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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和事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总有芸芸众生挣扎于其中，难以两全，籍籍无名者如是，功成名就者亦不能幸免。在很多人看来，“豪门”家族不存在感情问题，因为经济是爱情的基础，有了面包，感情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但事实并非如此，豪门家族的感情与婚姻，不仅远比想象中复杂，更有甚者还会影响到家族的前途与命运。近年间，港台几大家族的传承案例备受关注，其中，王永庆的台塑由侄子王文渊接班；张荣发钦定的接班人张国炜被“扫地出门”；新鸿基三兄弟更是势同水火，以致大哥郭炳湘离开、二哥郭炳江获刑…… 这些事件的背后，充斥着感情与事业间的抉择。有人选择放手，妥协于事业；有人大胆追爱，以致家族生变…… 【1】郭炳湘：兄弟决裂 1990年，新鸿基地产（下简称新地）创始人郭德胜逝世，集团由其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共同接手，大哥郭炳湘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三兄弟性格各异，但都继承了父亲出众的能力与踏实勤恳的作风。兄弟齐心之下，新地的发展一日千里。1992年，新地市值超越长江实业，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1994年，新地单年净利突破百亿港币……期间，集团先后投建了中环广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地标建筑，被视为香港地产界的标杆。作为辉煌成就的创造者，郭氏三兄弟也被视为华人家族企业乃至世界范围内二代传承的典范。三人年纪相仿、无话不谈，重要决策均共同制定，郭炳联曾说三人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是永远的战友”。但是这段“其利断金”的佳话，却在2008年彻底破碎。是年2月18日，新地突发公告，指主席兼行政总裁郭炳湘因个人原因暂时休假，其职务由郭炳江和郭炳联分担。其中的“个人原因”则是郭炳湘“患有躁狂抑郁症”，不适宜担任公司管理职务。 3个月后，郭炳湘被正式剥夺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位，转任非执行董事，其主席职位由时年79岁的母亲邝肖卿接任。不甘心出局的郭炳湘随即向香港法院申请“禁止变动令”，同时状告两位弟弟诽谤，却无奈被驳回。 10月，持有42%新地股权的郭氏家族信托基金重组，邝肖卿被认定为基金受益人，郭炳湘则被排除在名单之外。这次重组基本宣告家族已将郭炳湘排除在新地的决策圈之外。手握重权的郭炳湘瞬间出局，亲密无间的兄弟转眼势同水火，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终结。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郭炳湘两度向香港廉政公署举报，称新地与香港公积金管理局前行政总监许仕仁存在利益输送问题。矛盾就此从家族内部斗争，发展成了刑事案件。持续数年的举报与调查引发了香港政经界大地震。2014年12月，这起牵涉甚广的“世纪贪腐案”正式宣判。其中，许仕仁被判7年，关雄生（港交所前高级副总裁）被判5年，郭炳江被判5年，并在5年内不能出任公司董事。除此之外，另有两名新地执行董事被判入狱，7人执行董事组一夜之间入狱近半数。郭氏兄弟如此级别的富豪被判入狱在香港商界实数罕见，许仕仁更是特区成立以来获刑的最高级别官员。豪门内斗发展至如此地步，着实令人瞠目结舌，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出“死斗”的起因竟然是一位女性——郭炳湘的“红颜知己”唐锦馨。唐锦馨是香港机器大王唐全的长女，比郭炳湘大三岁。据传两人相识于少年时期，曾萌发感情，但由于早年郭德胜的强烈反对，感情无疾而终。后两人因生意再度相遇，因此藕断丝连，关系颇为微妙。很长时间内，这段微妙的关系在郭氏家族看来是可接受的，但一次重大变故后，郭炳湘对唐锦馨愈发依赖，以至于其他家族成员不可容忍的地步。 1997年9月，郭炳湘遭张子强绑架，要求他致电回家要赎金，遭到拒绝后，张子强等人每日对他施以暴力，期间，郭炳湘被脱去衣服锁在小木箱中，只能蜷曲着身体。经过几番斡旋，郭家支付了6亿港币的赎金，郭炳湘这才回到家中。虽然平安归来，但恐怖经历令郭炳湘身心受创。2008年家族内斗时，他曾亲口承认因绑架患上“躁狂抑郁症”，经过1年时间的治疗才康复。按照郭炳江的说法，大哥郭炳湘在绑架获释后性情大变，不再信任周围人，甚至经常无端怀疑新地的管理层成员。但他和唐锦馨的关系却越来越好，对方成了他最信赖的人。“只要唐女士说的，郭炳湘都会相信；他说谁可疑，郭炳湘就怀疑谁。”郭炳江称。这样的关系引发了家族其他人的担忧，郭母邝肖卿更是觉得唐锦馨野心大，最终会借助郭炳湘渗透入新鸿基。郭炳湘曾安排唐锦馨成为新地的管理人员，并在家庭会议上直言双方是男女朋友关系，他还多次要求母亲会见唐锦馨，但一直没有得到邝肖卿的承认。邝肖卿极度反对两人交往，反复劝说郭炳湘回到儿媳妇李天颖身边，但郭炳湘不为所动。为了防止“外人渗透”，邝肖卿还还要求三兄弟签署文件，限制唐锦馨在新地的身份。郭炳江称：大哥之前还对母亲言听计从，但其后却“越来越受外人控制与摆布”。家族认为唐锦馨在幕后影响着郭炳湘的决策，后者还企图将这位红颜知己纳入新地董事局，令邝肖卿大为震怒。质疑与不满伴随着一次“争权”而全面爆发。2007年，郭炳湘突然收回了郭炳江妻子梁洁芹把控的国金商场租赁的相关权利，并指其工作存在问题。由于事出无因，郭炳江认为这一决定损害了妻子的名声，两人因此吵得面红耳赤。事后，郭炳江称大哥的决定完全出于唐锦馨“背后说坏话”，而邝肖卿亦觉得长子的行为越来越异于常人。事件没多久后，郭炳湘便被“被放假”，失去了主席与行政总裁的职务。那之后，便是持续数年的争权与对簿公堂。兄弟决裂给郭氏兄弟及新鸿基地产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郭炳湘称“无意重返新地”，郭炳江获刑入狱，曾经兄弟齐心的三人组，如今只剩郭炳联。而唐锦馨，则依旧是郭炳湘最信赖的“红颜知己”。【2】王文洋：“我从来都不是台塑的接班人” 王文洋是宏仁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但在外界眼里，他始终有另一个更显眼的标签：“经营之神”王永庆的长子。王永庆是台湾近现代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家，其创立的台塑集团的年产值一度占据台湾地区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1.8%。王文洋本有很大概率执掌这家年营收近5000亿人民币的超级企业，但一次“感情意外”令他与台塑再无关系。王文洋自幼天资聪颖，学什么都快，24岁便拿到帝国理工大学博士学位，王永庆因此对之寄予厚望。在外人眼里，王永庆对王文洋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不近人情。王文洋毕业赴美工作时，王永庆与之碰面，直接抛出一大串成本问题，随即在咖啡厅里对长子大声斥责；回到台湾后，王永庆要求王文洋和其他基层员工一样“三班制轮班”，睡觉也必须是员工宿舍。之所以如此严苛，是因为王永庆希望长子能真正由下至上了解台塑。那期间，他和弟弟王永在每个礼拜天都会和王文洋一起用餐，两位一代创始者不遗余力地栽培王文洋，周围人都看在眼里，“台塑确定接班人”的消息也因此在台湾传得沸沸扬扬。王文洋在台塑历练了十几年，终于“熬出了头”。上世纪90年代初，台塑总投资7551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700亿）的“六轻”项目全面施工，王永庆将其中的石化园区交给了王文洋处理。但六轻工程如火如荼之际，一场轰动全岛的“婚外情”却在瞬间将王文洋推向“深渊”。 1995年，台湾媒体披露了王文洋与台大硕士生吕安妮的照片，后者穿着旗袍站在王文洋身边，两人的恋情随之曝光。半个月后，吕安妮公开承认了这段恋情。这起“婚外恋”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台塑的股票也随之大跌，王永庆更是怒不可遏。王永庆对子女要求苛刻，对其他亲人却关怀备至。长媳陈静文（王文洋之妻）因胃癌住院期间，王永庆前往医院探视，出来时一反铁汉常态、老泪纵横。不论是出于家庭制度还是台塑发展，王永庆都不可能认同这段新恋情，但王文洋与吕安妮却无比坚决。吕安妮曾写信给王永庆，表明自己不要名分，只要跟着王文洋。另有“王家人”透露，王永庆要求王文洋离开吕安妮时，不仅遭到拒绝，王文洋更是回应称“你还不是一样娶三妻四妾”。这句话激地王永庆大怒，斥称“时代不同”，王文洋却说“人心不变”。王永庆不再说话，挥手示意王文洋出去，不久后，他便下令革去王文洋的职务。王文洋见到免职决定后眼眶泛红，其台塑的“导师”吴钦仁（台塑六人决策组之一）亦是泪如泉涌。不过，一向说一不二的王永庆在这件事上却遭遇了“阻挠”。台塑一帮老臣们不愿见事态发展至如此地步，吴钦仁和王永在商量后，决定私自将“免职”改成“停职一年”，希望给王文洋争取重返的机会。这1年间，王文洋的办公桌从未有人敢动，因为企业上下都认为他1年后便会回来。但王文洋再没回来。1996年，王文洋寻得风投资本支持，于广州创立电子和塑胶工厂，并在不久后创立宏仁集团，就此深耕大陆。此后的时间里，王文洋先后创建了十几家工厂与一家上交所上市公司，业务涉及电子、塑胶、生技等多个领域。自立门户后，王文洋回归台塑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沉寂。而同一时间，王永在一系于台塑的成绩则有目共睹。王永在长子王文渊比王文洋年长4岁，更早进入台塑。王文渊自小与大伯王永庆同住，有着和王永庆一样的“牛脾气”，很快在台塑崭露头角。 “六轻计划”实施期间，时任台化副总经理的王文渊备受倚重，他作为主要领导者之一，完成了造价高达174亿美元的填海造陆与兴建工厂项目。伴随着六轻项目的顺利完工，王文渊在台塑的身份愈发重要。而另一边，王永庆对于直系子女接班却毫无动作。他最出名的子女多集中在二房，包括王文洋、王雪红（威盛、HTC董事长）、王文祥（美国JM Eagle董事长）等均自立门户，无一回归台塑。 2006年，台塑迎来半世纪间的首次重大人事变迁，王永庆和王永在同时卸任，王文渊被任命为集团新总裁。同时，集团的权利中心也变更为“九人小组”，其中王永在一系的王文渊、王文潮均在列，王永庆一系则由三房的两位女儿出任。一度看似定局的子承父业的计划就此成空，王永庆却从未就此对外透露半句，以至于舆论至今对此多有揣度。曾有报道称，王文洋“你还不是三妻四妾”的反问并非一时兴起，他对父亲的婚姻态度早有不满。 1975年底，王永庆“二房”、王文洋生母杨娇因不满丈夫的感情处理方式，放弃了台湾所有的荣华富贵，赴美定居。到美国时，她连落脚点都没有，两位女儿拿出嫁妆钱，才给母亲凑了一栋小房子的首付。据称，杨娇这一系的子女都为母亲抱不平且有所怨言。一位台塑的老臣称，正是因为这件事，才导致聪明绝顶的王文洋不愿在感情问题上有半分妥协。但王文洋却称事情根本没有外界想得那样复杂。“我从来都不是台塑的接班人。”王文洋说，有关接班人的信息，他都是从媒体上得来的，在台塑，他的身份只是一名员工。因此，在被问到是否会因“被赶走”而心生怨恨时，王文洋说：老板要员工走，员工心里能有什么怨恨？【3】郭孔丞：憾别邓丽君郭孔丞是郭鹤年的长子，也是现任嘉里集团董事长。他继承了父亲低调做人的准则，作为嘉里集团酒店业务（包括亚洲最大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以及传媒业务（包括香港无线电视）的开拓者与掌控者，郭孔丞却习惯隐于幕后，甚少抛头露面。他最广为人知的，并非协同父亲在商海开疆拓土的事迹，而是与邓丽君之间一段有始无终的恋情。 1980年，郭孔丞在一次友人聚会上结识了如日中天的邓丽君，就此一见倾心。此前，郭孔丞从不看娱乐新闻，对娱乐圈知之甚少，但这次聚会后，郭孔丞开始关注娱乐圈，只为守候邓丽君的消息，而他的办公室里，也时常回荡着邓丽君的歌声。在郭孔丞诚恳的追求下，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是年10月，邓丽君在香港举办演唱会，打破了一众纪录。真正令媒体大为震动的并非演唱会的成绩，而是邓丽君的身边出现了一位神秘男伴。这位“男伴”正是郭孔丞。出于低调的作风，彼时的郭鹤年在香港并不出名，郭孔丞更是鲜为人知。但在媒体强大的攻势下，郭家的产业很快被“查明”，香港舆论这才知道郭鹤年是马来西亚首富，而郭孔丞则是香格里拉集团的董事。当时，郭家在香港已经开展了多项业务，地产、酒店、贸易等均有涉及。郭孔丞定居香港，负责打理香港与内地生意，帮助家族开疆拓土。邓丽君并不喜欢“豪门”的称谓，她向媒体称“郭孔丞只是在一家财团上班”。身边挚友回忆，邓丽君一向对富家子弟“不感冒”，之所以认可郭孔丞，一是因为他态度特别诚恳，二是郭孔丞有能力、做事认真，完全消除了邓丽君过往“富商公子都是纨绔子弟”的既有印象。邓丽君第一次在舆论面前松口，坦然承认恋情，没多久，香港媒体疯传郭邓二人已经订婚，来年春天即将完婚。 1981年，邓丽君举办了一场小型的“订婚发布会”，邀请亲友出席。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结婚，但邓丽君第一次将郭孔丞介绍给了身边最重要的人。那之后，二人交换了信物，邓丽君戴上订婚戒指，遇到朋友便会开心地伸出左手展示。“那是她一生中最甜蜜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对这段感情非常认真。”邓丽君生前挚友说。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彼时郭孔丞的母亲被查罹患癌症，她希望尽快看到儿子成婚。郭母很喜欢邓丽君，郭鹤年对于这门亲事也颇为认同。但就在一切顺理成章之际，事情却在高潮时戛然而止。意外源于邓丽君赴郭家见长辈之行，拜访的主要对象是郭孔丞的奶奶郑格如。在偌大的郭家，郑格如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郭鹤年一生都非常敬重母亲，曾多次公开称“母亲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郑格如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不干涉家族生意，却自幼劝告孩子们要有商业道德，不要崇拜物质，还曾在铁板上刻下“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的金玉良言。在家庭事务上，只要郑格如发声，郭鹤年必尊崇。在挑选接班人等重大决策上，郑格如也无疑拥有巨大的影响力。邓丽君刚踏进郭家，从管家、佣人到司机等，都蜂拥上来索要签名，郑格如当场面露不悦。虽为知识女性，但郑格如掌治下的郭家保留了很多传统，在郑格如看来，相夫教子的女性不应如此张扬。实际上在此之前，郑格如已经对这门亲事有所不满。她非常钟爱自己的长孙，向来将郭孔丞视为掌上明珠，因此对于亲事的把关相当严格。郑格如认为娱乐明星总是抛头露面，对此颇有微词。因此，她向邓丽君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列出详细的身家资料；二是停止所有歌唱演艺事业，专心当妻子；三是和演艺界断绝来往，和所有男性友人划清界线。邓丽君闻言后表示为了爱情可以放弃歌唱事业，但完全断绝娱乐圈的联系实在是强人所难。而郑格如则坚持郭家媳妇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再和娱乐圈产生瓜葛。双方各执己见，会面陷入僵局。此后的沟通中，郑格如始终坚持自己的标准，经过反复考量，邓丽君最终决定结束这段感情，与郭孔丞分道扬镳。一边是爱人，一边是如山的家规，郭孔丞夹在中间倍感煎熬。郭氏拥有庞大的家族和事业体。“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创立”时，股东不仅包括郭鹤年与两位嫡系兄长，还有一众堂兄弟。家族体系中人才济济，郭孔丞、弟弟郭孔演、堂弟郭孔丰等均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体系的顶端是郭鹤年，郭鹤年的上面则是郑格如。郭孔丞低调能干，一向被视为家族的接班人，但如若“违抗”郑格如的决定，事情则可能出现未知的变化。最终，郭孔丞还是没有违抗从小就悬于头顶的“家规”，选择尊崇祖母的决定。当时两人的婚期已经确定在3月17日，很多好友都收到了结婚请柬，然而这些请柬却在婚期前被悉数收回。有报道称，当时的邓丽君已经决定结束演艺生涯，专心相夫教子。她为此拒绝了唱片公司的续约合同，称“想结婚，过幸福的日子”。但同意这三大条件，便意味着否定自己的过去，在邓丽君看来，这是对她工作的侮辱。经历这次感情失败后，邓丽君一度消沉，甚至对新加坡都心生偏见（她在新加坡拜见郑格如）。此前，邓丽君非常喜欢新加坡，那之后，她却和友人说“新加坡只适合老人居住，年轻人不应定居在那里”。凡事有得必有失，从感情阴影中走出后，邓丽君专心投入工作，其歌唱事业也在不久后达到巅峰。但她和郭孔丞，也就此天各一方。另一边，郭孔丞也全面承担起家族的各项事务，他代替郭鹤年出席了很多重要会议，始终站在集团的前沿，不断攻城略地，并且最终成为嘉里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兼董事长。憾别邓丽君后，郭孔丞最终迎娶了日本姑娘由美子（郭由美子），这位新娘也是邓丽君的“铁杆粉丝”。值得一提的是，由美子的侧脸，像极了刚刚出道时的邓丽君。而邓丽君则终生未嫁。【4】张国炜：为爱出走，王子失位 2016年11月底，张国炜申请成立星宇航空，一场纠葛近1年的争产大戏终以“董事长被罢黜后自立门户”告终。张国炜是长荣航空的前董事长，也是长荣集团创始人张荣发最小的儿子。张荣发被誉为“海上皇帝”，他白手起家创下恢弘事业，业务涉及航空、海运、内陆运输、货柜、酒店等多个版图，是台湾最重量级的企业家之一。张国炜是张荣发最疼爱的儿子，也被认为是一众子女中最像父亲的人。在事业上，他和父亲一样亲力亲为、追求极致。张荣发当年被称为最懂船的航运老板，对每艘船的关键细节都了如指掌。张国炜掌舵长荣航空后，则被称为是最了解飞机的航空公司老板。他是全球唯一握波音777—300ER机师驾照、还会修飞机的航空公司董事长。就连感情作风上，张国炜都和父亲如出一辙。张荣发老年时因为偏爱二房而遭到大房儿女们的强烈反对，在不胜其烦后，张荣发还一度“废掉”了大房三子张国政长荣海运总裁的职务。大房去世后，张荣发随即在子女们的强烈反对中，将二房明媒正娶。和张荣发一样，张国炜也有过两任妻子，但类似的经历，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从加州大学毕业后，张国炜便进入长荣航空工作，此后，他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空”展开：爱空姐、娶空姐，爱飞行、修飞机、开飞机，最终因为“空姐”而丢失了企业权柄。 1996年，张国炜在飞机上认识了“自家”空姐、22岁的蔡菁珊，张荣发非常反对这一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苦劝无果后，张荣发选择“成全”，却没有出席这对新人的婚礼。婚后没多久，张国炜和蔡菁珊的恋爱激情便消失殆尽，两人渐行渐远，以至分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国炜不爱也不离（婚），他把心思全部用在事业上，一步步做到长荣航空的总经理。坐上总经理位置不久，张国炜便在一次巡机中遇到了重燃爱火的人——长荣空姐叶淑汶，随即展开猛烈追求。当时张国炜虽然与蔡菁珊分居已久，但并没有正式离婚。这件事令张荣发大为光火，屡下禁令。但沉醉爱河的张国炜不为所动，将父亲的话当做耳边风。在张国炜的一再坚持下，2004年，他和蔡菁珊正式离婚，与叶淑汶的恋爱关系也放置明面。这件事令长荣航空备受争议，也令将张国炜视为接班人的张荣发痛心疾首。为了劝阻儿子，他一度将张国炜革职，甚至摊牌称：要么你放弃她，回归家庭。要么，你与我、与长荣断绝关系。岂料，张国炜的性子比老爹还刚硬。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他，不仅不要职位，还将父亲划拨到他名下的公司股份、台北物业等资产全部还回，捐给了张荣发旗下的慈善基金会。之后，张国炜便单枪匹马提着果篮去叶家提亲，表明非叶淑汶不娶。2006年9月，放弃了财富和名声的张国炜，在无人祝福中与叶淑汶完婚，偌大的张家和长荣无一人敢出席其婚礼。张荣发甚至给整个长荣下了死命令：再也不要让这个人踏进长荣的大门。张国炜依旧不以为意，婚后，他带着叶淑汶奔赴美国，不仅自谋出路，还疯狂上进，拿到了波音777—300ER机师驾照。张荣发虽然屡发狠话，但心里实际从未放下这个最疼爱的幺儿。他悄悄关注张国炜的一言一行，看着张国炜一步步提升，张荣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最终，在得知叶淑汶怀孕的消息后，由于怕孙儿在美国过“苦日子”，张荣发派人给他口中的“小兔崽子”带去消息：先回来，她的事情以后再说。本就心怀愧疚的张国炜也不再执拗，重回长荣航空，从修飞机开始，又一步步做到了董事长的位置。在其带领下，长荣航空通过一系列创新成了区域内最具成长性与盈利能力的航空公司之一，还获得了“全球十大最佳航空公司”的荣誉，张国炜因此愈发得张荣发赏识。 2015年底，长荣航空的年运量突破千万人次后，张国炜与波音签订了24架787与2架777客机、总计2700亿新台币的购机合同，踌躇满志地要飞向更高。但没多久，他就从高空跌落。 2016年1月20日，张荣发与世长辞，享年89岁。在遗嘱中，他不但将几百亿财产全部留给了张国炜，还点名要他出任长荣集团总裁，掌舵整个家族产业。而大房的哥哥姐姐们，连名字也没被提及。张国炜拿着遗嘱走马上任，却被董事会拒之门外——大房的哥哥们手握长荣控股权，直接撤掉了长荣的管理总部，让“总裁”职位形同虚设，这一决定由董事会一致表决通过。张荣发的遗嘱看似偏心，实际上也颇有无奈。在此之前，大房的儿女们已经分得了应有的家族公司股份，拥有绝对的控股权，而张国炜则因为“历史问题”，可谓“一无所有”。由于几度出走，张国炜在长荣的根基远不如大房势力稳固，而控股权的薄弱则更为致命——出走美国前，张国炜将手中的一亿多股长荣股票悉数捐出，直接导致了他在控股权上没有丝毫竞争力。事情并未就此终结。2016年3月11日，张国炜亲自驾驶飞机由台北前往新加坡，期间，哥哥们毫无预兆地剪掉了他的翅膀：飞机刚起飞，长荣航空就召开紧急会议，罢免了张国炜董事长的职务，同时一纸文件清洗掉了他的全部心腹重臣。更令张国炜愤怒的是，哥哥们还向他传来口令：长荣航空飞行安全部门经过评估，认为张国炜明天不适合开飞机，决定另派其他机师接替张国炜的飞行任务，张国炜将以旅客身份搭机回台。被“驱逐出门”的同时，张国炜还面临更多麻烦。一位知情人曾告知华商韬略：大房计划乘胜追击，围绕遗嘱做更多文章，其中之一是要求张国炜捐出所有财产。张荣发生前一直大力支持慈善事业，连续多年被《福布斯》评为亚洲慈善家。他曾公开宣言只会留一些股票给儿女，名下的主要资产都将捐给社会。在遗嘱中，张荣发强调了家族依然要努力贡献慈善事业，但是并没有要求张国炜将其财产捐献给社会。但大房却拿着父亲生前的话下令，要求张国炜完成其遗志，捐出除居住物业之外的一切财产。 “总裁一生做事光明磊落，不捐社会观感不好。”大房的哥哥姐姐们透过发言人公开表示。这一道德要求令张国炜进退维谷：财产全部捐出，他将不再拥有复仇的筹码；但如若不捐，对于一贯视金钱如粪土、却格外珍惜羽毛的张国炜而言，无疑将背负上沉重的道德枷锁。 2016年底，在经历了数月的沉寂后，张国炜宣布成立星宇航空，“王子复仇记”正式上演。但不论未来剧情如何，对于张荣发和张国炜而言，事情本不应发展至如此地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文学创作里从不缺乏“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桥段，现实生活中也时刻上演着天平两端的抉择。取舍之道见仁见智，是非功过也任由评说。 ------END------

2017年2月11日，东莞东城酒吧街萧条不少。（郑浩摄）冬天天黑得早，东莞也不例外。下午六点多，天鹅湖街上光线已经暗淡下来。这里原本是东莞最有名的红灯区，不到1000米的距离里就有13家酒店，七八家夜总会。三年前的这个时间，各家酒店、KTV的灯光早就开始争艳。宋长发说，那时的天鹅湖街上，周四开始，电话就响个不停。人们从香港、东莞周边甚至全国各地打来电话订房。一到周末，到处都是人，路旁停满了车辆，家家酒店爆满。宋长发是当地一家酒店的老板，酒店距离天鹅湖街也就几百米，对他来说，那是一个黄金时代。现在，这条街上虽然仍有几家酒店营业，但已经完全没有灯红酒绿的感觉，车辆稀少，行人冷清，“旺铺招租”的广告随处可见，天鹅湖街看起来更像是普通二线城市的一条普通街道——稍有不同的是，在明处和常人意识不到的暗处，一张更为密集的监控网悄然运行。不止此地，整个东莞都显得有些空荡。刚刚过去的东莞两会上，酒店、厂房空置的问题，引起多位政协委员的关注，要求政府想想办法。而春节期间，360大数据中心基于9亿用户春运前夕至除夕的迁徙态势，得出的2017春节空城指数，东莞超越北上广深当选第一空城。最直接的原因是2014年的东莞扫黄，把酒店行业的支柱之一色情产业连根拔起，来这里的外地人越来越少。那些富丽堂皇的酒店，曾是东莞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这一次它们却成了东莞转型阵痛的缩影。很多灯光艳丽、色调暧昧的KTV、桑拿房被拎着大锤的人敲掉了，它们摇身变成养老院、孵化器、写字间。然而，重建一个新世界，可不简单。一路向西 2008年7月5日，东城酒吧街一片繁华景象。（@视觉中国）一辆东莞的出租车开过清溪镇上的柏思酒店，司机说，这座酒店原本是地标建筑。以往这条路上24小时都可能堵车，四个方向的司机都狂按着喇叭。东莞出租车司机经常回忆那段生意最好的时期，在常平镇的大街上，另一名司机指着空荡荡的路边说以前那里停满了车。据他们回忆，每到周末，香港人就成群结队开车来到东莞。深圳到东莞的107国道上堵到两小时都挪不动。 “你知道《一路向西》这部电影吗？”王见智神秘地问道。东莞商人王见智是广东阳江人，19岁就来到清溪镇，“见证了这里很多产业的兴衰”。据王见智说，《一路向西》最初定的名字是《东莞森林》，有关部门听说后，“花了很大的代价才让香港那边改了名”。《一路向西》中，香港男子“向西”懵懂初开，一路北上寻欢。在不少香港人眼中，东莞就是曾经的天堂。东莞的色情服务甚至发展出一套流程性极强的“莞式标准”，坊间称之为“ISO”。在它背后，是一整条庞大而复杂的情色产业链，从短信制播、化妆品市场到酒店业、按摩服务业等等，在坊间传闻中，东莞更是一度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色情业基地。《一路向西》的百度百科界面。这部电影在豆瓣的页面无法查看。宋长发和王见智一样，亲眼见证了东莞色情业的崛起。他是香港人，1988年便带着自己的灯饰厂来到东莞常平镇，在内地待了将近30年。2000年左右，宋长发投身酒店业，建立了一座四星级酒店。 “我们做酒店比较简单，你冲个凉，推推油按按摩，相对比较正规。有些酒店的夜总会、桑拿房就不同，它有些服务纯粹就是‘黄色’的。”宋长发翘着二郎腿，往烟灰缸里抖了抖香烟灰烬，语调低缓地开口说道。东莞很多豪华酒店自诞生就伴有色情服务，如黄江镇太子酒店，1996年民营投资者梁耀辉利用发廊色情服务和走私汽车赚到钱后，便投资酒店。当时的太子酒店面积不到后来的十分之一，原本的发廊色情服务转移到酒店的桑拿部门，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人们在酒店消费时的嫖资已经高达500元。鼎盛期单是常平镇每天都有上万的香港人前来寻欢作乐。“常平的小宾馆，‘七天’那种就有100多家，平均一家100个床位，就有一万个床位，这一万个床位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已经满了，那就是说最起码外地人有一万个。”宋长发说，实际情况比这个要更多，因为很多酒店甚至有三四百间客房，“这些外地客人大部分是香港人”。东莞的老板们普遍不太把桑拿当回事，甚至将之看成经济运转的润滑剂。“这个黄色行业也并不是外面传的那么夸张，只是某些人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王见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去卡拉OK，陪陪你喝酒，搂搂抱抱说说笑，缓解生活压力，我不觉得这个是什么黄色，我乐意给钱她乐意来，只是有一些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太公开了。各个产业我觉得需要一个平衡，当你切断一个平衡点，把某一样东西抽掉了，这个产业总体有点不怎么平衡。” 2014年2月9日，这个平衡点被打破。上午央视播发了对东莞部分酒店涉黄的暗访报道后，下午，东莞市委、市政府就部署了一场全市大扫黄，6525名警力对全市所有桑拿、沐足以及娱乐场所同时进行检查。到当年6月12日东莞新闻办发布阶段性成果时，东莞涉黄案件立案686宗，抓获犯罪嫌疑人661人、处理违法人员1293人。有43名公职人员因为涉嫌提供保护伞、失察等行为被问责。东莞色情行业几乎被连根拔起。发电机王见智是卖发电机起家的。 “以前东莞发电量不够，每一家工厂要开业的时候，都会叫我去核算整个公司要用多少电，各行各业只要有用电的行业，我都会接触。”王见智说。“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指标之一就是工业用电量，东莞的用电情况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指标的有效性。2007年，东南亚经济风暴前，东莞的用电缺口达到高峰：200万千瓦。高峰背后是东莞遍地开花的制造业，三班倒的流水线工人和24小时不停的机器轰鸣声。王见智的客户，就是这些工厂。他至今还清楚记得，1990年代初期他就买了时髦的“大哥大”，2.4万元。他每天晚上都要把大哥大放在床边，方便接听客户打来的维修电话。在2000年初，清溪镇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是王见智的客户，后来业务更是扩展到整个东莞，甚至广东省内。“以前工厂生产是三班倒，订单已经排到没法排了，坏一两台机器他们都没那么重视，发电机一旦坏了，他是没办法交货的。” “最会停电的时候大概是04年到08年，08、09年之前我们经常通宵，一个月最多休息两天。”开五金厂的老板李达成告诉记者。他1999年到东莞开设五金厂，巅峰时期手下有三四十名工人。那时候，客户要求的时间紧，订单量也远比现在多，“机器是不能停的，保守估计80%以上的工厂都买了发电机。” “你做哪一个行业都很好赚，”王见智说那时候做生意都不用动脑，生意不愁做，钱也不愁来。“比如做铝窗，一个台湾的大工厂，一下要买一两百万以上，这些台湾人又不懂这边的行情，（我们）直接报了一倍的价钱，也就十几二十天就给他装好了铝窗，可以赚一百几十万。但参考一下台湾的价钱，这也已经很便宜。” 在星级酒店占领东莞前，这里最出名的是“世界工厂”。服装、玩具、电器产品从东莞发往全球。以清溪镇为例，此地是世界电脑制造业的核心，PC时代，全世界每10台电脑，就有5台产自这里；全世界每10台电脑，就有7台的外壳是清溪生产的。王见智说，那时的东莞，遍地黄金。 “当时东莞很多人很有钱”，一位东莞当地人接受采访时说，除了改革开放、制造业兴盛的原因，很多人也抓住制度上的一些漏洞，“如黄江镇、常平镇、大朗镇等镇区是当时知名的走私汽车重镇”，很多人靠着这些，迅速积累起丰厚的资金。 “有了钱根本不知道投在哪儿，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盖间酒楼至少我能看到有钱进出，比较踏实”，当地一位企业家说。而东莞制造业的兴盛，也给这些酒店带来丰富的客源，尤其是港商、台商，他们追求奢华的高端服务，很快就成为酒店重要客源。早期酒店从业者赚到钱后，也吸引了其他人的跟进。 “如厚街每年有50多场大型会展……展会基本没有淡旺季之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蔡晓梅在论文《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中分析道，这些镇区在2000年前后开始，诞生了越来越多的豪华酒店。由于缺乏规范制度，色情甚至毒品开始在这些酒店里闪现。开始是来东莞做生意的商人，后来规模和名声逐渐扩大，专程来玩的客人成为主流。“甚至东莞都默认形成了一种当地的逻辑：打击卖淫嫖娼，会打击外来商客，打击外来商客，则会影响东莞经济。” 在这种潜规则下，虽然当地也不断进行扫黄行动，但很容易流于形式。据广东媒体2017年1月报道，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原政委邹文强因受贿罪获刑七年，其主要受贿对象即为东莞酒店、KTV、桑拿从业者，其中一名行贿者坦陈其行贿主要是想通过邹文强对东莞当地公安部门领导施加影响力、不要查其经营的娱乐场所或提前通气。东莞企业这种躺着都能把钱挣了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风暴后，全球经济遭到重创，为世界代工的东莞也不例外。人工成本的上升，也令东莞竞争力开始下降。很多境外企业考虑到成本问题，将订单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东莞一度有5000多家台资企业，现在已跌至约2000家，这些留守的台资企业以传统加工贸易为主，不是地方政府所提倡的现代高端产业，因此官方和银行都“不会特别关照”，也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也是从2008年开始，东莞的用电缺口开始下降，最近几年降得尤其厉害。2012年，东莞用电缺口是160万千瓦，2013年的缺口掉到30万千瓦，从2014年开始，东莞统计局报告中再也没有提到用电缺口这个词了——连很多酒店的用电量都断崖式下降了。无死角监控东莞常平梵尔赛酒店改造现场。这家酒店将改造成一家养老院，这里已经改为菜地，供日后老年人耕种。（郑浩摄）宋长发中等身材，大腹便便，他的普通话已非常标准，只是隐隐还带着些港台腔。坐在自家酒店一楼的办公室里，他熟练地泡上茶，给自己点上一支烟。一场采访下来，宋长发抽了六七支。这座曾经灯红酒绿的四星级酒店，现在一片杂乱。门前有脚手架，到处都是施工的痕迹，酒店中的工作人员只有4个。以后这里再也不见纸醉金迷，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客房。宋长发打算把酒店改造成一家养老院，原属酒店KTV的部分已基本改造完成，除了养老客房外，还建设有棋牌室，供老人上香用的佛堂等，以及扶栏、轮椅步道等设施。 2008年开始，东莞的制造业开始萎缩，商务客流同时减少。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出台，公务接待继续下降。这之后，色情行业成了当地一些酒店重要的收入来源。“2013年开始，一个陪侍的女孩子都没有的话，酒店生意连2005、2006年的10%都达不到”，宋长发说。到了2014年2月9日，东莞大扫黄，给了酒店业最后一击。东莞扫黄后，很多人还曾持观望态度，认为这阵风很快过去。常平镇天环常北路旁有一个东方天裕酒店，2014年1月建成，当时的老板雄心勃勃，决心大显身手，压倒群雄，结果遭遇大扫黄，酒店随即被查封，常平镇的出租司机总爱嘲笑这位倒霉的老板。王见智说，“许多开酒店的朋友都觉得，这次扫黄虽然厉害，但总归是要过去的，就是这种念头让他们撑下来。”但三年过去，东莞对色情行业的管控没有丝毫放松迹象。 “现在女性单独或三五成群在酒店大堂或走廊停留过长时间都会引起关注。”宋长发向本刊记者解释道，酒店保安看到后，会上前询问，如果答不上房间号，很可能会被赶出去。据媒体报道，除了无死角地监控酒店外，东莞各镇举报一个“小姐”最高可获得5000元的奖励，这样一来，所有的拉客摩托都成为天生的反黄斗士。对于一楼一凤式的卖淫，官方采取的是居委会上门的做法。一旦发现小区有卖淫行为未被查出，整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会受到处分。 “当年常平镇一些大酒店的营业额一天最少三百万，”宋长发粗略计算道，“一个月就一个亿，一年可能还不止12个亿。2014年扫黄后，很多人也都回家去了，不能干了就把钱转走了，所以把整个常平的银行都掏空了。” “可能市区有一些五星，凯悦这种的，它会有一些商务客，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以前它本身也不是做这种行业的。”宋长发说，但作为曾经全球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方，东莞大部分酒店都受到影响，“现在很多酒店，一晚上开十间八间房吧”。很多酒店都到了不转型就死的地步，生存是它们目前唯一的目标。为了招揽客户，四星级的半岛酒店标准客房一百五十就能拿下，作为常平龙头的汇华酒店入住率不到20%。 “之前四五星级的酒店内部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是KTV，有那些三陪小妹的，这类酒店最难保本。”王见智分析道，这些高档酒店最大的成本来自中央空调，这是无法节省的。只要运营，中央空调就不能关，关掉空调，会造成房间建筑和家具的霉变，导致物业损坏。据王见智测算，中央空调每月每平方米的电费是8块6，一个四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五星级酒店，每月中央空调的电费就高达三十万，一年下来接近四百万。除此之外，酒店管理架构上的成本也无法缩减，老总、副总、部门经理，一直到配备的保安、后勤，各方面的服务队伍，一个都不能少。据王见智估计，一个五万平方米的五星级酒店，在鼎盛时期的估值是四个亿起，现在，报价一个亿也无人理会。“你想着个谁花一亿来买呢，等于是既没有市也没有价，你心理上也承受不了。做生意就是这样的，他只要能够撑一天，就得死撑着，都是看起来表面风光，其实撑得很痛苦。” 养老、网吧、孵化器 2016年10月，东莞清溪镇一个荒废了五年多的厂房。这里原本是一间台资电脑厂，台资撤离后，因为长期无人，野草已有墙高，有蛇出没，外人不敢靠近。（郑浩摄）王见智的丰田SUV缓缓行驶在清溪镇中心的上元路上，他像这个镇的主人，环顾四周。 “这里是全国最美小镇，”王见智说，“不像东莞其他镇，这里的产业均衡很多。”2012年，人民网评选出了中国十个最美小镇，清溪是广东唯一入选的。“清溪的产业比较多样，不像常平，常平被酒店害了。”王见智一边说，一边驶入了路边的一片厂房。厂房面积四万平方米，杂草丛生，大门上了锁，王见智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才找到保安过来将门打开。走入铁门，青草的香味，土腥味和铁锈味道混杂到一起，扑面而来。“平常大家都不敢进来的，怕这里有蛇，”王见智说，“这里的老板想每年三百万租给我，我没有答应，改造起来太难了。” 清溪镇位于东莞南部，与深圳接壤，在2016年的房价上涨风暴中，是直接的受益者，不少小区的房价已经升到了3万。不仅如此，清溪镇还直接承接从深圳转移过来的工厂，写字楼，以及跟随而来的劳动力。即使这样，眼前这般数万平方米的废弃厂房在镇子里还是随处可见。东莞制造业的阵痛仍在继续。以前，王见智为这些厂房提供机器输送电力，现在他则成为这些破败厂房、倒闭的酒店的接盘侠。在20公里外的常平镇，有两家酒店等待着王见智来收拾烂摊子，还有更多的亏损酒店正在排队。他现在正着手的是鸿茂酒店的改造。鸿茂酒店前身是三星酒店，一共五层，二层变成了网吧，其它楼层都还在装修。“原来的KTV我们把它拆了，原来桑拿房我们计划改成写字楼，或者租给人做培训，什么也好，总之要生存，”王见智如此解释他的改造计划，“一楼的大堂一千多平方米，现在缩减到一百多平方米，其他全部做成餐饮带动人气。” 王见智这样忙于帮助酒店、厂房转型的人并不是出于慈善目的，他有自己的算计。鸿茂酒店建筑面积八千平方米，王见智给房东的租金每月15万，而且一签就是十年，根据他的测算，每月的盈利空间是3到5万。“原来的房东没有人脉，他自己不可能搞起来。” 宋长发则决定自己来做。酒店的地是他自己的，没有租金成本。“这块地皮租出去一个月五六十万，一年也要六七百万，两年一千多万”，宋长发说，自己等于每年节省了几百万，自己做压力也不太大。只要愿意投资，内部改造并不太难，难点在于政府审批。宋长发说，自己去民政局拿资料的时候，工作人员还反问他，“养老院你也敢开？” 很多酒店是敢开却不能开。“其他的酒店都十层八层，有的甚至二三十层，你叫它改养老院？装修就要上亿，敲掉它改养老院完全不划算，我只是把那些沙发那些垃圾都搬走就花了二十万”，宋长发说，自己的酒店和其他四星级酒店还是有些不同，楼层比较少，只有6层，占地比较大，这样改造成养老院施工难度就小很多。这场改造下来，他一共花了两千多万，其中一大半是人工成本。 2017年2月11日，东莞天鹅湖街，到处是旺铺招租的广告，即便开着的酒店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郑浩摄）还有一些酒店改成了孵化器。爱创社区就是这样一个由酒店改造而来的孵化器，位于常平镇的木伦工业区，附近就是“倒霉”的东方天裕酒店以及苦苦支撑的半岛酒店。这个孵化器前身是一间四星酒店，扫黄前的主业是桑拿。“之前酒店里面的光线都是暗的。”爱创产业园总经理朱志强告诉本刊，当时他们打算在原来基础上修修补补就可以，结果发现很难，毕竟桑拿房的风格和孵化器风格相差太大，“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只保留可以保留的部分，比如比较明亮的我们就保留下来，中间的基本就把它敲掉了，重新做了”。孵化器成了目前东莞最热门的名词，2015年，有15家企业入围第一批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东莞市政府给这些企业补助最高达到每年300万元。目前东莞已有30余家孵化载体，孵化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参加某镇的规划会议，规划当中提出要把酒店改为孵化器，当时我就感叹一声‘天呀’。”蜂巢咖啡创始人赖万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酒店的盘活应该是旅游，东莞的亮点可以是工业旅游，如果都改成孵化器，我对于它们是否能成长起来，表示怀疑。” “创客链条它要一个氛围，整个东莞搞这个东西的也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东莞市委党校副教授江炎骏对一窝蜂上孵化器的做法也持保留态度。“这种尝试中100元可能只有1元钱能够获得收益，你必须有99元作为牺牲。东莞搞100个创客空间，可能只会有几个创客空间成功。创新的成功率本来就低。” 重新发动王见智开车沿着清溪镇上元路走了两公里，到了一处杂草丛生的厂房。“这就是那倒霉台湾人的模具厂。”王见智说。之前的电脑厂房虽然废弃，总算还有两个保安，但这家模具厂的旧址当真荒凉得令人心生寒意。四栋楼围着中厅，上面搭的是玻璃顶棚，这曾是工人饭堂。当时工人围坐在一起，在阳光下进餐。现在顶棚已经全部破碎，只有满地的碎玻璃，四周杂草足有半米高。这片厂房一共一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六千平方米是宿舍，其余是厂房。由于机器使用量增大，厂里工人逐渐减少，到2010年倒闭时，只剩下50人，这50人中，大部分在外租房，与家里人住一起，四千平方米的宿舍只住了五个人。厂房属于清溪镇浮岗村村委会所有，台资老板只是租用，由于宿舍闲置面积过大，台湾投资者有意搬迁到较小的厂房。“可能是台湾人跟当地村委会沟通不是很顺利，在隔壁村租了一个大约1500平方米的没有宿舍的厂房，就决定偷偷搬迁了”，王见智说。东莞的村委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在制造业大爆发初期，建一幢厂房及道路等配套措施会涉及到多个农户的承包地。让企业与相关农户逐个谈判，时间长、难度大、交易成本高。为了平衡村民利益，东莞农村通常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把分田到户的全部或一大部分土地重新收归集体，统一建厂房出租。该集体所有的村民，无论耕地是否被厂房及配套的道路等占用，都可以平均地参与分红。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0年以前，对乡村集体招商引资所占用的土地（包括耕地），农村集体上报多少，东莞市政府就批多少，没有限制。这种房租经济给东莞本地市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造成严重的路径依赖。从2008年开始，东莞集体收益分配总额就超过了集体经营收入总额，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2011年，东莞收不抵支的村（社区）增加到329个，收不抵支的村占全市村总数的比例逼近六成。而已经成片建房的土地既不可能复垦为耕地，也不可能分成小块再划到每个农户名下。可以想象，台商要搬走，只会给浮岗村带来更大损失。最终台湾老板准备秘密搬迁，而村委会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厂里的工人，结果工人以跳楼相胁。“就在那栋楼的顶上，”王见智指着面对厂区大门的五层楼说，“后来派出所，武警都来了。” 搬迁的事不了了之，而更离谱的事随之而来。这家厂子的供应商听说此事，担心债务偿还能力，前来逼债，要提前结算。工人也纷纷辞职，要赔付补偿金，最后需要一次性拿出现金700万。这家台资厂子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 “本来厂子一直有盈利的，运行良好，结果就为了节省租金成本，导致破产”，王见智对此唏嘘不已。他本人是搬厂事件的参与者，帮助该厂租用了搬家用的大货车，而且是垫付，厂子破产后，他垫付的二十万也随之东流。 “（市场里）一定是有生有死的，”《东莞经济》主编李智勇对本刊分析道，“难道最初那些做帽子的，他永远在东莞都能活得很好？那种传统的、靠低廉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它必然要死，因为没有人口红利了。” 在李智勇看来，这并非是东莞最大的问题。东莞旧的产业被淘汰了，新的产业同时也在进来。华为进来了，大疆无人机把生产基地也设在了东莞，“现在很多深圳上市公司的生产基地，是在东莞，它是变相的‘前店后厂’，”李智勇举了一个例子，“原来一个集装箱的衣服可能只够今天100台手机的价值。”看起来东莞的工厂在倒闭，酒店业不行了，但东莞的经济成绩单还不错。 “东莞最大的烦恼是本地人心态、观念的转变”，李智勇说，当地人只做配套，工厂过来了，他们提供土地建厂房，解决工人的食宿问题，“现在制造业这么难做，就出现问题了，投入到科技创新上你又不干。你到农村去问一下出租屋房东、业主，他们想着什么。现在他们的想法跟十年前是一样的，可能跟二十年前也一样”，东莞过去太成功了，使得它的路径依赖非常严重，“它的动能丧失掉了”。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尝试求变。“我们这里的转型很艰辛，”王见智站在破败的厂房里，向本刊记者回忆改造这些厂房、酒店过程中的不易，“你的楼层、功能改变了，那你很多消防的、卫生的、环保的证件，都要重新去办，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些部门更多的支持。” 王见智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掉了色的横幅：“XX电脑员工生日晚会”，旁边供孩子们玩耍的秋千，现在已经看不到本来的颜色。这家厂房，如同王见智改造的酒店，代表着东莞一个旧时代的没落。这座城市曾靠着低含金量的传统制造业、混乱无序的酒店业持续了数十年造富神话，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出变化的时候。如东莞市委书记说，要用新动能的增长弥补旧动能的萎缩。在东莞，有不少人做着像王见智这样的事情，把那些衰落的厂房、酒店，重新发动起来。（应受访者要求，王见智、宋长发为化名） “（市场里）一定是有生有死的，”《东莞经济》主编李智勇对本刊分析道，“难道最初那些做帽子的，他永远在东莞都能活得很好？那种传统的、靠低廉劳动力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它必然要死，因为没有人口红利了。” 在李智勇看来，这并非是东莞最大的问题。东莞旧的产业被淘汰了，新的产业同时也在进来。华为进来了，大疆无人机把生产基地也设在了东莞，“现在很多深圳上市公司的生产基地，是在东莞，它是变相的‘前店后厂’，”李智勇举了一个例子，“原来一个集装箱的衣服可能只够今天100台手机的价值。”看起来东莞的工厂在倒闭，酒店业不行了，但东莞的经济成绩单还不错。 “东莞最大的烦恼是本地人心态、观念的转变”，李智勇说，当地人只做配套，工厂过来了，他们提供土地建厂房，解决工人的食宿问题，“现在制造业这么难做，就出现问题了，投入到科技创新上你又不干。你到农村去问一下出租屋房东、业主，他们想着什么。现在他们的想法跟十年前是一样的，可能跟二十年前也一样”，东莞过去太成功了，使得它的路径依赖非常严重，“它的动能丧失掉了”。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尝试求变。“我们这里的转型很艰辛，”王见智站在破败的厂房里，向本刊记者回忆改造这些厂房、酒店过程中的不易，“你的楼层、功能改变了，那你很多消防的、卫生的、环保的证件，都要重新去办，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些部门更多的支持。” 王见智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块掉了色的横幅：“XX电脑员工生日晚会”，旁边供孩子们玩耍的秋千，现在已经看不到本来的颜色。这家厂房，如同王见智改造的酒店，代表着东莞一个旧时代的没落。这座城市曾靠着低含金量的传统制造业、混乱无序的酒店业持续了数十年造富神话，现在，确实到了需要做出变化的时候。如东莞市委书记说，要用新动能的增长弥补旧动能的萎缩。在东莞，有不少人做着像王见智这样的事情，把那些衰落的厂房、酒店，重新发动起来。（应受访者要求，王见智、宋长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