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一名闽籍华男日前从福州返美，抵达纽约机场后却因随身行李中夹带的鲜活海鲜而遭查处并被开具刑事控罪(criminal charge)法庭传票。律师提醒，携带生鲜鱼肉以及未获联邦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食品入关，一旦被查出，轻则影响下次入境，重则可能留下刑事违法记录，得不偿失。 华裔何先生多年前移民来美，持有绿卡，上周从福州乘坐飞机返美，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JFK)下飞机后推着行李准备出关，机场检查人员从其行李箱中发现了一袋“可疑物品”，打开之后竟发现是数十只鲜活蛤蜊。 纽约华埠海鲜市场出售的新鲜贝壳类海鲜。尹英姿摄 纽约州环境保护厅的环保警察随即罚没整袋蛤蜊，并向何先生开具刑事控罪法庭传票，要求其近日上庭。何先生表示，装着蛤蜊的袋子是返美前受朋友所托，当时并未细问袋中物品便随便塞进了随身行李之中，虽然仍如期入境美国但却惹上刑事控罪，身陷官非。 律师吴圣洋表示，华裔民众因不熟悉海关规定而在入境美国时遭查出生鲜和食物而被开具刑事控罪传票或现金罚款的情况屡见不鲜。以何先生为例，虽然是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但若被法官认定有罪，将留下刑事案底，可能影响未来入籍之余，也会在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CBP)或环境保护警察的系统中留下记录，未来2年内成为出入境检查的“重点检查对象”。 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规定，当事人在入境美国时必须递交填写好的“海关申报表”(Form 6059B)，除了姓名、签证、旅行记录等基本信息之外，表中第11项有关是否携带“水果、蔬菜、植物、种子、食物、昆虫、肉类、动物、野生物产品”的询问项，当事人必须如实填写。 吴圣洋提醒，如果不但虚报还被查出携带生鲜鱼肉等产品，又在检查人员盘问时无法交代细节，执法人员有权开具罚单或刑事控罪传票。同时，刑事控罪传票的法庭程序少则2至3个月，多则耗时一年半，建议民众过关时勿以身犯险。

BC省政府上个星期提交了一项“土地拥有者透明法”草案。该法案如果通过，以公司和信托基金等名义在该省买房的人的身份将被公开，BC省将建立加拿大全国第一个房地产业主公共登记册。 BC省司法部长大卫.伊比（David Eby）在接受CBC采访时介绍说，透明国际加拿大分部曾对温哥华最贵的一百处房产做过一番调查。调查者发现，这些顶级豪宅当中有差不多一半你不知道房主到底是谁。它们或是属于某个海外信托基金，或是属于国外的公司。伊比说，目前BC省并没有任何法律要求房主公开身份。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学生，家庭主妇和编号公司（即公司名字是几个数字）拥有豪宅。你会发现这些编号公司的老总都是律师，而关于真正业主的信息，由于受到律师/客户保密特权的保护，他是可以不­告诉你的。 BC省司法部长大卫.伊比 (CP/Chad Hipolito) 温哥华律师杜海默（Christine Duhaime）的专业领域是金融犯罪。她很赞成BC省提出的新法案。她说，如果她为一家中国银行打追回资产的官司，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下就困难重重。她以前经手过这样的案子。她和同事找到了被中国通缉的涉案人，怀疑他们在温哥华拥有多处房产。但是一查，却发现房主是一个信托基金。如果基金背后的真正主人不曝光，追回资产的努力到这里很难继续下去了。 BC省财政部长詹姆斯（Carole James）说，土地拥有者透明法案是省政府住房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堵上房地产所有权上的漏洞，打击炒房、逃税和洗钱行为。在提交该法案的同时，省政府也建议修改企业法，要求私营企业掌握准确的、及时更新的股东信息。 杜海默说，BC省也是全世界有名的“资金库”。很多人喜欢到这里来开公司，就是因为我们不要求公司透露股东身份。 房主信息不透明和洗钱、逃税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伊比和联邦边境安全部长布莱尔。打击洗钱需要联邦政府的协助。(CP/Chad Hipolito) 省司法部长伊比在采访中介绍说，根据加拿大皇家骑警对豪宅集中的温哥华西区房地产的调查，这里的房地产交易一年就有大约十亿加元涉嫌属于犯罪收益，例如毒品交易和逃税。亚洲和墨西哥等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把BC省，尤其是把大温当成它们的洗钱中心。成捆成箱的现金被带到这里，进入赌场，房地产市场，车行……。伊比感叹说，犯罪分子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甚至想到利用渔业许可证和捕鱼限额。打击洗钱就像打地鼠游戏，这边打下去那边又冒出来了。 温哥华洗钱模式与中国外汇管制 伊比说，温哥华洗钱模式的形成有其“地缘政治因素”。中国有严格的外汇管制规定，中国人每年汇到国外的金额不能超过5万美元。而BC省和中国及中国侨民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些富有的中国人来到BC省，需要把钱带出来。这个需求使地下钱庄等服务应运而生。 他还表示，现在已经有许多证据显示，大温的豪车销售和房地产市场，尤其是高端房地产的价格，和此地成为国际洗钱中心有很大的关系。 在大温地区，有些人住在百万豪宅里，家庭收入却极低，造成某些高档住宅区的平均收入水平接近贫困线的奇观。伊比说，新法案将有助于调查背后的真实情况。但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联邦政府的协助，甚至需要修改刑法中的相关条款。  

在巴拿马文件被曝光后，加拿大国税局锁定了名单当中将近900名加拿大个人与组织。而在此之后，展开了五起刑事案件调查，不过到目前为止，国税局还没有对任何人提出指控。   在巴拿马文件中，记录了上千亿资产流入这一避税天堂的详细记录。在名单上，有894名加拿大人。     加拿大国税局表示，在重新审议了他们的报税记录后，一共追回了1500万联邦税款以及罚款。   国家税务局总长Diane Lebouthillier表示，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打击这些离岸避税行为。在上个星期，国税局进行了两次搜查，涉案金额高达7700万元。   不过自由党参议员Percy Downe表示，他对调查进度感到担忧。在其他国家，三年的调查已经帮助追回5亿元的逃税款项。

范和富指出，新法规能帮助居住在危险区域的市民更易举报含有违禁毒品的建筑物。News 1130   卑诗省府目前已把与枪支、帮派和毒品有关的物品一并列入违法名单。新民主党议会领袖范和富（Mike Farnworth）提出立法，允许民众举报社区内涉嫌参与非法活动，并赋予相关机构权利展开执法行动，违法者会面临租赁合约取消90天的后果。   据本地英文电台News 1130报道，范和富称，一旦全新的“社区安全法”（Community Safety Act，简称：CSA）获得通过，将允许市民向政府部门提交秘密投诉信息，以便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与执法。CSA鼓励任何人向省府单位提交保密投诉，部门在适当情况下会展开调查，与业主合作并采取行动，违法者会面临租赁合约取消长达90天的结果，阻止犯罪行为在社区内持续蔓延。   与犯罪相关的物品和行为包括毒品生产和贩卖、持有非法枪支或爆炸物、在不合适时间出售含酒精饮料，以及向成年人提供药物或酒精。  

　　看见他就报警！ 　　加拿大皇家骑警精英部队――IHIT（凶杀专案调查队）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急需尽快捉拿嫌疑犯Brandon Teixeira，将他的悬赏金从原本的$5000提高到$50000！   　　而且是，只要看见他！提供了线索！就能拿奖金！   　　紧急扩散! 温哥华全城悬赏 看到他就奖5万刀 曾乱枪扫射居民区 杀人不眨眼 　　2017年10月23日的凌晨2点，素里皇家骑警接到好几个报警电话，出警后发现案发现场一片混乱。 　　多处烟雾，象征着这里曾经发生过恐怖、大型地枪战。 　　一名男子倒地，身上布满的子弹的痕迹，竟是被乱枪打死的。 　　随后，警方锁定27岁的Brandon Teixeira为嫌疑犯。 　　他是一个可以将别人乱枪打死的极度暴力的持枪高危犯罪分子！ 　　不光如此，他还长期吸毒，贩毒，非法持有枪支，身负多起入室抢劫，暴力案件。 　　他刚被通缉的时候，赏金还只有$5000加元。 　　但是2年过去了，警察都没有抓到Brandon，IHIT也开始着急了，一口气把赏金提到了5万加元！ 　　这还不够，警方还会发放1.5万印有他照片的传单，12个广告牌到大温的各个地方，全城搜索！ 　　紧急扩散! 温哥华全城悬赏 看到他就奖5万刀 曾乱枪扫射居民区 杀人不眨眼 　　警方相信，他一定还躲在大温！ 　　同时他们也提醒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的居民注意，因为Brandon在这两个城市也有熟人。 　　其实警方的猜测也是有根据的。 　　在2018年9月26日，就有人在Langley的一个卖酒的小店（Liquor Store）发现过他。 　　紧急扩散! 温哥华全城悬赏 看到他就奖5万刀 曾乱枪扫射居民区 杀人不眨眼 　　最后，警方发言人称：“Brandon Teixeira的朋友和同事，我提醒你们，包庇罪犯也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Brandon Teixeira你已经无处可逃，我们一定会抓到你，请你尽快自首！” 　　下面是Brandon Teixeira的外表信息： 　　-白人 　　-27岁 　　-身高178cm 　　-体重73kg 　　-棕色头发棕色眼睛 　　-左胸有蛇的纹身 　　-左臂也有纹身 　　赏金期限为6个月，希望广大群众可以一起帮忙抓住他，排除社区隐患。 　　看到他随时拨打911，或者匿名提交给Crime Stoppers1-800-222-TIPS（8477）或上网 www.solvecrime.ca

不列颠·哥伦比亚（BC)省政府为更有效地打击与枪支、帮派和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向省议会提交了一项新法案。此法案名为《社区安全法》，将授权民众向政府部门检举涉嫌犯罪活动的物业。   省公共安全部长迈克·法恩沃思（Mike Farnworth）向议会提交了这一法案。他说，这可以使政府了解各社区涉嫌非法活动的物业情况，使当局能够更快地开始调查和采取执法行动，尽快取缔犯罪的窝点。   (Andrew Kurjata/CBC)   新的法规将允许安全部门与邻居合作，并采取不同的措施，包括强制性终止租赁协议并关闭涉嫌房产，最长可达90天。   省公共安全部长在提交法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为执法部门提供了一个有效工具，尽早中止那些非法活动。尤其是我们谈论了多年的犯罪窝点问题”。   犯罪分子通常需要在那些物业中生产或包装毒品，藏匿和贩运枪械或爆炸物，在酒店关门后或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类或毒品。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长，BC省警官协会主席特德·德雅格 （Ted de Jager）说，有些物业被犯罪分子长期租用，常有人打报警电话。   最近在温哥华北区，就有一名业主因把房屋租给从事犯罪活动的亲戚而被判刑一年。这位业主名叫兰贝尔·康（Ranbir Kang），49岁，明知他的表弟是黑帮组织成员， 仍把房屋租给他们用于犯罪活动，主要是分装、出售毒品。结果后来他的一位表弟在毒品交易火并中被杀，使此犯罪窝点曝光。   目前在加拿大，艾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曼尼托巴省、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和育空地区， 都已经有类似的社区安全法案。

花20万刀雇一位家庭律师打离婚诉讼案，案子结束了，律师却扣着100万左右的和解金，执意索取10万刀的额外奖金... 据大多一位男子Asim Khan表示，事情发生在2017年，当时他雇佣了一位家庭律师Tilda Roll打离婚官司，并向对方支付了$20万的律师费。结果案子结束后，Roll却扣着剩下的近100万和解金不给他，要求他再支付$10万的奖金。 Khan称，“当时Roll的话仿佛突然给我扔来了一颗炸弹。起初她说要我支付‘奖金’，后来又说这是‘中间人佣金(finder’s fee)’。她的原话是‘顺便说一下，按照我们约定的，你还欠我$10万’”。 但是，对于这个约定，Khan坚称他没有和对方达成这种支付奖金的约定。媒体检查了他和律师签订的聘用协议，里面也确实没有提到任何额外需要付款的款项。 除此之外，Khan还表示，为了让他拿钱，该律师竟然把他剩下的和解金委托给别人保管，还告诉他“如果不支付我这笔钱，你就别想拿到剩下的钱”。 后来，Khan称律师降低了要求，让他支付$2.5万。虽然在案子结束一年后，Khan并没有对自己的账单进行最终结算，但是Roll还是吧大部分的和解金都给他了。在Khan的同意下，Roll提供了一些有关Khan的文件账单副本。目前双方仍在就账单问题进行调解。 最近，媒体联系了该律师，对方虽然拒绝接受采访，但是提供了一份声明： 有关Mohammed Asim Khan先生一案，我已经接到了安省律师协会的联系，迄今为止，我一直在与律师协会合作。以我的专业经验来看，在律师取得成功的结果后，卷入高度冲突性法律纠纷的客户向律师提出收费问题的情况并不鲜见。事实上，Khan先生的案子就是这样。 除此之外，她以律师客户特权为由拒绝进一步置评。 据了解，2017年12月，Khan曾向安大略省律师协会(Law Society of Ontario)投诉Roll。但是媒体发现，协会并没有对Roll实施任何纪律处分，他仍然是一位声誉很好的律师，也并没有任何纪律问题记录在案。 Khan得到的回答是，对方正在对他的案子进行调查。并表示，应Roll的要求，调解被推迟到今年8月。 大家评评理，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两名分别为18岁和17岁的移民二代在BC省大温哥华地区绑架了一名中国留学生，索要大额钱财，还将受害者扒光衣服拍裸照，威胁不给钱就把裸照公布出去。二人被捕后被判刑，其中一人被判刑15个月，缓期两年执行。必须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40小时的社区服务；支付罚款600加元；不得持有任何枪支等。另一人被判刑7个月。 据CBC的报道，此案发生在2017年2月17日。受害人张磊（Lei Zhang，音译）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案发时23岁，而绑匪陈浩明（Hao Ming Chen，音译）当时只有18岁。陈浩明同案犯是一个17岁的未成年人，名字没有公布。他们以“参加派对”为由将张磊诱骗到一个宴会场所。 张磊到达场以后，陈浩明和同伙将他带进一个小房间，反锁房门，将其囚禁长达三个半小时之久。两人对张磊展开长时间的暴力殴打，多次殴打他的头部和脸部；扒光他的衣服后，强行给他拍照；掐住他的喉咙，以至于他几乎失去知觉；用水果刀割他的手腕、膝盖和脚踝；攻击他的左眼。 张磊遭受肉体上的折磨：右膝出现两厘米长的伤痕；右手腕出现一厘米长的伤痕；左脚踝内侧出现一厘米长的伤痕；脸部和鼻子的软组织受损；眼部甚至出血。 之后，陈浩明向张磊勒索钱财，要求他拿出一万加元，否则他的裸照就会被公之于众。张磊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被迫交出身上的1,100元。 两名绑匪开车将张磊送到另一个地点，将其释放。陈浩明将张磊释放时让他立即交付剩下的9千元，还反复威胁他：如果他报警，就会丧命，其裸照还会在网上曝光。 张磊获释后拨打911报警，加拿大警方为陈浩明设下一个圈套：张磊告诉陈浩明，他已拿到9千元。两人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见面时，警方将陈浩明逮捕。 陈浩明在法庭上认罪，承认自己犯下三项罪名：非法拘禁他人、殴打他人及勒索钱财。 本案开审后，张磊出庭作证，并向法院递交《受害者声明》。被绑架被囚禁的经历给张磊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事发不久，他就从学校退学了，因为感觉自己精神压力太大，无法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心理医生表示：张磊现在很难相信别人，晚上经常会被噩梦惊醒。 被告陈浩明来自中国大陆，2009年与父母和两个弟弟一起移居加拿大，2016年成为加拿大公民。在案发以后不久，陈浩明被昆特兰大学录取，专业是工商管理。 陈浩明一家属于典型的“空中飞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商人，大部分在中国工作，偶尔飞回加拿大，根本没时间管教儿子。陈浩明的妈妈独自在加拿大抚养三个儿子，压力极大。近年来她患上了乳腺癌，就更没有精力管教子女了。 在法庭上，陈浩明的母亲提交了道歉信。她承认自己对孩子“偶尔很苛刻”，并对此感到懊悔。程浩明的父母说，他们经常对儿子大吼大叫，并因“没有完成作业等小错误”而大吼大叫。 陈浩明读11年级的时候，父母还为了惩罚他让他独自在家呆了一个月。

英国一名女子于2010至2013年间，先后诬陷15名男子强奸和性侵她，其中一名男子因此坐了两年冤狱。女子2017年被裁定作伪证及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成立，判囚10年，但她不服上诉。上诉庭周四（28日）决定驳回她的上诉并维持原判，其中一位法官更痛斥她，至今仍毫无悔意，浪费公帑和资源，来处理案件。 27岁上诉人碧儿（Jemma Beale），过去谎报遭6名陌生男子加重性侵，9名陌生男子强暴，警方共花了6400小时与25万英镑公帑调查她的谎报案。她的律师在上诉庭指，媒体大肆报导碧儿的案件，但外界对「强奸」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认为没有男性会强奸貌不扬的女子。律师们更引用一名网友的留言：「一名英俊的男子不需要与鲸鱼做爱。」律师又称，碧儿童年时曾受虐待，就算被判罪名成立，也应该获判较轻的刑期。 这起上诉案由三名法官负责审理，其中英格兰最资深女法官哈利特（Lady Justice Hallett）痛斥：「上诉人被控谎话连篇，捏造的证词大多与性有关。」她认为全案证据确凿，就算原审法官给予判刑建议，裁决结果也不会对上诉人有利。 哈利特强调：「司法系统因为碧儿的案件，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当局花了大量资源去调查和起诉『根本从未发生过的罪行』，但上诉人却没有展现出悔意。」三位法官最后驳回碧儿的上诉。 碧儿自2010年起，先后诬陷15名无辜男子强奸或性侵她。首名被她诬赖的男子是37岁的索马利亚凯西姆（Mahad Cassim）。检察官透露，2010年11月，两人外出约会后，凯西姆提议送她回家，碧儿途中百般挑逗，并要他把车开入一条僻静小巷内停下，然后主动要他脱下内裤，双方同意下发生性行为，但后来碧儿却指控凯西姆强奸她，导致凯西姆被判入狱7年，他在狱中度过两年后才获释。 之后，碧儿又陆续报警声称，自己被强暴或性侵，直到2017年她被控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然而，她当时在庭上声称，从10岁起就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完全不想与男性做爱；而在历时5周的审讯中，她也一直坚称遭到强奸，但由6男5女组成的陪审团退庭商议约9个小时后，裁定她罪名成立。当年法官宣判时，曾批评碧儿是厉害的「谎话高手」，享受被外界视为被害人，希望其他人关心她。

　　反对取消该项目者聚集在Lindsay当地省议员办公室前（global news） 　　福特上台之后，便废除了前安省自由党政府设立的基本收入福利项目，有人对此拍手叫好，有人则满腹埋怨，甚至要告上法庭。近日就有安省居民因为福特政府取消了该项目，而提起集体诉讼，索要赔偿2亿元。   　　据global news报道，法律文件显示，四位住在Lindsay的居民Dana Bowman, Grace Marie Doyle Hillion, Susan Lindsay以及Tracey Mechefske是此案件的原告。他们向当地法庭提告称，福特政府取消这项基本收入福利是一种违约行为（breach of contract）。   　　原告还称福特政府“失职（negligent）”，违反政府正在履行的职责，将原本为期三年的项目缩减为一年。 　　在2017年4月，前安省自由党政府引入了这项预计为期三年、总花费为1.5亿元的试运行福利项目。政策规定，18岁到64岁的低收入民众（个人年收入少于$34000或者家庭两人年收入少于$48000者）可以申请，并得到政府的救助。 　　该试运行项目为安省Lindsay、Hamilton及Thunder Bay的4000位居民每个月发放基本收入福利（每人每月可领千余元，每年最多可领$17000）。获得福利者需定期完成调查，并同意作为政府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当时的自由党政府希望通过这个试验计划，来测试基本收入项目对低收入人士及家庭的实际影响及效果。 　　在政府宣布取消该项目之后，这些参与项目的居民会在这个月领到最后一笔基本收入福利。 　　接手该起诉案的Lindsay当地律师Mike Perry表示，福特政府没有给参与者说明提早取消该项目的原因，对他们不管不顾。参与者们都是些低收入者、学生或残障人士。 　　他还表示，去年秋季曾有一份申请递给法庭，要求推翻省府提前取消该项目的决定，但法庭表示，无权改变政府政策与决定。不过法官提到，参与者有权采取法律行动，对因为提前取消该项目而蒙受损失向政府索赔。

加拿大负责监狱的联邦部门披露，正在考虑在各地监狱设立毒品安全注射站，以防止过量吸毒。 这听起来似乎有悖于常理，已经被关在狱中的囚犯怎么还可以接受非法的毒品？ @Kristin Baalman | Dreamstime 据CBC报道，由于加拿大正陷入严重的鸦片类毒品危机，将毒品偷运入监狱的情况确实存在，导致囚犯们共用注射针头。 在狱中设立安全注射站，将允许有毒瘾的囚狱可以安全注射毒品，以防范由于共用不清洁的针头导致爱滋病毒和丙肝病毒扩散。 报道称，加拿大联邦惩教服务局正在研究设立防止毒品过量的安全注射站，作为减少囚犯伤害的一个可行选择，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 CBC的报道称，试点可能在阿尔伯塔省监狱率先展开。 Lars Hagberg/Canadian Press 与此同时，安省卫生厅长Christine Elliot曾表示，安省政府也在考虑在省内监狱系统以外设立监督注射站，以一种新的方式提供毒品，防止吸毒过量的事件发生，以及帮助有毒瘾的人士得到治疗。 据报道，代表第一线工作的护士协会表示，这一消息令人振奋，已经有证据表明，安全注射站和防止吸毒过量站确实可以挽救生命。 安省注册护士协会主席Angela Cooper Brathwaite指出，这些人急需帮助，在政府的决策下，注册护士和医疗专业人士可以展开工作。 目前，安省有16个安全注射站，提供清洁卫生的针头，让吸毒者在护士和专业人士的监督下注射毒品。那里还会提供有关过量吸毒危害的资料，以及各种社会帮助服务的信息。

“我和我母亲被抓的时候，尿检结果都是呈阳性，这没什么可说的。”周文面对镜头时说。记者了解到，演员周文因为吸毒，已经被山西太原晋源分局晋源派出所抓获，并被移交南京警方处理。 记者注意到山西太原当地媒体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在曾经热播剧《青岛往事》中饰演承志角色的男演员周某近日与他的母亲因涉嫌吸食毒品被太原市公安局晋源分局晋源派出所抓获。 报道中称，演员周某出生于北京，今年24岁，曾参演过《我的父亲母亲》、《青岛往事》以及他自己曾主演过公益慈善电影《爱的天空下》等多部影视作品。 2019年3月中旬晋源派出所接到来自于南京警方的消息，称辖区内疑似有人以邮寄快递的形式贩卖毒品。晋源派出所的民警对此线索非常重视，迅速组织警力展开摸排工作，在很短的时间便掌握了涉毒人员的身份，就是演员周某和他的母亲，将他们抓获后民警在其藏匿的家中找到了大量种植大麻的工具以及吸毒工具。 民警将周某母子带回办案区后两人尿检结果均为阳性，他们对非法吸食大麻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周某吴某因涉嫌吸食毒品已被晋源派出所依法行政拘留，接下来将移交南京警方对其母子做进一步调查。 记者根据关键词查询发现，媒体所指的周某为演员周文，其作品有《爱的天空下》《你是我的生命》《战争和人》《我叫王格格》《青春敬礼》《青岛往事》等。 他1995年出生于北京，五岁时曾参与电视剧、广告的拍摄，六岁半掌握两千多个汉字，12岁时出演了电视剧《西出阳关》，剧中饰演了一个流浪儿童张小泉的角色，可谓是一名童星。 晋源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记者，周文是南京警方通缉的涉毒嫌疑人，警方在一周前将其和母亲抓获，两人目前已经被移交南京警方处理。

联邦自由党政府将推出一个新的边境执法战略，目的是阻止寻求庇护者从非正式入境点进入加拿大。 在 2019 年联邦预算中，联邦政府承诺在 5 年内制定一项耗资 11.8 亿加元的边境执法计划，以加强边境安全，并加快对庇护申请的处理。 财政部长Bill Morneau 表示，政府希望确保加拿大的庇护制度公平有效，并受法律管辖。 (Ryan Remiorz/CP) 他说，有人越过边境申请庇护，我们希望能快速处理，如果条件不符合，就把他们尽管送回去，如果符合庇护条件，我们将以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快速处理他们的申请。 自 2017 年以来，已有超过 4 万名寻求庇护者通过非正式过境点，从美国徒步越境进入加拿大。 杜鲁多政府还拨款 4500 万加元，用于反种族主义策略，遏制加拿大国内反移民情绪的上升。  

  　　早前曾令加拿大人广泛关注的BC省“恶母杀女案”有最新进展。本周五(3月22日)，BC省高等法院裁定，谋杀八岁女儿的Lisa Batstone二级谋杀罪成。她将面临终身监禁，10至25年不得申请假释的刑罚。   　　这起案件发生于2014年12月，Lisa Batstone将时年仅8岁的女儿Teagan(下图)窒息致死，放在汽车的后座上。她这么做的动机，是向其前夫，即死者父亲报复。   　　在法庭上，辩方曾要求控方将Lisa Batstone的罪名改为误杀，但是不被接纳，最终她被二级谋杀罪名成立。法院将在6月12日进行判刑聆讯。

高贵林港省级法院日前裁定，一名温哥华警员在休班期间，恐吓家具店东主罪名成立，将于下月9日判刑。 事发在去年1月，温市警员苏迪(Deepak Kumar Sood)于高贵林港一间家具店购入梳妆枱，但该梳妆枱其后在家中翻倒，令他的4岁儿子受了轻伤。苏迪曾25次致电该家具店，要求拿走梳妆枱，但店东表示未能即时处理，要数天后才可派员上门搬走有问题的梳妆枱。 苏迪大为不满，以粗言秽语和带有伤害性的字句辱骂及恐吓对方，店东期间表示会报警，但苏迪称，他就是警员。 温市警方周五回应媒体查询时指出，已得悉苏迪被判罪名成立。 发言人称，他们之前曾进行调查，因事件进入刑事审讯程序而暂停，现时会恢复，但在警方调查期间，不便再作评论。

2019年1月，被前妻举报移民加拿大的陕西省政协委员周延波有了处理结果，官方近日证实其确曾移民加拿大，女儿也已在加拿大定居。为此责令周延波辞去陕西省十二届政协委员，陕西省委教育工委给予周延波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今年1月，已经移民加拿大的华裔女子冯捷东网络上实名举报自己的前夫——陕西省政协委员周延波移民加拿大，而且其私生活混乱，在婚姻存续期间同时拥有4名情人。周延波随后请律师回应，称周延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其未持有加拿大“枫叶卡”和加拿大国护照，未取得加拿大国籍，未移民加拿大。不料冯捷东马上贴出周延波枫叶卡复印件予以驳斥。 原陕西省政协委员周延波 据新京报报道，冯捷东称从2009年开始，他们一家人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在2011年3月16日，她和前夫周延波及女儿一家三口携带“登陆纸”进入加拿大，在海关办理了相关手续，成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随后递交材料，收到枫叶卡、社会保险卡。 周延波枫叶卡复印件 冯捷东向新京报提供了周延波的“枫叶卡”复印件、2011年他在加拿大的纳税记录、社保卡等。据冯女士介绍，在2013年周延波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递交申请时，他的枫叶卡还在有效期内。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周延波当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 周延波移民登陆纸 冯捷东发帖称，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周延波出轨多位女性，并提供一张落款为周延波的承诺书。 承诺书写到：李某的儿子与我周延波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停止与李某、徐某、芦某等人的来往。 周延波代理律师李青山发布一份律师声明，称2018年4月28日，根据周延波申请，陕西省出入境管理局向周延波先生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在此前的2018年1月，周延波使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进入加拿大时依然按照程序办理了加拿大签证。 周延波已向陕西省委组织部、陕西省政协秘书处等组织部门做了汇报和澄清。 资料显示，周延波出生于1962年，湖北光化人。现为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董事长。2018年2月起，周延波当选陕西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前情人加入混战，实名举报周延波 周延波（左）和某女子照片 该女子被指是周延波情妇之一 2019年2月25日，中国一自媒体账号发布《我是周延波的小三，今天我祝他生日快乐！》的文章，文章中一名叫巩小艳的女子自称是周延波的情人，现已被抛弃。 巩小艳在文章表示自己，生活和工作在中国南方，自己有家庭，是周延波的情人之一。 她表示自己是通过闺蜜的介绍，在2013年认识周延波的。 随后，周延波就不顾她已经有老公、儿子，开始追求巩小艳。并动员关系让巩小艳和自己的老公离婚。就这样，周延波（已离婚）顺理成章的和巩小艳在一起。 巩小艳透露周延波除了自己还有个情人，就是西安思源学院一位姓徐（徐宝宝）的女中层干部，是周延波众多“小三”中最资深的一位。 同时，还有一个情妇MA某，一个姓李的女下属。 巩小艳在长文中还贴出视频监控的截图，有周延波和“徐宝宝”、MA某的出入酒店视频。 官方终于回应 周延波被实名举报后，陕西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组随后对此立案调查。 调查结果是：周故意隐瞒个人重大情况，根据有关规定，责令周延波辞去陕西省十二届政协委员。以下为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公布的《关于周延波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一、周延波基本情况 周延波，男，1962年2月生，湖北老河口人，中共党员，现任民办高校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党委委员，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为陕西省十二届人大代表，2018年1月为陕西省十二届政协委员。 二、调查核实情况 1.关于加拿大国籍或永久居留权有关问题 经调查，周延波于2011年3月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持有枫叶卡，有效期5年，枫叶卡到期后，没有申请更换。 陕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认定，周延波持有中国护照，系中国公民。 2018年1月其办理了加拿大商务签证。 据周延波本人提供的加拿大方面相关材料显示：周延波于2015年4月7日起，已非加拿大居民。 2. 关于陕西省十二届政协委员有关问题 经调查，2018年1月4日，周延波作为陕西省十二届政协委员人选考察时，虚假承诺本人及子女未取得外国国籍、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许可，故意隐瞒了其女儿已移居加拿大的事实，没有如实向组织报告本人曾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情况。 3. 关于陕西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有关问题 经调查，2012年12月，周延波被推荐为陕西省十二届人大代表人选时，时任西安思源学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彭斌、专职组织员赵志强在没有认真调查核实、且未向学院领导汇报的情况下，以西安思源学院党委名义向推荐单位西安市教育局， 出具了“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周延波没有获得国外或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其配偶子女也没有移居国外或境外”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 时任西安思源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马青知悉此事后，未作进一步调查核实，也未向学院党委汇报。

　　近日，一名39岁的皮尔区日托中心员工因制作儿童色情片入狱九年。在安大略上诉法庭中，法官Robert Sharpe拒绝了控方提出的15年量刑请求，并表示9年徒刑已经足够惩罚这名男子的罪恶，并且能够达到威慑他人犯案的作用。 　　对于量刑，Sharpe法官还表示，更长时间的刑期实际上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对这名罪犯家中搜查时，警方发现了大量令人感到不适的儿童色情片。这些儿童色情片当中的受害者都仅仅是两到三岁的女童。   　　这名被称作SC的嫌犯选择承认犯下八起性侵、八起制作儿童色情、持有儿童色情的罪行。据罪犯交代，他趁女童睡觉时，触摸并拍摄她们的性器官。随后并脱下裤子，对女童实施性侵。在承认这些罪行后，SC还写下了书面道歉信，为自己的罪行感到悔悟。 　　他坦白称，自己对儿童有一种不健康的变态欲望，他对儿童色情片感到痴迷。这使得他开始对拍摄更多的儿童色情影像感到兴奋。 　　据称，SC一直与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在案发前，曾在多家日托所上班。 　　在去年三月，初审法院裁定SC有罪，并处以九年监禁，当时的法官Donald McLeod表示，这样的罪行对受害儿童的家长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控方就对量刑感到不满。他们认为法官的量刑过轻，并要求法官考虑15年的刑期，检控官Lisa Joyal认为，初审法官过分强调了一些减刑的因素。 　　不过，在上诉法院当中，法庭裁决称初审法官的判断没有不妥。在上诉法庭的裁决当中，法官认为，虽然这样的罪行可以被赋予很长的刑期。但初审法官在裁决上考量了罪犯的情况，以及适用的法律原则。

在温哥华的Coal Harbour社区内，有一间面积高达6459平方英尺的豪华公寓。这件公寓有四间卧室，三个洗手间，以及一个比通常Studio Apartment面积还要打的衣橱。这里有最好的景色，同样，它的价格也十分不菲。     按照市价估算，这间公寓的价值在2800万元，这是温哥华价值第三高的公寓。但是，这座公寓的主人却十分神秘。根据可以查到的信息，这座公寓的被一个名为Leemar Investments FZE的公司持有。这所公司的所在地为阿联酋的Jebel Ali自由贸易区。在购买公寓时，公司没有使用任何贷款。   当然处理购买公寓的律师Richard Goluboff，并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   这样的神秘屋主，让人不禁对洗钱与非法避税等问题开始有所顾虑。在BC省，屋主可以通过将房产转移至子女名下，或者成立公司并将房屋转入公司名下等方式避税。 根据加拿大反腐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anada在2016年的调查，BC省价值最昂贵的100处地产的当中，有超过50处的持有者是私人持有公司。这帮助真正的主人隐藏了他们的身份。   在BC省议会当中，政府计划出台法案，要求建立“公共咨询记录”，从而显示实际使用与控制这些地产的屋主身份。目前的BC省政府期望打击每年进入BC省的，数十亿计的脏钱。而政府的重点，目前放在了进入地产行业的不明资金。 前任RCMP资深警监Garry Clement表示，如果这些庄家可以隐藏他们的身份，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购买房屋与地产来洗钱。而这些洗钱行为也在奢侈车、艺术品、以及珠宝行业十分常见。Clement认为BC省政府的措施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实施。在英国与欧盟，当地政府已经实施了相似的法规，以对抗洗钱与避税的违法行为。 在英国推出相关法案后，很快就发现有19名资深政客、76名受美国制裁人员、以及267名企业高管通过这样的方式避税。 但想要真正解决洗钱与避税的问题，不仅BC省需要设立相关法规，加拿大的其他省份也要跟进，以免犯罪份子找到漏洞。   对此，BC省财长Carole James表示，他管辖的部门将会与联邦政府，及其他地区的政府解决这一问题。

一名华裔男子捲入一宗涉嫌诈骗20万元案件中。然而法官最后裁定呈堂证据只能充分的证明该名男子诈骗147元，而该笔款项在当时用作支付一个跳舞比赛。     　　该名华裔男子名叫Arthur Tat Yue Wong，他在2010年负责管理Phoenix Media Direct Inc.的财务。根据法庭文件显示，这家公司主要负责供应大型打印机及列印纸张。   　　而在2011年的12月，公司的其中一名创办人Steve Carter收到一个来电，指公司拖欠达64,000元加币的款项。因此，公司随即进行内部核数，并发现有约57万元的不合理开销帐目，公司随后报警处理。皇家骑警在调查后将数字调整为20万元。   　　在Arthur Tat Yue Wong的控罪中，指称他在未经公司同意下，动用公司的信用卡，并从公司的银行户口转帐至他个人的万事达卡(Mastercard)帐户以赚取积分。   　　其中一名公司创办人Steve Carter表示，在Arthur Tat Yue Wong进入公司之前，公司的运作一直相当成功，而自从他离任之后，公司财务急转直下，在2012年7月被逼割价卖盘。   　　辩方律师认为，案件中缺乏重要文件指证当时被告是在未有获得公司批准下动用资金。而法官亦认同辩方律师的说法，认为案件中未有足够的证据指明被告人在何等情况下动用信用卡和公司款项。   　　此外，负责调查的皇家骑警人员，在当时只是第一年进入商业罪案调查科，当中不少调查程序疑点重重。 　　法官认为调查人员调查相关公司的开支项目上，在当时并没有审视任何收据、发票和其他相关的财务文件。他也没有按照公司制定的规则和步骤，来调查被告人是否跟从这些规则。 　　调查人员甚至只按照一个不完整的供应商名单和不正规的财务审核报告来作出调查。因此，法官认为在调查人员在调查程序上有缺失。此外，法官亦质疑公司其中一名创办人Steve Carter的可信性。法官认为基于以上的种种疑点，足以令被告人脱离大部分的指控。   　　然而，法官在其中一项涉及147元，用作支付跳舞比赛的款项中，认为被告人涉及诈骗，因此裁定被告诈骗一笔147元的控罪罪成，法院将会在4月12日宣布判刑。

多伦多一名华裔便利店东主涉嫌到安省酒铺买酒，再转售给未成年少年牟利，现今被警方控以向19岁以下人士提供酒类饮品和无牌售酒等罪名。 案情透露，被告于市西奥星顿路(Ossington Avenue)299号经营Winners Lotto Mart便利店，有少年走进店内，要求买相当数量的酒类饮品，被告答应后，自行到安省酒铺买入这些酒类饮品，之后再转售给该名少年牟利。 14分局重案组调查后，控以60岁华裔王姓男子Hung-Wai David Wong上述罪名。

拥有590个成员的卑诗法援律师协会（Association of Legal Aid Lawyers），经过3天全体成员投票后，结果协会有97%的法援律师，赞成由下月（4月）1日起进行罢工行动。   协会在声明中指出，主要原因是省府缩减法律援助拨款，而导致今次罢工行动。协会总监Donald McKay强调，如果省府在本月底前，再不决定增加拨款的话，协会律师将会由4月1日起停止提供法援谘询服务，但不包括涉及羁留的个案。     Donald McKay指出，全面罢工行动将在下月中全面展开，整个4月份将不会再接纳新的律师委托事宜。他亦称，目前大量省民面对法律难题如家庭丶儿童丶移民及刑事诉讼上，都需要法律援助。而省府缩减法援拨款，就是置弱势社群而不顾。   他且表示，如省府不解决拨款问题，会考虑将罢工行动升级，即由5月开始，停止处理已经签署的委托合约案件等。     资料显示，法援律师薪酬过去28年来，只是在2006年调升过一次；按照目前的通货膨胀情形，现时这个数字应该上升到39.72元，但是实际上，去年平均每人法援花费仅是14.99，令法援律师的薪酬比25年前下降了60%，排在全国倒数第3。

华裔富商苑刚（Gang Yuan，译音）被杀及分尸案审讯过程昨日大致完结，控辩双方已经宣读各自的结案陈词，惟被告赵利（Li Zhao，译音）的律师对检控官的陈词尚有回应，需要安排下星期五（3月22日）向法官作简短的补充陈词。  苑刚被枪杀及肢解案审讯过程昨日大致结束。  赵利。  苑刚  苑刚分尸案自2017年5月首日开审，昨日终于基本上告一段落，检控官Adrienne Lee结案陈词时除了继续力证赵利是有目的杀死苑刚外，更垮隼方传召的证人、即西门菲沙大学法证心理学家Robert Ley的证词出现「严重漏洞」，请求主审法官舒尔特斯（Terence Schultes）只将有关证词的少部分作为判决考虑因素，甚至完全不作考虑。 Lee继续反驳辩方律师唐纳森（Ian Donaldson）指被告在被苑刚挑衅下才杀人的说法，表示赵利在案发当日拿著枪支叫苑刚「勿动！勿动！」，要向苑刚证明自己不是「懦夫」和决心保护自己的女儿赵一铭（Yiming Zhao，译音），给苑刚一记「枪口下的教训」（gun-point lecture），这证明赵利当时拥有「高度自我控制」能力，并非如唐纳森所说的惊惶失措和突然不知不觉开枪击毙苑刚。此外，Lee说当日苑刚已经倒地「没有作出任何事」，因此赵利由辱骂苑刚为「畜牲」到拿枪走近苑刚「威胁」他等一连串动作都并非在苑刚挑衅下作出，而是赵利「自我挑衅」（self-induced provocation），主动引起与苑刚的冲突。 Robert Ley撰写心理评估报告时表示赵利是出于「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反应而向苑刚开枪并将其肢解。Lee重覆去年审讯时向法官提出的质疑，垮jey以赵利不谙英语为由而没有为他进行任何心理测试，整篇评估报告内容只以六次与赵利的访谈为依据，欠缺解释疑犯行凶时心理状态的多个对立假设（alternative hypotheses），在方法论上出现严重错漏。她亦质疑Ley在知道赵利在访谈中有关向苑刚开枪的陈述与向华裔警员Wilson Yung所落的口供有出入后，没有就这些出入质问赵利，形容Ley犯上「令人震惊的错误」。Lee在法官询问下承认以Yung警员的证词作为判断其他人士证词准确度的依据。 唐纳森随后向法官反驳Lee的分析方法，指她只是著眼于赵利证词中的片言只语而没有著眼于大局，并指即使赵利在案发当日的伤势不如苑刚，但这并不代表赵在一连串事态发生时没有受到心理「创伤」，就像撞车后即使没有受伤也会因被惊吓而全身发抖。对于检控官指称赵利证词反覆，唐纳森形容有关说法对被告「有欠公允」， 承认即使他自己也有可能无法准确记起曾经发生的事。 此外，唐纳森请求法官「谨慎审视」控方传召的证人、皇家骑警刑事鉴证部门血[型态分析师柯克尔（Diane Cockle）的命案现场血迹分布情况供词，表示供词内容无法说明血迹来自何人。 赵利昨日出席审讯时细听传译员传达的检控官陈词，抄下多页笔记，在审讯完毕时经庭警检查笔记后，带同结案陈词副本离开审讯室，期间向唐纳森和传译员点头微笑道谢。

据微信公众号“杭州日报”3月8日消息，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9年3月8日，杭州中院依法对20余年前作案的“淳安系列强奸案”罪犯钱财桂执行死刑。 　　26年间，妹妹的意外死亡，胡建华如梦魇般挥之不去。和妹妹的最后一面，还是她遇害前不久，妹妹刚来和哥哥商量完自己的婚事。彼时，她已怀有两个月身孕，却在清晨被人发现衣不蔽体死在党校门口石阶上。 　　匪夷所思的是，几个月后，当地又发生了一起强奸未遂案。这两起案子，曾令当地人谈之色变...... 　　党校门口惊现女尸 　　1993年11月22日，最早发现“兰”遇害，是几位早起的晨练者。 　　在淳安县委党校门口的石阶上，她衣不蔽体地躺在角落里，已无气息。时任淳安县公安局副局长余樟春接警后马上赶到了现场，“天还是黑的，是那年淳安最冷的一天，霜冻很严重，被人发现的时候 ，大概5点多钟，现场场面很难看，随后也马上定性为强奸杀人案。” 　　 案发现场 　　在当时不到4万人口的淳安县城，这起恶性强奸杀人案件迅速发酵——因为县委党校地处淳安闹市，众多赶早的过路人成为不同时段的目击者。一章姓公务员回忆称，“我那时还是初三，早上上学就看到路上有血迹，到党校门口越来越多，再往上看，就看到一块白布像盖着东西，还有很多警察站着，从此以后，学校就规定 ，放学回家必须男生陪着。” 　　 　　 阴影处为抛尸点 余樟春回忆称，淳安县城不大，这个案子发生后，影响很大。很多女工，在开发区罐头厂、丝绸厂上夜班的，一个人不敢上下班，要男人陪着。 　　不过，在杂乱的案发现场，余樟春他们尽最大可能收集了毛发等物证，这也成为当下钱某某在案发20多年后落网的关键所在，“勘查工作非常细致，因为技术原因，还把毛发等物证送到了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沈阳刑警学院去比对DNA，但当时没有结果。” 　　躲过死劫的遇袭者 　　“兰”遇害后，淳安警方不断扩大排查范围，从开始的开发区扩展到码头，以及以千岛湖镇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周边的威坪镇等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次年的3月25日，于淳安技校附近，同样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未遂案，而案发地距离党校，不到300米路程。 　　 第二起案件案发地技校门口 　　这在当地引起恐慌。一时间，镇上女性都心生恐惧，害怕夜间单独外出”——“侥幸”的是，当年已经47岁的受害者张女士，在被性侵后躲过了死劫。 　　据办案民警分析称，她是被从后面用绳索勒住了脖子，随后遭到性侵， 可能施暴者认为她已经死了，就这么躲过了死劫——尽管如此，张女士在后半辈子并不好过，街坊邻居说，“事发后，好几年没看到她出门”。 　　而在2016年2月，未见案件昭雪的张女士，已经辞世。 　　 　　20多年间，淳安县公安局局长换了八任，却始终未放弃对这两起陈案的追凶。 　　2017年1月6日，淳安县公安局专案组民警在DNA样本检测时发现 ，淳安其中一脉姓氏族群有作案嫌疑，并在随后的1月13日晚间，确认了钱某某个体样本与案发现场提取检材完全吻合。 　　 　　打工者“钱某某” 　　犯罪嫌疑人钱某某是2017年1月14日上午10时许，在淳安县威坪镇被抓获的，而此时，他和另外一名女工，在威坪大桥铺设人行道地砖。 　　 　　 被抓捕前的嫌疑人 　　——“为什么抓我？” 　　——“干过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 　　听到这一句，戴着白帽子的钱某某面部僵硬，一言不发，不到1米67的身高，蜷着更显矮小。 　　已经50岁的他，终于没有逃出自己24年前的“犯下的孽”——在随后的警方侦查中发现，钱某某在1990年已经结婚，案发后逃至杭州、安徽歙县等地，有些时候，也出现在淳安县城，直至在老家打工时落网。 　　新闻发布会上，淳安警方通报称，“钱某某在案发后一直比较隐忍，在村里也舍得吃亏，没犯过什么事，给侦查带来了难度。” 　　在得知24年前的强奸杀人案已经告破，余樟春说，“在当时没有破案，压力是非常大的，一直记挂着这个案子。这次淳安公安局总算为受害者昭雪了，听着高兴，大快人心。” 　　“钱某某”被抓获的消息，也让淳安警队非常“振奋”，一位陈姓老民警说，“这是我们多年的一个心结，案子破不了，总觉得抬不起头，对不起老百姓，好在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就觉得有希望，也一直在努力。” 　　哥哥：妹妹被害前已有身孕 　　正义终不缺席 　　这么多年，哥哥胡建华心里难受时，就给妹妹写信，然后烧给她，并安慰自己，案子一定会破的——淳安前后八任公安局长，他都去找过，对方也和他说，案子，一定会破的。 　　现在想回去，胡建华见过妹妹的最后一面，是1993年11月20日，她从千岛湖镇坐渡轮回来，和家里人商量结婚的事情——原本，她的婚礼定在1994年元旦，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她在纺织厂做工，本来要凌晨一点才下班的，可能那天晚上太累了，就提早下班了，”——而据淳安警方侦查推测，“兰”遇害时候，大致在11月21日晚间的11时前后，而在排查过程中称，“附近淳安县委招待所的人，听到外面有人喊叫，以为是打架，没有下楼看。” 　　 　　 胡建华的感谢信 　　 据淳安警方透露称，当时，“兰”后脑勺被硬物击中，失去反抗和呼救能力，随后被加害——但不管如何，胡建华还特意写了封一人多高的感谢信，想送到公安局——用来写字的红纸，是他特意去镇上买的，“我还要告诉已故父母，被害的妹妹，是人民公安为我们报仇雪恨，让你们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 　　 　　凶手曾上诉，最高院复核：死刑 　　2017年11月2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钱财桂强奸案公开宣判，以强奸罪判处钱财桂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钱财桂使用暴力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被害女性发生性关系，并致1人死亡、1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钱财桂所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钱财桂曾于1984年3月至5月，在淳安县城区趁夜多次猥亵妇女被以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989年刑满释放后，又在该城区连续针对深夜独行女性施暴，造成被害女性死伤，作案后潜藏二十余年逃避侦查，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依法予以严惩。被告人钱财桂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适用期间实施强奸犯罪，应适用作案当时法律。 　　据此，杭州中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钱财桂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钱财桂提出上诉，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以强奸罪，判处钱财桂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国外媒体报道，华为宣布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后，已经向德克萨斯州东部地区美国地方法院提交起诉书。华为在起诉书中将美国总务署署长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Emily Webster Murphy）、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Azar II）、美国教育部长贝齐·狄维士（Betsy DeVos）、美国农业部长索尼·柏都（Sonny Perdue）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罗伯特·威尔基（Robert Wilkie）一并列为政府方面被告。 #Huawei is suing U.S. government? Good. Can’t wait until discovery phase so world can see how they cheat,steal & spy for govt of #China. Ironic that Chinese company using a legal process in U.S. that American companies can’t use in China. https://t.co/qsd0vfj0fw — Marco Rubio (@marcorubio) March 7, 2019 // 华为在起诉书中指出，原告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典》第28编第1331、2201和2202节提起诉讼，申诉《约翰·s·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违背美国宪法。其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和服务列为规定“涵盖的电信设备或服务”，并据此限制执法机构、联邦政府承包商，联邦贷款和拨款接受者采购和使用此类设备。华为同时也寻求解除相关禁令。 以下为华为起诉书原文： 原告： 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 美国政府、美国总务署署长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Emily Webster Murphy）、美国劳工部长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Azar II）、美国教育部长贝齐·狄维士（Betsy DeVos）、美国农业部长索尼·柏都（Sonny Perdue）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罗伯特·威尔基（Robert Wilkie） 申诉 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或华为）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典》第28编第1331、2201和2202节提起诉讼，申诉《约翰·s·麦凯恩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违背美国宪法。其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和服务列为规定“涵盖的电信设备或服务”，并据此限制执法机构、联邦政府承包商，联邦贷款和拨款接受者采购和使用此类设备。原告同时也寻求解除相关禁令。 初步声明 1.美国宪法制定者对可能存在滥用立法权问题倍感关注。他们认为“立法部门的活动范围无所不在，把所有的权力都拉进它的浮躁漩涡”，因此“立法部门的野心是与（宪法精神）相违背的”。“公众应该放纵他们所有的嫉妒，用尽他们所有的预防措施。”——以上摘自《联邦党人文集》第48号(詹姆斯·麦迪逊)。因此，宪法制定者只赋予国会有限的立法权清单;并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对这些权力进行了分配；严格按照程序行使这些权力;并将行政权和司法权授予政府独立的分支机构。 2.宪法制定者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立法机关会利用其手中权力针对特定个人行使不公正待遇。宪法制定者认为，如果立法机关本身能够“不经行政机关或法院的审判”就对特定人实施制裁，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安全，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可能成为某个盛行派系的无辜受害者。”（摘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论文》第485-86页，哈罗德·C·塞勒特编，1961-1979）。 因此，即使制宪者以其他方式赋予国会所罗列的立法权，他们也禁止国会利用这些权力颁布剥夺公权法案，从而对立法机关认定的特定个人施加惩罚。 此外，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宪法制定者禁止立法将特定的人单独列为剥夺自由的对象。最后,依据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三权分立，宪法制定者禁止颁布仅适用于个案规则这种形式的立法。 3.《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相关规定违背了美国宪法。特别是第889条专门针对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原告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第889条点名指出华为的名字，立法裁定华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相关联，不仅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指定的华为设备和服务，而且不得与购买或使用华为设备服务的第三方签订合同或提供赠款、贷款，且不论该设备或服务是否对美国政府有任何影响或与之相关。这些禁令的实际和预期效果是禁止华为进入美国电信设备和服务市场，对华为造成直接和持续的经济，竞争以及声誉损失。 4. 第889条给华为施加了这些永久性负担和制裁，却没有给它一个公平的听证会，也没有给华为提供反驳指控的机会，更没有机会让华为避开。该法规明确规定，这些涵盖广泛的禁令和制裁只适用于华为和另一家指定实体。相比之下，该法令授权国防部长在与联邦调查局局长决定其他实体是否属于或受控于中国政府，或者以其他方式与之相关，并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决定是否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 该法规规定，如果美国官员发现，有关特定实体的既定事实发生了变化，他们有权改变其决定。但这些官员对华为没有这样的自由裁量权：即使这些官员最终发现华为与中国政府没有关系，也不会取消针对华为的禁令和制裁。简而言之，第889条将华为列入了黑名单，并禁止它进入美国电信服务市场的重要领域，而这一切决定都没有给华为一个公平的听证机会，让它能够获知针对它的指控，并对指控做出申辩。 5. 据此，《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至少违反了三项宪法规定:它违反了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单独对华为进行惩罚——将其列入黑名单，损害其声誉，否定其对遵守美国法律的具体承诺，并否认华为可以通过任何程序争取清白并避开制裁。第889条还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选择性地剥夺了华为的自由——严重限制华为的商业自由，给华为打上了中国政府工具的烙印，声称其对美国安全带来风险，并拒绝给予华为任何反对指控的法律权利。 此外，第889条违反了归属条款（Vesting Clauses）和由此产生的立法三权分立——美国国会裁定华为所谓“有罪”，而不是让美国行政机关和法院裁定任何此类指控。 6.从实际情况看，第889条对华为以及另一家公司的关注显然是基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国籍地，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第889条允许那些在中国拥有广泛业务、与中国政府签订合资协议的制造商继续把设备卖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承包商以及政府赠款贷款接受者,而单单对华为这家私营企业以及另一家实体进行不利对待。 此外美国政府本身也认识到，由于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世界上几乎所有电信设备制造商都面临网络安全风险。然而，第889条并没有解决这些全球供应链风险。因此，如果第889条的核心目的是防止中国制造设备被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使用，那么该条款在表面上其实是无效的。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还过于宽泛，因为即使华为的设备或服务不用于支持政府相关职能，其也禁止使用或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 7. 简而言之，第889条不仅违反了美国及其公民的经济利益，在保护美国安全利益方面毫无作用，而且违反了美国宪法。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及服务提供商，能够以比其他同业公司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先进的设备，并且业务覆盖了世界和美国市场中其他提供商服务效率较低或根本没有服务的地区。没有华为的设备和服务，美国消费者，特别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消费者将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技术，并将面临更高的服务价格和竞争明显减弱的市场。特别是在5G移动服务领域，美国消费者将减少最先进网络的接入机会，并遭受服务质量低下的痛苦。 与此同时，华为的设备和服务受到先进安全程序的制约，在全球使用华为设备和服务的170多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记录有后门、木马植入或其他故意的安全漏洞。此外，尽管全球供应链中存在着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全面供应链战略和规则来解决的真实风险，但将华为等特定企业列入黑名单无助于合理有效地解决风险。如前所述，华为确实是一家由私人董事会控制的私营公司。 虽然法庭没有权力来保护公众免受《国防授权法案》欠考虑条款所带来的方方面面影响，但有义务保护华为和其他实体免受违宪行为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华为的惩罚，对华为公平听证权利的剥夺，同时对宪法赋予行政和司法部门的指控及裁决权的剥夺。原告在此敬请法院宣布《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违宪，并禁止执行其中违反宪法的个别内容部分，同时保留《国防授权法案》的所有其他方面，以及第889条本身的其余内容。 当事人 A原告 8. 原告华为美国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美国）是一家依据德克萨斯州现行法律组建的公司，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坦尼森大道500号5700。 9. 原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是一家成立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有限责任公司，总部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华为工业基地。 10. 原告华为美国和华为技术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为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因此属于关联公司。此外，原告华为美国是原告华为技术的间接子公司。 11. 华为投资是中国实体，公司总部设在中国深圳华为工业基地。 12.华为投资是一家由员工全资拥有的民营企业。该公司的直接股东包括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依据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的公司员工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截至2019年2月，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员工9.7万余人。任正非所持股份仅占华为总股本的约1.14%。 B被告 13. 美利坚合众国是基于美国国会制定《国防授权法案》所采取行动的适当被告 14. 被告艾米丽·韦伯斯特·墨菲（Emily Webster Murphy）是美国总务署署长。其以公职身份被起诉。 a.被告墨菲领导的美国总务署为联邦政府提供集中采购服务。美国总务署的职责包括起草和管理《联邦采购条例》，该法规适用于所有行政机构的采购，但有一些例外情况。《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指导联邦行政机构负责人就政府合同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包括受《联邦采购条例》约束的合同。 b. 《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墨菲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美国总务署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总务署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任何贷款或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墨菲列为被告。 15. 被告亚历山大·阿科斯塔（Alexander Acosta）是美国劳工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阿科斯塔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劳工部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相关实体的合同工；以及美国劳工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或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阿科斯塔列为被告。 16. 被告亚历克斯·阿扎尔二世（Alex Azar II）是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阿扎尔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关于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卫生与社会服务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阿扎尔列为被告。 17. 被告贝齐·狄维士（Betsy DeVos）是美国教育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狄维士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关于美国教育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教育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狄维士列为被告。 18. 被告索尼·柏都（Sonny Perdue）是美国农业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柏都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关于美国农业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农业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柏都列为被告。 19. 被告罗伯特·威尔基（Robert Wilkie）是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威尔基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向使用华为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发放的贷款和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威尔基列为被告。 20.被告戴维·L·伯恩哈特（David L. Bernhardt）是美国内政部代理部长，以公职身份被起诉。《国防授权法案》指导被告伯恩哈特就华为生产或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采购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美国内政部与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之间的合同；以及美国内政部向使用华为提供的某些设备、系统或服务的任何实体发放的贷款或赠款。根据《美国法典》第702条第5款，现将伯恩哈特列为被告。 宪法规定 21. 这一申诉依据是美国宪法《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 Clause）、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以及宪法《归属条款》（Vesting Clauses）和由此产生的三权分立。 22. 《剥夺公权法案》条款规定:“不得通过……剥夺公权的法案。” 23. 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 24. 宪法《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三权分立只授予国会有限的、已列举的“立法权”，并将“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授予总统和法院。 司法管辖权和地点 25. 根据《美国法典》第28编第1331节，本法院拥有司法管辖权，因为该诉讼是根据美国宪法提起的。 26. 法院有权根据《美国法典》第28卷第2201节《确认判决法》（Declaratory Judgment Act）、第5卷第702节及法院权力对相关内容作出宣告并解除禁令。 27. 根据联邦普通法，一方可以起诉“禁止……违反宪法的行为”，并且不需要放弃主权豁免，因为主权豁免权不适用于这种情况。此外根据《美国法典》第5卷702节，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主权豁免权。 28. 根据《美国法典》第28卷第1391节，本起诉的司法管辖权行使地点是正确的。因为美国政府以及以公职身份行事的美国行政机构官员是被告,而原告华为在美国的主要营业地点在该地，也就是华为美国的普莱诺总部位于该地区。本起诉不涉及不动产。 事实指控 一、华为背景 A.华为技术概述 29.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其于1987年成立于广东省深圳市，深圳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首批经济特区之一。 30.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由其创始人和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持有股份的员工共同拥有，并由其董事会控制，董事会的17名成员都是没有在中国政府任职的普通公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华为投资没有中国政府的所有权。 31.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包括路由器和网络层交换机，能够对用户数据流量进行路由或重定向。 B.华为美国概述 32. 原告华为美国雇佣了大约250名员工，为85家现有美国有线和无线运营商、美国公司、学校和其他机构在内的众多企业客户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设备和服务。 33. 华为美国公司设立了一个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均未在中国政府担任任何职务。华为美国公司董事会负责监督和管理公司业务，并制定由公司高管执行的政策；批准和指导华为美国公司的高管；执行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提名、聘任、解聘、考核高级管理人员。 34. 华为美国市场销售的产品包括路由器和网络层交换机，能够路由或重定向用户数据流量。 二、美国政府对全球网络安全的调查 威胁 35. 美国政府20多年来一直在采取措施识别和降低网络安全风险，特别是供应链风险。 a.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了一项指示，阐释“美国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连续性和可行性的政策”，比如说消除电信网络应对物理和网络攻击的脆弱性。 b. 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FISMA)，要求制定联邦信息系统安全的最低标准。（见《美国法典》第40卷第11331节）根据《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制定了两个标准，其中一个于2009年出台，特别要求政府机构采取措施保护其供应链。 c. 2003年，美国政府发布了第一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该战略将电信视为关键基础设施，政府必须保护其免受网络攻击。（见《白宫网络安全战略》） d.2008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起“国家网络安全综合倡议”(CNCI)，呼吁制定“详细的战略和实施计划，以更好地管理和减轻供应链漏洞。” e. 200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进行一项审查，以便制定一项协调和整合政府应对网络风险的计划和活动的战略框架。（见《白宫简报:网络空间政策评论》）该报告承认，“全球范围内新制造、设计和研究中心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通过微妙硬件或软件操作颠覆计算机和网络可能性的担忧”，并呼吁“采取广泛、全面的风险管理方法……而不是大规模排斥外国产品和服务。（见《白宫网络政策评论》，2009年5月29日） f. 2009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了该报告的建议，随后将“国家网络安全综合倡议”细化为12项倡议，其中一项倡议呼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源自国内和全球化供应链的风险……以战略性和综合性的方式解决产品、系统和服务整个生命周期中的问题。在这一倡议中，总统认识到“管理这一风险将需要对与采购决策相关的威胁、漏洞和后果有更高水平的认识；开发和使用工具和资源，从而在技术上和操作层面降低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的风险；制定反映全球市场复杂性的新采购政策和做法；与业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制定和采用供应链和风险管理标准及最佳实践。” g.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负责人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网络威胁对国家和经济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有关网络威胁的最大战略挑战”之一，是解决“与美国网络IT供应链相关的高度复杂漏洞”。 克拉珀于1月31日晚7点至8点在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发表了一份关于美国情报机构全球威胁评估记录的非机密声明。 h.2018年，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发布了新版网络安全框架，对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各个组织如何评估和管理网络供应链风险提供进一步的指导。该框架解释说，降低网络供应链风险的步骤可能包括确定相关供应商的网络安全要求，通过合同等机制制定要求，并验证要求正在通过各种评估方法得到满足。 i.同样在2018年，美国国土安全部成立了一个跨部门供应链工作组，以“研究和制定一致行动建议，以应对识别和管理与全球ICT供应链和相关第三方风险相关的关键战略挑战”。该工作组“旨在关注通过政策举措和创新公私伙伴关系机会管理战略风险的近期和长期解决方案”。 j.此外2018年12月，国会通过了《安全技术法案》，总统签署了《2018年联邦采购供应链安全法》。这一法案提供了相关标准和规则，用于识别、评估和降低任何全球供应商对政府构成的供应链风险。它还为可能被排除在采购之外的供应商提供了一系列程序保护，如通知、申诉和司法审查。 36. 在采取第35条所述的措施时，行政部门(偶尔也包括美国国会)认识到供应链是全球性的，但并没有声称、假装或暗示网络安全风险可以通过仅针对特定公司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而得到有效解决。相反，正如NIST所解释的，来自任何地方(国内或国外)的信息和通信科技产品或服务都可能存在漏洞，这可能为供应链的妥协提供机会。 37. 与这一做法相一致，专家们已经认识到，全球化电信供应链是复杂的、动态的，而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累积供应链，而不是碰巧出现在最终产品上的供应商。因此，除其他措施外，确定风险需要对开发和制造特定设备、组件和软件的公司进行个体化分析，包括开发和制造工作在哪里完成，制造工作安排(例如与国有企业合资亦或是由全资子公司完成），以及外国政府或其他恶意行为者给这些引入后门或其他漏洞的因素。 38. 尤其是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风险，华为以外的电信公司归中国投资者所有，许多其他公司在中国也有生产设施，并嵌入从中国进口零部件，使用由中国程序员编写的软件，或者与中国存在其他联系。举例来说，两家大型电信公司与中国政府建立了合资企业，并在中国制造设备。在中国经营或与中国政府建立合资企业的电信设备行业中的非中国公司，也要受中国法律和监管机构的约束。 39. 尽管行政部门(偶尔还有美国国会)认识到全球供应链风险的广泛性和相互关联性，但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国会在这一领域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个别公司的不利待遇上，而这种方式未能反映全球供应链的分散性质。美国国会不是集中精力发展行政部门建议的“广泛、全面的风险管理办法”，而是选择“大规模谴责”行政部门所警告的特定“外国产品和服务”。这种有针对性的谴责是基于对某些外国公司的毫无根据的恐惧，而不是基于证据和事实。 40. 事实上，尽管(如上文所述)还有其他由中国投资者拥有或在中国运营的科技公司，但近几年来，美国国会专门针对华为进行了特别审查，并采取了不利行动，理由是据称华为存在未经证实、基本上未被阐明的担忧。 41. 早在2010年10月，四名美国国会议员就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递交了一封信，要求提供有关FCC保护美国电信网络安全的计划。信中断言，华为和另一家中国公司中兴通讯正在“积极寻求为美国电信基础设施提供敏感设备”。信中继续称：“美国国会议员对此非常关切，因为这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 42. 鉴于国会的上述担忧，华为在2011年2月发出的公开信中承诺：“对美国当局认为必要的任何调查保持开放态度，并与所有政府机构透明地合作。”当时，华为表示，对美国保持公平和公正充满信心。该公司还称，它“相信任何彻底的政府调查结果都将证明华为是一家正常的商业机构，仅此而已。” 43. 2011年初，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决定：“在没有对华为的企业活动进行全面调查的情况下，美国不能信任其在美国电信网络中使用的设备和服务。” 44. 作为回应，华为在2012年2月向美国国会提供了美方对其高管进行的“广泛采访”。HPSCI报告称，8名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华为位于中国深圳的企业总部会见了华为高管，包括华为全球安全官约翰·萨福克(John Suffolk)，还参观了华为的总部，评估了公司的产品线，并参观了一家大型制造工厂。华为轮值首席执行官、董事会秘书、其他公司高管以及前任和现任员工也参加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座谈”。 45. 2012年5月，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众议员德文·努内斯（Devin Nunes）、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荷兰·鲁珀斯伯格(Dutch Ruppersberger)以及亚当·希夫(Adam Schiff)，在香港会见了华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任正非。 46. 2012年9月13日，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在国会举行听证会，华为代表出席作证。 47. 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发表了HPSCI报告。在报告中，该委员会承认，它“无法证明”华为存在不当行为。尽管如此委员会坚称，华为也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它未能“提供更多细节来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便缓解美方对安全的担忧”。 48. HPSCI报告特别指出，华为设备和服务构成的所谓安全威胁应归咎于华为与中国政府的所谓密切关系，以及华为被指控可能控制的潜在威胁。但报告中没有提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华为制造的任何设备或提供的服务曾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49. 此外，尽管缺乏实际证据证明华为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更不用说华为从事“不法行为”或其设备和服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但报告依然建议，“美国政府系统，特别是敏感系统，不应包括华为设备或部件”，当然，“政府承包商，特别是那些为敏感的美国项目工作的承包商，也不应该在他们的系统中使用这些设备”。 四、2019 NDAA 50. 从2012年到2017年间，美国没有采取任何法定行动来执行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51. 然而在2017年，尽管缺乏对华为不利的证据，也无视行政部门提出的采取“广泛、全面的风险管理办法”的建议，美国国会颁布了一项法定条款作为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组成部分，该条款禁止美国国防部使用指定的华为设备执行“国防部的核威慑任务”，或“国防部的国土防卫任务，包括弹道导弹防御”。 52. 2018年1月9日，美国众议员K·迈克尔·科纳韦（K. Michael Conaway）和利兹·切尼（Liz Cheney）提出了第4747号提案，该提案旨在阻止所有联邦机构的负责人采购、获取或与任何使用华为生产的特定电信设备的实体签订合同。 53. 2018年2月7日，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约翰·科宁（John Cornyn）和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在参议院提出了类似的第2391号提案。 54. 2018年4月13日，美国众议员迈克·桑伯里（Mac Thornberry）和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提出了5515号提案，该提案最终成为2019 NDAA。 55. 2018年4月18日，当这些法案悬而未决时，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表示:“华为和中兴都是中国政府支持的企业。他们想方设法进入美国市场的目的是窃取我们的私人数据和知识产权。” 56. 2018年5月15日，当美国众议院下属军事委员会将第5515号提案提交给众议院全体议员时，里面包含了与第4747号和第4747号提案类似的提议。 57. 2018年5月2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19 NDAA的初步版本。该法案包括了一些空谈和不受支持的“结论”，比如华为“受国家影响”，并“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 58. 2019 NDAA法案提出的调查结果被纳入了HPSCI报告，即建议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都不应该与华为合作。 59. 与此同时，该法案建议要求各政府机构提交详细计划，包括他们计划如何应对白标技术对其供应链的影响，从而使最初的技术制造商不能很容易地被预订者或用户发现。 60. 2018年6月4日，美国参议院收到众议院转来的法案。 61. 2018年6月13日，科顿参议员在参议院表示:“这些公司(即华为和中兴）已经证明，他们自己当前是不值得信任的。我认为，应该把他们赶出去，禁止它们在美国做生意。” 62. 科顿在协助提交第5515号提案时称:“这是美国对华为和中兴采取的第一次真正、具体的行动，但我和本会议厅的参议员认为，判处‘死刑’才是适当的惩罚。” 63.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补充说：“中兴和华为与政府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密切关系。” 64. 2018年6月，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也曾表示，“我们应该把华为赶出去。华为是个‘特洛伊木马’，不应该以任何身份在美国做生意。” 65. 2018年6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5515号决议，并召开会议，就法案达成共识。 66. 2018年6月20日，美国国会正在审议2019 NDAA时，参议员科顿、卢比奥以及众议员科纳韦、切尼以及鲁珀斯伯格等人致函谷歌，表达了对其与华为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表示担忧，称这种合作关系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风险”。 67. 2018年6月27日，美国众议员鲁本·加莱戈（Ruben Gallego）谴责“中兴和华为”，称它们为“中国的两个坏苹果”，并指出“美国两党对此达成共识”。 68. 2018年7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NDAA的最终版本。众议员史密斯对该法案针对华为实行的“严格限制”表示欢迎，确保该公司不能与美国政府或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做生意。 69. 2018年8月1日，NDAA的最终版本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 70. 2018年8月13日，特朗普总统签署2019 NDAA，使其正式成为法案。 71. 2019 NDAA第889条案文规定，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华为的设备或服务，禁止与使用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实体签署合同，禁止联邦机构拨款或者贷款用于采购华为的设备或服务。第一条禁令自2019 NDAA颁布之日起一年后生效，第二和第三条禁令自颁布之日起两年内生效。 72. 这些禁令适用于行政部门所有机构的负责人。 73. 这些禁令禁止华为在大量设备和服务方面寻求或赢得与联邦政府相关的业务合同，即使是与国防、信息安全或国家安全没有重大关联的机构，如农业部内的国家农村发展委员会、内政部内下属印第安人事务局或鱼类与野生动物局。 74. 除了禁止华为为联邦政府提供设备或服务，这些禁令还暗含第二层禁令，实际上剥夺了华为向数以千计的私营企业出售其设备和服务的资格。具体地说，第889条禁令实际上禁止华为寻求或赢得与联邦承包商或接受联邦拨款/贷款机构有关的大量业务。 75. 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授予的合同总价值约为4396亿美元。鉴于这个市场的规模，迫使华为的客户在购买华为设备和在联邦合同市场上竞争之间做出选择，相当于是阻止华为完全不能与联邦承包商做生意，但这就华为而言设备。 76. 即使联邦承包商与国防、信息安全或国家安全无关的机构签订了合同，第889条禁令也适用。虽然法规中有一项单独的条款针对某些公司提供的视频监视设备，“以确保公共安全、政府设施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的实体安全监视和其他国家安全目的”，但此处所涉条款不包括这种“国家安全目的”限制。例如，从表面上看，第889条禁令将有效禁止与内政部下属印第安事务局或土地管理局或与小企业管理局签订合同的联邦承包商使用“规约”所涵盖的华为设备-即使这些机构也没有安全职能。 77. 此外，作为超越范围的一个特殊例子，即使联邦承包商将法规所涵盖的华为设备或服务用于与履行政府合同无关的职能，第889条禁令也适用。例如，如果一家电梯公司购买华为电信设备供其办公室使用，第889条禁令将有效地阻止它与农业部签订修理电梯的合同，即使办公室的设备与电梯维修合同的履行无关。 78. 除非有个有限的豁免条款，NDAA禁止采购和使用华为指定电信设备和服务的禁令是不可撤销的。关于大多数公司，该禁令规定，国防部长经与国家情报总监或FBI局长协商，可指定一个实体为“由中国政府拥有、控制或以其他方式与其有联系的实体”。如果有关事实发生变化，则可对该指定进行修改或撤销。但对于华为和中兴来说，即使国防部长、FBI局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明确认定华为不属于中国政府所有或控制，或与中国政府有其他联系，但禁止使用其指定设备和服务的禁令将继续有效。 五.各机构采取行动执行2019 NDAA 79. 2018年10月17日，华为美国公司致函被告狄维士、柏都、威尔基以及当时的内政部长莱恩·辛克（Ryan Zinke），请求他们提供各自机构关于实施2019 NDAA的指导意见。信件提及第889条案文中与华为有关的禁令，并解释说，虽然禁令还没有有效的是，但它们“引起了华为及其客户的极大关注”，而且“已经对他们产生了负面影响”。按照《美国法典》第5章的规定，这些信件随后要求各机构发出相关指示、规则或命令，确认他们将拒绝执行NDAA第889条案文是否适用于华为，因为它违反了美国宪法。信中特别要求尽快获得答复，无论如何不能迟于2018年11月15日。然而截至2019年3月5日，华为尚未收到任何实质性回应。 80. 同样在2018年10月17日，华为美国公司向被告阿科斯塔、阿扎尔、柏都以及威尔基致函，要求他们各自的机构就他们执行2019 NDAA中关于华为具体事项的相关规定，提供指导意见。信件同样提及第889条案文中与华为有关的禁令，并解释说，华为最近向佐治亚州提交的投标书遭拒，因为该州认定华为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因2019 NDAA的签发而被禁止，美国政府和政府承包商将不再使用它们，以便从美国政府获得大量补贴资金。信中还指出，佐治亚州已经表示，当联邦政府解除对华为技术的禁令时，将重新评估华为的投标。鉴于这种情况，华为在信中要求就各机构2019 NDAA的执行情况提供“及时指导”。信中特别要求，根据《美国法典》规定，这些机构需发布指导、规则或命令，以确认它们是否认为NDAA的第889条案文适用于华为，理由是其违反美国宪法。这些信件特别要求尽快给出答复，而且无论如何不迟于2018年11月15日。但截至2019年3月5日，华为仍没有已收到实质性的答复。 81. 被告阿科斯塔、阿扎尔、狄维士、柏都、威尔基和伯纳哈德特都未能就上述信函给出实质性地答复，为此违反了美国法典规定。 82. 同样在2018年10月，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U.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发布了《Fall 2018 Unified Agenda》，其中指出，GSA、美国宇航局以及国防部“正提议修改联邦收购条例（FAR），以便实施2019 NDAA第889条的法规。国防部未了结案件清单表明，目前正在起草拟议的修正案。政府已邀请公众就落实第889条的工作提供意见。 83. 这些为修订FAR和执行第889条案文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构成《行政诉讼法》第5编第500节及以下所称“机构行动”。 六、2019 NDAA已对华为构成伤害 2019 NDAA已损害华为利益 84. 即使NDAA的禁令没有正式生效，但根据所涉的具体条款，第889条案文已经给华为造成了实际的、持续的和迫在眉睫的伤害。 85. 第889条规定损害了华为的利益，因为它剥夺了宪法赋予华为的不受《Bill of Attainder》约束的权利。 86. 此外，第889条规定正在造成并将继续造成(1)损害华为与竞争对手平等竞争的能力；2）以丧失商业机会和销售为形式的实际、直接经济损害；3)损害华为的商业声誉和信誉。 87. 2019年NDAA第889条的相关规定已经并将继续损害华为与竞争对手平等竞争的能力。 a）政府承包商是华为客户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华为美国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和经销商与联邦政府承包商做生意或试图做生意。在此期间，华为美国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和经销商向此类客户销售或试图销售其指定的电信设备，如路由器和第3层交换机。 b）华为与身为联邦政府承包商的客户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在缺乏2019 NDAA第889条案文的情况下，预期日后会继续与这些公司进行业务往来，包括向他们出售“电信设备”。按照华为以往的惯例，该公司也将期待在第889条案文没有生效的情况下，继续寻求与美国政府承包商合作。 c）但是，根据第889条案文的规定，华为现有的和潜在的未来政府承包商客户正被迫做出选择，是继续投标和获取美国政府合同，还是购买或使用指定的华为设备和服务。从第889条的相关规定生效日期起，使用所涵盖华为电信设备的联邦政府承包商将不再有资格与政府机构签订合同，或获得延长或续签合同的权利。 d）第889条规定的强制选择已经并将继续给华为造成具体和特殊的伤害，因为它阻止华为在与其竞争对手平等的基础上与联邦承包商竞争业务。与华为不同的是，其竞争对手没有明确成为第889条规定的针对目标，他们可以向联邦承包商出售设备和服务，而不必让这些承包商在购买设备和与联邦政府做生意之间做出选择。 e）这种竞争性伤害在2019 NDAA颁布后立即显现出来，自那时以来始终在持续，并将持续到未来，只要第889条仍然有效。作为联邦政府承包商的华为现有和潜在客户，就像华为的绝大多数客户一样，正在考虑购买寿命超过两年的设备、服务和系统(即超过NDAA禁令的生效日期)。因此，一方面被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服务，另一方面还要继续申请联邦合同，这影响了他们现在的决定。客户不希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投资购买华为的设备和服务，因为这会使他们丧失获得、延长或续签政府合同的资格。 f）与其他在竞争这些客户业务时不受同样法律限制的公司相比，目前的现实使华为处于竞争劣势。联邦政府承包商可以从诺基亚、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以及其他华为竞争对手处购买电信设备，同时又不会丧失在第889条相关规则生效日期后寻求联邦合同的资格能力。同样的劣势也将延伸到华为当前和潜在客户的未来采购决策上。事实上，随着两年生效日期的临近，华为的客户和潜在客户将感受到在寻求联邦合同和使用华为承保产品之间做出艰难选择的压力。 g）在接受联邦政府拨款和贷款的实体客户方面，华为也遭受了类似的伤害。近年来，华为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经销商与接受联邦政府拨款的客户开展业务。在此期间，华为美国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分销商和经销商向此类客户出售或试图销售电信设备，如路由器和第3层交换机。根据过去的记录，华为美国公司预计将继续向接受联邦拨款和贷款的客户出售覆盖范围内的电信设备。 h）但从第889条的相关生效日期开始，接受联邦拨款和贷款的承包商将不再能够使用这些资金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相反，即使在第889条的相关规定生效日期之后，接受联邦拨款和贷款的承包商将能够使用这些款项从诺基亚、爱立信和其他华为竞争对手处购买此类设备。因此，第889条禁令使华为在向联邦赠款和贷款接受者推销和试图出售电信设备时处于竞争劣势。 88. 华为还遭受了实际的、直接的经济损害，并有理由预期，由于2019 NDAA第889条的相关规定，该公司还将继续遭受更多的实际、直接的经济损害。客户已经拒绝与华为签订合同或有关购买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合同，停止与华为或其经销商谈判，或以其他方式拒绝与华为做生意或购买其设备或服务。第889条禁令带来的直接结果包括： a）华为经销商表示，自2019 NDAA颁布以来，由于其禁令，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说服其客户购买更多的华为电信设备，可能包括路由器或第3层交换机，以满足其信息技术需求。因此，这些经销商购买的、用于向最终用户客户转售的华为设备比它们本来会购买的要少，支付给华为的钱也比本来要支付的更少，这对华为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 b）华为最近针对佐治亚州发出的RFP提交了一份投标书。发布该RFP的目的是与一个或多个合格供应商订立一个或多个重要的、覆盖全州范围的合同，这些供应商可以向佐治亚州提供企业基础设施设备和服务，可能包括NDAA所指的路由器和其他“指定电信设备”。根据过去的做法，佐治亚州曾预测，这些合同的总价值可能达到每年约2000万美元。尽管华为有资格提供这样的设备，但佐治亚州拒绝了华为的投标，理由是华为“不负责任”。据佐治亚州称，做出这一决定的一个原因是，2019 NDAA出台后，华为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政府和政府承包商禁止使用”，而许多佐治亚州实体需要从美国政府获得大量资金。佐治亚州进一步表示，如果联邦政府对华为技术的禁令解除，他们愿意重新评估华为的投标。 89．2019 NDAA中的889相关条款，已经对华为的声誉造成了伤害，未来还将继续伤害华为声誉。 这些条款暗示华为隶属于中国政府，或和中国政府存在关联，暗示华为的设备构成了安全威胁，直接损害了华为声誉。 b.889相关条款对华为构成了污蔑，这一条款暗示华为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华为设备是一种安全威胁，并且进一步暗示和华为签署合同、和华为做生意是不爱国和不明智的行为。 c.对于华为声誉造成的损害，随后被美国国会议员不计其数的声明进一步放大，其中包括国会参议员Cotton和Rubio在相关条款制定过程中的言论。正如之前所说提的，参议员Cotton在参议院表态称“华为被证明是不可信任的，对华为最适合的惩罚措施就是（给华为）判处死刑”。 参议员Rubio也作出了类似表态，称华为是“一匹特洛伊木马”，“不应该以任何角色在美国开展业务”。包括他们在内，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均表达了类似观点，即华为和在美国运营的公司合作，将给“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d.另外，889条款实际上还要求政府承包商停止使用已经购买过的华为相关设备，这样才有资格继续获得联邦政府合同，或是对以往合同的续约。这种做法损害了华为的业务声誉和商誉，让华为面临未来潜在的索赔风险。 e.很明显，上述对华为声誉造成损害的行为已经产生了经济后果。比如在2019年2月29日，美国佛蒙特州数字服务局向该州所有的州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发出了命令，禁止他们采购、使用华为制造的设备，或者续签合同，理由是这些设备会带来所谓“风险”。这些内容可以参见佛蒙特州数字服务局秘书John Quinn有关网络安全标准更新（19-01）的备忘录（日期为2019年2月19日）。作为对相关评估和行动的支持，数字服务局明确引述或者依赖2019 NDAA.id中的内容条款。 90.上述对华为造成具体伤害的事例，以及华为今后即将面临的伤害，都可直接追溯到889相关条款的颁布，因为该法规中的禁令是所述伤害的最直接原因。 B.法院判罚将对这些伤害进行补救 91.通过对2019年NDAA第889条相关规定判定“违宪”，并禁止其适用于华为的判决，法院可以消除对华为宪法赋予权利的侵犯，消除对华为与其竞争对手平等竞争的阻碍，防止该条款未来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害，并且可以消除对华为商业声誉和商誉造成损害的源头。 92.具体来说，如果判定889相关条款中禁止采购和使用所涵盖的华为设备和服务违宪，并禁止执行这些规定，将消除该条款造成的“剥夺公权”和“正当程序”损害. 93.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执行这些禁令，也将同时取消其他政府机构所颁布的部分不可推翻的禁令： 采购所涵盖的华为设备或服务；(2)与使用所涵盖的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实体签订合同；(3)批准将用于采购所涵盖华为设备或服务的奖励金或贷款资金。在另一方面，这将使华为能够与政府承包商以及贷款方竞争业务，而不会面临沉重的竞争劣势，即要求这些客户在购买华为设备、服务与保留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或从联邦政府获得赠款或贷款的能力之间做出选择。 94.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其实施，还将通过允许华为实际或潜在政府承包商客户在购买华为设备和服务的同时，而不损害其保留、竞争政府合同以及获得联邦赠款或贷款的能力。 95.宣布这些禁令违宪并禁止其实施，也将消除华为商誉受损的一个源头。 第一项索赔请求 （剥夺公权法案） 96.如同在上述充分阐述的内容一样，原告确认并引用本申诉的所有陈述。 97.“美国宪法”中的“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条款规定：“不允许通过剥夺公权的法案”。 98.NDAA 889条款从两个方面对华为技术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包括美国华为）进行了立法处罚： 它将华为技术和一个其他实体与其他企业区分开来，有效地阻止政府、其承包商和联邦赠款和贷款接受者使用华为和另一个实体所生产或提供的设备和服务。 该法案将华为技术、旗下另一家实体从由中国政府控制、拥有或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政府有关的其他业务中挑选出来，其做法是在法规中永久禁止直接使用其涵盖的设备和服务，而不是通过受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性行政裁决。 99. NDAA 889条款的这些特点在许多方面构成了对华为的惩罚。例如： a.他们让华为承受了一种负担——即被永久禁止向联邦政府、政府承包商以及贷款和赠款接受者提供某些产品，这一做法是惩罚性质的。排除华为在美国从事其普通业务的能力是889条款的一个公开目的：正如参议员Cotton （889条款的倡导者之一）坦率地建议的那样，这一条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惩罚华为，使（它）在美国停止营业”。 b.他们要求华为承担基于其身份的负担，而不是根据事实记录、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和司法审查内容，为行政部门和法院制定一个对华为和其他公司均适用的中立、一般标准。对于大多数电信公司，889条款规定了国防部长必须“合理地”确定一家公司是否“由中国政府拥有、控制或以其他方式有关”。这一决定随后须接受司法审查，以评估国防部长的决定是否“合理、武断或者反复无常”，否则即为非法的。但889条款将华为排除在这一程序之外，在没有证据、听证机会或受司法审查的行政判决下，断然禁止使用华为设备和服务。 c.它们给华为带来了沉重的、永久的、不可避免的负担。正如参议员Cotton所说，889条款的意图是在美国判处华为公司“死刑”：这无异于使华为美国公司破产，并将华为技术公司彻底排除在美国之外。而889条款对所涵盖华为设备和服务的采购、使用禁令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到期时效。尽管上述这些假设背后的事实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也没有任何的补救机制。事实上，即使华为的所有实体完全离开中国，在其他地方重新组建公司，并停止在中国开展任何业务，889条款中的禁令也依旧有效。 d.他们以一种标榜华为、子公司和附属公司为不忠的方式来点名华为。与大多数其他电信公司相比，华为所受到差别待遇的主要原因在于，所谓“华为是中国政府的工具，其设备是特洛伊木马，允许敌对外国政府渗透美国”。事实上，889条款立法中的许多声明都称华为“不值得信赖”，声称它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公司”。 e.他们制裁华为是为了达到惩罚的目的，尽管最高法院一再认为，以这种目的为动机的特别有针对性的立法是违宪的。 f.由于华为没有资格与联邦政府和美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展开业务，他们对公司带来的巨大负担与任何其他非惩罚性目的是不成比例的，但同时却对许多其他来自中国或在中国做生意的电信公司没有立法限制。889条对华为的施加的负担过于宽泛，禁止其向承包商以及联邦赠款和贷款接受者出售所涵盖的设备和服务，而这些承包商和贷款接受者使用华为的设备与其履行政府合同的情况毫无关系。同时，889条对中国政府与其他电信公司的合资企业或在中国设有制造设施的公司生产的设备、从中国进口的部件或使用中国程序员编写的软件没有任何立法限制。因此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国会没有做出认真或可信的努力，以确保889条款可以合法的寻求问题改善。如前所述，美国政府本身一再认识到，电信供应链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几乎所有电信基础设施公司都是潜在的风险来源。然而，美国国会没有把精力集中在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上，而是根据华为与中国政府之间所谓的、未经证实的联系，选择华为作为替罪羊。 g. 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的调查结果、众议员和参议员在该法案待决时发表的声明，以及国会多年来对华为的反复攻击，都表明NDAA是建立在明目张胆的惩罚意图之上的。参议员Cotton也坦率地表示，889条款的目的是“惩罚”华为。此外，立法记录中的许多声明表明，这种惩罚华为的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恐惧，即因为华为是一家在中国组建的成功公司，它一定是服从中国政府的指挥和控制。2012年的HPSCI报告已经表明，委员会无法“证明”华为存在不当行为。尽管如此，众议院通过的2019年NDAA版本调查结果并未因证据不足而改变，依然称华为“受到国家影响”。 h.他们对华为施加限制，但即使指控被证明是虚假、不成立的，或者在事实情况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也没有向其提供任何机会来避免或取消这些限制。 i.他们对华为施加限制，但没有提供任何程序保障，使其能够保障自己的权利。该法规没有给华为任何事先知会或陈述的机会，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公平的机制来对抗这些指控。 j. 尽管这两家华为从属企业都不属于真正的一类公司范畴，他们依旧对华为在立法上施加限制。 100.由于有选择地以华为技术公司和华为美国公司为目标并对其进行处罚的立法，2019年NDAA 889条款的有关规定是违反“剥夺公权法案”宪法规定的。 第二项救济索赔 (正当程序) 101. 原告确认并引用本起诉书的所有先前段落和以下充分阐述的段落。 102. 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103. 正当程序条款禁止有选择地剥夺自由。 a. 正当程序条款允许政府根据一般法律而不是选择性法规来剥夺个人自由。 b. 最高法院一再指出，只有根据一般法规实施的在法律上剥夺自由的做法才是符合宪法的。 104.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通过选择性法规将华为(和其他一个实体)单挑出来，并剥夺了它的自由。 a. 第889条禁止华为依法向联邦机构、承包商和受赠方出售其业务范围内的设备和服务，从而剥夺了华为的自由。 b. 第889条还剥夺了华为的自由，称其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尽管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在2012年的HPSCI报告(这也是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的根据)中承认，它不能证明华为与中国政府有联系，也不能证明它是一个安全威胁，但它还是剥夺了华为的自由。美国国会没有把这一结论放在心上，制定适用于所有与中国有关系的公司的通用标准，从而让行政和司法机构有章可循，从整体上应对全球供应链风险，相反美国国会加倍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并毫无道理地要让华为充当替罪羊。这样的羞辱加重了华为的法律负担，并阻止了华为向联邦机构、承包商和受赠方出售其业务范围内的设备和服务；以及阻止美国各地其他实体与华为开展业务。 105. 此外，第889条根据2012年的HPSCI报告中没有得到证实的结论通过纯粹的立法命令剥夺了华为的这些自由，并将其作为该法案早期版本的“调查结果”，而没有在剥夺自由之前给予华为任何陈述意见、提出证据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这与正当程序条款保护通知和陈述机会的基本程序是背道而驰的。 106. 这一特定的立法实现没有经过适当的程序就剥夺了华为的自由。根据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这是违宪的。 第三项救济索赔 (权力分立) 107. 原告确认并引用本起诉书的所有先前段落和以下充分阐述的段落。 108. 宪法仅授予了美国国会有限的立法权。 109. 有限立法权只包括制定立法规则的权力，而不包括对个体适用立法规则的权力，因为对个体适用立法规则的权力属于行使行政和(或)司法权。 110.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条违宪行使了行政和/或司法权力，因为它在立法上禁止购买或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 a. 由于美国国会指控华为与中国政府存在关系，并质疑华为是否有资格向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以及贷款和赠款接受者提供其业务范围内的设备和服务，因此它将华为(和另一个实体)单独列出来给予不公正待遇。第889条没有宣布有关公司不能向联邦政府及其承包商以及赠款和贷款接受者提供设备和服务的一般规则，而是强制执行一项立法裁决，规定华为不得提供此类设备和服务。 b. 虽然该法规责成美国国防部长确定其他实体是否由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或与中国政府有其他关联，并允许对任何此类裁定进行司法审查，但在华为的案件中，该法规拒绝授予国防部长和法院任何此类权力，而是明确规定禁止采购和使用华为的设备和服务。这就篡夺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应有的职能，剥夺了华为在宪法指定的机构行使这类职能时可享有的受保护权，如行政协商和随后的司法审查的机会，以及重新审议的可能性。 111. 因此，第889条违反了宪法的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分立制度。 请求救济 112. 因此，原告恭敬地请求发布如下命令和判决： a. 宣布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 Clause)。 b. 宣布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 c. 宣布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违反了宪法的归属条款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分立制度。 d. 禁止执行适用于华为及其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889(A)-(B)、(F)(3)(A)和(F)(3)(C)条。 e. 给予华为法院认为合适的任何形式的救济，包括费用。

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承诺为在2019年4月开始施行的碳排放税向4个没有施行本省碳排放税的省份居民提供财务补贴，以帮助这些省份居民应对联邦碳排放税施行后会发生的能源等产品价格上涨的问题。 为此，自由党政府确实在2018年联邦个人所得税税表中把第449行设定为“气候行动补贴Climate Action Incentive”，但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行是为没有实行省碳排放税的安大略省、新布伦瑞克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4个省份居民专门设置的。 大多数加拿大人选择不用专业报税人员而自己填报税表，他们或者是自己书面填写税表、或者使用网上报税软件自己报税。 会计师Leslie Crompton认为，对那些自己填报税表、特别是那些没有使用报税软件自己手填税表的加拿大人来说，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补助项目。 另一个会让加拿大人糊涂的因素是，加拿大联邦碳排放税在2019年4月份开始实行，但联邦政府的气候行动补贴从2018年税表就开始实施。 比如，安大略省一个四口之家一年能够得到的气候行动补贴是307加元。 加拿大国税局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气候行动补贴栏目已经在T1税表“新变化What’s New section”栏目中列出，在“附表14 Schedule 14”中也列出并解释；并会向每个安大略省、新布伦瑞克省、马尼托巴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居民家庭寄出信件对“气候行动补贴”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