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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警把儿子锁地下室火烧拍成视频看过的人都哭了

· 　　渥太华法官周一裁定，一名停职皇家骑警反恐警员虐待11岁儿子。被告涉嫌禁锢儿子,把他锁在寓所地库内,并用烧烤点火器伤害他。由于案情骇人，此案被渥太华警方称为他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虐儿案。　　这位皇家骑警和他的妻子在2013年2月时一起被捕，两人当时分别为41岁和34岁，这名骑警的妻子是孩子的继母，邻居发现了被虐待的男童后，才被揭发，这名骑警当即被停薪停职。检控控告两人严重伤害、没给孩子提供生活必需品、强行禁锢罪名。同时，骑警还被额外指控性侵导致他人身体受伤以及用武器伤人罪，她的妻子也被控一项以武器伤人罪。两人均不承认上述指控。　　安省高等法院法官马兰杰(Justice Robert Maranger)在裁决书中说,根据呈堂证据,该名男童受虐待、禁锢、火烧、殴打、袭击和捱饿,证据"清晰、令人震惊"。　　马兰杰说,这名父亲拍摄的视频是最有力的证据。　　视频中，男孩光着身子，哭喊着，并被链条锁在家中的地下室。视频还显示，瘦小的男孩被绑在地下室的墙上，喘着气，神情憔悴地看着自己突出来的肋骨处，视频里还传来一个男人不断嘲弄、侮辱男孩的声音。看完视频，当时许多旁听者都落下眼泪，法官也直摇头。　　男孩被发现时，腰部有多处伤痕。2015年秋季，一位给男孩做检查的医生上庭作证称，当时男孩只有50磅重，非常瘦弱。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审讯中，这名前警员声称自己患有创伤后遗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他把自己描述成受害者，花数小时时间详述个人脆弱的精神状态，声称他担心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性侵害者，为了控制"难以控制"的儿子，他没有别的选择。前警官称他在战火揉虐下的黎巴嫩经历了痛苦童年，见到死尸、炸弹，还被一名老师强奸。他说年少时期给自己带来可怕的噩梦，警察职业也困难重重，一个"问题"儿子的存在再也让他无法忍受。　　他也承认使用锁链,将儿子锁在地库,折磨他,用烧烤炉点火器烧他,不让他吃饱。　　受虐待的男孩在法官的鼓励下出庭时说，自己“吓得要死”，并表示他的父亲还曾用手枪威胁他，惩罚他做几百个伏地挺身、罚跪几个小时或是把他关在厕所。　　法官在裁决书中说,涉案父亲的辩词不可信,最终判这名骑警及其妻子罪名成立。为保护这名现在已经14岁的男孩，法庭不允许公开两名被告姓名。　　小心，父母教育孩子时别触犯加拿大法律　　在加拿大，《刑法》第43条规定，家长、教师或监护人使用体罚的方式教育孩子要合理、适度，其中包括以下几条具体规定：　　1.关于年龄的规定。2岁以下的儿童绝对不能打，超过12岁的儿童也不能打，也就是说只有2到12岁的儿童可以打。因为2岁以下的孩子太小，不会从体罚中明白什么道理，而12岁以上的孩子完全有比体罚更好的教育方式。　　2.关于体罚部位和方法的规定。在加拿大，体罚孩子绝对不能打孩子的颈部或头部，只能打孩子的屁股;不能使用皮带、鞋子或衣架等任何物件抽打儿童的屁股、腿、手臂等身体各部位，而只能用手打;打屁股时必须五指分开，不能有角度，不能打出任何印记或瘀伤。　　3.体罚孩子的原因。体罚的原因必须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并非发泄愤怒或不满，而且体罚不能对孩子身体造成持久伤害，不能是非人道或是有侮辱性的。　　4.关于体罚孩子的法律责任规定。加拿大除联邦政府有儿童保护法以外，各省都有自己的儿童保护法。例如，安大略省的《儿童福利法》规定，未成年人在家庭中受到虐待，儿童保护会有权将儿童带走，通过法庭取得对儿童的临时监护权，直到法庭审理有关虐待儿童的案件，并作出判决为止。如果孩子在幼儿园向老师告发父母打骂的话，有关部门就会立刻介入，情节严重的，父母甚至会丧失抚养权。本文提到的案例已非一般意义的体罚，而是赤裸裸虐待，前警官夫妇被指控严重伤害，强行囚禁，未提供生活必需品等罪名，会面临严厉法律制裁。

10年前
被控Abbotsford高中刺死少女疑犯首开腔

　　被控在Abbotsford 高中用刀刺死13岁少女Letisha Reimer的疑犯Gabriel Klein，今日再次出庭，并且首度开腔。　　21岁的Gabriel Klein 身穿红色囚衣，在Chilliwack 出庭时，需要暂时清场，一般都是有潜在危险时才会实施有关做法。当他获知会将有一名代表律师接手处理他的案件，并且发还省级法院审理时，他开口表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Klein今次是第四次出庭，他之前三次都未有与法庭合作，对任何问题都无回应。他被控在今个月1日，在Abbotsford 高中暴力袭击，正面对一项二级谋杀罪。而他并不乎合精神健康法的起诉条例，因此要被羁留。　　他今次出庭时身上披着毛毯，坐在轮椅上。有时前后摇摆及咬手指。当法官叫他名3次，他都无回应。检控官指他有可能故意不作回应以回避被起诉，以及作出某些姿态，令法庭对他的精神状态有怀疑。　　除了谋杀罪，Klein还被控对Reimer 的一名14岁朋友严重袭击的罪名。法官排期Klein在下个月1日，在Abbotsford 省级法院再次出庭。他将有一名代表律师处理他的案件。

10年前
卑诗又现双尸案男女同时殒命死因可疑

　　位于基隆拿（Kelowna）以北的卑诗内陆小镇Enderby，上周五（11月18日）发生一对男女在家中双双毙命案件。警方认为死因有可疑，警方及卑诗法医服务处（BC Coroners Service）已经展开调查。　　据Global电视台报道，警方上周五接到报警，前去位于云杉路(Spruce Crescent)3200号路段，一个偏僻乡间的民居处查看，发现一对男女已经死亡。警方认为，两个死者是案发民居内的居民，并认为案件对公众安全不会造成威胁。　　案发现场已经被警方封锁，皇家骑警及卑诗法医服务处星期日将继续调查，以确定死者死因。警方没有公布两死者的身分，以及他们的关系。

10年前
骗术真高！男子自称Bell员工上门性侵年轻女子

据悉，周五晚上6:55左右，一名男子假装Bell公司的员工来到一名22岁女子的家中，对其实施性侵，目前该名男子已被警方逮捕，警方已对其提出控告。警方表示，受害女子所居住的公寓楼位于Dawes Road夹Gower Street，周五晚上，一名男子假装Bell公司的员工借口讨论服务问题进入其家中并对其实施了性侵。图片来源：CP24 周六晚上，警方将嫌犯Ryan Khalil逮捕，他将于周日早上10:00接受法庭聆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拨打报警电话(416) 808-5400或灭罪热线(416) 222-TIPS (8477)。

10年前
加拿大律师亏空758万巨款中国指证据不足拒抓嫌犯

卑诗省列治文的加拿大郭红律师事务所（Guo Law Corporation）信託账户怀疑遭前僱员冒签支票，亏空公款758万元潜逃中国案件，受害人周五表示，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简称检察院）指，由于证据不足，决定不批准逮捕两涉案嫌疑人。对此，郭红表示遗憾，正考虑请联邦国会议员协助，要求联邦政府出面向中方交涉，希望讨回公道。检察院发给郭红提出申诉的答覆函指，「经本院有关部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李子昕、潘倩涉嫌犯罪的犯罪地和结果发生地均在加拿大。该案主要证据有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被害人提供其在加拿大律师所的一些银行凭证複印件。」质疑银行凭证複印件函件指出，「犯罪嫌疑人李子昕、潘倩归案后供认两人是有非法动用加拿大温哥华的GUO LAW CORPORATION公司账户内的信託基金，而且是要归还的。由于案中的银行凭证複印件是由被害人郭红提供，不能确定其真实性，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李子昕、潘倩是否伪造郭红的签名骗取银行的款项；案中的证据也不能证实犯罪嫌疑人李子昕、潘倩具有非法佔有的故意。因此，本院认为，该案现有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李子昕、潘倩涉嫌诈骗或其他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的条件，本院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合法。」《星岛日报》记者周五曾发电邮询问检察院，但到截稿为止，尚未收到回覆。郭红在接受《星岛日报》记者访问时指，嫌疑人既然已经供认有非法动用公司账户内的信託基金，而且还说要归还。郭红无法理解检察院为何不逮捕嫌疑人，她对此决定感到遗憾。要求联邦政府出面交涉不过，郭红称讚中国公安非常有效率，立案迅速，她会继续透过管道向中国方面提供证据，甚至不排除邀请联邦新民主党温哥华东区(Vancouver East)选区国会议员关慧贞协助，要求联邦政府出面向中方交涉，希望讨回公道。郭红表示，她已向列治文皇家骑警报案，希望骑警协助彻底调查，最终可提供相关证据给中国公安，以逮捕犯罪嫌疑人，把客户的钱追回来。据郭红入禀卑诗最高法院提出的民事诉讼案指，她的2个前僱员，包括簿记员李子昕（ZiXin Li）、法律助手潘倩（Qian Pan）涉嫌合谋伪冒郭红的支票签名，非法从郭红信託账户中偷取高达758万元资金。郭红声称涉案2个僱员在4个同党协助下，把数百万元的冒签支票存入位于本拿比一间赌场，再从赌场取出钱汇回中国。郭红早前接受《星岛日报》访问时指，她正变卖资产，一定会付清客户损失。郭红声称，自己也是受害人，但一定会负责到底。(加拿大《星岛日报》/张文慈摄) 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在加拿大卑诗省列治文的加拿大郭红律师事务所(Guo Law Corporation)信托账户怀疑遭前雇员冒签支票，亏空公款758万潜逃中国，郭红声称她也是受害人，目前正卖楼赔偿客户损失，并全力追讨被挪用款项。据郭红向卑诗最高法院提出的民事诉讼案指，她的两个前雇员，包括簿记员李子昕(ZiXin Li)、法律助手潘倩(Qian Pan)涉嫌合谋伪冒郭红的支票签名，非法从郭红信托账户中，偷走高达758万资金。郭红声称涉案两个雇员在4个同党协助下，把数百万的冒签支票存入位于本拿比一间赌场，再从赌场取出钱汇回中国。郭红称自己也是受害人，但不会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确实还有一些钱没有付清，但我正变卖资产，卖完后，我一定会付清。” 郭红还声称，她同时在中国追讨失款，希望公众理解她的处境，也特别感谢给予她支持的客户。“这不全是律师事务所的错，毕竟职员伪冒我的签名签发支票，银行如果不仔细核实签名，又如何避免问题发生。”郭红说签名明显不同郭红表示，遭伪冒她签名的支票，明显与她签名不同。资金被挪用的事，她在4月1日才知道，那时雇员已潜逃中国。她几天后前往中国报警。涉案的两前雇员没加拿大国籍，经郭红报案后，两人已被警方拘捕，现正保释候审。此外，郭红声称也向列治文皇家骑警报案，但因疑犯身处中国，调查陷于胶着，至今所有指控仍未得到法庭证实。据《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早前报道，卑诗律师会(B.C. Law Society)发言人乔丹(David Jordan)表示，在今年夏天收到郭红账户资金被盗的报告后，他们展开调查。由于信托账户出现资金不足情况，受到影响的部分中国投资者和卑诗房地产业内人士也向郭红律师事务所提出诉讼。郭红说：“如果我的律师事务所关闭，真的对任何人没有帮助。我有两个孩子和20个职员，我需要支持他们。” 据法庭文件指，因为该事务所信托账户内的750多万资金不翼而飞，导致客户要承受210万资金损失。提出诉讼的客户表示，信托账户内的钱本应是为他们完成地产交易以及缴付相关税项。郭红声称虽有保额1,500万的保险，但因并非她本人盗取客户金钱，因此卑诗律师会拒绝理赔，她需自己拿钱垫支，弥补客户损失。加中9月签署协定大温律师钱路指出，加中今年9月签署《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加上《中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这都为加中在追缴、返还和分享犯罪所得等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钱路表示，既然加拿大同意返还中国外逃贪官赃款，同样对于中国没收的犯罪所得，若加方积极提供协助，仍有可能将犯罪地在加国却转回中国的赃款追回来。

10年前

【一名19岁黑人青年的意外死亡在美国巴尔的摩市乃至全美引发了强烈抗议，“骚乱”一词吸引全世界的眼光。这些抗议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美国游行被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本文作者亲历纽约游行，因对要求她退到人行道的警察说了一句“No”而被捕，或许是因为她华人女性的身份，被捕的照片和视频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体。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女权之声”。】 A、一声“No”让我戴上手铐纽约4月29日下午6点，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联合广场集结，一场声援巴尔的摩、抗议警察暴力的集会即将开始，对正越来越认同社会运动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当然不能错过。晚7点左右，联合广场北侧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结严防。各种组织、小组和个人在队伍中打着横幅，举着牌子，拿着扩音喇叭，声讨种族主义、国家和警察暴力、资本主义、表达对巴尔的摩的支持，以及对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的悼念。集会在众人齐声一遍遍重复“All day, All night, We Will Fight for Freddie 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们会为格雷战斗不息）的口号声中达到高潮。 7点20分左右，人群决定转向游行，浩浩荡荡从百老汇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墙和车墙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一名警察提着广播喇叭，反复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离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则就以扰乱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备而来，非常强势，多辆押送人员的大车已经等在周围。与警方一起做好准备的，还有各路媒体，成群的记者举着照相、摄像机等待着，天空中还盘旋着4架拍摄用的直升飞机。大规模的逮捕很快开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体冲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从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和扭送进警车，还有一些并未反抗的人也被陆续铐起和扭走。本只是来“打酱油”的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员。在4月29日这场游行中，约有100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 15分钟以后，警察成功将大部分人赶上人行道，并步步紧逼。在百老汇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员要求我们“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态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说了一句“No”，没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铐了起来！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与其说是受到惊吓，不如说是震惊于此刻的荒唐，还来不及反应什么，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车的方向。事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看到，我当时是被3名警察牢牢钳住戴上手铐的。我的第一反应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会很担心。又开始怕被导师和学院领导知道，他们肯定会想：这么个弱势的国际学生，不好好读书写论文，主动找什么乱子。作为一个从小特别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们失望的神情，我就压力山大。穿过长长的街道，快走到警车时，路边的记者大声问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应不应该说，这会不会加重我的罪名？“说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为无名氏，他们希望别人看不到你们为正义做的这些！”警车旁一位黑人兄弟对我喊道。一名看上去是高级警官的白老男人走过来把我的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我喊：“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的手机？”他很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们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说手铐太紧，逮捕我的警员就松了一下塑料手铐。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减轻了我的恐惧，我感觉他们无意也不敢对我们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终止我们的“捣乱”。警车上已经有3名戴着手铐的女孩，随后陆续又送进一些人，最终，我们这个车上载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么颜色皮肤的都有，都是年轻人。聊天中得知车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纽约各学校的本科生，她们一致认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会把我们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罚金。她们的淡定也减轻了我的不安，我们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着对方的肩膀，把飘在脸上的头发抹到一边。警车晃晃悠悠地启动，很快到了市政厅附近的警局，然后不明原因地在路边停了大约40分钟。我们逐渐变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个女孩，大着胆子，我也偷偷用铐着的双手从背后掏出手机，给男友发了简短的消息。 B、号子里疲惫饥渴6小时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被一个个卸了下来。逮捕我的警察弗兰克认领了我。他解开我的手铐，带我上缴了所有物品，领我报了道，还拍了照片，那是一张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负责了。看到他很和善，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抓我，他说：“让你们退回人行道，谁让你们不退。”随后安慰：“没什么大问题，不会录你们的指纹，应该是过一些手续，就会放了你们。” 我上缴了鞋带，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里面的一个关押间。与其它已经几乎填满了的号子不同，这间一个人都没有，我被发配过来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要求上厕所。其实，后来随着这间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只好当众排便了。号子又小又阴冷，有一个长形的铁凳，冰凉。很快，曾与我同车的一个女孩也被分来了。她叫尼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读书，是个激进分子。她说自己16岁时被抓过一次，但是因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轻，她说，美国人有一种迷思，认为白人女性总是无辜的。尼可在游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链成人墙抵挡警察，最终被捉住推倒在地，脸上还有轻微划伤。她说一个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恶的警察还用脚踩了他的头。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迎来了活泼开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当时站在人行道上，听到一声“捉住她”，就被向后撕扯着长发，铐上了双手。她12岁的儿子在旁边吓哭了。好在警官允许她把钥匙给了孩子，并答应护送他到地铁站。我问她：“你什么也没做，为什么不反抗？”她说，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总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对待甚至枪击，向儿子示范被逮捕时应如何反应，这就是最好的机会。阿什利性格开朗，爱大笑，爱说话，号子里立即热闹起来，没那么无聊了。据说我们有权要求拨打一个家庭电话，她向每一个路过的警察要求打电话给儿子，一再被敷衍，最终也没有打成。号子里没有钟，我们只能偶尔向路过的警察问一下时间。大约1点的时候，新学院（编注：New School，一所有左派倾向的大学）20岁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进来了，新的话题和故事让我们一起又打发了一些时间。莉莉说她第二天10点有课，不过被捕是一个很好的缺课理由。我很震惊，问她新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吗？这在哥伦比亚大学是无法想象的。她说当然，新学院是个很激进的学校。 2点左右，一个也叫阿什利的20岁的白人女孩进来了。她显然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染着彩虹七色的短发，满口“fucking”、“fuck up”。她是1点钟被捕的，原来集会还在继续，我们惊叹于人们的坚持。她当时有和警察对抗，而且破口大骂，结果头被抵到了墙上，不仅脖子被扭伤，手背也擦伤了三块皮。实在是一望无际地无聊，没有任何可看的东西、可做的事。或许应该找一些平常困惑的问题来思考，不至于那么浪费时间，但等待的焦急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我们常常趴在号子的铁栏杆边，紧贴着，斜着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压扁了，看是不是还有人进来或离开。每来个警员，我们都要兴奋一下，希望打听些消息，顺便打发点时间。号子里的饮水机坏了，5个小时里我们始终没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没有人理。弗兰克来找过我两次，问一些补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说“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说“几分钟之后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诺都变成了两个小时，我开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长得有点像我姐夫，我感觉自己简直把他当成了亲人，感激又亲切。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什么要去感激一个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机关供职的人呢？两点半，我终于困倦疲惫得不行了。这时，警察开始发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们觉得不妙，发吃的说明我们一时半会走不了。5个人中只有二号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说：“我吃这么难吃的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过去了，但我不想昏过去。” C、释放也要排队 3点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狱友告诉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为自己第二天还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浑浑噩噩间和她道别，但同时开始担外国人身份会给我带来麻烦，对释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号阿什利姐姐大声安慰我，不允许我悲观。过了十多分钟，弗兰克警官来释放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个姐妹一一道别，因为没有纸笔，也没办法留联系方式。出来后，我被再次戴上手铐，这次是铁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墙站了一大会儿，说是因为规定一次只能释放一个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兰克在我旁边，他身后是一长队拿着材料的警察。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办手续花了那么长时间，因为每到一处都是无尽的排队。我意识到，犯人释放之前警察也无法离开，看着他们困倦、无聊、无力的脸，突然觉得他们就像奴工被这个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折磨，我们只在这里一天，而他们是天天都在这里经历这些。终于，快4点的时候，我被押到门口，解下了手铐。看到大厅前台那两台破旧的电脑，和拿着材料趴在前台在排队的警员，我明白为什么处理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这对我们和警察都是极大折磨的程序要进行到何时，在我后面还有至少100多人，前台旁边的一个大号子里还关着二三十个男人。排队领取物品时，前面的女孩问弗兰克他手臂上的两道杠什么意思，他说一道杠代表工龄五年。想到他已经在这里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无奈，在这里待一晚我都觉得窒息。领到背包和鞋带，我正式被释放了。弗兰克说，只要我在接下来的6个月不再犯事，这次逮捕就不会记录在案。我说我从来没犯过事，他说：“很好，继续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来，来自一个服务抗议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他们准备了水和食物，还给我一张写着联系方式纸条，说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天很冷，看到他们守在那里迎接一个个被释放的人，觉得他们真让人敬佩。我向地铁走去，手机里满满的是朋友们的邮件、短信、电话和信息，凌晨5点，我回到家。 D、反思：国家暴力就是要让人“长记性” 虽然负责我的警官比较和善，也没有遭受审讯和虐待，但我还是真切体会到了国家暴力的威慑。国家以管理公共空间为名限制集会和游行的范围，但与改变几百年的系统性种族暴力相比，妨碍几条街道的交通算得了什么？但是，仅仅以妨碍交通的名义，警察就可以荷枪实弹地逮捕甚至殴打手无寸铁的抗议者。被捕后我们完全失去自由，被限制在阴冷冰凉的小铁屋里，没有人理，没有水喝，没有食物，没地方睡觉，无聊、困倦、饥饿、口渴，即便我们什么罪也没有犯，即便我们恰恰是最合格的公民。在经历这些折磨的过程中，最强烈的想法是：我再也不要坐牢了，后悔当时忤逆警察，让自己落到这个地步。这个权力体系是如此强势，而公民是那么渺小，意识到这个现实，真让人沮丧。然后，我开始明白抓捕和监禁的用意：用折磨让你长记性，让你胆怯变乖，再也不敢挑战这个体系，于是，符合国家意愿的秩序得以确立巩固。因为太渴望自由，我急于洗白自己，对警察一再强调说“No”只是开玩笑，我什么都没做。同被关押的尼可有直接冲撞警察，当负责我的警官说我会很快出去，而尼可那边毫无消息时，我庆幸自己“罪行较轻”，并且竟然有了一丝得意。这种想法一出，我特别警惕：我这是在庆幸自己仍是一个不正义体系中的“良民”吗？不敢挑战这个体系为何值得得意？ E、反思：去政治化“关心”消解正义被释放后，我发现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视频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体，同学们正在互相传看。我的第一反应是感觉“丢人”——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人赋予抗议被捕这种事的羞耻感。因为平日里一副高洁正直、对弱势群体权益热情执着的样子，我在中国学生群体中是另类，视频中的我惊吓、绝望、脸色苍白，想到他们猎奇和幸灾乐祸的评论，我真想躲起来。果然各种“关心”向我砸来：“我们担心死你了”“希望你的签证身份不会受到影响”“万一要交很多保释金怎么办”……恰恰是这些夸张的担忧让我充满心理压力，好像我真的犯了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美国同学和老师。去年助教课上的学生莉萨在电视上看到后立即写邮件问候，听说我没事又说：“请接受我对你昨晚所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我拉进办公室问我是否有受到伤害，并且说：“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在我们心中，你就是一个英雄。”连一向胆小怕事的乖乖女韩国同学都非常诚恳地说：“我实在太为你感到骄傲了！”与此同时，一个全国性工会的朋友和律师积极帮助我确保不会留下任何案底。这些理解、肯定和帮助，让我感觉安全又安心。几天来，美国同学和老师重复的是：发生在那个黑人男孩身上的事太可恶了，我很高兴看到你也参加了抗议。而中国同学除了强调抗议的危险性，暗示我逞能差点闯祸之外没有别的，既不谈事件的重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也不对是否应该参加游行表态。一个朋友评论说：“这种去政治化的关心，将事件变成纯个人问题，和对你摔了一跤、丢了个钱包的慰问差不多。”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面对中国同学的慰问，我最不舒服的就是将抗议“去意义化”。我仿佛被这样一种价值审判：唯一重要的是安全，如果闯了祸，让自己陷于危险，你就犯了错，和真犯了罪的人没有分别。以安全的名义，一切正义之事的意义都可以被名正言顺地抹杀。 F、反思：政治冷漠没有未来这让我想到游行人群的大致构成：黑人白人占大部分，拉美人和其他棕色皮肤的人也有不少，唯独缺少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想必这也是在那么多被捕者中，我被选中为媒体特写的原因：一个黄皮肤的青年学生，而且还是女性。 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纽约人再次走上街头为同一主题游行，因为是法定节日，这次游行是合法批准的。队伍经过中国城，吸引了很多中国移民看热闹，在他们不解的眼光中，游行者大概像耍猴的一样。最戏剧性的是，一位中年女性向众人破口大骂，因为妨碍了她过马路。这些反应不禁让人痛心。美国之所以成为移民的理想之地，是因为相对而言它尊重人权尊重以及相对民主和平等，而这些对弱势群体尤其生死攸关的制度特征，正是一波波社会运动的结果。可悲的是，远离政治依然是许多受益于正义斗争的中国移民笃信的人生准则，而不远离政治的人，要么被视做神经病、捣乱分子，要么被讥笑“太天真”。不参与抗议对黑人暴力的社会运动，还与流行在中国人中的种族主义有关。华裔在美国属于“模范移民”，是模仿白人中产阶级最成功的移民群体，他们往往对处于最底层的黑人充满优越感，“黑人穷是因为他们又懒又笨”是很多人对美国黑人“失败”的自信解释。“安全第一”的人生信条将黑人区妖魔化成不能踏入一步的雷区，拥有3000多名华人学生学者的哥大，正好与黑人区哈莱姆毗邻，在中国学生学者中，流传着这样一条找房的黄金准则：125街以南，同等条件分别位于125街南北的房间，月租可以相差400到700美元。恰巧我就住在125街以北，于是常会被问候同情。在中国居住过多年、也有很多中国朋友的同学莱尼曾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中国人特别种族主义？”作为每天在哥大这种精英富人俱乐部和哈莱姆之间往返的人，我怎能没有发现？在过去三年中，我在美国学习社会工作专业，同时被这里的社会运动洗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浪潮过去了三十多年，成果正在逐渐被磨灭，基于种族、阶级、性别等等级制的不公在加剧，美国社会急需变革，我和同学都预感到，新一波的社会运动在酝酿。 “五一”那天，再次走在游行的队伍中，喊着口号，有那么一刻，我万分希望这发生在中国。如果继续污名政治参与、嘲笑为正义呐喊的人，我们中国人还能不能有生活在公义社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