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顾客因钩子受伤指责星巴克，案件在卑诗省进行 据dailyhive报道，一名顾客在卑诗省民事解决法庭听证会上提出5500元的索赔，原因是一根钩子造成的受伤事件。   根据法庭的裁决，该顾客声称，他在卑诗省的某家星巴克饮品下方的钩子上严重受伤。 这位顾客表示，伤势留下了永久性伤疤，并在索赔中请求因钩子事件造成的身体和精神痛苦的赔偿。星巴克由一名内部法律助理代表，否认钩子存在危险，甚至否认顾客受到严重伤害，并称他并不需要治疗。   在2022年7月7日，这位顾客访问了相关的星巴克店面。法庭裁决中并未具体说明咖啡馆的位置。 “他说当他试图站起来拿饮料时，腹部撞上了桌子下的钩子。他表示，自己留下了永久性伤疤，并遭受了身体和情感上的创伤，”法庭裁决中指出。 虽然顾客没有明确说明他的索赔依据，但法庭暗示他是在根据《占有人责任法》（Occupiers Liability Act，简称 OLA）提出索赔。OLA的第3(1)条规定，场所的占有人有责任确保在场的人员能够在合理安全的状态下活动。 星巴克提供了该钩子的照片，显示钩子本应是可见的。   法庭表示：“我认为，桌子下的钩子并不构成OLA所定义的不合理危险。” 星巴克表示，自顾客提出索赔以来，之前从未出现过与钩子相关的问题。法庭补充道，顾客“若在站起来取饮品时能稍加留意，本可以避免触碰到钩子。” 法庭还认定，顾客并没有实际证明自己在星巴克受伤。虽然他提交了一张显示腹部伤疤的照片，但法庭认为钩子并没有导致这种伤疤。   “他在星巴克可能受到的任何伤害都是轻微的。” 法庭驳回了对星巴克的索赔。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有一名与法庭案件中同名的人被新威斯敏斯特警方逮捕。 我们已联系星巴克以获取评论。    

凯-吉·亚当·罗于2025年5月30日出庭。(费莉西提·唐 摄)   在温哥华举行的菲律宾节日上发生的致命事件中，一名被控11项二级谋杀罪的男子于周三在温哥华省法院出庭，了解他是否具备接受审判的心理能力。 30岁的凯-基·亚当·罗（Kai-Ji Adam Lo）自4月26日节日当天以来一直被拘留，他在进入东区法庭的囚犯席时，惊愕地睁大双眼，法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座位被占满。 罗身穿长袖深蓝色运动衫和配套运动裤，头发凌乱，在第一次听证会的过程中，他在被告席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静静聆听证人作证。 想了解更多通讯内容？请浏览这里。 他面临11项谋杀指控，其中包括温哥华警方周二在此事件发生几周后新增的3项指控，以前的8项指控仍然有效。 罗是在节日现场被捕的，当时一辆黑色SUV在为期一天的菲律宾社区庆祝历史人物拉普-拉普日的活动结束后15分钟内冲入了人群。 此次事件造成11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五岁女孩及其父母，一名65岁老人，此外还有数十人受伤。 法官瑞吉·哈里斯在周三听证会开始时重申了一项发布禁令，禁止在这次为期两天的听证会期间透露任何证据或事实。 这包括罗的律师马克·斯瓦茨（Mark Swartz）和检察官米凯拉·唐纳利（Michaela Donnelly）的任何陈述。 这种发布禁令在预审听证会中是常见的，旨在保护审判过程，特别是当被告选择由陪审团和法官审理时。 哈里斯在罗先前的庭审中下令进行精神评估，以确定洛是否因心理疾病而可能被认定为无刑事责任。 为期两天的听证会的结果可以公开。 听证会仍在继续。 警方表示：“新增指控经过卑诗省检察厅的批准，此次批准是在审查了温哥华警察局凶杀案调查人员提交的证据后进行的。” 目前，嫌犯仍在拘留中。

加拿大的法律真的是太“伟大”了！近日，关于两起涉及印度新移民的性犯罪案件，因被告未被判入狱而在网上引发激烈争议，大批网友对其中的司法判决存在明显分歧。 图源：X/@MichelleRempel 这两起案件的共同点是：被告均被判有罪，但没有被判处牢狱之灾。 不同之处在于： 一起案件中，被告是加拿大永久居民，尽管案情有加重因素，仍被免除牢刑，以避免影响其担保亲属移民的资格； 另一名被告是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虽然也未被判监禁，但他的罪行仍可能导致他被遣返。   这两起案件激起了舆论的愤怒，许多人认为量刑与罪行严重程度不符。 案件一：Samarpreet Singh Samarpreet Singh是一名来自印度、持学生签证的Bell技术员。在一次上门服务过程中，他在受害人家中暴露下体长达约20分钟，并向她提出许多不当问题，例如称她“很漂亮”，问她是否有男朋友等。 最终，Singh被判处90天的居家监禁，并随后接受12个月的缓刑。 图源：Postmedia   受害人表示，这件事让她感到“被困住”，甚至因心理创伤不得不搬离原居住地。 Singh的辩护律师请求法院不要判处实际的监禁刑（包括居家监禁），理由是这会影响他的移民身份。 但主审法官Sean Gaudet拒绝了该请求，认为此案存在加重情节，因此不适宜给予“有条件免责”（即无犯罪记录的判决）。 他在判决中写道：“在我面前的案件中，鉴于其加重情节，我认为有条件免责不符合公共利益，也无法有效体现一般性威慑和谴责原则。免责将让罪犯规避刑事定罪的后果，而Singh先生的未来雇主理应知道他是在履行工作职责期间犯下该罪行的。本案需要处以拘禁性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判刑不超过六个月，Singh就仍有资格对可能产生的驱逐令提出上诉。 此案判决公布后，保守党政治人物Michelle Rempel Garner在社交平台X上发表评论，认为应将Singh驱逐出境，并批评法官“因移民身份而从轻判决”。 案件二：Akashkumar Khant 另一名男子Akashkumar Khant则是在皮尔区警方的一次网络诱捕行动中被抓。他试图雇佣一名15岁的少女卖淫，而这名“少女”其实是由警方冒充的。 Khant来自印度，目前为加拿大永久居民。他在庭审中表示，希望量刑不会影响他的身份，因为他希望能将妻子带到加拿大团聚。 法官Paul O’Marra在判决中指出：“刑事定罪将带来严重的附带后果，比如危及他的移民身份、延迟入籍、阻碍其担保妻子移民，这可能导致夫妻分离。相比于所犯罪行，这些后果显得过于严厉，也会削弱他的康复进展。” 最终，Khant被判处12个月的缓刑。 两案共同点与司法考量 两名男子都有较多的“减轻情节”： Singh是初犯，当时23岁，没有犯罪记录； Khant主动认罪，参加了心理咨询，也无前科，并拥有硕士学位。 法官认为，他们都有良好的康复前景。 不过，资深刑事辩护律师Michael Spratt表示，加拿大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已经多次明确指出，性犯罪判决应比以往更严厉。 他说：“最高法院最近强调，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或涉及信任与权力关系的性犯罪，以往的判决普遍偏轻。” Spratt同时指出，最高法院也认可法官在出于移民后果考虑时给予较低刑期的权力：“如果刑期超过六个月，就会触发不可上诉的驱逐令。最高法院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避免这种严重附带后果，判处较轻刑期是合适的。”

加拿大华人通过微信达成协议换汇超过1000多万人民币，一个说钱还了，另一个说没还，还钱的人自称将装有70万加元现金纸袋放在债权人家门口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法官不信，法官称涉及大额款项案中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协议只有微信交流，竟然没有书面文件来确认协议内容，令人难以理解。 图源：AI   法庭文件显示，烈治文山市华裔居民S先生申请法院对安省华裔居民C先生作出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判罚238.49万元，同时还要再处以30万元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法官虽然认为控辩双方的协议形同“儿戏”，但还是同意了S先生的追讨申请。 S称，在2020年初，C先生一位好友H找到S，询问是否能为C先生借贷一笔款项。在S同意后双方商定，由S向C和Z在中国银行帐户存入大笔人民币款项，之后C先生则需在加拿大支付等值的加元，存入S的CIBC银行帐户。双方通过微信确认交易流程，这一交换后来被法官认定为“一种互利的货币兑换安排”。 S先生于2020年4月10日、15日、16日、17日、21日、23日（两次）、26日、27日、5月3日、8日向陈先生的银行账户电汇，共计转入陈先生的中国银行账户人民币867.47万元。S先生于2020年5月5日、7日、8日、9日（两次）、12日向Z先生的银行账户存入资金，共计转入Z先生在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账户人民币325万元。S先生共计转入人民币1192.47万元。 按照2020年5月12日的汇率，这笔人民币约值235.8万加元。 C先生曾向S先生提供了银行支票，总额约为100万加元。双方均知晓，S先生将按支票上注明的日期存入这些支票。然而，当S先生准备存入第一张支票时，CIBC代表却告知他账户资金不足，无法兑现支票。 2020年5月24日，C先生告知S先生，他曾尝试向S先生进行12万元的银行转账，但未成功，并向其保证后续会进行进一步的银行转账。然而，S先生并未收到任何银行转账，也未收到任何替代还款。 S先生多次尝试联系C先生询问还款情况，但C先生并未回应。同时﹐S先生也没有Z的联系方式。因此始终无法找到对方，也未能将诉状送达。 图源：CTV C先生未能偿还S先生的债务后，以其位于列治文山的房产作为抵押，申请了巨额私人抵押贷款。随后，C先生于2021年4月5日以188.8万元的价格出售了该房产。根据法官下达的资产冻结令，出售所得净额209,138.69元已支付给法院。 法官认为，双方当初确实达成了一项货币兑换协议。C先生声称，他曾“亲手将装有70万加元现金的大纸袋放在S家的门口，其余款项则以现金方式偿还。还说这70万加元是他通过换汇从他人处换来的，一直放在自己的车内。并说自己车内最多时有100万加元现金。不过C先生虽声称已通过现金方式还款，却未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 法庭记录显示C先生的确曾向S先生支付一笔43万加元的现金，但S拒绝接受，坚持要求C先生以银行转帐的正规方式来还款，而C先生虽然口头答应，却始终未履行承诺。法庭考虑到C先生确实向S支付了一笔5万加元的款项，扣除该数额后，法官裁定S先生应获得230.8309万加元。 法官拒绝了S先生要求的30万加元的惩罚性补偿的要求。但是批准了他有权获得89586.26加元的法律费用。

多伦多烈治文山市居民S先生申请法院对安省华裔居民陈俊旭(音译：Junxu Chen)作出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判罚238万4940元，同时还要再处以30万元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 法官虽然认为控辩双方的协议形同“儿戏”，但还是同意了S先生的追讨申请。 S称，在2020年初，陈俊旭一位好友孙海伟(音译：Haiwei Sun)找到S，询问是否能为陈俊旭借贷一笔款项。 在S同意后双方商定，由S向陈某和孙志伟(音译：Zhiwei Sun，与先前的孙海伟不是同一人)在中国银行帐户存入大笔人民币款项，之后陈某则需在加拿大支付等值的加元，存入S的CIBC银行帐户。 双方通过微信确认交易流程，这一交换后来被法官认定为“一种互利的货币兑换安排”。 S如约向陈某的中国银行帐户汇款867万4700元人民币，向孙某的中国工商银行汇入325万元人民币，总额为1192万4700元人民币。按照2020年5月12日的汇率(1加元兑5.056460人民币)，这笔人民币约值235万8309.96加元。 陈某曾向S提供一张CIBC银行帐户的预付支票(Post-dated Cheque)，但当S要兑现时，CIBC银行的职员告知该帐户馀额不足。 虽然陈俊旭声称，曾向S的帐户转帐却未成功，但S却从未收到任何汇款或替代还款的通知。S也曾多次联系陈某追讨，但都被陈置之不理，陈俊旭还在微信中对S“大发雷霆”。 同时，S先生也没有孙志伟的联系方式。 至于此事牵涉的另一名男子孙志伟，因S始终无法找到对方，也未能将诉状(Statement of Claim)送达其本人。 原告未收款追讨无门只好兴讼 S通过正常追讨方式无法拿回钱后，只好向法院提出申诉。在2021年6月，已有安省法院法官查莫斯(Chalmers)同意原告的初步申请，首先冻结陈俊旭资产，包括他位于烈治文山(Richmond Hill)市的房产出售所得款项20万9138.69加元。 在发出禁令的同时，查莫斯法官认为原告有强有力的胜诉可能，与讼人在交叉盘问中声称，已于2025年5月底前全额付款，却未提供任何证据，而且被告还拖欠一项7500加元的费用。 就连陈俊旭的律师都不愿再为这个雇主打官司，早在2022年4月20日就申请撤出代理并获得法院批准。迄今，陈既未聘请新律师，也未提交自行出庭意向通知(notice of intention to act in person)。 S进一步要求法官对陈俊旭做出简易判决，勒令其支付上述近238万加元的欠款，而且还要罚款30万元。 安省高等法院的尼施卡瓦(Nishikawa)法官认为，双方当初确实达成了一项货币兑换协议。与讼人陈收到S的全额款项后，虽声称已通过现金方式还款，却未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而且他也无法说明他收到的这些资金的去向。 陈俊旭声称，他曾“亲手将装有70万加元现金的大纸袋放在S家的门口，其馀款项则以现金方式偿还。这70万加元是我通过换汇从他人处换来，并一直放在我的车内。我的车内最多时有100万加元现金。” 陈俊旭的确曾向S先生支付一笔43万加元的现金，但S却拒绝接受，坚持要求陈俊旭以银行转帐的正规方式来还款，而陈虽然口头答应，却始终未履行承诺。 没书面确认巨额转帐难理解 考虑到陈俊旭确实向S支付了一笔5万加元的款项，扣除该数额后，尼施卡瓦法官裁定S先生应获得230万8309加元。 至于S先生所要求的30万加元的惩罚性补偿，法官认为，“不能认定陈从一开始就意图欺诈S，也不能认定他是在诱骗S先生继续汇款。陈某曾尝试以43万加元现金还款，这与原告声称与讼人从未有还款意图的主张相悖。” “被告送来43万元现金，S却拒绝接收。双方都以极为随意的方式来处理巨额资金，缺乏起码的尽职调查。双方协议只有微信交流，竟然没有书面文件来确认协议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S就敢持续进行巨额资金转帐，令人难以理解。” 有鉴于此，法官最后裁定陈需偿还近231万元，利息另算，但无需再判惩罚性赔偿。此外原告还有权获得8万9586.26加元的堂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