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法律新闻，法律常识，加拿大法规，律师，法官 - 温哥华天空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用5:4的投票结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在长达103页的判决书中，少数的四位大法官表达了强烈的愤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用了29页篇幅，从司法与立法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婚姻与宗教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最高法院超越了司法的角色。罗伯茨持强硬的保守立场，如反对堕胎。不过，他在本案中的反对意见因为超越了个人好恶而显得同样强大。这也正是我们全文翻译并特别推荐的理由。约翰·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 2005年9月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17任首席大法官以下为全文翻译上诉方提出了许多基于社会政策和公平考量的论点。他们认为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一样，应该被允许通过婚姻来证明自己的爱和承诺。他们的立场有着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在过去的六年中，十一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构都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允许同性婚姻。但是最高院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同性婚姻是不是一个好想法与我们无关。根据宪法，法官有权力陈述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怎样。宪法的缔造者们授权法院行使判断，而不是蛮力或是意愿。虽然同性婚姻的政策论点也许很强大，但是同性婚姻的法律论点并不是。婚姻的基本权利并不包括强制一个州去改变婚姻的定义。而一个州决定保持自己的婚姻定义，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每种文化中都延续的婚姻定义，并不是非理性的。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宪法并没有提出一种婚姻的理论。一个州的人民可以修改婚姻的定义来包括同性伴侣，他们也有自由选择保持历史定义。但是今天，最高院做出了惊人之举：强制每个州允许并且承认同性婚姻。许多人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于那些相信法治，而不是人治的人来说，多数法官的决定是令人沮丧的。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通过民主的进程说服其他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五位法官终结了这些辩论，并且从宪法的角度，强制实行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他们把这个问题从人民手中偷了过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笼上了阴云，促使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剧烈社会变化。多数法官今天的决定代表着他们的意愿，而非法律判断。他们所宣布的权力在宪法和最高院的先例中都没有根据。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因此，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对于法官来说，我们很容易混淆自己的偏好和法律的要求。但是正如最高院时刻被提醒的一样，宪法的存在是为了有着完全不同想法的人的。因此，法院并不关注法律的智慧或是政策。多数法官今天忽视了司法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在人民还在激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从人民的手中剥夺了。他们的决定，不是基于宪法的中立原则，而是基于他们自己对于自由是什么和应当成为什么的理解。我必须反对他们的意见。请理解我的反对意见是什么：这不是有关我是不是认为婚姻应该包括同性伴侣。而是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制国家中，这个决定应当属于人民通过他们的民选代表，还是属于五个被授权根据法律解决法律纠纷的律师。宪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I. 上诉方和他们的amici（法院之友）的论点立足于婚姻权以及婚姻平等。毋庸置疑，在我们的先例中，宪法保护婚姻的权利并且要求各州平等行使婚姻法。本案中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构成了“婚姻”，或者更准确的说，谁决定什么构成了“婚姻”？多数法官基本无视了这些问题，把人类多年来对于婚姻的经验降格成了一两段的叙述。即便历史和先例并不能完全决定本案，我不能轻易的无视先例，而不对其表示更多的敬畏。 A. 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那样，婚姻已经跨文化存在了数百万年。在所有的数百万年中，在各文化中，婚姻只指代一种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正如最高院两年前阐释的那样，直到近些年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是婚姻这个定义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将婚姻普遍的定义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结合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实。婚姻的起源不是因为政治运动，发明发现，疾病，战争，宗教，或者任何历史上的时间，当然也不是因为远古时代有意隔绝同性恋的决定。婚姻起源于一个本质性的需求：保证一对父母在稳定的终生的稳定环境中抚养一个孩子。婚姻概念的前提如此基本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的阐述。人类必须繁衍才能生存。繁衍通过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发生。当性行为导致了孩子的诞生时，一般来说，父母健全的孩子的成长更好。因此，为了孩子以及社会的好处，导致繁衍的性行为只应该发生在忠诚于一段长期关系的男女之间。社会长久以来都将此关系称作婚姻。通过赋予婚姻一种受尊敬的地位，社会鼓励男女在婚姻之内，而非之外，发生性关系。正如一位杰出的学者说的那样，婚姻是一种社会安排的解决问题方式，解决了让人们愿意发生性行为，愿意有孩子，但是不愿意呆在一起照顾孩子的问题。这种对于婚姻的认识贯穿了美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接受“在美国建国时，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自愿契约。”早期的美国人很相信法律学者如Blackstone，他认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婚姻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他们也很相信哲学家如Locke，他认为婚姻是一个男女之间自愿进入的契约，基础在于生育，抚养和支持孩子。对于那些宪法缔约的人来说，婚姻和家庭的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结构，稳定，角色和价值被所有人接受。宪法完全没有提及婚姻，缔约者们而是完全授权州政府调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毋庸置疑，在建国时，每一个州——每一个州直到十年多前——都将婚姻的基础放在传统和生物学。本案中的四个州也是同样。他们的法律，在建国前后，都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甚至当州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婚姻的意思。婚姻的意义无需多言。当然，很多人试图定义婚姻。在第一本Webster美国字典中，Webster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的法律结合“，目的为“防止两性之间的滥交，促进家庭生活和谐，保证孩子的成长和教育。”19世纪一本婚姻法著作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存在的一种民事结合，目标基于性别之间的不同。”Black法律词典第一版将婚姻定义为“男女终生法律结合的民事状态。” 最高院的先例对于婚姻的描述也与其传统意义相符。早期的先例将婚姻称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终生结合”，这种结合构成了社会和家庭的基础。没有这种结合，也就不会有文明和进步。最高院后来将婚姻成为我们生存和存在的基础，这种理解暗含了繁衍的意义。正如多数法官意识到的，婚姻的一些方面在渐渐改变。包办婚姻慢慢的被基于浪漫之爱的婚姻所取代。州法律取消了coverture（已婚男女成为一个法律个体），而承认婚姻双方各自的地位。婚姻的种族限制被许多州废除并最后被最高院废止。多数法官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是表面上的变化，而是深入婚姻结构的内部。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核心结构：一男一女。如果在coverture废止前，你问任何一个大街上的人婚姻的定义，没有人会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有coverture的结合。”多数大法官也许正确的指出了“婚姻的历史是一个传承和改变皆有的历史”，但是婚姻的核心意义却从来没有改变。 B. 在最高院废除婚姻的种族限制之后不就，明尼苏达州的一对同性恋伴侣申请结婚证。他们认为宪法强制州允许同性婚姻，正如宪法强制州允许跨种族婚姻。明尼苏达最高法院在Baker案中驳回了他们的类比，联邦最高院也同样驳回了上诉。在Baker案之后的几十年中，更多的同性恋出柜，许多也表达了希望他们的关系被承认为婚姻的愿望。渐渐的，更多人开始将婚姻视为同性也可以获得的东西。最开始，这种对于婚姻的新看法处在少数派的地位。2003年，麻省最高法院认定麻省州宪法强制认同同性婚姻。许多州——包括本案中的四州——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采取了传统上对于婚姻的定义。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婚姻的民意快速变化着。2009年，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和华盛顿特区率先修改了婚姻定义，允许同性婚姻。2011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同样跟上。2012年，缅因州的选民们全民公投允许同性婚姻：而仅仅三年前，他们在全民公投中拒绝了同性婚姻。总共加起来，十一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关改变了他们对于婚姻的定义，囊括了同性伴侣。五个州的最高法院根据州宪法认定同性婚姻。其他州保持了对于婚姻的传统定义。上诉方提起诉讼，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各州接受并且承认同性婚姻。在一个审慎的意见中，联邦上诉法院承认了同性婚姻的民主“动量”，但是认定上诉方并没有从宪法上阐述为何拒绝同性婚姻违宪，也没有阐述为何应该将此决定从州选民的手中剥夺到法院手中。联邦上诉法院的决定是对于宪法正确的解读。我会确认此意见。 II. 上诉方首先认为本案四州的婚姻法违反了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美国政府首席法律（即司法部长）在口头辩论中清晰地辩驳了此论点，但是多数法官仍然几乎完全根据此条款做出了决定。多数法官在最高院的正当程序条款先例中找出了四个“原则和传统”支持同性婚姻的基本权利。但是事实上，多数法官的意见在原则和传统上都没有任何根据。他们所依据的所谓传统其实是无原则的传统：比如已经被驳回的最高院先例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刨去光鲜的外表，其实就是说正当程序条款给予了同性伴侣婚姻的基本权利，因为这对他们和对社会都好。如果我是一个立法者，我也许会根据社会政策来考虑此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法官，我认为多数法官的观点是不合宪的。 A. 上诉方的“基本权利”论点是宪法解释中最敏感的一种。上诉方并不认为州婚姻法违反了宪法列举的权利，比如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毕竟宪法中没有“伴侣和理解”或者“尊贵和尊严”条款。他们的论点是婚姻法违反了十四修正案的隐含权利，即自由不能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最高院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也有实体权利的组成部分：一些自由权利，不管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都是无法被州剥夺的。因为有些自由，如此深的植根于我们人民的传统和良知中，已经成为了基本的权利。这样基本的权利除非有极具说服力的原因不然不能被剥夺。允许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来选择哪些权利是“基本的”——然后根据此来废除州法律——造成明显的司法角色的困扰。我们的先例因此坚持法官应“极度审慎”的选择哪些是基本权利，以避免正当程序条款无形中变成最高院法官的政策倾向。正当程序条款是一剂狠药。最高院在痛苦的经验中，也学会了使用正当程序条款时所需要的克制。最高院第一次使用正当程序条款下的实体权利是在臭名昭著的Dred Scott案中。最高院废止了密苏里州的一条废奴的法律，认为此法律违反了奴隶主的隐含基本权利。最高院判案时，依赖于自己对于自由和财产的意识。最高院认定“如果法律，仅仅因为公民将此财产带到了某一个州，而剥夺他的财产，那么此法律与正当程序是不相符的。”在反对意见中，Curtis法官解释道：当固定的法律解读规则被抛弃，当个人的意见控制着宪法的意义时，“我们失去了宪法；我们的政府是人治的，被那些暂时有权利解释宪法的人统治着。” Dred Scott在南北战争的战场和第十三到十五修正案中被驳斥了，但是其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又重新出现了。在一系列20世纪初的案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Lochner，最高院驳回了一系列干预公民自由缔约权利的州法律。在Lochner中，最高院认定纽约州限制烘培店雇员每周最高工作时间的法律违宪，因为“在我们的判断中，这条法律作为一条卫生法律不必要也不恰当。” Lochner的反对法官们认为这条法律可以被视作对于烘培店雇员健康问题的恰当回应。多数法官的结论意味着我们的宪法必须接受一种特殊的美国大多数人都不接受的经济理论。正如Holmes大法官说的，“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施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社会统计学》。”宪法并不是体现某一种特别的经济理论的。宪法的目的是所有有着完全不同见解的人们。我们认为一些见解或自然或熟悉或新颖或震惊并不能让我们直接得出这种见解是否违宪的结论。在Lochner之后的几十年中，最高院认定接近200多条法律妨碍个人自由，因此违宪。通常这些案中的反对法官都在重申“违宪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认为法律是否符合公众利益。”Lochner及其之后的案例，让法官将自己的政策偏向上升到了宪法保护自由的地位上。我们不得不把法院看作是一个立法机关。终于，最高院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发誓不再犯错。我们后来解释道：“我们已经长久抛弃了这样的见解：即正当程序条款允许法院因立法机关的决定不明智而认定法律违宪。我们已经回到了原始的宪法理论，即法院不应越俎代庖，用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信念来代替立法机关的观念。”我们同样说道“我们并不是一个超级立法机关，我们也不应考量立法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规则是：法院并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法律不明智，或者不符合某种特别的理论，而认定此法律违宪。驳斥Lochner当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隐含基本权利理论，而最高院也没有这么做。但是为了防止Lochner这样的将个人偏好变为宪法要求的错误，最高院现代的实体正当程序理论强调了“司法自我克制”的重要性。我们的先例要求隐含基本权利必须是“客观并且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并且“隐含于有规则的自由概念下，以至于如果这些权利被牺牲，那么自由和正义都不复存在。” 最高院在Glucksberg案中最清晰的指出了在认定隐含基本权利中，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许多其他案例也采取了同样的标准。对于历史和传统的依赖迫使我们不止局限于被挑战的法律。因为在此领域中标准存在之少，植根于历史的方法逼迫法院更加克制。突然剧烈的增加一个权利会使得此权利脱离自己的根系。在这个寻找隐含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唯一能够保证克制的方法便是“不断的坚持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社会基本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于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敬畏。” B. 多数法官完全没有意识到上述的背景。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于实体性正当程序条款的侵略性的使用和我们数几十年的先例脱节，并且让最高院回到了Lochner时代没有原则的判决。 1. 多数法官的主题是：婚姻是令人向往的，上诉方向往婚姻。多数法官的意见描述了婚姻的极度重要性，并且强调上诉方并没有想要对此制度表示不敬。这些毋庸置疑。的确，上诉方以及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们的对于婚姻的向往正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转念支持同性婚姻。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上诉方向往之真诚无关。当多数法官触及法律的时候，他们通常依赖讨论婚姻的基本权利的判例。但是这些判例并没有说任何想要结婚的人都有结婚的宪法规定的权利。而是要求州，在对于婚姻传统理解的制约下，解释对婚姻设置的壁垒。在Loving案中，最高院认定种族限制违宪。在Zablocki中，债务限制违宪。在Turner中，对囚犯的限制违宪。先例中没有一个涉及到婚姻的核心定义：一男一女的结合。Zablocki和Turner中被挑战的法律并没有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其中两方都未入狱。”Loving中被挑战的法律也没有将婚姻定义为“同种族中一男一女的结合。”去除婚姻的种族限制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意义，正如去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没有改变学校的意义一样。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一样，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上述判例中，隐含了一男一女的关系。一言以蔽之，上述判例代表的是一个重要但具有局限性的结论：对于传统定义下婚姻的某些限制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判例并没有提及一种强迫州修改婚姻定义的权利，而这正是上诉方在本案中所需要的。上诉方和多数法官都没有列举一个判例支持此中宪法权利。这样的判例不存在，而这已经足够驳回他们的上诉。 2. 多数法官认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判例”涉及结婚的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他们似乎指的是基本隐私权利。在基本隐私权利的第一个判例中，最高院认定禁止使用避孕药的刑法违宪。最高院强调此禁令侵入个人隐私，使得警方可以搜查夫妇的神圣居所。最高院认为这样的法律违反了隐私最基本的含义：独处的权利。最高院在2003年的Lawrence案中同样运用隐私权利认定德克萨斯州的鸡奸禁令违宪。Lawrence案中，最高院认为针对鸡奸的刑法，正如针对避孕药的刑法一样，侵入个人隐私，进入到了最私人的人类行为，性行为，在最私人的地点，家中。 Lawrence和其他隐私权的一系列判例都并不支持上诉方所说的。和禁止避孕药和鸡奸的刑法不一样，这里的婚姻法并不涉及政府侵入私人空间。婚姻法没有创造任何的罪名，也没有施加任何的惩罚。同性伴侣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一起，进行亲密行为，并且建立家庭。没有任何人因为现行的婚姻法而必须孤独终生。同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妨碍独处的权利。因此，隐私权的判例并不支持多数法官的意见，因为上诉方并不寻求隐私。相反，他们寻求的是对他们关系的公众承认，以及相应的政府福利。我们的判例一贯拒绝诉讼方打着宪法自由的幌子，向州政府要求福利。因此，虽然隐私权判例的确保护了同性伴侣之间的亲密行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正面的权利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婚姻，或者要求我们认定传统婚姻法违宪。 3. 也许意识到了先例对于他们论点的有限支持，多数法官放弃了最高院在Glucksberg中规定的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态度。多数法官今天的意见事实上逼迫我们驳斥Glucksberg，最高院最重要的实体正当程序的判例。只有一个判例支持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开始提及上诉方“定义和表达他们的身份“的权利。多数法官后来解释道：“婚姻的个人选择权利隐含于个人自由独立的概念中。”这种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解让我们回想起了Lochner中的“每个人个体自由的基本权利。” 公平的来说，多数法官并没有说个体自由是完全无限度的。他们所设的边界是和他们所谓的“理性考量”一致的，来源于他们对于“不公正的内涵”的“最新见解。”事实上，今天的决定完全基于多数法官自己对于同性婚姻支持的信念，认为“否认他们的权利会让他们作为一个人感到缺失。”不管这个论调在伦理学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在宪法上来看，它的基础和Lochner中裸露的政策偏好毫无两样。多数法官意识到了今天的判例并不是第一次最高院被要求审慎的来决定一个基本权利。我们同意。最高院在Lochner溃败之后就意识到了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的重要性。今天，多数法官再次忘记了这点，将Lochner时代的巨大错误又重新犯了一遍。今天多数法官的意见很快产生的问题就是，州是不是可以保持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结合的定义。虽然多数法官随机的把“二”这个数词家了进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二”这个婚姻的核心定义可以被保持，而“男女”的核心定义却不能。从历史和传统的角度来看，从异性变成同性的跨越比从两个人变成许多人的跨越更大，毕竟后者在世界许多文化都存在。如果多数法官愿意做比较大的跨越，很难看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小的那个跨越。我们会很震惊的发现，多数法官的大多数论断同样可以用在群婚上。如果“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结婚在一起的结合有着同样的尊严，”为什么三个人的就没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侣有宪法赋予的结婚权利因为他们的孩子会少一些意识到自己家庭缺失的折磨，同样的推断难道不适用于三个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么？如果没有结婚的机会是对于同性恋伴侣的不尊重，那为什么这样的剥夺机会对于群婚家庭就不是不尊重呢？我并没有想要在所有角度上等同同性婚姻和群婚。也许会有些区别使得两者变得不同。但是如果有的话，上诉方并没有指出这些不同。在口头辩论中，被问到群婚的时候，上诉方说因为州“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正是我想说的：本案中的州同样也没有同性婚姻的制度。 4. 最后，多数法官提供了也许是判决中最清晰的见解。多数法官认为同性婚姻不会“对他们自己或者是对外界产生任何的伤害。”这个论点和Lochner再一次惊人相似。在Lochner时代和现在，伤害原则在哲学中比在法律中更多出现。在道德哲学中，将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放在社会法律制约之上是否吸引人值得争论。仅仅因为一个法官相信伤害原则就将此原则，打着“正当程序”的幌子，赋予特殊的道德、哲学或者社会意义是不足够的。在本案的问题上，的确有一种正当程序——民主程序。因此，法院必须跟随法律，而并不是某种社会理论。正如Friendly法官，跟随Holmes大法官在Lochner中说的那样，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行Mill的《论自由》正如它没有实行Spencer的《社会统计学》。它也当然没有实行一种对于婚姻的观念。多数法官对于正当程序的理解给最高院的未来铺上了一层难熬的远景：如果一个经历了所有人类可记载历史的社会制度都不能阻挡司法政策制定，那什么可以？但是多数法官的方法对于法治同样危险。坚持所有隐含基本权利都必须植根于历史和传统的目的在于保证当未经民选的法官废除代表人民意愿的法律时，他们基于一些超越了他们自己想法的东西。最高院今天不仅忽视了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和传统，还积极的诋毁它，只愿生存在当下的世界中。我同意多数法官的观点，不公正的本质在于我们在当下不一定能看出来。正如上诉方所说的：时代可能看不清真相。但是如果看不清历史，这就是自负且不明智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都不曾过去。” III. 在正当程序论点外，上诉方还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州承认同性婚姻。多数法官并没有认真对待此论点。他们对此的讨论，说实话，很难看懂。中心论点似乎是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因此一个条款的先例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另一个条款。除此之外，判决中没有任何接近最高院同样判决平等保护条款的案例中的分析。法学院的案例汇编中都明确的写着“现代最高院平等保护条款的分析基于手段—目标分析：法官询问政府的区分性标准是否与其所追求目的足够相连。”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写道：“正当程序条款下的权利和平等保护下的权利也许基于不同的理念，并不永远相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们都是相同的。在特定情况下，一个条款的解读可以认为更精确的阐释了另一个条款的解读。” 多数法官接下来草率的做出结论，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同样支持他们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官甚至没有写哪怕一句话，平等保护条款到底是不是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理由。但是不管怎样，本案中的婚姻法并没有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因为区分异性和同性伴侣与州“保持传统婚姻架构”的合理政府利益有相关性。我们同时需要意识到上诉方挑战的是哪些法律条款。虽然他们讨论了一些与婚姻相关的附带法律权利，比如探视权，但是上诉方诉讼的核心是总体对于婚姻的定义，而非那些特定的条款。依我来看，如果上诉方挑战的是一些附带法律权利，那么平等保护的分析可能有所不同。当然如果挑战的只是那些权利，我们也就不需要处理同性婚姻的问题了。 IV. 最高院的合法性最终建立于人们对于它判断的尊重。这种尊重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以及事实——最高院在根据宪法和法律给出判决时谦虚而克制。多数法官今天所预想的最高院的角色，和谦虚而克制正好相反。不断的，多数法官赞美司法机关在带来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多数法官的心目中，是法院，而不是人民，应该创造“新的自由”，应该提供社会问题上的话语体系，应该保证中立的讨论，而非鄙夷的评论。最体现多数法官令人震惊的司法霸权的便是他们对于同性婚姻公众讨论的描述以及不屑。的确，多数法官承认在一边是数千年的不同文化的人类历史。但是在另一边，有着许多的诉讼，许多深入的地区法院判决，无数的研究、报告、书籍和学术论文，以及超过100份法院之友。为何我们要让此民主进程继续下去？现在就是凭借五个律师“更好的理解”，让最高院来决定婚姻的意义的时候了？建国的人们一定会看到多数法官对于最高院角色的认识感到吃惊。毕竟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为了自治的权利而奋勇斗争。他们从来都不会想到将此社会政策的决定权让渡给未经选举的法官。他们也不会对一个赋予法官基于讨论驳回立法机关政策决定的制度感到满意。“宪法并没有将立法或是行政机关放在一个电视答题节目参赛选手的位置上，如果时间到了他们还没答题，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去抢答。”正如去年多数法官在Schuette案中阐述的“假定选民们不能理智的做出选择是一种对于民主过程的践踏。” 最高院权力的累积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有代价的。多数法官很清楚这一点。在这里以及在很多地方，人们都在进行严肃和深入的关于同性婚姻的公共讨论。他们看到选民们仔细的思考同性婚姻议题，投同意或反对票，有时候改换主意。他们看到政治家们同样不断的去思考自己的立场，有时改换方向，有时坚持己见。他们看到政府和企业修改自己有关同性伴侣的政策，并且积极参与讨论中。他们看到了其他国家民主接受剧烈的社会变动，或者拒绝这么多。这样的民主思辨的过程让人们仔细思考一些他们之前都不会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当我们通过民主手段做出决定时，有些人当然会对于结果感到失望。但是那些失败的人们至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发声权利，并且因此，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甘愿接受这样的失败。同时，他们可以准备再次提出此问题，希望说服足够多的人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政府系统的工作方式。” 但是今天的最高院停止了这一切。通过宪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此问题从民主决策中完全剥夺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终结民主进程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终结辩论会带来闭塞的思想。被阻碍发声的人们更加难以接受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判决。正如Ginsburg大法官曾经观察到的：政治进程在移动着，也许并不足够快，但是立法机关正在倾听并且改变着。拙劣的司法干预只会带来，而不是解决，纠纷。的确，不管今天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多么的欢欣鼓舞，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的东西：一个真正获得承认的机会，这种承认只能来自于说服其他公民他们的提倡的争议性。正当改变的清风轻抚过他们的发髻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切。在创造权利这件事情上，联邦法院一贯很笨拙。联邦法院的宪法权力仅限于解决具体的纠纷；他们不像立法机关一样可以解决人们的各种隐忧以及预判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今天的判决，就提出了许多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许多正派好人从宗教的角度反对同性婚姻，而他们的宗教自由的权利——和多数法官想象出来的婚姻权利不一样——是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的。对于宗教信仰的尊重驱使在每一个民主实行同性婚姻的州的选民和立法机关都同时实行了对于宗教活动的特殊照顾。但是多数法官今天的同性婚姻的判罚却没有任何此类的特殊照顾。多数法官暗示道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继续鼓吹并且教授他们的婚姻观。但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却是人们“行使”宗教的自由。不幸的是，“行使”并不是多数法官用的词。当行使宗教的自由和新创造的同性婚姻的权利冲突时，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比如，当一个教会学校只向异性结婚双方提供住宿，或者当一个宗教收容机构拒绝同性伴侣收养小孩时。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在最高院面前。不幸的是，有信仰的人很难从今天多数法官的判决中得到任何安慰。也许今天判决最令人沮丧的一点便是多数法官对于辩论对方的攻击。多数法官虚伪地说道他们不会贬低那些因为良知不接受同性婚姻的人。但是紧接着另一句，他们便说传统婚姻定义的必然后果便是贬低同性伴侣。这样的不一发生了很多次。根据多数法官的意见，那些只不过是信仰我们全部的历史中对于婚姻的定义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数千万投票支持传统定义的美国人们——他们贬低，鄙视，并且给他们的同性恋邻居们带了尊严上的伤害。这样的攻击会在社会，在法庭上都产生严重的后果。多数法官即便可以认定宪法保护同性婚姻的权利，也不应该把每一个不持有多数法官的“更好的理解”的人归结为顽固派。在所有这些面前，我们可以构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最高院的职责。这个构想更加的谦逊和克制。这个构想怀疑法官的法律能力同样代表着他们的道德和哲学能力。这个构想意识到法官是非民选的，因此他们的合法性依托于他们自我的限制。这个构想更加符合历史的经验，以及大法官们越界给最高院和国家带来的问题。这个构想并不自负，不会认为一个全世界各地的人数千年所认定的一个社会制度，只在一朝一夕，就会被现在这一代，就会被最高院，瓦解。 * * * 如果你是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向，请庆祝今天的判决。庆祝你们终于达成了一个渴望已久的目标。庆祝你们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庆祝你们所获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我持异议。

侦查阶段，桥西检察院让白晚生家属退25万，这成为检方指控白晚生“积极退赃”的证据。被拘留4个月后，白晚生终于见到了律师李林平。李林平刚一落座，这位石家庄新乐市前公安局副局长已经泣不成声。白晚生称自己遭刑讯逼供，初春时节，让他脱了衣服、鞋站在冰冷的地板上，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还往地上撒冷水。“诱使”他说受贿金额，说的不对，一耳光就过去了。案件侦办期间，除了石家庄桥西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白晚生见过一次中级检察院的，他们在批捕前进行证据审核。白晚生以为自己有了翻供的机会，在他翻供后，等来了桥西检察院办案人员的威胁，“让杀人的、鸡奸的、贩毒的犯人折磨你”“用湿毛巾往你肛门里塞”。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晚生供认自己在十年前的一桩杀人案侦办中徇私枉法以及收受25万贿赂。对于白晚生所称的刑讯逼供，律师向法院申请缺失的录音录像，但法院并未支持提供。对于白晚生当庭翻供，律师申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法院也并未支持。今年1月，白晚生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被告当庭翻供一审判了13年身着看守所橙色马甲的白晚生站在被告席，失去自由8个多月后，儿子白云亮首次见到头发已花白的父亲。白晚生因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被石家庄桥西检察院起诉。2014年11月21日，一审开庭公开审理。案件源起一个青年的死亡。2004年12月1日晚，河北省新乐市东曹村的默军宏与默平锁酒后发生争吵，默军宏持刀扎伤默平锁，后者经抢救无效死亡。默军宏在询问笔录里这样描述当时“扎人”的：“他就站起来，站起来后没有站稳，往前一弯腰，他的左胸脯就顶到了我的刀子上。我就紧一缩手。这时平锁就说‘扎住了’。”此前，默军宏一直称自己在院内冲地，默平锁的死跟自己无关。白晚生请来的石家庄市公安局警察万翠山等人的突审结果是：“默军宏承认是他把默平锁扎了。” 2005年6月30日，新乐市人民法院一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了默军宏7个月。白晚生时任新乐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工作。公诉机关桥西检察院指控白晚生，在默军宏一案的侦查过程中，默军宏的哥哥墨建平（编者注：大学报名前，墨建平的语文老师将其姓改成“墨”，后一直沿用）向其行贿20万元人民币，后又通过时任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陈仁杰向白晚生行贿现金5万元人民币，陈仁杰是墨建平的妹夫。桥西检察院认为白晚生收受了25万并允诺在办案中照顾默军宏。桥西检察院指控称，2004年12月7日，白晚生在明知默军宏已经向石家庄市公安局的万翠山等三名突审民警供认估计持刀扎伤默平锁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授意刑警大队大队长杨瑞勇在记笔录时“往轻了记”，随后杨瑞勇指示案件承办人安增芹在询问笔录中将默军宏的行为记为“过失致人死亡”。后来，白晚生又违反河北省公安机关案件审核规定，未经法制部门审核，在对默军宏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呈请逮捕的报告及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书上签字批准，致使默军宏最终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移送审查起诉、判决，被从轻处罚，只判了有期徒刑7个月。桥西检察院当庭出示了白晚生的供述、同步录音录像，以及12位相关证人的证言。白晚生称在“双规”期间，遭桥西检察院办案人员崔新友等人刑讯逼供，当庭翻供，否认了桥西检察院的所有指控，白晚生否认收受25万元贿赂款、否认指使杨瑞勇“往轻了记”。白晚生称万翠山向其介绍突审结果时只说是默军宏承认将默平锁扎伤，并未说明具体情况。至于呈请逮捕报告上没有法制科的签字是因为其工作疏忽。和白晚生以相同罪名分开起诉的杨瑞勇和安增芹同样称遭刑讯逼供，当庭翻供，否认了桥西检察院的所有指控。针对桥西检察院的指控，律师李林平辩护称，白晚生的口供是在“双规”期间，控方介入调查，通过刑讯逼供非法取得，应予以排除。李林平在庭上一一指出控方提供证据的相互矛盾之处，并向法院申请调取“双规”期间的录音录像，以及相关证人到庭作证，但法院并未支持。最终，法院采纳了桥西检察院的所有证据，并未支持白晚生当庭翻供的说法以及律师的辩护，一审以徇私枉法罪、受贿罪判处白晚生有期徒刑13年。杨瑞勇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安增芹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今年1月，三人相继上诉。政法系统领导介入翻案谁也没有想到这桩十年前已经审判执行了的杀人案，十年后会翻过来重审。 2013年10月29日，默军宏重新被拘留逮捕，但他一直坚称自己是过失致人死亡。 2013年5月新乐新市委书记到任，要治理环境。默军宏的沙场货车进出，沿途扬尘很大，有领导去打招呼，默军宏拒绝治理，携刀带棍扬言要打领导并一直追到政府门口。没多久，石家庄市政法系统领导让查默军宏，正好发现了网上的一封帖子。网上有个《默军宏杀人及买通国家工作人员回家过年》的帖子，发帖人叫刘峰，他举报默军宏依靠商人兄长墨建平以及时任新乐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姐姐默建敏的关系，买通办案人员，“杀人只判6个月”（编者注：刑期7个月）。 10年前，默军宏和刘峰关系还很熟识，默平锁死亡当天，他们一起去刘峰饭店喝酒吃饭，而默平锁被扎时，刘峰在默军宏家里另一间屋子打乒乓球。后来默军宏和刘峰都在当地开沙场，双方有过纠纷。刘峰便在网上发帖。石家庄市政法系统领导让查默军宏时，7个月的刑期让人怀疑了案子。白晚生、杨瑞勇的家属证实了这种说法，新乐市市政府以及石家庄市公安局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人员也证实了这样的说法。据白晚生、杨瑞勇、安增芹的家属介绍，案件侦查期间，桥西检察院办案人员崔新友曾跟他们讲：“这是政法委压下来的案子，你们找律师也是白花钱。”而白晚生、杨瑞勇、安增芹当庭也称，检察院办案时，跟他们讲这是“政法委压下来的案子”。以案件重大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2014年初，白晚生听到消息，当年默军宏案的相关办案人员都被叫去询问情况。家属问白晚生，他的回答是，没什么好担心的，当年没有违法违规。当年案件的承办人安增芹首先出事。2014年1月14日上午，安增芹给妻子李玉梅打电话说去桥西检察院说明情况，此后再也联系不上。两天后，李玉梅被通知去领拘留通知书，那时她才知道安增芹涉嫌徇私枉法罪。桥西检察院办案人员让李玉梅给安增芹写字条：不要给别人扛罪。李玉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按要求写了。 3月5日，白晚生到桥西检察院办案点石家庄54所宾馆说明情况。第二天补签了传唤证后，被转移到了河北省农业学校招待所，另一个办案点。随后，白晚生被新乐市纪检委副书记丁英斌口头宣布“双规”。后来在会见律师和一审庭上，白晚生均提及，在“双规”期间，桥西检察院崔新友等办案人员对其刑讯逼供，让其承认指使杨瑞勇“往轻了记”，以及收受25万贿赂。白晚生在庭上称，3月24日，石家庄市检察院批捕科核实证据时，他翻供过。但随后崔新友对他说：“老白你说这怎么办，怎么收场，已经向领导汇报过了，要不准备让你出去呢，你又翻供了。”3月29日，崔新友等人威胁白晚生如果不把供翻过来，“把你放到一个偏僻的看守所，让杀人的、鸡奸的、贩毒的犯人折磨你，我们不折磨你，让他们用湿毛巾往你肛门里塞。”律师申请调取此期间的笔录、录音录像，法院未支持。安增芹在一审开庭时，同样提及崔新友等办案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如果不承认受贿两万元就把我放在死囚犯的牢房让死囚犯折磨我，在我的阴茎和肛门里插火柴棍。” 杨瑞勇在会见律师和一审开庭时，称5月14日被带走说明情况后，便遭到刑讯逼供，他反手被铐在老虎凳上，崔新友将厚尼龙帽套在杨瑞勇头上殴打其头部。办案人员要求其承认教默军宏说假口供、指使安增芹“记过失”，并收受16万元贿赂。凤凰网致电崔新友，询问他上述情况，崔新友的回答是：“我们的办案是在上级领导下，严格按照法律来做事。”“是否可以理解为否认刑讯逼供？”对此崔新友一直坚称自己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案。从检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来看，最后安增芹、白晚生、杨瑞勇均承认有上述行为。从被逮捕开始，三方的律师均要求会见当事人，但桥西检察院以“案情重大、涉密”为由拒绝律师会见。白晚生的律师李林平告诉凤凰网，通常情况下，受贿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为重大案件，但白案并不符合。一方面不允许律师会见，另一方面桥西检察院让家属“退赃”。去年6月20日，崔新友给白云亮打电话，让他交25万，白云亮说要和白晚生通过电话后才能交。后来白晚生在电话里说：“案子上的钱，你退了吧，争取主动。”接到电话后，白云亮以为白晚生真拿钱了。崔新友给李玉梅打电话，让她交2万元，“他已经承认了。”杨瑞勇的妻子甑红芳被告知：“你不交，受苦的是你丈夫。”后来名为“暂扣款”的“退赃”被检察院当做被告“积极退赃”的证据，法院予以支持。安增芹、白晚生、杨瑞勇被起诉后，律师得以会见。三人见到律师后，均推翻了此前向检察院的供述。徇私枉法罪证据矛盾重重看到一审判决书，杨瑞勇的二审律师李肖霖认为一审认定罪名的逻辑是：默军宏供述自己是故意伤害默平锁，白晚生让杨瑞勇“往轻了记”，而杨瑞勇在取证时教默军宏“往轻了说”，并让安增芹记“过失”，后来默军宏的供述发生了“往轻了说”的转化，最终导致案件被轻判。但根据这样的逻辑，以及检方的证据，案件却是矛盾重重，且证据不足。在白晚生案件中，一审认定白晚生知道默军宏是故意扎的默平锁，而后让杨瑞勇“往轻了记”。认定的证据是突审民警万翠山等人的口供以及安增芹、杨瑞勇、白晚生的口供。 2014年1、2月，桥西检察院对万翠山等3位突审民警的询问笔录中有关突审结果的表述均为：“双方酒后发生口角，默军宏承认用刀扎了默平锁，抢救无效死亡”。律师李林平认为这样的突审结果并未提及具体怎么扎的细节，也没有提及“故意”还是“过失”。3位突审民警均表示，没有给白晚生沟通具体案情，只交代了要异地关押。在安增芹2月16日到19日的询问笔录中，提及做笔录时，杨瑞勇定调为“过失致人死亡”。随后，万翠山在询问笔录中首次更改突审结果的说法。在2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中，万翠山的表述是：“默军宏故意用刀捅伤了默平锁。” 重大的转折发生在白晚生被带走后。白晚生在庭上自述3月5日到12日“双规”期间遭遇刑讯逼供时，安增芹在3月8日晚的询问笔录中称万翠山汇报“默军宏承认故意扎了默平锁，认定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突审结果时，白晚生也在场。安增芹供述的接下来两天，万翠山等3位突审民警更改此前说法，一致表述称，突审结果是：“默军宏承认故意用刀捅了默平锁”，他们把结果告诉了白晚生，“交代得挺详细具体的，可认定为故意伤害”。李林平告诉凤凰网，万翠山和另一位突审民警白龙的询问笔录中，错别字都一模一样。李林平认为万翠山等人的说法前后矛盾，加上白晚生、杨瑞勇、安增芹当庭翻供，“默军宏承认扎了默平锁”这样的突审结果并不能认定白晚生知晓默军宏“故意”捅的。辩护律师李林平和李肖霖均认为自己的当事人不具备作案时间。据万翠山等突审民警、安增芹等的询问笔录，给默军宏做笔录的时间为“后半夜”。李林平认为，白晚生赶到无极县的时间为2004年12月7日早上7点后，此时笔录已经做好，白晚生不具备指使杨瑞勇“往轻了记”。“他若想徇私枉法，就不会让市局来突审。” 事情诡异的地方在于，检方出示的默军宏询问笔录上记录的时间是2004年12月7日8点至10点05分。杨瑞勇的二审辩护律师李肖霖认为这份笔录，杨瑞勇并没有作案时间，根据多人的交叉印证，7日早饭后，杨瑞勇和万翠山等人一起离开前往石家庄追捕另一个案件的逃犯，此后便再没参与默军宏案件。安增芹的律师晋力认为笔录是在下半夜做的，但是记录时间有延后。李肖霖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在规避深夜不审案，所以将时间记载为白天。如果笔录在下半夜做的，白晚生没有作案时间，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杨瑞勇是否有教默军宏做假口供？李肖霖认为“默平锁顶上来的”这样的说法，从另一目击者默军旗的询问笔录来看，案发当晚默军宏就有这样的想法，并教默军旗这样讲，“所以这并不需要杨瑞勇教”。李肖霖告诉凤凰网，杨瑞勇案中有个关键转折点，就是默军宏的供述。2013年10月，默军宏重新被逮捕后，一直坚称自己为过失致人死亡，且并未指认杨瑞勇教自己做假口供。5月1日到12日，默军宏的哥哥墨建平、默建敏在河北省农校招待所做询问笔录。“后来桥西检察院以墨建平的事业相威胁，让其去看守所劝默军宏，默军宏才开始指认杨瑞勇。”李肖霖向法院申请墨建平去看守所“探望”默军宏的录像，但法院并未支持。在默建敏做了询问笔录两天后，杨瑞勇被带走。从检方提供的口供来看，杨瑞勇之前，所有笔录均已完成。杨瑞勇的笔录完成了检方的“逻辑链”。受贿罪证据不一致除了徇私枉法罪以外，一审法院还认定了受贿罪。三个案件的一审判决书中，法院分别认定白晚生受贿25万元，杨瑞勇受贿16万元，安增芹受贿2万元。而律师均认为法院采纳的证据中“行贿人”和“受贿人”的说法是不一致的。一审判决书中认定，默军宏案件发生后两三天，墨建平用袋子装了二十万元送到白晚生办公室，墨建平称把白晚生把钱放到了“办公桌后面的柜子里”，而白晚生的询问笔录称：“墨建平把钱塞到我的桌子柜里了。”而且白晚生表述的是“黑色包”。而据白晚生当庭陈述以及李林平提供的白晚生办公室的照片证据显示，白晚生办公桌后面并没有柜子，办公桌也不能放下贰拾万元现金。陈仁杰的供词称，12月3、4号或者4、5号，他用黑色公文包包了5万元现金，包外还缠着一圈透明塑料袋，在白晚生办公室把钱给了他。而白晚生的询问笔录称是用“档案袋”。李林平认为如果有如此大额的金钱交割，双方记忆都应该非常精准。另据了解，2004年，5万块可在新乐当地买套一百多平的住房，25万并不是小数目。陈仁杰的供词中同时提到，在给白晚生送钱的同一天，他还给安增芹送了2万元。陈仁杰称给安增芹打电话时，对方在下班路上。而律师称，安增芹当天在无极县办默军宏的案件，不在新乐市。李林平提供的另一份证据显示，2004年12月正值非典期间，新乐市公安局的门卫制度比往常严很多，进出需要登记，进出所带东西也需要查，墨建平在新乐属于知名人物，当班门卫所提供的记录及口供，均证明墨建平并未在公诉机关指控白晚生受贿期间去过其办公室。李林平向法庭提供了白晚生及其近亲在2004年至白晚生离职期间银行账目的流水，并无此“受贿款”的账目记载。李林平认为如果存在受贿，如此大笔的现金不可能没有去向。在杨瑞勇的一审判决书中，法院认定在2004年12月底，杨瑞勇在石家庄追捕逃犯的一天晚上，和陈仁杰及别的同事去墨建平工地上，墨建平将十万元装在茶叶盒里给了杨瑞勇。在一审中，当晚同行的3位时任新乐市公安局警察均出庭作证，并未见过杨瑞勇拎墨建平所述的茶叶盒以及别的东西。据白晚生和杨瑞勇的家属介绍，一审判决后，法院让他们劝当事人不要上诉。杨瑞勇在给妻子甑红芳的信件里表述得很坚定：坚决上诉。据安增芹妻子李玉梅介绍，一审主审法官赵静曾让律师劝安增芹不要上诉。李玉梅给安增芹写信，让他坚持上诉，安增芹回复“肯定会上诉”，在信中他讲述了一审判决书送达的情景。 1月8日，一审主审法官赵静去看守所送判决书，安增芹和陈仁杰碰了面。安增芹问陈仁杰：“你拍着良心说，你给我送钱没有？”陈仁杰回答：“没有。”赵静见此情形，说：“这不是法庭。”随后把陈仁杰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