“富商”于3月2日首先在一个便利店里与纳托尔不期而遇，然后表示自己非常富有，正在寻找自己的侄子。纳托尔表示可以帮忙，这名富商承诺将给予他现金奖励。在这第一次的见面中，纳托尔竟然就向这名卧底警察表示自己对“圣战”行为、暴力理念感兴趣，并且崇拜那些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他还说自己有一个象征性的政治计划但是无钱实施，这名卧底警员表示可以提供帮助。 到了3月20日，CSIS在一次与皇家骑警的会面中表示，他们认为纳托尔当天正准备非法购买武器。警方显然对这一情报非常重视，负责“纪念品行动”的警官开始从其他队伍中抽调警员，成立了一支专门监视纳托尔的队伍。 后来在庭审中披露，参加“纪念品行动”的皇家骑警最后超过240人，在半年多的监视和卧底活动中，仅加班费就花费超过90万元，整个行动的花费更加惊人。 警方于2013年4月25日在纳托尔的住所外设置了一个摄像头，以便24小时监视他。然而，负责的警官对法庭表示不记得这个监视措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犯罪证据。 关于警方3月1日之后采取的行动，法官在结案书中的意见非常负面。她认为在当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纳托尔在进行犯罪活动，警察后续的行动并没有什么理由。 在随后的行动中，扮做阿拉伯富商的卧底警官开始跟纳托尔和卡罗迪频繁接触，最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过程中，卧底警员不仅为他们买食物、咖啡，还提供金钱援助。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质疑，这两个人都是靠政府福利金生活的，没有警方的金钱援助，他们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最后制造炸弹的材料。并且，卧底警察曾表示只要能实施恐袭，他会负责“帮助寻找地点和工具，我们一起干。” 警方表示纳托尔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要制造恐怖爆炸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让加拿大停止参加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然而，在一次警方的会议中，却指出纳托尔可能有发育迟缓(developmental delay)的问题，因为他说话的语速很慢，对别人的话也要用比正常人长的时间才能理解。多个证据显示，纳托尔患有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é syndrome)。这是一种神经性病变，会导致虚弱和肌肉刺痛。而且，警方曾有人质疑他是否有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 比如，他甚至不知道加拿大国庆日究竟是哪一天，还曾在外地时说自己听见了家中猫的叫声。而且，纳托尔似乎很喜欢说大话，他曾经对邵德利和卧底警官都说过自己是一名电脑黑客，可以瘫痪政府网站，他的哥哥是一名加拿大军人，正在参与阿富汗的军事活动，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而这一点也成为后来辩护律师攻击皇家骑警的主要问题之一。 纳托尔虽然表示要搞恐怖袭击，但是他最初的想法十分幼稚。他曾经对卧底警官表示，自己要造火箭搞恐怖袭击。卧底警察在行动过程中，曾经带纳托尔和卡罗迪前往惠斯勒、基隆那和维多利亚等地，等待他们形成成熟的恐袭方案。纳托尔最初的目标包括温哥华岛上的加拿大军事设施、一艘核潜艇以及访加的美国航空母舰等，他还“计划”在维多利亚劫持一列火车，以人质要挟加拿大政府。然而，在过程中卧底警官向他指出，维多利亚并没有客运列车。一次，纳托尔对警官表示，需要搞到包括AK-47冲锋枪在内的多种武器，以便袭击加拿大的军事设施，但是警官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后来法庭辩论中，对卧底警官的角色控辩双方有很大的争议，辩方坚持认为该警官在这起“恐怖袭击”中扮演了超过本职工作的角色，从而使两名嫌疑人一步一步策划并最终实施了犯罪活动，而控方则坚称警官的活动是有严格剧本、符合法律规定的。 在否决了多个异想天开的恐袭方案后，卧底警察催促纳托尔和卡罗迪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过程中，还有别的警员扮做“恐怖分子”加入，辩方律师说这更增加了她的委托人的压力。最终纳托尔选择了使用自制高压锅炸弹。其想法来自之前发生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和一本纳托尔从网络上下载的基地组织宣传杂志《Inspire》，其中有详细的制作高压锅炸弹的方法。但是，纳托尔根本无力获得制造爆炸物的原料，卧底警官承诺他，会帮他搞到半公斤的C4炸药。 “恐袭”完成 束手就擒 纳托尔开始制造炸弹的时间是6月下旬，卧底警官开车带着他们二人前往不同的商店购买制造炸弹的必需材料。虽然之前警方曾经向纳托尔提供经济支援，但他们坚称他是用自己的钱购买了3个高压锅，警方不会花钱购买任何用于制造炸弹的材料，但是有证据显示，警方还是提供了炸弹导线等小的部件。在7月1日前几天，卧底警察为了让他们专心制作炸弹，甚至为他们租了位于温哥华南区的一间酒店的房间。他们在那里按照基地组织杂志上介绍的方法，做出了3个高压锅炸弹。期间，这位扮做阿拉伯富商的警官还介绍了他的“兄弟”、一名黎巴嫩人给纳托尔认识，并称这个人手中有C4炸药。 当然，这名“兄弟”也是皇家骑警假扮的。在接触过程中，纳托尔还有些犹豫，但是这名警察跟阿拉伯富商合演了一出戏，让纳托尔更加坚定了使用炸弹的决心。 纳托尔和女友在酒店里的所有行动都被警方事先安放的摄像设备全程录下，期间他们声称要实施恐怖袭击，杀死很多加拿大人。然而，在与卧底警察接触的整个过程中，纳托尔的想法前后并不一致，有时他认为不需要杀人，只要引爆炸弹造成影响就可以实现他们的目的;有时他又表示不希望杀死女人和儿童，而且只想杀死非穆斯林;但有时他又跟卡罗迪商讨如何让炸弹的威力变得更大、杀伤力更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直到加拿大日前两三天，这两名“恐怖分子”甚至还没有决定到底将炸弹安放在什么地方。之前的计划除了议会大厦，还包括一个脱衣舞俱乐部、一个同性恋酒吧等。纳托尔曾对卧底警察表示在议会大厦前实施爆炸有风险，但是该警官仍然诱导他在那里实施爆炸。纳托尔多次表示尽管炸弹已经制作完成，但是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法庭调查显示卧底警察希望袭击一定要在国庆日发生，而其中的原因更是可笑。法庭文件显示该名卧底警察安排在7月休假，所以袭击必须在国庆日发生。 计划中的“爆炸”发生前一天，卧底警察开车接上纳托尔和卡罗迪，坐渡轮来到温哥华岛，并在靠近维多利亚的一间旅馆住下。当然，所有的行动都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中，他们还驱车到维多利亚踩点，直到这时，纳托尔还在考虑其他的爆炸地点。经过来回的考虑，最终决定把爆炸物放在议会大厦前面草坪的花坛中。 警方在法庭作证时指出，当时3个高压锅炸弹已经过警方的处理，里面并没有C4炸药，也不会真的爆炸。纳托尔还跟卧底警察讨论了到底在什么时候引爆炸弹才能造成最大的伤害，以及留给自己充足的时间逃跑。警察许诺在设定定时器后，将带他们离开维多利亚，并安排他们乘飞机逃走，开始新生活。 最终，炸弹定时器被设定在7月1日上午10点和10点15分。纳托尔表示第一次爆炸后，将有大批警察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第二次的爆炸或许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7月1日凌晨5时许，在卧底警察的注视下，纳托尔完成了3枚炸弹的安放，随即离开维多利亚，在警方的安排下入住一间阿伯斯福德的旅馆。他们在旅馆中注视着电视新闻，却发现并没有爆炸发生。下午2时，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早已埋伏多时的皇家骑警将他们逮捕。 在随之长达数月的审判后，2015年6月，纳托尔和卡罗迪被判两项与恐怖袭击相关的罪名成立，但是法官并未公布刑期，因为辩方律师认为皇家骑警存在诱捕行为，又开始了长达1年的诉讼。审讯直到上月初结束，BC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骑警的诱捕行为属实，有滥用程序的问题，宣布释放纳托尔和卡罗迪，剧情出现大反转。 是否诱捕 控辩交锋 在庭审过程中，辩方女律师桑德福德(Marilyn Sandford)强调警方对纳托尔和卡罗迪施加了种种压力，卧底警察在行动过程中也充当了不当的“精神导师”的角色，从而最终将两人引向实施恐怖袭击的路途，是非法的诱捕行为(entrapment)。 辩方认为卧底警察给两名嫌疑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从而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辩方指出，他的委托人认为卧底警察是基地组织的一名高级成员，如果不最后实施恐袭，他们有可能被干掉。而且，在行动过程中，卧底警察曾经表现出对他们没有完善可行的攻击计划的不满，并曾斥责纳托尔。在法庭播放的录像中，纳托尔显得非常胆小，低头接受自称阿拉伯富豪的这位警察的训斥，并最终确定了用高压锅实施袭击的最后方案。 而且，在行动过程中，他们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关系。卧底警官表示事成之后，将给纳托尔和卡罗迪办假护照，并用私人飞机带他们离开加拿大，给他们收入不菲的工作，让他们重新做人。辩方律师在后来的陈词中也指出，警官的这些承诺反而有可能成为他们最终实施犯罪的驱动力。而且，辩方指出在过程中，他的委托人曾经认为这名警官才是真正的主脑，而自己只是听命而行。 检察官在庭审中称皇家骑警并未对纳托尔和卡罗迪施加压力，而且参与行动的警官在作证时也指出，在调查期间多次询问纳托尔是否要放弃恐袭行动，都被他拒绝。在前往维多利亚实施最后的计划前，警官在登上渡轮前也询问他是否要放弃，但也被其拒绝。 在提及警方的方法时，媒体均指出“纪念品行动”并不属于大众之前所熟悉的合法的“老大哥”(Mr. Big)方法。这个方法是在有充分依据显示嫌疑人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后，采用卧底等方法获得嫌犯口供。最受华人熟悉的是温哥华汤远熙弑母案中，警方派出卧底联络嫌犯，表示发现了他母亲的尸体，并可以收钱帮他处理掉，从而获取了汤的信任，成功掌握了其杀害母亲的详细情况。 曾著有《“老大哥”：加拿大的卧底调查实录》一书的作者Kouri Keenan表示，纳托尔案件显然不是这种方式。纳托尔的辩护律师反复强调警方开始调查时，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的委托人有实质性的犯罪行为。而最终的恐袭是在警方深度介入下达成的，没有“纪念品行动”，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次“恐怖袭击”。 法庭中多次提到对诱捕的法律解释。高等法院在1988年一起涉及贩毒的诱捕诉讼中指出，警方在办案中只能设置一个机会，观察某人是否会乘机犯罪，但是不能引诱、鼓动和以施压的方式促使某人尝试这个可能犯罪的机会。法庭认为在这些压力下，一般的加拿大人都可能做出犯罪活动。 维多利亚一名并未参与此案的刑事律师Michael Mulligan表示，从种种迹象看，该案件中有些地方是因为警察的介入并引诱才造成的，如果没有警察，可能该案就不能发生。早在审判前，温哥华的刑事律师、加拿大律师协会刑事分部主席Eric Gottardi也认为该案属于诱捕一说是“很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