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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公司已经开始建造“超级高铁”的乘客舱。原标题：美国“超级高铁”乘客舱开建最高时速超过飞机国际在线专稿：日前，特斯拉汽车公司总裁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关于“超级高铁”的梦想离现实又近了一步：据英国《每日邮报》3月21日报道，“超级铁路交通技术公司”（HTT，Hyperloop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建造“超级高铁”的乘客舱，并预计将于明年年初完工。按照预定计划，“超级高铁”的列车每日可以运送16.4万名乘客，每40秒就可发车一次。这种新式交通系统能够加速到时速1220公里，超过绝大部分飞机的最高时速。据悉，这种”超级高铁“的设计思路是利用磁悬浮以及低气压轨道来达到其前所未有的高速。 “车厢将会在空气被几乎抽干、几乎毫无空气阻力的封闭轨道中移动，就像喷气飞机在极高海拔飞行时一样，”HTT公司在介绍中表示，“轨道中仅存的空气将会被通过空气压缩机抽到车厢的后面，以此推动前进。这让列车可以达到每小时760英里（约合每小时1220公里）的时速，并且耗能极低。” 据HTT公司提供的一个展示视频显示，列车的窗户可以展示轨道外的“真实”世界，以展现列车本身的高速。同时，它们也可以显示时间、车速、以及外部的天气情况。自伊隆·马斯克在2013年提出”超级高铁“的概念后，多家公司便一直在竞争，力图最先将这个设计变成现实。本月早些时候，另一家从事”超级高铁“研究的公司，超级铁路壹号公司（Hyperloop One）公布了其设计的原型机照片。这个位于内华达沙漠的原型机被公司称为DevLoop，全长1.8英里（3千米）。原型机与实物等大，并能够达到预计的全速。公司预计将会于2017年上半年开始公开测试。延伸阅读：超级高铁创始人：中国需要超级高铁已在研究可能路线 2016.7.17报道超级高铁车站示意图速度可以快过飞机的超级高铁，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可以商用的技术，现在他们正在寻求一个可以为他们提供试验机会的地方政府。近日，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办公室，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Hyperloop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简称HTT）联合创始人彼鲍伯·格瑞斯塔（Bibop Gresta），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格瑞斯塔说，他们正在与中国的多个城市讨论，一起建造超级高铁的计划。同时兼任HTT主席和首席运营官（COO）职务的格瑞斯塔，上月末曾来中国考察，与地方政府官员和专家商谈超级高铁在中国落地实施的可能。格瑞斯塔的此次中国之行，行程覆盖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4个城市。在此之前，格瑞斯塔还曾到全球11个国家进行过考察。 “我们是希望能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和设计中心，北京、上海、成都都是可能的候选城市。”格瑞斯塔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中国拥有合适的（人口）密度，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需要超级高铁，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据他称，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对此也非常感兴趣，他们也正在研究几种可能的路线。超级高铁又被称为胶囊列车，它的概念最早由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提出。马斯克的设想是，在一个完全真空的管道中，像发射炮弹一样将车厢以超音速的速度发射至目的地，在行进过程中车舱会全程悬浮在管道中，时速超过1200公里。目前全球已有两家创业公司在实践马斯克的设想，HTT是其中之一。另一家名为Hyperloop one的公司，同样有意将超级高铁引入中国。 HTT宣称，该公司的技术可以在真空管道中，以750英里/小时（约合1207公里/小时）的速度，运送乘客和货物。通过这套系统，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将缩短至30分钟。目前，HTT公司在加州的5英里测试轨道已经破土动工，公司表示最快在2018年，超级高铁可以迎来它的第一批乘客。下为本次对话实录：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COO兼主席彼鲍伯·格瑞斯塔【如何实现稳定真空】澎湃新闻：研发超级高铁面临的技术难题是什么？格瑞斯塔：最大的挑战是这项技术现在还不存在，对我们来说乘客的体验是最重要的。我们开发出了一种较为安全的系统，主要的难题包括如何从管道里疏散乘客，如何对管道抽真空，如何刹车以及如何保证环境安全。澎湃新闻：此前有科学家质疑超级高铁原理，认为很难保证管道内的气压稳定，你们的技术是怎么实现的？格瑞斯塔：其实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使用了一家真空泵发明公司的技术。他们建造的产品是一种与超级高铁非常相近的东西。该技术已经被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在瑞士的粒子加速器运用。所以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可以为超级高铁所用。CERN使用的是10-10帕斯卡的压力，超级高铁所需要的压力比它少3倍，所以我们在技术上的要求更容易实现。【票价不会贵甚至免费】澎湃新闻：超级高铁的平均造价是怎样的？格瑞斯塔：严谨地说，讨论造价问题必须先确定这条超级高铁的线路在哪里？但从平均成本上说，每英里的造价在2500-3500万美元。具体的价格取决于线路的具体位置和边界。如果以我们正在加州建造的第一条轨道为例，这是一个特别的项目，因为它是我们所有工程的原型。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这个原型，还包括了研究和设计中心。所以目前它的造价大约是3000万美元每英里。但我们已经要超出原有的预算，在这个系统中有许多冗余的花费，因为我们要全天测试该系统。澎湃新闻：在这个成本的基础上，一趟行程的票价会是多少呢？一般的乘客可以负担吗？格瑞斯塔：未来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票价大约在20-30美元。我们还在和爱荷华大学讨论建立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不要车票。我们打算在行程中建立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广告模式，它可以帮助我们赚钱，从而取代向乘客收费。我已经预见到，在将来，车票只会成为调节交通的一种方式，它可能会有时免费，有时很贵。【从北京到上海只要1个小时】澎湃新闻：超级高铁成为现实并普及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格瑞斯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监管问题，我们去每个国家都需要适应不同的当地政策。它不是飞机、不是火车、也不是汽车，超级高铁就是超级高铁，它是新的事物，所以我们需要特殊的规定，允许对它进行启动和运行。通常政策因素会决定我们签不签这笔交易。如果在政策上更容易实现也会加速超级高铁的发展。澎湃新闻：超级高铁成真以后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呢？格瑞斯塔：超级高铁对于交通出行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想象一下，未来你从北京到上海只要1个小时。那么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你完全可以住在北京，但在上海工作，反之亦然。此外，它也将打破传统的货运行业。现在的货物运输方式效率非常低，超级高铁能够更好地解决及时交付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对时间敏感的货物，比如器官、新鲜的食物、以及任何需要在低温状态下保存的东西。所以超级高铁不仅意味着更快了，也意味着更高的效率。另一个方面，现在所有的航空运输都很费钱，而每一条高速铁路都需要国家的补贴，但超级高铁是不用考虑这些的，所以它对GDP以及国家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超级高铁比乘飞机更舒适【比乘飞机更舒适】澎湃新闻：既然超级高铁的速度这么快，怎么保证它的安全性？还有乘客的舒适度？格瑞斯塔：事实上，人们乘坐超级高铁的感觉和乘坐飞机一样。我们的轨道设计是最大1G的水平加速度和0.5G的横向加速度。这是什么意思？G是衡量人们感受到的力度大小的单位，它代表了你在水平和横向方向上受到的推力。小于1G意味着它比飞机的乘坐体验更舒适。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就是用屏幕取代了窗户，乘客依然可以眺望窗外，但不是真正的窗外，而是屏幕上展现的仿真画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甚至会运用到AR（增强现实）以及眼球追踪这样的技术。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很酷的乘客体验，同时它也可以用来区分用户和刊登广告，成为一种赚钱的方式。为什么说它更安全呢，因为轨道中的车舱是不会出轨的，而且可以标记轨道中的任何一个车舱。澎湃新闻：超级高铁对环境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格瑞斯塔：超级高铁使用的是电磁动力，并且它的系统可以完全不受天气条件影响。管道本身是密封的，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环境。超级高铁既可以建在炎热的沙漠中，也可以建在冰封的大陆上，它使乘客免于受到任何天气环境或物理条件的影响。它还允许人们对舱内外的环境进行控制。【适合中国吗】澎湃新闻：超级高铁要在全真空的管道中运行，对管道建造的要求应该很高，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家适合建设超级高铁的线路吗？格瑞斯塔：我们的超级高铁有一个独特的特性，因为我们设计的高压线铁塔，它的压力可以维持在30000psi（磅/平方英寸）。这是什么意思呢？意味着它可以承受自身结构3倍的重量，同时抵抗9.2级规模的地震。我们做一个计算，假设平均一个车舱可以容纳28人，事实上我们的车舱可以建得更大容纳更多的人。每30秒就可以发送一趟车，那么每个小时可以运送3400人，每天就是67000人，那么一年就是2400万人。相当于，超级高铁是洛杉矶到旧金山之间的所有航空运力的4倍。这意味着借助超级高铁你可以建立一个一年运送10亿人的交通系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众多的中国更加应该拥有超级高铁。有统计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会超过20亿，但城市之间的平均紧密程度会降低。可以说，超级高铁是到现在为止唯一可以支持如此高流量交通的系统。超级高铁比乘飞机更舒适【京沪成都候选研发中心】澎湃新闻：那你们公司有计划来中国建造超级高铁吗？会选择和中国的专家、机构合作吗？格瑞斯塔：事实上，我们是唯一能来中国并使用超级高铁这一项目名称的公司。超级高铁（Hyperloop）是我们的品牌，我们已经将它注册为商标。我们也是第一家建立了超级高铁原型和项目的公司，在2013年我们就开始把马斯克的想法变成现实。去年还有另一家公司走了出来，他们复制了我们的名字，叫Hyperloop technologies，我们让他们改名字，所以他们现在叫Hyperloop One。当然我们很高兴有竞争对手，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表现得很好。因此，他们不能来中国就是因为商标的问题。这家公司正在测试一些原型系统，这也是我们公司准备去做的。我们非常欢迎世界上来自其他地方的力量和我们一起建造超级高铁。事实上，我们也正在与中国的多个城市进行讨论。中国政府对此也非常感兴趣，他们也正在研究几种可能的路线。目前而言，我们是希望能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和设计中心，北京、上海、成都都是可能的候选城市。因为我们同时和多个地方的政府在接洽，所以我也不知道谁会赢得这场比赛。但无论怎么样，中国需要超级高铁，以及我们非常乐意为中国提供相关技术。【领导团队中的中国面孔】澎湃新闻：一些媒体的报道指出，现在将超级高铁从概念变为现实，在技术上还不成熟，你如何看待这个观点？格瑞斯塔：我认为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测试进行了展示，比如比例、悬浮等相关的一些技术。目前我们在斯洛伐克、加州、阿布扎比建立了轨道，未来中国也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国家。因为中国已经从一个只会复制模仿的阶段走向创新的阶段。中国已经在许多领域展现出了它的创造力，（交通）建设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拥有合适的密度以及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我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需要超级高铁，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我们公司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在一开始组建团队的时候选择了众包的方式，并且现在已经将它越做越大。如果说要把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人集合到一起来解决一个难题，那么这个难题就是交通问题。我们在最初的3个月邀请了100位科学家加入我们的团队，现在已经有数量可观的专业人士加入，其中包括了来自52个国家的540名专家。其中有几个中国人在团队中担任领导职务。这就是使用众包模式而产生的一个结果。【中国资本已介入】澎湃新闻：目前公司的融资状况如何？格瑞斯塔：我们目前也在筹集资金的阶段，当前阶段的目标是2亿美元，之前已经通过社会众筹获得了600万资金。第一轮来自中国和印度投资人的融资刚刚结束，很快会有第二轮。所以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更快地走向市场，以及找到愿意建造超级高铁的政府。我也很期待看到谁会成为第一条全面超级高铁线路的拥有者。澎湃新闻：你们的竞争对手5月份进行了公开测试，你们公司也有这样的计划吗？（背景：5月11日，HTT的竞争对手Hyperloop One进行了户外公开推进测试：在1.1秒内将一个小雪橇加速到每小时116英里的速度。）格瑞斯塔：在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测试我们的实验室，但那是在非公开的环境下和大学的国家实验室里。为我们提供系统测试的其中一家实验室拥有十年的专业测试经验，并且已经证明了我们在悬浮和原型技术方面的能力。如果进行公开测试就会有媒体开始讨论你，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因为人们总是认为那样会让他们更好地接受我们现在正在创造的东西。展示我们最好的时机是在我们启动和运行它的时候。其余行为都是投机，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媒体。

这群平均年龄超过七十岁的大爷大妈，不是广场舞和病榻上的标配，而是打“飞的”参加国际比赛的“民间雀圣”，他们真正在意的不是筹码和计分器上的数字，甚至不是他们的年龄和社会角色，而是“活一把自己”。第十八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的比赛现场。新京报记者杨静茹摄文|新京报记者杨静茹编辑|胡杰？刘兴旺心头一紧。他扫了眼牌面：二三四万、五六七万、六七八万，另有两个万字做将。此外，手上还握着一个四万，一个五万，只要再上一个六万，这就是一手大牌——“清一色加一色三步高”。（一色三步高：和牌中，有一种花色三副依次递增一个或两个序数的顺子，比如文中所说四五六万、五六七万、六七八万。）比赛的前九局，刘兴旺不管怎么打，牌都不成形，几乎一把没和，每局结束就剩下摇头。这是最后一局，他本来已经打算烂到底，竟然冒出了这样的机会。自己掐着俩“六万”，另一个六万早早地被人打出去，要想和牌，只能摸“绝张”，按照几个对手的观察和实力，是绝对不会放炮的。 “富贵险中求”，刘兴旺沉住气，不动声色地摸了两圈，眼看着别家相继摆出了听牌的架势。牌要见底了，最后的机会，他抓起那张牌，自摸！这是3月12日，第十八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的赛场。作为竞技麻将圈内纵横十几年的老江湖，“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副会长刘兴旺用这把牌挽回了自己在麻将桌上的骄傲。刘兴旺和他的几十位西安牌友，多年来南征北战，在各项麻将竞技赛事中斩金夺银，而这些冠亚军，多是头发花白的大爷大妈。打心眼儿里喜欢竞技麻将，虽然不像电影中那些“赌神赌圣”，有着神乎其神的赌技，他们很在意赌桌和牌桌的区别，绝不涉赌，比筹码更重要的是“和气”。在打麻将大多挂彩头的当下，这也算一种修为，他们被坊间称为“民间雀圣”。　　“我还不相信了，一个麻将还能不会打” 74岁的刘兴旺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跟对手说“你看你看，我本来都不想和了，偏偏给我和。”花白的眉毛舒展开，像一个捣蛋成功的顽童。他掰着手指计算战果，按照竞技麻将的规则，“清一色”是24分，“一色三步高”16分，“绝张”4分，“自摸”1分，三家算起来，他一下就得了100多分。虽然不可能反败为胜了，但足够成为日后的谈资。 3月8日，刘兴旺和27位西安牌友一起踏上南下的火车。这支平均年龄七十岁的队伍，要坐16个小时的火车到南昌参加国内最大规模的竞技麻将比赛。他们所在的卧铺车厢，每一个小桌板上都摆满了吃的，烙饼、烧鸡、鹌鹑蛋、西红柿、黄瓜、苹果……大妈们嚼着饼，讨论谁家的饭最好吃。刘兴旺拉开一罐啤酒举过头顶，大嗓门喊了一句“祝我们比赛取得好成绩！”所有人都伸出胳膊碰杯。乘务员经过，问大家什么事这么开心。领队王桂英说“我们要去参加麻将比赛。”她指着队员们一个个介绍：“这是奥地利比赛的冠军，这是世锦赛的亚军，这是全国亚军……”这些冠亚军都是头发白了多半的大妈。王桂英今年67岁，是“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的秘书长。十几年来，她带领这些被坊间称为“民间雀圣”的牌友们南征北战。她的丈夫赵保国是第一批在西安推广竞技麻将的人。1990年，赵保国还没有从西安国防系统老干处退休，组织老年人在各地参加门球、象棋比赛，偶然接触到了竞技麻将。 “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是看家”。麻将在中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同地方的麻将有不同的打法，基本以“四组一对”为基础，俗称“推倒和”。竞技麻将在此基础上细化规则，规定了包括“十三幺”“七小对”“边张”等81个番种，不同番种对应相应的分值。比如“边张”是1分，“十三幺”是88分。一把牌至少凑够了8分才能和牌。另外还规定了从摸牌到出牌的思考时间不能多于10秒。更重要的，竞技麻将不挂彩头，练习和比赛都是用筹码或者扑克牌记分。赵保国喜欢上了竞技麻将，“在这个过程中，要想尽办法组织大番牌，可以防止老年痴呆，还可以磨练性格。”他在西安老年体协办了多届竞技麻将培训班，2003年，成立了纯民间组织“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他当选为会长。“联谊会”发展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名牌友。 1990年代，王桂英就跟丈夫学了竞技麻将的规则，在一些小型比赛中做裁判。直到2000年，第一届中国麻将牌王赛暨大师赛，她第一次作为运动员上场参赛。 “心情截然不同。”王桂英说，“当裁判按着规则来就行了，真正打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每次要舍牌的时候就特别为难。”这位前老干部工作者一辈子急脾气，快七十了，讲起话来仍语速飞快。 “那场比赛我简直成了炮手。”王桂英不服气，“回家我就开始练，还不相信了，一个麻将还能不会打。”白天上班，每天晚上她一个人守着一桌麻将，一只手拿着参考书对照，另一只手扒拉着摆出不同的番种。“原来记番种都是纸面上的，只有亲自摆牌才能加深印象。” 实战多了，王桂英感受到了竞技麻将的魅力，“打牌就像排兵布阵，把牌从无序组成有序是一门艺术。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所以总也不会厌烦。” 比赛第一天，王桂英（右一）提前半个小时就在赛场准备。 2003年一退休，王桂英完全“陷进去了”，麻将成了她的“营生”。当时各省市组织麻将比赛互相发邀请函，“那会儿没有快递，都是寄挂号信。”王桂英两口子几乎每次都率领“联谊会”牌友参赛。仅2006年一年，他们就外出比赛了六次。王桂英的孙女今年五岁，从一岁开始把麻将当积木玩，刚识字就指着麻将牌的“红中”说“中国的中。” 　　“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不出去比赛的时候，牌友们就在家里以牌会友。每周二是西安牌友们约定的活动日，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屋子被十几台自动麻将机塞得满满当当，东面墙上贴着一个红色的“东”字提示风位，再往上拉了一条横幅“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 72岁的田瑛每周二天一亮就起床，包点小馄饨或者熬点粥盛在保温桶里，梳洗整齐，拎上饭出门，一路走一路锻炼，大概四十分钟到活动中心。几十个牌友上午打一局，下午打一局，中午凑在一起互相尝尝手艺。田瑛身材修长，白发理成小卷，左手无名指戴一枚小巧的戒指，素色衣服上搭配红马甲之类的亮色点缀，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举止间透露着年轻时的美丽优雅。2000年，她从航天系统退休。站在窗边看院子里的老人们成晌成晌拉家常，觉得没什么意思。朋友拉她打竞技麻将，她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田瑛牌技不错，2012年中日交流赛亚军，2016年奥地利国际麻将比赛冠军。这次出发去南昌的前一天，她还打出了32分的“混幺九”。（混幺九：由字牌和序数牌的一、九形成的组牌和将牌。比如三个一万，三个九万，三个一饼，三个西风，一对南风做将）牌友经常说她，“不和是不和，一和就是大牌。” 田瑛打牌有个习惯，起牌的时候不看牌，扣着沿桌边摆一排，等13张抓齐了，一起翻开来看，她喜欢这种通观的感觉。只要码起来有某个大番种的模样，她就会朝那个方向努力。田瑛在比赛中。很多牌友在行牌过程中禁不住吃和碰的诱惑，又怕打生牌给别家放和，所以选择“短、平、快”的打法，凑够8分马上和牌。田瑛会一意孤行，冒着点炮的危险拼一把，她拼出过不止一次“十三幺”。 “做出大牌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一整天都会心情愉悦。”田瑛说，竞技麻将不挂彩头，有些打惯休闲麻将的牌友刚接触竞技麻将觉得没有刺激没意思，但是一旦上手了几乎没人再打休闲麻将了，因为“太简单了。” 阎文英学打牌的经历和田瑛很像。1998年，他从西安科技大学退休，做了几十年的地质系老师，常年带着学生到处勘测。“突然就退休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心里空落落的。” 阎文英十几岁离家读书，至今保留一口纯正的河南乡音。牌友们经常逗他，远远地模仿河南话冲他大喊“阎（四声）老师”，他也不恼，慢悠悠走过来问一句“恁干啥？” 跟朋友学会了打麻将，阎文英的生活充实起来。“这个东西真上瘾，一天不打真想打。”学校的棋牌室每天下午两点开门，他中午吃了饭就去等着，“去的晚了就没有座位了。”偶尔有事没有占上座，心里就着急，打不上抽空也得去看两把。他有一套打牌的顺口溜。“牌从门前过，不如摸一个”，所以不要轻易吃牌碰牌，多摸一摸才能变换更多牌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单调将必须慎之又慎。阎文英攒了一箱子打麻将得的奖状，最辉煌的一次是2015年去韩国参加世界麻将锦标赛：团体冠军、个人第十名、单局最高分，他连着上了三次领奖台。这次南昌的比赛，他打得“一塌糊涂”，快80岁的人了，“年龄不饶人，明显感觉退步了，以前反应可灵活，现在都迟钝了。”这话听着悲伤，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了，“噫——不过打麻将这事儿，上了贼船下不来啦。” 　　“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 火车上的牌手们一点也不像是要去参加比赛的紧张样子，更不像一群七十多岁的老人。他们吃饱喝足了三三两两凑着聊天，一个个嗓门洪亮、中气十足。田瑛拿手机抓拍沿途的风景，绿油油的菜畦夹着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她把照片发给儿子，欢喜的表情让人想起出门春游的小学生。十几年来到处参加比赛，习惯了出门远行，天南海北好像就一抬腿的距离。走到哪里先打牌，后旅游，玩够了才回家。二十多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一个用老年手机，戴上老花镜，拿起智能手机，照片、微信、朋友圈一个比一个玩得溜。王桂英常说“贪玩的老人不会老”。陕西团所有成员合影。 2005年，世界麻将组织在北京成立。2007年，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了在四川举行的首届世界麻将锦标赛。竞技麻将在世界范围内培养了一批忠实拥趸。国外也开始举办各类麻将比赛，邀请中国选手参加。因为“陕西竞技麻将牌友联谊会”成绩突出，名气大，得到了不少的邀请。西安牌友们也“坐着飞机出国打麻将”，他们的口号是“以牌会友，外加旅游”。西安牌友在国外的比赛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2012年中日交流对抗赛亚军，第四届麻将世锦赛团体冠军、2016年奥地利公开赛冠军、季军。他们也有发挥不好的时候，2013年受邀参加法国麻将邀请赛仅获得团体第四名；2014年，在法国举办的麻将欧锦赛上，他们遭遇了最严重的滑铁卢。这次比赛，他们个人最好成绩第30名，团体最好成绩第37名。虽有遗憾，她们也没太在意，输赢对她们来说远没有“玩得开心”更重要。万没想到还在返程的路上，网络舆论攻击已经如潮水裹挟了她们。 “丢中国人的脸。”“为什么不让我二姨去参加比赛。”“跟国足一个水平。” 回国后，面对接踵而至的媒体，大妈们委屈得直哭：“网友根本不懂竞技麻将的规则就乱骂人”；“怎么能拿我们跟国足比呢？国家花了多大的财力物力支持足球，我们出来比赛的钱都是自己掏腰包的。” 阎文英看得心寒，“麻将在国内官方的比赛中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出国参加比赛也没人重视，赢了是应该的，输了却一片骂声。” 低落情绪持续了一阵子，媒体的报道和解释收获了部分体谅和理解。牌友们按捺不住牌瘾，再次出发了。 “外国人虽然起步晚，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按规则学的，非常规范。”田瑛说。国外的选手很多是年轻人，头脑灵活，牌技长进很快。他们的赛场特别安静，只能听到五个发音蹩脚的中文“吃、碰、杠、和、花”。 2012年，田瑛去日本参加中日麻将交流赛获得亚军。一名日本牌手亲手做了三套和服分别送给冠亚季军。“我的那套是肉色的底子，上面绣了粉色的小花，非常精致。” 看到外国人对麻将的热情，作为中国人，她从心底里希望麻将能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活一把自己” 西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一月到三月放寒假，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打牌的场景都让王桂英感动。大冷的天，几十口子人，穿得漂漂亮亮，大包小包拿着过年家里做的好吃的赶过来，互相一见面上来先拥抱，“那么长时间没见，都想得慌。” 对王桂英们来说，“联谊会”的意义已经远远不只是牌搭子，而是点亮了晚年生活的社交圈子。在这种不依附于日常生活的关系里，他们玩笑、打闹，甚至抛弃了年龄和社会角色，只有麻将、旅游和快乐。田瑛说，她打麻将以来，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她内向忧郁，在各种各样牌友的带动下，她越来越开朗活跃，偶尔还抢着讲话。她祖籍山东，随父母支援三线建设到了兰州，毕业分配进入航天系统做工程师。她先在北京中关村待了五年，之后随单位搬迁到西安临潼，在闭塞的厂区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带大了一儿一女。这次去南昌参赛，包括食宿每人1100元。而此前出国比赛，也全是自费，平均一次一万多两万元。旁人议论他们为了打麻将花那么多钱，田瑛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吃了大半辈子苦，该给国家和家庭奉献的都奉献了，现在还有点时间，我要活一把自己。” 麻友祝旭清对此总结说，他们这支以离退休干部为主要成员的队伍，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重要得多。 1964年，阎文英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志愿上，他写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背着行李卷，提着装标本的破箱子到了西安。从1966年到1992年，他带着学生在地质队和矿上实习，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现在他跟着牌友们再次踏上征程。“一出来就只有牌和玩，一切烦心事都丢在脑后了。”多数地方对他来说都是故地重游，“几十年过去了，能再看看挺好，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南昌的比赛，陕西队集体牌运不顺，团体和个人一个名次也没有拿到。大家嘻嘻哈哈抱怨两句，“上家盯我盯得太紧了，一张也不给打。”或者“哎呀我不该给他点那个炮的”。比赛结束第二天一大早，旅行社的车等在宾馆门口，他们要分两路去庐山和井冈山。4天后，他们会返回西安准备下一次征程了。这两天，山西还有一场新的比赛在等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