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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视觉中国 “CZ可能不会来现场了，听说他感染了新冠。”OOKC labs合伙人Max略带遗憾地说。 OOKC labs是一家区块链/数字转型方案服务商，总部位于迪拜。3月28日，Max在迪拜参加币安组织的“Blackchain Week”（区块链周）时，本以为能在活动中近距离地与CZ交流，却失望而归。币安是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CZ是它的创始人、CEO。他本名赵长鹏，是一位出生在江苏连云港的加拿大籍华人，今年45岁，被多家媒体称为“华人首富”。 4年前，币圈流传着一套“币圈大佬扑克牌”，大王是从未现身的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小王是被称为“V神”的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赵长鹏则排在第8位，代号是“红桃K”。如今，币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排在他前面的大佬，有的离开了币圈，有的销声匿迹，赵长鹏是少有的依然活跃在一线的大佬，并成为币圈最有话语权的人——他在推特上的粉丝高达550万，而曾经的“小王”V神，粉丝数只有360万。据4月最新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赵长鹏以65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全球第19名，在华人中位列第二，仅比“华人首富”钟睒睒少了7亿美元，比第三的张一鸣多了150亿美元。迪拜时间3月30日中午，“Blackchain Week”来到了尾声，按照原计划，赵长鹏应该到现场做一个闭幕演讲，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3分钟的远程视频。视频中，他语速轻快，感谢了参会的朋友和提供支持的迪拜方。他虽然没有直接说自己感染了新冠，但话语中还是透露了相关信息——“等过了隔离期就会与大家相见”。图片为Blackchain Week直播截图，屏幕上的为赵长鹏在简短的视频中，他没有谈及对行业的观察和预测，也没有回答外界关心的问题——币安是否会将全球总部落户在迪拜。此前在国内，赵长鹏的名气不算太大。不过，去年底，他曾引起了一轮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国内媒体《财经》在一篇报道中指出，赵长鹏的身家高达900亿美元，超过了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成为了华人首富。认为赵长鹏是华人首富的不仅有《财经》，还有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彭博社。在实时更新的“彭博亿万富豪指数”上，赵长鹏多次超越钟睒睒，成为全球华人首富。比如，2月10日这天，他的身家达到868亿美金，超过了钟睒睒的744亿美金，位列全球第12位，仅比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低一位。不过，赵长鹏并不像榜单上的那些亿万富豪，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相反，由于数字货币与生俱来的原罪——洗钱、暗网交易等，这个行业一直都受到各国的强监管，赵长鹏和他的币安也全球流浪、四海为家、居无定所。但另一方面，赵长鹏又频繁地在推特上与粉丝互动，发表评论，被币圈视为行业的布道者、预言家，同时成为最活跃的亿万富翁之一。“那个身家740亿美金的男人”赵长鹏的财富第一次受到媒体关注，还是在2018年2月，对其予以报道的是《福布斯》。当时，这本以报道富豪身家而闻名的杂志发布了数字货币领域的富豪榜，对赵长鹏身家的评估是11-20亿美元，并不吝版面地对其进行了封面报道。封面的一个小标题是“从0到亿万富翁，仅6个月”，这是因为当时的币安是在6个月前才成立。很多人不会想到，4年后，赵长鹏成为了福布斯的股东。今年2月，币安对福布斯进行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成为其两大股东之一，并推动福布斯上市。而在今年4月初，福布斯没有避讳赵长鹏的股东身份，对他的身家再次进行了评估。在当时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赵长鹏以65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全球第19名，在华人中位列第二，仅比“华人首富”钟睒睒少了7亿美元。除福布斯、彭博外，今年3月，胡润发布的2022年全球富豪榜显示，赵长鹏的财富达到1450亿人民币，位居全球第67名，上涨了269位。在这些排行榜中，彭博对其身家的评估最高。根据其官网介绍，彭博的主要依据是赵长鹏拥有的币安股权。在一些需要披露信息的地区，币安曾有公开声明和被监管文件，彭博根据这些声明和文件得出，赵长鹏拥有币安90%的控股权。“币安在创办时，国内有投资人投了资，此后，红杉、IDG也想要投资币安，这些是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到的。”一位币圈投资人对作者说，“但是，他们都没有拿到股权，赵长鹏拥有了币安绝对的控制权。”快的打车创始人、投资人陈伟星在币安成立时，曾对其投资。不过，双方后来产生矛盾。2020年8月31日，陈伟星在朋友圈里称，投资币安几千万人民币，一直没有获得股份。彭博在一篇文章中通过对币安的交易量和费用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币安在2021年的收入至少200亿美元，这几乎是全球第二大数字货币交易所Coinbase当年收入的三倍。2021年4月，Coinbase在纳斯达克上市，目前的市值约350亿美金。币安发言人此后回应说，这个估值“不正确，且相差较大”，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赵长鹏除了持有币安的股权外，还投资了BNB（币安币）、比特币。其中，BNB是币安发行的数字货币，目前是全球第四大数字货币，总币值约650亿美金。“数字货币是加密的，外界不知道他有多少BNB。”上述投资人向作者解释，“BNB在发行时，会说明团队留多少，市场流通多少，但团队内部如何分，赵长鹏拿多少，外界是不知道的。”彭博也表示，在评估出来的赵长鹏财富中，不包括他所持有的数字货币。彭博在对富豪身家进行评估时，会对结果进行“信心等级”打分，对赵长鹏的评估，他们仅打了1星，这是最低等级的信心，意味着他们能够客观评估的信息非常有限。如今，有关赵长鹏身家的讨论，已经成为了财经媒体追逐的一个热点。今年3月30日，另一家以财富排名而知名的媒体“Fortune”（财富）对赵长鹏进行了封面报道，标题是“那个身家740亿美金的男人”。赵长鹏在推特上两次回应，均强调自己并没有那么有钱，并表示他只关心钱包里的钱，但也感谢了Fortune对他的关注。没房没车，“流动性为王”关于赵长鹏的财富，你可以说他身家千亿，也可以说他一无所有，这主要取决于你是否认可数字货币的价值。2018年5月，在币安举办的一场线上交流会上，赵长鹏的搭档、币安CMO何一在问答互动中说，赵长鹏除了数字货币之外，最值钱的东西就是手机和电脑了，他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何一还调侃道，如果按照中国丈母娘找女婿的标准，赵长鹏是不合格的。“没车、没房”一直都是赵长鹏的标签，他曾对外表示，加密数字货币占据他个人财富的99%。如今，这个标签已经被打破。去年底，他在迪拜购买了一套公寓，这本来稀疏平常的事还被一些媒体予以报道。但有币圈人士向作者推测说，他购买公寓可能并非为了常住或者投资，而是为了向迪拜示好——币安正在寻找全球总部的落地城市，迪拜是热门选择。流动性是赵长鹏财富观的重要部分，他曾多次强调流动性对于财富的重要性，并表示不买房的原因是，房子的流动性太差。去年底，在《财经》杂志报道他为华人首富时，他曾发了个朋友圈予以回应，他写道：“没有流动性的估值都是虚的。流动性为王。”他还举例说：如果发个币，9000亿枚，一块钱卖一个，就有9000亿的市值。在币圈，发币曾经是暴富的捷径。通俗来讲，发币相当于公司上市，但前者要容易很多，币价、数量均可以自己定，并且无人监管。发个价值9000亿的币并不难，赵长鹏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币没人交易，也就没有价值。公开信息显示，赵长鹏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他的父亲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1989年，举家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一位连云港的当地人士向作者介绍，赵长鹏的出生地是连云港市赣榆区，当地已经注意到了他成为华人首富的消息，这本应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由于数字货币交易在国内不被认可，当地就没有过多地去宣扬甚至了解他。赵长鹏的工作一直与交易有关。根据2018年《福布斯》的那篇封面报道，他毕业于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计算机专业，曾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彭博工作过，负责交易软件开发。2005年，他从彭博辞职，在上海创办了Fusion systems（富讯资讯），主要业务是构建高频次的交易系统。他的数字货币掘金之路始于2013年。当时，他与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比特币中国”首席执行官Bobby Lee玩扑克牌，了解到了比特币，Bobby鼓励他将10%的资产用来投资比特币。但研究之后，他决定将在上海的房子卖掉，All in比特币。第二年，他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加入交易所OKcoin，并担任CTO。但9个月后，他以不认同公司未来发展方向为由，从OKcoin辞职，当时一度引发了轰动整个币圈的骂战。“他身上有IT人的特性，这和他技术出身、交易工作的经历有关，他在管理团队上也比较西式。”前火币集团首席战略官蔡凯龙向作者介绍，多年前，由于是同行，他与赵长鹏在工作中认识。火币和OKCoin曾都是全球前三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在蔡凯龙看来，有的公司注重创始人的权威，对创始人惟命是从，但币安比较开放，赵长鹏也能听进不同意见，这有助于币安的发展。在推特，他和马斯克一样活跃“赵长鹏的外国人身份，是币安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作者与多位币圈人士对话中，这个观点被多次提及。2017年，币安创办时，交易所市场已经形成了火币、OKcoin两家独大的局面，币安并不被人看好。但国内的多次强监管，让这些交易所遭遇灭顶之灾，并意外给了币安“弯道超车”的机会。2017年9月4日，央行、网信办、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货币一度狂跌。在币圈，史称“94币灾”。当时，数字货币的玩家主要在国内，火币、OKCoin的大部分客户都是中国人，团队也在国内。持续监管下，交易所们开始“出海”自救，庞大的国内业务反而成为了火币、OKCoin负担，在是否放弃国内市场的抉择上也犹豫不决。初创的币安，却可以轻装上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外市场。“赵长鹏本身是加拿大人，币安的用户界面、用户习惯，以及公司宣传都很符合外国人的习惯，这让他们一开始就在国际市场站稳了脚跟。”蔡凯龙向作者分析。去年底，在接受福布斯专访时，赵长鹏也说，火币和OKCoin主要关注中国市场，即使他们有中英双语界面，但运营方式非常中国化；全球第二大交易所coinbase则只有英文版。而币安在成立时，就支持四种语言，一个月内升级成支持9种语言，后来支持31种语言。今年3月27日，币安在迪拜举办了一场活动，越南的区块链项目路演，并与币安的一些负责人进行讨论。这场活动给前文中的Max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币安负责越南市场的工作人员，清一色都是越南人。“币安一直都是在用本地人来做运营和客服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Max说。几年前，数字货币在中国疯狂发展时，各大交易所、发币者也都建立了自己的社群，甚至可以说，社群维护是币圈最重要的运营，币圈大佬们也在社交平台上异常活跃。当年风头盖过赵长鹏的有比特大陆创始人吴忌寒、嘉楠耘智创始人张楠赓、火币老板李林、OKCoin老板徐明星、号称比特币首富的李笑来等。但近三年，这些人已经销声匿迹，徐明星甚至多次被炒币者围堵，还曾多次被警方调查。作为加拿大籍的华人，赵长鹏则活跃在管控之外。他的推特粉丝高达550万，是币圈粉丝量最多的人。他就像一个布道者，几乎每天都发几条有关数字货币的推文，与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一样活跃，两人有时还会互动。2021年11月，马斯克与赵长鹏关于狗狗币的一次互动，当时有媒体以“马斯克被币安CEO击倒了”为题，予以报道。“他其实相对比较低调，数字货币交易所本身是有巨大争议的，谁也不想太高调。他发推特也许是维护公司形象的需要。”蔡凯龙则向作者介绍。与此同时，与火币、OKCoin的偃旗息鼓相比，币安也风头不减。2020年2月，被称为“币圈一姐”的币安CMO何一在朋友圈发布招聘商务的广告，标准是“美、胸大、做过网络主播、00后尤佳、会聊天”。没多久，几位年轻貌美的女生照片就开始在各大社群里传播，这些人便是应聘成功的币安商务人士。这一举动在币圈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当然，如此高调的推广活动，火币、OKCoin是断然不敢的。一位币圈人士向作者表示，这个策略无可厚非，国内炒币的大户多是暴发户、煤老板，他们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垄断帝国，交易量超上交所3月底在迪拜举行的区块链周，是币圈少有的一次收门票的活动。根据币安官网，他们共发售了1500张门票，每张门票高达600美金，并很快就宣布售罄了。据Max介绍，活动那几天，他很多在全球各地的朋友，坐几个小时飞机来迪拜参加活动。彼时的迪拜，正处于被推迟召开的2020世博会的尾声。区块链周与世博会，让迪拜这座以财富、奢靡而闻名的城市成为全球币圈的焦点。如今的币安，已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数字货币帝国，交易所、数字货币、数据网站、钱包，一应俱全，还有研究院、慈善基金会等分支机构。在这个帝国里，交易所是最重要的资产。官网显示，他们有9000万用户，上线了600多种数字货币，24小时的交易量达到760亿美元。根据规则，币安可以从交易中最高收取0.1%的费用，760亿美元就可以最高收取7600万美元的费用。无论是在传统资本市场，还是在数字货币市场，这个交易量都是非常惊人的。比如，全球第二大数字货币交易所Coinbase，官网数据显示，其季度交易量为5470亿美元，换算下来，日均交易量约60.8亿美元，不到币安的1/10。与传统证券交易所相比，币安也可以排在全球前列。比如全球第三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21年，股票的日均交易额约4691亿人民币，约737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币安是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不停交易，而上交所的交易时间有限，2021年只有243个交易日，如果计算全年交易额，币安要比上交所大更多。BNB是币安发行的数字货币。2017年6月26日-7月3日，币安举行了ICO（首次代币发行），BNB问世，并筹集了1500万美元。当时，ICO正处于癫狂状态，大量投机者通过发币实现暴富，当年的“94币灾”主要打击的正是这种ICO行为。BNB发行时，1比特币可以兑换2万枚BNB，如今，1枚比特币只能兑换约100枚BNB，而比特币也已涨了十数倍，如此计算，BNB上涨了数千倍。有人认为，BNB相当于交易所自己的股票，这个解释并不全面，但有助于理解BNB。在传统资本市场，几大交易所既是其他上市公司的交易平台，也发行了自己的股票供投资者交易，如港交所、纳斯达克等。事实上，在币安的数字货币帝国中，BNB的用途要广泛得多。它可以通过交易来变现，可以用来支付交易费用，还可以参与币安主持的代币销售、在指定网站预定机票酒店、向币安慈善基金会捐赠等。Coinmarketcap是全球知名的数字货币数据网站，其官网上统计着9860种数字货币，是炒币散户访问量最大的网站。2020年3月31日，币安将其收购，掌握了散户们的流量入口，散户可以从这个网站直接跳到币安交易所。不过，这笔交易受到了同行的批评。一位小型交易所的投资人曾向作者感叹，币安收购Coinmarketcap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流量入口+交易所”的垄断帝国，这让小交易所的导流渠道变少，获客成本提高，不利于行业竞争和健康发展。钱包是数字货币的一个基础应用，用户可以将数字货币存放在钱包中，也可以将其拿出来去交易。最开始，币安并没有自己的钱包，2018年7月，币安收购了一款名为Trust Wallet的钱包，借助于币安的崛起，Trust Wallet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钱包。没有总部，没有监管？对于这个庞大的数字货币帝国，赵长鹏曾经有一个理想化的设计——不设总部。去中心化、分布式是区块链的特征，无总部模式让外界认为币安是在践行区块链理念。在2020年5月的一个活动上，赵长鹏也曾说，币安没有总部，因为比特币没有办公室。去年5月，赵长鹏在接受《晚点》专访时说，币安的员工不到3千人，分布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常会以各种办公软件远程协作。他们内部不用公司来称呼币安，而是用“组织”这个词；也不用“员工”这个词，用的是“团队成员”。这种分布式的办公方式，在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中也可见端倪。3月29日，Trust Wallet创始人Viktor Radchenko在推特上宣布离职。外界以为，作为钱包的负责人，Viktor应该与赵长鹏有不少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赵长鹏在回复这条推特时却说，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事实上，这种无总部模式有助于币安规避监管。没有总部，就没有可以监管他们的部门。在早期，数字货币野蛮发展时，各国政府未能及时出台监管政策，币安凭借着其去中心化的运营模式，迅速抢夺市场。等这些国家地区反应过来时，他们又寻找新的方法继续发展，一步一步地独占鳌头。比如，在美国市场，币安曾在那里开展业务，受到监管后，他们宣布，2021年3月后美国居民将不再能使用币安。但他们早已未雨绸缪，用另外一个方法继续发展。2019年夏天，币安宣布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创办了Binance.US（币安美国版），并宣称币安与Binance.US是两个独立的交易所，而后者已经在美国的多个州获得运营许可。“美国居民下载币安的时候，会被提醒无法使用，但还会引导用户去下载Binance.US。”一位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向作者介绍，“与币安全球版相比，Binance.US可选择的数字货币交易种类很少，并且交易费用也高。”赵长鹏在今年3月转发的一条推特则显示，Binance.US在2021年的交易量为2780美元，这远远不及Coinbase的交易量。币安一直希望能够得到美国市场的认可，他们还希望推动Binance.US上市，接受SEC的监管，并为此做了不少工作。2021年5月，他们邀请美国货币监理署前代理署长Brian Brooks担任Binance.US的CEO，这在当时成为了币圈的一件大事，被认为是币安合规化的重要一步。但仅上任3个月，Brian Brooks便因与赵长鹏产生矛盾而离职。此后，币安还邀请过多个美国监管部门人士、政府官员来担任币安、Binance.US的高管。这主要是因为币安、Binance.US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的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正在调查Binance.US与币安、赵长鹏等之间的关系，美国司法部还曾调查过币安是否为洗钱、逃税提供便利。此前在灰色地带的快速发展成为了币安无法抹去的黑历史。蔡凯龙向作者介绍，Coinbase从创办开始就非常注重合规工作，把合规看得比客户、运营更重要，甚至为了合规放弃了很多市场。三年前他注意到，Coinbase有1/3的员工在做合规，而其他交易所还没意识到合规的重要性。“美国的监管非常严格，不会无视在灰色地带的发展史。Binance.US想要在美国上市，要面临监管方面巨大的挑战。”蔡凯龙说。被驱逐的币安来到了迪拜2018年5月，何一曾经以“四海为家”来形容她与赵长鹏的工作状态。她说，有时候，她不知道赵长鹏在哪个国家，赵长鹏也不知道她在哪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事实上，在早期，赵长鹏和他的币安，一边野蛮生长，一边被到处“驱逐”。2017年，币安创办于上海。赵长鹏在一次线上会议曾回忆，“94币灾”后，30多人的币安团队离开了中国，去往了日本。那个时候，一些币圈大佬也纷纷跑到了海外。有认识赵长鹏的人曾向作者表示，从那时起，赵长鹏可能就再无踏足过中国大陆的土地。进入日本的第二年，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对币安发出警告，提醒他们在没有拿到正式牌照的情况下，不能向民众提供交易服务。此后，外界认为币安的总部可能在欧洲国家马其他，但2020年2月，马其他宣布币安不在他们的监管范围。此后，外界就再很少有关于币安总部具体位置的传言了，很多人也不知道赵长鹏在哪儿办公。赵长鹏到底在哪？去年11月《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给出答案：疫情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新加坡，时常骑一辆电动滑板车去上班。一位币圈人士向作者分析，当时赵长鹏希望将币安总部落在新加坡。此前，赵长鹏曾对外表示，币安在争取主权财富基金的入股，以改善各国政府对币安的认识。不过，对于赵长鹏的示好，新加坡并不买账，并下了逐客令。去年7月初，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表示，将对币安在新加坡的子公司进行审查。去年12月13日，币安表示，已撤回其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出的数字支付代币服务许可证的申请，并于今年2月之前关闭其在新加坡的交易平台。去年5月，赵长鹏在接受《晚点》专访时曾说，两三年前，他们去一些国家进行沟通时，经常会被问到，区块链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与初创期不同，如今的币安已经成为币圈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他们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不设总部，游走于各国监管之外。Coinbase一直坚持的合规化发展以及在传统资本市场上市，也让币安意识到迎合监管的重要性，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自己的全球总部。目前看来，赵长鹏和币安似乎找了新的避风港，他们四海为家的状态有望结束。去年底，赵长鹏开始成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常客，并在迪拜购置了公寓。与新加坡相比，迪拜对数字货币要友好很多。根据路透社3月的报道，币安已获准在迪拜开展一些业务，并在迪拜的世贸中心建立了一个区块链技术中心。在迪拜参加区块链周的Max向作者介绍，在这次世博会上，不少国家的展馆都举办了NFT的相关活动，比如以色列馆、澳大利亚馆、斯洛文尼亚馆等。NFT是区块链的一种玩法，目前已被国内外不少主流科技公司推广。“最近迪拜的区块链活动挺多的，有些王室的投资办公室也会来参加，还做演讲，他们对区块链很重视，也很友好。”Max向作者表示。蔡凯龙则向作者介绍，币安发展到今天，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业务和利润，而是更加合规。之前，他们曾经希望在一些岛国、小国获得牌照，但是那些小国的背书，并没有让他们被主流社会认可。“迪拜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城市，他们对区块链又很重视，如果能在那里取得牌照，对于币安来说，将会是它们在合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蔡凯龙说。过去一年，币安一直都在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可。他们在福布斯上做传统的投放公告，并成为其两大股东之一；赞助知名足球队巴黎圣日耳曼，让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等超级巨星穿上了印有币安logo的队服；还与F1车队BWT合作，在其车身上贴上币安的标志。现在来看，更多的国家、地区似乎改变了对数字货币的认识，赵长鹏也开始成为一些国家、地区政要的座上宾。根据他在推特上公布的信息，最近他活跃在中美洲、南美洲。他去了巴西，会见了里约热内卢的市长、圣保罗州州长，还去了乌拉圭、萨尔瓦多，会见了两国总统。

在上海，这个全球运转效率最高的大都市，两千五百万人分工精细，协同互补，缔结契约，遵守规则。在这里，人们以为一切都有迹可循，理性足以创造生活。然而，2022年，上海疫情的“倒春寒”击碎了都市生活的幻象。生活不全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仍然以一种生活的理想，想方设法维系生活的如常，努力阻止厄运的入侵。在上海施行全域静态管理之时，大部分上海市民们至少经历了半个月努力买菜的日子，为买菜牺牲了睡眠，付出了心力。我们在买菜中重启了邻里关系，重审自身的物质需求，我们也在买菜中真切感受到了何为供需关系，何为分工协同，何又为自助互助。我生活在浦西，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许多都生活在这座城市。自从上海疫情爆发以来，这里成为全国注目的焦点，除了下楼做核酸，我们足不出户，身体力行配合封控政策，每日只能从窗口或者阳台眺望曾经熟悉的街道，一段六秒钟的全家便利店进店音被封控在家的上海市民反复转发——“咪哆唆哆来唆来咪来唆哆”，被转发超过3.5万次，在4月11日的上午，依然有七百人在同时收听，这是普通日常的回响。如今，我们为网上买菜焦头烂额，从没想过，一日三餐，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 4月4日晚十九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程继续实施封控管理。此后的每一天，网上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眼见着盒马从三分钟内都有机会，变成窗口期只有三十秒，至于美团买菜，app已经提前十分钟被人们点击到卡住。抢菜之前，我以为抢菜是短跑竞赛，努力跑起来，都有个成绩；抢菜之后，我意识到抢菜是过独木桥，多数人刚出发就被挤下去了。每天，我都会看着一溜儿彩色的食品图变成水印色，配着两个字“失效”。它宣告了我为过上普通生活而付出的努力都只是：失效。 ”失效“为了买菜，我每天有三个闹钟：十二点抢山姆或者美菜、六点抢美团、八点抢盒马。其中，盒马开放运力的时间从七点调整到八点，堪称人性化改进。至于由公司创始人亲自总结抢菜攻略的叮咚买菜和平价好物奥乐齐，在浦西尚未封控前，就已关闭我家附近的线上平台。身在纽约的老谢为我在盒马上抢到了69元4斤的“蔬菜吃好点套餐”，包括三个西红柿、三个红薯、三个黄瓜，和一把韭菜、豆苗（烂了大半）和芦笋。想到这些菜只够我家吃两天，我仍然无法摆脱因为抢菜而混乱的生物钟、夜不能寐的焦虑，我忍不住诘问，为什么不买那个59元11斤的“普通蔬菜保供应套餐”。 “给你吃好点。”他说。 “现在主要是买多点！”我说，“我真的不想再抢菜了。” 买菜的第四阶段这二十多天，我在买菜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平日般挑挑拣拣、放开标准但控制分量、应买尽买和时刻刻都在买，即动态买菜。动态买菜是桃子告诉我的。我问她如何塞满冰箱，她说就得早中晚都想着买菜，随时随地都刷盒马和叮咚。听完这话，我顺手刷了下盒马，真刷出来一块肉。桃子已经被封了近40天。3月4日，桃子的小区因阳性感染者而被封控，足不出户14天。那时候她乐观地觉得只有14天，盒马下单都只买半周的量，单件数量为1，吃光了再买新。“有一天，我们突然就买不到绿叶菜了”，她看着的盒马购买记录对我说，“我有逐渐感觉盒马的菜越来越少，但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是我打开的太晚了。到了3月13日，我们在叮咚与盒马上都买不到绿叶菜了。” 邻居赠予了他们两把绿叶菜。3月18日，解封后，桃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姆超市买了超过两千块的食物，包括十斤绿叶菜。从山姆回家后，他们小区于3月19日再次被封。她对当时没再多买点感到后悔，“现在买完菜都会后悔，觉得为什么不再挑战一下极限，多买一点。” 再次被封两天后，桃子给自己下单了睫毛膏和眼线笔：她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去上班了。但她后来能做的，依然是在家里买菜。空无一人的上海街道豫广作为一名高考优胜选手，桃子以积极迎考的严肃态度对待囤菜：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搜索攻略，逐条检验网传的《买菜战术手册》是否靠谱（结论是靠谱）。她总结出多条买菜经验：比如下单最少两份起，四分也不嫌多；比如在盒马开放运力前五分钟频繁点击“结算”，最少点击十分钟，最多的一次，她半个小时点了近五百下。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锻炼出超强的手速，后来，又一位买菜失败的朋友在朋友圈宣称，下辈子他要投胎做一只筋膜枪。在我与桃子认识的11年里，我从未见过她囤货。她的眼影只有一盒，粉底液不用完不换新。她习惯随手下单：网购的便利制造了物资充盈的幻想，无需储存，点击即得。但日渐危机的买菜形势改变了这一切：桃子每天都在买菜。为了储存这些超量物资——必须往一个月囤——她又开始学习各种食物的储存方法，比如香蕉剥皮放进冷冻室。 4月1日，是桃子本月最好买菜的一天，东西多，下单快。她顺利下单了四次盒马。现在想起来，她都觉得愧疚：她买了一单泡芙和麻薯，对宝贵的运力真是浪费。现在回看，她所在的嘉定区最早出现病例，该区域的生鲜配送也就最早遭遇疫情难题。4月7日，美团公司副总裁毛方在接受上海新闻广播采访时说道，因为疫情封控，一旦仓和前置仓有阳性感染者，就会全部被封，而骑手所处小区一旦被封控，运力也就随之降低。但就在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桃子依然坚持每天和家人一起做每顿饭，正餐至少三个菜。 “好好做饭我来说的特别重要，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这两年多来，我能掌握生活的多少呢？”她说。居家办公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生活里不再有新行程。隔离久了，桃子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星期。“人需要对生活有一些掌控力，有一些逆向的坚持，这样你才有真实的感觉，否则就会完全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 净流出 3月27日起，我，一位拥有四天囤货自由的浦西市民体验到了每日抢菜失败和供需关系波动时的市场价格变化。菜场里的青菜涨到15元一斤，老板喊着“赶紧买赶紧买，等下100块一斤也买不到了！”；知名生鲜电商实体店里的肉铺子，卖出了菜场感：一天一个价，不去柜台结账，在肉铺现结。 3月31日，浦西封控前一夜，朋友圈里甚至透着一丝欢乐。朋友们如同过年一样，晒出了各自的晚餐，信心满满迎接原定的四天封控。哦不，有一位朋友信心稍显不足。她囤了不少菜肉，甚至囤了四个马芬蛋糕，准备一天吃一个，以甜食调节情绪。她在封控前连续下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居家做饭。然后，她发现，她这个平时不太下厨的人，除了盐，其他调味料都用光了。看，总有人备考了三天，最后忘记带准考证。不过这次考试，很快就超纲了。封控时间拉长，目睹自己的物资处于“净流出”状态，而自己身处买菜失败的循环，对未来的担忧，让我越来越“小气”。最后一块冰鲜肉发臭时，我内心挣扎再三，决定准备通过厨艺来掩盖臭味。然挽救失败，必须倒掉，我心生懊恼，觉得自己不仅损失了一块肉，还浪费了葱姜蒜；有天晚上饿了，打开橱柜发现只剩一盒酸辣粉，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吃掉：万一，这个月我会有更想吃酸辣粉的时候呢？在不能产生“净收入”前，1kg排骨解冻后，要一切四，三份放回冷冻柜；而在团购成功鸡蛋的那天，我早餐多吃了一个荷包蛋；日常不太吃主食，现在顿顿一碗大米饭：光靠菜肉吃饱，饶是桃子家的库存也撑不住。但最心痛的是，封控前买来的五斤春笋，想省着点吃。不料在家放了十天，剩下的三斤已经全部发黑发霉。哎，听说杭州每天十万斤早笋驰援上海，啥时候我能被援一下。尝试拯救依然坏掉的笋我那些已经当妈妈的朋友们，或是批评孩子弄掉了一块肉，或是以前给孩子煮多了就会倒掉的米线，现在也要留起来再吃一顿。而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在4月8日发布了科普文章《囤的土豆发芽了直接扔？还能挽救一下！》，一位全国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告诉广大因为团购蔬菜包和接收社区慰问物资，而家中常备土豆的上海市民:薯皮变绿都不能吃，如果只是长出细小的白色嫩芽，可以挖掉芽，继续食用。朋友 3月29日，我点进阿汉的豆瓣主页，发现他的签名被换成了：多发点朋友圈，让我多看看你们。我想起他身在浦东，已封十天。阿汉善良又敏感。每一次我们走到外滩，遇到那些高价给游客卖花的小妹妹或是阿婶，他都会买下。他总觉得大家生活不易，掏出几十元，哪怕被宰也心安。阿汉说，我白天被资本家鞭挞，晚上还要看到可怜的人。他说他觉得最难受的不是有钱人比他有钱多少，而是没钱人比他没钱那么多。 3月30日凌晨，我问阿汉，你吃的咋样，他说最新的要求是足不出户，点不到外卖了。我说我帮你买点，他说：“吃的另说，精神比较崩溃。“ “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我说。 “我精神崩溃不是因为没人说话，纯粹是因为对未来的前景不明朗和对周遭环境的过分共情而已。”他说。阿汉曾经确诊重度抑郁，暂缓过国外学业，但我以为他已经康复许久。我开始帮阿汉抢菜，如上所述，我屡战屡败。我给阿汉发了许多买菜链接，毫无疑问，仍是屡战屡败。阿汉甚至新买了一张260元的山姆会员卡，但在买完那天，山姆就暂停了他周边的配送。外卖已经叫不到了，阿汉只剩半袋冷冻水饺。他有24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也感觉不到饿。 “累了，宁愿饿着也不想抢东西了。”他说。 “我帮你买！！”我说。 “那也是不用啦。还是有更需要的人。”他说。 “我只管我身边的人啊！” 我去找小池，问她储存的够不够，能不能分点给阿汉。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但若不是我想起来去问，阿汉自己断然不会求助，这似乎是一些抑郁朋友共性。小池是位优秀的金融女。有时候我会因为她做事太认真，而感到压力，但现在，我觉得我想错了。小池把自己一半的囤货都分给了阿汉，装了五个袋子，共计十公斤，包括红油抄手、冷冻水饺、包子、虾滑、猪蹄、酱肉、腊肠等等。她叫了一单闪送，不断提高加价，直到300元才等来接单。阿汉开了一下午的电话会——居家工作提高了沟通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但KPI要求不变。他错过了闪送大哥的电话，在送达一小时、志愿者收工后，才去到小区门口收货。可是，这五袋食物并不在门口的桌子上。闪送大哥有拍照为证，自己已经送达目的地；志愿者前来帮助寻找，却毫无头绪。我提出报警，被拒绝。“算了。别找了。我累了。这种时候也没办法怪谁，我自认倒霉，大概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应该受到惩罚。”阿汉说。我也累了，一种彻头彻尾的无助油然而生。 “我想加阿汉小区志愿者的微信。”仍有精神气的只剩下小池。此后的发展，称得上神采奕奕。小池加了志愿者，替阿汉向对方道歉，然后请对方把自己拉入阿汉小区的团购群——阿汉鲜少与邻居来往，更不知道自己小区有团购群。 “@阿汉，给你团购了牛肉筋头巴脑2斤，肋排2斤，黑椒牛仔骨1盒、西冷牛排2盒。快给我钱！” “@阿汉，你们小区团购好好！我刚给你团了三盒蛋糕和甜点！” 随着情况好转，连阿汉也有力气去关心别人了。他的一位朋友连续三天物资告急，慌乱到在交友软件询问附近的人，有没有团购。这时的阿汉已经对团购流程捻熟于心。他在网上搜索小区名，然后联系开团负责人，好家伙，居然有十几个团购群。就像小池帮助他那样，他先帮朋友团购了几单，再将朋友拉入。一种固定的“自救”程式就这么产生:求助、被拉入身边的团购群、团购、重获生机。微信群 3月17日，周兰的小区被封控了。她以为这不过是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却不想浦东疫情走势难料，48小时再加48小时，再加48小时，再加48小时……直至今日，他们已经被封控了二十天。我翻了翻聊天记录。3月15日，我俩在杨浦区的韩国烤肉店饱餐一顿。封控前最后一顿外食，吃了不少肉，倒也令人满意。封控前看樱花的上海市民周兰与丈夫住在张江，都是博士毕业，分别从事医药与文学的研究工作。与多数浦东居民一样，最初他们能叫外卖，也能买到盒马和叮咚。当盒马越来越难抢，他们能通过京东、山姆和淘宝下单成功。但对于何时解封，从物业到居委，都没个说法。按照上海市的浦东三区封控政策，唯有一整个街镇都没有阳性感染者，才能划为可以自由出入的防范区。而对于当时日增两千例的浦东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街镇是零阳性。 4月1日到3日，夫妻俩连续三天五点多起床，没有抢到任何菜。“那时候大家有点慌了，因为至少还要再封闭14天。肉和菜已经吃完了，米面还有，活下去没问题，但是正常吃东西比较难。”周兰说。 4月3日，黎明前的黑暗。周兰与邻居们加上微信，拉了个群。一晚上，群里进入了将近两百人，大多是年轻租客。周兰问临近小区的朋友要来卖肉大哥的电话，准备团购肉，168块将近7斤，堪称商界良心。还有群友联系了附近的鲜奶屋和水果铺，对接团购。 “有个邻居说她买多了鸡蛋，可以分我一板，35元30个，放在我家门口。我拿到的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周兰说。她转发了群聊记录给我，里面的年轻人说自己有蔬菜和肉，但不会做饭，能不能换点水饺汤圆。“水饺汤圆吃光了，但能给你一个汤锅和盐，你自己炖肉。”群里有人回答。 “到上海来为了高薪，结果刚来就隔离，现在二十天了。”又有人说。买肉大哥也在群里。“老板能搞到生抽不？”有人问他。 “自己有点，给你了。” 卖肉大哥说。有通行证的外卖小哥也在群里。连着两天，他都帮居民们原价代购。但很快，根据上海市商委制定的电商平台保供细则，他不符合外出跑单要求，4月7日后不可离开小区。在他跑单的前一夜，群里不断有人@他： “注意安全 @外卖小哥。” “太感谢了，这么晚还在为我们奔波。@外卖小哥。” 周兰发给我一张照片分享快乐：照片上是六瓶果味气泡水。“还有香油、生抽、洗洁精，外卖小哥跑了很多家，菜给大家买齐，每家只收了二三十的跑腿费。” 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是：现在上海各个小区最受尊敬的人，是团长。在许多时刻，是团长发起的团购缓解了居民的物资紧张，比如那位吃酱油拌面的宝山朋友，在小区团购中，吃上了肉。但团购的成功率不高。居委会不允许、物流阻碍、平台爆单、人数不够都可能成为失败原因。但这并没有打消上海市民积极团购的意愿，相反，大家去联系了更多的团购，开拓更多的可能性。于是这样段子应时而生：“我已不记得我在哪个群，群主是哪位，接了什么龙，买了什么东西，付钱没付钱，转账还是现金，送货不送货，哪天送货，自取吗，哪里自取……” 市场价格这些天，为了被绞杀的自由与时间，我身边很多女生都哭过。我的朋友小白无缘由地哭，哭着冲窗外大喊，把空荡道路上熄灭的声控路灯给喊亮了。 “你还记得我们天天讨论冬奥会的那段日子吗？像他妈的上辈子。”小白同我说。 “我们这些倒霉蛋心态已经崩了。我现在看到谁晒公司发的物资我都恨不得拉黑。”小白说。从她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物资，她就觉得残忍：她是个没有归属的自由职业者。 “我们每天给公司当牛做马的也没收到物资呢。"我与朋友小刘齐声道。 “现在秀啥不残忍。”小刘补充道，“我们在这里抢菜失败，那边说团购了两万多块Shake Shack；老小区测个核酸，名单都捋不清楚，那边已经是彭于晏测核酸的照片漫天飞；老小区里的邻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催居委会拉走阳性患者，那边是业主立约居家隔离，被认为是上海的理性之光。”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城市本就是多空间折叠。只是多数时候，各空间互不相通，我们只在同温层里生活，也只在同温层里比较。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每个空间在同层摊开。在某些时刻，全城封控彰显了一种表面的“平等”。比如老破小里的老人与浦江高楼的年轻中产，都在微博上求助；比如年入十万的我与年入千万的基金经理，都在盒马抢菜。而对于有些人，全城封控会是小赚一笔的机会。一个普遍现象是，你在团购中往往只能选择贵价商品，比如99元四盒馒头。尽管光明乳业发布的成团价格是三千元，但我们小区的送奶工要求我们必须团满六千元。牛奶团购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一次因为团不到六千元；第二次是团上了六千元，却被送奶工突然提价至九千元。邻居们好言相劝，送奶工不为所动。我突然就在家委屈地掉下了眼泪。送奶工大哥，你看看我们小区的房价，就知道我们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时事维艰，为啥要割我们韭菜呢。但很快，我的眼泪就被目瞪口呆而取代：原本的98元的物资盲盒，被以增加品类——比如饺子皮和食用盐——为由，加价到118元、再到138元，最后变成218元。最终，98元套餐里的那只鸡不翼而飞，赫然登场的，是218元套餐里的两盒午餐肉。价值207元的蔬菜水果大礼包频繁的涨价并没有的影响成交量。20%的居民退款后，立刻又有20%的居民补单：只要能送到就行，他们说。尽管上海市物价局对连锁卖场严控售价，但只要供需关系不平等，就有缝隙。在徐汇区的一个跑腿群里，跑腿小哥发出了自有渠道的礼包价格：2.5斤排骨、蹄髈4斤和一包蔬菜，合计400元。跑腿费另算，基础费100元，多户拼单则再加10元/户。群内聊天记录400元成为跑腿代购的常见价格，朋友小白买了四十袋泡面、四十个鸡蛋、一瓶可乐，加上跑腿费一共400元；小芸则幸运得多，她买了一只鸡、一打鸡蛋、一盒1.4升的光明优倍和3kg的光明酸奶，再加上三袋青菜，加上跑腿费才收她400元。 “我的闪送为什么没人接单？”朋友老楚问我。 “你开了多少价？” “38元/8公里。我导师很久没吃到绿叶菜了。” “你先加到100元试试。”我保守地回答。 “我特么送的菜都不值100块。”老楚惊了。原有的市场规则被破坏了，你不能按照合理的价格进行购买。在当下上海，闪送的价格直接50元起，我的朋友叮叮为步行十分钟的距离支付了200元，小池为相距十公里支付了300元。可乐我想喝可乐，特别想喝可乐。我不是每天吃主食，但我每天都要喝一罐可乐，只喝可口可乐，无糖也可以。没有可乐的我，就像没有阳光的喇叭花，耷拉成一坨。饶是我对封控时长早有预期，也没有储备足够的可乐：谁知道封控起来后，一天能喝这么多罐。因为工作，朋友从北京来上海。他拎着给我的可乐补给坐上高铁，我也信心满满地喝掉了最后一罐可乐。谁知，他并不被允许在上海自由活动，我也收不到可乐。他说可乐我给你留着，我说这是硬通货，一罐解千愁，你省着点，留着可以换烟。没开玩笑。在我朋友的小区，有邻居用一包软中华，换了一瓶可乐，在另一个小区，红酒与伏特加都试图交换可乐，最终红酒胜出。而最划算的，是一位豆瓣用户，用一瓶麻油换了四瓶可乐。京东超市和天猫超市可以买可乐，我已经分别下单三箱，但送达日期一延再延。可乐能团购，50箱成团，单价是盒马日常价的1.5倍。但可口可乐不是基础物资，社区不建议团购。想到志愿者要把五十箱可乐从小区大门送到各个单元楼门口，自己的购买变成他人的负担，我心里立刻涌起愧疚。凌晨三点，小区群里冒出一句：“有人想喝可乐么？”两个邻居紧随其后高呼“要可乐！要可乐！”，我则贴上了可乐的团购信息。仅此而已。几个小时后，四个晚睡年轻人对可乐的需求，被家庭主妇们购买菜肉蛋奶、尿布奶粉的讨论淹没了。团长再次重申：零食、可乐暂缓。徐汇田林的一个小区团购了可乐雪碧，负责运输的志愿者看到堆积成山的货物后，气得罢工。在上海的可口可乐公司，4月8日累积了超过四百个团购订单，他们暂停接收新的订单。而掌握了世界上最多商业数据的彭博社，在发给驻上海员工的保障物资中，赫然加入了两瓶可乐。这款诞生于1886年饮料，是全世界最普通的饮料。两块五一罐，在过去随手可得。但如今在这座两千五百万人口的超级城市里，可乐变得稀缺，就像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期盼。失控感现代社会的幻境之一，就是个体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你个人努力所得，你可以通过消费建造自己的生活，你所求的生活，总有路径可以抵达。小刘还有菜，但补给困难。附近的线上平台暂时关闭，团购又全部被退单。每天都在尝试新的购买途径，每天都以失败告终，反反复复的预期落空让人身心疲惫。她的父母安慰她，没事的。父亲说自己真的不焦虑，酱油拌饭过日子也可以，母亲说小时候穷，食堂只能几分钱打碗涮锅水配饭吃，现在怎么都比过去好。这没有安慰到她，反而让她更加难过。她唯一庆幸的是，父母与她同住。“否则他们不仅不会线上抢菜，他们进了社区团购群，根本都看不懂里面发生了什么。”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由稳定的、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且运作协调的组织体制来高效运转。也就是说，我们的现代生活，是仰仗无数陌生人遵守规则、互相协作。但在此刻的上海，高效的社会运转，变得格外艰难。夜晚的上海街头空空荡荡豫广4月4日之后，桃子对的生活的掌控感一点点变弱消失。“因为越来越难在线上平台买到菜，团购的质量也很不稳定。”她说。有朋友住在老小区里，小区里老人多，难以开展团购，周围配送平台又全部关闭。而她，要操心家里四位九十岁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她六十岁父母的买菜问题的。”我每天操心得都心律不齐的“，她说。前些天，一位外地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叫肯德基？难道肯德基也关了么？又一位外地朋友在友人群里分享了自己的炸豆腐食谱，“抢点豆腐”，她好心地对我们说。 “上海，没有的抢。”上海市民燕子回答。 “外地的朋友还活在我曾经很熟悉的世界里。”燕子同我说。但对于有的外地朋友，有些想法或许改变了：普通生活难得且脆弱，他们说。 4月9日前，几位身在外地的朋友已是着急忙慌地囤物资，一位甚至购买了冷冻柜。还有位朋友这样对我说：“我下单了十几斤肉，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昨天还买了两百块干粮，甚至买了带鱼，三大袋咖啡豆，猫的三十个罐头，可以吃到夏天了。”末了，又对我进行一记暴击：“你家物资如何？” 4月9日凌晨，广州开展了全市十一区全员核酸检测。到了白天，广州多个线上平台被抢购一空。朋友在盒马实体店拍了张几乎全空的货架给我，我发现唯一被剩下的，是几盒香椿头。 “快去买香椿头！那是春天的味道啊！”在阳台上听着鸟叫的我，不由得叫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