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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彭山江口地区自古热闹，最近几个月，更因“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挖掘”被再次推到大众面前。目前，考古挖掘工作还在进行中，澎湃新闻记者从当地宣传部门获悉，3月初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展示部分考古重大发现。而公众最为关心的是，这一考古工作是否能解答传说中的张献忠沉银之谜。历时一个多月的围堰、抽水，2017年1月初，江口镇岷江河道内的水已经被抽干，到现在已经进行到挖掘的第二阶段。发掘工作原计划安排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期间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时间约为30天，发掘工作时间约为90天。相传此处藏宝甚富，当地有歌谣称：“石龙（一作牛）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断成都府。”当地人坊间闲语：有不少江口村民一夜暴富，买一百多万的车子，后来警察就是从他这个车子顺藤摸瓜，发现他们挖宝卖钱的勾当。澎湃新闻记者坐车到考古现场的路上，司机闲聊：“我下班常在江口河道冬泳，就是现在围堰的那个地方，当时哪想到可以潜水下去摸一把呦。”“说是把挖到的宝贝都卖了，按人头算，彭山地区一人能分六十万元。” 到达江口沉银考古挖掘地时，我们先是在西岸遥望，蓝色围栏圈住约2000平方米的河道。过岷江一桥，取道右岸，一路泥泞颠簸，道路两侧是双江村寻常住宅与商户，大家吃饭闲聊打麻将，各安其道。而在两三年前，这个村子曾大行窃宝之业，据《检察日报》记者称，江口镇双江村村民何林曾供述：“以前可热闹了，江上到处都是挖宝的船。最多的时候有20多艘船，聚集在挖出大帅金印位置几百米的范围内，船头抵着船尾，挖宝的人下水都没地方下。” 沿着岷江右岸往东北走，可以抵达一处红色的古建筑，为“彭山县汉崖墓博物馆”，只是现在已经改弦易辙，门口挂上“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作站”的大牌。一个保安将侧门拉开一个缝，说现在已经不再开放了，必须凭工作证进入，还说再次开放要等三年以后了。绵延的蓝色围栏紧紧环抱着抽干水、现已成为滩涂的考古工地，据当地宣传部门称，整个考古工地只有一个出口，即为这座汉代崖墓正对的地方。澎湃新闻记者恰在门口遇到一个戴着安全帽，穿着工服、胸口挂着工作牌的工人。他说他正要进考古工地，说里面有重重的安保，刷脸都不好使，必须要有工牌。他指指墙上的横幅说，他正是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曾勇刚，是四川信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继续往前走，有一个水利工程管理处，进到大院，能看到一大片蓝色的布，掀开布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工地。跟往来的村民聊天，他们说，这几天下雨，人不多。平时散落在河滩里少说有七八十人。大家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有浅黄、橘黄和红色等，不同颜色的衣服代表着职责不同，有负责施工的筛沙的，有负责洗沙拉沙的，还有很多大学生在做记录。沙石撞击着机械，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整个工地是一片滩涂，远处蓝色围挡也开了一个小门，是货车倾倒沙石的出口。靠近东边有一个长方形的水塘，水塘旁边是一组机械，大致是用来筛沙子，旁边停着一台推土机。工地中间的位置搭着简单的工棚，是“资料整理区”，旁边停着一辆车，车身上写“考古现场保护”。工地左边三台挖掘机在沙堆上运作着，最左边停了一辆卡车。目前看来主要的工作区位于围堰范围内的北部和中部。江口沉银遗址历年文物出土情况彭山区宣传部门介绍：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岷江河道内，2010年被眉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保护范围为东西各至河堤，南至岷江大桥，北至府河、南河交汇处，面积100万平方米。近年来在当地工程建设中发现了大量文物，文物出水地点与文献记载张献忠“江口沉银”地点一致，出水文物中包括铭刻年号的金册、银锭及“西王赏功”金币、银币等。近些年具体出土文物情况简介：上世纪50-90年代，岷江河滩上偶尔发现被水冲刷出的零星文物。彭山县文体局副局长方明称：“相关部门联合武汉地质勘探所于上世纪80年代对江口镇和银锭出土地进行过勘测，发现岷江河道内散布着大量的金属物质，不过由于受财力、人力和技术等因素所限，彭山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挖掘。” 2005年彭山县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进行施工过程中，挖掘机在距地表深约2.5米处挖出一圆木并从中散落7枚银锭。关于此次发现与挖掘情况，方明与彭山县文物管理所的吴天文曾联合撰文《彭山江口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兼论张献忠江口沉银》。里面对于七枚银锭、以及存放银锭的青冈木等有详细介绍。文章中谈及：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引水工程在江口镇岷江河道内施工时，挖掘机在距地表两米半左右的地方挖出两个半圆形木桩与七枚明代五十两官银。”“两个半圆形木桩可以拼起来，拼起来为一截圆木，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其内部被挖空。银锭恰可以整齐地排布在里面。” “出土的七个银锭中，六件有铭文，一件无铭文。” 部分铭文显示： “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某日银匠姜国太” “湘潭县运粮官军行月银五十两” “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 “黄冈县银四十两正” 由这些地名可知这些银子都是来自湖南湖北，应该是各藩王的官银。由现存这些银子的图片可知，这些银子做工都比较粗糙，银匠写字的笔画歪歪扭扭，专家称，银锭的周身还布满气泡，是银匠铸银时偷工减料的明证。吴天文认为，这些银子上的地名与历史记载的张献忠的行军路线是相符的。 2011年，在岷江河道取砂石过程中，出水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有金册、银锭、西王赏功金币、西王赏功银币、银发簪和大量碎银等。出土西王赏功币出土金封册出土碎银 2013年以来，不法分子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盗掘。 2015年5月，经过彭山区公安部门长达两年多的秘密侦察和取证工作。打掉了盗掘犯罪团伙，并缴获、追缴回多件珍贵文物。该地警方称：共打掉盗掘文物团伙10个，摧毁倒卖文物网络9个，追回文物千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100件，包括国家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3亿余元。 2016年11月，有记者从彭山区检察院了解到，历时2年侦结的“张献忠沉银盗掘案”目前已经起诉20件55人，其中已判决9件28人。据彭山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王利介绍，已判决的案件主要为事实清楚、涉案金额较小的案件，其中被适用缓刑的24名被告人已开始接受社区矫正。这次追回来的文物中就有“虎钮金印”。领队刘志岩：这肯定是一次特别重大的考古挖掘此次从2017年1月开始的为期三个月的考古挖掘，春节前由央视的采访报道可知，已发现了五十两银锭、戒指、簪子等文物。 2017年2月19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专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与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的相关专家学者都短暂聚集于成都，开会决定下一次新闻发布会的议程。目前，彭山区宣传部门称初步定于3月初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会带部分媒体进入考古区观摩。 2月23日，澎湃新闻记者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中心主任、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刘志岩进行了采访。刘志岩表示，初步定于3月初的发布会是对社会的一个汇报，“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事嘛，考古也不能只挖不说，不说等于没挖。” 关于文物的数量是否可观，他说：“这肯定是一次特别重大的考古发现，但是具体有哪些成果要等到3月初才能公布。当天可以去现场，可以拍照，我们拿出来文物大家都可以拍，我们会提供比较精美的文物。只要是在开放的区域，摄像都可以，录资料没有问题。” 他说三个月应该可以完成考古发掘，一切是在他们的预期之中，“这是一次新的工作模式，有新的工作方法，和之前的考古不一样。他说最近挺忙的，他正在准备发布会和其他项目申报的材料。” 彭山区宣传部门称，“此次挖掘计划通过河道内的临时围堰工程解决考古发掘平台，再通过金属探测器确定重点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全站仪精确定位出水文物坐标，同时利用三维成像和航拍技术采集文物信息。”“此次发掘是我省第一次进行水下考古发掘，水下文物的埋藏情况与陆地相比更为复杂，况且遗址本身又屡遭盗掘，因此本次考古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期望能够通过本次考古发掘对江口沉银遗址的性质、文物的分布范围、埋藏情况和保存状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能为四川水下考古积累经验，培养人才。” 彭山区文物管理所的吴天文也到成都参加了讨论，他说他主要做了一些资料的整理汇总工作。他表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要负责这次挖掘的前期工作，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主要负责后勤。吴天文称他没有具体参加每天的考古挖掘工作。河流交汇处河道为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挖掘处。当地文化学者对所谓“张献忠沉银处”说法持怀疑态度在整个的江口沉银挖掘中，成都当地的一位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频频提出相左的意见。在采访中，他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的一位彭山的朋友告诉他一些关于此次考古挖掘的情况，“现在的挖掘情况跟我最开始的、公开的判断是吻合的。” 袁庭栋表示，他的观点很简单，一共三条： “第一，‘张献忠在江口主动沉船一千艘’这种说法是绝对不可信的，别说一千艘，连一百艘、十艘都是没有的。你研究张献忠的历史，（会发现）他根本不可能主动沉船。” “第二，在这里可以挖出一些东西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这里是两千多年来川西地区最重要的渡口，任何一个多年的渡口都可能会掉下很多东西，比如嘉陵江和灞河。挖到张献忠的东西很正常，因为张献忠在这里打了一个大的败仗，打了败仗，肯定船会受损，人会损失，东西会掉下去。” “第三，他们现在公布的国家一级文物、国宝级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和西王赏功的金币，我认为真伪存疑，更可能是赝品，是近代伪造的。他们从北京请了三位专家来鉴定，我没看到鉴定报告，但我觉得真伪是存疑的。我觉得还是需要严肃、认真的鉴定。如果让我和所谓的专家面对面讨论，我是愿意参加的。”袁庭栋说，“那个‘永昌大元帅金印’，‘永昌’是李自成的年号，张献忠的军队装备谁研究过？张献忠的军队中有大元帅这样一个职位吗？有一条根据吗？” 袁庭栋表示，他读了四十多种关于张献忠的文献，“关于张献忠的记载很多，意见相左的也很多，最近在媒体上掀起一股骂张献忠的风潮，将清代的地主官方污蔑农民起义领袖的话全用上了，其实清代的很多书还是为张献忠说好话的。” 袁庭栋说：“现在就挖出来一些簪子、戒指，和一个银锭，但是这些簪子呀戒指呀和张献忠有什么关系？” 他也提到了彭山地区的文物贩卖乱象，他认为，当地已经形成了赝品的市场，乃至赝品制造的产业链，“你说是真的，他就可以说是假的，大家是学术观点不同，但是文物鉴定师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的。” 史料记载沉银处：锦江沉银还是江口沉银？ 1938年，川军将领幸蜀峰曾在成都市四川大学的望江楼下游的锦江河段进行过一次考古挖掘。幸蜀峰的儿子幸邦权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说：“父亲告诉我，他们的位置是在从今天的安顺桥向南面，顺江而下的四川大学和兵工厂之间。”幸蜀峰带了一个师截断锦江，拿出当时最好的设备进行考古挖掘，中途挖出了人骨、血沙和刻着“张”字的石条。但是挖了好多天，最后就挖出了一些张献忠的铜钱。幸蜀峰留给儿子一份手稿中写道：“一天，在四川共事的前辈江希曾突然请杨伯鹿吃饭，杨伯鹿感到十分疑惑。酒过三巡之后，江希曾就开始赞赏杨伯鹿品行忠厚，为人可信。随后江希曾取来了一个精致的小木箱，郑重地交给杨伯鹿道：‘这里面保存着我多年收藏的张献忠宝藏的秘密，先生为人忠厚，故特在我离川前交给你，以后遇有机缘，把宝藏开发出来献给国家。’杨伯鹿谨记这份嘱托，从不把资料示人。1938年12月，杨伯鹿认为，捐出宝藏的秘密，正逢其时。”幸蜀峰就是受这份所谓的藏宝图的感召，才带队挖锦江河段。袁庭栋说：“幸蜀峰挖完以后，还专门向成都市警察局写了一份总结报告，我自己亲眼看见过这份被收藏在成都市档案馆的报告。但是你说他家有什么藏宝图，他是拿不出来的。” 关于张献忠的银子到底沉于何处，从史料的记载中，是有两个地方的，其一就是幸蜀峰挖掘的这个锦江段。史料中有载：（清）彭遵泗撰《蜀碧》卷三： …… 贼毁藩府，走川北。献自江口败还，势不振，又闻王祥、曾英近资简，决走川北，将所余蜀府金银铸鉼，及瑶宝等物，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实之，因尽杀凿工，下土石掩盖，然后决堤放流，使后来者不得发。名曰锢金。（清初）杨鸿基《蜀难纪实》：贼威令所行，不过近省州县，号令不千里矣。献忠自知不厌人望，终无所成，且久贼之无归也，思挟多金、泛吴越、易姓名、效陶朱之游。于是括府库民兵之银，载盈百艘，顺流而东。至彭山之江口，初心忽变，乃焚舟沉镪而还。（明末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穿数仞，实以黄金瑶宝，累亿万，杀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后决堤放流，名曰“锢金” 后至者不得发。很多文献中都提到张献忠有意沉银于锦江。吴伟业特提到的“杀人夫，下土石以填之”似可与幸蜀峰挖到人骨、血砂相合。（明）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隆武二年丙戌（清顺治三年，1616）九月十六日，副总兵曹勋率建南兵克邛州，距成都仅两日行程。献忠离成都，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都督杨展起兵逆击之，战于彭山之江口，展身先士卒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风大作，舟火，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贼败。贼舟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官兵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多焚，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万，悉沉江底。群贼登岸走，旋奔川北。（明末）沈荀蔚：《蜀难叙略》：（顺治三年）“逆之焚舟北走也，一舟子得免，至是诣展告之”，“展令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周列营外，数日已高与城等”。（顺治十一年）“又有渔人获银鞘于江口，而剖其鞘以为饲豕之具。见者诣守将告之，渔人献其所获，主者以为不止此也，遂炙拷而毙。于是制诸器，日打捞于江中，亦时有所得，二三年后，尚矻矻不休”。（清）彭遵泗撰《蜀碧》卷三：丙戌顺治三年（1616）：参将杨展大破贼于江口，焚其舟，贼奔还。献闻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沈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自是富强甲诸将(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清）張鳳翥纂修《彭山县志》：明季杨展率兵拒张献忠，焚贼舟数百，珠宝金银悉沉水底。贼崩败，反走。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沈水底。这些史料中详细记载了杨展在江口伏击（视频）张献忠，以及张献忠弃兵曳甲、为了逃走沉银江底的情况。此次考古挖掘是否能证实这些记载，或者解开沉银之谜，大家拭目以待。

文章来源：法意读书；原题目：向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倒退罗伯特·卡根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常为《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每周正言》（the Weekly Standard），《纽约时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华尔街时报》、《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世界事务》 (World Affairs)等报刊写作。著有《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危险的国家》（Dangerous Nation）等书。编者按：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公共界关于美国将从世界秩序中撤离的言论便不绝于耳。但罗伯特·卡根，这个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战略家，却对此提出疑议。秉持着一贯的现实主义战略眼光，罗伯特·卡根在2月6号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向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倒退”中指出，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任何实质性的让步都不会换来对方任何相应的安全承诺和利益交换，反而会助长他们更进一步攫取世界舞台上权力的野心。所以他认为，如果美国从世界秩序中撤出，如果美国及其领导的盟友无法同中国和俄罗斯形成有效的实力对抗，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会是退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想想今天世界上的两个重要趋势吧。一是两个修正主义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野心和行动主义与日俱增。另一个是民主世界——尤其是美国——维护1945年以来在国际体系中主导地位的信心、能力和意志不断衰退。两个趋势越来越近，美国及其盟友维护现有世界秩序的意愿和能力在衰退，而两个修正主义国家改变现有秩序的欲望和能力则在增强。我们将迎来现存秩序崩溃、世界堕入野蛮的无政府状态的那一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三次了。而历史倒退的代价，无论是生命还是财富，自由还是希望，都将会是巨大的。美国人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的根本稳定视为理所当然，尽管他们会抱怨美国维护这种稳定要承受的重担。然而历史表明，世界秩序确实会崩溃，而且通常都是意外地、迅速地、猛烈地。18世纪后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顶点，但突然间，欧洲大陆就坠入了拿破仑战争的深渊；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最聪明的人都预测大国争霸的时代结束了，因为通讯和交通革命将经济和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在四年后就爆发了；20世纪20年代，战后的表面平静很快就转变成30年代的重重危机，以及另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样的经典场景中，无论今天我们位于何处，这两条趋势的交点依然不得而知：我们距离一场全球危机是3年？还是15年？然而，我们正在那条路上，这一点不会错。尽管现在判断唐纳德·特朗普执政对于上述两条趋势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但已有的迹象表明：新一任政府更可能加速危机的到来，而不是延缓或者令其转向。与俄罗斯的进一步和解只会让普京更加大胆，和中国艰难的对话则可能令北京用军事来试探新政府的决心。而新总统是否做好了正面交锋的准备，尚不清楚。但眼下，对于自己言语和行为的未来后果，他似乎不怎么在意。中国和俄罗斯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大国。虽然它们从没有在外国身上享受到像今天这样的安全——俄罗斯传统的敌人在西方，而中国传统的敌人在东方——它们仍然对现存的权力安排不满意。两个国家都力图恢复在各自区域内的霸权统治。对中国来说，那意味着统治东亚，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那些顺从北京意愿，并迎合其战略、经济和政治喜好的国家；也意味着美国的影响力退至东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之后。而对于俄罗斯，那意味着在中欧、东欧和中亚的霸权。在莫斯科眼中，这些地方要么是帝国的一部分，要么位于其势力范围。在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秩序中，北京和莫斯科都力图矫正它们视为不公平的权力、影响和荣耀的分配；而作为专制国家，它们也都感到了来自国际体系的民主强国和周边民主国家的威胁；它们都将美国视为自己野心的拦路石，因此汲汲于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安全秩序，以免挡了它们实现自身“天命”的大道。曾经的美好不过直到最近，俄罗斯和中国在实现其目标时，面临着相当大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主要是国际秩序本身及其主要促进者和捍卫者的力量和团结一致。美国主导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体系，特别是在欧洲和东亚两个关键地区，向中国和俄罗斯展现了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曾经提到的“现实实力”（situations of strength）：要求两国谨慎地追求自己的野心，并且自冷战结束以来，要求其推迟打破国际体系的努力。这一体系既以积极方式，也以消极方式制衡了它们的野心。在美国居首的时代，中国和俄罗斯主要以受益者身份参与美国创造和维持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只要该体系能继续运作，他们参与其中而不是去挑战和推翻它，就会获得更多好处。然而，国际秩序在政治和战略方面对两国造成了损害。民主政府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后二十年的成长和活力，对北京和莫斯科的统治者维持控制的能力构成了持续威胁，而且自冷战结束以来，它们认为民主制度的每一个进步——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在地理上已推进到它们的边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个理由挺充分：独裁权力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时期开始，就一直担心自由主义的传染。毗邻的民主国家，信息在全球无法控制的自由流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危险结合——这些都对那些把本国的不稳定力量控制在手里的统治者构成威胁。因此，美国支持的民主秩序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持续挑战，自然使它们对这个秩序和美国抱有敌意。但是直到最近，国内和国际力量的优势阻止了他们直接与现有秩序对抗。中国统治者不得不担心与美国不成功的对抗可能对他们在国内的合法性造成影响。即使是普京，也只是反对门户开放，就像叙利亚那样，美国在那儿被动地应对他的探查。甚至只是面对边缘化的美国和欧洲反对派，他都像在乌克兰时那样更加谨慎。对中国和俄罗斯雄心的最大制衡，是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军事及经济实力。中国虽然越来越强大，但不得不考虑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一些通过联盟或共同战略利益——包括日本、印度和韩国——走到一起的区域性强国，以及虽然较小但也有实力的国家，如越南和澳大利亚。俄罗斯则不得不面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当它们联合起来，这些美国领导的盟国就对修正主义大国构成了艰巨的挑战，而后者自己可以求助的盟友很少。即使中国人在（未来的）冲突——例如针对台湾的军事图谋或在南海或东海的海上战争——中取得早期胜利，他们也必须应付世界上一些最富有、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工业生产力，以及无法进入自身经济所依赖的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而一个较弱的俄罗斯，由于人口减少，经济又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将面临（比中国）更大的挑战。几十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所享有的强大的全球地位阻碍了任何严重的挑战。只要美国被认为是可靠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就会担心侵略性的举动会反噬自身，可能使他们的政权崩溃。这是政治学家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曾经描述的单极秩序的固有稳定性：当不满的地区大国设法挑战现状时，他们惊慌的邻居就转向遥远的超级大国——美国，以遏制他们的野心。这种稳定很管用。美国要是出面，俄罗斯和中国基本上就退出——或者没行动就尽失先机。面对这些障碍，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最佳选择一直是希望或者如果可能的话，策划从美国支持的世界秩序内部削弱它，通过分离美国与盟国，或者通过挑起对把自身托付给美国的怀疑，从而鼓励潜在的盟国和合作伙伴放弃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战略保护，并与其挑战者寻求和解。因此，现行体系不仅依赖于美国的实力，而且依赖于民主世界核心的一致和团结。美国必须担任这一秩序的主要保护者，特别是在军事和战略领域，但这一秩序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核心——欧洲、东亚及太平洋的民主国家，也必须保持相对健康和自信的心态。但近年来，上述两个支柱都被动摇了。民主秩序的核心已经削弱和支离破碎。困难的经济状况，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复兴，弱小而不稳定的政治领导和反应迟钝的主流政党，以及似乎加强而不是削弱了部落主义的新通讯时代，一起——不仅在民主国家中，甚至在可以称为自由启蒙事业里——催生了信任危机。自由启蒙事业使个人权利和普遍人性的普适原则超越了族群、种族、宗教、民族或部落差异。它期望经济上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可以建立跨国的共同利益，并建立国际机构去平衡分歧、促进国家间合作。相反，过去十年见证的是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所有社会中越来越重视“对方”，对政府、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丧失了信心。我们正在目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对立面。历史带着复仇和所有人类灵魂的黑暗面向原点返回，包括，对许多人来说恒久的、对强有力领袖的渴望，因为这样的领袖能在混乱和支离破碎中提供坚强的指导。黑暗时代2.0版启蒙事业的这场危机也许不可避免，它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和民主固有缺陷的反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民族主义的发生，导致许多人怀疑民主或资本主义是否比诸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替代品更好。而且，对自由主义的信任危机伴随着战略秩序的同时崩溃而产生，这不是巧合。然后，问题是美国作为外部力量是否会介入、挽救或重建一个秩序，因为英国和法国已经不能或不愿维持了。今天，问题是美国是否愿意继续坚持由其创立的秩序，这一秩序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实力，或者美国人是否准备承担让其陷入无序和冲突的风险——他们甚至还理解这种风险。（美国人的）这种意愿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怀疑，在选举特朗普、甚至选举奥巴马之前就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人越来越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为了维护全球秩序而承担这样不寻常和巨大的责任，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并不总是得到满足——而且似乎总是美国做出所有牺牲，其他人受益。几乎没人记得为什么美国要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去扮演这样不正常的角色。对冷战结束后出生的“千禧一代”，很难指望他们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的长远意义。他们也不可能在充斥着美国“帝国主义”式邪恶和愚蠢的高中及大学教科书中学到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危机及其在1945年的解决方案都被遗忘了。因此，美国公众对扮演这种全球角色所固有的困难和成本的耐心，已经被大大消磨了。之前的失败和代价高昂的战争——1950年在韩国，20世纪60和70年代在越南，以及经济衰退，诸如能源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瘫痪性“滞后”，都没有让美国人参与全球化的意愿转向，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起做到了这一点。奥巴马对全球参与采取了一种矛盾的方法，但他的核心战略还是收缩。在他的行动和发言中，他批评、否认之前的美国战略，并强化了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喜欢一种在世界上不积极的角色，并且对美国利益有更狭隘的定义。奥巴马政府回应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的方式，不是恢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而是进一步减少它们。虽然政府承诺“重新平衡”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但实际上意味着减少全球承诺，并以牺牲盟国的安全为代价来适应修正主义大国。政府早先试图“重置”与俄罗斯的关系，这也是首次对美国的“可靠盟友”声誉的打击。这种做法发生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之后，似乎是奖励莫斯科的侵略行为。而且由于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军事合作方案被放弃，以便安抚克里姆林宫，“重置”也是以中欧的盟国为代价的。此外，这种寻求和解的尝试，偏又发生在俄罗斯对西方的政策——更不用说普京对自己人民的压迫政策——更加强硬的时候。重置不仅没有令俄罗斯表现得更好，反而使普京更加过分。随后在2014年，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占领克里米亚的反应也不足，虽然比布什政府对入侵格鲁吉亚做得好些——欧洲和美国至少在乌克兰被入侵后实施了制裁，但这仍然显示美国政府不愿迫使俄罗斯退出其宣称的利益范围。事实上，奥巴马公开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权地位，尽管美国和欧洲也寻求保护该国的主权。而在叙利亚，政府实际上通过华盛顿的被动无为，“邀请”了俄罗斯进行干预，并肯定没进行阻碍，从而加深了日益强化的美国正撤出中东的印象（这种印象最初来自于美军在伊拉克的完全撤出，而那是不必要、不明智的）。随后，俄罗斯的行动扩大了从叙利亚进入欧洲的难民潮，也没引起美国的反应，尽管这些难民潮对欧洲民主体制的损害很明显。奥巴马政府发出的信号是：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美国问题。在东亚，维护美国持续的利益和影响力原本会获得赞扬，而奥巴马政府也破坏了这一努力。所谓的“枢纽”被证明主要是修辞手段而已。总体国防开支不足，导致无法有效强化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存在，而政府允许一个关键的经济组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在国会中被毁掉，自己也一样成了党内反对派的受害者。“枢纽”还受到对美国撤退和收缩的普遍看法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总统的辞令和行政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军队从伊拉克过早的、不必要的、战略代价巨大的撤退，随后是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然后是针对叙利亚总统使用武力威胁的底线或者威胁。尽管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美国战略应该面向亚洲，但美国盟友仍然在想：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承诺有几分可靠。奥巴马政府错误地幻想着，它既可以在全球收缩，同时又能保证亚洲盟国对美国仍是可靠伙伴的信心。自然界没有真空同时，（美国政府的言行）对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影响是鼓励它们更加努力修正现有秩序。近年来，两个国家都更积极地挑战现存秩序，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失去了维持该秩序的意愿和能力。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削弱了对美国全球参与的支持，其在美国的心理和政治影响打开了缺口。在自由民主国家流行这样一种神话：可以通过服从其要求来安抚修正主义国家。按照这个逻辑，美国的收缩应该减少紧张和竞争。不幸的是，情况往往相反。修正主义大国越是感到安全，其寻求改变现有体系的野心就越是膨胀，因为对改变的抵抗似乎减少了。看看中国和俄罗斯吧：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它们受外来攻击，从来没有享受像今天这样的安全。然而，两者仍然不满意，并且在美国的抗衡越来越少的体系内，更具攻击性地强推着自己的优势。到目前为止，两个大国的区别主要在于方法上的不同。中国迄今为止更为小心、谨慎，也更有耐心，寻求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是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将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和地区恐吓的手段。它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尽管它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军事性的，并带有战略目标。然而，尽管北京直到现在仍慎用军事力量，但假设它未来——可能是很近的未来——还会保持这样的克制，是错误的。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修正主义大国，在其认为可能的收益超过风险和成本时，必然利用这一点。如果中国人认为，美国对其盟国的承诺及其在该地区的地位削弱，或者其履行承诺的能力下降，那他们将更倾向于利用正在获得的权力，以便实现其目标。由于（上文指出的）两条趋势逐渐合拢，这是第一个危机很可能发生之所在。俄罗斯远比中国更激进。它入侵了两个邻国：2008年在格鲁吉亚，2014年乌克兰，分裂了两国主权领土的大部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在四十年冷战期间对此类行动的反应强度，而他们（现在）又缺乏相对反应，必然向克里姆林宫——以及世界其他各国——发出重要的信号。随后，莫斯科派遣大量军队进入叙利亚。它利用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作为武器；它使用网络战争对邻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信息战争。最近，俄罗斯政府又部署了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或者至今未使用的武器——直接干涉西方选举进程的能力，既影响其结果，更广泛地损害民主制度。俄罗斯资助整个欧洲，包括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其媒体支持受青睐的候选人而攻击其他竞选者；传播“假消息”影响选民，最明显的就是意大利的全民公投；并且已经侵入私人通信，让那些它希望搞垮的人颜面扫地。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第一次对美国使用这种强大的武器，严重干涉了美国的选举进程。尽管用任何标准衡量，俄罗斯都是两个大国中较弱的那个，但在实现分裂和扰乱西方的目标方面，迄今为止它比中国更成功。它干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打信息战，制造更多从叙利亚流入欧洲的难民潮，这些都有助于瓦解欧洲人对其政治制度和现有政党的信心。它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与美国的被动对比，加剧了对美国在该地区驻留权力的既有怀疑。而北京直到最近的成功，主要是使和美国更亲近的盟友不再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实力感到担心——但这可能很快就改变，尤其是美国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前行。有迹象表明，（一些）地区性大国已经在重打算盘了：东亚国家正在考虑不带美国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或者像菲律宾那样，正在积极迎合中国，而同时，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则更接近俄罗斯。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积极地，包括利用军事手段，同时在两个地区向美国和全球安全发出极端挑战。美国是可有可无的吗？（上面谈到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美国人继续表明他们不愿维护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的世界秩序。在过去的这届竞选季中，唐纳德·特朗普不是要求对美国利益更狭隘界定和减轻美国全球领导负担的唯一政治人物。奥巴马总统和伯尼·桑德斯都表示过不同版本的“美国优先”论。经常谈到美国“不可或缺的”全球角色的候选人失去了，甚至希拉里·克林顿都被迫放弃其早期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至少，应该怀疑美国公众是否还愿意继续支持国际联盟体制、拒绝修正主义大国觊觎的势力范围和地区霸权，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维护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规范。就像在大国竞争兴起时那样，这种狭窄的对美国利益的定义，可能加速回到不稳定的状态，并导致这个时代的倾覆。民主世界核心的弱点，加上美国摆脱全球责任的做法，已经鼓励不满意的大国走上更积极的修正主义道路。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打击了民主世界的信心和抵抗意愿。历史表明，这是一个下降的螺旋，美国道路极具戏剧性的转变，很难恢复了。（可是）这种转变可能来得太晚了。在20世纪20年代，而不是30年代，民主国家做出了最重要和最终致命的决定。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幻灭，使他们拒绝在维护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中扮演战略性的角色，尽管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做到的国家。美国的撤出弱化了英国和法国的意志，鼓励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分别采取越来越积极的行动去获得地区统治。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任何事都和自己的安全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他们相信这是一个错误。1920年选举中的“恢复常态”似乎是安全无害的，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追求了基本是自私的政策，这为30年代的灾难奠定了基础。到危机开始爆发时，想避免全球冲突的高昂代价，已经太晚了。在这样的时代，相信地缘政治竞争可以努力通过合作及和解来解决，是很诱惑的。尼尔·弗格森最近提出世界可以由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联合统治，这也不是什么新想法了。在每个时代，当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大国试图招架不满意的修正主义大国挑战时，就提出并尝试过这种“共治”（condominium）。但这几乎不管用。除非完全缴械，否则就难以令修正主义大国满足。它们的势力范围对于满足自豪感或不断扩大的安全需求，从来就不够。事实上，正是它们的扩张制造了不安全感，因为它们恐吓自己的邻国，反而使这些国家合起来反对自己。奥拓·冯·俾斯麦所说的“饱足的强国”（satiated power）是罕见的：即使当时德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接替他的德国领导人也不满意。他们努力变得更强大，（反而）制造了反对自己的联盟，亲自实现了自己恐惧被“包围”的预言。让他一寸，还你一尺这是崛起中的大国共同的特征：恰恰是它们的行动，导致了自己声称要矫正的不安全。它们抱怨现有秩序（德国和日本都认为自己是“无所获”的国家），但只要现有秩序仍然存在，他们的“不满”情绪就没法“满足”。边缘的让步是不够的，但维持现有秩序的大国也不会让得更多，除非他们被强力逼迫。郁闷的日本是20世纪30年代的“无所获”国家，1931夺取“满洲里”也没有满足。德国是《凡尔赛和约》的受害者，后来拿回了苏台德地区也没有满足。他们要求的更多，而且不诉诸战争，就说服不了民主国家给予它们想要的。给予修正主义大国它们想要的势力范围，不是和平与安宁的秘方，反而招来不可避免的冲突。俄罗斯的历史势力范围不会止于乌克兰，而是始于乌克兰。它延伸至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地区，以及中欧的心脏。在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内，其他国家不享有自治权，甚至是主权。不管是在俄罗斯帝国还是苏联统治下，波兰都不会独立。中国如果在东亚获得它所期望的势力范围，那将意味着，当它愿意的时候，就可以对美国关闭这一地区——不仅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一样。当然，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地区发挥重大作用，俄罗斯也如此。美国不能也不应该阻止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也不应该希望俄罗斯崩溃。美国甚至应当欢迎某种形式的竞争。大国在多个层面上——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及军事——竞争。大多数领域的竞争是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在自由主义秩序下，中国可以在经济上成功地与美国竞争；俄罗斯可以在民主体系维持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茁壮成长，即使它本身不民主。但军事和战略上的竞争是不同的。安全局势掩盖了一切。自二战以来，只有美国有能力和独特的地理优势去提供全球安全和相对稳定，今天仍然如此。没有美国，欧洲或亚洲就不存在稳定的权力平衡。虽然我们可以谈论“软实力”和“巧实力”（smart power），但在面对纯粹的军事实力时，它们一直，并且总是价值有限。尽管有各种美国衰落的言论，但在军事领域，美国的优势最为清楚。即使在其他大国的后院，美国也保留了和其强大的盟友一起阻止挑战安全秩序的能力。但是，如果美国不愿意在世界上遥远的地区保持这种平衡，该制度将在地区势力国家无限制的军事竞赛中屈服。而这种意愿的一部分，需要与美国持续的全球角色相适应的国防开支。即便美国接受回到划分势力范围的状态，国际关系这潭水也平静不下来。那只会使世界退回19世纪末的状态，相互竞争的大国在不可避免地交叉重叠的领域内发生冲突。这些混乱无序的状态，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破坏性世界大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国主导的海上世界秩序的崩溃，德国崛起对欧洲大陆艰难平衡的破坏，以及日本在东亚的崛起，都促成了一个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其中那些不满足的大国，在没有其他任何大国或大国联盟团结起来制衡的情况下，抓住机会追逐他们的野心。结果就是史无前例的全球灾难和死亡。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中，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伟大成就是，这种竞争已经得到制衡，大国冲突得以避免。如果美国人要摧毁他们的创造——不是因为其难以维持，而只是因为美国人不想再努力，那将是巨大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