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社会人物新闻，最近，最新的华人资讯 - 温哥华天空

原标题:大数据曝光了！80后年薪多少，才能摆脱中年危机？凤凰房产综合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钱小姐与财先生(MsMoney-MrWealth)、米筐投资、心乐集（cxll913913）、理财中国（mlicai）如今，80后已成为职场、家庭、社会的中流砥柱。第一批80后已经37岁，最后一批也满了28岁。在这一代人中，现在月薪多少才算跑赢同龄人的人生赢家呢？早两年，大叔是民国老公级别待遇。魅力大叔吴秀波，秋裤男神李健，师奶杀手张嘉译互联网上的小姑娘上蹿下跳要嫁给成熟性感的大叔。两年不到，时过境迁，大叔一夜变了油腻中年人。啤酒肚、发际线后退、盘手串儿，名人野史如数家珍，睡衣唐装混搭出街，保温杯里泡枸杞人到中年，不管你贵贱美丑，都被贴上了油腻的标签。而走在奔四路上的80后，成了中年危机的重灾区。近期，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80后的世界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以1980-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简称80后）为跟踪主体，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 80后的收入状况：前1%50万元，前10%20万元复旦大学人口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胡湛指出，2012年至2016年间，上海80后的个人年收入呈现较稳定的相对快速增长，其收入分布形态体现为较健康的橄榄型，三次调查的年收入中位数依次为5.0万元、6.5万元和7.8万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2012年进入前10%和前1%的收入门槛为12万元和30万元，2016年已分别提高至20万元和50万元。尽管上海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7年，且连续三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但他们仍坦言面临着经济子女教育和住房三大压力。 80后的受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80后的房产持有量也与其父母的持有量具有相关性，呈现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并尤以教育的代际传递最为明显。具体看数据图：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结论： 1、80后混的怎样？ 80后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则更快：2012年进入前10%和前1%的收入门槛为12万元和30万元，2016年已分别提高至20万元和50万元。如果你年收入达到50万（月薪大约4.1万），那么你将顺利挤Top1的队列。当然咯，年纪越小，或许越有傲娇的资本。 2、学历越高收入越高此次调查数据实力打脸读书无用论：学历与收入成绝对正相关，学历上升一个台阶，年薪就上调一个档次。调查中的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7年，且连续3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 3、80后对工作忠贞不渝超过6成的换工作的次数不超过2次。原来80后在就业观上一点都不离经叛道。对工作的保守程度，简直可以用忠贞二字来形容。换工作的次数与工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工资收入越低，越爱换工作；反之收入越高不爱换工作；本科生最不爱换工作；大专生则最爱换工作。然而大家换工作的理由也很简单：现单位待遇差VS其他单位待遇优。 80后的婚姻观和生育观：近一半配偶通过介绍认识，不再养儿防老复旦大学人口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沈可指出，上海80后在结婚、生育、代际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传统与自主并重的新时代特征。一方面，80后的婚前同居率的上升至四成，30岁至34岁调查人群中从未结婚的比例已上升至男性19.2%、女性12.5%，婚姻中学历男强女弱的现象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妻子受教育年限与丈夫相当或更高的婚姻已占83%。另一方面，男长女幼门当户对的婚姻依然是主流，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以及夫妻双方均为非农户口的婚姻、夫妻双方均为上海户籍与夫妻双方均为外地户籍的婚姻都占据近八成，近一半80后的配偶是通过介绍认识的，且主要介绍人是长辈亲戚或父母。此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背离也是80后的一个行为特征，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代际关系方面，仅有20%的80后希望与父母同住，但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现实中约三分之二的80后与父母同住。近九成的上海80后认为自己作为子女应承担照料父母养老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养老预期又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绝大多数希望在自己家或养老院度过晚年，不再有养儿防老观念。具体看数据图（点击图片查看大图）：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结论： 80后的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3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当80后的群体由少不经事的小屁孩也逐渐成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同时更是各行各业的主力军。有时巨大的压力让多数人殚精竭虑：买房问题、婚姻问题、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个人理想问题因此大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不尽相同，但薪酬始终是最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80后的生活方式：三成勤锻炼，四成几乎不锻炼，已婚群体更健康。复旦大学人口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高隽指出，80后的生活方式趋于多元。 80后受访者中有7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四分之三的人自评人生幸福。约三分之一的人出现了不健康的行为，分别是睡眠不足、三餐不规律、不健康饮食、喝酒和吸烟，其中睡眠不足最突出、占4成以上，同时具备四种以上不健康行为的高危群体达到14.3%。调查发现，婚姻保护伞的作用在80后群体中较为明显，已婚群体相对未婚以及/或者离婚丧偶群体在健康行为相应指标上表现更优，80后已婚群体的心理健康指标更优，不健康的饮食起居行为更少，抑郁和幸福感的均值都优于未婚以及离婚丧偶群体。从运动行为看，约三成勤锻炼，近四成几乎不锻炼，散步+跑步为主要形式。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已出现分化，高收入群体一方面或因压力大而表现出更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承受着更多的健康风险，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健康资源和促进健康的行为，其体检率、运动频率、健康信息获取、健康消费支出等指标都更优，因此平衡下来高收入群体的行为身心健康指标优于低收入群体。具体看数据图（点击图片查看大图）：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新闻中心如何避免成为一个贬值的中年人？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的迭代对城市框架的拉大、城市中心的转移、职住分离的距离影响巨大：在自行车时代，工厂区和居民区几乎挨着，城市的半径也就限定在5公里左右；到了汽车时代，职住开始分离，出现了集中商业办公区，人们坐公交或者开车上班，城市的半径也就顺势扩大到近30公里；而到了地铁时代，轻轨/城轨/高铁更是拉近了城与城的距离，人们甚至可以跨城上班（上海的上班族甚至可以住在昆山/花桥），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群，城市的半径由此就可以扩大到50公里。于是，牢固于人心的市中心观念还会固若金汤、牢不可破吗？而现在，我们即将迎来一个互联网科技的新时代，人们需要聚集（工作/创意/协作/生活），但更可以借助便捷的交通网络实现迅速的流动，而这对城市、对城市的中心、对市中心的房产、甚至财富的逻辑将产生新一轮的重大影响。稀缺有用的才最保值财富的逻辑不断转换、看似能传承子孙的房产也因市中心的变迁而价值缩减，那保值增值的资产有什么共性呢？一是稀缺性；二是有使用价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普遍的观点是货币放水会引发通货膨胀，可自2008年4万亿后，货币存量增加数倍，可为什么没有物价飞涨呢？ ▲近五年我国物价平稳，CPI涨幅稳定在2%左右因为科技进步、因为无人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让生活必需的商品不再稀缺、供应无限量、甚至还产能过剩。而通货膨胀理论产生的社会生产背景跟今天判若两个世界，所以低生产率、低生产水平、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的生产环境下诞生的大量经典理论，都已不适用于如今高效、自动化、复杂的新环境，通胀理论是其中的典型之一。财富的逻辑在转换、城市的中心在变迁，所以被奉为圭臬的经典理论也得与时俱进啊。与物价平稳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创造的十年涨十倍的财富奇迹。为什么？因为人口流入引发的巨大需求，因为土地稀缺引发的房子稀缺，而房子又是有用的人们总得有间屋子放下一张床吧。曾经的移动电话砖头块大哥大价格竟然上万，而今功能更全、轻捷美观的智能手机最低的也不过千把块；曾经要托关系走后门、花费一年工资才能买到的电视机，而今不用半月工资就能买到一台大彩电；同等配置的汽车，自它诞生那一天起价格就只会跌不会涨为什么？因为不稀缺！因为供应无限量！所以奢侈品（如手表/首饰等）为了维持价格不跌、保值增值的假象，经常推出纪念版/限量版商品。黄金就一定保值吗？当人们的审美观改变，不再把黄金作为首饰佩戴，又因为其货币媒介价值、工业使用价值近乎于无，黄金的价值将一文不值。能保值增值的资产、能世代传承的资产，必须是稀缺且有使用价值的资产（稀缺和使用价值值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具备识别出它们的能力。 80后，别趴下，你才是最靠谱的资产！回顾人类历史的长河，你会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万世不移的财富，也很少有世代相传的家产：一场战争/革命就能摧毁一个家族世代累积的财富，一次科技进步就能让曾经贵重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一时自然环境的变化（河流改道/干旱/气候变冷变热等）就能让一座繁华的都市成为荒凉不毛之地人们观念思想的变化同样会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创造，财富都具有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是忽快忽慢罢了。那就没有靠谱的资产了吗？有，就是人本身！作为地球上智商最高的动物，人是活的、变化的，能根据世间万物的变动而主动的做出调整、适应：城市衰落了，那就迁徙到其他城市好了；行业消亡了，那就学新的技能在新兴行业实现再就业；财富/资产的形式发生了变化，那就抛弃老的、拥抱新的好了这里的关键就是你得具备再选择的能力、因应事务变化的适应力，而这又回到老话常态、近乎心灵鸡汤的认知问题开阔的胸怀迎接新事物、深究一行的精进精神、不停的尝试试错保持随时出发的状态，让自己更有弹性虽经万般挤压，终将恢复原状。财富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你及子孙的劳动创造力才是财富源源不断的来源，比留给子孙物质资产更重要的是思想、格局、观念、技能。同样，更多的后代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有的败家但有的奋进，有的平庸但也会有的优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人就是一切的根源。人就是亘古不变、万世不移的资产！赚钱的能力就是财富的逻辑！有人说，80后，是人到中年，正式开启上有老下有小的不能死模式。这群人不能倒下，不能放弃，甚至不能去死。为了父母渴望的眼神，为了孩子伸出的双臂，为了那些还没来得及实现的理想与愿望。最后，小编想说：80后们，少抽烟喝酒了，也别再熬夜，别太压抑自己，请你对自己好点，再好一点。记住，未来，最好的投资，是自己。

2017年12月5日，印度最高法院的三名大法官将原本定于当日举行的13项民事诉讼最终听证会推迟到次年2月。这些诉讼主要针对2010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关于“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争端的判决。这一与印度当前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在1990年代初正式崛起以及与众多宗教冲突流血事件（包括2002年古吉拉特暴乱）有着密切关联的“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争端，又一次引发了印度国内的激烈探讨。 1、简要回顾距今有400多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相传修建于1528年，由莫卧儿征服者巴布尔（Babur）下令修建，并以其名字命名。而印度教的传说中，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地是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出生地，印度教徒坚称巴布里清真寺是于1528年穆斯林统治者推倒罗摩庙之后修建起来的，因此他们有理由重建罗摩庙。回顾印度历史，不难发现印度是一个不断受到外族入侵，又不断融合发展的国度。对于外族“入侵”的问题，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受莫卧儿王朝穆斯林的统治是个耻辱，拆毁巴布里清真寺重建罗摩庙能很好地雪耻。强烈的宗教情感使得这一小城从20世纪80年代起变得不再安宁。 1992年12月6日，发生于印度北方邦圣城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毁寺运动以及该运动发生后带来的严重后果震惊了国内外。当日中午，约20万印度教徒聚集在寺前，假遵法院之令准备举行颂诗等宗教仪式，但在仪式开始前印度教徒冲破境界线，强占并捣毁了清真寺。而随后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骚乱在短短一周内（据官方统计）造成了一千多人死亡、三千多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约3亿卢比。据 BBC事后报道，由最初的毁寺运动到后来的一系列冲突和骚乱造成了至少2000多人丧生。印度教徒拆毁巴布里清真寺笔者称其为毁寺“运动”，而不同于大多数国内外媒体将其定性为“群体性事件”，根本原因在于若深入研究毁寺的起因，以及整个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相关团体严密的组织结构，巧妙的动员策略及完整的运行框架，再加上印度人民党公开介入事件后的政治诉求，可显而易见地看出这不并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而是完完全全符合社会学视角下对社会运动的定义。鉴于篇幅限制，此文无法展开整个毁寺运动的详细过程，但是笔者将集中关心一个问题：寺庙争端为何在当下时刻凸显？巴布里清真寺毁寺前后 2、最高法院首次介入争端 1992年巴布里清真寺被拆除后，印度教信徒依据既定的目标要求在清真寺原址上修建罗摩庙，而同样愤怒的穆斯林则强烈要求重修被毁坏的清真寺。毁寺运动之后印穆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争执变成了谁拥有在原址上修建寺庙的权利。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对这一争端进行立案审理。 1994年1月7日法院判定阿约迪亚约27万平方米的争议土地暂且归政府接管，谁也不能动用。尽管此判决之后，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和印度国民志愿团（RSS）继续鼓动印度教徒要求尽快将阿约迪亚圣地归还给印度教徒并且在原址上重建罗摩庙，但是直到2002年3月法院的判决仍然如下：不允许在政府已经接管的约27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举行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八年之后的2010年，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最终判决，将阿约迪亚具有争议的约2.8英亩土地分别划分给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逊尼派穆斯林宗教委员会（Sunni Waqf Board）以及印度教的“无念教派”（Nirmohi Akhara）。可是这一判决所带来的相对短暂的平和在印度2014年大选后似乎又变得不再平静。早在2014年大选前，印度人民党（BJP）的竞选声明中清楚地将重建罗摩寺庙作为其目标。BJP执政后，与其同属 “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世界印度教大会（VHP）于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为重建罗摩庙筹集砖瓦并运抵阿约迪亚，而这些“砖块进城”被时任北方邦首席部长的Akhilesh Yadav阻挠。但是在2017年初BJP成功拿下北方邦议会选举后，带有极强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首席部长Yogi Adityanath又开始积极地推动罗摩庙的重建进程。 2017年11月，什叶派穆斯林中央理事会（Shia Waqf Central Board）向最高院申请在争议地区修建清真寺，而全印逊尼派穆斯林理事会（All India Sunni Waqf Board）则强烈反对。此外，从今年8月起，最高院展开了对于BJP主要领导人阿德瓦尼（L.K. Advani）在1992年毁寺运动中存在犯罪行为的相关指控。这一系列看似独立的事件却仍然紧紧围绕着长达25年的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争端，强烈的宗教情绪和政党博弈在2017年底再次将阿约迪亚这座小城推到了聚光灯下。虽然说此次最高法院牢牢地将诉讼的性质限定在民事诉讼范畴，可争端本身的诸多因素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毋庸置疑地远远超出了民事诉讼可涵盖的范畴。印度最高法院（图/印度最高法院官网） 3、政党力量博弈？此次最高法院对争端的听证中，不得不谈到两个人，一位是印度人民党成员，现联邦院（上院）议员Subramanian Swamy；另一位是国大党领导人之一，同样为现联邦院议员的Kapil Sibal。 2016年2月份，Swamy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请愿书，申请在原巴布里清真寺地点修建罗摩庙并恳请最高院加快审理对阿拉哈巴德高院于2010年的相关判定。该请愿书随后被最高院受理，但是拒绝Swamy对于尽早进行相关听证的要求。 Subramanian Swamy资料图（图/Facebook）而国大党成员Kapil Sibal另一身份则是作为此次最高院听证会中逊尼派穆斯林委员会的代表律师，他在2017年12月5日的听证会上强烈呼吁，由于相关材料并不充分，应将听证会延迟到2019年大选之后，另一理由是避免而后的判决结果对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Kapil Sibal资料图（图/India Today） 12月6日，诸多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包括正在古吉拉特邦开展选举前动员活动的莫迪总理在内，公开批评国大党将司法听证程序政治化，其中Swamy更是指出国大党只是一味担心输掉大选，阻挠听证会的进行。而国大党诸位领导人则纷纷出面表示，Kapil Sibal的立场并不代表国大党，只代表其自己。一位是催促尽快进行听证，另外一位则是呼吁推迟到大选之后，这一截然相反的对立诉求不得不让人联想起25年前毁寺运动后印人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壮大以及25年后的最高院听证对当下即将进行的一系列选举的潜在影响。 1992年的毁寺运动之后，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影响力不减反增，“同盟家族”成员的社会影响力也持续增强。虽然印度人民党在1993年的邦议会选举中除了德里地区，丢掉了包括北方邦、喜马偕尔邦的多个地方议会，但是总的来说印人党在拉奥政府任期中扮演了第一反对党的角色。此外，印人党凭借在毁寺运动中建立起的影响力，加以 “反腐败”、“爱国主义”等政治口号，终于使得以“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为指导思想的宗教民族主义通过重建罗摩庙而具象化。拉奥所在的国大党完成了从199年6月到1996年5月的一个任期后，在1996年的大选中印人党一跃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161席），领导人瓦杰帕伊被邀请组阁执政印度。虽然仅仅执政13天的瓦杰帕伊政府就垮了台，但是此时印度人民党的政治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1997年为了加紧拉拢地方盟党，阿德瓦尼领导了第二次全国范围内“战车进军游行（Rath Yatra）”（第一次是毁寺前“进军”前往阿约迪亚），旨在改善印度人民党的形象。随后在1998年的大选中，印人党又成为了议会第一大党，瓦杰帕伊第二次受邀组建政府。 BJP领导人阿德瓦尼乘坐的游行战车（图/India Today） 2014年莫迪领衔的印人党除了高举古吉拉特模式的发展大旗，更多地还是通过宗教民族主义的思想利器短暂地刺穿了阶级和种姓的隔层，最终赢得大选。虽说莫迪带领的BJP执政后不久，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一连串宗教冲突事件，例如：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导者印度国民志愿团（RSS）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宗及再改宗活动（conversion-reconversion），规劝穆斯林、基督教徒等少数宗教群体改宗信仰印度教； 2014年12月至2月期间，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出现了多起基督教教堂被打砸抢烧的恶劣事件，而印度法庭将这几起事件定义为一般性偷抢犯罪，而不是宗教冲突； 2015年9月份，在离首都新德里不远的一个村子里，一位名叫阿赫拉奇的52岁穆斯林老汉被一群印度教暴徒殴打致死，起因是有人谣传这家人宰吃牛肉（印度教信仰中牛是神圣的，而穆斯林历来是吃牛肉的）；多个由BJP执政的邦通过了禁止宰牛的法令，引起了许多宗教群体尤其是穆斯林的不满等等，但是莫迪政府极少做出正面回应，一直以到访各国、宣传“印度制造”，推出废钞令，颁布GST法案的发展主义话语来回避谈及具体的宗教冲突。一只牛在印度街头“漫步”（图/@视觉中国）有人批评他沉默就是默许，有人支持他表示作为总理的他也很无奈，但是对于曾经狂热的印度教“铁杆粉丝”来说，莫迪政府的做法却令他们失望。在12月中旬即将进行的古吉拉特邦议会选举以及2018年8个地方邦选举前，已经有不少莫迪的支持者表达出了对其刻意忽视和违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满乃至怨恨，例如最具代表性的古吉拉特邦的帕蒂达尔种姓（Patidar，多以Patel作为其姓氏）。稍加浏览印度各类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关于古邦选举前的讨论则不难发现，Patel群体公开表示会支持国大党，因莫迪刻意忽视了那些为“印度教特性（Hindutva）”奋斗一生的教徒，并呼吁其群体成员转而支持国大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看出，若印人党重新并尽快地挑动“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这一敏感神经，再次强化印度教民族情绪，那将很大程度上稳固其票仓，助力各邦议会选举甚至2019年的大选。从这点来看，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何印人党的Swamy如此积极请愿最高院批准重建罗摩庙并迫切希望尽早听证的做法，而国大党的Kapil Sibal则一味恳求应推迟到大选之后的说法了。压力再一次转移到最高法院，2018年2月的最后听证以及之后的判决也许会给这个争端画上一个句号或感叹号，只是不知到时候的社会代价又会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