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社会人物新闻，最近，最新的华人资讯 - 温哥华天空

早在2014年普京靠掀起外战赢得超90%支持率时，俄罗斯《机关报》即刊文指出，普京人气的这波上冲建立于民族主义激情之上，难以长久，是一种伪支持率。3月26日爆发于俄罗斯数十城市的一场大示威说明这个判断具有相当强的前瞻意义。（一）此次示威主题为反腐，矛头直指俄现任政府总理、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俄近年最具号召力的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内领导的“反腐基金会”不久前发布的一部揭露梅氏严重贪腐情形的纪录片成为导火索。在网络动员后，大示威以烽火燎原之势在99座（纳瓦尔内给的数字）城市上演，少则几十人，多则两万人（莫斯科）参加。示威民众大多为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用各种口号、标语、漫画、布偶来表达对梅德韦杰夫的讽刺和反对，抗议权力体系的腐败。当地时间2017年3月26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当地数千人参加反腐败游行，要求严惩腐败分子，改变腐败现状。东方IC图在当下俄社会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普京成为公认的民族领袖的大背景下，一部反腐纪录片即可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让各界都感到十分意外，更加凸显了普京对俄政坛所谓的大一统并不绝对稳固。但从规模上看，此次示威并不如2011年由议会选举舞弊丑闻引发的那一次。当时，同样是遍及俄全境数十城市的大示威，在几个月时间内举行了数轮，几乎每一次在莫斯科都可以达到数万、十多万，乃至二十多万人参加的规模。而这一次，根据《独立报》的统计，各城市所有参与者加在一起也就只有约六万。而且从示威形式看，2011年那次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单纯表达态度的公民运动，民众在广场上喊口号喊得很过瘾，散场时还与维持秩序的警察挥手惜别。26日这场示威同样如此，年轻人们在广场上的兴奋与开心透露着某种嘉年华气氛。两次示威均将目标设定为表达态度，而非其他。这便导向这次示威的第一重逻辑，示威的出路在哪里？也就是它将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俄罗斯反对派的终极目标。既然只是民意表达，那么它最直接的出路便是大选，也就是通过民意表达传播主张，获得更多民众支持，从而获得选票。但是俄罗斯的大选，无论总统还是议会选举，整个过程均由普京权力体系控制。从候选人登记到选举制度变化，从投票到计票再到结果统计，整个过程均被控。俄联邦立国以来，《选举法》是被修改次数最多的法律之一，选举的最低投票率门槛一降再降，最终降到了零。这意味着，大选渠道几乎被堵上了。这样一来，街头政治就成为另一个选项。从这个角度讲，2011年示威带来的影响仍是深远的，普京当局决定铁腕应对类似的动荡，隔年5月即镇压了在普京就职日当天于莫斯科巴罗特诺耶广场举行的示威，一众参与者遭判刑下狱。所以这次示威也比2011年火药味更浓。根据俄人权组织“ОВД-инфо”的统计，26日这天仅莫斯科就有1030人被捕，示威组织者纳瓦尔内更是刚出现在广场上就被扭送警局。眼下，他面临着15日监禁和2万卢布罚款的惩罚。在示威爆发后，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迅速给出态度，称有不少年轻人是为了钱才参加这次示威。这仅比“第五纵队”稍好的评价说明了普京继续铁腕应对类似事态的态度。在经历了乌克兰2014年“二月革命”之后，外界均已清楚，在后苏联空间国家内，怎样的一种反抗才能仅通过广场运动即短期内推翻体制。与那场革命的铁血相比，俄罗斯的这两场运动被形容为嘉年华也不为过。加上普京的铁腕姿态，街头政治在俄罗斯还远未到可以发挥决定作用的地步。（二）但若结合俄罗斯历史经验，此次示威在排除大选选项之后的政治出路中仍具有指标意义。无论是沙俄的倒台还是苏联的解体，其过程均从民众的态度表达开始。它体现为从1916到1917年俄帝国境内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暴动，以及1987年苏联民众对叶利钦的拥戴。但最终决定了帝国灭亡的直接因素则或者是体制不稳，或者是体制主动让步。1917年，社会抗争由示威、罢工、暴动升级为武装起义后，原本就因尼古拉二世宠信拉斯普京、误判政局而混乱的政府、杜马形势及因一战而引发的军权干政更加严重，当回国镇压起义的军队倒戈，沙皇只得草草退位。从1987到1990年，戈尔巴乔夫连续数次宽纵叶利钦（比如提供机会让其在十月全会发表“秘密报告”）并放弃在选举战场上将其击败的机会（苏联人代会选举时避免与叶直接竞争，其苏联总统职务由人代会选出，叶的总统职务却由直选产生），帮助后者崛起于俄罗斯，最终肢解苏联。对于当下俄罗斯的普京体制及其挑战者来说，逻辑是一样的，民意的表达及体制内部问题均不可少。一方面，眼下普京支持率仍高（最新调查中超过86%），民众仍对强敌环伺下保持爱国与稳定的理念极为认同。另一方面，民众生活水平却又随国家经济形势一同下滑。俄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3月14日公布报告称，最近一年内，拥有存款的俄公民减少了三分之一。而俄当下经济难局是在8年间严重依赖油气出口而坐失经济转型良机后遭遇油气价格断崖式下跌的结果，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生活压力是比爱国激情更实质的问题，这是铁律。一战爆发时，俄民众爱国热情高涨，随即收起了持续多年的示威、罢工，转而到红场上为沙皇和俄国祈福，但这股热情只维持了不到两年，就被严重的物质短缺击溃了。布尔什维克提出“面包与和平”的口号，得到极大拥护，体现出物质供应问题的重要性，甚至比战争问题还重要。所以，如果经济颓势持续，民意必变。只不过，现在还没到那个时间点而已。否则，纳瓦尔内聚集起的示威民众将不是可怜的6万人。而在普京体制内，确已有某种混乱，近些年安全局为自身利益进行的争夺被指与涅姆佐夫被刺关系重大，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则间或放出强调自主地位的表态。但另一方面，普京从去年开始对总统办公厅、杜马、安全局、地方州长系统进行了新一轮人事安排，突出特征是以年轻技术官僚替代老一代政治寡头，并让安全局新一代官僚上位。这些都凸显出普京的掌控力。加上对示威的镇压及刚刚发生的沃罗年科夫遇刺案，普京保持铁腕的决心也十分坚定。这些都说明，体制内部混乱尚可控，而且体制绝不会怀柔。这便凸显出纳瓦尔内选择以梅德韦杰夫为突破口的深意。从体制角度看，梅德韦杰夫作为“久经考验”的得到普京几乎完全信任的人物在体制内却广受排挤，关于他受各派攻击而即将下台的传言这些年已经传了好几轮。这也是普京2008年搞“王车易位”的客观后果。攻击梅德韦杰夫恰是瞄准了当前体制的软肋，以期造成某种混乱。而梅德韦杰夫的腐败丑闻则是团结民众的一种“题材”。在当下普京以民族主义民粹一统俄罗斯政坛的背景下，反腐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引发民众共鸣，促使民众表态的“题材”之一。只不过，这个“题材”的力度还是太小。如今的俄罗斯不是苏联解体之际，当时叶利钦仅靠反对苏联领导层精英特权这“一招鲜”便可“吃遍天”，如今俄民众对腐败问题颇有忍耐力。更何况反腐实际上是普京更有决断力的领域，他进入第三任期后，不再“以贪腐权换忠诚”，办了几件反腐大案，并祭出“精英国有化”政策，限制官员在国外拥有账户、不动产。不论这些举措的实质效果如何，它们都可以用一种民粹的方式缓和民众质疑。俄国政权倒掉的逻辑大抵明确，民意持续表达构成大势，体制内部在压力下出现混乱，体制轰然倒塌。这种逻辑根源于俄罗斯传统，深源于俄罗斯政治哲学，这需要另文阐述。按照这套逻辑，距离那个变局的时间点还较远，至少从程序上是这样的。按照这套逻辑，由经济问题所决定的民意构成大势，这需要时间。而当大势已成，任何一个“题材”都可能有效。（三）从普京的角度讲，其直接难题是，民族主义民粹手段不可能持续有效。民粹政治动员民众非常有效，但不可能持续动员，民意会疲乏，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物质问题时。这也是《机关报》判断具有前瞻性的原因。由于民粹政治已经被用到最大化，普京所能祭出的手段也极为有限。如上文所言，他可以发力新一轮反腐，把反腐题材从纳瓦尔内手中夺回，也可以发力打压示威，惩罚反对派领袖。但切割梅德韦杰夫这种被热议的选项并不太可能，因为普京从不对示威者让步，而且他需要保护“自己人”，这是体制稳定的必需。总之，在民意和体制稳定这两条战线中，他需要保持掌控力。实际上，普京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和大选。 2018年俄就将举行总统大选，仅剩1年时间，民意大势在这之前形成的可能性并不大，普京体制发生大动乱的可能也不大。何况大选是由普京体制所控制，最近他们正考虑将大选日期定为克里米亚“回归”纪念日那天，凸显出操控大选的能力。而大选本身便是普京重新确立合法性的机会，这便是苏联解体之际叶利钦积极参加选举而戈尔巴乔夫逃避选举的内涵。正因此，普京体制目前才着力要确保这次大选的投票率，因为只有高投票率下赢得大选才意味着合法性的极大巩固。按照目前较为被认可的解读，普京拿下这次大选后就将进入对“后普京时代”的准备。这一准备工作一定会考虑到俄民意未来在经济持续恶化下的可能变化。由于已经赢下大选，普京体制可选项便会多很多。普京也可稳稳当当地根据局势决定应对方法。俄联邦历史上，有三次对体制危机的成功缓解：1996年叶利钦通过向寡头贱卖国有资产从而依靠后者用现代宣传方式得以连任；2000年，叶利钦“禅让”普京，用这种换人的方式取得政策向民族主义民粹的跨越式转向，从而挽救体制；2014年，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并发动外战，成功将民族主义激情推向新高度，再次挽救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陷入困难的体制。对于2018年来说，第一次和第三次都已经不再可以重复（再次发动外战也可选，但可能性不大，普京出兵叙利亚时已遭到反对），相较而言，第二次则是一步值得重复的妙招。叶利钦的退位完全不同于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的退位，后两人只留下一地鸡毛，而叶利钦则赢得尊重，并且帮助自己留下的体制提高了合法性。这里面是沙皇政治的内涵，也是需要另文阐述的大问题。不排除普京效法叶利钦禅让给接班人的可能，而且只要操作得当，这将是一步好棋，为体制留下合法性遗产，而且借着换人让政策跨越式地转入另一条轨道，尽管那同样也可能是一种民粹，同叶利钦、普京一样。当然，这只是可能性之一，笔者不敢断言。无论如何，主动权都尚在普京一侧。但俄罗斯政局从来都具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征，体制的崩溃往往是雪崩式的。玄机都在于民意大势的逐渐形成。当大势形成，只需一个较小的因素便可引爆。体现于历史中，1917年布尔什维克力量微弱却可最终掌权，叶利钦以一己之力肢解苏联并取得大位。所以，在普京拥有一系列优势的同时，未来撬动大局的那个人或那股势力很可能也极不起眼。他会是如今这个纳瓦尔内么？恐怕谁也不敢断言。值得一提的是，纳瓦尔内也是一个典型的民粹型选手。在俄罗斯，民粹总是最受民众追捧的。这又是另外一个需要另文阐述的问题。是普京能够在民意大势形成前做好一切准备甚至解决经济问题扭转大局？还是纳瓦尔内等潜在因素最终登顶？眼下这场并不起眼的示威提供了审视这一整套逻辑的契机。

当代中国青年，是老一辈嘴里的“娇娇”。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当代中国青年也是是自1949 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 01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2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代”了。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往往一边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响动来。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有这样的父母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 02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 世纪80 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 20 世纪80 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然而2009 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10 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 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 了。人生到了50 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3 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03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 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要真诚的友谊。谁若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居然交下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04农家儿女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们高兴了。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的青年。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为讨嫌。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 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人道主义、社会公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 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