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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配图   据外媒报道，21世纪越来越趋向于混乱，全球范围内的灾难正在显现，其中一些城市正在接近完全崩溃的状态……是时候离开大城市了。 穆加（Robert Muggah）根据2100个城市的数据，发现了更可能使一个区域变得暴力、不安全和脆弱的一些因素。数据显示有30个城市处于灾难边缘。 通过对这些城市进行分析，也找出了一些可能的原因。 根据冲突，脆弱性，人口增长，失业率，社会服务，收入不平等，空气污染，谋杀犯罪率，恐怖袭击事件，政治暴力和发生自然灾害的风险等因素对城市进行评级。以下一些城市不幸上榜。 最近的海啸和 地震给新西兰带来了破坏，并肆虐邻近的澳大利亚，因此自然灾害被证明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虽然这些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相当稳定，但地理脆弱性导致它们易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们的文明远远不稳定。奥克兰、新西兰也是危险城市的名单中。 海地的情况更糟糕。2010年的地震对这个已经是地球上最贫困的地方之一造成了广泛的破坏。2016年的海地飓风灾害证明，尽管有 克林顿基金会等机构捐赠的数十亿美元和慈善干预，海地仍然是极为脆弱的。数十万人面对家园被毁不得不再次流离失所；地方政府和全球非政府组织（NGO）几乎无法确保灾民的基本必需品供应，海地仍然是一个危险之地。 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和纷争不断的非洲也有很多非常危险的城市，这些地方的人口处于灾难的边缘，许多人都容易受到犯罪和暴力的伤害。也门伊卜，伊拉克基尔库克，也门亚丁，阿富汗喀布尔，伊拉克摩苏尔，这些地方都是危险之地。而伊拉克已经成为形势最恶劣的地方之一，另外还有刚果，摩加迪沙，索马里和其他高冲突地区。 巴西的大城市充斥着贫民，包括饮用水在内的基本资源也面临短缺，数百万民众正处于崩溃边缘。圣保罗有800人面临无法获得饮用水的危险，这个城市可能发生骚乱，甚至是生存危机。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哥伦比亚的许多城市发生的毒品战争冲突夺取了大量生命，并使数百万人民受到帮派统治的束缚，这些城市仍然极为脆弱。 委内瑞拉已经证明是一个特例，它达到了近乎崩溃的程度，该国的货币崩溃和经济战争让人民痛不欲生，人们被迫排队等待口粮配额，在黑市上交易并用失去价值的现金结算。油价急剧下降所造成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加拉加斯仍然存在最严重的饥荒，充斥着穷人和越来越感到厌倦的人群。 危地马拉城、危地马拉米斯科、洪都拉斯比亚努埃瓦、洪都拉斯圣佩德罗苏拉被确认为中美洲最为脆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难民为了逃离本国持续的动乱，继续向美国寻求庇护。 或许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大幅增加的移民、“强奸”丑闻、对恐怖主义的社会关注、易受到全球经济压力的影响，这此因素正在使许多欧洲主要城市变得脆弱。 英国伦敦是全球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它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包括不断涌入的移民，日益加剧的经济差距，文化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当前它还需面对与退欧和其他问题有关的各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 东欧国家尤其容易受到这些压力影响，从而可能导致不断加剧的社会动荡。 法国、德国、瑞典和挪威在移民和文化问题上也面临严重的不稳定性。 随着经济状况和增长危机的恶化，绝望的人群遍体鳞伤，他们比美国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憎恨和分裂，人们生活在比以往更大的城市区域……这些大城市是全球活动的热点区域。 但其中许多城市也被证明处于崩溃的危险边缘。犯罪猖獗，秩序瓦解，甚至有许多人都愿意利用这种情况。许多地区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并且已经在过去的紧急情况中失去控制。在其他地方，普遍的失业带来了盗窃和暴力事件的增加，这给城市带来了伤害。 无论是什么原因，有很多地方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据新浪体育12月14日报道，沙佩科恩斯队幸存球员之一、后卫内托在苏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医生他的球队是否赢得了南美杯冠军。 幸存者之一的内托   内托是六名空难幸存者之一，31岁的他一度陷入昏迷，当他在医院醒来时，一时无法回忆起发生的一切，他问医生谁赢得了南美杯冠军(南美足联已将冠军颁给沙佩科恩斯队)，又问自己为何在医院里，为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无法参加南美杯决赛……看起来，内托对空难的情况出现了暂时性的失忆。 　　球场上的内托   内托无法回忆起发生了什么   医生当时决定，球队遭遇空难、大部分球员丧生的消息，要等到内托稍后情况稳定了再告诉他。内托后来接受了肺部、膝盖和手腕的手术，并接受了大部分队友罹难的悲痛现实，而医生们安抚内托，称他康复以后依然可以踢球。 内托的父亲在Facebook上分享了这个消息：“带着满足和愉悦，我可以确认，我儿子的情况越来越好。他们刚给他的双腿进行了手术，医生们保证说，他可以重返球场。” 另一位幸存球员鲁斯切尔已可以下地   另外，此次空难的另一位幸存球员鲁斯切尔，恢复情况十分良好，已经可以下地走路了，他此前被报道遭遇脊椎骨折，但在手术后，医生称他的恢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

　华为现在能在20多年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科技企业奇迹，有其了不起的企业管理机制，利益分享的机制，还有数代华为人的努力奋斗。在华为，你首先是一个“华为人”，其次你才是父亲、丈夫、儿子等，企业的利益与目标是放在首位的。任总本身就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为了华为牺牲了很多。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样的理念，这里摘选了前华为副总李玉琢的《我为什么离开华为》和青年周末对他的采访，一窥华为的文化。 李玉琢，原华为副总裁，18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和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等国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四通八年、华为四年半，他担任的都是副总裁。在利德华福总经理五年半，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变压器企业做成了行业第一。 　　 李玉琢 “任正非本人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 “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华为有了不起的一面，但在我眼里也存在很多危机，如果不适当注意并加以改进，也许会成为大问题。” 青周：您在博客里说，您从华为辞职时，当时任正非劝你留下，还鼓动你跟妻子离婚，你当时形容“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这样看来，您对华为的工作状况也是很不满的吧？ 李：我对华为的企业理念大多都认同，但也有不认同的。6年前，我离开华为的时候，华为现任董事长孙亚芳就说，我没有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 青周：加盟4年多，身为副总裁，您还不能接受华为的企业文化吗？ 李：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我是当时唯一一位从外面进入华为高层的，其他基本都是华为内部成长起来的干部，我的头脑中在此之前已经接受了别的东西，如四通文化。但我并非因此就说他们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 华为的企业文化中比较核心的内容是对企业的责任感、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我想无论在什么时候看，问题还是不大的。很多人在进入华为之后，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文化，发展到为工作废寝忘食，以办公室为家，任正非本人就是这样。 青周：你是觉得这样的企业文化跟你个人的理念无法融合才走的？ 李：我离开华为当然是有主客观原因的。但得知自己身体有问题之后，我首先想的就是：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青周：您都受不了了，看来华为的工作制度真的给人很大压力。 李：我在华为工作时，华为正处于创业期，研发、市场建设工作都非常繁重，那时大家都凭着创业激情在干，也没怎么在意身体方面的问题。干过一段时间后，至少我发现，虽然我不怎么加班，巨大的工作、精神压力还是对身体有影响的。 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在我看来，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家庭、不要健康的社会是危险的。 工作不能带来幸福也就失去了意义 青周：太多人在底层为生存，为前途拼了命地打拼，疲于奔命，连思考都没时间，何谈解压？ 李：我们办企业，发展经济，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与幸福生活相差万里，那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其实，华为提倡不要让雷锋这样的人穿破袜子，不要让焦裕禄这样的干部过早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据我所知，1996年以后加班用的垫子，在华为很多员工那里都成了午休用的用具了；华为还给员工较好的报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就是为了让员工们过上好日子。 青周：有时候，难道不是因为高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诱使年轻人牺牲健康忘我工作？ 李：年轻人参加工作不久，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积累，为了提高业务，作出成绩，工作上肯定要付出，但绝对不能极端到以损害健康甚至是死亡作为代价。企业也应在潜移默化中营造一种人文关怀，对年轻人的生活给予适当关注。对于某些不会休息的工作狂，甚至要逼着他去休息。 对于个人来说，应该把工作当成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自己一定要学会区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很多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并非都是为钱而工作的；另一方面年轻人也是成年人，应当理性对待工作方面的问题。健康是人的最大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三辞任正非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4年6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惟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 近期，任正非俨然成了“网红”，任正非已经将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华为，就算华为的运行机制已经成熟，但任正非对大方向的把控，以及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精神导师作用，仍然深刻的影响着华为，华为亦有任正非深深地烙印。 一旦退休，华为这艘巨轮谁能掌舵? 还能延续以往的“奋斗者”精神吗？ 任正非 从最初的八位副总裁轮流执政，孙亚芳、纪平、徐文伟退居二线，部分离职，最终就剩郭平、徐直军、胡厚崑三人终极PK。 但未来，谁又知道呢？

中国跳水一姐吴敏霞正式确认将退役，结束25年辉煌的跳水生涯。从2004年雅典到2016年里约，吴敏霞参加了4届奥运会共摘得5枚金牌。据悉，吴敏霞的官方退役仪式将于12月20日在水立方举办。 今天下午，跳水奥运冠军吴敏霞在微博写道：“6岁学习跳水，13岁进入国家队，25年弹指一挥间啊，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今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吴敏霞与施廷懋获得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这是吴敏霞的奥运第五金，她超越伏明霞、郭晶晶等名将，成为奥运会跳水项目第一人。 她的男友张效诚随即在微博表达不舍之情：“宝宝，不知此生，是否还有机会看你身穿战衣身披国旗！Wu Minxia, representing China, 405B, 5335D，107B, 305B, 205B!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of the gold medal, representing China, Wu Minxia.”(中国选手吴敏霞，405B, 5335D，107B, 305B, 205B！女士们先生们，金牌得主是中国的吴敏霞！) 张效诚，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在就职于中国田径协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是水立方的播报员，因此与女神吴敏霞相识。 　　吴敏霞职业生涯回顾 1991年，吴敏霞开始在上海市第二跳水学校接受训练；1998年，吴敏霞入选中国国家队。2004年，吴敏霞与郭晶晶一起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金牌，并在随后的女子单人3米板比赛中获得亚军。 2008年，吴敏霞再次与郭晶晶配对，成功夺得北京奥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金牌。2011年7月，吴敏霞个人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女子单人3米板的冠军。 2012年8月，吴敏霞在伦敦奥运会上先后获得女子双人3米板与女子单人3米板的金牌，个人奥运会金牌数累计达到4枚。2013年7月，吴敏霞与施廷懋一起夺得女子双人3米板金牌，这也是她第六次获得世锦赛女子双人三米板冠军，成为该项目的历史第一人。2014年，吴敏霞参加了仁川亚运会，成获得了亚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 2016年8月8日，吴敏霞搭档施廷懋以345.60的分数夺得里约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收获第5枚奥运金牌的吴敏霞也追平了邹凯的纪录，两人并列排名中国个人奥运金牌榜的榜首。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12月13日，叙利亚阿勒颇旧城，这座城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但在战争中已经面目全非。图为倭马亚大清真寺在战争的摧残后伫立着。倭马亚大清真寺的宣礼塔建于1090年，但在2013年4月24日于叙利亚内战中为炮火所毁。 随着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最后一次在政府军的进攻中撤退，争夺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战事 “已接近尾声”，叙政府军12日收复了该市东部98%的地区。6年内战已经夺取了叙利亚超过3万人的生命。 法新社13日评论称，如果叙利亚政府军成功全面夺回阿勒颇，将是反政府武装在叙内战中最惨烈的败仗，而叙利亚的5大主要城市将全部回到政府手中。 路透社称，收复阿勒颇是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6年内战的“最大奖赏”，阿勒颇争夺战已经持续了超过4年。而在巴沙尔看来，完全收复阿勒颇将成为内战走向结束的标志性事件。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3日，叙利亚阿勒颇旧城，一个男子站在翻倒的坦克上，看着废墟。 叙利亚阿勒颇旧城，残酷的战争在房屋上留下了印记。仅仅在10年前，这里还因为灿烂的伊斯兰文化和古迹吸引了很多旅游者。 阿勒颇大清真寺始建于8世纪，目前的建筑则兴建于11至14世纪之间。倭马亚大清真寺原本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辉煌创造。 但4年战争后，原先的辉煌场景已经不在。图为大清真寺被轰炸前的近景。 阿勒颇旧城，一个男子蹲在地上。 阿勒颇旧城。 叙利亚阿勒颇旧城。 阿勒颇旧城。

美国“石英”网站12月13日报导说，尽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此前曾表示他不惧怕世界各国领导人痛斥他的言论，但他似乎也的确害怕遭遇尴尬。 12月12日，他承认在APEC峰会期间曾假装生病，目的是避免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尴尬碰面。 此前菲律宾政府曾发表声明说，杜特尔特因为胃疼和时差反应，缺席了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脑会议的一场晚宴和合影。不过，12月12日，在马尼拉一场商业论坛上讲话时，杜特尔特表示，自己其实出席了会议，但当时奥巴马在那里，此前双方曾发生口角，缺席宴会和合影是为避免尴尬。 据报导，杜特尔特缺席会议而待在宾馆一事在菲律宾新闻界引发强烈批评。菲律宾前总统菲德尔•拉莫斯评论说：“作为总统，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现身，这是总统的职责。” 报导称，杜特尔特应对国际关係有别于传统做法。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咒駡奥巴马，并宣佈他将切断与长期盟友美国的军事、经济关係。在联合国批评杜特尔特“毒品战”后，杜特尔特还威胁说要离开联合国。不过，杜特尔特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别国建立了盟友关係。12月11日，杜特尔特称，中国将向菲律宾军队提供枪支武器，菲律宾以贷款形式在25年内支付这笔费用。他还说，当他打电话祝贺唐纳特•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特朗普对他的禁毒行动大加讚赏。 报导称，本周杜特尔特计划访问柬埔寨和新加坡，并会见两国高层领导人。鉴于此前杜特尔特在演讲中没有口头攻击过这两个国家，所以他应该不会再缺席晚宴。

日前，福建、江西、广东、云南等7省区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贩卖婴儿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7名，解救被拐卖儿童36名。全社会打击拐卖儿童的力量越来越大，但贩卖网络也越来越隐蔽。回顾过去几年间的案件，我们发现，卷入贩卖链条的有妇产科医生，甚至还有孩子的亲生母亲；除了跨越数千公里的倒卖，还有现生现卖的“地下产房”。图为2004年，人贩子从四川偏远地区以1000至3000元不等的价格买来婴儿，运到山东潍坊、滨州等地之后，然后再以女婴6000元，男婴1.2万元的价格进行贩卖，价格最高的男婴能卖到1.6万元。 2004年7月29日，两名妇女背着3个婴儿，走进汉口火车站，值班负责人安排其到软席候车室休息。其中一年纪稍轻的女子称她是刚生双胞胎的母亲，可她却不给孩子喂奶。工作人员感觉不合常理，随即报警。民警赶到后，这位母亲竟说不清孩子的出生日期，民警将人带回审查。原来，自称双胞胎母亲的41岁女子刘明飞一年内都没做过母亲。而另一名年长女子供认，她由刘明飞安排帮忙送孩子，刘许诺比她卖鸡蛋挣钱多。此时，刘才承认她在云南昭通花3000元买了三个女婴，送往江苏东海。 2007年，犯罪嫌疑人赵广章、赵广强两人冒充计生办工作人员，谎称能给0-6个月婴儿免费查体，将山东省邹城市大束镇张东村两名男婴及其家长，骗到邹城市人民医院，寻找借口将婴儿同其父母分开，欲将婴儿卖给等在楼下的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图为婴儿被解救后，父母带其向公安民警表示感谢。 张淑侠是陕西省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原副主任医师，也是该县远近知名的产科权威，但她却是一个贩卖婴儿链条的源头。在6起案件中，产妇的家属出于对张淑侠医术和人品的信任，当张淑侠说“产妇有传染病”、“孩子畸形”并劝说他们放弃孩子时，产妇及家属都对其深信不疑。之后，张淑侠将婴儿掩人耳目抱出医院，将孩子卖给她的下线——山西省临猗县的潘某某。潘某某在付给张淑侠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酬劳后，便从张淑侠处将婴儿带走，然后寻找“买家”加价贩卖婴儿。图为2013年12月30日，陕西省渭南市中院开庭审理富平产科医生张淑侠拐卖婴儿案。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一处老房子传出不同婴儿啼哭声，由此引出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经查实，被拐卖儿童均为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人数多达27名，而且每名婴儿经多次转手，层层加价，不法分子从中牟利。此案共涉及35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扮演着“介绍人”、“抚养人”、“运送人”、“收买人”等角色。这些涉案人员之间不少“沾亲带故”，其中有“情侣档”、“父子档”、“夫妻档”，甚至还有一家五口“齐上阵”。在所有犯罪嫌疑人中，李某的身份十分特殊，她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曾在温州市区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工作至退休，却成为了贩卖婴儿链条中的一环。 舐犊情深是人的本性，把自己的亲生儿女当做货物来出售，于常人是无法想象的罪行，而这确确实实发生了。2015年，山东警方破获一起“地下产房”贩婴大案，共解救37名婴儿。令人发指的是，这些婴儿竟然大多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自愿卖掉。而所谓的“产房”就设在山东济宁市郊区一个废弃工场内，且已成规模。根据警方介绍，通过各种渠道与该“产房”达成协议的孕妇，在临产前从外地（主要为云贵川等省份一些比较偏远落后地区）赶来待产，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再通过早已经联系好的“产房”中间人，将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卖给买方。 2016年1月14日,山东临沂、四川凉山两地警方联合行动，成功破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6·18”贩卖婴儿案，摧毁了一个特大贩婴团伙，共抓获涉案成员78名，解救婴儿15名。其中临沂市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66名，解救婴儿13名，这66名嫌疑人中有36人是凉山籍。 自2010年9月份以来，一个以越南籍妇女“阿章”(化名)、“阿兰”(化名)和“阿广”(化名)为首的犯罪团伙，纠集一些越南籍和中国广西、广东籍犯罪嫌疑人在越南购买婴儿，从东兴市偷渡入境后，走小路绕开公安边防检查站到达防城区汽车站，然后乘车将婴儿带到广东转卖。其犯罪团伙成员众多，组织严密，分工精细，作案频繁，网络完善，贩卖婴儿数量较大。之后，广西、广东两地公安机关联手作战、同步收网，成功破获了这一以越南籍犯罪嫌疑人为主的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成功解救儿童8名。图为2014年5月16日，在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主犯黄清恒囚服（右一）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后哭了。 2015年4月，公安部统一组织6省份公安机关联合行动，打掉6个跨省贩卖婴儿团伙，解救被贩卖婴儿64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71人。据了解，嫌疑人为躲避警方调查，将孕妇安排在养猪场内待产，而母体甚至在孕期吸毒贩毒，被贩卖的婴儿很多先天不健康。图为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控制。 2014年，公安部统一指挥全国27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同步开展“2013·7·03”特大网络贩婴专案集中抓捕解救行动，一举摧毁了4个特大网络贩婴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4名，解救被拐卖婴儿382名。图为2014年2月20日，四川乐山，民警救出被拐婴儿。如果说“妇产医生拐骗新生儿”意味着医德被金钱腐蚀；那么“亲子亲卖”则是一幕现实版的人间悲剧。要斩断贩婴链条，不是只有法律只有严打就能解决得了的，其背后的社会生态和生育观念如果不能改变，就很难铲除罪恶土壤，而这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

在叙利亚政府控制反抗军占领的阿勒坡东区， 俄罗斯宣布所有军事行动停止后，反抗军13日向叙国政府投降，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反抗军将陆续自阿勒坡占领区撤离；但路透报导，叙国内战仍未结束，反抗军仍占领其他据点。 在这个曾是叙国最大城市的战事出现戏剧性发展后，传出政府军向最后顽抗的反抗军进逼之际，在该地区疯狂屠杀。 罢黜阿塞德 遭遇沉重打击 路透指出，阿勒坡战争引来全球和地区强权的介入，是叙国内战最惨烈的战场之一；最后获胜者为叙国总统阿塞德和他的军事盟友俄罗斯、伊朗和什叶派武装分子；但对反抗军而言，他们从14日上午开始的撤退行动，无疑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对他们发动罢黜阿塞德运动的沉重打击。 叙利亚政府13日证实撤退协议， 联合国叙利亚特使米斯杜拉则敦促立即进入昔日反抗军占领区，确认军事行动已经停止，并确保数以万计平民和叛军安全撤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阿勒坡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时，米斯杜拉也在场。 俄国驻联合国大使朱尔金在安理会会议即将结束之际，宣布战事已经结束；他说，叙利亚政府已重新夺回阿勒坡东区的控制权。在此之前数分钟，朱尔金宣布"所有武装分子"和他们家人及伤患，将自"协议路线撤退，去向由他们自行决定"，其中撤退地点包括反抗军据点伊德利布省（Idlib）在内。 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政府控制的阿勒坡西区欢欣鼓舞，行驶汽车勐按喇叭，有的居民则在窗口挥舞着叙国国旗。收复阿勒坡是阿塞德自内战爆发以来的最大胜利，该城市曾是叙国商业重镇，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重要门户，也是政府军和反抗军对峙的最大战利品。 传政府军大屠杀 百姓忧惧 此停火协议的签署，是全球领袖和国际救援组织为了帮助深陷战火不得脱身的平民的结果；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说，亲叙国政府部队进逼反抗军时，据传杀害了82个平民。这项报导和其他政府军展开大屠杀的传言，加深了该城市百姓在最后冲突中可能遭受暴行的忧惧。 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在紧急会议中表示，他接获"可信度很高的报告"，指出该城市平民遭到密集砲火轰炸，及亲叙国政府部队的处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表示："阿塞德政权、俄罗斯和伊朗是阿勒坡冷血屠杀的幕后推手，你们须为这些暴行承担全责。" 数以百计示威者聚集于俄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堡使馆外，高呼抗议俄国介入，导致叙国政府军夺回阿勒坡的反抗军占领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该组织接获报告显示，超过100名儿童没有大人陪伴，陷身阿勒坡东区交火中的大楼内，该组织对于滥杀平民、儿童的报导极为关切；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柯维尔也表示，有报导指出，亲政府部队闯入民宅，就地杀害无辜百姓。

特朗普=肯尼迪？ 综合外媒报道，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12月13日透露，自己曾与特朗普就创新问题进行讨论，盖茨认为只要特朗普能够用好手中的权力，那么他将有望成为第二个肯尼迪，并通过创新来确立美国的领导地位。 13日，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采访时，比尔·盖茨称曾与特朗普通过电话，二人就创新动力等展开广泛讨论。尽管二人拥有共同的朋友，但直到两周前，他们才第一次通电话，时长八分钟。 “他说的内容主要是那些他认为不够好的事情，”盖茨说，“就如同前总统肯尼迪曾提出太空计划，并倾美国之力支持该项目一样。我认为不管在教育、流行病控制还是能源方面，特朗普政府都会有所作为，他们将消除监管障碍，并通过创新来发挥美国的领导作用。” 盖茨在节目中说：“当然，我的工作都是围绕创新的，而特朗普也愿意听这些内容，我确信我们之间还会有进一步的交谈。” 同日，特朗普举行商业巨头的会面，比尔·盖茨也在受邀之列。几个小时后，两人在特朗普大厦内进行了面对面交谈。聊天结束后，盖茨向媒体透露：“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交谈。我们对创新进行了很好的交流，涉及到如何利用创新来助力健康、教育、外交援助和能源等事务，此外我们还就创新动力进行了广泛交谈。”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上任近半年来，经常以出语惊人著称。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2月14日报道，杜特尔特日前亲口承认在任达沃市市长期间曾亲自动手杀死嫌犯。 本月12日晚，杜特尔特向商界领袖发表讲话，他说当初在达沃市当市长时，他经常在夜里骑着摩托车在大街小巷巡逻，寻找机会杀死歹徒。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以身作则”，他要用实际行动告诉警察他们也能使用致命武力。 英国广播公司称，杜特尔特2015年曾说过类似的惊人之语，当时他承认在达沃市杀死了至少3名涉嫌绑架和强奸的嫌犯。而杜特尔特发表上述最新言论前几个小时，他出席2016年菲律宾杰出人物颁奖典礼时还坚称“我不是杀人犯”。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14日报道，菲律宾参议员理查德·戈登当天表示，总统杜特尔特承认亲手杀死嫌犯，他可能会因此面临弹劾。不过戈登指出，杜特尔特讲话时经常会“夸大其词”，但他如果真的杀了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是出于正当防卫。 杜特尔特曾担任达沃市市长20多年，该市曾经帮派横行、极端武装势力猖獗，但在杜特尔特治下，当地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他本人也因铁腕打击犯罪而在政界声名鹊起。 今年6月底正式就任菲律宾总统后，杜特尔特发起声势浩大的行动，大力打击毒品犯罪，据称已有近6000人死于禁毒行动。西方国家因此指责杜特尔特政府不尊重“人权”和“法治”。对此，杜特尔特态度强硬，要求西方国家不要干预菲律宾内政。

2011 年3 月，利比亚。 利比亚内乱很快变成了战争。内乱开始后的三个星期，我被绑架了。 当时我和三位同事——泰勒·希克斯、安东尼·夏迪德、史蒂夫·法瑞尔正在报道一场由利比亚民众发起的反政府内战，卡扎菲把记者也视为敌人。我们的车撞上了一个哨岗。司机穆罕默德只有22 岁，是个话不多的工程学学生。现在，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卡扎菲的士兵手中，我们的手脚被绑住、蒙着眼睛。 有人把我推进一辆汽车的后座，恐惧让我口干舌燥，绳子勒着我的手腕，使我双手发麻，手表嵌进了皮肤。一个士兵打开车门坐到我身边，看了我几秒钟，我能感到他在盯着我，却不敢抬头去看他的眼睛。有一瞬间我以为他来给我喝水，可他却举起拳头狠狠地打我的脸。 我的眼泪涌上来，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他的不尊重，我害怕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从没见过一个阿拉伯男人竟然会如此不自重，殴打一个被绑住双手、毫无自卫能力的女人。 人生第一次害怕会遭到强奸 我在伊斯兰世界工作了11 年，人们对我的热情和善意无可比拟，他们想尽办法给我食物，让我有地方住，保护我远离危险，现在我却害怕这个人会对我做什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害怕会遭到强奸。 史蒂夫被推进车里，坐在我旁边，我轻松了些。士兵围在汽车周围，大笑着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他们在说阿拉伯语，还好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看见泰勒和安东尼在距我6米的另一辆车里。泰勒和我是高中同学，我们13 岁时就认识，他熟悉的勇敢而镇静的神情让我感到安慰。 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我鼓起勇气张望了一下我们自己的车，那辆金色的四门汽车车门开着，一个士兵把我的物品扔到人行道上。驾驶座的门旁边趴着一个青年，一动不动，他穿着一件竖条纹的汗衫，一条手臂伸开着，似乎是死了，我肯定那是穆罕默德，内心充满罪恶感。无论他是在交火中被打死还是卡扎菲的人把他处决，都是我们杀了他，我们为了一篇报道而不顾一切。我哭起来，一时难以平静。正在这时一个士兵把一个手机举到我耳边。 “说英语。”他说。 “萨拉姆阿勒库姆 （阿拉伯问候语）。”我轻轻地说。 一个女人用英语对我说：“你这条狗，你这头驴子。穆阿迈尔·卡扎菲万岁！” 我不知是怎么回事。那个士兵命令道：“跟我妻子说话。” “萨拉姆阿勒库姆。”我重复。 她顿了顿，或许是在思索为什么一个女人会对她说她们的问候语。“你是狗，你是驴……” 我说：“我是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 士兵把电话从我耳边拿开，轻柔而喜悦地对他妻子说话，他笑着，对他今天的娱乐很满意。 我们被绑着在车里坐了几个小时，炮弹像雨点似的不断落在我们附近。天渐渐黑了，反政府武装的进攻愈加激烈，子弹在汽车周围呼啸。泰勒设法把手腕从电线的捆绑中挣脱出来，一个有同情心的士兵解开我的手。我们躲在车门旁找地方掩护，史蒂夫和安东尼很快跟上来。我们像沙丁鱼似的蹲在地上，挤在一起。 一阵尖锐的爆炸声停下后，泰勒说道：“有坦克，还有机枪。”每次听到爆炸我们都心惊胆战，担心会被弹片或子弹击中。经过我们的请求，几个心地善良的士兵拿来了一个薄垫子铺在路中间，让我们躺在上面。 没有人知道这里的指挥官是谁，只听说我们会被送去见“博士”，一些士兵后来把他称为穆塔西姆博士——卡扎菲一个凶残的儿子。他的每个儿子都有各自的民兵队，每个民兵队都有各自的规章，我行我素。 凌晨4点，我们被叫醒了，能听到附近士兵的谈话。安东尼有一半黎巴嫩血统，是我们之中唯一会说阿拉伯语的人，他集中注意力听他们在说什么。“反政府武装在附近聚集起来了，军队要把我们送到更安全的地方。” “还有希望。”我说。 几个士兵朝我们走来，逐一蒙上我们的眼睛，把手绑到背后。一个强壮的士兵像拎枕头似的把我拎起来，放到一辆装甲车里，这辆车看起来像一个铁皮甲壳虫。我尽量不动，不让别人注意到我，此时我感到一个士兵也上了车，把他的前胸紧紧贴在我的后背上。周围动静很大，很快我就听到史蒂夫的声音：“每个人都在吗？” 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说“在”。 装甲车开动了，不出几秒钟，贴着我的士兵便开始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我祈求他不要发现我钱包里的护照。我扭动着身子，央求他：“拜托，不要这样，拜托，我结婚了。”他用几只咸咸的手指堵住我的嘴，让我不要说话，然后继续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我的嘴唇能感觉到他手指上的盐分和泥土。 我知道那辆装甲车里坐着的全是男人，这是部队运输士兵时常用的车辆，可我不知道再过多久才会有人来救我脱离这酷刑。我听见我的一个同事痛苦的呻吟，开始我以为是安东尼，后来才知道是史蒂夫，他的屁股坐在一把刺刀上，不过刺刀没有刺穿他的裤子。我们都在经受折磨。 我说：“拜托，你是穆斯林。我结婚了，拜托！”他不理睬我的话，他的手在我胸口摸了30多分钟，直到另一个士兵把我拉过去，他想让我免受骚扰。手指带咸味的家伙把我又拉回去，“拯救者”又把我拉过去。有人还有良知。 装甲车放慢了速度，停在路边，车门打开，有人用力把我推下车。我们被推进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里，仍被绑着手、蒙着眼睛。安东尼在大声呻吟。他的声音十分痛苦：“我的肩很痛，我的手臂被绑得太紧了。” 我的肩也很痛，车祸后我肩上垫着矫正锁骨的钛钢板。安东尼和史蒂夫开始用半生不熟的阿拉伯语和一个士兵说话，请他把我们的手绑在身前，而不是背后。 士兵一一解开我们的手臂，我立即感到轻松多了。坐在车里时我异常平静，我的手现在绑在身前，离同事很近，希望整个晚上我们都能在一起。 劫匪抚摸着我的脸说，你今晚就会死 我在蒙眼布下闭起眼睛，试着放慢呼吸，不去考虑我的恐惧、口渴和尿意。正在这时，我感到有人抚摸我的脸，像恋人般的抚摸，他慢慢地抚过我的脸颊、下巴和眉毛。我把脸埋在腿间，他温柔地把我的脸抬起，继续轻轻地抚摸着。他摸着我的头发，用低沉而平和的声音反复对我说着同一句阿拉伯语。我低下头，不去理睬他的触摸和话语，因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什么，安东尼？” 安东尼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在告诉你，你今晚会死。” 我浑身发麻。自从那天早晨我们被绑架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死的可能性，此后每一分钟都像是赚的，我得专注于眼前的时刻，专注于活着，不要被情绪打垮。 泰勒忽然说：“我要呼吸新鲜空气。安东尼，请问问他们能不能让我下车呼吸新鲜空气。” 泰勒的请求非常奇怪，之前几个小时他都忍着一句话也没说，现在他却要呼吸新鲜空气。后来我听说，那个抚摸我脸、说我要死的士兵不断地对泰勒说他要砍掉他漂亮的脑袋，泰勒恶心得要吐。 我们坐在陆地巡洋舰里睡着了。被士兵砸门的声音惊醒时，天已经亮了，我们浑身僵硬、酸痛。他们把我们扔上一辆小货车，我们依旧被绑着手，蒙着眼睛，躺在车厢里，在地中海无情的阳光直射下往西开了约400 公里。 2011年利比亚的班加西，不久Lynsey就和三个同事被忠于卡扎菲的武装绑架 我想象着我们像中世纪战士的战利品，从一个又一个敌人哨岗前经过时的情景，我已懒得再害怕，懒得再去想接下去会怎样了，未知比什么都可怕。 泰勒是我们的眼睛，他能透过蒙眼布看见外面，汽车在无尽的道路上行驶时，他压低声音告诉我们外面发生了什么。安东尼是我们的耳朵，他把尖叫和诅咒——比如“肮脏的狗”翻译给我们听，这在他们那里是严重的羞辱。 多半时间我像婴儿一样蜷缩着，不去看街景，我把头枕在车轮处拱起的金属板上，用被绑着的手遮住脸。每次卡车颠一下，我的锁骨和肩就会痛，但我想尽量把自己藏起来，就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了。 每到一个哨岗，我们中的一个人就会遭到殴打。我听到AK-47 枪托的重击、拳头落在我同事头上的声音、克制的呻吟声。在一处哨岗，我感到一个士兵跨上车坐在我身边，用尽全身力气打我的脸。泰勒的手被绑着，但他还是朝我挪过来，在我痛苦地哭泣时握着我的手，接下去的几天里，正是这个动作让我活了下来。 “你没事，我在这里，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他说。 “我只想回家。”我大声说。滚烫的眼泪浸湿了蒙在我眼睛上的布。 唯一让我感觉庆幸的是，我们还在一起。 我们到达利比亚中部城市苏尔特时是下午，那里是卡扎菲的故乡，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之间。当他们带我们走进一个感觉、闻着、听着都像监狱的地方时，我们仍被蒙着眼睛。为我领路的人让我面对墙壁，把手举到头上，分开双腿，我照着警匪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么做，我们又被搜了一次身。像之前的许多利比亚男人一样，他在翻查我口袋时，手在我胸口停了不短的时间。 我的隐形眼镜盒里有一点点消毒液，我对之前的士兵说这是药品，他们让我留着，但这个人立即没收了我的隐形眼镜盒，拿走了我的手表，最后摸了我一遍，送我进了牢房。 “大家都在吗？”史蒂夫问。 “在。”我们回答。 他们终于解开我们的手，拿走了蒙在眼睛上的布，把橘子汁和淡而无味的圆面包拿来给我们做晚饭。我们的牢房长约3.6 米，宽约3 米，左上角有扇小小的窗，地上放着四张脏兮兮的垫子、一盒枣子、一大瓶饮用水和几个纸杯，靠门的角落里有个用来小便的瓶子。我太紧张了，尽管我又渴又饿，但不敢说要喝水，也不敢说想去厕所。我因咖啡因摄入不足而头痛欲裂，隐形眼镜干涩让我非常难过。我有550度的近视，不戴隐形眼镜什么都看不见，但我的眼镜和其他东西一起被搜走了。我一天得哭几次，因为眼泪能润滑隐形眼镜。 男记者们轮流拿着瓶子站在角落里小便，我多么渴望我有条导管，或长出个阴茎。除了睡觉、谈话和等待以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把安东尼带走审问了几次，我们不知道苏尔特监狱里的人是否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不想再报道战争了，我对不起家人 “你觉得有人发现我们失踪了吗？”我问。 安东尼、史蒂夫和泰勒都表示肯定。“《纽约时报》的同事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我们。”我很怀疑，无法想象人们能在前线的混乱之中发现我们失踪了。我一直活在我自己的念头里——要活着，我没时间想寻求救援的问题。 “四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失踪，这是很严重的事。”泰勒插话道。 史蒂夫坚决地说：“到此为止了，我不再报道战争，我再也做不下去了，我不能这样对待莉米 （他妻子）。这是今年第二次了。” “是啊……”安东尼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睛看着牢房地板。“可怜的娜达，让她承受这一切，我感觉糟糕透了。” 我们还会有机会告诉挚爱的人们，我们是多么爱他们吗？战地报道让我们的爱人们承受痛苦，我们知道，这是我第二次让保罗承受这痛苦。安东尼和史蒂夫家里都有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可尽管当时我们的负罪感那么强烈，那么害怕，但只有史蒂夫决定将不再做战地报道。 “假如他们带我们去的黎波里，我们可能会落在内政部手里。”安东尼说。 内政部有着臭名昭著的酷刑。“那里或许是关押吉斯的地方。”我们听说《卫报》的伊拉克记者兼摄影师吉斯·阿卜杜尔·阿哈德被卡扎菲的人绑架，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估计厄运已经降临。 安东尼说：“但我们得去的黎波里，否则永远不会被释放。我们也许能活命——这也蛮困难的，但我们到那里应该能活下来。” “如果我们能活下去的话，再过9个月我就会很胖了！”我大声说。我知道假如我们能活着离开利比亚，我会给自从结婚以来保罗就一直想要的：一个孩子。 假如我们终会被释放，我能忍受肉体上的酷刑。 晚上，监狱铁门的声响把我吵醒了，我继续装睡。一个年轻人打开监狱门，看了看熟睡的四人，拉住我的脚踝，把我拖向门边。 “不！”我尖叫着，奋力扭动身体，挪向我旁边的安东尼。那个人再一次拉住我的脚踝把我拖向门边，我扭动着，挤到安东尼旁边寻求庇护。那个人终于放弃了。 最终我闭上眼睛，慢慢地呼吸，沉浸于牢房的寂静之中。我眼前浮现出那些被关进监狱的人：我的伊拉克翻译莎拉，2008 年美国军队把她关进监狱；《新闻周刊》的同事马扎伊尔·巴哈里，他在伊朗时被单独囚禁，靠哼唱莱昂纳多·科恩的歌才不至于发疯。我在脑海中哼唱着阿黛尔的《白日梦》，我们被绑架的那天早晨，我就一边擦指甲油一边听这支歌。 我知道许多人遭遇过更恐怖的经历——绑架、酷刑，他们的耐受力让我能面对接下来未知的恐惧，能忍受被殴打时的痛苦。我的思绪回到保罗和我家人身上。 整个晚上，我们都听到隔壁牢房里的男人在哀号。 利比亚的战斗正激烈进行，一个哨兵正登高远望 第二天早晨，监狱铁门熟悉的哐当声把我们吵醒。我听他们提到的黎波里，我知道那将是我们的目的地。 士兵把我们带出监狱，蒙上眼睛、绑住手，他们用的是会嵌进皮肤的塑料扎带，我请他们放松些，他们却抽紧了，我见过美军用这种东西绑过无数的伊拉克人、阿富汗人。我手上的血液无法循环，当我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士兵把扎带又抽紧了些，扎带划破我的皮肤，他们以此来惩罚我的软弱。车开到机场，我们被推上一架军用飞机——我是靠听飞机的舷梯、引擎的声音，和墙边椅子的感觉判断的。 “大家都在吗？”史蒂夫问，我们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挨了狠狠一枪托。 “在。” 殴打、酷刑不值一提，强奸就不同了 士兵们让我们并排坐下，互相之间隔开一米，用绳子和布条把我们的手脚捆在安全带上，像牲口一样。我听到同事被打的声音，然后是呻吟声，忽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和无助。泰勒、安东尼和史蒂夫轮流遭到拳头和枪托的毒打，隔着衣服被摸来摸去和这些待遇相比，似乎也不算那么糟糕了。我的手脚被绑在安全带上，我的眼睛被蒙住，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无法克制地哭起来。 我觉得羞耻，低下头，想让士兵们看不到我，也不会因为我软弱或发出声音而打我，或把我绑得更紧一些。 我不停地哭着，直到一个男人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很抱歉。”他解开蒙在我眼睛上的布条，松开塑料扎带，把我的手脚从安全带上解下。我害怕得不敢四处张望，仍旧低着眼睛哭着。这些人是邪恶的代名词，他们了解心理折磨的作用。 当我抬起头来时，我看见我对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中年男人，他们同情地看着我，眼中含着善意。安东尼、史蒂夫和泰勒仍在墙角，被蒙着眼睛，头垂在膝盖上。他们在睡觉吗？我再一次为我是女人而受到优待感到罪恶。飞机下降时，一个人又蒙上我的眼睛。 飞机在混乱中降落，我们被从飞机上卸下。我和史蒂夫被推上一辆警车，武装士兵站在我们周围，我能从蒙眼布的底部看到他们的枪口。他们都是流氓，有人用手机放着卡扎菲著名的“Zenga Zenga” ①。口号刺激了他们，他们又开始殴打我们。几个男人把手放在我的腿间，隔着牛仔裤摸我的私处，他们比以前的人胆子更大，听到我请求他们住手时，他们笑起来。我祈祷他们不要发现塞在我内衣里的钱包，里面有我的第二张护照，那是我当时唯一的身份证明。 我听到他们在外面用枪殴打我同事的声音，那可怕的击打声！有人发出一声呻吟，但那声音听起来像是被什么捂住了。那个人应该不是史蒂夫，因为他和我一起坐在车里，有人逼他喊“去死，爱尔兰去死”。这个人不知道爱尔兰不是联军的成员。我在下一轮击打声中听出了泰勒的声音，之前被打时他都没出声。我没听见安东尼的声音。 当他们炫耀完武力，我们又被推上丰田车。 “大家都在吗？” “在……”泰勒的声音有气无力。 丰田车开了大约20 分钟，一个男人用清晰的英语向我们解释说没有人会再打我们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和利比亚政府在一起。安东尼后来告诉我们，在那之前他们用阿拉伯语争论谁会“得到”我们，是内政部还是外交部。我们被推上车时，原本是要去内政部的，不过不知怎么的，外交部占了上风。我不再在乎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一直在想接下来的命运，甚至忘记了害怕。一路上我像僵尸一样坐着。 车停了，说英语的人把我带下车，我的眼睛仍被蒙着，当他把手放在我肩上，提出带我走进楼里时，我缩了回来。“请不要碰我！请不要再碰我！” 英语流利的男人说：“听我说，你现在是和利比亚政府在一起。没有人会打你，没有人会虐待你，没有人会碰你。” 我没有回答，眼泪涌上我的眼睛。 我们被领进一间铺着乳白色柔软地毯、干净的房里。从苏尔特到的黎波里的路上，我们都受尽了折磨，但我们不再被蒙着眼睛，似乎我们现在必须直面彼此的痛苦。我先看了看我坚韧的朋友泰勒，我是那么仰慕他。他弯着背在哭泣，或许这是欣慰的眼泪，因为我们活了下来。一个会说英语的人对我们颇为照顾，给我们果汁喝，保证不再殴打我们，也许泰勒是崩溃了。看到在任何困难的面前都如此坚强的他哭泣，让我心碎，我也哭了起来。我看看安东尼，他的眼睛毫无神采，史蒂夫则仿佛一座石像。 一个不知道姓名的利比亚官员说他是外交部的，他向我们保证没有人会绑住或者殴打我们。不过，我们会在附近的一间宾馆里接受审讯，他们会蒙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翻译从见到我们起，脸上就总是带着柔和的微笑，他向我凑过来，低声问：“你没事吗？他们碰你了吗？” 我惊讶于他的开诚布公。“是的，他们碰了我。每一个利比亚士兵都碰了我。” “他们强奸你了吗？” “没有，他们没有强奸我。他们碰我，打我，把我推来推去，不过没有人脱掉我的衣服。” “噢，那就好。感谢主！”他的肢体语言立即显得轻松了。 对此我深感震惊，这种关心和安慰与充满虐待与恐怖的世界格格不入。或许他更老成，或许他只是担心潜在的外交危机，或许强奸是他本人设的红线——咸猪手、殴打、酷刑、威胁等等不值一提，但强奸就不同了。 我坐在牢房里，却仍然想着报道战争 管事的人问我们有没有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我交出护照，他向我保证释放我们之前会把护照还给我们。他们把我们送到一间公寓，对我们说不要开门开窗，否则会被打死。 利比亚人让我们坐在“VIP 监狱”的客厅里，帮我们倒茶，让我们列出生活用品清单。电视里播放着卡扎菲的政治宣传片。 我写完清单时，总是微笑着的翻译在我耳边低语：“你需要女人用的东西吗？”我摇摇头，或许我的身体适时地在创伤和困境面前停止了生理周期。我觉得很奇怪：利比亚人会连续三天绑住我们、殴打我们、从心理上折磨我们，然后问我要不要卫生棉条。 利比亚官员们坐在我们对面，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安东尼拿起遥控器把频道转到CNN，屏幕上便出现了我们的照片和这样的话：利比亚政府仍无法确定《纽约时报》记者们的下落……但他们向《纽约时报》的执行主编比尔·凯勒保证他们会协助…… 我又哭了起来。坐在我对面的外交官请求我不要哭。 我说：“你们没有孩子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父母和家人？我们的家人以为我们死了。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打个电话？” 我们下一次走进那个房间时，电视机被搬走了，只剩下一根电线在晃来晃去。 几个小时后，外交部的翻译带了一群人进来，他们拎着很多袋日用杂物和新衣服。这真令人担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在这里待上几个月？ 大约凌晨两点，走廊里忽然一阵骚动，有人来敲我的房门。 “醒醒！你们能给亲友打一个电话！”我突然犹豫了——没有手机，我记不得保罗的号码；我也不想把这个机会浪费在我母亲身上，因为她一定把她的手机塞在包底下听不到来电；我父亲也从来不接电话。 我们四个人聚在男记者的房间里，推举一个我们都会想要电话联系的人。我最终决定打电话到《纽约时报》的国际版编辑部，向他们报平安。我们几个都牢记着这个号码。 我们被蒙上眼睛，被带进没有电视机的客厅，官员们让我坐在椅子上，我猜坐在我旁边的是监听电话的人。我把海外版办公室的号码告诉他。 有人接起电话，我说：“你好，我是林希·阿德里奥，我在利比亚，可以帮我找苏珊·奇拉吗？” 苏珊立即接过电话：“林希！” 我对她说我们都没事，现在利比亚政府手上。她说他们正在竭尽全力促使我们尽早被释放。 2011年，利比亚的反政府武装   第二天夜晚很快到来了，没有人来看我们，我们多数时间围坐在饭桌旁交谈，讲各自的战争故事，回顾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经历了些什么，这么一来到有纸笔可以写作时就不会遗忘了。泰勒说他曾在车臣被监禁，在南苏丹被枪顶着脑袋；史蒂夫说他两年前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绑架的地狱般的经历，那次绑架导致《纽约时报》的记者苏尔丹·穆纳迪和一个英国人的死；安东尼在约旦河西岸中过枪，这是他第二次这么接近死亡。 史蒂夫又说了一次他在苏尔特时说过的话：“我不能再干这行了，我不干了。” 安东尼、泰勒和我都没有说话。我觉得创伤和冒险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可怖，反而变得更加正常，它成了工作本身。作为记者，我们也成了攻击目标，接受绑架这个事实是应对恐惧的天然防御机制。或许我们三个人都不想承认在利比亚被绑架，坐在这间美其名曰牢房的地方，却仍想着继续报道战争，这是件多么讽刺的事。 第三天，一个看守来把我们带走，坐进车里时我们都被蒙上眼睛。车开了15 分钟，我们以为是去的黎波里市中心。周围的人们朝我们高声喊叫，看守让我们把头埋在大腿上，说这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到达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外交部办公室，我们在《纽约时报》的同事戴维·科克帕特里克在那里等我们。 会议开始了，每个人都在讨论后续的具体问题，比如如何带我们出境，如何为我们重新申请护照。戴维解释说土耳其政府可以代替美国政府帮助我们，然后他们接通了美国国务院里某个人的电话，让我们提供和护照有关的信息。 我们没有被立即释放，而是被转移到的黎波里市中心。一楼的一间房间里放着电视摄像机，利比亚和土耳其外交官坐在里面。我真的开始相信我们会被释放。 他们让我们坐下。我穿着被绑架那天穿的衣服——绿色的宽松上衣和李维斯牛仔裤。正当我们等着外交会议开始时，一个负责谈判的土耳其外交官把他的手机给我，让我对着电话那头说话。不知他怎么拨通了保罗的电话，这是我被绑架后第一次听到保罗的声音，我完全崩溃了。 我对着电话低声说：“宝贝，我非常抱歉。” “我爱你，宝贝。”保罗的声音充满了爱和坚定，很让我安心。“你很快就会被释放的……”我们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 我回到房间时，交接仪式刚刚开始。一个利比亚外交官给了我们3000 美元以赔偿我们被拘禁时被偷走的财物。我说我的现金没有被偷，拒绝了他的钱，这太蠢了——我那些价值3.5 万美元的摄影器材都不见了。然后土耳其和利比亚外交官签了文件，土耳其政府现在成了我们的监护人，但我肯定利比亚人会改变主意的。 他们带我们走进3 月清冷的空气之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没有蒙着眼睛的情况下走到室外，我有六天没有看见过天空了。走向让我们离自由更进一步的外交部的汽车，我仰头看了看矢车菊花瓣一般的蓝色天空，空中飘着几朵云。我深吸了一口气。我们开往土耳其大使馆，这是我第二次接受土耳其人的帮助，我将永远感谢他们。 利比亚和土耳其外交官安排了一个车队带我们前往突尼斯边境，《纽约时报》雇了一组私人保镖在那里等我们。两位前英国特种部队士兵负责保护我们，他们肩很宽，长着浅棕色的头发。 他们计划把我们从尘土飞扬的利比亚边境护送至突尼斯的杰尔巴岛海滨度假区内的丽笙酒店，我们将在突尼斯坐飞机回美国。由于刚被释放，我们无法处理任何后勤事务，包括订机票和去机场。 奢侈的丽笙酒店，《纽约时报》聘请的保镖请了一位医生来检查我们的伤势。很奇怪，我甚至觉得有些羞耻：七天里，我的脸被打，手腕和脚踝被绑，可都没有在我身上留下可见的痕迹，只是手腕上有几个塑料扎带留下的小红点——似乎没有身体上的证据，我就无法证明我经受了什么苦难。 到了突尼斯，我领取行李后走到机场外，保罗和泰勒的女朋友在等我们。我扑进保罗的怀中。整整七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再次拥抱他。我看了看我的同事安东尼、泰勒和史蒂夫——过去七天内，他们是我的狱友，这场噩梦将我们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一起面对未知的命运，我们给对方力量和信心。我对他们的感情无法用语言表达。 当我拥抱着保罗时，史蒂夫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大家都在吗？” “在！” “在！” “在！” ①        扎菲在内战时发表了一场演讲，发誓要“搜查每一栋房子，每一间房间，每一条巷子，每一寸土地”，把反政府武装分子统统缉拿。Zenga Zenga 就是其臭名昭著的口号。——编者注

  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3日，法国斯特拉斯堡，两名伊拉克雅兹迪人女子获欧洲议会颁发萨哈罗夫人权奖。

我知道你们 看标题就惊呆了 可是这的确发生了 这件事 是这样的： 黄先生是一家工厂的技工 12月8日 他蹲在厕所里抽烟时 公司总务办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拍照黄先生自己是这么说的 上卫生间“不小心抽了一支烟” 对方拍到他深蹲在那里 黄先生说自己报了警 对方当警察面删了照片 可是当天晚上 公司员工中又流传黄先生蹲厕所的相片 对于拍照一事 涉及此事的另一方罗某声称 自己是正常拍照 表示这是公司规定 公司为了防火规定在厂内禁止吸烟 但很多员工躲在厕所吸烟 他是为了取证 这件事该怎么说呢？ 工厂的规定应该遵守 拿根烟蹲在厕所 是不是真的“不小心”？ 可是在厕所里拍照 是不是也不太妥当？ 现场鸽碎碎念 无论谁上厕所 都不愿意别人 拿着手机对着拍照 可是工厂为了防火 规定肯定没错 这就是违纪和监督之间的博弈 也是隐私和取证之间的博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做任何事都是一样的

　　随着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骗子们也要在年底冲业绩了!所以，在生活中要避开各式各样的骗局。 　　今年，防骗网站BBB(商业促进局)已经提前给出了12种圣诞节骗局。 　　如果你想躲开骗局的话，就要擦亮眼睛，谨防以下骗局哦! 　　1.宠物骗局 　　在圣诞节期间，网购宠物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不然一不小心可能买到一只患病的宠物，甚至还可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2.浪漫骗局 　　相信大部分人都想和心爱的人在槲寄生下面kiss，但是寻找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网上的“爱人”，谨防那些升温过快或者索要金钱的恋情。 　　3.旅游骗局 　　圣诞季也是旅游骗局高发期，在网上订票的时候，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汇钱，即便汇钱也一定要索要凭证。 　　4.钓鱼网站 　　买东西或者订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网站，谨防钓鱼网站，尤其涉及到钱的时候。 　　5.假慈善 　　很多慈善机构在期待民众在年底的慷慨捐款，但是在奉献爱心的时候也要留意虚假的慈善机构，这些人可能打着慈善的名义来骗钱。 　　6.圣诞老人骗局 　　孩子们能够收到圣诞老人的回信自然是好的，但是一定要选择可靠的圣诞老人。否则，对方以寄信的名义了解家庭信息，继而盗窃，到时候你就欲哭无泪了! 　　7.假优惠券 　　圣诞季也是购物季。在下载优惠券的时候，一定要确保从正规网站下载，以防泄露太多个人信息。 　　8.购买被盗的礼品卡 　　有些贼人会盗窃礼品卡，然后转手出售。所以圣诞节在购买礼品卡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可靠的商家。 　　9.扒手 　　购物的时候，一定要确保钱包的安全，不要因为买的东西太多而疏忽掉钱包。 　　10.假货 　　很多商家打折节日的名义促销，在剁手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商品的真实性。 　　11.冒充亲友骗人 　　如果你收到亲友的短信，对方表示被抢劫等惨事，需要汇钱。千万不要盲目汇钱，一定要确定事情的真实性。 　　12.恶意软件骗局 　　病毒及恶意软件往往通过邮件附件或者链接的方式传染到你的电脑及手机上，所以在打开陌生人邮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加拿大众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星期二（12月13日）提交报告，建议加拿大邮政局恢复送信上门的服务。委员会还提出了把加拿大邮政局的职能扩大到提供电邮等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并建议联邦政府想办法解决加拿大邮政局退休金偿付能力的问题。 　　社区邮箱现已暂时停建。 　　社区邮箱现已暂时停建。 @ Radio-Canada / Thomas Gerbet 　　退休金偿付能力是加拿大邮政局劳资谈判中的一个关键议题。 　　这个众议院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是自由党议员。保守党委员不支持这份报告，认为它提出的建议并没有试图解决加拿大邮政局严重的财政问题。 　　新民主党则批评自由党和保守党没有考虑邮政工会提出的开展邮政金融服务的设想。 　　上个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加拿大人并不反对把送信上门的服务改为社区邮箱服务。

　　温市政府公布市中心洛逊街(Robson St.)800号路段兴建新广场的设计蓝图，将以开放式和多用途性质为主题，方便日后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另外，计划亦包括改善附近的道路设计，整项工程预计耗资650万元，若方案获通过，将于明年春季起动工。 　　温市议会今年4月通过将洛逊街800号路段，即温哥华艺术馆(Vancouver Art Gallery)南面的一段马路封闭，改建为公众广场。市府职员日前向市议会提交新广场的设计蓝图，并将于明日的市议会内进行讨论。 　　根据市府文件，希望打造一个开放式的公共空间，提供多方面用途，例如举办活动、展览、集会、展示艺术品等。广场落成后可以成为市中心多个商业区域的行人交通枢纽，连接不同地区。 　　若设计获市议会通过，工程的第一阶段是重新铺设有关路段，清拆马路的部分，打造广场的空间感，并吸引人流。另外，在广场的两边尽头会加装合适的街道设施和植物作点缀，让市民在远处也能看到广场的出入口，同时又不会阻碍广场的开放式设计。 　　计划又包括改善附近洛逊街700和900号路段的道路交通设计，以配合新广场的功能。 　　在设施方面，市府计划在广场上加装可移动及固定的座位、灯光、自行车停泊处、市内地图和指示牌等，并会接驳食水和电力，方便日后举办活动。另外，市府亦计划在艺术馆的北面广场加设一座全自动公共洗手间。 　　市府文件指已经预留650万元进行相关计划，当中350万元将用作广场的设计和兴建，而剩余的300万元则用作改善附近的交通网络。市府指工程最快在明年春季展开，目标在明年夏季前完成，让市民尽快可以享用新广场。

　　为应府日益严重的毒品危机，联邦政府周一宣布引入《C-37法案》，对《受管制药物及物品法例》(Controlled Drugs and Substances Act)等进行修订，加快对毒品安全注射屋(Injection Sites，简称注射屋)审批，将申请条件由目前的26项减至5项，法案亦包括多项预防滥药及打击制毒措施。有华裔社区领袖及评论员指对有关措施应予支持，但称必须与加强教育、执法等三管齐下，否则只能“治标不治本”。       联邦卫生部长菲尔波特(Jane Philpott)及公共安全及紧急应变部长古迪尔(Ralph Goodale)，周一在渥京宣布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毒品新政策。目前，注射屋申请需要满足多达26项条件，包括注射屋益处的医疗及科学证据、所在省卫生当局提供的相关各方信件、当地警方及卫生官员意见等。有注射屋推动者指出，这些条件过于苛刻令开设新注射屋几乎不可能。《C-37法案》若实施，开设注射屋仅须满足5个条件：展示开设必要性、展示完成充分社区咨询、提供注射屋对社区治安是否有影响的证据、证实可执行相关法律、以及证明注射屋可获得足够资源运行。菲尔波特说：“我们需要迅速行动，应对毒品造成的危机以拯救生命。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没有立即扭转目前状况的办法。证据已十分清楚，注射屋可拯救生命，而且对社区犯罪率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她指出卑诗面对更为严重的状况，卑诗今年截至10月，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个案达622宗，其中约6成与芬太尼(fentanyl)有关。 　　批自由党行动迟缓 　　联邦新民主党(NDP)国会议员、司法事务评论员兰金(Murray Rankin)欢迎联邦措施，但批评自由党行动迟缓。他指出仅在自己的卑诗维多利亚选区，一周就有5人因吸毒过量死亡。古迪尔指新法案也将加强执法，如将取消边境执法人员不得检查怀疑藏有30克以下毒品包裹限制，禁止进口制造毒品药丸的工具等。联邦毒品政策也由司法部转交卫生部负责，意味毒品问题将会归入卫生范畴。加国多个社区目前正申请设立注射屋。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已向联邦卫生部提出申请，在温市增加两间安全注射屋，料数月内可获审批。  

　　温哥华市府為吸引民眾、尤其是年轻一群成為"Talk Vancouver"成员，多了解市府及参与，现以抽奖形式送出50份迷你乐高(Lego)温市府大楼模型给参加者。 　　市府并非首次使用乐高，在近期一些活动中，包括為2017财政预算蒐集意见期间也用上。温市府公眾参与部门主管吉布斯(Amanda Gibbs)指出，乐高积木可助职员接触到一些平常未必会就政治议题发表意见的一群，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和年轻的成人。这些积木可向这群民眾发出信息，市府事宜并非只与熟悉的人有关。  　　吉布斯续指近期一些活动显示这方法奏效，小童涌向积木，而跟着他们后面有家长和祖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对于市府人员来说，这是製造机会，让职员可接触更广阔的一群民眾。 　　迷你乐高温市府大楼模型是由市府一财务分析员兼温哥华乐高俱乐部(Vancouver Lego Club)会员设计，并得到另一名俱乐部会员Pierre Chum四出搜罗所需积木。 　　市府大楼模型有58块，成本约15元。市府正考虑以其他市内建筑物，如学校及图书馆来接触更多市民。温市透过Talk Vancouver接触一些未能亲身出席活动的民眾，现有约1.2万名居民登记为会员。  

　　BC省列治文市的17个教会日前联名发表公开信，对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针对华人的传单和仇恨言论做出反击和谴责。 　　公开信说，那些制作和散发传单的人无疑受到了最近的美国大选结果和那里出现的种族歧视言论的鼓励。但是作为加拿大人， 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言论进入我们的社会，威胁它的凝聚力。 　 　斯克里文斯/SFU 　　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博士生雷恩.斯克里文斯在接受当地媒体记者Ashley Wadhwani采访时说，这些针对华人的传单实际上开启了一个讨论，关于有色族裔是否应该被看成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标准仅仅关乎他们的肤色。斯克里文斯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概念。 　　宣扬种族仇恨、反对包容的言行最近在加拿大似乎理直气壮起来。斯克里文斯说，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一年前巴黎遭到恐怖袭击后就开始了。加拿大接纳和帮助叙利亚难民的政策和特朗普的当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局面。 　　亚洲人是加拿大极右分子的攻击目标之一 　　加拿大极右势力是斯克里文斯的研究领域之一。他介绍说，加拿大极右分子的攻击目标，总的来说有穆斯林，犹太人，黑人、亚洲人等有色人种和同性恋群体。在西部省份，原住民经常成为攻击目标。 　　但加拿大极右分子通常不会像这次的反华传单这样直接针对某个特定群体。多数情况下，他们谈论的是自己因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缘故失去的文化和机会。 　　由于枪支管制法律和文化上的差异，加美两国的极右活跃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在加拿大表达、传播极右观点的人并不都属于某个组织，有许多人其实是光杆司令。网络给他们提供了传播渠道。斯克里文斯认为，把他们看作“组织”是高估了他们的重要性。 　　vancouverobserver.com 　　加拿大有一百多个极右组织 　　斯克里文斯与合作者芭芭拉.佩里关于加拿大极右主义运动的研究发表在2016年2月份的《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杂志上。根据他们的统计，加拿大全国有一百多个极右组织，规模从只有三名成员到上百人不等。既有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存在的新纳粹和三K党，也有近些年出现的“奥丁战士”。其中一些组织是主张暴力的，例如“鲜血与荣誉”，“西欧血统”和“西部反伊斯兰化欧洲爱国者”等组织。 　　2011年，两名温哥华的“鲜血与荣誉”组织成员因多次攻击少数族裔受到指控。其中一起攻击事件导致一名菲律宾男子被严重烧伤。同一年在卡尔加里，两名“西欧血统”组织成员因殴打黑人致死被判二级谋杀罪。 　　上个月在列治文出现的反华传单。CBC 　　不过极右组织的暴力倾向和集会抗议似乎在减少 　　斯克里文斯说，一些迹象显示，加拿大极右组织的暴力倾向和集会抗议似乎在减少。几年前，曾有20多个“鲜血与荣誉”组织的成员在卡尔加里市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可是反极右主义的人士组织的反对他们的抗议活动来了两百多人，彻底压倒了他们的气焰。 　　还有一些团体，例如“奥丁战士”，尽管把所有穆斯林都视为“伊斯兰国”武装的后备军，但是组织的活动多半以维护社区治安为主。 　　极右组织不会自己消失 　　斯克里文斯认为，要想减少极右分子的影响，就要在社交媒体等不同的平台上和他们交锋。社区需要坚持不懈地回击，需要和警方、学校以及一些机构联手合作，例如向青少年和移民提供服务的机构。因为，“你不能指望这些人、这些组织会自动消失。”

尽管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12年就立法解决污水排放问题，但去年仍有总计2050亿升原污水和未经处理污水直接流入全国各处江河湖海水域，情况比以前更糟。 据CBC报导，这些流入全国江河湖海的未经处理的污水(包括原污水、雨水和融雪)，足以注满82,255奥运游泳馆规模的泳池，比2014年高出1.9%。 居民报告，纽省小城镇河滩上，到处是被冲上岸的厕纸;在卑诗维多利亚市，潜水员在排污管附近发现到处是生病的海藻和被污染的扇贝。 卫生巾/针头就在蒙特利尔的St. Lawrence 河岸 问题触目惊心 CBC新闻从加拿大环境部获得数据显示，立法后的2013～2014年间，这一现象有些微改善，但去年问题出现恶化。Ecojustice环境工程师麦克唐纳(Elaine MacDonald)说，资金缺乏加上达标期限太长，导致了这一问题。绿党党领梅(Elizabeth May)说，气候变化会带来更多强暴雨恶劣天气，使得本已老旧不堪的雨水及污水系统更不堪负重。 拨款杯水车薪 联邦环境部长麦肯那(Catherine McKenna)说，未经处理污水是国内江河湖海最大污染源之一。上述立法是上届政府推出的，但没为各市镇提供污水系统升级所需拨款，因此才出现这一问题。自由党政府已经承诺拨款20亿专门用于污水处理系统升级，今后还会提供更多拨款。 但加拿大城镇联盟(FCM)表示，要按新规升级污水处理系统，估计需180亿拨款，联邦这点拨款等于是杯水车薪。Labrador市市长奥尔德福特(Karen Oldford)说，50万人口的小城市，仅污水处理系统升级就估计需拨款5亿。4千人口的小镇，修建一个污水处理厂需2.2千万。许多小城市想做，但苦于没钱。 未处理污水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污水未经净化处理直接流入水系，另一种是，虽有净化处理系统，但因系统老旧，遇大雨或积雪迅速融化时，系统无法及时处理，只能将生活污水和雨水一并直接排放入水系。多年来，原污水和未处理污水直接流入江河湖海一直是个问题，尤其是一些沿海城镇，更是任由污水直接流入大海，这么做既方便又便宜。 2012年推出这一立法的时任保守党环境部长、现任国会议员肯特(Peter Kent)对CBC新闻说，当年保守党政府是有基建项目拨款的，但许多城镇将这笔钱拿去修路，不愿拿来升级污水处理系统。 沿海省份污水处理不力 全国各省中，污水处理做得差的省有纽省(去年共106亿升污水直接流入水系，比2013年翻2倍)、卑诗省(去年共823亿升污水直接流入水系，比2013年高出32.7%，流入水系的未处理污水总量全国最高)、曼省(去年流入水系的污水比2013年上升70.9%至125亿升)和新斯省(2014年流入水系的污水量减半后，去年一下子大幅反弹)。 做得比过去有改进的省有亚省，流入水系的未处理污水从2013年的80亿升降至去年的40亿升;萨省，流入水系的未处理污水从2013年的60.16万升降至去年的24.46万升，流入水系的未处理污水比例全国最低(0.0%);安省，去年流入水系的未处理污水比例降至不到1%;新布省，去年流入水系的未处理污水比例虽近13%，但有稳步改进。 环境部说，2014～2015年期间数字上升，一个原因可能是报告比过去做得更全面，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许多强暴雨天气导致。梅说，立法只是个起步，政府还需要跟踪和监管，帮助一些没钱的城镇改进污水设施，否则立法再全面也只是徒有其表。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12月13日援引美国NGO“叙利亚的医疗和救济组织联盟(UOSSM，The Union of Medical Care and Relief Organisations)”消息称，在叙利亚哈马省的一个村庄遭到不明“毒气袭击”，造成93人死亡，300人受伤。叙利亚人权组织表示，导致死亡的是窒息，但无法确认是否有人使用化学武器。他们也无法肯定带来毒气的轰炸是来自叙利亚政府军还是俄军。 　　此前，联合国称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斯兰国”均有使用化学武器的记录。 　　《每日邮报》报道截图 　　报道称，在一次持续一小时的剧烈轰炸过程中，无色无味的有毒气体被投下。 　　美国UOSSM负责人考拉・萨瓦(Khaula Sawah)博士称，“我简直无法形容那种场面，100个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接触这种不明毒气时立即就死亡了。” 　　报道称，受害者吸入毒气后口吐白沫，迅速死亡。 　　他说，还有大约10万人在等待死亡的到来，在阿勒颇许多人录下自己的呼吁和遗愿，以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他说，我们呼吁国际社会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停止这样的屠杀，现在正在发生种族屠杀，而并没有人采取必要的行动。 　　然而，叙利亚人权观察负责人拉米・阿卜杜・拉赫曼(Rami Abdel Rahman)表示，无法识别出在叙利亚东部哈马省进行轰炸的是叙利亚政府军还是俄罗斯的军机。 　　他表示，导致死亡的是窒息，但无法确认是否有人使用化学武器。 　　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斯兰国”都曾被指责使用化学武器。今年8月，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出具调查报告，指叙利亚政府军进行了两次毒气攻击，而该国境内的“伊斯兰国”则使用了芥子毒气。 　　美国NGO组织UOSSM主页  

这是在渥太华，年轻貌美的妹子在国会山庄前吸大麻，提倡大麻合法化。 　　温哥华港湾（Bcbay.com）肖莉综合报道：无语了。据CBC报道，周二（12月13日），加拿大联邦政府成立的大麻合法化工作小组公布了一份长达106页的框架性报告。报告建议18岁为购买大麻的合法年龄，这比加拿大医学会建议的21岁还要低，也就是说，一旦这份报告的内容成真，以后上了大学的孩子们就都可以合法地抽大麻了。 　　报告建议，政府需规定每个人可携带的大麻量不超过30克。        所以，以后你要是在大街上看到这么嗨的场面，别报警，这是合法的。 　　报告还建议，加拿大民众在家中也可以种大麻，不过每户家庭限种四株，高度不超过一米。呜呼，感觉之前被价值被打压的大麻屋们这下也许要翻身了。 买买买！ 　　此前，加拿大联邦卫生部长菲尔普特（Jane Philpott）也曾在联合国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将于2017年春季、也就是再过几个月，在加拿大实现大麻合法化。 　　报告的结论指出，目前大麻合法化的市场已经成熟，时机也已经到来。联邦司法部长王洲迪表示，将会详细研究这份报告。 　　感觉加拿大要成大麻国了。以后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阳台上都种着这让人销魂的叶子，空气里则是大麻味道飘香。好酷啊！ 　　报告还提出，应该容许开设无酒精享用大麻的相关设施。不过这些设施必须远离学校、公园及社区中心。当然，要知道在加拿大，现在在公共场所吸烟都是属于违法的。 　　所以，以后你也许可以这样吸大麻？ 　　总之今后在加拿大想要得到大麻真是太方便了。报告提议，大麻除了可以在商店中直接出售外，还通过邮寄方式寄到家中。嗯，总有一种方式满足你。 　　至于药后驾驶问题，报告建议应研究制订吸食限制，研制大麻呼气测试器，与此同时要加强对执法人员的训练，另外需要对新牌和青年驾驶者采取零容忍政策。有专业医生表示，人在吸食大麻后，心情放松，会有飘飘然兴奋的感觉，并有幻觉，思考及判断力下降，视力模煳。在此情况下驾车带来潜在危险。而参考美国部分地方放宽民众吸食大麻政策之后的情况，显示车祸和精神健康个案都有上升。 尽情摇摆！ 　　税收方面，报告建议对四氢大麻醇含量较高大麻征收较高的税项，希望可以借此减少吸食这类大麻的人数。报告还建议，在执法方面要集中针对非法种植、出口和贩运，尤其是非法售卖给青年人的情况。 　　当然，工作组的报告只是给政府的建议，在国会讨论并通过之前，还不能成为法律。不过这个消息仍被相关行业视为重大利好。报告公布后，加拿大的大麻股暴涨。大麻种植商Canopy股票涨幅一度超过6%。Emerald Health Therapeutics股票涨幅超过8%，Aphria和PharmaCan Capital股票也都飙升了5%。 　　连天朝的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件事。大麻合法化工作小组组长Anne McLellan表示，加拿大是世界上推动大麻合法化最先进的国家。如果最终大麻合法化顺利实施。那么加拿大将与美国8个州以及南美几个国家一样，可以实现大麻完全合法生产销售的局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表示，大麻合法化的初衷是为了阻止有组织犯罪集团从贩卖大麻中获利，同时让孩子免遭大麻毒害。 　　对了，每年的4月20日是国际大麻日，全加拿大各地也都有相关的活动，吸引力成千上万的爱好者们参与狂欢…… 　 以下是温哥华4/20大麻集会的部分照片，今年是在日落海滩举办的，据说有5万人参与。          现场烟雾弥漫，气氛“high翻天”。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空吧 表情相当享受 　　有警察叔叔的保护，心里好踏实啊。 　　据报导，公园局警告，严禁活动向未成年人士出售大麻或大麻副产品。但至少有三个青少年周三表示，容易在现场取得大麻，也至少一人因吸大麻后不适，而要送院治理。      难以想象，温哥华的美丽海滩，难道今后就要变成这样了吗？

Vansky编译，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否则视作侵权 温哥华市政厅今天通过了关于增长0.5%地税的决议，这笔钱将用于解决温哥华日益严重的毒品吸食过量致死危机。   市议员投票8比3的票数通过了增税决议，这一决议将作为温哥华2017年资本和行政预算的一部分。   根据市政府员工的报告，这次的增税将为政府增加350万加币的收入，这比钱将用于明年政府的应急基金里，这笔钱可以给政府更多的空间来应对公共健康危机。   这0.5%的地税对于公寓业主来说是$4每户的开支，对于独立屋业主则是平均$11的额外开支，平均$19每户的额外开支针对商业用户。   报告显示这次的地税增长，增收的款项将用于在市中心东区建设新的医疗单元，新的社区警力中心和添加庇护场所。   报告同时呼吁政府对一线工作者给予更多的训练和精神健康支持，同时增加更多的员工帮助那些在庇护所里的吸毒过量人员。

12月6日，伊拉克军队在摩苏尔东南部取得突破性进展，从ISIS手里解放了萨拉姆医院，但是，ISIS并没有让伊拉克部队轻松在该地区巩固战果；当天下午随即派出五辆自爆汽车，有一辆冲进特种部队伊力特阵地引爆，其他几辆也在附近引爆。 第一次爆炸后，伊力特呼叫美军为首的联军空军支援，但是，联军空军错误地把炸弹投向了伊力特所在的医院区域，并且还投了两轮。 伊拉克特种部队和陆军其他部队遭受重创！据各种消息称，死亡人数在90-200之间，伤100+；10多辆悍马、BMP被炸毁，医院的幸存士兵也被ISIS俘虏，生死未明。 受自爆车袭击现场。 被炸毁的战车。 炸毁的战车。 受袭的特种部队伊力特阵地。 BMP残骸。 受袭现场浓烟滚滚。 被炸毁的战车。 现场图。 被炸毁的悍马。 伊拉克部队战车。 受袭现场损失严重。 被炸毁的步兵战车。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总统府马拉坎南宫为2016年杰出青年颁奖时表示，自己后悔当总统，每天最早凌晨两点到家，薪水还很少，马拉坎南宫还闹鬼。但他随后表达了将禁毒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愿意为之牺牲”。有媒体报道称杜特尔特将遭遇“政治风暴”，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已经声称要“成为反对声音的领袖”。 资料图：杜特尔特演讲 据台湾“中央社”12月12日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当天在总统府致辞中说道：“如果你们真不喜欢我，我随时愿意下台，我对权力与总统职位没有幻想。” 杜特尔特表示，自己后悔当初参选总统，如果菲国会通过联邦制改革议案，他愿意立即辞职。 现年71岁的杜特尔特抱怨说，自从当上总统，每日不仅政务繁忙，还免不了舟车劳顿。“我每天最早也要凌晨2点才能到家，有时还要批文件到第二天早上6点。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不干了。” 杜特尔特还开玩笑说：“薪水这么少，我还有两个家庭要养呢！”引起现场哄堂大笑。 他数日前曾表示，自己的月薪只有13万比索(约合人民币18000元)，“如果我不付赡养费，大女儿会打我的。” 总统府闹鬼，杜特尔特拒绝睡在马拉坎南宫 他还调侃了为什么在外留宿小旅馆。 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13日报道，杜特尔特说：“我不在马拉坎南宫睡觉，因为这里的鬼肆无忌惮，也不等到睌上，白天就有个白衣女（white lady）出没。” 杜特尔特幽默的表达让现场欢声笑语，他介绍，自己出身贫寒，所以一个小旅社的简单房间就足够了。 总统的安保人员确实很担忧他的安全问题，他们甚至禁止他摇下车窗向孩子们挥手。 杜特尔特则表示，自己不怕死。他说，“死亡？谁怕死？我们都会死，如果我死了，莱尼（副总统）还在呢。” 据资料，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坎南宫修建于1746年，270年来历经战争和冲突，因此传说里面闹鬼。前总统阿基诺三世也曾说里面阴气森森。 白衣女是菲律宾民间流传的鬼怪，传说它一身白衣，留着长发，飘忽不定。此外，因菲律宾被西班牙统治多年，所以民间有老建筑里有西班牙鬼魂的传说。 禁毒战争什么时候停？直到没有毒品 据《菲律宾星报》网站13日报道，杜特尔特在演讲中主要谈了让他卷入争议的“禁毒战争”。有质疑称，已有5600多人被杀，有许多未经法律审判。这已引起西方舆论的关注和国内其他政客的反对。 杜特尔特说，自己并不是像舆论批评的那样，是一个杀手，但他已经准备好为消除毒品的流毒而“牺牲”。 《菲律宾星报》报道截图 他说，“我不是一个杀手，看到一个菲律宾人倒在血泊中我并不会觉得好受”。 他说，如果任何警察或军人拷问或杀死无辜的人，他会亲手枪毙他们。 他说，已经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他对毒品的强硬态度，但他相信被批评本就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我不会退后，放弃我的职责，必须有人为这件事情牺牲，这对我来说是OK的，这是不那么光鲜的部分。” 他说，“我不会为此道歉或寻找理由，当我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会正面回答。” 他说，“我并不能对本国的每起死亡给出解释，但如果你要让我退让，抱歉不可能，因为我无法承担退让的代价，全国范围内对400万瘾君子的讨伐声浪已经停不下来了。“ 杜特尔特还把拷问和未经审判的处决称为“肮脏怯懦的”，并敦促本国武装力量“带着荣誉”执行他们的使命。 他说，“他们嚷嚷着有许多死亡、拷问和私刑，但想要这场战争停下来？很简单，你们毒贩收手吧。你们收手了，和平的圣诞和新年就会到来。” （翻页继续阅读 杜特尔特有时也想哭，感到不堪重负） 有时想哭，感到不堪重负 同时，杜特尔特表示自己有时也会对本国的毒品严重情况感到不堪重负。“但我想征求一下建议，我该怎么做呢？有时我想哭，但我想我不能那么做。有时我认为自己处理不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我现在意识到15年前，甚至17年前，我们已经是一个毒品-政治国家了（a narco-politics country）。” 杜特尔特早前曾说，大约有2000名政府官员、地方主管和基层官吏卷入非法毒品交易。 杜特尔特呼吁有钱人出来支持政府的禁毒事业，就像中国商人黄如论在新怡诗夏省捐助一处康复设施那样。 资料图：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 杜特尔特面临“政治风暴”？ 菲律宾副总统莱妮·罗布雷多一周前（4日）刚刚因反对杜特尔特的禁毒措施，辞去内阁职务，仅保留副总统职位。 她12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成为反对杜特尔特的声音。 她说，希望自己能够领导一场反对杜特尔特“禁毒战争”的运动。杜特尔特曾承诺不针对她，但她对此并不信任。 她说，“我们中有太多人反对总统的政策，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能代表许多不同反对声音的角色。” 另有许多议员一直对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颇有微词，说他不讲人权，草菅人命。 而杜特尔特坚持必须坚持禁毒，否则菲律宾就是个失败国家。   路透社报道截图：副总统想代表反对声音 莱妮·罗布雷多4日发表声明称，因与总统杜特尔特分歧较大，她将辞去内阁职务，仅保留副总统职位。 这位52岁的女副总统来自反对党自由党。根据菲律宾宪法规定，菲律宾的总统和副总统分别由选举产生，总统和副总统可以属于不同的政党。此前有消息称，杜特尔特从和她从一开始就“不对付”，但还是任命她担任内阁住房部长一职。 罗布雷多是近一周内第二位因与杜特尔特理念不和辞职的高官，另一位辞职的官员是国家历史署主任玛丽亚·塞雷娜·迪奥克诺，她因杜特尔特多次表示支持前总统马科斯在英雄陵园落葬而辞职。 另据《环球时报》，目前，菲律宾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总统共和制。而杜特尔特在任期内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推动菲律宾宪法的修改，将政体变成联邦制，使更多的地方得到自治，缩小贫富差距。杜特尔特政府计划在2022年达成该目标。一旦宪法修正，菲律宾总统的任期可能缩短到4年。杜特尔特上台后就曾表明，自己对权力没有任何的欲望，他不会争取连任，而是想真正为菲律宾人民做一点实事。