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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红色间谍黄慕兰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书香之家。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1955年，黄慕兰因“潘杨案”被捕。两度进入秦城监狱。直到1980年，在老战友邓颖超帮助下才得以平反。本文摘自《天津日报》，作者吴志菲。上世纪30年代的黄慕兰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之后，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2011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 2011年7月9日，黄慕兰老人在杭州度过了她的105岁生日。 105载的人生岁月，当年这位美丽的“红色女谍”究竟有过怎样传奇的人生？出身湘中名门的黄慕兰，曾是中共早期的妇女运动领袖和特科重要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秦城监狱，辗转17年。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同志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至今一直居住在杭州。今年，是黄慕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85个年头，从青春年华开始，她便将一生的命运、前途、婚姻、财产，甚至不惜抛夫别子，全身心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她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和革命历程的一个侧面反映。周恩来曾称她为“我党百科全书”与“党的奇兵”！令人称奇的是，黄慕兰还被郭沫若、茅盾等大文豪作为原型写进文学作品中。中共特科元勋陈赓曾说：“黄慕兰的一生是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反映。” 黄慕兰天生丽质，且秀外慧中，能力强，有魄力，曾给不少国共高层人士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三八”节，武汉举行了几十万人的庆祝大游行，国共两党的名流如宋庆龄等全部到场，那年刚20岁的黄慕兰是大会的主席…… “地下奇兵”出自书香名门 1907年7月，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北门外的一个开明之家。黄慕兰的父亲黄颖初曾经是谭嗣同的幕友，与谭嗣同一起办过收养弃婴的育婴堂，并与许多民国政坛人物都有交往。12岁那年，黄慕兰被父母送进湖南省省会长沙周南女校读书。这所女校当时培养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女学生，如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在读《列女传》中的《木兰辞》时十分仰慕智勇双全的花木兰，参加革命后就改名为“慕兰”。 “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1923年至1925年，黄慕兰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包办婚姻，“丈夫”抽鸦片、打丫鬟。黄慕兰偷偷给父亲写纸条，要求以母病为由回家，从此再未回过婆家。北伐前夕，黄慕兰毅然剪掉长发，在汉口投奔宋庆龄、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运动，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凭借着出众的外貌、灵活的交际能力，黄慕兰结识了社会各界的上层人士。生性多情的郭沫若把黄慕兰化身为长篇小说《骑士》中的女主人公金佩秋，茅盾先生写《蚀》的时候也借鉴过黄慕兰的人生经历。 1927年“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在董必武、瞿秋白的撮合下与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宛希俨结婚。“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结为革命伴侣’的启事。就是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 7月14日晚，黄慕兰夫妇接到党组织的意见后乘最后一班轮船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希俨穿上长衫马褂，化装成个绅士或商人；我则梳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 到了江西大旅行社报到后，见到担任地下党江西省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得知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但是没有被告知具体日期。“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 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共青团江西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黄慕兰记得，当年经常用米汤水在《圣经》中密写文件、去小旅馆对接头暗号。至此，黄慕兰开始了“潜伏”人生。“父母为我保守机密，对外说‘已出国留学了’。” 1928年，儿子出生才3天，宛希俨就被调往赣西南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牺牲。“希俨牺牲时才满26岁，这是我生命中遭受的最严重打击。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地下党组织调令，秘密前往上海任中央委员会机要秘书，成为中央特科成员。赴命前，她强忍丧夫别子的巨大哀伤，把刚断奶的儿子送回宛希俨的父母家抚养。在中央机关工作时，黄慕兰遇见了在武汉时就认识的贺昌。贺昌在中共六大上和关向应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见到黄慕兰，贺昌劝慰她节哀顺变，鼓励她摆脱消极情绪。在贺昌的帮助和鼓励下，黄慕兰渐渐开朗起来，和贺昌的感情也日益加深。终于有一天，贺昌向她求婚。在征求周恩来意见、得到组织同意后，黄慕兰开始了她的第3段婚姻。按组织要求，她对外隐瞒了自己与贺昌秘密结婚的经历，以宛希俨遗孀、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开露面。 1929年1月，贺昌先后兼任广东省省委宣传部部长、广东省省委书记，并全面指导了广西左、右江地区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决定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帮助指导发动了百色起义。这年6月，黄慕兰化名“刘阿秀”在沪东恒丰纱厂当学徒，在领导工人罢工争取权益时被捕，囚于龙华监狱100天。在监狱中，她配合彭湃进行联络工作，组织狱中斗争。出狱后，她又随贺昌调往香港。12月，她乔装成贵妇，乘坐豪华游轮，从香港运送共产国际拨来的巨额经费到上海交给党中央。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贺昌到天津主持北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中共中央两次电示广东省省委，任命贺昌为中共顺直省省委书记。为便于到北方开展革命工作和适应艰苦环境的需要，3月中旬，贺昌与夫人黄慕兰忍痛将出生仅十几天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工人出身的新任广东省省委书记卢彪抚养，毅然离开香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夏天，中央才把贺平从澳门接到北京，贺平才知道自己是烈士贺昌与黄慕兰的儿子。营救关向应的“女谍” 最先报告向忠发叛变 1931年，贺昌主动申请独自秘密前往苏区斗争，黄慕兰再次面临离别。 1931年1月，因“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地下党员被捕。组织看中了黄慕兰的活动能力和社会关系，便任命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互济总会的营救部部长，与刚刚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单线联系，承担营救被捕同志的任务。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关向应在位于上海闸北区的寓所被捕。关向应当时化名李世珍，被捕时身份没有暴露。几天后，担任中央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不仅供出中共中央地下几乎所有机关及领导人地址，还将在押的、身份尚未暴露的中共领导人一一指认出来。情况非常危急！黄慕兰接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关向应。当时，黄慕兰打扮成上层妇女，出面去找一位名叫陈志皋的年轻进步律师。陈志皋出身于享有盛名的世家门第，家族背景雄厚，其父陈其寿在上海法租界当了18年刑庭庭长，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陈其寿很欣赏黄慕兰，收其为干女儿。陈志皋向父亲提出，黄小姐有个远房亲戚叫李世珍，被当局误抓，现关在龙华监狱，不知能否通融一下。陈其寿一听，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了下来。在陈其寿的打点和疏通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放了出来。黄慕兰和陈志皋亲自驾车到龙华监狱将关向应接了出来，并在东方旅馆包了房间替他接风洗尘。不久关向应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苏区，担任了湘鄂西苏区的军委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在营救关向应期间，陈志皋对美貌、智慧的黄慕兰展开追求。1931年6月22日下午，陈志皋约黄慕兰一起去看电影。因时间尚早，两人便找了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两人刚刚坐定，又有一人推门而入。来者叫曹炳生，租界当局的法语翻译。他和陈志皋是同学，一见碰到了熟人，便径直走了过来。曹炳生无意间透露，当天巡捕房捉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头，50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齿，一只手只有4根手指。这个人架子蛮大，但一点儿没骨气，还没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一边面不改色地喝咖啡，一边紧张地琢磨此人到底是谁？等曹炳生一走，黄慕兰便借口头疼，电影不看了，让陈志皋将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电话通知了潘汉年。见面后，黄慕兰说：“会不会是总书记向忠发？”“对，是他。他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手指砍去了一个。那我就走了！”说罢，潘汉年急速跑了出去。周恩来接到潘汉年的密报之后，立即搬家，中共地下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转移。曹炳生说的那个叛徒正是向忠发。为了查实向忠发的叛变，周恩来一面派内线进一步打听，一面派特科队员在小沙渡路自己和向忠发的寓所附近埋伏、侦察。那时，上海有一种挑着担子流动卖馄饨的小贩，都是在晚上通宵营业的，参与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周恩来和李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1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周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周恩来家只有3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交给向忠发，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周恩来的叛徒就是向忠发。向周恩来献策反击“伍豪脱党”谣言伍豪是周恩来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当时，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组成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当时，邓颖超抓到的是1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5号，就被称为“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伍豪”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员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月20日、2月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党组织。当时，周恩来通过潘汉年找到黄慕兰，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我已经叛变自首了。你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黄慕兰凝神思索了一会儿，觉得周恩来五四运动期间在天津觉悟社的代号为“伍豪”，后来又作为在党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和《红旗日报》上发表文章时的笔名，为党内外许多人所熟知，便马上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 周恩来看后很满意，夸奖说：“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啊！这件事就请你先去和陈志皋律师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办得既有成效又妥善无虞吧！”又说：“你工作做得很好，潘汉年同志也很机警能干，你们俩配合得很好。党组织会派人与你经常保持单线联系的，一定要自己小心，多加保重。” 告别后，黄慕兰拿着起草的稿子找陈志皋商量。陈志皋钦佩伍豪写的文章，但那时还不知道就是周恩来。陈志皋说：“能为《红旗》的撰稿人辩护，是非常光荣的，我决不推脱！但是照这样的做法，启事一旦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南京国民政府肯定会追究此事，向我查问：是谁介绍认识这个伍豪的？或是谁代表伍豪委托你代登这个启事的？我可怎么回答呢？先别忙，让我再仔细考虑考虑，想出一个既能公开辟谣，又万无一失的安全办法来。”他建议代找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周恩来的另一别名）登一个紧要启事。 1932年3月4日，《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黄慕兰晚年回忆说：“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了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2月份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 在和陈志皋的交往中，黄慕兰结识了很多上层人士，她不忘使命，在幕后策划各方面的营救活动。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加强了对陈志皋的争取工作。 1933年，陈志皋正式向黄慕兰求婚。但那时，黄慕兰一直都对去苏区后杳无音信的贺昌念念不忘，就以家庭地位不相配为由拒绝了陈。但陈“竟咬破手指，在一条白手巾上书写爱意”。黄慕兰向组织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党组织认为，在当时复杂的白色恐怖背景下，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合，很可能会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黄慕兰于是听取了组织的意见，带着“继续支持营救被捕同志工作、婚后互不干涉个人行动、允许她将来与前夫遗孤相认”的3项约定，答应了陈的求婚。陈志皋迎娶了情绪复杂的黄慕兰。蔡元培、沈钧儒和柳亚子等名流证婚、做介绍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贺昌跟项英、陈毅等一起被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贺昌在一次率领部队向粤北边区转移时，在江西会昌河遭敌伏击，被包围了7天7夜，最后因粮尽弹绝腿部负伤而壮烈牺牲。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以后，1933年奉命脱党，先后以银行家、慈善家、国民党特派员等特殊身份为中共工作，参与了“全国冤狱赔偿运动”、营救“七君子”出狱、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线、香港文化名人大撤退等重大行动，期间也曾再次遭受国民党的牢狱之灾。 1942年，黄慕兰在重庆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表扬了她的牺牲精神。 20世纪50年代，黄慕兰因受“潘杨案”牵涉，两度入北京秦城监狱，辗转17年。在“文革”之乱中，许多难友因过度忧郁、神经受损害，有的竟失去了记忆力。但她当时却乐观地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她说：“我觉得软禁在此，倒是使我们免受外面风暴冲击折磨之苦，乃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内心充满着期待平反恢复自由的乐观精神，因而思想开朗，并坚持勤练太极拳，故能保持身体健康。”20世纪80年代，她在邓颖超的帮助下，顺利平反，并任上海市政府参事。1993年移居杭州。晚年，黄慕兰一直低调地生活在杭州，她爱看电视，每天必看《新闻联播》，对以地下党情报人员为主角的电视剧很有兴趣；还爱打麻将，中午必打一小时纸麻将。黄慕兰还爱写诗，常常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桌旁，写上一两首小诗。“一缕幽香，万般情意，沁入柔肠千结。回忆北伐扬鞭，年少风光卓绝。壮志豪情报国心，如荼火热。抛家出走忘朝夕，挥剑誓除荆棘。世间事，自多曲折。肝胆照，同仇巾帼。救死抚伤，神驰先烈。强敌崩溃，人民欢悦。又谁料风波再涉。感明镜，鉴我无私，还我本来清白。”这是黄慕兰老人在其自传出版时写的一首诗，写出了她一生的忠诚与情怀。

【特朗普执政团队，除了史上最富这个主要特征，第二个主要特征就是：众多安·兰德的信徒。由于他们中很多人都熟读安·兰德的小说，甚至以其中的主人公自诩，所以要深入理解特朗普团队，分析他们的行为，也要了解安·兰德的小说到底写了什么。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撰写此文，为读者引路探秘，一层层揭开安·兰德的“世俗神学”面纱。】（文/专栏作者文扬）先讲三个故事。第一个。1975年，已连任两届加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在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哪些经济学家影响了他的经济理念时，他回答道：“巴斯夏、米塞斯、哈耶克和赫兹利特。”多年后，据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遗孀玛吉特·米塞斯回忆，里根总统曾对她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在起草演讲稿之前求助于你丈夫的著作！” 第二个。也是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保守党主席后，研究部的工作人员与她一起讨论一篇文章，提出保守党应该采取“中间道路”路线。没等发言人讲完，撒切尔从提包里拿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举起来后掷到桌子上并大声说道：“这本书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几年后，撒切尔已成为英国首相，报纸用《撒切尔夫人的教父！》、《教士与首相》等标题报道她与哈耶克的关系。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教授是这届政府制订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 第三个。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不止一次在演讲中公开声明：“我是安·兰德的粉丝！”他还提到安·兰德的代表作《源泉》，说：“这是一本有关商业、美、人生、（内心）情感的书，里面几乎谈到了一切”，并以小说中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自诩。新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CEO，也是安·兰德的追随者，他称安·兰德的另一部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是我最爱的一本书”。新任中情局长麦克·蓬皮奥则声称：“伴随我成长最严肃的一本书就是《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对我的人生影响特别大！” 三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因涉及到了三个重要的政治领袖和三个重要的知识分子而颇具深意。简单归纳一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当代的西方政治领袖，都有自己的精神导师，这些导师虽是世俗知识分子，其作用却类似于宗教教父，其著作也带有神学的性质。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是因为西方的政治领袖习惯于以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自居，而精神导师的宏大理论正好就是统治者所需要的“世俗神学”。 2.经济学家分为两种。一种将经济活动视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个局部，所有研究都保持在被确定为“经济”的限定范围内，不涉及其他领域；另一种则将经济活动中的个体行为模式抽象出来，赋予普遍的意义，从而将其无限制地扩展到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领域。显然，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属于第二种经济学家。米塞斯曾说：“经济学，像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一种抽象推理的展示。”因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所遵循的“行动公理”是一种先验的“原生真理”。 3.先验的学说即属于神学领域。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学说，可以称之为“自由秩序神学”，而兰德的学说，则可以称之为“个人成功神学”。无论形式如何，哲学或经济学著作，还是畅销小说，本质上都是神学。 4.这两种世俗神学都源于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米塞斯，他既是哈耶克的引路人，也是兰德的精神导师。但两个学生各取所需，哈耶克从米塞斯的市场理论出发，发展出一种以知识论为基础的自发秩序理论；而兰德则受米塞斯“人的行动学”理论的启发，把那些所谓符合“行动公理”的抽象的理性人，变成了小说中一个个有模有样的英雄人物。 5.不同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还算是哲学家，在世俗神学体系中算得上是“高级教士”这一级；而兰德只是一个写小说的，无论哲学造诣还是文学成就都谈不上，要排位的话，只能算是一个“教区牧师”。 6.里根以米塞斯为师，撒切尔以哈耶克为师，说明他们的世界观还有一些哲学理论作支撑；而特朗普和他的同僚们以小说家兰德为师，说明其世界观里完全没有理论，只有一个个被塑造出来的幻化形象。所以，前两人掀起了一场影响遍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新自由主义革命”，而特朗普则发动了一场只有颠覆性、看不到建设性的“新民粹主义运动”。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西方政治领袖明显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包装在“哲学小说”中的世俗神学兰德是个出身在俄国的犹太人，儿时亲眼目睹过人民革命运动的暴烈和恐怖，来到美国后正赶上“美国世纪”的大繁荣时代。关于她出身和生平的这三点，就成为了其事业成功的大部分外因。她于1943年出版了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出版后头六年就卖出600万册，此后多年仍以每年约10万册的量售出，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二十多种语言，风行世界。安·兰德（资料图）《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出版于1957年，同样成为了全球畅销书。从此以后，她的“个人成功神学”保持其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创刊于1987年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杂志《自由》曾在1988年和1998年两次对其读者进行调查，其结果，安·兰德两次都位于“对您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前五位学者”的榜首，高于杰斐逊、弗里德曼、米塞斯和哈耶克。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每月好书俱乐部于1991年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是“继《圣经》之后对当代美国人影响最大的一本书”。美国餐饮集团CKE 的CEO安迪·普斯德是美国企业家研究所全国委员会的联席主席，他把他众多的个人成就和荣耀归功于安兰德的思想指导。不仅自己读了安兰德的书，还要求自己的六个孩子都必须读。他说“他们要先读《源泉》，再读《阿特拉斯耸耸肩》”。自适应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沃斯这样说：“我在12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接触到兰德的哲学，虽然比较晚，但这简直是我人生中一次美妙的发现，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的哲学帮我认清了我的个人价值和目标，让我明确了应遵循的商业道德，尤其是客观主义认识论对我的智能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 安·兰德不是哲学家，她从未出版过完整的哲学著作，其理论文章也从未在学术期刊上刊登过，学院派的哲学家没人承认她的学术地位。在《源泉》一书25周年再版序言中，她说：“我为了小说本身来进行写作和阅读”。但是，她的小说却如同哲学读本一样包括了世界观，还包括了人生观，甚至包括了认识论和方法论，读者们各取所需，各有收获，因此而影响了无数大众。而她也不是文学家，《源泉》正式出版之前曾被十二家出版社退稿，大多数编辑都认为说教痕迹太重，情节和人物过于粗糙，文字的优美也谈不上。该书在出版后的头几年里曾恶评如潮。对此，她的辩解是：“我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就是‘理想人物的形象化’。对道德理想的描写，作为我的终极文学目标——其本身是书中所含的任何说教的、理性或哲学的价值观的目的——只不过是手段而已。”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通过读者的口口相传，该书销量却节节上升，几十年长盛不衰，甚至出现了遍及全美国的粉丝团和读书会。这就是神学，就是教主与信众。她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客观主义”Objectivism，没什么特殊含义，只是因为“存在主义”一词已经被别人用了。而其核心思想也如同是各种无神论哲学的大杂烩，用她自己的话，就是“我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将人类当成英雄一般，以他的幸福作为他生命中的道德目的，以他高尚的行为达成建设性的目标，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绝对原则。” 看得出来，大杂烩的主菜是尼采，又混合了亚里士多德、洛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一个有点天分的犹太裔作家来说，这不是太难的事。毕竟在长达四千年的时间，她的犹太祖先们在几乎每一个时代里都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说：“安·兰德是20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英国作家George Monbiot在他的《卫报》专栏中写道：“安·兰德的哲学体系，是二战以后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丑陋的哲学：自私是美好的品质，同情心是‘非理性的’和‘破坏性的’；富人理应拥有权力，穷人活该去死。这种哲学已在现实中遭遇彻底失败。然而，在安·兰德去世30年后，它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欢迎。” 这些批评，当然也有各自的道理。尤其在新自由主义革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大获全胜、左翼力量分崩离析这个大背景下来看，更是如此。二、特朗普们像极了小说中的人物不同于哲学思想的大杂烩，安·兰德的政治立场却绝不含糊。她所宣称的“崇拜人类”，其实并不是人类全体，而是一个极小的群体，就是她在选择“源泉”这个词做书名时所考虑的，是那些“一手的”、原生的、天才的、如同溪水的源泉一般喷涌而出的英雄人物；而不是那些“二手的”、次生的、平庸的、永远随波逐流的普通大众。在写作中，她把这些尼采式的超人当作“理想人物”并“作为目的”来刻画，为此，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真实和常理。而由于这些“理想人物”无不是自私自利的自由至上主义者，所以，只要涉及政治问题，她也会毫不犹豫地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用自由主义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下面来看看她笔下的这些“超人”、“英雄”、“理想人物”都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第一个共同点：极度自负，蔑视所有其他人。《源泉》的开头，主人公霍华德·洛克，一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刚刚被所在的斯坦顿理工学院的建筑学院开除。临行前，系主任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作者这样描写道：（系主任：）“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也许可以理解。可你对人们是否同意你的观点也不在乎吗？” （洛克：）“是这样的。” “可是这……这太荒谬了。” “荒谬？可能吧。我说不准。” …… 系主任挪了挪坐椅。洛克让他感到不舒服。洛克的眼睛礼貌地凝视着他。系主任暗自思忖：他这样看着我并没什么不好，事实上他做得很对，这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得体的专注；但唯一不妥的是他的眼里似乎没有我。 “留给你的每一个问题、每一项你必须完成的设计任务，你都是怎么对待的？”系主任接着说，“每一项作业你都是以那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做的，我不能称之为风格。它与我们一贯试图传授给你们的每一条原则都格格不入，与所有既定的艺术先例和传统背道而驰。也许你认为你是所谓的现代主义者，但你甚至根本就算不上。那叫……那完全是疯狂，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我不介意。” 此时的主人公才刚刚二十岁出头，而根据小说的内容，他之所以如此傲慢无礼，目空一切，把整个学院和所有老师统统不放在眼里，其实不过是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些关于建筑设计的个人想法，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古怪念头。仅仅凭这一点点优越，作者就能让她的“理想人物”目中无人、不顾礼貌、把学院系主任贬为只能为英雄做背景人物的“二手货”。如此来看，说安·兰德内心邪恶，毫不过分。第二个共同点：极为自恋，没有亲情观念。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以下简称《阿》）一书中，作者的“理想人物”之一钢铁大王汉克·里尔登，在成功炼出了第一炉“里尔登合金”之后下班回家，把一枚用合金做的手镯送给了他的“抽象妻子”莉莉安。之后，兰德这样写道：（莉莉安）她把手镯放在桌上，站起来，双手扶着里尔登的肩膀，踮起脚尖，亲吻了他的脸颊，说，“谢谢你，亲爱的。” 他没有动，没有朝她低下头去。过了一阵，他转过身，脱下外套，远离其他人坐在了壁炉旁。他只觉得筋疲力尽。他没有去听他们在说什么，隐隐地听到莉莉安在争论着什么，替他同母亲辩护着。 “我比你更了解他，”母亲在说，“汉克·里尔登对人、动物或草都没有兴趣，除非这与他或他的工作有某种联系，那才是他关心的。我尽了最大努力教他谦逊，我尝试了一辈子，还是没成功。” 他曾经让母亲不受任何限制地选择她喜欢的生活方式和地点，他一直奇怪她为什么一直坚持同他住在一起。他想，他的成功，对她并非全无意义，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就是联结他们的纽带，他唯一能够承认的纽带。如果她需要她那成功儿子家中的一块地方，他不会拒绝的。 “不可能让亨利做一个圣人，妈妈，”菲利普说，“他本来就不会的。” “噢，可是，菲利普，你错了！”莉莉安说，“你是大错特错了！亨利具备成为圣人的一切条件，这才是麻烦。” 对话中提到的菲利普是汉克的兄弟，一个同样被归为“二手货”的背景人物。在兰德的小说中，她的主人公每一个都是这种不讲亲情、没有尊亲孝悌观念的自大狂和自恋者。相信任何一个通人情、讲常理的读者看到这些情节，都会禁不住反问这些被编造出来的主人公：你以为你是谁？第三个共同点：极为拜金，为此不择手段。《阿》中另一位主要的英雄人物，是铁路大王、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总裁詹姆斯·塔格特的妹妹、副总裁达格妮·塔格特。她经常因为企业经营上的事与她的哥哥激烈争吵。作者借她之口这样说道：（詹姆斯）“在我看来，这种眼光太狭窄了。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应该去帮助一个人，而不是整个国家。” （达格妮）“我对帮助任何人都没兴趣，我想赚钱。” “这是种不切实际的态度。自私的贪婪是过去才有的，公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被放在任何一个企业——” “你还想再兜多久的圈子来逃避这件事，吉姆？” 在另外一次争吵中，达格妮咄咄逼人地说： “我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意见。我不会同你、你的董事会，或者你的那些学者们去争论。你只要做一个选择，而且是现在。就说行还是不行吧。” （詹姆斯）“这是荒唐、粗暴、专制的做法——” “行还是不行？” “你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是用‘是’还是‘不是’。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绝对的，没有绝对的事。” “铁轨，就是绝对的事；我们要或不要，也是。” 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特朗普团队的影子。把小说中的铁轨换成墨西哥边境墙或穆斯林旅游禁令，不用改变别的，态度和语气是完全一样的。兰德小说中人物的身上，不难看出特朗普团队的影子。而这些人对待媒体的态度，在《阿》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汉克的哥哥菲利普：）“你的公关做得不太好，汉克，”他说，“给新闻界的印象总是很差。” （汉克：）“那又怎么样？” “人家不喜欢你，汉克。” “我从客户那里没听到任何抱怨。”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应该雇一个好媒介代理人，把你向大众推出。” “为什么？我卖的是钢铁。” “但你不能让舆论都反对你，舆论的意见，你知道——是很有分量的。” “我不认为舆论是在反对我，而且，无论它是怎样，我觉得什么都说明不了。” “报纸是反对你的。” “它们有时间可以浪费，我可没有。” “我可不喜欢，汉克，很不好。” “什么？” “它们写的关于你的东西。” “它们写我什么了？” “哦，你也清楚那一套，比如你身上带刺，你冷酷无情，你在工厂管理上独断专行，你唯一的目标就是生产钢铁和赚钱。” “可那就是我唯一的目标。” “但是你不应该那么说。” “为什么不呢？我应该怎么说？” “哦，我不知道……但你的工厂——” “那些是我的工厂，对不对？” “是的，不过——不过你不应该总是在这一点上大声地提醒人们……你知道现在的世道……他们认为你的态度是反社会的。” “我才不管他们怎么认为。” 如果安·兰德地下有知，她看到今天的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竟然和她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模一样，一定做梦都会笑醒。现实就是这样，无论左翼学者们怎么批判她、否定她，结果证明她赢了，她笑到了最后，在她死后三十五年，连美国总统都成了她的“理想人物”。在兰德的心目中，这些人物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们自有其历史渊源，说穿了就是中世纪旧式贵族在当代的复活，资本主义时代的新贵族，一种“金钱贵族”。将这种人物奉为英雄，代表了一种彻底的反民主世界观。在《阿》一书中，作者编造了一个从旧世界一直延续下来的西班牙贵族家庭——来自阿根廷的德安孔尼亚家族。她这样写道：弗兰西斯科觉得选择塔格特家的孩子做他的伙伴再自然不过了：他们是塔格特泛陆运输公司王冠的继承人，正如他是德安孔尼亚铜业的继承者一样。 “我们是这个世界仅存的贵族——金钱的贵族，”他十四岁的时候，曾这样对达格妮说过，“假如人们能够明白的话，这才是真正的贵族，可是他们不明白。” 他有他自己的等级制度：对他来说，塔格特的孩子并不是吉姆和达格妮，而是达格妮和艾迪。他很少主动去留意吉姆的存在。艾迪曾问过他：“弗兰西斯科，你是那种很高层的贵族，对不对？”他回答说：“还不是。我的家族所以能延续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当中没人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天生的德安孔尼亚，我们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德安孔尼亚。”他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好像是希望那声音能够穿透听者的脸，能够让听者恍若加冕。他的祖先塞巴斯帝安·德安孔尼亚在几百年前就离开了西班牙，那时西班牙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他是当时西班牙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宗教裁判所的大人不同意他的思想，并在法庭宴会上要求他改变。塞巴斯帝安·德安孔尼亚用酒杯里的葡萄酒泼了那个大人一脸，然后在被抓住前逃掉了。他抛下了他的财富、他的财产、他的大理石宫殿，还有他心爱的姑娘——漂洋过海，去了一个新的世界。当然，只有南美才可能有这种未曾中断的旧式贵族家族，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和经历过民主革命的国家，第一代暴发户只能是强盗。作者在为塔格特家族编造历史时，只好这样写：生前，“内特·塔格特”这个名字并不响亮，反而臭名昭著，在带着厌恶的好奇、而不是尊崇中被一再重复着。假如有人崇拜的话，也是像崇拜成功的强盗一样。尽管如此，他的财富中没有一分钱是巧取豪夺而来，如果说他感到有什么罪过，那就是他为自己挣得了财富，并且念念不忘这是他自己的。有许多关于他的私下传说。据说，在荒凉的中西部，在他的铁路修到一个州的境内一半的时候，他谋杀了一个企图吊销他执照的州议员，有些议员想靠贱卖塔格特的股票发财。塔格特被起诉谋杀，但他们无法证实这个指控。从此，他和议员们再也没有任何麻烦了。据说，内特·塔格特曾经多次把命都赌在了铁路上。但有一次，他下的赌注比命还重要。在他的道路施工由于急需资金而不得不停工的时候，他把一个提议给他政府贷款的有名的绅士从三层楼高的地方扔了下去，然后用他的妻子作抵押，从一个嫉恨他、但又垂涎他妻子的富翁那里得到了贷款。他及时还了贷款，没有赔进他的抵押品。这笔交易得到了他妻子的同意。她是南方一个显赫贵族家的美人儿，但被家族剥夺了继承权，因为在内特·塔格特还是个年轻的穷冒险家的时候，她就与他私奔了。如果调查一下特朗普团队中这些富二代、富三代的家族史，恐怕会有很大比例的家族成员有着类似的故事。三、特朗普团队就是一个“兰德教原教旨主义者”团体通过兰德的小说来理解并推测特朗普及其同僚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因为小说与现实人物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宗教教义与虔诚信徒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及其同僚们通过接受教义和模仿书中主人公，成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兰德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特殊人物类型。最近在特朗普团队中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另一种事实”。意思是他们这一群“兰德教原教旨主义”信徒，这些现实版的霍华德·洛克、汉克·里尔登、达格妮·塔格特、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和约翰·高尔特，有着与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视野、眼光和判断，因此绝不会承认其他人都看到的基本事实。如果其他人都说那是一只鹿，而他们坚持说那是一匹马，根据“兰德教原教旨主义”的“绝对理性”原则，这里的“另一种事实”就是“那是一匹马”。因为他们坚信，只有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其他人都是非理性的；只有他们这种类型的人才是社会的“源泉”，才是“一手货”，其他人都是随波逐流者，都是“二手货”。就像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在所有事情上，他们都会做出“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哪怕“他们”代表了绝大多数人，代表了整个世界。《阿》中达格妮与哥哥詹姆斯有这样一段对话：（詹姆斯：）“达格妮，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都很糟，我不清楚究竟哪里出了毛病，但是问题很严重。人们必须彼此依靠，去找到出路，但除了大多数人，谁来决定走哪条路呢？我觉得这是唯一公平的决定方式，也看不到其他的了。我想会有人被牺牲掉，如果那轮到我头上，我没权利抱怨。他们是对的，人必须要团结在一起。” （达格妮：）她气得发抖，努力平静地说：“如果这就是团结的代价，那我要是还想在这个地球上和人类一起生活，就一定是被诅咒了。如果他们当中剩下的人只是靠毁掉我们才能生存，我们凭什么愿意让他们生存下去？自我奉献式的牺牲永远都说不通。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把人当成动物一样的牺牲品，毁掉最优秀的人是不道德的，好人不能因此受到惩罚，有能力的人不能受到惩罚。如果那样做是对的，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彼此屠杀吧，因为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才是对的！” 在另一个地方，作者这样描写达格妮这位超人：她忘掉了她的哥哥和他那个国家联盟，把所有的问题以及人和事都忘在了身后，它们一直如阴云笼罩着她的视野，她总想尽快地跑出去，把它们扫开，从不被它们所统治，它们也从不真实。而这才是真切的现实，她想，这种清晰的轮廓感，这种目标、光明和希望的感觉。这才是她希望的生活方式——她不情愿在较之逊色的世界中度过任何时光、做任何事。毫无疑问，对于“金钱贵族”的赞美和歌颂，与对于普通人的轻蔑甚至仇恨，出于同一个立场。对此，无论是教主安·兰德，还是她的信徒唐纳德·特朗普们，都毫不掩饰。指望与这样一群人达成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指望与他们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小说早已告诉了人们：想都别想！这一点连他们的亲兄弟、亲老婆、亲爹亲妈都做不到，何况其他人群、其它阶级、其他民族！若把“兰德教原教旨主义”当作人类社会中的一极，那么，与这一极针锋相对的另一极，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就是与美国相对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在阶级划分上，中国就是与国际大资产阶级相对的一个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制度上，中国就是与美国式资本主义相对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类型上，中华文化就是与信奉“天下为私”的个人主义文化相对的一个信奉“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在“文明冲突”上，儒家文明就是与各种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相对的一个讲尊亲孝悌、讲尊师重教、讲仁者爱人、讲礼义廉耻的人格主义文明。通过兰德的小说，既可以看清特朗普团队的本质，也可以看清这个团队与中国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这个团队聚集了如此之多的极端反华人士？因为时至今日，从国际关系到文明冲突几乎所有维度上与中国的针锋相对关系，双方都已经看到了。当然，中国还会一如既往，还会继续呼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推动新型的全球化，但同时，中国也必须心如明镜：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以特朗普团队为代表的“兰德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道路上最大的那个对立面！大博弈即将开局，要做到知彼知己，兰德的小说和“兰德教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重要观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