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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胜选绝非“庶民的胜利”。当地时间2017年1月19日，美国华盛顿，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提前庆祝特朗普就职典礼。视觉中国资料纽约地产商、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主流意见看来，完全出乎意料。世人习惯于用“黑天鹅”来形象的表达此类“反常”现象。其实，特朗普的胜选是美国政治演变的结果。概括来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愈演愈烈，从而对作为民主政治核心原则的政治平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进而导致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的相互强化，最终结果就是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寡头政治的兴起。声称美国是寡头政治将使主流意见不悦，因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谁也不能否认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但是当今的美国是否依然代表着这个潮流，则是完全可以讨论的。罗斯福新政所开创的美国民主政治的盛大气象已经没落了，基本的理由就在于，政治平等的原则已经不能有效制约经济不平等的扩张，反而在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发展下流于形式，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已经被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所取代。这种局面既是当今美国政治的真相，也是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社会基础，而且构成了制约特朗普执政的主要结构性条件。 20世纪70年代后的四十年里，美国经济不平等状况严重恶化。最顶层0.01%家庭（约1.5万个）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过6%，每个家庭年收入平均达3400万美元。图为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4日，美国加州，“黑色星期五”购物季来临，民众前往超市抢购。视觉中国资料经济不平等推动美国民主演变为寡头政治特朗普的胜选绝非“庶民的胜利”。虽然在竞选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贫穷民众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并且在最后的投票中，他也获得了来自白人劳工阶级的大量选票，特朗普将在执政中回馈那些给予他支持的白人选民。然而，特朗普并非是贫穷阶级的利益代表。特朗普的当选只是表明体制之外的精英有效地借助了民众的不满，从而成功地战胜了体制化的精英群体。体制外的精英向体制化的精英群体发起挑战，至少反映了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趋势。首先是美国政府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政策招致了精英的不满，或者说奥巴马政府推行的软弱金融监管政策和全民廉价医保政策，招致了保守派精英的强烈不满。其次，美国体制化的精英努力营造，并且竭力维持的对公共领域的领导权（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1891—1937]所说的“霸权”），由于拘泥于自我陶醉其中的“主流舆论”，逐渐失去了对于普罗大众的影响力，已经在此次总统大选中遭到了重创。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塑造了一个有利于政治平等限制经济不平等的宏观环境，而世界大战对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力量的增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繁荣时代的到来，都为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缓和提供了条件。然而，这一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悄然改变，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朝着持续积累的方向发展，进而不断地侵蚀美国的民主政治，最后演化成为今天的寡头政治。所谓持续积累的经济不平等就是指经济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来透视持续积累的经济不平等，即经济不平等在长时段中的恶化情况、经济不平等在连续的特定时间段中持续加重的情况、财富向少数富豪不断集中的情况。不妨借用法国当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提供的数据，对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积累的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说明。首先，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大约40年的时间里严重恶化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谷，美国收入层级中前10%的富人占到了国民收入份额的30%，但是到了21世纪则上升到了45%。更重要的情况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曲线显得异常陡峭，就是说经济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发展，如果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那么到了2030年，前10%的富人将拥有国民收入的60%。其次，前10%的富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在80年代为35%，90年代为40%，21世纪达到45%，即使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未能打破富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优势，因此，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在过去连续四个十年里，每个十年都是持续累积的。最后，美国社会最顶层的0.1%的家庭（约15万个）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74年的2.3%增加到2007年的12.3%，平均每个家庭获得710万美元，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更加顶层的0.01%的家庭（约1.5万个）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则从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过6%，每个家庭年收入平均达3400万美元。严重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不可能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必然会对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进而言之，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将损害政治平等，从而造成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最终形成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局面，也就是将美国民主政治改造成为寡头政治。政府决策更倾向于回应顶层人士诉求政治不平等可以从政府公共政策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结果得到说明。根据美国当代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的研究，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大多数人支持的政策意向并不能成为法律，只有当政策意向得到了顶层人士的支持时，才可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法律。如果90%的穷人支持一项政策变化，这种政策变化发生的可能性不比只有10%的人支持好多少，与此相对照的是，当富裕阶层支持一项政策变化时，此项政策变化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明显提高，具体而言，富裕阶层将一项政策意向变成法律的可能性是贫穷阶层的三倍。值得探讨的是，中产阶级对政府决策又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关键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将主导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决策。据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推论：如果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都不能得到政府决策的回应，那么民主政治也就是名存实亡了，如果政府决策完全由富裕阶级的利益诉求主导，那么民主体制包裹下的一定是寡头政治。马丁·吉伦斯的研究表明，当一项政策意向得到了中间阶层的强烈支持却同时遭遇到了富裕阶层的反对时，也不可能具有比贫穷阶层更大的机会成为法律，因此中间阶层与贫穷阶层在影响政策方面同样是软弱的。美国政治中存在的这种政府决策在回应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时的不平等，并不会因为政党社会基础的差异而发生显著不同。共和党的政治精英相比民主党的政治精英来说确实更为关注富裕阶层的利益，但在消极回应中间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利益诉求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精英保持了高度一致，尽管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更多依赖中产阶层和贫穷阶层。造成这种趋同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同富裕阶层联系在一起的丰厚竞选资金支持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资源，无论是对共和党还是对民主党而言都是颇为珍贵的。借用吉伦斯的话讲，美国的富人能够借用金钱来购买对政治精英的影响力，从而支持他们的政策立场。当普通民众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在政治过程中遭到了经济不平等的阻击之后，公民权利与福利就会发生实质性萎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美国公民权利与福利的实质性萎缩。首先，最低工资不断受到侵蚀。虽然就绝对量而言，最低工资水平在过去四十年里有了提高，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了约40%。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指出，面对公众对提高最低工资的一贯和压倒性支持，华盛顿的政客却选择了拖延、阻扰、混淆黑白的态度。其次，医疗保障制度的落后。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备受批评，奥巴马政府启动了建立低成本的全民医保制度的政策过程，但纵使在政治条件最有利于民主党的时候，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政策也未能实现初衷，最终不得不向企业集团作出重大让步。最后，工会会员大幅度缩减，工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式微，2005年美国工会率下降到了12.5%。社会流动机会越来越少，“美国梦”光辉不再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作用下，美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封闭，社会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曾经激荡几乎整个世界的“美国梦”，光辉不在。政治平等原则对经济不平等的嵌入，目的就是为了在经济不平等的公民之间建构相同的身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于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森严的社会分层体系，这就意味着政治平等要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扩大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程度与社会分层固化的程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政治平等程度的典型反映，一个政治不平等的国家，往往有一个社会流动停滞和社会分层固化的社会。美国梦的核心就是美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并且美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形成并且深入人心，是同美国建国之时就贯彻了公民政治平等的原则一脉相承的。美国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的研究则表明，伴随着美国经济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的急剧恶化，美国社会流动的机会也迅速减少，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不可能在其一生中实现阶层地位的跃升，也不可能为其子女实现阶层地位的跃升提供资源，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跻身规模越来越狭窄的经济赢家行列。并且统计数据表明，同欧洲的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社会流动的机会出奇的低。美国社会阶层的固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产阶层规模的缩减，另一个方面则是富裕阶层的封闭。富裕阶层的封闭并非仅仅意味着难以有人跻身富裕阶层，更重要的含义在于富裕阶层联合起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社会机制，包括隔离的住宅区、私人学校、排他性的社交俱乐部、偏僻的度假胜地等，这些社会机制创造出一种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将其称为阶级认知，即在占有巨额财富的基础上获得的优越感、骄傲感和貌似合理的特权感。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要比别人优秀，因此完全应该得到他们现在这样的生活。经济不平等的持续积累、政治不平等的日益严重、社会分层的固化，都是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发生的，这些变化的积累和相互交错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而政府决策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的软弱，则更进一步引发美国普通民众以“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将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完全暴露出来。显而易见，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需要奋发有为的政府，朝着捍卫政治平等和限制经济不平等的方向改革公共政策。奥巴马政府正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他也是带着民众的期望入主白宫的，然而他深负重望。他八年的任期非但没有扭转美国民主政治衰落的趋势，反而进一步导致了美国国家治理的危机。今日美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封闭，社会流动机会越来越少，“美国梦”光辉不在。当地时间2017年1月31日，美国纽约，逾30000名纽约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聚集游行，要求安全立法。最近2个月以来，纽约市30名建筑工人在工作岗位死亡。视觉中国资料特朗普的美国梦遭遇国家治理困局特朗普以“让美国重新伟大”作为竞选宣言，这确实是一个能够再度点燃美国人民心中的“美国梦”的口号，不过特朗普的“美国梦”却面对着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只有当特朗普能够克服当前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时，特朗普的“美国梦”才能真正成为现实。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政策取向的总统，特朗普不可能推行限制富裕阶层利益的政策，美国社会也远未形成一种新的进步主义意识。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的政策宣示来看，他总体上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的政策取向，而里根政府恰是推动美国朝着持续积累的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政治不平等、日益固化的社会分层的方向迈进的垫脚石，也就是说里根政府恰是美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转折点。当然，如果多年以后主流意见承认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那么特朗普却不能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事实上，特朗普当选总统是美国民主政治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民主政治的衰落与寡头政治的兴起是相伴而行。寡头政治的实质就是富裕阶层在各种网络的连接下，形成了一个主导公共政策过程的支配阶级。但是美国的寡头统治不会脱下民主政治的外衣，因为民主政治赋予富裕阶层主导的政策得到了民意支持的表象，衰落的民主政治成为富裕阶层增进自身利益的有效形式。然而，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终归是不能相容的两种政治生活，尽管民主政治体制没有发生变化，民主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形式就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美国国家治理的严重危机。当今美国社会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政治本来是应对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之道，但是寡头政治却阻碍了问题的解决，最终导致了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危机。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系统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党、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治理资源，为了增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利、改善公民福利，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而对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以及过程。通过治国理政从而保障和增进公共利益、公民权利和公民福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和观察国家治理的主要线索，因此也成为了判断国家治理绩效水平如何的基本尺度。国家治理的危机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功能性障碍，从而引发了公共利益明显受损、公民权利严重萎缩、公民福利持续停滞的状态，并且国家治理的危机往往具有愈演愈烈以致积重难返的特性。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只不过是国家治理危机的表象，而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危机才是国家治理危机的深层次内容，因此，如果不对政治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那么国家治理的危机将难以得到克服。特朗普注定难有作为美国的国家治理危机长期以来为世人所忽视，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的各种难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以致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但是人们普遍对美国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持乐观态度，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才将美国国家治理存在的严重问题揭露了出来。金融危机只是美国国家治理危机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它是美国国家治理危机的“集大成者”。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无他，简要论之，就是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相互强化所形成的寡头政治。美国的国家治理危机，以及隐藏在其后的美国民主政治衰落和寡头政治兴起，早就被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发现，只不过这些发现并不符合美国富裕阶层的利益，故而也不能影响美国的政府决策罢了。美国政治学家巴特尔斯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得出了如是结论：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很有可能造成不断加剧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转而带来了对贫穷民众的利益越来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又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等，如此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由技术变革、人口统计上的变化或全球经济发展引发的收入分布的变化，就有可能很快变大，并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更易。享誉全球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美国政治制度衰败的观点可谓是切中美国国家治理危机之肯綮，面对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局面，美国政治体制如果不跟随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话，当今美国就不可能走出国家治理的危机。虽然特朗普是来自体制外的精英，他可以在竞选运动中向不同的社会阶层许下夸张的政策承诺，甚至很多人指望他以体制外的立场冲击美国政治体制，从而带来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但是，当特朗普就职总统之后，他已经处在美国国家治理危机的中心，不管他在其任期内能够推行何种政策，他都很难改变当前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当前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可以集中表述为，社会需要政府政策朝着限制经济不平等、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的进行重大的改革，但是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同富裕阶层形成了隐形联盟，所以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策不可能被富裕阶层和政治精英接受。要言之，美国寡头政治的现实不可能轻易为民主政治铺路，要想改变美国国家治理的危机，只能首先改变寡头政治，这需要进行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迫切需要恰是特朗普不可能提供的。特朗普的“美国梦”代表着美国富裕阶层对于理想生活的基本看法，随着他执政时期的开始，他的“美国梦”将随之落地。特朗普的执政，不排除为下层民众中的白人群体扩大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对下层白人群体利益的改进将以其他下层民众的利益损失作为条件，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执政将给富裕阶层带来更多的利益。总结而言，特朗普的“美国梦”毋宁是对美国国家治理困局的集中表达，一方面表明了体制化的精英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华而不实的政策立场的失败，另一方面充分展现了美国保守派精英要在政府决策中坚决捍卫富裕阶层利益的强硬立场。

张璐说，无论做多长时间的翻译，永远都怀着一颗敬畏的心。 2012年总理记者会，张璐担任翻译。图片来自新华网。每年两会，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召开的中外记者会，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目光。截至2016年3月，张璐已连续七年坐在总理旁边，担任翻译。七年里，这位外交部“高翻”（高级翻译），因准确翻译领导人引用的古诗词以及大方得体的形象广为人知。有网友评论说，她对古诗文的翻译准确流畅，国学功底扎实，是合格的大国翻译。然而，张璐在一次演讲中透露，古诗词翻译并不是她的强项，哪怕能再多给她一秒钟时间，都能翻译得更加准确。对于突然“走红”，张璐有些意外：“其实外交部有很多出色的翻译，只是这次刚好派我去，而一年一度的总理答记者问又备受关注。” 2000年，23岁的张璐从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17年间，她一直从事外交翻译工作，现任外交部翻译司西葡语处处长。她说，无论做多长时间的翻译，永远都怀着一颗敬畏的心。非科班出身的“高翻” 2016年两会闭幕后的一个月，张璐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她演讲的主题是“外交翻译与中国外交”。能容纳几百人的演讲厅被挤得满满当当，许多人专程从内地赶来。在张璐步入场地时，还有些观众冲她喊着：“你是我的女神！” 六年前的3月14日，“女神”张璐接替资深翻译费胜潮，第一次出现在温家宝总理两会记者会上。这是总理记者会第一次起用女翻译，此前多年，张璐一直协助费胜潮。张璐为温家宝担任翻译。图片来自网络。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dear to my heart，I'dnot regret a thousand times todie（我遵从我内心的想法，即使要死千万次我也不会后悔）。她的第一次正式亮相，1米7多的身高，身材高挑；留着简单、干练的蘑菇头；一身深色西装，宝蓝色衬衫，服饰妆容举止都大方得体。那天，张璐上了微博热搜，大批网友称爱了这位声音好听、翻译工作精湛的美女翻译——外交学院的高材生、当年的校花现在的“高翻”，最受欢迎、最上镜的英文女翻译，不吝溢美之词。面对突如其来的走红，张璐有些意外，在香港演讲时，听众的热情让她觉得“自己那天有点像摇滚明星”。其实张璐从中学时就是校园“明星”。初中时她是班长兼英语课代表，毕业时成为全校唯一被保送到山东省实验中学的学生。高中时，张璐个子就已经长到了1米7。当时，这位济南姑娘就已在外语学习方面展现出天赋，经常被老师叫起来读范文。走红以后，张璐表现得很低调。“她还是原来的那个她。她把自己现在的工作看得很平常，经常说‘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她的高中同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被称赞为合格的大国翻译，但张璐并非翻译科班出身。1996年，她考到外交学院学习国际法，毕业后进入外交部。随后又赴英国西敏寺大学学习外交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演讲中，她谦逊地与听众分享了自己职业道路和经验。她还鼓励台下的口译新手，不要怕难为情，要更自信，并开玩笑说：“根本没人会在意你！” “女神”翻译是怎么炼成的在张璐看来，成为一名优秀外交翻译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断地练习，练习，再练习。从大学开始，她就喜欢阅读《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今日美国》、《参考消息》等，培养了对英语的兴趣。 “即使我工作了12年，即使我可以给领导人做翻译了，那绝对不意味着我可以去吃老本，放弃学习了。”张璐说，每天早上8点钟她准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收听BBC、VOA、CNN广播，“即使我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这依然是我上午8点到下午1点的头等大事，除非当时有紧急的翻译任务，否则这是我雷打不动的routine（例行程序）。” 外交部翻译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介绍，想进入外交部当一名高级翻译，必须经历“严格筛选、疯狂练习、周密准备”三重考验。 2016年总理记者会，左二为张璐。外交部挑选翻译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初试一般通过公务员考试排名，或是去专业院校进行笔试。其中成绩排在最前面的10至15名，才有可能进入翻译司参加下一阶段的“观察培训”。 “观察培训”实质上就是“淘汰式培训”，最终只有不到4%的人被录用。张璐和同事们在外交部翻译司接受的是“魔鬼训练”。为了提高速度，部分内容会用一些符号来代替。“比如‘四项基本原则’可以用‘四’字来代替”，张璐解释，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是连续10分钟的讲话，也得尽可能全部翻译出来。因此，记笔记是翻译的一个工作重点，这就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外交部还有一个特殊的制度——旁听制度。张璐说，前辈们作为一个旁观者，会把他听到的优缺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来，这个制度有一点“吓人”。张璐和她的同事们每年还要考试，考官是翻译司的领导。考官故意将一些别人听不太懂的，甚至把一些音效不好的东西录下来放给他们听。张璐总结，“必须不断地记，像海绵一样努力去吸取水分。所以在外交部翻译司感受到的可能不是一种机关文化，而是感觉好像又回到了校园。” 对于他们来说，每年的两会总理记者会都是一场“硬仗”，外交部都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翻译。 “大战”前，还要模拟召开记者会，不上场的同事充当陪练，设计出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此外，还要进行彩排走场，熟悉灯光和声效。 “穿着高跟鞋优雅飞奔”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近年来中国外交日程日益增加，相对应的，张璐的工作也越来越繁忙。仅2015年，她跟随领导人出访就达54次。与电视上翻译们光鲜亮丽地出入各种高端场合、动动嘴就完成工作的形象不一样。实际上，外交翻译的工作既辛苦又繁重。 “对于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外交翻译人士来说，每年大概有100场左右。但这只是单场口译，还要加上出差的口译活动。”张璐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说，出差时可能同时要口译和笔译，比如说会议记录。“一般来说，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翻译，出差时间甚至可能接近140至150天。一年真正工作的时间也就260多天左右。” 张璐只谈到了她的工作量，同样担任过总理记者会翻译的费胜潮披露的一些细节，或许可以给这些数字提供一些注解。“出差高峰期时，一年有150天出差海外，时差倒得很乱，有时候半夜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费胜潮在一次演讲中说，“干外交翻译工作，上洗手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为了不去，只能忍着口渴不喝水，连续作战的时候根本也喝不上水。女翻译们更练就了穿着高跟鞋优雅飞奔，并且不会摔倒的本事。” 而在正式的翻译之外，也许要花多几倍的时间做事前准备。“有一天我父母问我说，你这活动准备好没呢。我就说，我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到最后也看不出来我自己准备好没有。”张璐说，在每次准备活动之前，她都要根据活动的性质、重要程度、内容、影响程度以及我自己的熟悉程度来做各种不同的方案。 “所以有时你的准备时间远远超过活动的时间是很正常的。我有一个同事，他要为霍金翻译，这个活动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但他把《时间简史》这本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还专门研究了一下。” 2011年总理记者会。张璐担任翻译。除了翻译，张璐曾讲起陪同领导人出访时，还要承担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在一个礼堂，你要扮演多重角色，比如充当礼宾，这个路线要怎么走，你可能要稍微引领一下。有时一个大屋子，几十国领导人开会，你要在第一时间内找到国旗，这也不是很容易的。” 外交翻译甚至还会承担安保工作。“比如说在联合国开首脑会议，一百多个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合影的时候，各国随行、安保和翻译的人都想往前挤。”张璐说，这个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些肢体上的碰撞，但外交翻译还是要上前帮领导人沟通。 “人们不仅把你的话当作个人的声音” 张璐最难忘的一次工作经历是什么？出乎意料，并不是总理记者会，而是担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翻译的经历。六方会谈是包括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朝鲜六国代表，目的是寻找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方案。由于事态敏感，六方会谈里每个参会方使用的语言都会被视为会谈中的官方表态，因此每个代表团都带自己的翻译。张璐说，当一国代表团团长每次在讲话中停顿时，来自不同国家的所有翻译就立刻同时开始口译。“所以你能想象到，一个人说完一句话要等多久。” 严肃的谈判场合，每个代表团都使用自己的翻译，让张璐印象深刻，也更让她理解了外交场合翻译的特殊位置。“外交翻译，在‘翻译’两个字前面冠了‘外交’二字就直接体现了它工作的特殊性。”2012年，在一次演讲中，张璐说。周恩来曾说，外交无小事，这五个字也影响了几代中国外交人。张璐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作为一个外交翻译，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你要全面谨慎生动地传递中国的声音，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使命。在敏感和重大场合里，你说出去的话，是非常有分量的。这就决定了，你不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翻译员。”他们要面对很多“陷阱”和考验，处理不当，或许会酿成外交事故。所以张璐认为，政治的敏感性，是做好一名政治和外交翻译的生命。“如果这条线把握不住，无论你语言基础多好、翻译技巧多高，恐怕你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一次活动，中方发言人提到中国有句俗语叫“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话中国人理解起来没有任何困难，翻译起来难度也并不大。但当天的外方是巴基斯坦，这就需要考虑宗教因素的影响，瞬间决定要直译还是意译。如果打算直译，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神”该怎么译？是译成God还是Lama？张璐认为需要结合巴基斯坦当地的宗教信仰进行翻译，虚化、意译一下：Itmight be easier to invite someone to live inrather than ask him to leave。 “或许有人觉得翻译司的译文抠得很死，对应得很严密，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外媒也非常关注中国领导人使用怎样的词汇给事件定性。”张璐说。她时时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为领导人工作意味着当你说话时、翻译时，人们不仅把你的话当作是个人的声音，而且还是权威的声音。”张璐演讲时说。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就将闭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举行记者会，回答中外媒体的提问。张璐或许将再次出现在世界媒体面前。尽管已经成为了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翻译之一，但2015年，在一次翻译行业内部的论坛中，她说道：“无论做多长时间的翻译，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百分之百地拿下，永远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越来越谨慎小心地做这种工作。” （本文综合自南华早报、张璐演讲实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