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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
中国葬礼上充满“荤腥味儿” 脱衣舞大行其道
很多中国人没想到，人生最后一次享受脱衣舞表演，可能是在自己的葬礼上。但脱衣舞是如何从欧美酒吧里一步一步走到中国葬礼的灵堂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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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于方 中国人的葬礼历来讲究排场，人去世了，一定要举行丧葬游行，亲戚朋友组成的送葬队伍越长，参加葬礼的客人越多，死者在阴间也可以为这些盛大的场面感到骄傲。 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家庭为厚葬死者，甚至不惜花费几倍于年收入的费用，其中最花钱的就是为葬礼聘请的戏班子，哭丧、喜剧表演，让他们缓和鬼神们的情绪，安慰死者家属，娱乐送葬的人。 中国葬礼历来充满了“荤腥味儿” 与传统观念里淳朴、老实的农村人不同，葬礼上的脱衣舞表演是他们的最爱。去年4月，文化部通报了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红玫瑰歌舞团"在参加成安县李家疃镇抹疃村一位老人的葬礼上演出脱衣舞，以及2月底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的一次葬礼上，多名演员进行了“情色表演”，并对这种无底线的葬礼节目嗤之以鼻。但他们忽略了在中国农村，传承下来的葬礼节目都是充满了“荤腥味儿”的。 在中国东部地区的葬礼上，流传最广的“目连戏”就是一例。“目连戏”讲的是一个叫目连的释迦摩尼佛弟子，拯救因作恶多端化为饿鬼的母亲的故事。相比目连救母的孝心，其中此起彼伏的荤段子才是围观群众期盼的重点。现实中的“目连戏”，有详尽的关于男性生殖力的即兴对话，甚至其中的丑和尚一角常常将“念佛之语”与最无耻的色情笑话混合在一起，将乌龟比喻成穿外套的女人：“肉在里面，衣服在外面，衣服是素的，里面才是荤的”；又有将和尚的木鱼头比喻成鳝鱼头之类佛家最忌讳的荤物。
2008年11月9日，安徽黄山，当地民间演员正在演出祁门目连戏。/视觉中国
而在南部多省葬礼上的傩戏，更是污到不行。贵州织金县葬礼上常演的傩戏第九场——“请仙娘戏仙娘”的戏中，扮者戴面具先用一根称为“火草杆”五花竹棍乱戮乱舞，或夹在胯下说些流言俗语，向五方请仙娘，继而用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墨状吊在胯下去请，才把仙娘请出。戏仙娘表演中还不时做些求欢性交的示意动作。湖南郴州临武傩戏《云长二郎关》中的关云长，不断地向三娘索要过关之物，而且要求越来越过分，从头上的金镜、身上的宝衣、罗裙到脚上的绣鞋，甚至女性贴身的肚兜。 就是这些“污”得无法直视的丧葬娱乐节目，反倒是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明代张岱在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描述目连戏上演时，万众“齐声呐喊”，以致当地太守误以为是海盗袭来而被“惊起”。 脱衣舞葬礼在台湾发扬光大 1993年，美联社报道了当时台湾新流行的一种葬礼仪式：邀请脱衣舞女郎为死者跳舞。并追溯了台湾葬礼脱衣舞表演的源头，最早出现在1985年台湾南部的小镇西螺，当时有位孝子遵循父亲的喜好，邀请了几位脱衣舞女郎穿着比基尼，在其父亲的灵堂上大跳脱衣舞。 这位孝子的葬礼表演节目吸引了很多人围观，在当时富裕的南部小镇很快蔓延开来，但脱衣舞表演在台湾的发端却在北部。 2001年6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曾用“死不瞑目”一词作为标题，报道过台湾脱衣舞葬礼背后的利益链。台湾的殡葬公司背后的操作者不仅是些小流氓，而多的是岛上最臭名昭着的黑社会团伙的成员，以外省台湾人组成的“厦门帮”、“竹联帮”、“三环帮”为主。 台湾的第一家牛肉场脱衣舞秀就是1970年代“三环帮”最早引进的，在夜店、酒吧聚集的西门町狮子林大楼开设了多家秀场。台湾黑帮开始涉足殡葬业的时间大约就是上世纪80年代左右，开设的殡仪公司开始向殡葬家属出售来自夜店的脱衣舞服务，甚至可以以此减免部分债款。
2015年02月15日，河北邯郸，成安县农村葬礼上的。 脱衣舞女郎在表演脱衣舞。/视觉中国
当时台湾一些市政府一直在打击这种做法，但殡葬业是块金矿。据美联社报道，她们出席一场葬礼活动的平均价格为12000美元，相比之下同期美国脱衣舞女郎的出场费仅有5000美元。仅1993年，全台湾每周平均两千场葬礼仪式中就有三分之一会邀请脱衣舞女郎，邀请得舞者表演越卖力，吸引得围观者越多，这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2012年5月，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纪录片拍摄组曾前往台湾彰化县，为“禁忌"系列片拍摄在台湾出现的葬礼脱衣舞表演。纪录片拍摄了一个美丽年轻的姑娘，在4.6吨的电子花车的舞台上跳舞唱歌，在稻田间穿行。而雇佣脱衣舞表演者的葬礼家属，就是一位台湾黑帮的成员，他希望以一种盛大的方式送别他的父亲。 美国人类学家默斯科唯茨（Marc Moskowitz）在2011年也为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为逝者跳舞：台湾的葬礼脱衣舞娘》。在影片中，有些死者家属告诉默斯科唯茨，脱衣舞娘的作用是引开死者身边羡慕他的鬼魂。有些人说，演出是为那些低级的鬼神们准备的。还有些人说，死者生前就很喜欢看脱衣舞。但所有人都能达成一致的是：热闹就好。 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脱衣舞表演 大陆的脱衣舞表演历史比台湾更早，最开始甚至是光明正大在民国时期的大剧院里上演。20世纪初，西式舞蹈逐渐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扎根，与各国舞蹈演出一同传来的还有脱衣舞。1925年，《大公报》刊登了第一则脱衣舞广告：“仙女裸体舞，法国最新之奇艳裸体舞，其销魂处，自不待言”。而脱衣舞表演的票价，仅比普通表演多加了“一毛”。但这类脱衣舞，并没有与其他交谊舞等一同流行开来，反被认为是“败坏了西式舞蹈的名声”，被迫转入了地下。 大陆葬礼上的脱衣舞表演也来自台湾，并从东南沿海的城市向内陆扩散。
2006年12月3日中午11时许，福建南安这群老人正在观看“十朵玫瑰迷人心窍”的全裸舞表演时，被警察查封，参加裸舞表演的10名舞女被警方押走。／视觉中国 在经历了1884、1990和1996年的三次台湾全岛镇压黑帮后，至1999年间，近千名台湾“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社团的成员逃回了大陆。进入大陆后，他们把“以商养黑”的生存方式带了过来，跟着歌舞厅、卡拉OK、酒店一同“殖民”的自然有脱衣舞表演、色情服务等等，仅在广东省就有超过600家娱乐会所由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的商人建立。 从2001年开始，从前的民间流动歌舞团也开始经营脱衣舞业务，在从城市到乡镇城镇，从房地产商剪彩到饭店开业，夜总会里出来的的姑娘们白天也能“二次利用”。2006年CFP曝光了一组福建36名老人组成“老年寻芳团”，从福州跋涉250公里赶到泉州南安一乡镇上，包场观看全裸脱衣舞表演的图片。鼎盛时期福建省的“寻芳路线”遍布全省各地，另一方面又因为政府打压，到2006年时，仅剩下“闽东线”一条；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地点流动演出，重回老本行：农村葬礼。 葬礼脱衣舞表演价格相当高，歌舞团一次表演的收入能高达1000美元。2003年，美国记者何伟曾在他的报道中，记述了操办山西新荣一场葬礼上的民间歌舞团团长：“歌舞团80%的收入来源都是葬礼表演。”除了哭丧、喜剧小品等常规业务，脱衣舞成了民间歌舞团的增值业务。一村一落的葬礼仪式，成了民间流动歌舞团稳定的收入来源。 脱衣舞葬礼在农村得以流行，恰是因为城市中可提供性服务的场所的众多，而农村的落后与封闭远远不能解决人们隐秘的需求与焦虑。 《南方周末》记者南香红在《中国人的性态度和性行为调查》一文中曾列举了一组数据，对比了中美两国男女“涉黄”行为。中国成年男性中仅看过“涉黄”图文、影像的就有39.8%，与美国男人的41%相差无几；看过“黄”的中国成年女性有21.6%之多，甚至比美国女性还多5.6个百分点，要知道在不扫黄的美国，使用色情电话、性工具，观看脱衣舞表演比中国人的法律风险要低得多。
2015年02月15日，河北邯郸成安县农村葬礼上的，观众在观看脱衣舞表演，其中不乏年过花甲的老人和不知世事的小孩。/视觉中国 1992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中更精准地描述了中国中老年人，中国女性在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35.3%，农村占58.3%；中国男性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56.8%，农村占80.6%。那些离开家乡4700万留守妇女、去建设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也差不多惨，2006年7月7日，原本组团到北京郊区亦庄镇上看脱衣舞表演的几十名农名工，到现场时发现歌舞团已被警察查封，为了要求退5元的门票，一直闹到深夜。 尽管在中国农村的葬礼上看脱衣舞、色情表演，显得格格不入，但这些年轻姑娘美妙的身材、紧致的肉体，可能正在从精神上拯救徘徊无性生活边缘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曾永义,沈冬,国立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2001,《两岸小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 2.黄建兴,2014,《民间宗教仪式戏剧的发展演变探讨》,《戏曲研究》. 3.Annie Huang, 1993, Taiwan's Erotic Funerals Likely to Include Strippers, Popular Music and Festivities, AP. 4.Mark R. Mitchell, 2001, Grave Stakes, TIME(Asia). 5.Peng Wang, 2013, The Increasing Threat of Chinese Organized Crime, The RUSI Journal. 6. Marc L. Moskowitz , 2011, Dancing for the Dead: Funeral Strippers in Taiwan, Daunting Hat Productions. 7.Peter Hessler, 2003, Chasing the Wall, National Geographic. 8.Frank Langfitt, 2015, China's Latest Target: Funeral Strippers, NPR. 9.南香红, 2002, 《中国人的性态度和性行为调查》, 《南方周末》. 10.吴敏伦, 1995, 《中国当代性文化——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报告》, 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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