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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 ·福山，在英国《展望杂志》2017年1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的文章。福山在文章中称，特朗普当选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虽然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福山说，“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福山还表示，“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此外，对于美国目前的政治现状，福山称，精英捕获（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和否决制（美国在过去二十年里，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变得高度分化，特殊利益群体崛起并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但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正在严重侵蚀着美国。特朗普以下为《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的全文翻译（译文来自澎湃新闻）：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希拉里精英捕获与否决制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弗朗西斯·福山不平等与阶级不满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奥巴马整饬现状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克林顿民主在复仇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 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原刊于英国《Prospect Magazine》2017年1月号，原题“America: the Failed State”。）

1938年，一个二十多岁、穿着时髦的女子走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办公厅办理入职手续，工作人员照以往查看证件，一个加有“特”字的国民党党员证引起了他的注意。 “特”代表特别入党，看来她是国民党非常重要的机关人员。而她却被毛泽东称赞是中国共产党“玻璃瓶里押宝”。萧克说她“不用千钧棒，赛过孙悟空”，连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一生都对她嘘寒问暖。她是现实版的“翠平”，谨遵周恩来的教诲，做了一辈子的“无名英雄”。这个潜伏在蒋介石宋美龄身边11年的美女速记员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女人”。抗战时期，民间传着一句流言：“白天蒋介石在重庆开会骂娘，晚上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就能知道。” 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因为有了沈安娜而变成了事实。她会及时将蒋介石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传送给延安共产党。能够在国民党内部蛰伏14年，在蒋介石身边待了11年，让蒋介石无秘密可言，深得国民党高层领导的信任，这需要多强的心理素质和能力，这个女人究竟什么来头？这个女人性格倔强。沈安娜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书香门第。从小在父亲和叔父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从小安娜和二姐最亲，初二那年，二姐到了待嫁的年龄，却被母亲嫁了一个大地主的儿子，两人差十几岁。看着姐姐饱尝痛苦，沈安娜决定带着姐姐离家出走，1932年，两个女孩背井离乡，辗转来到上海。7岁那年，沈安娜曾被7尺白布缠住双脚，拼死反抗，大人不得不放过她。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两人竟按照报上刊登的招生广告报考了学校，二姐考进了务本女子中学，沈安娜则考入了南洋商业高级中学。从封建社会包办婚姻到上海的自由天地，姐妹俩兴奋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也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34年春节，姐妹俩选择留在上海，商量着去给恩师毛啸岑拜年。在毛家，沈安娜意外遇到了在南洋高商的校友和同学──华明之和舒曰信。四人相谈甚欢，走得越来越近，相见恨晚。可沈安娜不知道，自己和华明之后来成为了有名的间谍夫妻，她未来的姐夫就是舒曰信。 1932年冬，沈安娜和姐姐因为没钱交学费面临着辍学。为了糊口，沈安娜选择了中文速记学校，这里收费低，而且半年就能毕业。因为成绩优秀，沈安娜被浙江省国民党政府看中了，被要求去当速记员，可被19岁热血方钢的沈安娜坚决拒绝，她想：“我要去战场一线精忠报国。” 然而这时沈安娜的二姐早已参与了情报工作，主要做抄写情报、运送手枪的工作。地下共产党员华明之和舒曰信意识到，或许这是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好机会。他们马上向上级汇报。很快，指示下来了：沈安娜不仅要去考，而且还要考上。得到批准后，华明之和舒曰信陆续向沈安娜表露身份。舒曰信等人反复给沈安娜做工作，鼓励她，可沈安娜就是不相信，直到有一天她自己想通了，但她当时依然不知道搞情报算不算革命工作。沈安娜顺利地打入了敌人的内部，成为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原称记录科）担任速记员。这时年仅20岁的沈安娜，风华正茂，她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很快在浙江省政府机关脱颖而出，站稳了脚跟。沈安娜经常在浙江省高层重要会议上做记录，接触了上层大批机密文件。工作一个月，她接到二姐沈伊娜的暗语密信，要她回上海帮助“筹办婚事”。带一些什么回去作为“贺礼”好呢？沈安娜偷偷藏了一些自认为有用的、尚未销毁的机密文件和高层会议速记，和衣物简单地混装在一只小皮箱里，坐火车回了上海。一进门，沈安娜就神秘地说带来了结婚“贺礼”。姐姐打开皮箱一看，几份国民党的机密文件赫然摆在里面，不禁吓了一跳，上海满大街的特务，她数落妹妹这样做过于冒失和危险。而浙江省地下党的负责人王学文看到这些文件时，非常高兴，称赞“安娜了不起，一炮打响”。第一次情报工作的顺利完成给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带来了勇气和鼓励。沈安娜还创造了用特殊药水写情报，传递情报；创立了自己独派的速记方法。情报事业如火如荼地开展，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爱情也如日中天地开展，1935年，经王学文批准，沈安娜和华明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1937年日军侵华，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西撤到了武汉，与上海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随后几经奔波，夫妻俩终于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到了董必武和周恩来。沈安娜在国民党机关平常为人低调、谦虚，从来不予任何党内派系勾结，速记工作也做得非常娴熟。被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很是看好，被他推荐加入了国民党，并且还是“特别入党”。周恩来叮嘱沈安娜，在国民党核心机关工作，一定要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一定要打入敌人内脏。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沈安娜和华明之跟着“国民参政会”的包船前往重庆，被派去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员，开始了11年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生活。 1948年4月14日发表在南京《中央日报》上的照片显示，主席台中央正在讲话的是蒋介石，沈安娜就坐在他左后方埋头记录。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像往常一样主持着大会，突然发现大会现场居然有一个女速记员，顺口说了一句“咦，这儿怎么有一个女的？” 听到这话，沈安娜低着头，背后一阵发凉，手却不停地记下蒋介石的话，蒋介石也没多想，转而开始了会议的正题。蒋介石没想到，和共产党打了11年的败仗，竟是因为这个一直埋头记录的沈小姐。沈安娜不仅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全会的速记员，还是国防最高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三次国民党高级会议中蒋介石的御用速记工。 1942年，沈安娜和华明之在重庆的连线人徐仲航被捕，中共地下党又是单线联系卧底的模式，沈安娜夫妻又再一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段日子是沈安娜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在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拿着好不容易取来的重要情报，看着时钟滴滴答答地走过，却等不到人来取，最后又不得不亲手销毁情报。 1943年5月，沈安娜暂兼“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速记工作，常为宋美龄的讲话做速记。宋美龄非常喜欢穿旗袍出席公共场合，因此在每次给宋美龄速记前，沈安娜都会找出自己最好的旗袍穿上。因为“宋美龄实在是气质出众，只有这样去见她才显得比较得体”。每次速记完，沈安娜都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工整抄录，由华明之装订成册，封面还加上漂亮的美术字标题，宋美龄看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层保护色。与党组织失去了二年联系后，194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吴克坚奉周恩来指示，来到了沈安娜的家，继续负责与他们对接。一向坚强的沈安娜见到南方局派来的老领导，在重庆三年来的委屈、等待，让她激动得流下热泪，急忙汇报失联二年后的情况。吴克坚说：“情况组织上已知道了，你们应付得好，坚持了岗位，三年也真不容易呀。” 这时沈安娜夫妇才得知，徐仲航被捕后, 1944 年已由党组织派秘密党员阎宝航设法保释出狱离开重庆了。吴克坚传达了南方局领导的指示：在我党与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组织报告。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和共产党迎来了和平谈判，蒋介石等人一心只想独霸中国，于是沈安娜连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知道后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看透对手底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此时一心想做皇帝梦的蒋介石还美滋滋地开展如何攻击共产党军队、怎么当好新“皇帝”的计划。 1946 年1月10日至31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白天沈安娜就担任政协大会和分组会的速记, 晚上还得参加国民党政协委员“党团会”的速记工作。每天晚上国民党的党团会都会筹划第二天如何对付共产党。而他们商量的一切底牌, 都被沈安娜一一记在了速记本上，连夜由华明之送给吴克坚，然后再转给周恩来。不仅如此，她还把现场的氛围、核心人物的玩笑话也记了下来。如，蒋介石讲话，骂他下边人：“腐化！无能！”。他下边的人小声反驳说：“说我们腐化无能，腐化无能也是你总裁领导的！” 主和派的邵力子说：“完了！完了！都是你们好战的结果！” 刘斐说：“大炮就要打到南京了！”有的人还喊：“快把你们的家属接走吧！”会场乱成一团，周恩来等人看着这些话时常是哄然大笑。对此，周恩来由衷地称赞他们的情报：“迅速、准确”——这看似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其实是对情报工作的最高要求。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中央党委会，进一步策划攻击中央解放区，另一边又在和共产党争取时间，整顿军队，企图依靠美机、美舰，进攻解放区，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沈安娜在会上一边速记着重要军情，一边在心中咬牙切齿地骂道，这群骗子！她连夜整理，迅速送到了延安中央最高决策层，蒋介石的阴谋被揭露了，这件事也让蒋介石开始怀疑高层人员出现了内奸，于是大力彻查机关人员。熟悉国民党的尔虞我诈，知道内部的利益矛盾，沈安娜立即反应过来，将矛盾转移到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人，从而保护了自己。沈安娜能在国民党内部一边输出情报一边保护自己，在于她很会搞好与上级领导们、同事的关系，深得人心。生活上，她紧跟国民党的“潮流”，还把于右任、吴稚晖等人的书法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休息时，张继、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对沈安娜说，他们愿意联名推荐她当立法委员。这是一个名利双收的美差，国民党党部有不少女性为之企盼、向往。但沈安娜还是婉言谢绝了几位国民党元老的美意，因为立法委员无法获取大量情报。 1949年4月，国民党开始向台湾南撤。这时，沈安娜的上级领导吴克坚通知沈安娜夫妇，让他们相机脱身，去上海等待解放。 1948年，沈安娜、华明之在南京此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已换为陈立夫，他下令机要处长带走最优秀的速记员沈安娜，因为她掌握了国民党的大量情报。但沈安娜以回上海看一眼家人为由，便一去不归，陈立夫也等不及沈安娜了，只好先撤退了，沈安娜十几年的谍报生涯也彻底结束。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和华明之分别进入国家安全局和上海国家安全局工作，直至离休。 1999年沈安娜和华明之举行了金婚纪念活动随后，他俩被国家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他们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2003年，华明之在北京病逝，七年后这对历经谍战风云的恋人得以团聚。沈老临走前叮嘱子女，一定要将自己的10万元钱积蓄捐赠母校泰兴中学，同时设立沈安娜奖学金，奖励和资助家乡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子。在不见刀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沈老走过了传奇的“谍战”人生，留下的是坚持的信念与永恒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